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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虚拟资本 次贷危机 金融危机
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虚拟资本的产生
马克思认为, 虚拟资本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起源于货币的支付手段,是生息资本在借贷形式上的自然发展和必然延伸,信用制度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具体来讲,虚拟资本是指能够定期带来收入的、以有价证券形式表现的资本,即被人们虚拟化的资本。这些虚拟资本被看作一种资本的存在形式,持有者可以凭证书定期获得收入,也可以出售证书以换取现实的货币资本,并带来高于票面金额的价值增殖;但是这些证书本身并没有价值,只是一纸用于证明现实资本所有权的凭证,是“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
(二)虚拟资本的特性
虚拟资本是一种资本商品,具有资本和商品的双重属性。持券者可以获取定期收入,它被当做资本;虚拟资本可以在证券市场上进行买卖,它被视为商品。但是,虚拟资本与一般的资本商品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证券作为纸制复本,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但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
很强的虚拟性。虚拟资本价值的虚拟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脱离实体经济过程而相对独立的。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相比,不论从质还是从量的方面都表现为虚拟性。从质的方面看,实体资本本身有价值,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资本的职能,它处于实物形式或处于货币形式。虚拟资本只不过是纸制复本,是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从量的方面看,由于资本掺水,股票价值大于实际投资的量,同时,股票价值通常又比它的票面价值高,所以虚拟资本的数量总是大于实际资本。另外,虚拟资本数量的变化取决于各种有价证券的发行量和它们的价格水平,它的变化不一定反映实际资本的数量。
虚拟资本的风险性。虚拟资本只是权益凭证,它的价格虽然也像一般商品那样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但由于虚拟资本价值本身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大起大落是虚拟资本价格运行的常态。另外,信用交易中的保证金交易和抛空机制又加剧了虚拟资本价格的波动,强大的投机力量的存在加重了金融市场赌博游戏的气氛,这进一步加大了虚拟资本的主观风险。
虚拟资本的扩张性。马克思指出:“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即不断地增殖自身,是资本的灵魂和本能。
(三)信用制度发展和虚拟资本扩张孕育着危机
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银行在愈益增大的规模上“制造虚拟资本”。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使社会再生产过程强化到了极限,因而它“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
马克思还深入地论述了信用制度所包含的矛盾,必然导致信用扩张和信用紧缩的转换,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剧烈震荡。在繁荣时期,信用制度惊人发展,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得到巨大增加,同时这种需求容易得到满足,造成了停滞时期的信用紧迫。而在信用紧迫时期,有价证券无法转手,汇票也不能贴现,而要求现金支付,这就使经济运行遇到阻滞。与此同时,在信用紧迫和危机时期,每个当事人就会更加只顾自己,资本家之间的利益争夺就会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顺利的时候,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表现为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分配共同的赃物,“但是,一旦问题不再是分配利润,而是分配损失,每一个人就力图尽量缩小自己的损失量,而把它推给别人……每个资本家要分担多少,要分担到什么程度,这就取决于力量的大小和狡猾的程度了”。
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源
在分析当前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时,比较普遍的一种观点认为,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金融活动,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不力,任其发展,最终导致金融市场的混乱,爆发危机。这一观点比较客观地描述了金融危机爆发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也对如何解决金融危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但是,这只是停留于现象的分析,并没有揭示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对金融危机的分析,是从客观规律和经济制度层面来揭示其爆发的原因,是理论层面的分析,与操作和监管层面的分析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一)金融市场次贷产品发展导致信用过度扩张
在分析此次次贷危机时, 很多学者谈到了相关次贷衍生金融产品的过度扩张。这些相关的次贷产品作为虚拟资本,通过复杂的交易机制,从表面上看,实现了整个次级房贷的风险共担,而这种风险共担机制反过来刺激了相关产品的进一步过度发展,使得整个金融体系承担的总风险在不断增大。随着危机的逐渐爆发,借贷资本本身的持有者,由于相关虚拟资本的价格暴跌而损失惨重,进而导致持有者的支付能力萎缩。在美国,金融体制已经相当完备、信用关系已涉及到经济生活各个角落,必将会波及到其他商品的生产领域,即使在那些领域中并没有出现大量生产过剩的情况,经济危机也将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全面爆发。
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十分清晰的展现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源。其实质就是以次贷及其衍生物为代表的虚拟资本的价值泡沫破灭,根源在于经济自由主义或说金融创新的无政府主义。金融危机是放任市场的自由主义经济的结果。2001年至2006年美国房价大涨63.41%,房价的一路向上,刺激了银行等抵押贷款机构纷纷降低贷款标准,使得大量收入较低、信用记录较差的人加入了贷款购房者的行列,成为所谓“次贷购房者”。同时通过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特别是资产证券化,与次贷伴随的衍生物向整个证券市场蔓延,金融机构再通过高杠杆运作取得高额收益。在房价上涨过程中,按揭者可以通过再按揭来缓解还款压力,而银行则因为抵押物不断升值而不惧还贷风险,购房者、放贷机构、负责打包资产支持证券的银行和购买这部分证券的投资者,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但为防止市场消费过热,2005年到2006年,美联储先后加息17次,利率从1%提高到5.25%,越来越多的次贷购房者无力偿还贷款,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次贷危机由此拉开帷幕。
(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为银行资本服务加速危机爆发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信用和银行危机的出现不是监管不力,而是它们为银行大资本的利益服务,直接促成危机加剧。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许多人认为美国政府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不力,而实际根本不是监管不力,而是美国政府为金融资本的利益服务。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及西欧各国政府出资救市,对一些大银行实行国有化措施,实际上是为保护引发金融灾难的少数金融大资本的利益,用纳税人的钱为其造成的损失埋单。所以,无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还是国家干预的政策,实际上都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三)金融资本的贪婪性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最深刻根源
资本主义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内部结构和外在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本性没有改变,且随着当代金融资本的发展和全球性扩张,资本的贪欲更加膨胀,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市场的交易和投机活动,愈益成为资本盈利的重要来源。据资料显示,保尔森对冲基金公司总裁约翰・保尔森,通过次级抵押贷款的投资,在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个人盈利超过30亿美元。2007年,美林和花旗两家银行的CEO分别获益4800万和2560万美元。2002-2007年,华尔街最大的5家金融企业的CEO共赚到30亿美元。而华尔街一贯奉行的为了公司的短期利益而给予高管高回报的激励机制,形成了金融资本扩张的强大驱动力。
(四)生产过剩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
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对于那些没有购房能力而且信用程度又很低的穷人是买不起住房的,要使穷人也能够买得起住房,就必须给他们贷款,有了贷款就能买房,就会对住房产生巨大的需求,从而刺激经济的发展,形成经济繁荣的假象。同时金融机构又把这种住房抵押贷款权证券化,即“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金融市场上交易。这样,一旦在第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造成整个金融链条的断裂而引发金融危机。
结论及启示
一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危机。关于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有的人认为是美国负债消费模式的危机,有的认为是自由市场模式的危机,这些看法都只看到了危机表面现象,而没有真正触及到本质。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发生的机理:从根本原因上看,无论是生产过剩的商业危机,还是金融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二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是指与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虚拟资本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它主要通过金融资产及其运动体现。虚拟经济是为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而发展起来的。虚拟经济严重背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是导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到20世纪末,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14.5%,而金融业、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所占比重达到20%。经济增长愈益依赖金融业的繁荣和虚拟经济扩张的“财富效应”,金融动荡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就难以规避。我国经济发展坚持了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正确方向,并保持了长期的持续较快增长。不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同时注意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保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适当比例,决不能为了追求短期的增长业绩而一味放任金融资产泡沫的生长,制造虚拟的财富效应。
三是要注意实体经济中的潜在“生产过剩”。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另一个启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高度发达,使得发生在某一领域的“生产过剩”有可能出现全面的传导,不仅是在它的上下游行业,甚至在一些和它并不直接相关的生产领域之中。美国次贷危机虽然仅仅起源于房地产市场,但破坏程度不仅波及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而且对全世界经济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由于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其本身具有投资品的性质,随着房价的上升,人们的财富随之增值,从而间接带来了整个经济的投资热情高涨,为实体经济中更多领域的“生产过剩”埋下了伏笔。
四是金融创新要适度。金融创新是双刃剑,是高盈利与高风险并存的。远离实体经济而又超脱监管的金融创新,使得金融链条变得脆弱,蕴藏着极大的系统性风险。我国在推进金融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要以美为鉴,金融创新要立足于实体经济的需要,防止盲目过度创新。
五是对金融资本的贪婪行为要进行节制和限制。正是金融资本在无节制的贪欲驱动下的疯狂和冒险行为,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随着实体经济的壮大,金融业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资本经营和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也将会进一步扩展和提升。但是,对金融资本图谋暴利以实现贪欲的行为加以必要的节制和限制,也不容忽视。对于国内一些金融高管以华尔街高管的高薪为参照系,负赢不负亏,坐享离谱的高薪,早已有不少异议和质疑。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现代金融体系的进程中,应对金融从业人员的薪酬加以规范,对高管的薪酬要有一个合理的限制。与此同时,也要积极引导广大投资者克服盲目追求过高的回报率甚至一夜暴富的心态,使他们的投资行为趋于理性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
【关键词】 金融危机;中国汽车制造企业;低成本战略
一、中国汽车业现状
由于汽车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太大,在金融风暴中受到的影响也最为直接。如美国汽车行业占美国经济的比重大约是4%~5%,即使在新兴市场的国家,如我国目前也占到了1.5%~2%左右。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08年9月份,国内乘用车消售55.28万辆,同比下降1.44%,这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同比下降,8月份乘用车销售辆较上年同期下降了6.34%。汽车市场再受到油价跌宕起伏的影响,销售量更是一降再降,面对一连串销售数字也毫无疑问地在告诉人们,2008年确实是中国车市遭遇的一个转折点。
面对这样的市场环境汽车零部件、整车企业、汽车经销商们怨声载道,不少专业人士认为,全球汽车业萧条或许是中国汽车业的机会。与国外相比,现在我国汽车行业还是有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慢了下来。从2003~2008年,这五年来,我国汽车销量从200万辆骤然提升到900万辆的规模,过度的增长使得汽车消费和使用与配套设施和政策的相对滞后同生同存,由此就不得不面对一流的市场规模对应二流的配套设施、三流的指导政策。市场存在着许多管理等各方面都不规范的企业。金融危机使我们放慢了脚步,来发现企业中存在的问题,经过优胜劣汰的选择,能够全面提升中国汽车市场的质量,使得生存下来的企业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各企业是否能够把握住这次危机中的机会,就要看他们能否面对危机积极反思企业问题迅速做出战略调整。
二、采取低成本战略的必要性
低成本战略是能使企业降低成本、优化管理的有效战略之一,对于中国汽车企业来说,采取低成本战略有其必要性:
(一)低成本战略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
此次金融危机也暴露出中国制造业生产方式过于浪费,其中也包括汽车业。如企业的库存问题,库存是汽车企业必须的,但如果能把企业库存降到最低,不仅减少了库存费用和相关的运输费用,还可以提高公司资金的周转速度。
(二)金融危机导致利润空间的减少,需要低成本来获取更多的利润
金融危机下,消费者都倾向于储蓄,对于汽车这种奢侈品来说,消费者更是会缩紧腰包,市场上汽车的需求量急速减少,各企业为争夺销售量,纷纷进行价格战,此时厂商的利润就减少了。为了在既定的市场环境下获得更多的利润,企业就必须采取低成本战略来降低成本以保证自己有利可图,不会在这场危机中灭亡。
(三)低成本战略可以优化企业管理模式
与世界各国汽车业相比,中国的汽车企业还是比较年轻的。部分企业的组织结构及管理模式还不够完善,杂乱及复杂的内部关系会延长企业的决策时间及阻碍信息的交流。采取低成本战略,企业可以根据这一战略方向对
其组织结构及管理方式进行相应的改进。
三、实现低成本战略的途径
我国汽车行业中以小规模企业居多,各方面的管理都不够完善,也正是如此其发展潜力巨大。正确的实施低成本战略将会显著的降低企业成本,获得竞争优势抢占市场。
(一)采用扩张策略实现低成本战略
通过低成本扩张,一方面可以把一些竞争对手淘汰出局;另一方面又可以扩充自己的实力,提高市场占有率。低成本扩张的策略主要有以下三种:
1.低成本渗透的扩张策略。低成本渗透就是将企业的各种资源,集中投入于某一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以取得较低的成本,获取价格优势,以较低的价格向目标市场逐步渗透,迫使竞争对手逐渐退出市场,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汽车企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危机中保持其不败地位。
2.低成本兼并的扩张策略。低成本兼并就是企业利用其品牌、技术和管理等优势,以较低的成本来收购或控股某些经营困难的同类企业,对其进行兼并或重组。一方面可以减少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又可将原有的对手转而为我所用,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壮大自己的经营实力,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低成本扩张的目的。金融危机使得国内汽车市场竞争加剧,这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许多公司会因负债、资金不足、管理不善等原因退出市场,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兼并那些经营困难的汽车企业,不仅扩大了自己的规模,以规模效应降低成本,又可以将被兼并企业的顾客纳为己有,提高市场占有率。
3.低成本多元化的扩张策略。低成本多元化,也就是同心多元化和水平多元化。它是指企业利用原有的生产经验和营销渠道,来生产销售技术关联性和市场关联性较强的新产品,增加产品种类,扩大企业规模。由于这种扩张策略,企业可以利用自己在某一领域领先的生产技术、基础设施和管理经验等生产要素,其扩张的成本是较为低廉。
(二)通过精益生产实现低成本战略
精益生产的实质是管理过程,包括人事组织管理的优化,大力精简中间管理层,进行组织扁平化改革,减少非直接生产人员;推进行生产均衡化同步化,实现零库存与柔性生产;推行全生产过程(包括整个供应链)的质量保证体系,实现零不良;减少和降低任何环节上的浪费,实现零浪费;最终实现拉动式准时化生产方式。这些都能降低组织的成本,提高竞争优势。精益生产的特点是消除一切浪费,追求精益求精和不断改善。去掉生产环节中一切无用的东西,每个工人及其岗位的安排原则是必须增值,撤除一切不增值的岗位。精简是它的核心,精简产品开发设计、生产、管理中一切不产生附加值的工作,旨在以最优品质、最低成本和最高效率对市场需求作出最迅速的响应。
与大量生产方式相比,采用的精益生产方式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所需人力资源无论是在产品开发、生产系统,还是工厂的其他部门,与大量生产方式下的工厂相比,最低能减至1/2;(2)新产品开发周期,最低可减至l/2或2/3;(3)生产过程的在制品库存,最低可减至大量生产方式下一般水平的1/10;(4)工厂占用空间,最低可减至采用大量生产方式下的1/2;(5)成品库存,最低可减至大量生产方式下平均库存水平的1/4;(6)产品质量可大幅度提高。当年丰田摆脱危机就是靠精益生产来自救,具体表现为流程优化,避免浪费,极大程度上提高效率,创造价值,当市场萎缩后采取内部挖潜,避免浪费增加利润提高效益。
(三)培养低成本的企业文化
降低成本不仅可以表现在产品和管理结构方面,也可表现在员工的日常开支中。企业规模越大,这种成本的降低越明显,如复印纸两面用,像在自己家一样使用水电,水用两次以后再进入下水道。为了使每个员工都能时刻做到节约资源,管理者可以培养一种低成本的企业文化,一粥一饭,常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小数怕加,大数怕减等。把类似的理念贯彻到员工中去,形成员工的共享价值观,就会有更多降低成本的途径。
参考文献
[1]郭峰冰.拿什么拯救汽车[J].消费指南.2008(11)
[2]尹海泉.金融危机下中国汽车业的对策分析[J].经济师.2009(6)
2001年中国投资与消费增长率都有提高,但经济增长率却随出口曲线下降,说明外部需求在主导中国经济增长,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不会变化,所以,要看清未来中国的经济走势,就必须先看清世界经济走势,特别是美国经济走势。
美国经济存在巨大的资产泡沫,世人对此已有共识。去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未来前景如何,目前大体是三种看法,即“V”型曲线、“U”型曲线和“L”型曲线。我的看法是美国很可能走出“L”型曲线,而结论不是出自美国,而是出自日本。
日本经济在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陷入长期萧条,而且越陷越深,究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是泡沫经济破灭后导致银行体系瘫痪。首先,在过去10年中世界经济并未发生大的萎缩,在美国经济带动下,反而是最好的10年;其次,从产业面看,日本始终保持了出口优势,去年外汇储备已突破4000亿美元,所以,日本的危机显然不是来自供给过剩;第三,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危机中,经济萧条也会导致银行系统紊乱,但经济萧条是因,银行危机是果,而在90年代的日本却出现了因果倒置的情况,是由于银行系统紊乱导致经济萧条,这些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了新特点。
认识这个特点需要展开更大的视角。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到70年代,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工业化,进入到这一时代,产业资本开始具有从物质生产领域向外游离的趋势。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世界货币体系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约束的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虚拟经济急剧膨胀,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例如,1997年国际货币交易额高达600万亿美元,而其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只占1%。这说明,世界资本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或许可以叫做“虚拟资本主义,因为它既不同于马克思所分析的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列宁分析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矛盾、基本运行规律以及爆发危机的形式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不从这个新视角看问题,许多事情就看不清,也看不远。
例如汇率的决定问题。在传统经济中,本币是否坚挺,取决于产业增长好坏、是否有贸易顺差及储备是否充足,但在日本经济和亚洲金融风暴中人们却看到这些东西统统不起作用,相反,美国经济在过去10年中制造业处在长期萧条状态,国民消费40%依赖进口,经常项下的逆差超过印度一年的GDP,美元却不断走强,所以在当代世界经济中,是资本项下的国际资本流入流出决定汇率水平和一国的繁荣与衰退,这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律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虚拟经济为主体的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也有了新内容,即不再是为了争夺物质财富,而是为了争夺金融与货币霸权。欧元统一就有这个意味,而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也是意在打压欧元的势头,维护美元的霸权。并且可以看出,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围绕争夺国际资本的冲突正在升级。
日本经济危机的新特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1985年,美国压迫日元升值,日本产业资本由此从物质生产领域流向资本市场,导致泡沫经济泛滥。在泡沫经济膨胀时代,企业以证券和地产作抵押从银行获得现金,再到资本市场上炒作,这使企业资产价格的上升速度,高于企业负债的速度,因此不论从企业还是银行看,资产负债状况都很健康,但当泡沫经济膨胀到顶开始破灭,一切就都反转过来。由于资产价格的下降速度,大大高于企业债务的清偿速度,就在银行内部形成巨大坏账,但是企业破产后银行却不能破产,否则就是全体居民和国家的破产,经济由此长期萧条,走出“L”型曲线。
美国目前的资产泡沫比日本要大得多,以股市市值衡量是日本峰值时的四倍。2000年4月,美国新经济的泡沫开始破掉,9月以后,以道指、纳指双双下跌为标志,美国资本市场也膨胀到顶峰,随时有可能崩溃,美国目前防止崩盘的主要作法是,在外资和个人离场后拼命向股市注入资金,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票以维持股市点位,但这是“饮鸩止渴”,会使今后危机的爆发更严重,而不会改变这个结果。可以猜测,美国泡沫经济的破灭会有三根导火索:一是“安然”风潮继续扩大,使投资人丧失信心而大规模离场;二是由于欧洲经济更加健康,国际资本向欧洲转移;三是日本经济危机深化,迫使日本抛售海外资产,而日本最主要的海外资产是在美国。
因此,70年代以来形成的全球资产泡沫先破于日本,后破于亚洲金融风暴,今天轮到了美国,美国金融风暴则会引发全球金融风暴,并使全球资产泡沫彻底破灭。如果是这样,不论美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会走出“l”型曲线。
没有不合理的货币制度,哪来如此庞大的全球资产泡沫?所以追根溯源,全球金融风暴也是货币制度危机的产物,但用什么来代替现存的货币制度,不仅探讨的文章极少,许多人还根本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问题。
外需形势不好,中国经济增长也会受到损害,但不会出现负增长。在若干年后,情况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因为可能会出现世界金融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90年代以来,已经出现了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在发生全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只剩下中国一个亮点,因此中国迟早会成为国际资本的避风港。但是为了避开全球金融风暴,中国又不应开放资本市场和使人民币国际化,所以,要把引资大门开在香港,把中国的企业更多的推到香港上市。香港将会因此成为世界第一大的资本市场,港币也会成为最坚挺的货币,这对繁荣香港经济,夯实“一国两制”政策基础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已经没有了产业霸权,但是还有货币霸权和军事霸权,货币霸权实际是产业霸权的替代品,因为只要有了货币霸权,美国人就可以依靠别国的生产锦衣玉食。所以,美国人决不会轻易让出美元的霸权地位,而是要用军事霸权来改变国际资本流向,以保卫美元的霸权。小布什之所以提出所谓“邪恶轴心”论,就是在欧洲和中国人的家门口事先布下两个点,打的是国际资本的可能流向,一旦美国资本市场不稳就有可能动武,因此世界并不太平,我们必须洞察先机,作好必要的准备。
一、看清世界才能看清自己
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7年走低,2000年终于出现了转折,增长率开始上扬,许多人因此松了一口气,更有乐观者认为,走出增长低谷和通缩阴影的中国经济,会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期。但是,先是从去年3月到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陆续转入负增长,然后是从7月份开始,广义货币m2的增速反超出m1的增速,显示出货币大规模退出交易过程和通货紧缩回归的趋势。从工业生产看,去年一季度的增长率还高居11·2%,进入二季度降到10%上下,进入三季度降到9%上下,进入四季度已降到8%上下,其中11月份的增长率只有7·9%,创1998年以来月增长率最低水平。根据最新公布的统计公报,2001年的gdp增长率只有7·3%,不仅低于2000年的8%,也低于1998年的7·8%。
令人不解的是,从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启动内需的一系列政策以来,2001年可以说是内需增长最强劲的一年,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全年高达12·1%,比2000年整高出近2个百分点,是1999年投资增长率的2·4倍!从消费看,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率全年为10·1%,也比2000年高出0·4个百分点。两条国内需求曲线,一条显著上扬,一条平缓上扬,当年只有出口增长率从上年的27·8%猛跌到6·8%,是一条陡直下跌的曲线,但是目前出口只占到gdp的22~23%,净出口更是只占到不足2%,那么为什么经济增长曲线不跟随占主导地位的国内需求曲线上升,而是跟随出口曲线下降呢?
摘 要 200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至今世界各国仍在努力摆脱危机阴影。此次经济危机与历史上几次经济危机有何不同?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不可避免?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该文章将从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来解释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虚拟经济发展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角度来讨论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 资本主义 根本矛盾 相对过剩 虚拟经济
2008年9月15日,以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保护为标志,次贷危机开始全面升级。一场规模巨大的金融危机逐步由美国蔓延到全球、由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直至今天,全球主要经济体还在为何时能够彻底摆脱危机阴影而努力。
一、从资本主义根本矛盾解析次贷危机的本质
从本质上讲,次贷危机与历史上任何一次金融危机都无区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由于外部竞争的压力和内部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利益驱使,各生产者涌向利润率最高的行业,并积极提高劳动率,搞技术创新,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同时整个社会没有统一的规划,这样就不能保证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由此可能造成买卖脱节,供需脱节。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扩大,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更加彻底,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效需求日益缩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导致大量相对剩余人口和失业的产生。当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一些重要的商品由于没有足够的市场购买力而找不到销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遭到严重破坏,生产过剩的危机就爆发了。这是危机爆发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普遍性原理。
这次经济危机仍然没有超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本质仍然是生产相对过剩的资本主义危机,只是作用形式发生了改变而已。借助于发达的信用系统,近二三十年来美国的透支消费越演越烈,资本家们生产出大量的商品,但是劳动人民手头没钱,有效需求不足,而透支的权利给了他们消费的能力,于是造成需求旺盛的假象,掩盖了社会购买力的真实情况,信用膨胀的虚假繁荣掩盖了生产与消费的脱节。这只不过是把危机延伸到未来发生而已,一旦发生不确定因素,对未来失去信心,经济泡沫破裂,危机无法避免。总的来说,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表现出来的基本逻辑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相对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危机爆发。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新时代的新特征:虚拟经济和全球化
再具体一点,这次次贷危机是借助“金融衍生品”与“经济全球化”这两个新载体,导致危机的时间与空间远超之前的规模。次贷危机的本源其实就是房地产泡沫崩裂,在过去十几年时间内,美国房价普遍上涨了50%-100%,其涨幅超越了实际需求的支撑,这就是危机根源的泡沫所在。既然高房价不可能持久,回归理性实属必然,但是透过华尔街投行家们所创造的“次级贷款证券化”,使得房地产价格风险被进一步放大。这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新时代的新特点,在以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资本的虚拟化和经济的全球化导致的金融危机和世界性危机。
(一)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的产生使同一种资本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运动,一是实际资本在现实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运动,二是作为实际资本“纸质副本”的虚拟资本在证券市场上的运动。虚拟资本可以相对独立于实际资本而运动,使得有价证券买卖能够成为投机的工具,从而造成虚假繁荣,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不仅商品难以转化为货币,有价证券也难以转化为货币,这必将大大缩小整个社会的支付能力。由于虚拟资本相对独立于实际资本的运动,它能推动股份制经济和证券市场的发展,为企业提供有效融资、扩大生产运营规模的有力工具,也能将社会闲置的货币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加以利用,同时也决定了一旦虚拟资本出现问题,给予经济的打击也是彻底的巨大的难以恢复的。严重的信用危机使金融领域坏账、呆账大幅增加,信用紧缩,造成经济衰退。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次级债券衍生合约的市场规模被放大至近4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7倍之高。日本媒体报道这次危机将导致全球金融资产缩水27万亿美元。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撰文指出:“有一天,人们回首今日,可能会把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评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二)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产业的转移和资本及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以及规模经济效应,对于发展中国及弥补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缺口,利用后发优势以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主导下进行的,这些国家从自身利益和社会价值观出发,利用受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并竭力推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市场经济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加大剥削雇佣工人的强度,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开来,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具有必然性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使得从一个国家引爆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大经济体,打击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恢复难度更大。
三、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当代经济危机的意义
用马克思的观点分析次贷危机的意义在于充分认识到此次经济危机的本质,为缓解并最终解决引起危机的矛盾提供理论依据,提供可行的解决办法,并对下一次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作出预测,在不能解决根本矛盾,无法避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的情况下,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参考文献:
【摘要】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公允价值计量与金融危机的相关性,使得就是否停止使用公允价值计量成了金融界与会计界在危机拯救中的一个争议热点。本文从经济后果的视角探讨了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政策选择受各方利益集团博弈结果的影响,公允价值虽不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元凶,但完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却是会计界迫在眉睫的工作。
【关键词】公允价值;经济后果;利益博弈
一、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会计政策的两难选择
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公允价值计量与金融危机的相关性,使公允价值成了金融危机的元凶之一,成了金融界与会计界在危机拯救中的一个争议热点。金融界认为,公允价值计量原则在次贷危机中造成了顺周期效应,认为该准则关于金融产品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在金融危机中起到了发生器与助推器作用。会计界则认为,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与金融危机无关,它只是跟随市场,并非领导市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作证时指出:“如果废除了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那么将没有人知道这些公司的资产按市值计价到底是多少”。
面对越来越大的对公允价值质疑声音,在美国参众两院表决通过的救援法案中,赋予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暂停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权利。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投票通过放宽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决定。
金融界和会计界对于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产生的分歧在于二者的会计目标定位不同。金融界的主张立足会计调控论,要求“怎样是对经济有利的,会计就应怎样反映”——会计应选择“按有利于经济运行的会计制度”进行反映。会计界的主张属于会计反映论,要求“现实是怎样的,会计就应怎样反映”——会计应选择“按反映现实的会计制度”进行反映。体现在金融危机拯救行动中,会计界立足会计反映论,选择捍卫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其目前采取的主要行动是优化非活跃市场条件下的公允价值计量。金融界立足会计调控论,将会计作为一项金融调控手段或金融危机拯救工具,选择终止公允价值计量。两种观点的角力体现了公允价值计价会计政策的两难选择,其实质是会计政策的选择产生的经济后果形成的一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
二、会计政策选择的本质特征
(一)会计政策的选择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和制度安排
会计政策选择也称会计选择,是在既定的可选择域内(一般由各国的会计准则、相关经济法规等组成的会计规范体系所限定),根据特定主体的经营管理目标,对可供选择的会计原则、方法、程序进行定性、定量的比较分析,从而拟定会计政策的过程。至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即指企业利害集团(包括股东、债权人和企业管理当局等)选择会计目标和会计准则的行为。会计准则的制订过程实质上是会计报告的编制者与会计报告相关利益集团合作博弈达到均衡的过程,已出台的会计准则大都是各方利益均衡与妥协的产物。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导致企业利害关系集团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和投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所以企业各相关利益集团都很重视和关注会计政策的制订和选择问题。从企业会计政策及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定义可以看出,企业会计政策在形式上表现为企业会计过程的一种技术规范,但其本质上却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制度安排。
(二)经济后果观揭示出会计政策的选择本质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在会计和政治两方面达到的微妙平衡
为了形成一致会计政策的契约安排,各利益主体双方或多方之间存在一个博弈的过程,即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对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的过程。威廉姆R.斯科特(WilliamR.Scott)在其《财务会计理论》中对经济后果产生的根源进行了阐明,提出对经济后果的定义:不论有效市场的含义如何,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影响公司的价值。瓦茨和齐默尔曼早期的实证会计研究表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受簿记成本、契约成本、政府管制成本和政治成本等因素影响,同时各相关利益集团都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参与会计政策的选择,企业管理当局往往通过借助于形式多样的会计政策选择与博弈实现对于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由此可见会计准则的制订过程实质上是会计报告的编制者与会计报告相关利益集团合作博弈达到均衡的过程。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导致企业利害关系集团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和投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所以相关各方利益集团都很重视和关注会计政策的制订和选择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后果作为会计规则制定中一个实质性问题开始在美国突显出来。企业各利益相关者通过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不断交涉和博弈,以寻求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经济后果。从实现方式上讲,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往往借助企业政策选择最终体现出来。一直以来会计准则制定者假设会计效果是中立,即使不是中性,也不为其后果向公众负责。经济后果问题的提出改变了这种看法,认为会计不是绝对中立的,可能会给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由于经济后果的存在使会计政策选择备受关注,进而影响会计准则的制定,这使得准则的制定复杂化,因为其要求在会计和政治两方面达到微妙的平衡。
三、金融危机环境下公允价值计量政策选择的博弈分析
(一)利益冲突——公允价值计量会计政策选择的博弈基础
金融危机爆发的元凶之所以被认定为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政策,是因为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政策导致了相关利益集团的冲突,即以银行为代表金融企业管理者的利益集团与银行的投资者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二者的冲突源自于两权分离订立契约的委托关系,这份契约便形成了以银行的投资者为委托人,银行等金融企业的管理者为人的委托关系。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政策要求投资银行的所有证券进行公允价值计价,而且对所有的金融资产和负债进行公允市价估价,对由于价值波动所引起的未实现的利得与损失也要包括在报告净利润中,公允价值计量将完全消除银行管理者进行利得交易的能力,执行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后果是提升会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使得银行的管理者看到的不仅是利得波动会增加,同时管理者操纵利润的能力将被大大削弱,这样二者的利益发生冲突也就自然而然了。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目前存在的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偏离,以及会计政策选择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行为具有必然性。在资本市场下假定所有利益相关者在对会计政策做出选择或提出建议时,都是为尽可能维护自身利益以达到其预期效用。信息经济学认为:在商品交易中一些人可能比其他人具有信息优势,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一般认为该经济机制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显然,会计政策选择主体和信息使用者之间的委托关系,决定了两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即人拥有不易直接被委托人观察的私人信息。以管理者和投资者为例,管理者对企业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比投资者具有信息优势,此时管理者可能会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扭曲和操纵提供给投资者的信息,将信息优势转化成利益。很多研究表明存在管理者利用信息优势掠夺投资者和债权人财产的现象。与此对应,投资者、债权人由于担心信息的可靠性而选择谨慎的投资方式,这将使得资本市场无法正常运行。一方面,管理者的信息优势及监督成本的存在使其在会计政策选择上存在自由性,管理者可以通过政策选择获得优势利益,另一方面,管理者可以拒绝政策的实行来保护自己的即得利益。如果存在一项会计政策使得当期报告净收益降低从而影响管理者的报酬,虽然管理者努力程度不变,由于契约的刚性提高奖金比率的要求一般难以达到。此时尽管会计政策的选择有助于提高财务报表的决策有用性,管理者往往也会干预会计政策的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政策的选择对于银行的管理者而言又何况不是如此呢?
(二)金融危机经济后果条件下的公允价值计量会计政策的博弈分析
由于监督成本的存在,管理者作为信息优势方,具有对经济后果产生影响是否进行充分披露的选择权;同样投资者期望管理者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依据威廉姆.R.斯科特在财务会计理论中实证分析:由于管理者应致力于降低未来契约签订的成本,避免竞争加剧及吸引潜在投资者等原因,可以将管理者偏好假设为,存在有利经济后果时管理者偏好于充分披露,存在不利经济后果时管理者偏好于不充分披露。通过分析发现,只要管理者充分披露时投资者获得高效用的概率偏大,管理者不充分披露时投资者获得低效用的概率偏大。
当出现金融危机这种极为不利的经济后果时,银行管理者会反对披露这一对己不利的经济后果,由于公允价值这一会计政策的使用会提升会计决策的有用性,使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后果得以充分披露,投资者则会持赞同态度,赞同充分披露,支持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由于这两者之间不会就披露问题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所以双方的冲突可以看作一种非合作博弈。假设在此情形下,管理者选择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充分披露时,若投资者选择购买,则投资者能达到的效用比投资者选择拒绝购买的效用更低,即投资者会认为该银行金融机构不具有投资价值。所以,当遭遇金融危机时,银行管理者若选择公允价值计价进行充分披露,而投资者拒绝购买,此时的银行管理者获得的效用也最低。若银行管理者不采纳公允价值计量进行歪曲披露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后果,则投资者选择购买的损失程度更大。博弈的最终预测结果只能是:银行管理者反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不充分披露与银行投资者的拒绝购买。这个博弈最终走入“囚徒的困境”,这种情况的出现对资本市场具有损害性,会打击投资者的投资信心,造成资本市场的低效率运转,阻碍经济发展。
然而幸运的是,FASB作为准则制定部门在考量了各方利益的基础上采纳了达成一些妥协的公允价值计量原则,这些妥协是相对于完全公允价值的最初目标而言的。由于计量的难度,负债被排除在外;公允价值只适用于正在交易或是准备交易的证券;为了进一步减少波动性,准备交易证券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不计入净利润,而在其他综合收益中反映。也许,上述的妥协是为了减少管理层的反对,或者是银行的管理者在这个妥协的结果中能够获得满意的效用。然而当金融危机爆发后,这样一个博弈之后的妥协结果又会使得银行的管理者的效用大大降低,因此才出现了文章开始处的关于公允价值计量的争议。
基于会计与环境的共生互动关系,当经济环境产生突变经济危机爆发时,过去各方利益集团通过博弈达成的平衡势必被打破又重新回到博弈的起点,回到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而这样的博弈是低效率的。因此,美国政府作为一方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政府的利益和政治形象,减少政治成本,同时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在SEC的督使下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9年4月2日出台了放宽按公允价值计价(以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给予金融机构在资产计价方面更大的灵活性。此准则的放宽意味着新一轮的博弈达到了暂时的近似均衡。
四、金融危机下基于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政策选择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