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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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趋势范文第1篇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中国国力经历了从强到弱又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为32.4%，居世界首位；到1890年降为13.2%，1919年又降为9.1%，1952年降为5.2%。这是因为1820-1952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0.22%）明显低于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62%），因而中国GDP比重占世界GDP比重明显下降；到1978年达到5.0%，这是因为1952-1978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40%）大大高于1820-1952期间的增长率，但是却低于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52%），因而中国GDP占世界GDP比重略有下降；1978年中国的比重不断上升，到1995年超过11%，这是因为1978-1995年期间中国GDP增长率上升为7.49%，而世界GDP增长率下降为2.7%，所以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明显上升。;

第二，中国人均GDP水平与世界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是先拉大而后迅速缩小。182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9%，1890年降为50%，1919年降为36.7%，1952年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不足1/4（23.7%），1820-1952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呈负增长（为-0.08%），而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正增长（为0.92%），因而中国人均GDP与世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明显扩大；1978年为22.3%，略低于1952年的水平，1952-1978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2.34%），略低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2.56%），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不仅与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拉大，也与世界人均GDP水平拉大；而后迅速上升，直到1995年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的1/2（为51.1%），比1978年提高了28.8个百分点，也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1%，日本人均水平的13%，台湾的20%，南朝鲜的22%。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04%），明显高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1.01%），中国人均GDP水平不仅与世界人均GDP水平差距明显缩小，而且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也大大缩小。

第三，在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直到1978年以后才日益开放，加快了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的作用可以用该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来描述，中国1890年这一比重为1.7%，1913年降为1.6%，1978年降为0.8%。一个国家贸易发展水平可以用该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的百分比来衡量，中国1890年为6.5%，1952年为4.6%，1978年为3.6%。这表明中国虽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又是一个“贸易小国”；虽然中国从50年代就开始发动工业化，但是属于典型“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国家。197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有四个特点：一是对外贸易呈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1978-1997年期间中国外贸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5.6%，其中进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4.5%，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6.7%；二是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指占GDP比重）不断上升，70年代末中国贸易依存度占GDP比重为13%，是世界上最低比率的国家之一，到1995年这一比例猛增，占GDP的30%以上；三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明显提高，到1995年提高到2.9%，成为世界第十大出口国，但这一比重仍太小，仅“四小龙”出口额就超过世界出口额比重10%；四是中国人均出口额提高了数十倍，1952年中国人均出口额只有1.4美元，1978年为10.1美元，1997年为122.8美元，但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仍然低下，1995年仅为13.6%。这表明对外开放的政策使中国迅速参与国际市场、国际竞争，对世界的贸易增长贡献越来越大。无论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还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相比都是太低，因此加速中国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既是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也符合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它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好处将会远远超过短期的开放调整代价。如果中国人均出口额接近或达到世界人均水平1/2，则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至少达到1/10以上。

第四，中国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人文指标的相对差距。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经济的迅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幅度提高，促进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明显变化，人们寿命延长了，识字率上升，吃得更好，居住条件改善，尽管这些变化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表现出不平衡特征。从人口出生率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高达37.0‰，1978年降为18.25‰，1995年降为17.12‰；从人口预期寿命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38岁，1978年达到64岁，1995年接近70岁；从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看，1952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1.70年，1978年上升为5.33年，1995年为8.93年（麦迪逊的计算结果高于

的计算结果），高于同期印度5.55年，但比法国50年代初期低，法国50年代是9.6年，德国是10.4年，美国是11.3年，英国是10.8年。经济增长与人类生活质量改善是一个相互促进和过程，人口健康素质越好，受教育水平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大。

第五，改革以来，中国各类生产要素增长及其配置市场化程度增强有助于加速中国的快速增长。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类要素指标看，按两个不同时期：1952-1978年期间与1978-1995年期间相比，中国总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由2.20%下降为1.37%；劳动投入增长率略有提高，由2.57%提高到2.62%；资本投入增长率略有上升，非居民投资（non-residentialcapital）增长率由7.57%提高到8.80%；农地（farmland）无增长，由0.47%下降到0%；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增长率由负变正，由-0.78%提高到2.23%。这表明，改革以来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不断增强，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1952-1978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1.78%，1978-1995年期间上升为4.74%；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一直呈负增长，1952-1978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2.95%，1978-1995年期间为-1.21%。

通过国际比较表明，1978-1995年期间中国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更类似于日本和韩国在1952-1978年期间经历的经济起飞情形。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中国为1.3%，日本为1.1%，韩国为2.26%；相对高的劳动投入增长，中国为8.86%，日本为9.57%，韩国为8.49%；农地（farmland）无增长或负增长，中国为0.00%，日本为-0.12%，韩国为0.46%；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明显提高，中国为2.23%，日本为3.74%，韩国为1.84%；出口额增长率大幅度增长，中国为13.5%，日本为13.17%，韩国为26.09%；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呈高增长，但资本生产率呈负增长，人均资本存量大幅度增长。如果说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日本和韩国成功地追赶了美国，则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成功地在追赶美国、日本和韩国。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在历史上既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又是一个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的国家，但它在全球性工业化历史进程中大大落伍了，到本世纪中叶已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大国。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尽管中国已经开始发动工业化，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但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率高于中国经济增长率，因而中国占世界GDP总量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略有下降，中国人均GDP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也是没有上升略有下降。1978年以后，改革与开放使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高，而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又明显下降，出现了中国迅速追赶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的新现象。这是一个全面追赶的过程，既包括经济总量，也包括经济个量；既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也包括社会发展水平。上世纪美国追赶英国、本世纪二次大战之后日本追赶美国、“四小龙”追赶发达国家都相继成功了。同样，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正在成功地追赶上来。迄今为止，尽管她尚未完成这一追赶过程，但是她对人类发展的推动、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中国走向21世纪的过程，就是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过程。今后中国还会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迅速赶上，并在下世纪初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以下介绍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几种预测和估计。

1995年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3-10.2%。2000-2010年期间为8.0-8.7%；2010-2020年期间为7.0-7.8%。

按底线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100美元；1994-2015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6%，预计到2015年左右，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但是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4。按上限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510美元；1994-2015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1%，中国将于2010年左右GDP总量超过美国，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4。

1996年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1994-2015年的长期趋势作了预测。他们对中国人均GDP美元值（按PPP方法计算）的初始值估计过高，既1994年为4200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6.3%；他们对未来时期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估计又过低，在最好情况下仅为4.9%。按上述假设条件，他们预测到2006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到2010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10%，到2015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27%，到200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2.1%，到2010年上升为25.6%，到2015年上升为28.9%。

199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2020年的中国》的报告，假设今后十年中国国内储蓄率从40%左右逐渐减少到35%，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略微下降到每年1.5%。在这些假设条件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4%，而后GDP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将减缓，从目前的9-10%，幅度减到2020年的5%。世界银行专家认为有三种力量会造成今后中国GDP增长率有所下降：一是人口因素，即总人口增长率减慢，劳动年龄人口到2020年不再增长；二是随着资本积累，报酬收益递减的经济法则起作用；三是随着经济成熟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结构变革为增长所提供的动力日益减小，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配置收益越来越小。该报告预测中国与其他国家缩小了技术差距，其技术进步的势头将趋于减慢。中国的GDP在2020年大大超过美国。根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995年人均GDP的估计为290美元，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现葡萄牙的人均水平，相当于美国现在人均水平的一半。此外该报告还预测到2020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和出口国；其居民购买力可能会超过整个欧洲；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作为资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中国可以和大多数工业国家竞争。

1997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的《崛起的亚洲》报告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作了三种可能的估计：一是乐观方案，中国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生产力和资本形成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6%；二是悲观方案，中国未进行必要的改革，行业瓶颈将制约整个经济增长，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4.4%；三是基本方案，假设中国仍保持1995年自然和政治条件不变，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6.05%，大大高于东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2.8%），略高于东南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为4.5%）。在这一持续性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水平迅速缩小，由1965年的3.2%，提高到1995年的10.8%，到2025年又上升为38.2%。

1998年麦迪逊对中国的未来作出了自认为相当保守的估计。他基本假设条件如下：第一，劳动投入增长相对缓慢，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也有所下降；第二，教育水平增长速度有所放慢；第三，人均资本存量增长速度不会超过5%；第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也会有所放慢。在上述假设情况下，他预测1995-2010年期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由1978-1995年期间的7.5%下降为5.5%，人均GDP增长率大约由6.04%下降为4.5%。既使在这种假设条件下预测，按PPP法计算，到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将会超过美国，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7%，比1995年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由于中国总人口规模大，那时人均GDP的水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5，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大，将在世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无论那一种长期预测都表明，如果中国不出现社会动乱、国家分裂和重大经济决策失误，在下世纪初期的10-20年间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应当是可预期的发展结果。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仅经历了20年的改革开放，就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如果我们再能够保持这样的增长趋势的话，20年后中国GDP总量将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水平，中国的贸易总量将略低于美国贸易总量，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空前发展将成为跨世纪的世界性重大事件，并将对世界的发展与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前景

1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在贸易、直接投资、金融等方面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深化，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一个国家产生的危机会改变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特别是通过货币危机传导；一个国家的经济萧条会减少其他国家的出口需求；一个国家的币值贬值会增加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亚洲金融危机从经济增长、国际贸易、金融交易、债权债务关系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同时也对中国产生愈来愈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东亚和世界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直到2000年以后才能有所复苏。据世界银行1998年10月报告，1991-1997年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3%，1997年为3.2%，1998年下降为1.8%，比上年下降了2.4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为1.9%，2000年为2.7%；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991-1997年期间经济增长率为9.9%，1997年为7.1%，1998年降为-1.8%，而后将逐渐恢复。其中1998年该地区1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负增长，从-0.4%至-15.0%，而中国经济增长最高，为7.8%，但是明显低于前几年的记录。引起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日本和东亚危机国为负贡献，分别为-0.4%和-0.3%，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0.7个百分点；二是美国、中国和拉丁美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呈现正贡献，但均下降了0.1%，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贡献比上年又下降0.4个百分点，拉丁美洲也下降0.1个百分点，日本和东亚危机国开始复苏，其贡献率为零，即中性作用，而中国的贡献可提0.1个百分点，为0.3%。

第二通过恶性竞争和大幅度贬值产出影响。东亚地区各国的出口依赖程度明显高于与世界出口市场的程度，这表明，在本地区各国之间的竞争性要高于各国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竞争性。从1997年6月至1998年8月28日，印度尼西亚币值贬值了76%，南韩贬值了34%，马来西亚贬值40%，菲律宾贬值了40%，泰国贬值43%，俄罗斯贬值了52%。这些周边国家币值大幅度贬值，而中国人民币不仅没有贬值却有所升值，这势必影响今后中国出口竞争力；同时其它周边国家由于币值贬值，按美元计算的资产价格下降，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比中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例如，到1998年8月美国在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80亿美元，相当于上年同期的2倍之多。

第三通过贸易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全球进出口贸易增长，对危机爆发国家影响最大，也对与这些国家贸易的国家产生间接影响。据世界贸易组织（WTO）估计，1998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仅为4-5%，大大低于1997年的9.5%。据世界银行估计，世界出口额8.8%下降为5.8%。这次金融危机使东亚地区内需停滞，进口大幅度减少，东亚地区危机国家进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3.0%，下降为1998年的-17.0%，日本由1.7%下降为-7.5%。为了应付危机，东亚地区政府都采取了控制需求的措施，企业因巨额债务负担而缩小开支，银行因危机中发生混乱难以开设进口信用，不良债权庞大也阻碍了内需扩大，美国、欧洲、日本及中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增长均在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国出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15.4%下降为1998年的2.3%，欧盟15国由9.6%下降为6.3%，日本由11.8%下降为-1.5%。1997年中国出口额增长率为20.5%，净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约在1/5。1998年年初政府提出实现10%的出口增长目标，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估计不足。当年1-11月份出口增长率下降至0.2%，近几个月来出口额连续出现负增长，其中10月份为-17.2%，主要是因为东亚地区的出口大幅度下降所致，1-11月份的亚洲地区出口额增长率为-9.6%。据世界银行预计，1999年世界出口增长率为5.3%，2000年为6.3%，世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5.8%和6.4%。在这一国际贸易环境下，1999年中国出口额增长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从国内需求增长率看，实际上从1998年下半年已呈扩张趋势，1999年会比上年有所提高，担受出口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使实际GDP增长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左右；与此同时也直接影响出口企业经济效益，间接影响就业增长。

第四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产生影响。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报告，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从流入亚洲地区转向欧洲和美国，全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额约1400亿美元，其中私人资本的流量下降了7.1%，仅对亚洲新兴市场的流入就下降了14%左右。预计今后还会有所下降。此外占中国外资比重较高的来自东南亚、东亚和香港等地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下降。1998年合同投资额（contractual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13.4%，实际利用投资额（actuallyutilized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9.27%，预计今年还会继续下降。

第五通过全球性通货紧缩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深化不仅使世界经济增长率减速，而且使国际市场各类非能源产品、能源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据世界银行统计，非能源产品价格指数增长率由1997年2.2%变为1998年的-15.7%，其中农产品由2.6%变为-16.5%，金属和矿产品由-10.5%进一步下降为-24.1%，化肥由1.2%变为-15.4%；能源产品由-6.9%，进一步下降为-28.5%。国际市场原油价格1997年为每桶20美元左右，现已降至12年来最低点，跌破每桶10美元大关。东亚地区是原油和农矿原料最大进口区，其经济严重衰退，需求疲软是使农矿产品价格暴跌的主要原因。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学家》商品价格指数下降了30%。从深层次看，全球许多工业面临生产能力过剩，同存有严重问题的银行一样，大概是亚洲危机的根源。全球性通货紧缩从外部环境使1997年开始出现的持续的国内通货紧缩“雪上加霜”，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煤炭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工业以及农业部门，影响了中国初级产品出口的增长。

从今后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危机作为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深刻，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不容忽视的潜在或显性因素，做出现最坏情形的打算为好.

2国内形势面临的挑战

从1993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的控制高通胀率，由1994年21.4%的高通胀率下降为1997年的0.8%，接近零通胀率，首次成功实现了宏观经济“软着陆”，但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以及各种长期积累矛盾的作用，从1997年以来，国内经济形势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一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已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指实际产出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自然经济增长率又称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通货膨胀度等于常数——既不趋于加速、也不趋于减速的情况下的真实经济增长率。从历史数据看，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为9.5%，90年代上半期上升为10.9%，但是90年代下半期这一增长趋势有所下降，在8-9%之间。从1997年一季度GDP增长率为9.6%到1998年一季度下降为7.2%，第二季度又进一步降为6.8%，直到第三季度才提高为7.6%，第四季度又上升为9.0%，其意味着改革以来第四次经济周期（长达八年）的结束，开始进入了第五次经济周期的扩张期。从年度数据看，1997年GDP增长率为8.8%，1998年为7.8%，“产出缺口”由正变负，略低于这一时期GDP的增长趋势。

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长达近20年的前所未有的高增长过程，现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和调整期。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增长率相对下降，呈现结构调整特征，即从总量扩张导向增长转向结构调整导向增长，从供给要素推动增长转向需求要素拉动增长，从以工业主导带动增长转向由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增长，从投资主导刺激增长转向投资和消费共同刺激增长。相对于世界和其他国家同期增长纪录，其增长率仍居世界前列，仍呈现高速增长特征，中国仍保持较高的国内储蓄率，FDI投资增长趋缓，但仍是世界第二大吸引FDI国，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增长的动力，具有大国优势，有助于扩大国内需求。因此，1999年和2000年中国GDP增长率虽难以获得1991-1995年期间的两位数增长率，但也不会出现周边国家那样的负增长或低增长，预计有望达到7-8%的增长率。如果出口额呈正增长，则GDP增长率可能为8%或以上；如果出口额呈负增长，GDP增长率可能为7%或以下；如果出口额增长率为百分之零左右，可能在7.5%左右。中国政府1999年经济增长率目标在7%左右，但这已不是指令性计划指标，而是一个指导性指标。1998年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大于消费的贡献率。1997年8.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为2.2%，消费增长为4.9%，净出口增长为1.7%，它们对GDP增长贡献率投资占25.2%，消费占55.5%，净出口占19.1%。1998年7.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率为4.7%，消费增长率为3.1%，它们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分别为60%和40%，净出口几乎无贡献。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增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5%，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增长率为20%，今明年两年还会有所上升。当前国内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不足。从1994年以来，各类消费增长率都在大幅度下降，按现价计算，到1997年农村消费额增长率由33%下降到6.5%，城镇消费额增长率由37.4%下降到11.2%，政府消费额增长率由33.0%下降至10.2%。消费增长率下降已成为制约GDP增长的主要因素。扩大和满足消费需求既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今后看，中国应从投资拉动为主转向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由于消费额占GDP比重近60%，因此只有有效地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扩大和刺激9亿多农民消费需求，应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久之计。

第二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商品市场供过于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空前提高。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1997年期间工业附加值增长了7.6倍；1978年时中国工业部门净资产为2000多亿元，到1997年上升为4万亿元。《国际先驱论坛报》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排行榜上居首位，几乎主要的商品供应都大大超过了需求。而生产能力过剩同样对中国经济和贸易构成新的威胁。根据中国国内贸易局商业统计信息管理办公室对全国600多种主要商品的市场供求分析，1998年初调查约有25%的商口供过于求，5月份调查约有27.4%的商品供过于求，1999年初约有2/3的商品供过于求，例如，纺织品、日用百货商品供过于求的比例为100%，电器、交电商品、化工商品供过于求超过90%，此外农副特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过于求的比重也明显上升,其余1/3的商品是供求平衡,只有一种粮油商品供不应求。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是多年来这些行业过度投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后果。它反映出中国经济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结构性竞争日益突出，而现存的经济结构既不适应国内市场需求，也不适应国际市场竞争挑战。

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零售业、餐饮业之外的大部分服务行业仍然保留排队现象，国有经济部门高度垄断的格局没有打破，特别是银行业、电信服务业、高等教育、医疗保健、电视与电影、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这既人为地压抑了居民消费，又减小了这些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

第三通货紧缩越来越明显，严重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的变化直接影响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方向。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产出缺口为正）时，通货膨胀一般呈加速上升；当产出缺口为负时，即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则通货膨胀呈加速下降。从1997年10月以后，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一直持续负增长，到1998年为-2.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0.8%，其中食品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3.2%，交通、通讯工具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4.2%。改革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着高通胀威胁，而今却第一次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如果说通货膨胀直接损害广大消费者利益的话，那么通货紧缩则直接打击生产者。从大多数消费者角度看，物价下跌是一个好现象，但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性下跌迫使企业被迫削减开支，减少供给，过度竞争，降价倾消，调低工资，增加失业，而且形成恶性循环，生产能力愈是过剩，商品价格下跌幅度就越大，工资收入提高越慢，下岗人员明显增多，这反过来又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在供过于求和价格下跌的情况下，抑制通货紧缩的主要办法是关闭效率低下、质量低下、商品过时、污染严重、持续亏损的企业。例如，1998年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累计亏损37亿元，亏损面达81%，予计1999年下岗职工240万人，关闭各类小煤矿2.58万处，压产2.5亿吨，煤炭生产比1996年将减少近3亿吨。1998年纺织业淘汰512万棉纺绽，分流安置66万名下岗职工，1999年准备计划压绽438万，减员110万人。此外，冶金、森工、军工、石油等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亦将大量裁减工人，进一步压缩生产产量。

第四城镇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创建国以来最高记录。首先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迅速上升，由1993年的420万人升至1998年的620万，增长47.6%；其次是下岗职工大幅度增加由，1993年的300万人，升至1997年的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929万人，

估计1998年将在1700-1800万人之间，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2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由1993年的120-180万人，上升至1998年860-960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约610万人；1998年农民工进入城镇的失业人口约80万人，估计其失业率为1.5%；1993年中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为540-600万人，1997年上升为1300-1500万人，真实失业率为6.8-7.8%；

估计1998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口约为1540-1640万人，真实失业率约7.9-8.5%，成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突发性失业高峰。90年代以来，农业部门就业增长下降了10%，第二产业增加了20%，服务业增加了55%，成为中国就业增长的主要渠道；城镇就业增长了21.6%，其中城镇集体经济下降近20%，国有经济是先上升、而后有所下降，而其它经济（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和三资企业等）则增长了130%，成为中国城镇就业增长的渠道。

高失业不仅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成为各地区最突出的经济发展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全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规模最多的地区是辽宁，为96.0万人，其次是黑龙江为81.0万人，河南为72.8万人，湖南为76.9万人，湖北为67.1万人，山东为66.8万人，四川为64.6万人；重庆在四个直辖市中实际失业人数最多，为26.6万人，而北京只有6.5万人，天津为9.2万人，这是因为这两个市上报的下岗未就业人员数太低所致。

中西部地区城镇真实失业率普遍高于沿海地区的水平。青海城镇失业率居全国首位，为11.5%，其次是陕西为11.4%，贵州为10.5%，吉林为9.3%，湖南为9.0%。福建为4.0%，广东为4.8%，上海为4.9%，北京为1.4%，天津为2.8%，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相差近10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为人均GDP水平与增长率差异甚大，而且各地真实失业率水平差异甚大。中国进入高失业阶段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处于高失业率水平。

第五国有企业改革越来越困难，亏损额愈来愈大，利润额愈来愈高少，并出现了巨额净亏损。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有经济既不适应国内市场竞争，也不适应国际竞争，这是多年积累的深层资机制性矛盾，并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问题。1994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额达483亿元，利润额为829亿元，净利润额365亿元。1997年亏损总额上升了一倍，为831亿元，而利润额却下降了一半，为428亿元，净亏损额为403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对5.8万家国有企业亏损额合计为近千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其中大中型企业增长30.4%。若考虑到利润额逐年下降，估计1998年净亏损额约700亿元。

国有企业投资利润率大幅度下降。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润率为3.2%，到1997年下降为0.9%；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率为投资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各种经济类型劳动生产率增长指数看，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1-1997年期间，国有工业企业增长了59%，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增长了114%；从各种经济类型比较劳动生产率看，1985年其他经济与国有企业之比为1.5:1，1991年为2.1:1，1997年为2.8:1。这说明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已无法与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企业竞争，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过程。因此，能否在三年内实现国企改革的目标（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诺）是令人怀疑的。

参考文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机遇与挑战：中国走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基本发展战略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WorldBank,1997,China2020:DevelopmentChallengesintheNewCentury,TheWorldBank.AsiaDevelopmentBank,1997,EmergingAsia:ChangeandChallenge,TheAsiaDevelopment.AngusMaddson,1998.WorldBank,1998.GlobalEconomicProspectsandtheDevelopingCountries,TheWorldBank.

新华社，北京，1998年12月10日、1999年1月22日电。

《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1月30日。

《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2月4日。

经济增长趋势范文第2篇

影响下半年宏观经济运行的几个重要问题

1．房地产增长预期在明显下调,但能否实现预期中的“软着陆”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中主要是政策的落实力度问题。房地产宏观调控的落实力度问题将明显影响此轮宏观调控的最终效果。今年年初以来，由于一些地方房价上涨持续过快、房地产投资和消费继续出现过热增长的趋势，国家加大了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央行提高房贷利率和按揭首付款比例、国务院的两个“八条”以及2005年5月11日七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是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措施、防止投资增长反弹的重要举措。这一政策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欢迎，特别受到广大普通住房消费者的高度期待。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一些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却产生了很多的抵触情绪，落实的力度可能大打折扣，影响房地产调控的成效。主要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仅从自身局部利益出发，对房地产业发展过度依赖和暧昧，而没有从国家全局的高度认识房地产投资、消费与价格长期过快增长可能对国民经济产生的越来越严重的负面影响。

2005年1～5月份城镇5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9719.3亿元，同比增长26.4%，比一季度快1.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和全年增幅分别回落8.4个和0.8个百分点（见表1）。

二季度投资增幅比一季度加快主要是由于去年二季度基数较低，去年二季度投资增长24.2%，比去年一季度的47.8%回落幅度接近一半。因此，投资在受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正在逐步由前期的过快增长状态向中期均衡增长水平转变。

现在的情况很明显，下半年房地产增长如果不能实现预期的“软着陆”，此轮宏观调控将很难实现预期效果。投资过热将会再次出现，资源瓶颈将会继续加大，煤电油运也会更加紧张，不仅如此，房地产泡沫化继续发展将会产生金融风险明显增大、使经济可能出现大起大落、因近期住房消费透支过多而使未来居民长期消费能力下降、使服务业的成本加大而抑制服务业发展等问题。

2．出口增长可能明显放慢将对下半年经济增长产生较明显的压力。许多迹象表明，下半年出口增长很可能明显放慢，将对短期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压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拉低工业增长速度，导致就业增长回落和GDP增长放慢；出口产品增长放慢与一些长线产品产能加快释放结合，使通缩的压力增大。但这只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暂时的压力，而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影响不大，而且会有许多有利影响：如出口增幅的明显放慢，将适度减少顺差，使人民币升值压力减轻；出口明显减速将迫使国内企业在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效益上下功夫；同时，出口增长放缓将有利于一些地方政府重视挖掘内需增长潜力等。

3．金融货币政策偏紧将对投资增长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当前一段时期货币供应量增长是否恰当是影响下半年经济会不会出现过度调整的重要因素。当前金融环境偏紧，在当前投资增长预期明显下降、物价增幅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有导致经济增长调整过度和使通缩压力增大的风险。当前金融货币政策偏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量增长处于偏紧的水平。从1998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来，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最强）出现了两轮快速增长，第一次是在1998年年中开始，持续到1999年第三季度，其与国家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结合，结果使宏观经济在2000年出现重要转机，之后因M2和M1增长相继回落，导致经济增长有所放慢；第二次货币供应量M2加速增长发生在2002年8月至去年二季度末，因其加速更为明显及持续时间较长，使中国经济在2003年后出现了明显的投资过热现象。目前M2和M1双双增幅回落到较低增长区间，M2增长持续10个月低于15%的水平，M1增长出现了两波段的明显回落，目前已持续徘徊在10%左右，比1998～2001年出现通货紧缩的最低水平还低（见图2）。

二是月短期贷款增加额持续减少，表明企业流动资金偏紧。从表2中可以看出，短期贷款月新增加额在2002年～2004年一季度出现了持续性快速增长，而2004年二季度后受国家加强信贷调控政策的影响，月增加额明显减少。2004年5～12月，短期贷款净减少了408.2亿元，其中有4个月为净减少。进入2005年后，这一状况持续。去年企业因利润增长较多并不明显感到流动资金紧张，但今年将明显不同，在今年企业利润增长大幅下降的情况下，银行短期贷款的继续放慢将使企业资金压力明显增大（见表3）。

三是总的贷款增长率持续明显放慢。今年5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8.63万亿元，同比增长12.4%，比一季度末回落0.6个百分点，比上年5月末和去年底分别放慢6.2个和1.8个百分点，增长率回落的幅度超过了各层次货币供应量（见图3）。

总之，当前有三大问题影响下半年的短期经济运行。房地产“软着陆”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将影响此轮宏观调控的效果，并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而出口增幅可能出现明显回落及金融货币政策偏紧则对短期增长的稳定性会产生较大影响。只要应对得当，这些短期性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基础便会更加牢靠。

经济增长趋势判断和下半年增长预测

1．经济增长是否将进入“周期性的低迷期”。

受政府加强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影响及出口增长可能下降、当前金融货币政策偏紧等因素的影响，下半年经济增长将会继续回落。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开始担心，中国经济可能步入深幅且持续时间较长的调整阶段，并伴之于出现通货紧缩。我们认为，这是合理放慢，而不是转折，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未来几年将进入“周期性的低迷期”。

首先，自去年二季度以来的经济增长率放慢，符合宏观调控的目标。从幅度上讲这种放慢相对平缓且适度，更重要的是这种增长放缓正是宏观调控希望看到的结果：把经济增长的速度适度降下来，而把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优化结构上，且在增加消费需求上多下功夫。

其次，短期增长的适度放缓有利于中国经济中长期保持快速稳定发展趋势。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未来一段时间内投资和出口增长可能明显放慢会对短期的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压力，但我们认为，即使这导致经济增长被明显拉低，但较长时间内我国仍能保持8%以上的增长。因为投资和出口增长的调整是迟早要发生的，这有利于巩固宏观调控的成果，符合中长期增长的目标，即适度调整是主动性的，且是为今后更长时间的稳定快速增长创造基础。预期中的增长调整，不仅不会使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悲观，反而应该是更加乐观。如果今年调整得好， 2006年、2007年以及今后几年的经济增长会更好。

其三，从周期的观念来看，短期增长的适度调整可以认为是两阶段高增长的“间隙”。因为中国经济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之中，且短期周期也没结束，实际上因宏观调控可能会明显延长，这有点像80年代中期的情况。

最后，最近连续2个月CPI回落到2%以下，并不表明我国经济将在下半年或明年进入新一轮“通缩”。一方面，2005年4月和5月物价增幅的显著回落在相当程度是由于去年基数较高作用的结果，预计2005年6～9月份物价水平仍为在低位增长，但扣除基数影响，实际物价增长应该仍会保持2%以上。另一方面，目前实行的稳健型宏观经济政策将使发生通缩的可能性明显降低。可以这样来理解此轮宏观调控的深意，即从中期角度看，宏观调控不是防“通胀”，而是防“通缩”。抑制投资过快增长既是为了明显缓解资源瓶颈约束及解决资源配置失衡问题，又起到了减缓未来几年可能出现的生产过剩压力。因此，近期中国经济增长适度调整反而降低了未来通缩发生的可能性。

2．对下半年经济增长指标的预测。

全年GDP增长呈明显的前高后低的走势。主要是因为受投资增长在房地产明显降温的作用下继续回落及出口增长将逐渐走低的影响。预计2005年下半年两季增幅回落较为明显，分别达8.6%和8.2%，全年经济增长为8.8%，比一季度回落0.6个百分点，比上年回落0.7个百分点。由此，宏观调控的目标基本实现。

下半年投资增长调整的幅度相对大一些。预计2005年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全社会投资分别增长25%和22%。三、四季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20%和16%，预计全年50万元以上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将超过7万亿元，同比增长20.6%；全社会投资全年将达83390亿元左右，增幅将由上年的25.8%降至19%左右。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长将在三、四季度呈大幅回落的走势，预计分别增长15%和12%，全年房地产增幅将自2000年以来首次回落到不足20%，增长18%至19%。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及消费者对房地产增长的预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基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也是基于市场内在的变动要求，如地方政府不得不降低对房地产发展寄予的过度预期，房地产商不得不收缩投资计划及降低收益预期来适应宏观政策的变化，而广大消费者在住房消费上也越来越趋于理性，一些投机炒房将会明显退市，这在美元升值及人民币升值压力将有所减弱的环境下，更是如此。

下半年出口增长回落的压力将逐步增大。一是在出口规模已经较大的基础上继续保持高增长难度越来越大。二是今年上半年的出口高增长与前两年有所不同，今年出口高增长是在工业制品出口增长逐步放慢、初级产品出口有所加快基础上形成的，工业制品出口增长的逐步放慢将带动全部出口增幅明显回落。工业制品出口增长由2004年的37.0%回落到今年一季度的34.8%。受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升的影响一季度初级产品出口增长高达35.1%，比全部出口增长快0.2个百分点，比2004年增幅16.5%快1倍以上。但最近国家出台的一些对初级产品出口的抑制政策及国际初级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较大等将使初级产品出口增幅放慢。三是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增幅的明显回落与外商企业出口增幅放慢也显示主导性的出口增长在明显减速，下半年这种减速会更加明显。四是我国纺织等劳动型产品出口近期受发达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阻挠，这方面的出口增长难免将受到相当大的影响。预计，上半年出口总额为3365亿美元，同比增长30.3%，1～3季度和1～4季度出口增长则将分别回落到24%和20%，呈明显的增幅下降趋势。

CPI增长在三季度受基数影响继续回落后四季度会有一个反弹。全年CPI增幅将肯定在3%以内，我们预计为2.2%。工业增长和消费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两个稳定器，下半年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态势。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将增长15.7%，第二产业增加值增幅为10.4%。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2.8%，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将超过11%，比上年有所加快。（见表4）

对宏观调控的认识和政策建议

一、对当前宏观调控的几个问题的认识。

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与实施适时适度的宏观调控密切相关。这一点在此轮宏观调控中反映得最为明显。我们认为对去年以来实施新一轮宏观调控内涵和方式的把握，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走势。特别是宏观政策的三个着眼点或特点对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增长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努力使短期宏观调控目标与中期稳定增长目标相一致。以控制供给为主的此轮宏观调控从中期的观点看主要是反“通缩”，而不是表面看的是反“通胀”。受技术进步加快、市场的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现阶段供给过度膨胀的概率远大于需求过度膨胀的概率，正因为如此，新一轮宏观调控是加强对供给过度增长的抑制，防止供给过度引起新一轮生产过剩及通货紧缩，以及引起当期资源供给的过度紧张、造成资源利用的严重浪费。正因为有这样的政策考虑，未来再次发生通缩的概率明显降低。与此相对应，防止通货膨胀在制定金融货币政策上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金融货币政策的重点应主要放在对金融系统风险的控制和促进就业和消费的稳定增长上。

2．今年加强需求侧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针对个别行业（房地产）的需求过度膨胀，防止经济增长出现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高度重视并有效实施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政策事关此轮宏观调控的成败。从亚洲国家经验来讲，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最大障碍和最大风险是因房地产过度繁荣而引起泡沫经济。因此，加强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不仅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而且是未来宏观经济政策需长期关注的问题。

3．“有保有压”的宏观调控措施，体现了对行业增长不平衡、地区增长不平衡、城乡增长不平衡等的高度重视，标志着宏观调控由单向（一路松或一路紧）型设计向复合型设计转变，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充分考虑各地、各行业的增长差异性。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是一个明显的挑战。

二、政策建议。

1．地方政府要切实落实中央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使房地产健康稳定发展，使宏观调控的成果进一步巩固。要把短期调控房地产的目标和建立房地产业长效稳定增长的机制综合考虑，从根本上消除产生泡沫经济的隐患。要形成这样的共识，房地产业持续过度繁荣是难以持续的，合理的增长调整符合各地方及中国经济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尤其要防止出现房地产泡沫及演化为泡沫经济。重点是促进房地产业发展的三个“转变”。一是重新确立住宅消费和投资理念，二是加快完善房地产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三是改变和完善住宅的生产销售方式。

（1）要从三个层面促进房地产发展观的转变。对政府来讲，房地产业应理解为一个被动型的产业，是社会福利的重要表现形成，不能作为财富增值的重要手段，相反应该调节。政府要引导大众消费，促进住房大众化需求发展，而不是鼓励大众投资。对房地产商来讲，塑造理性的房地产发展观，就是对满足大众住房需求为己任，尽可能提供相对廉价的住房商品，通过扩大规模和品质来盈利，要实现企业追求适度利润与政府的福利最大化目标相统一，才是房地产业正确和可持续发展之路。对广大普通消费者来讲，观念转变是，住房是一个必需的耐用消费品，通过大众炒房甚至投资来追求巨大的增值空间是理论上的错误，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2）加快完善房地产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主要是要在税收政策和行业风险控制和规范运作上要做长期有效的制度安排，特别是政府房地产政策设计上要以防止泡沫化、抑制投资炒作为目标。

（3）改变和完善住宅的生产销售方式已经是一个迫切的任务，房地产的生产和销售方式不发生重要转变，那么投资炒作将会以各种形式重复出现，而且在现在的利益纷争格局中，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我国房地产生产销售方式的转变应由目前所采取的香港模式转变为美国模式，即只允许出售现房不允许出售期房。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既要防止降温失败，又要防止降温过度。当前至关重要的是防止降温失败。

经济增长趋势范文第3篇

显然，无论内需还是外需，需求不足是目前制约北京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此时把扩大消费提上重要议程，一方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动选择，另一方面也是依赖投资、出口的增长模式不可继续的必然结果。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3%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北京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水平有了巨大提高，实现了年均两位数的增长。1978～2012年，北京GDP总量由108.8亿元增加到17879.4亿元，增长163.3倍，年均不变价增长10.4%；同期最终消费由53亿元增加到10655.1亿元，增长200倍，年均不变价增长12.4%。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之后，消费快速扩张，逐渐成为三大需求中的主动力。北京人均GDP在2006年突破6000美元以后，经济发展进入重要转折期，增长模式由投资、消费双轮驱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变。

以2006年为分水岭，北京最终消费增速持续快于GDP增速。2006～2012年，全市GDP年均增长10.4%，同期最终消费年均增长13.5%，消费增速快于GDP增幅3.1个百分点。从世界平均水平看，1960～2009年间最终消费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71%～75%之间，且总体上呈微幅上升趋势。从北京情况看，1981～2012年的32年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20个年份高于50%，有15个年份高于60%，且总体呈上升趋势。从2006年起，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速上升，由60%上升至2012年的73%，与发达国家80%左右的贡献率接近，消费成为北京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从国内看，目前只有上海、北京等少数城市经济以消费驱动为主导。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北京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1.5%，同期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为3.6%，最终消费总量比重为4.3%，北京的消费规模高于其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

双轮驱动下居民消费转向“发展享受”型

消费率接近60%，仍有上升空间。扩大消费的重点在于提高消费率，即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2012年，北京人均GDP达到13857美元，消费率达到59.6%。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消费率一般在75%～85%左右。从金砖国家看，2011年，俄罗斯、巴西的人均GDP均突破12000美元，消费率分别达到66.5%和81%。相比之下，北京消费增长的空间依然很大。

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双轮驱动。北京作为首都，汇集了大量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政府消费比重较高。2012年北京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的比例在6∶4左右，全国为7∶3左右。政府消费对于促进北京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2012年，政府消费年均增长15.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提高，由2006年的27%提高到2012年的30.8%。居民消费是拉动内需的重点，2012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2.2%。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是本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在总体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消费的规模和结构将有所调整，居民消费增长有加快势头。今年以来，居民消费增速普遍快于政府消费。上半年，北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增长8.8%，同期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分别增长10.9%和15.5%，消费增长动力处于转换之中。

居民消费从温饱型转向发展享受型。北京居民消费结构不断改善，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从1978年的58.7%下降至2012年的31.3%，农村居民家庭从63.2%下降到33.2%。近年来出现了以住房和汽车消费为代表的消费升级，同时，教育、医疗、旅游、信息和家庭娱乐支出快速增长。目前，北京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已经超过四成，部分享受型消费支出与发达国家接近。2012年，北京居民休闲与文化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比重为10.3%，而主要发达国家该比重在9.1%～11.5%之间；医疗保健支出比重为6.9%，主要发达国家一般在1.7%～20.2%之间；教育支出比重为5%，主要发达国家在0.9%～7.4%之间。

增长模式转型“革命尚未成功”

有效供给不足。消费供给对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北京生产业快速发展，而消费业和公共服务业发展较慢。消费业占经济的比重由2006年的20%下降至2012年的17%，符合大众实际消费水平和承受能力的产品依旧是“稀缺”资源。文教卫等公共服务业中国有企业比重达到90%左右，发展缓慢，无法满足居民多层次需求。

居民收入跑得不够快。扩大消费的基础是增加收入。从国际看，北京GDP已经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但是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2006～2012年，北京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增长8.7%，低于同期GDP增速1.7个百分点，未实现与经济的同步增长，以致有人开玩笑说：“GDP长得跟胡子一样快，收入涨得跟眉毛一样慢。”收入跑得不够快，老百姓不敢痛快花钱。

收入分配差距。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也对消费产生影响。掌握大量财富的少数富人的消费倾向（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远远低于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就会降低。从城乡看，2012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为65.9%，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为72.1%；从城镇内部看，20%高收入家庭消费倾向为57.5%，而20%低收入家庭消费倾向为86.9%。初步测算，若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城镇居民持平，北京消费总量将扩大8%左右。

经济增长趋势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市集中度 经济增长 城市群 城市化

引言

在一定的城市化水平下，城市集中度过低或过高都会导致效率的损失和经济增长缓慢，适度的城市集中度是城市群综合效益最大化的集中体现。城市集中度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土地面积、人口密度、交通体系等因素（周文等，2007）。城市集中度的测定指标主要有以下三种：城市集中的帕累托系数、城市集中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城市首位比指数。纵观国内外对城市集中度的研究，目前对于城市集中度的研究大部分聚焦于城市集中度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上，对城市集中度的测定方法研究较少。合理的城市集中度测定方法对于描述城市群集中程度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本文试图建立城市集中度的综合测度模型，进而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分析西部地区城市集中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西部地区城市集中度目前是一种怎样的状态？第二，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西部地区合理的城市集中度是怎样的？

西部地区城市集中度的特征现状

（一） 城市集中度的综合测度模型

根据城市集中度的综合测度思路，构建基于产业、空间、交通三个因素的城市集中度的综合测度方法。设Pc表示产业集中度指数，Ps为空间集中度指数，Pt为交通集中度指数，α、β、γ分别为代表产业集中度、空间集中度和交通集中度的加权影响系数，城市集中度per为：

Per=αPc+βPs+γPt （1）

1.城市产业集中度的测度模型。根据城市群产业集中度的概念，构建产业总量集中度指数Pcc、产业结构集中度指数Pcj和产业结构空间效率指数Pcs作为测度城市群产业集中度的主要指标。则城市群产业集中度Pc的计算公式为：

Pc=αcPcc+βcPcj+γcPcs （2）

（3）

（4）

（5）

式（2）中：αc、βc、γc为权重，通过熵技术支持下的AHP模型（本文中所采用的熵技术支持下的AHP模型、熵技术支持下的专家群民主决策法等计算所得系数均参照方创琳、祁巍锋、宋吉涛的《中国城市群紧凑度的综合测度分析》）计算可知，αc=0.30、βc=0.36、γc=0.34。式（3）中，xi表示选取的某个城市群内第i城市的指标值，x为各指标的平均值，n为城市群内城市的个数。Mi为城市群内第i城市的工业增加值，Gi为第i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式（4）中，δ、、ω分别为三次产业加权值（通过熵技术支持下的专家群民主决策法计算得知δ=1.50、=3.87、ω=4.63），Fi、Si、Ti分别为各市三次产业产值。式（5）中，xik为城市群第i城市第k产业的比重，xjk为城市群第j城市第k产业的比重，γk为第二三产业空间相对重要性的权重。本文中k取1时，表示第二产业，k取2时，表示第三产业，γk取值为1。

2.城市空间集中度的测度模型。根据城市空间集中度的概念，选取空间相互作用指数Psi、人口密度指数Psp和城镇密度指数Psu这三个具有空间指向性的指标作为计算城市空间集中度的指标，则城市空间集中度指数Ps的计算公式为：

Ps=αsPsi+βsPsp+γsPsu （6）

（7）

（8）

（9）

式（6）中，αs、βs、γs为权重，采用熵技术支持下的AHP模型求得αc=0.35，βc=0.28，γc=0.37。式（7）中，Pi、Pj为第i、j市的总人口，Gi、Gj为第i、j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Dij为第i、j城市的距离，n为城市群内城市个数。式（8）中，ηj为不同城市等级的权重（通过熵技术支持下的专家群民主决策法计算获得），i为1-5，即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五个等级，相应的权重分别为0.36、0.28、0.20、0.12和0.04，pi为城市i的人口密度。式（9）中，Nj为相应等级的县级区划数，Ai为某一城市的面积。

3.城市交通集中度的测度模型。根据交通集中度的概念，选取加权通达指数Ptt、非加权通达指数Ptf和交通空间集中度指数Pts三个指标测算城市通集中度指数Pt：

（10）

（11）

（12）

（13）

式（10）中，αt、βt、γt为权重，采用熵技术支持下的专家群民主决策法计算得αt=0.28，βt=0.16，γt=0.56。式（11）中，Ti为节点i客运量与货运量的加权平均数，本文权重为1；为评价系统范围内某区域中心和活动目的地j的某种社会经济要素的流量；Gi为i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Pi为i城市人口。式（13）中，LNi为节点i的对外直接联系线方向数量，n为城市群内节点数，Ai为i城市的区域面积，xi为节点之间直线距离，x为节点间联系的直线平均距离。

（二）城市集中度的现状与趋势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1999-2009年为研究时段，以成渝、关中、兰白西城市群为研究样本。采用上述公式计算城市的产业集中度、空间集中度和交通集中度，并利用熵技术支持下的AHP模型计算得到产业集中度、空间集中度和交通集中度的加权影响系数分别为α=0.32，β=0.38，γ=0.30。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0-2010》，采用公式（1）计算城市群综合集中度per，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得出：从时间趋势上看，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行，各城市群的城市集中度在不断增加，且整体上关中城市群高于成渝城市群和兰白西城市群。从纵向上看，各城市群空间集中度指数要高于产业集中度、交通集中度指数。

城市集中度与区域经济增长

（一）实证分析框架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加之本文沿用Henderson（2003）将技术进步的速度设定为城市集中度的二次形式。综上，将模型设定为：

（14）

其中，GDPi（t）为GDP变化量，Ki（t）为固定资产投资额变化量，Li（t）为劳动力变化量，i=1，2，3表示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和兰白西城市群。

（二）结果分析

考虑到各城市群的固定不可测因素，如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文化制度等对该城市群的生产集中度的影响，并且也无法认为这些个体因素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是独立的，因此本文在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时将个体的固定影响纳入解释变量中。采用Hausman（1978）检验方法判定可得本文应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因此采用FGLS方法进行估计，利用stata11.0软件进行运算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除“教育”和“城市集中度*人均GDP”不显著外，其他变量均显著。

“城市集中度”的边际影响为：

α0+α1lnscalei（t-1）+α2lnpgdpi（t-1）+2β0peri（t-1） （15）

本文考虑到α2的系数不显著，因此没有考虑“城市集中度*人均GDP”这一变量，代入数据后系数如表3所示。

本文进一步计算最优的城市集中度（见表4）。由于α2不显著，所以在计算时没有考虑人均GDP的因素。

城市集中度与区域收入差距

本文进一步试图分析城市集中度对缩小区域内部收入差距是否存在影响。图1描述了1999-2009年成渝、关中、兰白西城市群区域城市人均GDP（对数值）标准差的变化趋势。从图1中可以看出，成渝城市群和兰白西城市群在1999-2009年间，区域内部的收入差距有明显的收敛迹象，关中城市群区域内部收入差距保持稳定，这与西部大开发政策不无关系。其中成渝城市群区域内部收入差距要大于关中城市群和兰白西城市群。

以区域内部各城市人均GDP（对数值）标准差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城市集中度作为解释变量建立模型。模型中考虑了城市集中度的二次形式，模型设定为：

（16）

其中σi为区域内部各城市间人均GDP（对数值）的标准差。被解释变量σi描述了城市群内部之间发展程度的差距。采用FGLS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除了“教育”变量在10%的置信度下显著外，其他变量都在1%的置信度下显著，“城市集中度”对人均收入差距的边际影响为：

α2+α3lnscalei（t）+α4lnpgdpi（t）+2α5peri（t）

（17）

将各变量的样本数据带入边际影响的公式，具体结果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对于三个区域，城市集中度对人均收入差距作用的方向是不相同的。其中，对于成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提高城市集中度会增大区域人均收入差距；而对于兰白西城市群，提高城市集中度对缩小区域规模差距具有积极作用。这不同于孙洋（2009）针对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区域地区所做的实证结论。

考虑“城市集中度的平方”的系数为正，说明存在最优的城市集中度使得区域人均收入差距最小。此时最优的城市集中度为：

（18）

将样本数据代入（18）式，可以得到使区域人均收入差距最小的城市集中度，具体数据如表6所示。

通过观察表6可知，兰白西城市群最优的城市集中度要大于成渝、关中城市群，为使区域收入差距最小化，成渝城市群应减小城市集中度，关中城市群应减小城市集中度，兰白西城市群应增大城市集中度。

结论

本文针对以上分析得出结论：

通过建立城市集中度的综合测度模型可知，西部地区城市集中度低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空间无效率，交通通达性低等问题，集聚多为空间人为集聚，因此西部地区应提高集聚效率。

我国西部地区城市集中度对区域经济的发展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城市集中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而目前就其所处经济发展阶段而言，西部地区已经出现城市集中度相对过高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现象。这说明在经济相对不发达、城市已经相对集中的西部地区，人为提高其集中度反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甚至负面的影响。

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区域人口规模的影响和制约。回归结果显示“城市集中度*区域人口规模”系数为正，说明区域人口规模增大，最优的城市集中度会增大，但这种集中度的增大是人为的，无效率的。政府应基于区域现有的人口规模，制定符合当地具体情况的城市发展战略，更多地考虑发展产业、交通等的集聚。

区域经济增长、区域人口收入差距同向增大。从区域经济增长来看，提高城市集中度，成渝城市群经济增长会增加，兰白西城市群经济增长会减小。从缩小区域人口收入差距来看，提高城市集中度，成渝城市群区域人口收入差距会增大，兰白西城市群则会减小。关中城市群处于过度阶段。即如果区域经济增长提高，则城市人口收入差距也增加，这说明政府要考虑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是把提高经济增长还是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Henderson，J.V.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Economic Growth：The so-What Ques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3，8（1）

2.周文，余志斌，连洁.城市集中度的测定指标和影响因素―我国经济发展对城市集中度影响的回归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7（3）

3.杨波，吴聘奇.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社会科学研究，2007（4）

4.周文，余志斌，杜朝晖. 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8（5）

5.孙洋，李子奈.一种空间矩阵选取的非嵌套检验方法[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7）

6.方创琳，祁巍锋，宋吉涛.中国城市群紧凑度的综合测度分析[J].地理学报，2008（10）

7.谢小平，王贤彬.城市规模分布演进与经济增长[J].南方经济，2012（6）

经济增长趋势范文第5篇

[关键词]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近年来一直是国际贸易研究的活跃领域，对外贸易与经济增的关系理论界一直有不同的观点：大致形成促进论、阻碍论、折中论。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证作基础，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实际情况差异较大，对某个地区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在其他地区不一定实用，所以对某个特定地区就要具体分析对外贸易对该地区起到什么作用。

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十年来，烟台市对外贸易额和GDP迅猛增长，不管是从总量上看还是从增长速度上看都要高于开放前的水平，所以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有某种促进作用，下面本文就运用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并结合烟台的实际情况对它们的关系进行分析。

一、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回顾

最早提出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是亚当·斯密：他假定一国在开放前存在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剩余资源用于生产更多的商品出口，由此为利用剩余生产能力开辟了出路，这样贸易就可以在不降低国内生产的情况下扩大出口，结果提高了经济活动水平。后来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学说，他认为比较优势决定贸易形式，给一国带来收益的不是剩余资源的使用，而是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出口使得一国能够在较国内生产更为有利的条件下购买进口品，同时，通过专业化生产成本相对低的商品，即使没有资源增长和技术变化，贸易也能促使各国生产最优化，促进经济增长。穆勒进一步指出，贸易的直接优势在于促进世界生产力更有效的利用，贸易的间接优势最显著的是市场的扩张带来的增进生产进程的趋势，生产的扩张会导致生产专业化，充分利用各种要素，并进行发明改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当代经济学家赫克谢尔和俄林创立要素禀赋理论：他们认为各国应输出密集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输入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可以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使两国均获其益。纳克斯从需求的角度强调了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的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和资本形成不足，生产率低下，发展对外贸易能够启动本国经济摆脱贫困恶性循环实现经济增长。

二、烟台市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烟台地处山东东部，北接渤海，东北面与日本韩国相近，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对外贸易额与GDP近年来一直保持较快增长，下面根据1999年～2006年的数据并用前述理论对它们的关系进行分析。

1.定性分析

(1)对外贸易促进了生产的扩大和资源的更为充分的利用。烟台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额由2000年的9.33亿美元提高到2006年的49.9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30%。加工工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迅猛的发展也伴随着劳动力使用的大量增加，因为烟台劳动力非常充足，加工贸易的迅猛发展大量吸收劳动力，使剩余的劳动力资源得到了使用，从而生产出更多的出口产品创造更多的产值，提高了经济活动水平。同时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烟台利用这个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充分发挥其优势以扩大出口量，加工贸易的发展也带动了与之相关的交通运输、旅游、信息、餐饮、金融服务等行业的发展，极大的提高了经济活动水平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烟台对外贸易中一般贸易额从2000年的10.3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37.9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20%，出口需求的扩大导致了生产的扩张，从而导致了GDP的增加。

(2)对外贸易促进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首先，加工贸易的快速增长，导致了生产的扩张并推动了生产的专业化，使机器设备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使用，并为发明创造提供了契机，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其次，外商投资的增加给本地带来了更多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机器设备，这些要素与当地的土地及劳动力资源结合起来会使生产率和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为社会提供更多更为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提高了国民收入。同时由于技术及管理的外溢性，整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都会提高，推动了经济的增长。(3)对外贸易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烟台市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的比重逐年下降，而产值却逐年上升，第二产业的比重总体上升产值增加迅速，第三产业的产值也是逐年上升的。第一产业产值上升表明农产品在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经济价值在不断提高，农产品的出口提高了对农产品的品质要求，使农产品的生产必须按照出口的要求进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必然会提高其经济价值，导致该产业产值上升，使其所占比重更加合理。工业品出口和外商投资的大幅增加要求第二、三产业必须适应国际化的要求，搭配更加合理并能更好的发展。

2.定量分析

烟台市1999年～2006年GDP与对外贸易数据如下表：

数据来源:烟台统计年鉴GDP:人民币外贸及出口额：美元

用SPSS软件对GDP与外贸额进行回归得Y=538.219+12.707X。Y:GDP，X:外贸额，样本决定系数R=0.997，常数的显著性检验:t=16.86＞t(7)=2.36检验通过，系数的显著性检验t=31.61＞t(7)检验通过（显著性水平为95%）。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它们的线性关系成立。烟台每增加一个单位的贸易额就增加将近十三单位的GDP，对外贸易对GDP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正如前面分析中所提到的对外贸易发展具有很强的乘数效应会促进许多相关行业的发展，使经济总体水平得到提高。再对外贸额与出口额进行回归得Y=517.603+22.376X1，X1:出口额。R=0.993常数与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值分别为10.388和20.581远大于2.36，出口与GDP线性关系显著，并且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出口GDP增加超过二十二个单位，所以出口对GDP的作用更为显著。烟台在国内属于比较发达的地区，但与其主要贸易国日、韩、美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烟台出口贸易的作用如此显著，这正如纳克斯所认为的，不发达地区应积极发展出口贸易，促进资本形成并提高生产率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摆脱不发达状态。所以烟台应当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积极推进外向型发展战略。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前面的理论及实证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烟台市的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强的促进作用，所我们应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同时我们也应该创造有利条件提升自己的优势以使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更为有利。对此本文有以下几点建议：

1.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努力培养技术型管理型人才

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能够加快创新并提高产品的价值量，并能在国际贸易分工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烟台的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部分所占比重很大，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产品价值与外国同类产品相差很大，出口利润率低，出口产品的大部分利润被外国进口商获得。所以我们要加大对资本和技术的投入并提高管理水平，以增强产品的资本、知识、技术密集程度，提高产品的价值增量，以赚取更大的利润。

2.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首先，加大对第一产业的调整，促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大力发展适合内外市场需求的农作物，使农业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以获取更好的经济效益。同时积极对二三产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其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含量，增加其附加值，政府可以选择某些具有潜力的行业像信息、金融服务、新产品开发等进行扶持以增强其竞争力，让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在外贸和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市场引导和政府参与相结合使本市产业结构更能满足经济不断发展的要求能促进经济更好增长。

3.合理引导投资流向提高投资效益

烟台市投资增长迅速，但重复投资严重，根据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重复投资的收益率要低于市场收益率甚至会出现负值，重复投资不仅会带来很高的机会成本也会失去发展机会，所以应避免重复投资。烟台近几年发展起很多新兴行业，他们目前利润较低，资金缺乏但非常具有前景，我们应该把资金引向这些部门，让其尽快摆脱起步阶段进入迅速发展期。投资合理会使产品能更好的适应市场，使我们在国际贸易中更具竞争力，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