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的机会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金融危机下的机会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金融危机下的机会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农民工回流;社会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1-0049-003

一、农村社会风险的具体表现

当前农村因金融危机下农民工回流引发的社会风险具体表现为贫困风险和治安风险两种。就贫困风险而言,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分析。

第一,农村社会本身就存在贫困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以最新的农村贫困标准1196元为标准测算,2008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依然还有4007万人。

第二,农村家庭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了很大的比重,失业将使许多农村家庭重新陷入贫困。农村家庭收入由家庭种养获得的实物收入、出卖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及国家给予的补贴性收入等组成。在金融危机前的2008年上半前,农村家庭现金收入2528元,而其中工资性收入就占了34.9%。因此,缺少工资性收入,许多农村家庭将有可能重新陷入到贫困当中。

第三,农民工失业概率很大,贫困风险系数将会增加。在2009年初,根据农村问题专家陈锡文的估算,全国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将失去工作。而从2008年下半年到现在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数据来看,也反映了这一情况。根据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对全国100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进行的统计数据显示:

金融危机对劳动力供需产生了明显影响,特别在2008年的第四季度和2009年的第一、二季度,劳动力供需同比相差了10个以上的百分点。显然,农民工外出将面临就业危机,就业危机必然带来失业,在目前农民工总数达到22542万人的基础上,农村社会贫困风险系数将会提高。

第四,农民工工资水平将呈下降的趋势。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上半年与下半年相比,农民工下半年的月工资水平仅为1064元,比上半年减少14.2%。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工业行业,与2008年上半年相比,下半年工业行业就业的农村工月平均减少了209元,减幅达17.0%。

第五,农民增收困难。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增速同比下降11.7个百分点,增速为近六年来最低。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速下降9.5个百分点;家庭经营收入增速下降13.4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增速下降14.1个百分点;转移性收入增速下降8.7个百分点。

就治安风险来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第一,农村社会矛盾凸显,纠纷数量增加。一是家庭矛盾爆发。农民工夫妻长期过着两地分居生活,缺乏情感交流和语言沟通,感情基础变得脆弱了,再加上失业返乡后生活困难、孩子扶养,老人赡养等问题,心理上容易产生变化,家庭矛盾开始增多。二是邻里纠纷增加。由于返乡后与邻里乡亲接触时间增多,因耕地、宅基地、人际关系、生活作风等引起的磨擦纠纷也会上升。

第二,增加。一是土地流转引发的。农民工外出打工前,土地流转不规范,当失业返乡后,就会与现承包人或村委会发生矛盾,引发毁损青苗、打架斗殴等事件。二是土地被征用引发的。政府部门在征拆农民工土地、房屋时,补偿标准不符合农民工心理预期,也会造成。三是返乡农民工面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企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时,采取过激行为,也同样会造成的发生。

第三,刑事犯罪案增多。一是个别农民工返乡后,在生活压力与仇富心理的作用下,会不择手段地获取财富,盗窃、抢劫案件将呈上升趋势。二是因矛盾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上升。在各方面的矛盾与纠纷面前,许多返乡农村工失去了理智,采取了暴力的方式来解决矛盾,从而引起了许多刑事案件。

二、农村社会风险成因分析

1.社会结构及转型是产生农村社会风险的基础

我国的社会结构是两种经济形式并存的二元社会。社会风险理论认为: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经济形式下的社会都存在着社会风险,只是由于人的生存状态差异而导致的风险本身特征和风险应对方式存在区别。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里,以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经营为主,人们依附于土地,与家庭以外的人们的关系较为松散,相互依存度低,人为而导致的整个社会出现风险的情况比较少。面临的风险主要来源于自然,例如干旱、瘟疫所造成的风险等。而在以工业化生产为主要方式的现代社会里,人对自然强力占有,生产过程泛社会化,人们之间处于一种高度的分化与高度整合的状态,面对不仅仅来自然的风险,也要面对来自社会、经济,甚至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各种风险,因此现代社会不确定性因素太多,是高风险社会。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农村社会也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从封闭社会向开放性社会变迁和发展,社会结构也在不断分化与整合,而且城市经济、社会、生活方式也在通过各种方式辐射到农村,农村居民面临的社会风险开始与城市趋同。因此,由经济危机而导致的贫困、治安等风险开始在农村蔓延。

2.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产生农村社会风险的根源

现有的农村社会贫困、治安等风险,是随着农民工回流而出现的。而农民工的出现其主要原因在于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一是城乡之间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二是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这也产生了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两种模式。

自从1958年明确了二元户籍管理制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一系列制度以后,我国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农村积累了大量的劳动力。后,这种严格的城乡分离的制度开始松动,农村也实行了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农业劳动力出现剩余。伴随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大量农业劳动力离开土地进入乡镇企业就业,开创了离土不离乡的转移农业劳动力的模式。到目前这种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有8500万人以上;随着对外开放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地区间出现了比较大的收入差距,西部及中部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东部沿海跨地区流动。农民在不改变身份、不改变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情况下,开创了“离土又离乡”转移农业劳动力的新模式。到金融危机前外出农民工数量已达到了14041万人的规模。

就本质而言,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村规避自身风险的一种趋利避害的自发机制。但是,农民工身在城市,根却在农村,不断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往返流动,构成了农村与城市这两极之间的第三极,增强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联系,不仅自身受到城市经济生活的影响,而且也强化了农村社会风险与城市的趋同。

3.农民工城市生活底层化是产生农村社会风险的动因

牵一发而动全身,分析农村社会当前面临的社会风险,就不得不去考察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社会生活状态,因为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底层生活的境遇直接推动了农村贫困等风险的产生,而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所形成的社会心态又直接影响到他们返乡后的生活与行为方式,关系到农村的治安等问题。

第一,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陆学艺曾以职业分类为基础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划分为十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农民工从职业来看,他们己经脱离了农业劳动者的范畴,进入到了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人员、个体工商户等职业领域,地位相对于农业劳动力而言,有所提升。所以,越来越多的年青农业劳动者,走出农村,来到城市打工。但是,在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今天,他们依然还是处于最弱势的那一极;从身份来看,尽管他们走出了农村,进入到城市,但他们的身份依然还是农民;从经济收入来看,农民工寻求的职业是许多城市居民所不愿干的职业,比如清洁工人,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建筑工人等,这些职业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工资很低。因此,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是城市里的弱势阶层。

第二,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滞后。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点,社会保障体系也分为了两大部分: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与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工具有城市职业与农民身份,职业与身份相分离,在社会保障方面有其特殊性,但因目前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无法真正享有社会保障。

首先,从城市来看,作为城市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国家并没有专门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法律,只是各地方依照《劳动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条文,参照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内容作出了一些地方上的规定,没能做到全国统筹,无法跨地区转移接续。而农民工由于职业流动的特点,不仅单位经常变动,而且,跨地区的流动也时有发生,因此入保意愿不强,表现为:一是农民工参保率低。二是退保的情况普遍。一份调研显示,在农民工集中的广东省,有的地区农民工退保率高达95%以上。其次,从农村来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目前依然还是家庭保障为主,不仅内容单一,而且水平较低,并且这些基本的保障制度无法实现与城市社保接轨。

第三,农民工社会心态多元化。农民工群体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的社会心态也随着社会生活的底层化而趋于多元化。比如:一种是丧失信心、甘于现状的社会心态:有的农民工面对日益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或者是突出其来的失业潮,摆脱现状的信心逐渐丧失,很多人安于现状、甚至自暴自弃,放弃了到市场或社会中寻找新的生活道路的机会。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心态在底层社会发生广泛的代际传递,底层社会成员的子女在家庭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下,理想、信心和努力都越来越淡化;还有一种是“相对剥夺”的社会心态。有些农民工为城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市民待遇。在城市里感受到强烈的被排斥感会使他产生相对剥夺感的社会心态,甚至有可能会转变社会仇视。

4.金融危机爆发是产生农村社会风险的诱因

金融危机是一个经济周期的起点或者终点,在经过一个较短的时间后,经济复苏总会到来,所以金融危机只是一种暂时的经济现象。一般而言,经济爆发将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就业并减少劳动者报酬。劳动力需求减少、就业环境的恶化带来农民工失业,减少他们的收入,从而增加农村的社会风险。

三、金融危机下农村社会风险的规避

首先,调整社会结构。一是要调整城乡发展结构,要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走农村城镇化道路,以提高我国城镇化水平。要增强城市向农村的辐射强度,促进城市向农村的工业转移。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平衡发展;二是要调整经济发展结构,要转变转长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第一产业,促进第二、第三产业发展,以减少农村就业人口,增加城镇就业岗位,促进农民转移就业。

其次,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一是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机制。重点是建立健全覆盖全部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制度。提高农村社会抵御贫困风险、生态风险及疾病风险的能力;二是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机制。针对我国农民工数量多、流动性大、收入水平低的特点,应建立一套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或者将农民工纳入到城市社会保障范围,以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这样才能以增强他们应对失业、工伤等风险的能力。

再次,增强社会控制力。一是要倡导主流的价值观,提高农民工自身认识,防范社会心态畸变的可能性;二是要解决农民急需解决的问题,化解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三是要提高基层干部应对各种矛盾、处理各种事件的能力。

参考文献:

[1]《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分析及其规避》--一个“泰坦尼克定定律”的解释框架.何枫,倪明胜.《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2]《社会风险论》.潘斌.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金融危机下的机会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外汇储备 管理策略

一、金融危机下我国外汇储备的现状

贸易顺差额的下降，导致外汇储备增速降低。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已影响到各国实体经济，导致全球经济出现衰退，使中国出口需求继续下降。由于前期人民币升值的累积效应、出口退税的取消等外贸政策改变、能源和环保等社会成本的不断上涨、新劳动法的出台等都将提高出口企业的成本，削弱出口竞争力，并将导致出口增速下降。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4178亿美元，但同比少增加441亿美元。说明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速在下降，但2008年12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为1.9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7.34%，所以规模还是呈现上升态势的。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外汇储备的主要影响

1.汇率风险

外汇储备最直接的风险莫过于汇率风险，我国的外汇储备由多种储备货币组成，分散在不同期限的资产上，但绝大部分是美元资产，约占60%～70%，包括大量美国政府与公司债券。这一结构带来的问题是，储备资产的价值受美元价值变动的影响较大。因此当前全球宏观经济的一大特征是美元面临中长期贬值，这样必然使持有美元占较大比例的中国外汇储备严重缩水，发生巨大账面损失。

2.利率风险

我国目前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债券，其中绝大部分购买的是美国国债、政府下属机构或政府担保的债券。从收益来看，历年来的储备收益约在1%～2%之间。另外，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是与人民币国债的增长同时进行的，这相当于一个资本由中国流向美国的过程。政府以发行国债的形式向老百姓借钱，将人民币形式的资金以贸易或金融兑换方式转换为外汇储备，以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债券。在发行人民币国债购买美元债券的这一借贷过程中，潜在的利率损失不容忽视。根据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2008年4月的“2007年海外持有美国证券情况的报告”显示，中国共持有美国证券达9220亿美元，约占中国外汇储备的半数，而且偏重于债券投资，至9月末已高达5850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美国国债的持有者。随着危机深化，美国政府已通过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筹措如此巨额资金势必发行国债，而美国政府为吸引新的投资者必将提高新发国债收益率，这无疑导致已发行的国债市场价值下跌；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央行连续调低联邦基金利率，国债收益率也随之下跌。作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者的中国将面临双重资产缩水的冲击。

3.其他风险

首先，会导致我国面临流动性过剩的压力。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显著增多，近几年一直保持在40%以上，外汇占款激增极大增加了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致使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其次，加大了国内金融市场动荡的可能性。其次，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大大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随之不断加大，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得以强化。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导致大量“套利性”外汇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境内，使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旦“套利”成功，这些投机资本又会流向国外，寻找新的目标。巨额外汇资本的进出，有可能引发我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再次，外汇储备投资失利的风险。次贷危机所造成的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使我国外汇储备在海外的投资蒙受巨大损失。

三、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的管理策略

1.保持外汇储备适当的规模

当前要控制外汇储备规模的快速增长，首先必须控制热钱的流动。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无论从中国提高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的整体效率，还是中国应对美国经济下滑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威胁，中国都有必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依赖出口、投资拉动转向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并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善国际收支降低外汇储备累积速度，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平衡增长。

2.调整外汇投资主体的投资理念

次贷危机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可以预见在次贷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外汇储备投资要取得令人满意的收益率是非常困难的。这一方面要求，中国的外汇投资主体不能因噎废食，由于难以获取满意的收益率，放弃投资良机或停止投资行为；另一方面，对于其投资绩效的考核，应从大局出发，不以一时的得失论处，但是投资应更加谨慎，奉行收益性、安全性、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布局的原则。具体到实际策略，应配合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与资产结构的优化调整。

3.统一协调外汇储备管理体制

中国政府应统筹规划各主权投资机构以形成系统的海外投资战略，将职能不一、实力不均的主权投资机构，组建成不同层次、不同侧重、相互配合的中国外汇储备投资团队，以避免本国机构内部无谓竞争，实现资源、优势互补，构成强大的协同效应。主权投资机构间的协调与统一管理，应与优化外汇储备资产结构相结合。

4.开拓多元化外汇经营渠道

首先，现阶段外汇储备除投资于发达国家的高流动性和高安全性的货币工具和政府债券外，还可以考虑将外汇储备转变为物质储备。其次，由财政部掌管的超额外汇储备，可以将其中一部分交由中司或国际上的私人投资基金代管，主要进行对海外的直接投资，或购买具有一定风险的国外高收益股票、债券甚至金融衍生产品。另外一部分可以用来进行能力储备建设。主要是收购对外重要经济资源开采权、投入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出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引进和培养海外人才，购买循环经济和环保的技术与设备，购买改善国内教育、科研、医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事业急需的先进设备。

金融危机下的机会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 会计准则 国际化 发展

一、引言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了一场全球性金融风暴,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在此状况下,公允价值计量问题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的位置。在危机中备受谴责的华尔街银行家甚至指责其为危机加剧的根源之一,认为公允价值计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导致金融机构确认巨额的未实现、没有现金流的账面损失,引发投资者的恐慌,使得大多数投资者非理性地大量抛售次贷产品金融机构的股票,使危机加剧。可以说,这次金融危机从根源上与会计无关。但在如此巨大的全球性经济问题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会计准则的不足之处。除公允价值计量外,不足之处还反应在金融工具的确认和特殊目的实体的合并等方面。而这些不足之处的改进需要国际合作交流。

二、会计准则国际化的积极推动因素

1.跨国公司的壮大

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初期,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甚微,各自的会计准则针对自己的特殊情况而定无可厚非。然而经济发展至今,科技的进步,特别是高速发展的跨国公司带来的了国际商业格局的重大变革。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必须借助会计信息,因此跨国经营者迫切需要一个双方或多方共同认可的会计方法或会计准则可以遵循,进而更好的扩大跨国经营。

2.资本全球流动的加剧

经济一体化从最初的资源流动到产品全球化,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资本全球化流动的局面。资本全球化流动必然伴随着高风险,而全面真实透明并且可比的会计信息是决策者能否做出正确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重要作用在金融市场上的体现是不言而喻的。伴随着国际资本流动多元化、全球化,会计准则国际化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前提和最大需求。

3.各组织团体的促进

(1) 政府间组织,如联合国。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设立了跨国公司委员会和跨国公司中心,并在1979年5月,任命成立了“关于会计和报告国际准则政府间专家特别工作小组”。尽管小组未能就联合国对会计领域的将来工作提出一致的建议,但我们可以看出,联合国对会计国际统一的关注和努力。

(2) 民间组织,如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在其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正式协定中,国际会计师联合会支持和认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指定的国际会计准则,并通过相应的“国际审计指南”确保其执行与实施。

三、会计准则国际化面临的挑战

1.制定过程中的困难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规定了会计发展的基本格局。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下,会计的诸多方面都必须能够体现这些制度的基本要求。

(1)政治因素。任何国际化的全球合作过程都要求各国之间相互妥协、合作。合作过程中,任何国家都必然希望自己处于优势地位,因此会计准则趋同的过程也必然存在大量政治力量之间的角逐。正如FASB早期一位委员David Mosso所说,准则制定是一个政治过程,其中存在着讨价还价和互相让步,事实上是一种权力游戏。

(2)经济因素。会计国际统一背后的实质是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转换与分配。这种经济利益转换不仅对于企业管理者、投资者和债权人有影响,政府、职工和社会公众等各个方面也都与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面对如此巨大的经济影响,任何国家都不会愿意退让。当英国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占支配地位时,必然要保持英国在国际会计界的主导地位,当美国介入之后,美国的主导地位又是显而易见的。

(3)文化冲突。会计作为一种商业语言,是一种印有地区特色的文化,而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必将产生一种排他情绪从而阻挠国际协调一致。

(4)准则制定方缺乏强制性。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包括FASB和IASB都是会计职业界的民间组织,不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由这样的机构互相之间协调后产生一个国际通用准则并被各国所接受是一项很困难的任务。

2.使用过程中的困难

(1)会计使用目标的差别。上市公司、大公司会计目标主要是提供信息给信息决策者或在证券市场上市筹资等,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会计准则更多的是服务于资本市场。而中小企业使用会计信息,更倾向于为企业的管理者提供信息以供经营管理,或是为了纳税目的。资本市场需求和税务管理需要必然存在很大差异。这样一来,在不同使用目标之下,统一会计准则很难确保所有会计信息都能被充分披露或高质量有用。

(2)会计从业人员的差别。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规模的会计人员的执业素质高低差异很大,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的会计人员普遍执业能力较低。短时期内要求所有会计从业人员掌握高度复杂的诸如上市公司的一系列会计准则是很困难的,同时整个社会也会为此付出高昂的教育成本,这显然违背了成本效益原则。

四、会计准则国际化的前景

到目前为止,FASB与IASB的趋同还不能等同于完全合并,更多的应该是合作并取长补短,尽力在制定准则时少发生冲突,使会计从业者应用会计准则更加清晰,指导性更强。尽管FASB考虑到了向IASB趋同的必要性,但其在短时期内,似乎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可能。会计准则国际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FASB与IASB的趋同状况。可以说,作为两个应用范围最广的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FASB与IASB的动向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会计准则国际化的发展。同时,促进会计准则国际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金融危机下的机会范文第4篇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体系市场化的迅速发展，美国金融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影子银行成为重要的金融市场力量，包括财务公司、资产支持商业票据中介机构、有限目的财务公司、结构性投资公司、信贷对冲基金、货币市场互助基金、融券机构以及政府发起企业等。与传统银行一样，影子银行体系也具有流动性和期限转换职能，因而也面临资产负债表的期限和流动性错配风险。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崩溃，原本依靠各交易和定价机制维系运转的影子银行体系迅速破裂，金融危机爆发。针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型金融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力度空前的一系列金融救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有：

一是美联储通过常规和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支持。首先，在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0～0.25%超低水平的基础上，针对影子银行的流动性冻结状况，美联储先后推出定期拍卖工具、定期证券借贷工具、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商业票据融资工具、货币市场投资者融资工具和定期资产支持证券借贷工具等多项创新贴现工具，为影子银行打开了传统上只向银行开放的贴现窗口。与此同时，美联储于2008年11月启动大规模资产购买方案，直接购买国债、机构发行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和“两房”等机构债，从而拉开了先后四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序幕，对金融市场价格形成重要支撑，从而为减少影子银行体系的资产减计、账面损失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是美国财政部利用财政注资、财政担保等方式为金融机构纾困。2008年10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从而推出了最具决定性的金融危机救助计划――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授权美国财政部从国内金融机构购买高达7000亿美元的与抵押贷款相关的金融资产。在实施过程中，美国财政部将TARP实施的重点放在对问题金融机构的注资上。TARP是由一系列资产收购计划构成，主要包括银行投资项目、信贷市场项目、汽车工业融资项目、美国国际集团投资项目等。这些救助项目主要通过购买优先股、债券、直接贷款和结构贷款等方式向金融机构、汽车产业注资，为购买金融资产提供担保以及改善住房抵押贷款条件等。

从上面的分析看出，面对全新的影子银行体系危机，在金融运行环境错综复杂以及系统性风险的深度、广度大大超过传统认知的背景下，美国政府相关机构的金融救助措施也与时俱进，实行了一系列创新：通过拓展贴现窗口，美联储实际承担了最后贷款人的功能，从而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充足的融资流动性；通过零利率政策和大规模购买资产的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实际承担了最后做市商的功能，从而保证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通过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美国财政部实际承担了最后资本提供者的功能，从而保证了金融体系的清偿能力。

金融危机下的机会范文第5篇

内容摘要：文章采用误差修正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了2007年至2009 年上证、深证综指日收盘价和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日数据之间的关联性。并且通过方差分解发现美国股价变动对中国汇率和股价的关联性有影响。

关键词：向量自回归模型 协整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

问题提出

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后续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波及全球金融市场的情况下，通过研究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股票市场价格的相互关系，探讨外汇市场和中国股票市场的相关性，分析不同金融市场的交互影响，对于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深化汇率制度改革和健全金融市场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很多国内学者关注到了两市之间的关联性，从理论和实证角度都给出了科学合理的解释和证明。但也发现，用相同的方法得到的实证分析结果却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在因果关系是单向的还是具有反馈作用，这种关系是正相关的还是负相关的都没有定论。陈然方（1999）指出我国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联系是松散的、不明显的，看不出从股票价格到汇率或汇率到股票价格有任何的格兰杰因果的关系。陈雁云，何维达（2006）通过对2001-2005年人民币各种汇率与股价的逐日数据所作的ARCH效应检验，得出相应的GARCH和EGARCH模型，并证明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与股价为显著的正向关系，即人民币币值与股价呈反向关系；同时显示人民币兑日元名义汇率与股价两者为微弱的正向关系，即币值与股价为微弱的反向关系，并指出ARCH系列模型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杨清玲（2007）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得出股价与汇率存在双向的负相关关系，两者相互影响的程度不同，汇率对股价的影响大于股价对汇率的影响。

国外学者对汇率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理论方面，西方形成了两种理论模型即Dornbusch 和Fisher（1980）的“ 汇率决定的流量导向模型”与Branson和Henderson（1985）的“投资组合模型”，前者认为存在由汇率（直接标价法）到股价的反向关系，如Dornbusch and Fisher（1980）指出，汇率的波动通过影响一国经常账户国际收支平衡、居民的财富和支出对公司的现金流和股价产生影响。后者认为资本项目的流动是汇率决定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汇率的价格主要是由对本币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一方面，汇率的升值预期会导致国际资本流入国内，进而引起股价上升。另一方面，国内资产收益率的提升会吸引国外资本流入国内，形成对本币的过量需求，导致本国货币汇率升值。这样两方面互为推动，形成汇率与股价之间的正向关联。

本文研究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和上证综合指数收盘价的关联性，通过加入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进一步考察这种关联性是否会受金融环境变化的影响，分析汇率和股票价格的波动对彼此产生影响的传导途径，为国家规避金融风险、制定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理论基础和方法

（一）协整检验

协整理论是由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如果向量时间序列{xt}的每个分量都是I（1）过程，且这些分量的某种线性组合a`xt是平稳的，那么向量序列{xt}的分量序列称为协整的，α称为协整向量。这一理论的建立为在多个非平稳时间序列间寻找均衡关系，以及用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奠定了基础。并且Engle和Granger （1987）给出了检验协整关系的EG两步法。即通过对第一步回归方程的残差做单位根检验来确定变量间的协整关系。

（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

根据协整检验的结果，可以通过两组模型来判断汇率和股指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协整关系不存在，只需建立VAR模型（模型略），如果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在检验Granger原因时要求加入误差修正项，建立VEC模型。

实证研究

（一）数据说明

本文所采用的高频数据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中间价来源于中国外汇管理局网站，上证和深证综合指数日收盘价分别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道琼斯工业指数日收盘价来源于雅虎网站。样本区间跨越了2007 年3月2日-2009 年12月31日。进行数据处理应用的软件是Eviews（3.0）。

（二）样本区间划分

基于Quandt-Andrews 断点检验方法，综合考虑重大金融事件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对样本区间进行划分。将674个日数据（每周五天且去掉节假日）分为三个子区间，记为：

Period1（3/2/2007-1/15/2008）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初期；

Period2（1/16/2008-11/5/2008）“全球股灾” 爆发之后；

Period3（11/6/2008-12/31/2009）金融危机延续过程中。

对汇率和股票数据取自然对数，记为：LNFUSA=LOG（FUSA），LNSH =LOG（SH），LNSZ=LOG（SZ），LNDJI=LOG（DJI）。其中FUSA为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中间价。SH表示上证综合指数（简称上证综指）。SZ表示深证综合指数，DJI表示道琼斯工业指数。

（三）单位根和协整检验

首先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IPS，2003）来确定汇率和股票指数的平稳性。由表1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可知，Period1 中的LNFUSA、LNSH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即Period1 中的LNFUSA、LNSH、LNSZ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同阶单整），所以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同理可得，Period2和Period3中的LNFUSA、LNSH序列也为一阶单整序列（同阶单整）。

其次对汇率（LNFUSA）和上证综指（LNSH）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发现Period2和Period3这两个子区间在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了没有协整方程（r0）的原假设，并同时接受了至少存在（r≤1）一个协整方程的假设。同理，对汇率（LNFUSA）和深证综指（LNSZ）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发现只在Period3 这个子区间上在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了没有协整方程（r0）的原假设，并同时接受了至少存在（r≤1）一个协整方程的假设。

表2为协整关系式。对序列VECM1、VECM2 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它们已经是平稳序列，并且取值在0附近上下波动，验证了协整关系是正确的。表2中的三个协整关系式反映了不同时期汇率和上证综指的某种长期均衡关系。从式（1）和（2）可以看出，全球股灾爆发后（Period2），汇率和上证综指呈正向关系，即汇率升高伴随着股指的升高，而全球股灾爆发10个月后（Period3），汇率和上证综指、深证综指分别呈微弱的反向关系。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知Period1中，汇率到上证综指的作用机制是主导。而且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LNFUSA是LNSZ的单向格兰杰成因。Period 2中，上证综指到汇率的作用机制是主导。Period3中，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上证综指是汇率的单向格兰杰成因。

（五）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分析

1.金融危机爆发初期（Period 1）。因为汇市和股市是相互联系的，而这一时期汇率和上证综指、深证综指没有协整关系，所以可以考虑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来验证两者之间的关系。考察LNFUSA对LNSH的影响，经过多次试验，LNFUSA和LNSH建立的VAR方程的AIC值和SC值在最大滞后期取1时达到最小，以下为得到的方程：

LNFUSA=1.005407 LNFUSA（-1）-0.000249 LNSH（-1）-0.034071 8

R2= 0.995959 （4）

LNSH= -0.034223 LNFUSA（-1）+0.982994LNSH（-1）+0.372769

R2=0.989408（5）

LNFUSA=1.005046 LNFUSA（-1）-0.000314 LNSZ（-1）-0.031543（6）

LNSZ= -0.114178LNFUSA（-1）+0.975019LNSZ（-1）+ 0.937715（7）

其中，R-squared=0.995962，AIC=-10.75235，SC=-10.70437

从方程（4）-（7）可以看出，汇率的变动对上证、深证综合指数变动的影响是显著的，LNSH、LNSZ都和滞后一期汇率的波动呈负相关性。而上证和深证综合指数对汇率的变动几乎没有影响。这与表2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相一致。也就是说外汇市场的风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股票市场，而股票市场的风险却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没有显著影响。

在上面所建的模型中，外生变量只有常数项，现在将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作为外生变量考察它对汇率和上证指数的影响。发现标准普尔500指数对上证和深证指数影响也是显著的，其影响系数分别为0.048和0.013，而汇率对上证和深证指数的影响系数为-0.090423和-0.128760。标准普尔500指数对上证和深证的影响是汇率对上证和深证影响的55.6%和10.8%。

可见美国股价的变动对中国股票市场有影响，且对上证综指的影响较大，但在这一时期，汇率的变动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更大。

2.全球股灾爆发后（Period 2）和金融危机延续过程中（Period 3）。Period2中汇率和深证综指不存在协整关系，可以建立VAR模型，经过多次检验，得到如下模型：

LNFUSA=0.981429 LNFUSA（-1）+0.000327 LNSZ（-1）+ 0.118986

LNSZ=0.206870 LNFUSA（-1）+ 0.987023 LNSZ（-1）-1.271894

其中，R-squared=0.995792，AIC=-10.63778，SC=-10.58632

从上面的两个式子可以看出汇率对深证综指影响显著，其系数为 0.206870，比第一个时期汇率对深证的影响提高了14%。而深证综指对汇率的影响很小，其系数为0.000327。这与前面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相吻合。

在上面所建立的模型中键入外生变量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结果如下：

LNFUSA=0.976133 LNFUSA（-1）+0.000930 LNSZ（-1）-0.001244 LNBP+0.158443

LNSZ=0.611103 LNFUSA（-1）+0.941066 LNSZ（-1）+0.094957 LNBP -4.283606

其中，R-squared=0.995813，AIC= -10.63225，SC= -10.56365

从上面的式子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对深证的影响提高了，其系数提高到0.094957。标普500指数对深证的影响是汇率对深证影响的16.7%。

Period2中汇率和上证综指存在协整关系，Period 3中汇率和上证、深证综指均存在协整关系，因此考虑建立VEC模型来验证两市的因果关系。通过对这两个时期的VEC模型加入标普500指数作为外生变量，得到汇率和股指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方程略），全球股灾爆发后（Period2）D（LNSH）的VEC模型中，D（LNFUSA（-1）），D（LNFUSA（-2）），D（LNFUSA（-3））的系数分别为2.388405，0.269892，1.586942。且t统计量均显著不为零。D（LNFUSA）的VEC模型中，股票收益率D（LNSH）各滞后阶的系数都比较小，说明汇率变动对上证综指有影响，而上证综指对汇率的影响较小。加入道指作为外生变量，使得上证综指的拟合优度R2从0.020 提高0.033，提高了60%，说明美国股指的变动对中国股票收益率有影响。下面再来看金融危机延续过程中（Period3）。在此阶段，汇率的变动对股指影响仍然很大，且深证综指的拟合优度通过加入标普500指数作为外生变量得到很大的提高，R2从0.017提高到0.020，说明在此阶段，美国股市对深证综指的影响增大。而这与全球股灾爆发后（Period2）的模型分析结果类似。与（Period2）不同的是，在（Period3）的股票收益率D（LNSH）的VEC模型中，LNBP（标普500指数的对数）的系数为-0.003025，而在Period2中其系数为0.02856。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全球股灾爆发后，中国股票收益率和美国股指呈正向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第三个阶段（金融危机延续过程中），中国股票收益率和美国股指呈微弱的反向关系。第二，全球股灾爆发后（Period 2）美国股指对中国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力度是金融危机延续过程中（Period 3）的8倍。

（六）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计算出每个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同时根据贡献百分比随时间的变化确定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作用时滞。

对全球股灾爆发后（Period2）汇率（LNFUSA）和股指（LNSH、LNSZ）的日数据做方差分解，发现加入标普500指数（LNBP）作为外生变量后，在汇率（LNFUSA）的方差分解中，来自以上证综指（LNSH）为因变量的方程的新息的影响由1.12%上升到1.35%（见表3），这进一步肯定了金融危机对两市关联性的影响。美国股市是产生这一影响的重要传导途径。同理，对全球股灾爆发10个月后（Period3）汇率（LNFUSA）和股指（LNSH）的日数据也做了方差分解，发现加入标普500指数作为外生变量后，在汇率（LNFUSA）的方差分解中，来自以上证综指（LNSH）为因变量的方程的新息的影响没有显著变化，由3.50%上升到3.58%（见表3），这说明中国股市在逐渐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

结论

本文构建的VAR 模型和VEC较好的系统性度量了沪、深股市和汇率的波动的冲击及动态（时变）条件相关性。各个指标和模型的整体拟和效果都是较为理想的。

首先，金融危机爆发初期（Period 1）， 汇率到股价的作用机制是主导，汇率波动对股价波动的影响比较显著，而股价变动对汇率变动基本没有影响。从理论上分析，这符合汇率决定的流量导向模型。汇率波动将对上市公司进出口价格产生影响，进而改变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与预期，对股市产生影响。汇率浮动后，海外游资可能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或流出以进行汇率投机，从而加大股市的波动性。同时，汇率波动也使得整个宏观经济更易受到外部冲击，并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环境造成影响。从现实中探究，这也符合此阶段汇率和股票市场制度的现状以及面临的国际金融形势。而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性有限，尽管QFII的额度日益放大，但和迅速扩容的股市相比，还远远不成比例。股市风险还不足以通过国际资本流动的途径对汇市形成溢出效应，股价变动对汇率变动的传导性较差。“全球股灾”爆发后（Period 2），股价到汇率的作用机制是主导，两者为正向关系。根据脉冲函数分析可知，在短期内，上证综指对汇率影响显著，股价下跌导致人民币升值，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股价对汇率还不具有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汇市对股市也不具有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直到Period 3，在1%显著水平下，股价对汇率才具有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汇市确实受到了股市的冲击。而汇率对于股指暴跌的反应具有滞后性，这可能与我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关，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是导致两者引导关系发生扭转的重要事件。

其次，通过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中加入道指，得到下面的结论：

全球股灾爆发后（Period 2），中国股票收益率和美国股指呈正向关系。即美国股票指数的下跌导致上证综指的下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全球股灾爆发10个月后（Period 3），中国股票收益率和美国股指呈微弱的反向关系。这说明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在逐渐减小。

全球股灾爆发后（Period 2），美国股指对中国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力度是全球股灾爆发10个月后（Period 3）的9倍。这充分说明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上证综指的巨大影响。当然，这也说明了国内股市正在迅速走出低谷，全球股灾爆发10个月后正是中国政府宣布4万亿振兴计划之时，自此之后，上证指数大幅反弹，并展开了独立于其他发达国家股市的上涨行情。

通过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发现美国股指变动是两市关联性变强的桥梁。

参考文献：

1.陈然方.论汇率和股价的相互作用与影响[J].财经理论与实践，1999（2）

2.陈雁云.汇率与股价的关联效应[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3.杨清玲.股价与汇率间联动关系的实证分析[J].发展研究，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