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知识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市域社会治理知识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市域社会治理知识范文第1篇
(一)促进子系统内部的联系，维护子系统内部的稳定
1．封建皇权通过履行经济职能促进经济子系统内部的联系，通过消除不稳定因素维护这一系统的和谐。(1)封建皇权通过履行其经济职能把分散的农户联系起来。古代中国国土辽阔，小农经济又使人们处于十分分散的状态，无力应对天灾人祸和兴修大的水利工程，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需要它来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我国古代各个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它们通过兴修水利工程、道路和运河来满足农业生产的灌溉和交通运输等需求，保证经济子系统的顺利运行和发展。封建皇权还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农业生产，通过委派地方官吏来“劝民农桑”、宣教“农本”政策、促进农业技术传播，督察农业生产。这样，封建皇权通过履行其经济职能，把经济子系统内部分散的诸要素一定程度上联系起来了。(2)封建皇权通过消除子系统内的不稳定因素，维护经济子系统的稳定。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极力消除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维护农业生产系统的稳定。一方面，他们经常扮演调和阶级矛盾的角色。如实行“均田制”，让少地或无地的农民获得一份土地，这是传统社会的政府利用其强制力进行土地资源配置的正式制度。这使很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成为自耕农。地方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容易激化与百姓的矛盾，于是皇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豪强和官僚对土地的兼并，维持这个系统的基本平衡。另一方面，他们也赈灾，救助受灾农民。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灾难频繁发生的国家，灾害一旦发生，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威胁到王朝的存亡，因此封建统治者也不敢掉以轻心，通过赈灾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并以此来显示皇权统治的仁德及其合法性所在。在封建皇权的强力干涉下，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威胁乡村社会系统的不稳定因素。
2．通过“乡绅自治”维持乡镇政治子系统内部的联系与稳定(1)“乡绅自治”有利于收集民间的意见，联系广大农民。社会系统的维持并不能完全靠压制，尤其在“天高皇帝远”的乡镇地区，权力的运行不能完全单向度的由上而下，因为“政治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人民的意见是不论任何性质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这是自下而上的轨道。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11］皇权止于县，把乡镇管理的权利交给了乡绅，这样就有利于收集和反馈民间意见，实现一定程度的上通下达。乡绅与异地为官的官员不同，他们没有离开故土，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乡里百姓往来密切并且有着休戚与共的厉害关系。他们能够把自己了解到的或收集到的有关乡村与村民的信息反映给当地的官员，避免了官方直接面对数目庞大的村民，也避免了因官方不了解民情，做出错误决策而导致官民的直接冲突。因此乡绅起着重要的上通下达的作用，保持了系统信息的畅通。(2)“乡绅自治”有利于平衡官方与农民的利益，维护政治子系统的稳定。乡绅一般都是官方举办的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的儒生，他们具有“官方和半官方的身份”，［12］是封建皇权在广大乡村的人。“绅权”依靠的并不是暴力，而是基于其经济能力、身份地位、家族势力和个人德行所获得的一种敬服。［13］所以，乡绅是一种农村社会的内生型权威，它不具有国家这一外生型权威的暴力性质，因而，有功名而无官职的“乡绅”成为把封建皇权与乡镇居民联系起来的桥梁。乡绅因其来自民间的身份，决定了乡绅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地方利益。通过乡绅自治，可以形成中央与地方利益尽可能地协调。乡绅的角色是双重的，即起到保护乡民和乡里社会的作用，也起到替统治者管理乡民的作用。所以官方利用乡绅管理广阔的农村地区，不仅得到乡绅的支持，也得到百姓的信赖，也维护了整个子系统的稳定。
3．通过“科举考试”维持乡村文化子系统内部的联系与稳定(1)通过科举考试有效整合乡村的文化精英。科举考试的成熟与完善对意识形态下沉到乡村，形成广大乡镇地区的文化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举考试是一种选官制度，对广大乡村开放，它不论出身、不论门第，使广大农村的居民也可以通过这一管道，做到“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凭能力获选，不靠亲戚关系或家族人脉。”［14］这给许多农家子弟带来了希望，他们希望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这一举措产生了极大的向心力，有效地把广大乡镇的文化精英凝聚起来，成为对中央皇权的积极支持者。而且这一选官制度也注意到选拔人数在地区之间的平衡分布，极力消除地域差异，保持各地之间的文化联系。各地儒生由于对儒学的共同兴趣而相互往来和交流，促进了儒家的思想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也在广大乡村地区形成了文化上的统一。(2)通过科举考试维护了儒家意识形态在普通村民心目中的独尊地位，保证了意识形态系统的稳定。封建皇权紧握科举考试这一“指挥棒”，以儒家学说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这样促使了儒家学说在广阔的乡村的传播，一些农家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较高的身份和地位。科举考试也造就了一批乡村的儒生，考取功名的乡绅往往成为当地弘扬儒家文化的中间力量，即使是没有获取功名的儒生，在传播儒家文化中也是功不可没，他们把儒家文化融入到小说、戏曲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艺中，深刻影响了居住在乡村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使乡村居民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同时乡村有条件的村民通过培养自己的孩子读书，让他们考取功名，为儒家的意识形态系统输送人才，形成一个内部的良性循环。儒家意识形态产生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又通过封建皇权的大力弘扬，并且与植根于乡村的选官制度相结合，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和对社会的整合力，抵制了其它意识形态的竞争，保持了“独尊”的地位，最终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意识形态系统，并且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
(二)强化社会子系统相互之间的制约，维护社会大系统的稳定
1．通过巩固小农经济，防止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失控(1)落后的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有利于封建集权统治。小农经济环境下，广大农村居民保持一种分散的状态。他们这种分散的状态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马铃薯”，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无法对抗封建皇权。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人们所能够建立起来的组织，只能通过血缘关系的纽带形成的宗族组织。这种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组织是中国封建统治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这种家族组织通过儒家意识形态而与国家组织协调起来，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封建君主就是这个放大了的家庭的总家长。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子系统就是矗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以及这样的经济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之上。封建皇权保护小农经济就能够维护乡村社会的宗法结构，宗法结构的稳固保证了家国同构的中央皇权的行使。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人口的流动，从而导致宗法关系的松散，威胁到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也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小农经济而遏制商品经济的原因之一。(2)巩固小农经济有利于巩固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封建意识形态。儒家意识形态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也为这一基础服务。在很多方面，儒家可被视作以家庭为榜样、为国家建立道德原则的意识形态。［15］没有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的封建家庭结构，儒家意识形态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封建皇权通过保护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可以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如果放任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则必然改变封建家庭结构，产生多元的思想，最后冲击到儒家意识形态。
2．通过政治权力强化对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制约(1)通过政治权力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萌芽的商品经济一直得不到发展。因为封建统治者认识到经商可以迅速致富，所以他们“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16］他们“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17］这样商人的人身和财产自然就得不到保护，甚至常常受到侵害，商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手工业为官方所垄断，民营手工业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梁漱溟先生说的，“后一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在经济上已盘旋而不进”［18］就是这样导致的。这种状况有利于皇权的统治，小农经济的落后和封闭，使广大的乡村农户就像一个个的“马铃薯”，分散而无力，需要统治者“从上面赐予他们雨水和阳光。”［19］(2)通过政治权力进行思想文化控制。封建皇权对农村的管理单靠武力或严密的官僚组织是不够的，需要广为群众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因此，通过政治权力，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一方面，统治者大力弘扬儒家文化。自汉朝以来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获得明显的效果，儒家意识形态开始深入人心。封建皇权通过完善科举制度，达到对乡村的意识形态控制。科举考试使乡民可以通过学习儒家学说而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这使广大的乡镇儒生专注于研究儒家学说而放弃对其他学说的思考。另一方面，他们广设“文字狱”进行思想控制。对任何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和文化进行彻底的清洗，这样达到对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使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3．通过弘扬儒家文化，巩固小农这一经济基础，维护封建皇权对乡镇的政治统治(1)巩固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有利于巩固小农这一经济基础。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包含着“重农”思想，儒家思想家主张“民以食为天”、“不夺农时”、“不违农时”等，把农业生产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荀子甚至认为财富只能从农业中产生，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强本论”，把农业生产与富国富民联系起来，并且明确提出“工商众则国贫”的观点，成为后来很多朝代重农抑商的理论根据。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极力维护小农这一经济基础。它有一套与农村家庭伦理紧密相关的完整价值观，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规范，有利于维持一个农业社会的正常运转。(2)大力弘扬儒家学说维护了封建皇权的统治。任何封建朝代都不是单靠武力就能够统治的，所以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导致对统治者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封建皇权通过对儒家学说的弘扬，达到了降低其统治成本的效果。一方面，儒学能够顺应专制皇权发展的需要，通过文化制度对皇权的充分肯定，把皇权的统治法理与宇宙的秩序“融为一体”，达到“对权力的无限性、任意性和全能性政治模式的全力构建。”［20］另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乡绅充分利用儒家的教化功能，使人心服而达到管理的目的。这种教化可以“防止因思想的混乱而导致社会的动乱，也是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乡绅都是由取得功名的候任官员或者退休官员组成，精通儒家学说，因此他们的思想与整个国家的统治思想一致，可以向百姓灌输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达到教化民众进而控制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乡绅的帮助下，使广大乡村“形成了国家官僚机构枝干下的广泛而稳固的根基，从而把一个巨大的农业社会不可思议地组织起来了。”
二、我国传统社会乡镇社会治理的教训
(一)封建皇权的高压统治使一切新生事物无法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成长起来封建皇权为了维持系统的平衡，扼杀了一切新生事物。在经济方面，除了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外，还极力阻止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的形成。皇帝具有对于天下一切财产的最高所有权，只有在这个最高权力的有效统摄之下，其它一切“下位性”的占用权才可能是“合法的”。这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政治统治方面，封建统治者除了维持高度中央集权外，在农村则极力维护乡村的宗法制。宗法制有利于通过家族的力量实现对个人的人身控制。个人只是家庭和家族的附属品，受到父权、夫权和族权的严格控制，限制了民主制度的发展。德治与法治是对现代社会进行良好管理的两大法宝，我国的传统社会的管理者在倡导德治的同时却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形成。法治的本意是包括对最高皇权的制约，但是我国传统社会皇帝的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惩罚臣民对神圣君权制度和宗法社会秩序的触犯。［24］这样就使得法治始终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由于中国皇权制度的法律只能越来越多地屈从和服于权力的专制性，所以与这个进程相同步的，就是人们对于法律的正面制度意义，给予越来越多的怀疑、限制乃至否定。最后，封建皇权对思想意识形态的强力控制导致了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万马齐喑”的状态。思想文化领域由领先世界到跟不上世界发展的潮流，人民处于蒙昧之中，这又反过来影响了经济与政治的发展。
(二)传统社会的社会治理无法改变一治一乱的循环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因权力高度集中而具有很强的脆弱性。先生注意到，“在传统结构中自下而上的轨道是脆弱的;利用无形的组织，绅士之间的社会关系，去防止权力的滥用，不但并不能限制皇权本身，而且并不是常常有效的。”在这种体制中，人民发挥的作用甚微。单靠皇权制约的官僚机器，难以避免的盛行和蔓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进行了最严厉的惩罚，但是仍然无济于事。历史上开明的皇帝总是少的，昏庸的皇帝总是占很大的比率，同时一个开明的皇帝，短期内开明是可能的，而长期的开明却是少见的。当皇帝昏庸时就无法有效监控整个官僚体系，也容易导致宦官和外戚专权。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庞大的官僚集团就会侵占田地、欺男霸女，形成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破坏了经济子系统的平衡。最后也使意识形态失去效用，形成的局面，改朝换代也随之发生。这也是我国传统社会摆脱不了一治一乱的循环的原因。每次改朝换代都导致大量平民死亡，国家陷入动荡中，若干年才能恢复。而且每次改朝换代之后，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这样就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
三、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对当前创新乡镇社会管理的启示
我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模式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不管怎样，它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可贵的财富，为我们今天创新乡镇的社会管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有益的启示。
(一)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传统社会，我国的经济长期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阶段，成熟的市场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这也是近代以来我国落后的根源之一。今天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认识到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市场是当今能够把广阔的农村联系起来的重要手段。正是市场的存在，促进了农村的社会分工，使人们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因此政府对乡镇的有效管理就应该符合市场发展的要求，在乡村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机制，建立起符合市场发展的健全的法制环境，形成有利于公平分配的利益均衡机制，有利于市场良性发展的产权机制。乡镇政府机关，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创新社会管理模式。要在市场意识淡薄的广大乡村，担负起市场培育的职责。乡镇政府本身也要充分认识市场的规律，自觉遵守市场规则，并根据市场规则来检讨自己的行为，减少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减少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干预，而是通过法律法规等间接手段，引导乡镇居民发展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创立合作社等，为他们提供市场信息、资金、技术等服务，引导他们积极有序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通过市场的发展，把乡村与城市连接起来，与全国乃至世界联系起来，把农村这个经济系统变成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全面开放的系统，改变农村封闭落后的状况。
(二)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与公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相适应我国传统社会社会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但是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力体系毕竟只下沉到县一级，为广大农村的自治留有一定的空间，这也恰恰是封建统治能够长期维持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前，“全能型”的政府不但抑制了人民的参与热情，而且也没法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先生认为，要提高乡村管理的效率，“不是加强远离老百姓的中央权力，而是，相反的，应该在基层自治事务中去加强启发和领导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逐渐多元，社会事务繁杂多样，以前的管理模式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在创新乡镇社会管理的实践中，要转变管理理念，抛弃传统的为民做主的思维，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实现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乡镇等政府部门不是把政府权力下沉到乡村的每个角落，而是积极推行村民自治，落实“群众事务，群众管理”的原则，让群众成为管理的主体。只有给乡村社会留下一定的自治空间，才能有利于民意的上传和下达，有利于保持整个系统内信息的畅通，有利于新生事物的发展，也可以避免公权力的过度干预而形成好心办坏事，管了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造成官民对抗。政府甚至要主动培育乡村民间组织，让它们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分担乡镇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责，形成一个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管理模式。同时也要通过群众的积极参与，来促使政府依法办事，改变传统社会权大于法，使权力无法真正得到制约而造成基层政权无法无天的现象。
(三)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为指导，这一价值体系为维护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统一人民的认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毕竟是与小农经济、与封建专制统治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在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舆论不一”也成为常态。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我们除了要继续执行主席提出来的“”外，还需要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达到规范人们的行为、统一认识和整合社会的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的产物，它与新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相协调，是征求了各方面意见，综合所有认识后形成的，并且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的“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因为具有“最大公约数”的特点，才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理念必然要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相统一、相协调，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来检讨政府的管理行为，做到行有依归。同时乡镇管理部门也要通过自己有效的管理行为引领乡村的社会舆情，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成为新时期凝聚广大乡镇居民，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的精神武器。
四、结语
市域社会治理知识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会组织 社会治理 经验 启示
当前我国正在构建新型的社会治理体制，需要进行一系列观念的更新与重建，其中最主要的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构建一种适应市场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新型治理理念。只有真正更新社会治理理念，尊重各方各类利益诉求，才能认识和把握社会治理创新的意义与作用，带动社会治理方法和手段创新。社会组织对于提供服务，拓展公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实现社区、乡村基层自治，践行新型社会治理理念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要树立社会化的理念，最大限度地依托社会组织和基层组织等治理主体，尊重自治，推动社会自律，使社会治理政府化转向社会治理社会化，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成了一件至关重要的工作。
一、主要做法和经过
贵阳市观山湖区秉着积极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构建了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人才三者良性互动的“三社联动”工作机制，在实践中践行“小政府、大服务”的管理模式，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发挥社会组织在缓解社会矛盾、融洽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社会服务功能，有组织地引导群防群治，构建社会和谐。
（一）落实发展政策，引导发展方向
贵阳市观山湖区通过深入调研，分类发展，倾斜政策，加大扶持等措施，重点发展志愿服务、社区服务、公益慈善、文化体育和自治维权等五类基本型社区社会组织。截止2015年12月，全区已登记注册社会组织共有79家，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58家，社会团体21家。平均每万人拥有1.6个社会组织。虽然没有超过江苏省现代民政示范区要求的每万人拥有8个的标准，但是全区社会组织业务范围覆盖敬老养老、幼儿教育、文体娱乐与艺术、社区卫生服务、助残助孤、志愿者服务、环保、社会工作等方面。
具体做法：一是降低准入门槛。通过广泛宣传，多层次开展相关业务培训，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以及《观山湖区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园工作方案》和《观山湖区社会组织资金扶持办法（试行）》的要求，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视情继续适当放宽会员数量及开办资金要求，进一步简化手续。对备案组织已达到登记注册的协助其到民政局注册登记；二是扶持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深入各社区调研，指导基层挖掘社区好的服务项目，选好项目带头人，把项目社会组织化，对社会组织中开展活动好的从专项扶持资金给予支持。同时挖掘社区热心公益人士、骨干分子带头成立社区社会组织；三是积极开展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是社会组织生命力的源泉，我区注重引导各社会组织开展贴近居民、满足群众需要的各类活动；四是加大财政投入，对社会组织教育培训、活动开展、基地建设、人员配备等方面给予支持，社会组织数量和质量得到显著提高，服务能力得到明显增强。
（二）实施公益创投，提升能力建设
2015年起贵阳市观山湖区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社区公益创投实验活动，依托社区搭建平台，引导社会组织服务，通过创新机制、资金保障、培育与孵化等措施，助力初创期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通过公益项目为抓手，引导社会组织挖掘社区居民需求、设计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并逐步实施满足社区群众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与此同时，以项目化管理为抓手，针对社会组织实施开展项目活动经验欠缺大多没有专业社会工作人才支持，期望得到更多专业力量的指导的需求，贵阳市观山湖区组织专业社工与实施公益项目的组织对接，全程督导公益项目的活动策划、项目实施、效果评估等，促进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公益项目顺利实现有关项目目标的同时，也进一步推进社会组织规范化、专业化建设，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水平，扶持壮大初创期社会组织。
（三）凝聚社工力量，激发组织活力
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专业社会工作人才为支撑，为解决。
社会组织专业社工人才缺乏这一瓶颈，云龙区民政局采取多渠道，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培养建设社工人才队伍。解决这一问题，从而唤醒社会组织的活力，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治理功能。
一是提升现有社工队伍能力水平，促进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良性互动。不定期邀请专家、专业人员开展系列社工人才培训、社工户外素质拓展训练、建立成长支持小组等活动，提升现有社工队伍能力水平。组织社工人才与社会组织对接，参与社会组织活动，引导社工能把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运用到社会组织服务中，达到“发展社会工作，增强社工素养，提升服务水平”的目的。
二是加强对社会组织负责人和社会组织团队成员、志愿者的专业化培训，积极引导他们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贵阳市观山湖区积极探索，把开展志愿服务与推进“三社联动”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志愿者注册管理、志愿服务信息收集、记载、保存机制、志愿服务星级评定与回馈激励机制、志愿服务记录信息化等各项制度。将社工与志愿者这两部分人力资源有效结合，实现互动合作，资源互补，以社会组织为平台，“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公益项目联动运作”的方式，推进社工、志愿者、社会组织在公益领域的深入合作，产生“1+1+1”大于3的效能，在全区引导形成了“专业社工引领志愿者、优秀志愿者组建公益性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共同开展社区公益服务”的良好局面。
三是引导优秀社工人才领办成立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以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理论和技巧服务于社会有需要人群和社区，创造最佳社会服务效益，推进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专业化进程。
二、经验与启示
贵阳市观山湖区在实践中进行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探索，在践行新型社会治理理念，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初步形成了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三社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格局，并探索出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人才为支撑，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为指导，实施公益项目为抓手，达到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培育发展新的社会组织、培养一批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倡导公益和社会治理新理念的目的。
贵阳市观山湖区在2015年社会治理和群众工作满意度调查中，群众满意度达89.38%，同比增长0.74个百分点，位列全市第一。
由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社会公共事务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的特征，社会组织参与治理依然面临一些自身无法解决的困境，需要各方协力解决。同时新的社会治理理念在民众的心里还不是很清晰，人们还需要一个认知、理解、接受到实践的过程。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不仅要增加社会组织的活动频率，还需加强社会治理理念的教育和宣传工作，培育发展特色品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治理，加强社会组织的自身建设，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度等方面做进一步尝试。
通过从实际出发，贵阳市观山湖区结合实地调查分析，在探索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反思不足，提出下一步发展建议，即：社会治理理念的教育宣传常态化，监管社会组织构成要素常态化，弘扬公益精神常态化，社会组织内部结构设计规范化，加强社会组织的自身建设现代化，培育自筹资金能力强的专业经济协会重点化。以明确理念、大胆设计、开拓创新、突出重点、鼓足精神、合法实践来规划新一轮社会组织的建设，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
随着“小政府、大服务”管理模式、“政社互动”的试行，政府逐步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购买服务，社会组织的发展必将呈现前所未有的内生动力。社会组织扎根于社区的土壤，以社会工作人才为支撑，通过“三社联动”，倡导“以人为本，慈善为怀”的社会互助精神，增强全社会“助人、互助、自助”的公益意识，吸引社区居民更多的热情参与，树立了良好的道德风尚，以治理现代化助推和谐社会的构建，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和改变整个社会。
参考文献：
[1]郑琦.社会组织监管：美国的经验与启示[J].社会主义研究，2013（2）.
[2]吴津，毛力熊.公益组织培育新机制――公益组织孵化器研究[J].兰州学刊，2011.
市域社会治理知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认知职业理论；职业心理教育；大学生
一、社会认知职业理论的产生及其主要思想
社会认知职业理论（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SCCT）是20世纪末在Bandura的一般社会认知理论的影响下逐渐产生和兴起的一种职业理论［1］。理论的主要特色是强调个人――行为――环境交互作用，注重将心理、社会、经济等影响因素加以整合，动态性地揭示人们是如何形成职业兴趣，做出职业选择，取得不同的绩效并保持职业的稳定性。理论提出三个核心心理变量和三个相互关联模型：三个核心心理变量为自我效能、结果预期及个人目标；三个相互关联模型为：（1）职业兴趣模型：认为个人的职业兴趣由对特定职业的自我效能与结果预期共同决定。具体来说，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擅长于从事某种职业或预期从事该职业将带来满意的回报，将会形成对该职业的兴趣，进而形成个人目标、达成工作行动、达到一定的工作绩效，最后绩效又会反作用于自我效能和结果预期，形成一个动态的反馈环路。（2）职业选择模型：认为职业兴趣形成后，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决定职业选择，通过职业行动实现个人目标后，又形成反馈环路，影响个人未来的职业选择。（3）工作绩效模型：认为人们的能力、自我效能、结果预期以及绩效目标之间的交互作用共同决定工作绩效。工作绩效也会提供一个反馈环路，反作用于自我效能和结果预期。借助三个子模型，社会认知职业理论将个人职业心理特点、社会背景和学习经验联结起来，共同阐述职业选择、适应和发展过程［2］。
二、大学生职业心理教育现状
大学生职业心理教育是贯穿在校学习全过程的发展性教育，旨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自我观念和职业价值观，结合专业特点和社会需求，进行正确职业决策和职业行为调整，从而达到个人潜力的充分发展和自我实现。近年来随着高校不断扩招，就业压力逐年加大，许多高校已经开始重视职业心理教育，力图通过提高学生职业心理素质来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然而由于目前职业心理教育在国内才刚刚起步，还存在着以下不足：（1）职业心理教育的机制不完善。学校职业心理教育没有设置专门的机构，附属于学工处或就业处，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2）缺乏系统职业理论指导。教育理念陈旧、教育途径单一、教育内容片面，往往停留在单纯就业指导、政策咨询和就业信息提供等浅层次服务层面上。（3）师资力量薄弱。职业心理教育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教育者既要了解相关就业政策和就业形势，具有丰富的指导学生求职择业的经验，又要能从心理学专业角度引导学生分析职业个性特点，培养职业兴趣、作出职业选择和在职调适。而目前高校现有职业心理辅导队伍中兼职教师或辅导员所占比重较大，缺乏心理教育工作所需的理论修养和人文关怀，难以全面有效地开展职业心理教育工作。
三、社会认知职业理论对大学生职业心理教育的启示
（一）改变传统职业心理教育的目标定位，构建合理的职业心理认知系统
社会认知的职业理论吸收了班杜拉（1986）三因素交互作用模型，认为个体的职业兴趣、职业选择和职业行为调整是在认知情感、外显行为和外部情景三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3］。因此，职业心理教育必须改变以往局限的理念和模式，以社会认知职业理论为指导，重新定位。完整的职业心理教育目标应该是帮助全体学生实现职业心理成熟、职业行为成长和潜能充分发挥，是一种贯穿在校学习全过程的发展性教育。具体的目标应该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短期指导性目标（主要针对毕业生），帮助学生了解单位对毕业生的基本职业心理素质要求，正确分析自身个性优势和不足，运用求职心理技巧，作出适应性求职行为。二是调适性目标，对于少数出现较严重就业焦虑和因缺乏职业兴趣与目标而丧失学习动力的学生，给予科学有效的心理咨询和辅导，使他们尽快摆脱消极状态，找回自信和职业目标，不断提高自我教育能力。三是长期发展性目标（针对所有在校生），帮助学生提高职业自我效能和职业兴趣，帮助学生树立更为积极的职业目标，增强学习职业知识和技能的动力和信心，更好地为未来就业做准备。
（二）完善当前高校职业心理教育的实施途径，努力拓宽职业心理教育的渠道
职业心理教育理念决定了教育的实施途径，传统的职业心理教育只着眼于就业这个局限时间点，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必然带来教育途径的单一局限和教育效果的苍白无力，无法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和个体自我发展的要求。［4］社会认知职业理论作为一种整合的职业理论，为职业心理学的研究和职业心理素质培育途径的探索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
高校职业心理教育应该充分利用可得资源，从多种渠道开展教育活动。首先，领导者要重视职业心理教育工作，成立专门的主管部门，构建“学院-职能部门-系部-学生”四级网络管理模式，为职业心理教育工作的扎实开展提供机制保障；其次，应该在职业心理教育的多层次目标指导下，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制定分层次教育目标：大一注重自我探索和专业目标锁定，大二有目的地提升职业自我效能和职业兴趣，大三加强就业心理调适和职业行为调整教育，初步完成从学生到职业者角色转换。同时整合各种资源，设置“职业心理素质拓展”“职业测评和职业咨询”等课程，为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提供立体式的服务；最后，充分利用校园资源，将职业心理教育理念融入学生社团、社会实践、校园网络平台等教育载体中，鼓励创建各种职业发展和创业协会，开展有利于学生职业成长和锻炼的活动，培养学生自主管理、自我规划以及团队合作协调的能力。
（三）深入理解高校职业心理教育内涵，科学安排教育内容
1.职业意识的教育和引导。注重通过职业抱负、职业自我效能感、职业兴趣的教育来影响学生未来的职业选择和适应行为，并促进就业后个体和职业环境的良性互动，促进职业发展。第一，职业自我效能感是职业意识的重要能动成分，个人过去的绩效成就是自我效能感形成的有力影响因素，可以通过成就的归因方式训练来鼓励学生接受能增强自信的成就归因。第二，引导大学生把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确立合理的就业目标和正确的职业价值取向。第三，职业兴趣在职业选择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通过与职业相关的社会实践形成的，是职业活动的重要动力来源，可以激发个体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
2.职业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应从求职能力、职业适应能力和职业生涯规划能力三个方面入手，培养和训练大学生的职业能力。具体来说，求职能力主要包括学生职业选择能力、自我推荐能力和求职礼仪；职业适应能力是指职业环境适应、人际沟通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等；职业生涯规划是指学生对一生职业生涯及发展道路的设想、规划与准备。职业能力的培养应该着眼于以上三方面能力的提高，将短期目标设定为满足用人单位对学生职业心理能力的需求，将长期目标设定为通过个体内在素质和职业人文环境的融合，调整和建立个体职业心理系统，调整职业期望值和促进学习动力，促进健全职业人格的形成和职业生涯的充分发展与潜能发挥。
3.职业心理问题的调适。大学生常见的职业心理问题主要有两类：一是因为职业自我效能感低下引起的就业焦虑；二是因缺乏职业兴趣与目标而丧失学习动力。根据社会认知的职业理论的职业选择模型，如果人们的职业选择在遇到障碍时，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将较容易实现职业目标。职业心理教育可以通过帮助学生发现就业和工作中潜在的障碍，制定克服障碍的策略并寻找社会支持力量来减轻就业焦虑。职业兴趣模型认为，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的关键是要澄清个人职业兴趣和制定合理职业目标。心理教育工作中，可以先通过实施标准化的职业兴趣、价值观或能力倾向等测验，来帮助学生找到个人的职业兴趣并明确职业选择；再指导和鼓励学生制定可行性强而又有挑战性、既有规划性远期目标又包含明确近期子目标的职业学习目标，从而达到利用职业兴趣和目标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Lent R W，Brown S D，Hackett G. Toward a unifying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career and academic interest，choice and Performance［J］.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1994，（45）：79-122.
［2］ 高山川，孙时进.社会认知职业理论：研究进展及应用［J］.心理科学，2005，28（5）：1263-1265.
市域社会治理知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职业教育；吸引力；社会心理学；个体；群体；组织
作者简介：杨红（1973―），女，河南科技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理论和比较职业教育。
基金项目：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立项课题“河南省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路径研究”（09YJA880032)，主持人：严全治；2010年河南省“十一五”规划课题“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视野下中高职衔接问题”（［2010］-JKGHAG-0206），主持人：杨红；2011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欧盟国家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政策研究”（2011-ZX-011），主持人：杨红。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7-0014-04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职业教育吸引力主要是指学习者个体通过直接和间接接触职业教育，在态度和行为方面产生一系列的积极反应。这种积极反应在社会群体中发生累积效应，并经企业组织的反馈和政府组织的引导进行强化，形成良性互动。然而受环境条件的制约和影响，这种积极反应也可能会被削弱，削弱到一定程度时，将会发生反向转化，即成为一种消极的反应，就会引发职业教育吸引力降低的问题。因此，职业教育吸引力从本质来说是职业教育的社会心理映像，反映公众对于职业教育的属性及功能的认同态度。本文拟从个体、群体和组织的层次出发，对职业教育吸引力这种社会心理现象进行解释，以对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途径与策略的探索有所帮助。
一、职业教育吸引力是学习者个体对职业教育产生的积极反应
从个体角度来说，职业教育吸引力就是指学习者个体通过直接或间接接触职业教育，产生一定的兴趣和关注，形成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和良好评价，并对职业教育进行选择。具体来说这些积极反应包括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和行动等三个层面。首先从感性认识层面来看，学习者个体对职业教育的兴趣、关注等态度即学习动机，是引发并维持其选择行为的内部心理倾向；其次从理性认识层面来看，学习者个体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和良好评价，受个体在学习过程中对自我和对职业的评价与认同的影响，并能够强化学习动机；第三从行动层面来看，学习者个体对职业教育的选择既包括学习前对职业教育的选择行为，也包括学习过程中采取的积极学习行为，它是学习动机指向的结果，同时也是个体经验产生的实践来源。职业教育吸引力由这三层面构成，其结构如下图：
无论是学习动机，还是职业教育认可与选择，学习者的这些反应都是由职业教育相关的心理刺激引发的，并能够强化或改变这种心理刺激。这个“刺激――反应”的过程主要包括两个环节：
首先，职业教育传统代表过去的认知和体验，成为人们关注职业教育的第一个心理刺激环节。人们对某种事物或现象的兴趣与关注总是基于某种需求。而在一定社会建构的职业教育传统是前人对于职业教育的认知和体验的凝结，这种传统提出职业教育满足人们获取生活来源、扩大社会交往、实现自我发展等需求的假设，从而形成不同的学习动机，引发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实际选择行为。由此可见，职业教育传统与学习动机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例如，德国职业教育传统中独特的职业文化，即职业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的意义，使得人们更重视通过职业教育学习职业伦理，获取社会认同。因此德国很多高中毕业生即使已经拥有大学入学资格，却并不急于选择直接进入大学学习，而是先参与双元制的职业培训。而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于职业教育的社会偏见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学习动机，使人们采取抗拒排斥的社会态度[1]。
其次，职业教育学习过程代表个体自身形成中的认知和体验，成为人们认可和评价职业教育的第二个心理刺激环节。个体通过学徒制或学校职业教育等形式进行相关学习，掌握职业能力，完成个体的初始职业化。在这个过程中构成心理刺激的内容主要有学习内容的宽度与深度、学习者对于行为的控制程度、学习环境的特征以及学习结果的有效性等。其中，学习内容的宽度与深度是指知识、技能和能力等课程认知目标的具体范围，外显经验与内隐经验的组合安排等；学习者对于行为的控制程度是指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主动性与被动性；学习环境的特征是指课堂环境还是实训环境，以及职业学校的校舍、师资、教学条件、教学手段、校风、学风等外在条件；学习结果的有效性是指对学习者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的评价，即是否达到课程预期目标，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是否得到了满足，是否通过了社会环境的检验，等等。
不同教学思想、教学范式的指导和应用从整体上塑造职业教育学习过程的心理刺激内容和方式。例如，能力本位的教学思想特别强调个体由学科体系所获得的理论知识与由行动体系获得的实践经验必须通过反思而内化为学生的关键能力，使学生能在变化了的环境里积极主动地应对和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基于这样的目标，能力本位的教学思想要求学生尽可能自主地设计职业生涯，并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主动性，进行积极的自我控制，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的灌输与训练。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传统的套用普通学校硬件标准的职业学校建设就不符合能力本位教学思想的学习情境要求。教学思想――“软件”要求学习场所建设――“硬件”有创新性的改变。因此，职业学校需要对实际职业情境进行加工，构建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学习情境，实现“真实的虚拟”。[2]这种“真实的虚拟”不是对劳动过程一比一的拷贝，而是一种集成化的特设的训练场所，这就要求以真正的校企结合为根本途径，教学方法也应由归纳、演绎等传统方法向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仿真教学法、角色扮演教学法等转换。通过学习内容、学习者控制行为、学习环境和学习结果等方面的综合心理刺激，教学思想和范式转化为学习者的内在心理图式，形成个体对职业教育的现实经验。
职业教育学习过程中形成的现实经验直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影响学习者对自身、职业和职业教育的认知和评价，形成自我认同、职业认同和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并导致学习者的积极或消极学习行为。自我认同是个体依据自己的学习经历反思自我，形成对自我的理智看法和认可；职业认同是个体依据职业教育与培训经历反思未来所要从事的职业，形成对职业目标及其社会价值的理智看法和认可；而在自我认同和职业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对职业教育的认可，是个体将自身经验与以往经验、他人经验进行比较的结果。职业教育的学习者中很多是学术性考试制度下所谓的“失败者”，除了较低的文化基础课成绩外，他们一般来说缺乏学习动机，对于学习的自我效能感水平也低于普通学校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他们就有很多关于学习的“坏体验”，缺乏自信心，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一些职业教育专家以多元智能理论为基础，认为仅凭语言―数理逻辑能力的高低为评估手段去判断学生优劣是对学生最大的不平等，希望通过发现和发展学生的其他优势智力，来提高学生自我效能感。然而在现实中，很多职业学校仍然沿用和套用普通教育的学习模式和评价方式，造成学生“坏体验”的延续，不利于形成自我认同和职业认同。还有一些职业学校走向另一种极端，即将教育过程变成了单纯对劳动过程的模仿，对学生进行反复而枯燥的技术训练，导致职业学习的另一种“坏体验”。对于学习内容和学习进度的不当处理，对于学习能力和主动性的忽视，以及不恰当的学习环境和缺乏灵活性的考核评价方式都能进一步降低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和自我效能感，使学习者在面临学习困难时会轻易放弃努力，在毕业后面临工作困难时也倾向于采取类似的态度。在一个不利于培养和提高自我效能感的环境里，即使有一些经济方面的补助政策，也不能激发学生的积极选择行动。这也是职业教育虽然以“学困生”（学习困难学生）和贫困生为教育对象，但不能引起双困生的兴趣、关注、认可和选择的原因所在。
二、社会群体对职业教育吸引力产生累积效应
职业教育是个体与社会群体联系的纽带，是个体通过职业化实现社会化的过程。个体所归属的社会群体以一定职业劳动（实际从事的社会职业或劳动岗位）、职业资格（与该职业劳动相联系的知识和经验、技能与能力、态度与行为等方面的类型化和专门化的特征或条件）和职业教育（以职业资格获取为目的的学习），作为与他群体区分的符号或差异刻度。在扩大了的群体交往中，职业教育的学习个体将个人的、偶发的经验进行不断的比较、修正、发展和强化，使职业教育吸引力产生累积效应，逐步成为群体的、典型的意识。个体对职业教育的积极反应作为该群体的公共记忆，在与他群体的比较中不断地表征和再生产自身群体的符号边界，进一步强化群体的社会认同。
而在按照群体的职业、收入、权力、地位、心理等特征将其区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层次的社会分层过程中，个体通过职业教育进入不同职业渠道，并实现从较低地位社会群体到较高地位社会群体的升迁。这种积极经验在群体中的累积进一步强化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接受职业教育才不是一种简单的消费，而是有利于获得较高地位和较高收入的一种投资。职业教育的这种吸引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曾经非常显著。例如，美国和德国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城市化使得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而接受了良好职业教育的移民子女更容易成为具有稳定收入和较强社会认同的“蓝领”工人和“白领”职员，如推销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管理人员或技术雇员等。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将“白领”职员视同于类似“服从的无产阶级”的新中产阶级，并指出大学教育实现的职业转变主要是老式中产阶级的孩子变成了新中产阶级，而高中教育实现的职业转变主要是技术工人的孩子成为新中产阶级[3]。
然而当群际比较产生对职业教育的学习群体不利地位和不公待遇的经验时，例如就业机会减少、收入较低、工作环境较差、晋升机会较少等等，人们就会产生社会认同危机，以及对职业教育的否定、消极反应。例如，职业教育被有的学者认为是“复制”或“固化”中下阶层的工具。在这种“污名”下，个体会力图通过普通教育或其他途径离开其已属群体，并加入到更好更强势的群体中。这种“离开”的记忆也会发生累积，并进一步降低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三、企业组织对职业教育吸引力产生反馈效应
企业是雇主与雇员共同组成的从事有目的的经济活动的社会组织。企业的本质决定了雇主必然通过对劳动力的雇佣和绩效评价，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参与等行为对职业教育吸引力进行反馈，使职业教育的学习个体了解和检验自己的学习效果，从而提高个体学习动机，增强职业认同。
企业组织的反馈效应具有两个前提：首先是技术前提，即各个企业有其特有的生产技术或组织环境，要求职工掌握企业的特殊技术；其次是交易成本前提，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信息，雇主要寻找到合格的雇员，需要付出一定的交易成本。雇主与雇员间建立固定的劳动合约有助于雇员学习、掌握企业的专门技术，也有助于雇主对雇员的能力及其对企业的贡献做出正确评价。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契约关系越长，就越能节约交易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当这种契约关系向前延伸到教育阶段时，就产生了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模式。而如果存在职业教育的低质量或低效率，雇主不能充分满足其劳动力需求，或者专门的培训成本过高，营利天性就使得企业退出职业教育过程，减少对职业教育背景的劳动力的雇佣，或降低相关薪酬。
在技术更新速度加快的信息时代，企业发展所需的特殊技术或组织环境的不确定因素提高，在这种复杂环境里雇员被要求具有更高的应变能力和学习能力。传统的职业教育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并不能充分反映这种能力。而在普职分流时普通教育背景的学生通常具有更高的学业成绩，这种学业成绩通常被看作是学习能力较高的反映。因此，雇主倾向于雇佣普通教育背景的毕业生。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和欧盟19国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大多数国家里无论是在高中阶段还是在第三级教育阶段，职业教育背景毕业生的失业率一般要高于普通教育背景的毕业生[4]。这种信息反馈对职业教育吸引力产生消极影响，导致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的国际关注。欧盟的11个国家都实行了以能力为本位的职业教育培训项目，9个国家采取了普职一体化的课程体系，以满足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四、政府组织对职业教育吸引力产生引导效应
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通过对社会制度的整体设计进行社会管理。政府构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制度，组成政府管理社会的框架，对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一国公民的政治地位、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式，以及工业化发展战略、科技发展战略等不同导向的政策，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对职业的选择，因此也影响着人们的教育选择和认同态度。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德等国家在工业化发展和民主化思想的共同推动下，将职业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并由政府提供大量投资，就成为了当时西方社会增强职业教育认同的主要动力。
不同制度框架和制度安排下政府对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引导效应也不同。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是一个“总体性”社会，政府控制各种经济社会资源的分配，因此，成为“公家人”即“干部”是很多人的优先选择。在当时的就业制度安排中，职业教育毕业生实行统一分配，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还具有“干部”身份，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对老百姓具有了强大的吸引力。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建立，与“干部”身份所联系的资源分配优势逐渐消失，职业教育在社会身份方面的吸引力被严重削弱。而政府的人才政策又使劳动力市场分化为人才市场和次一级劳动力市场，由于人才市场设置较高的学历门槛，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只能进入次一级劳动力市场，从事收入较低、环境较差的工作，职业教育吸引力进一步降低。从这方面看，政府对职业教育吸引力发挥负向的引导效应。与此同时，在政府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的激励下，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对技术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的巨大需求。政府通过加大职业教育投资，改善职业教育的生存环境，并且通过最低工资等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改善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环境，有利于社会形成对职业教育的认同。从这方面看，政府对职业教育吸引力又发挥了正向的引导效应。
在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上解释“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就是对职业教育的社会态度及行为的干预和改善。从个体、群体、组织的角度出发，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中心路径，即提高职业教育对个体需求的反应能力，通过改善个体的学习动机、自我认同和职业认同来提高学习个体对职业教育的满意度；另一种是周边路径，即改善职业教育的社会环境，激励企业、政府等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改变对于职业教育的负面态度与消极行为，增强正向的累积效应、反馈效应和引导效应。前者增强内部吸引力，后者增强外部吸引力，两者是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在社会心理学解释的基础上，根据职业教育发展状况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变化，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措施，从内外两种途径来进行综合干预和改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赵成.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社会心理因素的变迁[J].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3（3）:70-72.
[2]姜大源.职业教育学研究新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26.
[3]Wright Mills, White Collar,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P 268.
市域社会治理知识范文第5篇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四中全会、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和市委七届八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牢牢把握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总要求，以解决县域内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脚点，健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持的社会治理体系。
在全面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中，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依法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确保我县城市公共环境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二、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以提升党员队伍素质为中心，开创“城市守护者”党建品牌，深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以党建引领市域社会治理，整合各方资源公平公正、务实高效进行城市管理。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围绕提高城市发展质量，优化干净整洁平安有序城市环境，聚焦全面小康城市品质，科学合理规划，突出时代、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原则，牢固树立为人民管理城市的理念。
三是坚持依法治理。坚持依法规范、执法为民，坚持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过程全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明确城市管理和执法职责边界，制定权力清单，落实执法责任。
四是坚持科学管理。明确城市管理执法的领域，具体实施范围，增强城市管理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变末端执法为源头治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违法违规行为。
五是坚持创新发展。整合城市管理资源，优化管理流程，逐步推行城市管理数字化的原则，加强政策措施的配套衔接，强化部门联动配合，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有序推进相关工作。
六是坚持社会共治。制定相关公共政策和管理服务政策，加强公众监督，公开办事内容、程序、制度，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坚持开展城镇居民卫生意识教育、环境意识教育和文明意识教育，提高广大居民整体素质。
七是坚持科技创新。为城市治理和决策提供支持，加快推动云、网、端等数字基础科技方式，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结合，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三、总体目标
推动城市管理的数字化、精细化和智慧化，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城市管理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解决社会治理中重大矛盾问题的资源和能力，有效的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在城市管理方面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通过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到2022年，基本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目标、布局、体制、方式、政策、能力现代化。顿利通过中央、省委审核验收，获得“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称号。
四、工作任务
创建试点城市工作任务包括“共性、区域特色、特色和负面清单”四个方面，其中，城建中心共涉及共性工作任务中3个板块、8项重点任务、15项分解任务、23项基本要求：
1.治理体制现代化板块：4项重点任务、6项分解任务、16项基本要求。
2.工作布局现代化板块：2项重点任务、3项分解任务、3项基本要求。
3.治理方式现代化板块：2项重点任务、3项分解任务、4项基本要求。
五、实施步骤
创建试点城市历时三年时间(2020年—2022年)，城市建设服务中心按照上级工作部署，积极开展工作，确保创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工作有序开展。
（一）城市建设服务中心按照《市创建全国首批市域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县实施方案》要求，成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小组。
（二）是根据《市创建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县任务分解表》，结合本单位工作职能和特点对实施范围明确的工作事项进行全面的梳理，围绕分解目标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流程。
（三）是按照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全面实施创建，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组建相应机构或专班，制订工作方案、政策意见和相关配套措施，为全面创建试点城市提供助力。
（四）是严把工作进程，实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按照任务分解阶段制定的落实措施和思路，全面实施创建，针对创建遇到的问题开展专项调研，遇到难以解决问题要向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反映，报领导小组研究解决。
（五）积极配合上级创建试点城市考核办法、工作月调度季通报等制度，根据时间节点形成汇报材料，进行工作汇报；根据上级部门督查检查意见，针对问题和不足及时整改，确保全面完成工作任务。
（六）要根据中央、省委和市委政法委验收办法、评分细则等文件要求，对各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全面查漏补缺，就创建试点城市完成情况进行总结、自我考评、材料归档，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自评得分情况，全面做好迎检准备。
六、保障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