经济发展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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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要素范文第1篇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2006-2011年31个省市不同资本要素与经济发展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不同资本素的流动性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相对中部，东西部借助政策优势有效利用资本要素，具有更高资本流动性。从总效应的角度，除中部外，不同资本要素对经济发展均有正向作用。总之，政策导向推动资本市场的完善，同时也缓解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

关键词：资本要素 资本流动性 传导机制 区域经济

引言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资本要素在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但资本要素种类偏多，不同资本要素在不同时代对经济发展有不同影响，金融危机后有必要重新考虑资本要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郭金龙（2003）对1990-1999年的资本流动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实际存贷差、人均筹资金额以及人均利用外资都与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呈正向关系。门洪亮（2004）对我国各区域的资本流动与经济发展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全社会固定投资、财政收支差额、银行存贷款、外资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与经济发展呈正向关系。Eslamloueyan（2010）对亚洲国家的贸易开放度与储蓄投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其资本流动性越强。本文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不同资本要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探讨，并分别讨论不同资本要素的流动性问题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传导效用，从而综合分析不同资本要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初步统计分析

在深入分析之前，先对资本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初步的统计观察，以便了解研究变量间的基本关系。Sula and Willett（2009）根据投资者不同类型并考虑金融危机下资本要素流动的波动性，将资本要素分为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市场筹资和贷款三部分，这三种资本要素在金融危机下具有较强的波动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在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和财政支出的稳定性较强，金融危机对其的影响不大，故本文参考Sula and Willett的研究，将考虑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市场筹资和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这三种资本要素。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的统计年鉴；资本市场筹资包括股票筹资和债券筹资两部分，其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考虑数据统计口径及完整性并结合金融危机的影响，本文数据涉及2006-2009年不同资本要素和经济发展的省际面板数据。

从图1可看出，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贷款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呈正向关系，而资本市场融资与国内生产总值有较弱正向关系。根据以往的研究，资本要素主要集中在东部，从东往西逐步递减，资本要素投入越多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越高，但具体关系还需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资本要素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假设及变量说明

借鉴Aizenman（2011）的研究模型，模型设定为：

GDPi，t=a0+a1×Fdii，t+a2×Portfolioi，t+

a3×Loani，t+a4×Zi，t+ei，t

其中GDP为国内生产总值，Fdi为外商直接投资，Portfolio为资本市场筹资，Loan为人民币贷款余额， Z为控制变量，i为各个省市，t为年份，a0为常数项，a1、a2、a3、a4为变量系数，e为随机误差。控制变量涉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人力资本即平均受教育程度总和，制度因素包括政府财政支出和地方进出口总额。

（二）实证分析

根据初步分析的结果，本文分别对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实证研究。按照传统的划分方法：东部城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主要有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本文通过Hausman检验并考虑回归的显著性进行模型设定。同时，对于面板数据往往存在着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故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估计。分析结果见表1。

从全国角度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贷款余额对经济发展有正向作用，而资本市场筹资却阻碍经济发展。第（2）列表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会促进经济的发展。第（3）、（4）列表明，人力资本、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也有促进作用，但对资本要素的影响不大。第（5）列表明，随着地方开放度的加入，其与经济发展有正向作用，但改变了资本要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市场筹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由正向作用变为负向作用。对比全国与各地区的回归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范围内总体来说呈现出阻碍经济发展的趋势，具体来说在东部阻碍经济发展，在中部和西部却促进经济发展，而资本市场筹资出现类似的趋势，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全国和东部呈现负向关系，在西部却呈现正向关系。人民币贷款余额对经济影响始终为正，但从西往东的影响系数逐渐变小。固定资产投资在全国和东部依然促进着经济发展，但在中部却不再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除西部，人力资本阻碍经济发展。总之，从全国总体上来说经济发展已不能过度依赖财政支出，但在中部财政支出依然促进经济发展。除中部，地方开放度促进经济发展，东西部拥有政策优势，而中部的进出口制度相对不健全，从而阻碍中部的经济发展。

资本流动性及传导机制分析

（一）资本流动性

本文分别研究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市场筹资和人民币贷款余额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研究主要资本要素的流动性（见表2），模型设定：

Invi，t=b0+b1×Ci，t+ui，t

其中Inv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C为各资本要素，i为各个省市，t为年份，b0为常数项，b1为变量系数，u为随机误差项。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东部的流动性最强，而西部的流动性较弱，中部的流动性是最弱的。流动性越强的地方，资本利用率越高，其资本市场结构越完善。东部资本要素市场结构比较完善，资本利用率更高，经济发展也更快；西部则依托西部大开发政策得到了飞速发展，对资金的利用率也相应得到了提高；但中部却没受到多大关注，其资金利用率相对较低。

（二）传导机制影响分析

资本要素与经济发展主要通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影响经济。上文已经分析不同资本要素流动性，这里将表1与表2的回归结果结合，通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传递效应，不同资本要素将继续影响经济发展，其导致的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也有所不同（见表3）。

不同资本要素对经济发展的总效应相对于直接效应有很明显的改变。除中部外，不同资本要素对经济发展均有正向作用。在东部，资本要素对经济发展影响有所降低，其逐步改变产业结构，依托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中部却表现出负效应，这说明中部对资金利用率极低，没充分利用资本来推动经济发展，这与资本要素流动性分析的结果一致。西部则依赖资本要素实现自身的高速发展，以承接东部产业的转移。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了不同资本要素流动性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无论是从资本流动性的角度，还是从资本要素与经济发展的角度，我国的政策导向性较强。在东部，继续完善资本市场，降低对资本要素的依赖性，尤其是对外来资本的依赖，逐步实现产业升级，依托科技创新以促进经济发展；在西部，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借助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市场筹资和人民币贷款余额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与东部的产业承接；在中部，资本市场并不完善，资本流动性较低，资本要素阻碍经济发展，故应推行“中部崛起”政策，以政策为动力，完善资本市场，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郭金龙，王宏伟.中国区域间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差距研究[J].管理世界，2003（7）

2.门洪亮，李舒.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4（2）

3.ESLAMLOUEYAN K，JARFARI M. Capital Mobility， Openness， and Saving-Investment Relationship in Asia[J]. Economic Modelling，2010，27（5）

4.AIZENMAN J，SUSHKO V. Capital Flow Types， External Financing Needs， and Industrial Growth： 99 countries， 1991-2007[C].NBER Working Paper，2011

5.SULAO， Willett. The Reversibility of Different Types of Capital Flows to Emerging Markets[J]. Emerging Markets Review，2009，10（4）

作者简介

肖智（1961-），男，重庆人，重庆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预测与决策方法。

经济发展的要素范文第2篇

一、工业资本产出效率呈下降态势，资本高增长趋势难以持续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投入高增长成为支撑工业高增长的主导力量。工业资本在波动中总体保持了较高增速，工业增长对资本的依赖性不断强化。1992年到2011年，工业固定资产净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0.7%，略低于同期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但显著高于同期工业就业增长。以不变价计算，1992年到2011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均固定资产拥有量年均增长9.3%。这一时期，资本产出效率则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1992年以来，受益于市场改革加快推进，工业劳动生产率、技术管理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均有较大改善，因而促进工业资本产出效率明显提高。1992年到2001年，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增长10%，低于同期工业增速3.3个百分点；工业资本产出效率由85%上升到96.3%，到2003年最高上升至101.4%。

由于投资高增长持续、劳动生产率增势减弱及技术管理效率提升缓慢，近年来工业资本产出效率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依托资本数量增长推动工业增长的模式受到挑战。2002年到2011年，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增长11.5%，与同期工业增速基本持平。工业资本产出效率从2003年高点降至2010年的88.3%，降低13个百分点。

我国工业资本高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高资本回报率带来的拉动作用和高储蓄率产生的推动作用，但两个方面下降压力均在增大。

一方面，工业资本回报率强劲增长是工业企业扩大投资的重要诱因。改革开放以来，在体制转轨背景下工业资本回报率总体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到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达到最低点，之后则一路攀升。1998年到2011年，工业固定资产总利润率由1.7%提高至26.8%，同期工业资本也呈现加速增长态势，两者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也就是说，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提高，资本回报水平已成为市场主体投资决策的重要风向标。目前，我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已超过日本， 并逼近美国制造业回报率的水平。不可否认，深化改革开放带来生产和配置效率明显提升，劳动生产率增长以及资本运营效率改善对工业资本回报率增长起到重要作用。但值得关注的是，2003年以来工业资本回报率上升与工业资本产出效率趋降形成明显的反向走势，显示存在产出分配过度向资本倾斜的现象。当前要素市场不健全导致要素价格存在扭曲，资金、土地等要素成本受到一定程度低估，资源环境外部负效应未充分内部化，显性资本回报率可能由于存在隐性补贴而被高估。如果部分不合理的成本收益得到纠偏，势必会降低现实的工业资本回报率水平，工业资本增速以及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度也将随之降低。

另一方面，储蓄率持续上升为工业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供给。近年来受扶养比下降及其他相关因素影响，我国总储蓄率持续增长。1998―2011年期间，由38.2%上升至52.7%，期间储蓄率增长与工业资本增长也同样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显示了高资本积累对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作用。储蓄率高低无公认的标准可以做出准确判断，但未来继续增长的确面临压力。当前，我国总储蓄率在世界所有国家中遥遥领先，2011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3.4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高22.6个百分点。当前，居民储蓄约占总储蓄的50%，企业和政府储蓄分别约占40%和10%。根据国际经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将有所提高而储蓄率会随之下降；如果我国工业投资的隐性补贴减少、国企分红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则企业和国家的储蓄率也将随之下降。

二、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趋于弱化，结构性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低成本劳动力资源成为我国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并且随着工业资本深化、人力资本素质改善及技术进步，工业劳动生产率也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和大规模下岗分流大幅度降低了劳动力数量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度，尤其是1996年到2001年间，工业从业人员出现连续下降。但“减员增效”改革却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1991年到2001年，工业从业人员数量年均下降1.2%，占全部经济活动人口比重由15.1%下降至11.5%；而相应工业劳动生产率（不变价）则年均增长高达14.7%。

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开放条件下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不断发挥，工业就业人员恢复增长态势；尽管资本深化、技术进步等因素仍然驱动劳动生产率继续提升，但由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趋缓，劳动生产率增速呈现明显下降趋势。2002年到2011年，工业就业年均增长4.2%，工业就业占经济活动人口比重由11.5%上升到16.4%；而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仅增长7%，增速比之前10年下降了一半还多。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导致工业增长对劳动力数量增长的依赖程度有所提高。

我国工业就业数量增加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供给总量增长，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转移。2000年到2011年，非农领域就业增加与全国劳动供给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之和基本相当。这一时期，估计转移到非农领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一半左右成为工业就业人员。未来上述两个方面均发生重要变化。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增长空间已十分有限。我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见顶后将持续下降，预计劳动人口绝对量也将在2015年见顶后下降，到2020年将降至2011年前后的水平。目前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2000年到2011年我国劳动参与率由83.2%下降至78.4%，仍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未来在就业门槛提高、社会保障提升等因素影响下仍有继续下降的可能。劳动人口和劳动参与率下降将共同导致劳动力供给总量在2015年之前见顶趋降。这样，工业劳动力数量增加将主要依靠非工业部门尤其是农业就业向工业转移。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和成本正不断提高。截止到2011年，我国农业就业人数仍有2.6亿人左右，占全部就业人数的34.8%。目前，发达国家农业就业比重普遍在10%以下，如果未来农业就业占比下降到20%以下， 将最多有1亿人左右可以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而当前农村劳动力结构老龄化程度已经很高，可供转移的年轻劳动力已较为有限。2011年，40岁以上的中老年劳动力占农业从业人员的63.8%。近年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正在降低。1998年到2007年，外出农民工总量均每年新增900万人左右；2007年到2011年，外出农民工总量平均每年新增仅600万人左右，年均新增量比前十年减少了约300万人。而且，转移劳动力的成本也不断提高。2007年到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工资年均增长16.4%，增速比2003年到2006年大幅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综合判断，未来十年工业劳动力供给数量增速将比之前下降1个百分点以上。

同时，劳动力结构性供需矛盾也日渐突出。一是年轻劳动力供给更趋紧张。2011年，20―39岁的年轻就业人员占制造业就业的60.3%，而20―39岁的年轻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重仅为44.8%；年轻劳动人口数量已经在2010年见顶，未来将会以快于劳动人口的速度下降，预计到2015年和2020年年轻劳动人口数量将分别减少1200万人和2500万人。二是劳动力技能错配现象也有所加剧。过去十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增加了6倍多，但同期职业技术学校年毕业生人数却小幅增长1.3倍。教育体系与人才需求间错配产生了低端和技能型劳动力短缺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现象。提高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无疑将有益于劳动力素质的长期提升，但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协调制约了潜在人力资源向现实人力资本的有效转化，弱化了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加剧了劳动力供需矛盾。

三、技术进步难度和风险加大，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明显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我国工业间接利用国外技术的重要途径。1997年到2011年，我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用年均增长27%，占世界的比重由0.9%大幅提高到6.9%，成为直接技术引进大国。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GDP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2011年比1993年的最高点下降了3个百分点。随着工业发展水平的继续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正趋减弱。随着引进数量的增加，技术引进步伐开始趋缓，2002年到2011年我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用年均增速（5年移动平均）已由40%以上下降至20%以下；同时，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用相当于GDP的比率由2005年的0.24%降至2011年的0.2%。显示随着我国技术位势提高，进一步直接引进技术的成本和难度有所加大。当前，工业企业的外部直接技术来源呈现由国际主导向多元化转换趋势，技术进步方式由跟随引进向自主创新转换将加大技术进步的难度和风险。2000年到2012年，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引进费用与购买国内技术之比由9.3倍下降至2倍，与国内消化吸收费用之比由13.5倍下降至2.5倍。

当前我国工业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动力明显不足。近年来工业企业研发强度增长明显慢于全社会增长，且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也并不十分明显。考虑到全社会R&D支出还包括其他支出，工业企业研发支出更能直接反映工业研发投入和技术水平。1996年到2012年，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由0.57%提高到1.98%，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2008年为2.14%）；但同期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仅由0.5%提高0.93%。2012年，我国全社会研发强度相当于美国和日本2008年水平的比重已分别达到71.1%和57.5%，但我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仍仅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25.4%和24.8%。企业研发强度增长严重滞后，一方面，反映了全社会研发资源被较多地分配到非产业领域，对企业获取研发资源形成一定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反映产学研存在明显脱节，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间存在突出矛盾，技术创新资源潜力未能有效转化为产业实际创新能力。同时，尽管我国高技术产值和出口快速增长，但技术水平存在显著高估，出口产品中的劳动力要素仍然以非熟练工人为主。根据测算，我国制造业出口中所包含的非熟练工人是熟练工人的40倍以上。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主体，多数国内企业在产业纵向分工中主要承担较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

四、工业增长的资源环境成本增大，资源环境后发劣势正在凸显

近年来，我国工业快速发展带动能源资源和环境成本不断增加。1990年到2011年，工业能耗总量年均增长6.4%，废气和固体废物排放分别年均增长9.5%和8.5%，均低于同期工业增速，显示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耗和污染排放强度有所降低。但是，近十年来由于工业结构呈现明显重型化趋势，带动工业能耗和污染增长明显加快。2001年到2011年，工业能耗年均增长8.4%，比前10年上升了3.8个百分点；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增长分别比前10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9.2个百分点和9.8个百分点，尤其是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增速显著高于同期工业增速，显示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强度有所攀升。当前工业成为我国主要能源资源消耗部门和污染物排放源，工业能源消费占全国的70%左右，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COD）排放分别占全国的85%和40%左右。能源资源和环境损耗使我国工业增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出现明显上升趋势。2000年到2011年，我国资源环境损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5.3%上升到8.4%，其中金融危机前的2008年曾一度达到10%以上。据估算，工业资源环境损耗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9.4%提高15%左右。显然，能源资源损耗和环境损失对我国工业高速增长起到重要助推作用。

资源环境成本偏高助推工业增长一定程度偏离了理性规模，资源环境约束成为我国相比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显著后发劣势。我国工业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度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明显。目前我国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分别是美国、日本和韩国的1.5倍、2.7倍和1.6倍；我国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强度相当于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5倍左右。我国资源环境损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仅远高于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甚至也明显高于巴西、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当前我国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总量已相当可观，未来继续增长的压力不断加大。我国煤炭、铁矿石和铝土矿等资源消费量已分别占全球的48%、55%和40%，大宗资源性产品进口量持续增加，原油、铝土矿对外依存度超过50%，铁矿石、铜精矿超过60%。而且工业污染导致的环境风险逐渐增大，水体、土壤和大气的累积性环境污染不断显现，近年频繁出现的雾霾天气对资源环境高损耗型的工业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未来社会各界对生态环境、生活环境要求将越来越高，国际上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大势所趋。在能源资源约束日渐增强的条件下，尽力降低能耗污染强度成为未来工业发展面临的必然选择，具体需要依靠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两种途径。结构调整要求降低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而这些产业往往具有较高的收入增长弹性；技术进步则要求企业加大节能环保投入，无疑将会因提高成本而降低回报。无论哪种途径都难免会对工业增长产生很大抑制作用。

综上所述，未来劳动力增速放缓几成定局，资本由高增长态势逐步回落的可能性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则取决于技术进步和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的进展与效果，此外，考虑资源能源环境损耗成本下降带来的减速效应，如果现有增长模式延续而效率状况未有显著改善，未来我国工业年均增速将由改革开放以来年均11%以上降至9%以下。尽管短期内仍然存在通过人为推高投资和忽视资源环境继续提升工业增速的可能，但在长期将会因为延迟效率提升而导致未来更大幅度的增速下降。进一步发掘工业增长潜力保障工业长期持续发展，只有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加快技术进步，实现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国际分工地位跃升。

经济发展的要素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转轨变形 高素质 员工队伍

中图分类号：F717.6 文献标识码：A

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随着欧债危机大面积爆发，以及美国、日本经济困局凸显，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2012年，面对经济困难形势，中央提出要抓住机遇，加快企业经济转轨变型。

一、员工素质的提升对企业发展转型的作用

如何快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轨变型，一方面需要国家的宏观政策调整，需要各企业发展思路的转变，同时不能忘记企业发展的基础，员工素质的提升更是极为关键，否则经济发展方式的转轨变型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圣吉曾经提出，在21世纪这个创新迭出的资讯时代，企业为了不被淘汰必须建设成为“学习型的组织”，企业员工也必须成为合格的学习型员工。虽然企业的发展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人才素质的竞争，但是企业的进步和发展，不仅需要高级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而且迫切需要大批受过良好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较高知识水平、较高技术素质的一般人力资源就自然变成企业的第一资源，员工素质最终也必将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基础。

员工常规的安全、技术、思想等多方面教育是培养实用人才的主要阵地，是优化队伍结构的基本手段，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最有效途径。如今，国内外知名企业早已把优先投资发展员工教育作为发展决策的战略方向，如三菱、IBM、海尔等都把建立技术培训基地作为自己强大的发展后盾。很多发达国家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领悟到，企业教育培训的投入产出系数最大，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落实创建学习型企业，从加快职业教育和培训事业的发展入手，来提高员工队伍政治、技术的整体素质，构筑人力资源的核心竞争力，以此提高职工参与企业市场竞争的能力。

在同等市场经济环境下，重视员工教育培训，漠视员工的教育培训，差别很大。因此说，企业员工教育和培训是企业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企业效益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是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助推器，是企业在知识经济竞争中制胜的“法宝”。通过培训既可以防止工人技能的退化，又可以丰富工人的专业知识，增强业务能力，有利于使工人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推动企业发展。同时，培训有助于企业形成一种积极的企业文化，从而有利于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进而促进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并且，培训有利于工人的技能储备，有利于“一专多能”人才的培养，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有利于企业长远目标的实现。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

但是也应当看到，目前许多企业员工教育的发展与现代化企业的内在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以煤炭行业为例，依然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虽然培训纪律、培训内容有所改观，长期存在的培训“专业户”现象有所减少，但是仍然过于偏重理论法规、现场安全技术、规程标准等，符合现代化发展需要的自动化、信息化技术偏少，甚至出现空白，内容也过于陈旧，缺少指导性。

第二，部分管理层面员工、基础员工对于现代化培训在重要性和必要性缺乏足够思想认识，缺少学习的紧迫感、主动性。而且员工文化层次比例悬殊，从目不识丁到普通本科、研究生毕业皆有，造成会的不愿继续学，难得不想认真学，员工队伍自觉学习及接受培训的意愿不强。

第三，重生产轻培训观念依然占据上风，认为只要有产量、有进尺，技术工人参加培训属于可有可无的事情，参加培训班“专职学习员”现象有所抬头，对培训的管理考核还有待加强。

第四、培训格局上，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多功能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格局尚未形成，传统的老师讲、学员听，以单纯书面考试、上机考试为检验手段的方式有所落伍，从而抑制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生机和活力。

三、对策

为了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首先，在充分认识到培训重要性基础上，要实现各个专业技术部门之间联动，避免出现管培训的不懂技术、管技术的管不住培训现象，并逐步建立健全上岗培训、晋职培训、转岗培训、技能培训等制度，并使其规范化、制度化，使培训工作落到实处。其次，应建立起一套有关培训、考核、使用、待遇紧密相连的，真正相互结合的用人制度，可以把职工培训列入职工晋级、升级、提干等奖惩程序，以调动工人主动接受培训的积极性。第三，杜绝培训凑人数现象，要在对企业的人才需求情况进行调查、分析、设计的基础上，结合现有技术工人培训需求情况与工人的文化水平、技术等级、年龄等相关因素，制定既能适应企业发展，又能满足个人需求的科学的、针对性强的培训计划，使其与企业发展目标相协调，从而引导广大职工自觉树立“终生教育”的新观念，增强学习的紧迫感、主动性；第四，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企业重组、改制的深入，对单一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少，而对复合型、多功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特别是对新技术、新设备管理应用的人员需求增加，所以，员工教育必须由单一性、狭窄性、传统专业性转变为多样性广泛性、社会性。要特别注重对员工进行第二、三技能培训，以此培养一些“一专多能”的技术人才，尤其是针对部分文化水平较高，比较年轻、技术等级较高、上进心强、有抱负的人着重培养，以增强企业工作的灵活性；第五，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教育资源，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拓展培训的思路，推动学习型组织新格局的建设。要树立员工培训是一种资源开发和基础性建设，是投入少、见效快的有效形式，是最具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实效性投入观念，进一步提高认识，开阔视野，拓宽教育培训工作的新思路。

经济发展的要素范文第4篇

[关键词]房屋销售　计量模型　经济因素影响　异方差检验　ADF法

从2009年10月起，各地区的房价开始疯长，少则提高50％，多则如海南般从炒出了7万元一平米的天价，房地产市场已然到了泡沫经济破裂的边缘。同时各地也开始限购令等措施企图抑制房价的飙升，逐步推出物业税、房产税等政策实施调控，以期将泡沫经济的房地产业拉回正轨。而高房价的源头实际在土地价格，土地价格更多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进行炒作，要治理应该首先从根上解决土地流通的高价格。

当前研究影响房地产销售的主要经济因素，将为政策调控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数据，可以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分析，进一步分析其风险性，有效采取措施规避风险。在学术上，一般而言，认为对房地产销售的主要几大影响因素包括：国内经济状况、居民收入水平、房地产投资情况以及由于市场偏向性明显而引入的货币流动性。关于这几个因素，可以相应的用GDP，居民平均收入，房地产投资额及M2。本文正是希望在短期，通过调整以上四个主要宏观变量的办法，来实现局部性的市场健康，使房地产市场偏离较小些，以为出台根本治理政策腾出时间和空间。

一、实证分析

首先，设定五个变量，即房屋销售额(SALE)与GDP、居民平均收入(INCOME)、房地产投资额(INVEST)以及M2等，其中设定房屋销售额是因变量，而其他四者是自变量。样本时间是从2005年到2009年的各个季度。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署网站及参考文献数据。

将以上数据在EVIEWS6.0下建模，分别得到以下四个结果：

模型一：SALE=0.196569*GDP-3807.647；模型二：SALE=117158000*INCOME(由于居民平均收入单位是元，而房屋销售额单位是亿元，故需要给系数成上10的8次方)；模型三：SALE=1，297095*INVEST-1088.059；模型四：SALE=0.008375*M2-2828.738。

首先，做经济意义检验。模型一中，GDP系数为正，GDP对房地产销售正相关符合经济意义。且房地产作为GDP中的重要―部分内容，常数项应当为负。模型二中，居民平均收入提高应该提高了房地产销售额，但由于此处是个人收入水平，故系数较大且为正，符合经济意义。模型三中，房地产的投资额与销售额成正相关，系数为正，符合经济意义。模型四中，M2由于流动性偏向于房地产，故其系数为正，符合经济意义。

其次，做统计检验。模型一，其T(t=11.19985)检验和F(F=125.4366)检验都通过，且拟合优度(R-squared=0.850783)较好，D.w.值(2.485862)也较好，统计检验通过。模型二，其T(t=6.217661)检验通过，D.w.值(I，530392)也通过，但拟合优度(R-squared=0.197351)较差，需要进一步修正模型。模型三，T(t=8.113526)检验和F(F=65，82930)均通过了检验，拟合优度(R-squared=0.749514)也相对较好，D.w.值(1.874327)也很好，该模型通过统计检验。模型四，其T(t=4.543239)检验和F(F=20.64102)检验通过，D.W.值(1.853102)也很好，但拟合优度(R squared=0.484065)相对较差，需要进一步修正模型。

经检验，模型一和模型3不存在异方差；而模型二和模型四存在递增性异方差。需要进行修正。通过对模型二、四加权消除异方差，可以得出结果如下：

模型二修正后为：SALE=139072300*INCOME；模型四修正为：SALE=0.005626.M2

经过修正后的模型，无论是经济意义检验或是统计检验都通过，且消除了异方差，故该模型较好。

由于四个模型均是单变量模型，无须作多重共线性分析，同时五个变量均有明显季度性，且变化规律相同，序列相关分析对结果并没有经济意义，可不做序列相关分析。

另外，由于研究的房屋销售额具有明显的季度性，对其作时间序列检验，根据ADF法建立模型，由于模型的统计检验均通过，可以根据其分析得出，房屋销售额对于其滞后一、二、三期均有明显的时间序列影响和滞后性影响。在研究房屋销售额问题时应相应得根据其季度滞后作用，分析其变化规律。

二、综合分析

根据前文得出的最终修正后的四个模型，可以得出：SALE=0.196569*GDP-3807.647,SALE=1 39072300*INCOME SALE=I，297095*INVEST-1088.05％SALE=0.005626，M2这四个模型。从中看出四个因素的乘数影响程度依次为居民收入水平、房地产投资额、GDP、M2。但可以明确地是，GDP和M2又深刻影响了前两者，同时GDP对前两者影响程度更高。

(一)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收入水平作为居民买房的首要条件，直接有效的影响着房屋的销售额。中国人对衣食住行，尤其是“住”十分讲究。有房才能有家，成家才能立业，因而无论有多少收入，购房的首要目的是居住安家，其次才考虑买房投资。所以居民即使没有太多的富余资金，也会尽可能地通过各类途径贷款购买住房。从我国国情来看，只要房地产泡沫适中，尚未脱离居民收入水平太巨大(如北海9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房屋的销售还是有相当保证的。当然，收人多了，才能保证买房的资金充足，才能有效消化泡沫。因此当前我国迫切要求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还富于人民是十分必要的，有利于各方，尤其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作用的房地产业。当个人有足够资金购买住房，则当前所谓的房地产泡沫市场也会回到健康发展的道路上了，因此，解决房地产市场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收入问题，同时收入问题的解决也切实的解决了许多当前矛盾突出问题。

(二)房地产投资额

正如上文所说，我国的国情所决定房地产业需求是相对刚性的，所以说投资额的影响作用乘数性极大。当然，房地产的投资额是与房屋销售额呈紧密地正相关关系是毫无疑问的。一旦市场机制的深入完善，这种程度的扩张投资必将导致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而当前出台和即将出台很多政策都只是对于开发商和投资者的限制，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这么多年各种紧缩手段以控制房地产投资的扩张，并未对房地产泡沫起到彻底的抑制作用，泡沫风险依旧存在且摇摇欲坠。

(三)GDP

从模型一中可以看出，GDP对房屋销售额的影响是正相关，积极的。而房地产产业在我国也是一大重要的GDP构成成分，同时，GDP

也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居民收入水平和房地产投资额。GDP作为整体宏观环境的重要指标，意味着我国的房地产产业发展必须紧跟着整体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国家一直的GDP保8的增长速度，对于房地产产业是受益颇深的，就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出，一旦GDP增长速度放缓，甚至衰退，房地产立即受挫，且销售情况相当冷清。但当国家保8政策出台后，其销售额迅速回暖，在09年下半年的经济复苏时期，房地产整体行业一路高歌猛进，甚至是翻倍的增长，其中与GDP大环境的回暖是密不可分的。经济的高速发展必将会推动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GDP特别是人均GDP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时，是一个国家房地产行业迅猛发展的黄金阶段。2005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700美元，与此相应，房地产行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显示，1998年至2004年，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平均在8.6％以上，房地产投资直接拉动GDP增长达2至3个百分点，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在10％至20％之间。所以，作为反映整个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和房地产业发展经济背景的GDP，同房地产价格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紧缩放贷政策时期，抑制房地产的过快扩张会反作用于GDP，导致国民经济环境受挫。GDP这一因素进入两难的处境，究竟是保民生，还是求发展，将成为一大难点。从当局的行为可以发现，逐步放缓GDP的增长，乃至持平是当前良策，宁可短期损失部分增长，来调整产业风险，使之进入健康的发展轨道是关键，抑制房地产的泡沫膨胀才是短期内的首要目标。

(四)货币供给量M2

货币供应量将从供给方面影响房地产投资信贷规模，从需求方面影响购买水平。同时，自国家鼓励发展个人住房消费信贷的政策放宽后，个人住房信贷消费逐渐发展成为住房消费最主要的形式。1997年全国个人住房消费贷款余额仅为190亿元，到2004年增加到15853亿元，比2003年增加4073亿元，是1997年的83倍。从模型四中也会发现，其对房屋销售额具有正相关关系，但其贡献作用比前三者，不够明显。但不得不承认，对货币供给量的调整，是央行在控制房地产产业发展过程中最有效、最可控的工具。每一次对货币政策的调整，往往不能直接明确的对房屋销售额和房价起到效果，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推行后，总能收到其想要的结果，M2不失为一种带有丰富间接影响效果的因素。

(五)季度性

房地产销售额的季度性特点是，某一季度的销售额，对其后一季度均有影响，相关性极强。同时就样本数据分析，往往四季度是销售额大幅提高的季度，同时，上年第四季度的销售额，将成为当年销售情况的基准，逐步提高。这点也符合实际房屋销售情况。因此，在对房地产产业的政策调整和规划，易于在四季度末推出，将起到显著的效果，并在下一年逐步调整适应，达到其目的。

三、结论与预测

经济发展的要素范文第5篇

内容摘要 :知识经济时代,区域经济的发展将更多地依赖于区域的无形资产―区域智力资本,区域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从区域智力资本的内涵、构成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出发,对国内外区域智力资本研究新进展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未来区域智力资本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区域智力资本 人力资本 结构资本 经济发展

随着21世纪的到来,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经成为影响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德鲁克,1993)。智力资本作为最重要的知识资源,不仅是企业创造价值和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而且是影响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智力资本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已经由分析企业这一微观层面,逐步扩大到了分析中观和宏观层面,即研究区域智力资本或国家智力资本对区域或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区域的无形资源―智力资本,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区域经济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区域智力资本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

区域智力资本相对于其它促经济发展的有形资源而言(劳动、土地和实物形资本),它们之间本质的区别在于区域智力资本着重强调了区域内部可以创造经济价值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无形资源。对于区域智力资本概念的界定,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

Bontis(2004)从价值观的角度,认为区域智力资本是个人、企业、研究机构、社区和区域多拥有的隐性价值,它们是当前和未来创造财富的源泉。Bontis将区域智力资本可以由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两部分构成;结构资本又可以分为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组织资本还可进一步分为创新资本和流程资本。但他并没有给出区域智力资本各构成要素的具体定义。与Bontis给出的界定不同,Andriessen etal(2005)从资源观的角度出发,认为区域智力资本是区域内可以利用的所有无形资源,它能够产生比较优势,通过整合可以创造未来的利益。他将区域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本、流程资本和市场资本,并给出了各构成要素的定义:人力资本指的是知识、教育和个人实现区域目标的能力,而教育是人力资本的基础;流程资本指的是人力资本以外的资源,它由硬件(技术、信息和通信系统等)、软件、数据库、实验室和组织结构等构成;市场资本指的是区域内的关系资本,它体现了一个地区投资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水平。国内学者李平(2007)和袁瑞萍等(2009)也对区域智力资本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进行了界定,但究其实质与国外学者现有的定义和分类差异不大。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区域智力资本内涵进行界定,尽管在界定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大都强调了区域智力资本具有隐形价值和创造未来利益的特征。在智力资本构成要素上,学者们大都基于Edivinssion和Malone(1997)提出的智力资本导航仪模型,对区域智力资本进行二因素(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和三因素(人力资本、流程资本和市场资本)的划分,而对于各构成要素内涵的阐释还不够明确。

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是最早开始研究智力资本的。研究之初,学者们主要探索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结论证实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存在积极的促进作用。基于智力资本的重要性,一些学者开始将目光从微观层面的企业,转移到了研究区域这一中观层面中来,试图分析区域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从而为提高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建议。

Bontis(2002)是较早研究区域智力资本的学者之一,他在Edivinssion和Malone(1997)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并修正了的区域智力资本导航仪模型(见图1)。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智力资本指数方法研究了阿拉伯地区智力资本发展情况。在分析过程中,不仅考虑了区域智力资本各构成要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考虑了各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的影响。人力资本在一个地区的知识财富积累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创新资本只有在流程资本发挥作用时,才会对经济产生促进作用。区域智力资本各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间接地影响经济发展。

同年,Pulic(2002)把自己开发的智力资本增值系数法(VAICTM)(见图2)运用到了克罗地亚区域智力资本的研究中去。研究发现,克罗地亚21个地区的智力资本增值系数与对地区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在Bontis和Pulic研究的基础上,Andriessen(2005)等运用多维价值测量理论,构建了智力资本监测器模型(见表1),以欧盟15个国家为例,首次较系统地分析了区域智力资本的情况。研究发现,如果将欧洲看作一个整体与美国和日本相比,欧洲的智力资本价值相对低于美国而稍微高于日本。

Schiuma(2008)从认知学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基于知识树的智力资本模型(见图3),研究意大利地区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积极的相关关系。但区域智力资本各构成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各不相同。

从上述国外研究中不难发现,不同学者选取不同样本、运用不同的模型/方法探索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结果显示不同地区的智力资本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存在促进作用,但区域智力资本及其构成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还存在较大差异,而研究中大都没有给出产生差异的原因。

(二)国内研究现状

由于国内智力资本研究起步较晚,所以区域智力资本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研究成果有:一是构建评价指标进行比较研究(李平,2006;陈钰芬,2006;刘晓宁,2006;赵海林,2008)。陈钰芬(2006)构建了区域智力资本测度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首次对全国31个省市地区智力资本发展水平进行了比较和分类,并根据不同类别提出了相应的建议;赵海林(2008)则从智力资本现状、投资预测及智力资本效果三维角度选择指标,以华东六省一市为分析样本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智力资本在区域间发展存在严重不均衡现象,并提出了促进区域间智力资本发展的建议。二是探索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王学军,陈武,2008;王孝斌,王学军,陈武,2009)。王孝斌、陈武等(2009)以2006年我国31个省市地区为研究样本,探索区域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区域智力资本每提高1%,GDP则提高0.815%,而区域人力资本、区域关系资本、区域结构资本和区域创新资本也都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它们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从国内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区域智力资本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构建评价指标进行比较研究和探索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区域智力资本评价指标选取上,由于区域智力资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的差异性,目前国内研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在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中,研究结论显示不同地区的区域智力资本发展存在不均衡现象,而且智力资本及其构成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

结论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测量方法、选取不同的指标和研究样本,对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展开了分析和研究。研究结果大都证明区域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区域智力资本及其构成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存在较大差异。鉴于我国目前的研究现状,本文对我国区域智力资本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明确区域智力资本的内涵与构成要素。国外学者对区域智力资本的内涵和构成要素存在诸多分歧,而国内学者往往照搬国外已有成果,没有从我国自身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出发对区域智力资本内涵形成统一的认识。在区域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上,还存在概念混淆的不足,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统一对区域智力资本内涵及其构成要素的界定。

深层次地探索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尽管国内外研究大都证实了区域智力资本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但不同地区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同,而且区域智力资本及其构成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对于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国内外学者并没有进行深入讨论,所以探索这些差异存在的原因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趋势。

加强区域智力资本管理理论研究。国内外学者侧重于对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进行评价研究,探索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而对区域智力资本管理的研究较少。区域智力资本的实证和规范研究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区域智力资本的实证研究可以促进智力资本管理理论的形成,而区域智力资本理论又可以指导实证研究。所以,加强区域智力资本管理理论的研究将是未来研究的又一方向。

重视区域智力资本的研究,明确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核心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探索区域智力资本的哪个构成要素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最为密切,分析造成区域智力资本各构成要素贡献度存在差异的因素有哪些等等。一方面可以促进区域智力资本管理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了解我国区域智力资本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而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建议。理论的发展最终要指导实践,研究区域智力资本将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平.区域智力资本:区域经济研究的新视角[J].重庆大学学报,2007(5)

2.袁瑞萍,吴祈宗,韦健.区域智力资本测评及管理模型研究[J].商业时代,2009(10)

3.李平.区域智力资本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选择[J].当代财经,2006(11)

4.陈钰芬.区域智力资本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J].统计研究,2006(2)

5.刘晓宁.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纵横,统计与决策,2006(9)

6.赵海林.区域智力资本的衡量及和谐发展[J].华东经济管理,2008(11)

7.王学军,陈武.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关系―基于湖北省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