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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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范文第1篇

关键词：梁启超 儿童 自觉 儿童教育观 儿童诗歌

20世纪初，是思想界发生重大变革的年代。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维新变法运动了。维新变法运动中，改革者们提出“启女智”和“重幼教”的观点。同之后周作人提出的“妇女”和“儿童”问题一样，无形中提高了妇女和儿童的地位。从中可以看出清末民初是“儿童的发现”、“儿童文学的发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时期。

梁启超作为清末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力图以文学为工具“新一国之民”。于是儿童作为未来之““国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此举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由自发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转变。梁启超关于儿童和儿童教育的见解主要体现在《卢梭学案》、《少年中国说》、《论幼学》、《蒙学报演义报合叙》、《教育政策私议》、《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等文章中。本文将主要从他的儿童观、儿童教育观及其理论实践等方面入手分析梁启超在儿童文学走向自觉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

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梁启超等改革者超越了洋务派在器物层面对西方的学习，转而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卢梭的社会政治著作《社会契约论》所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在民等主张，不仅成为梁启超的政治理想，而且引发了他在儿童观上的觉醒。”[1]《卢梭学案》是梁启超宣传卢梭思想的代表性作品。他直接继承了《社会契约论》中的“人是生而自由的”的观点，认为“彼儿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权，而此权，当躬自左右之，非为人父者所能夺也。”梁启超一方面批判了“父为子纲”的伦理道德，另一方面更加重视儿童的地位和价值。

在《少年中国说》中认为：“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文中认为儿童精力充沛，代表着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对儿童的自由和人格的尊重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以来的儿童的地位。 “这种对儿童生命特点和精神个性的认识，为人们谈论儿童的独特的精神需求，为人们谈论和思考儿童文学的种种话题，提供了最直接而现实的文化动力和理论起点。”[2]

据此，梁启超在《论幼学》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的教育主张。梁启超是从提高国民素质、提高民族文化水平的宏观角度建构自己的儿童教育观。与西方相比，尽管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文字符号，但是文字教育并没得到普及，多数人没有接触文字的机会，更谈不上阅读了，因此导致了国人创新能力的缺乏。因而儿童没有阅读文字的机会，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极为不利。儿童期是人一生发展的关键，要改变国民的素质，必须从儿童教育入手。儿童教育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息息相关。这种说法与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和创作的著名人物曹文轩的观点不谋而合，“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有一种庄严的神圣的使命感。”[3]

长久以来，儿童生活在“父为子纲”封建观念的层层桎梏下。梁启超正是深刻认识到了封建旧教育对儿童天性的摧残，才对旧式教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旧式教育对儿童的体罚，严重违背了教育规律，如同女子缠足一样，是对儿童身心的巨大伤害。这种教育方式非但不能取得很好的教育效果，反而会导致儿童视学校如牢狱，畏老师如狱吏。体罚是不尊重儿童的表现。这从反面确证了梁启超认为儿童是有情感、有自尊、有主体性的存在这一观点。因此不难发现他的思想中孕育着儿童本体论的雏形。

他进一步指出，封建社会中以记诵为主的儿童教育方法是有问题的。“其课学童也，不因势以导，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读，必求背诵而后已。”这种呆板的教学方法很容易打消儿童学习的积极性，使他们失去学习的兴趣。而相比于西方的教育，中国的教育存在着先后顺序严重颠倒的弊端。凡此种种都表明了旧式教育方法违背了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不利于培养儿童的创造力，不能激活儿童心灵中潜在的灵性。这种过分理性化的方式也被许多研究者所批判。如卢梭和别林斯基都承认理性的能力是人的一生中最难发展的一种能力。在儿童期，应该主要致力于儿童感性能力的开发。再如朱自强教授所说“对于幼儿来说，他的理性能力还处于蛰伏的状态，因此，他的感性的能力就能有很好的发展机会。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认为地、超前地发展孩子们的理性能力，这个理性能力当然就和一些知识的能力是有直接的联系的。如果在幼儿阶段，我们过早地发展他的理性、知识这方面的能力的话，教育就不会收到好的效果，就只能起到负面作用。”[4]因此，不得不说，梁启超的观点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二

“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自梁启超始。”[5]毋庸置疑，梁启超为儿童文学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不但是一个儿童教育理论的倡导者，还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干家。他的理论是深深根植于实践中的。他在《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中表达了对“俚歌”的重视。1902年，他在《新小说》上开创“杂歌谣”栏目。

他率先以“少年中国之少年”的笔名发表了儿童诗《爱国歌》四章，受到了日本留学生们的喜爱。此后，他又创作了《皇帝歌》四章。“不久，他又创作了《终业式》四章，这组诗的儿童性稍为明显，比前两首容易理解。虽然有着宣传改良思想的目的，但其表现形式大致可以为少年人理解和接受。正如梁启超所说：“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髓，真非易也。”[6]梁启超已经看到了在儿童诗歌中处理雅俗关系的重要性。从中不难发现梁启超儿童文学前意识之端倪。

同时，梁启超还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呼吁更多的人从事儿童诗歌的创作。例如，他在新小说上曾经发表过张敬夫的《警醒歌》四章、剑公的《新少年歌》、自由斋主人的《爱祖国歌》、珠海梦余生的《劝学》、黄遵宪以笔名“岭东故将军”发表的《出军歌》四章和黄遵宪以笔名“人境庐主人”发表的《幼稚园上学歌》四章等。

其中黄遵宪的《幼稚园上学歌》语言生动活泼，自然流畅，易于上口，适合儿童吟唱，不失为一首优秀的儿童诗歌。全诗一共十节，诗人对幼童渴望知识的急切心情和幼童初上学校时欢呼雀跃的形象做了形象的描绘。这首诗在当时的儿童中传唱甚广，后来又被辑入《最新妇孺唱歌集》和《改良唱歌教科书》。“在晚清为儿童创作的诗歌中，如此具有儿童特点的诗作还属凤毛麟角。”[7]梁启超对这种朗朗上口，具有音乐美，同时寓教于乐，又不失艺术性的儿童诗歌是极为赞赏的。

除了倡导儿童诗歌的创作之外，梁启超还进行关于儿童诗歌的文学批评工作。他在《饮冰室诗话》的第78则中全文引录了黄遵宪《小学生相和歌十九章》，称其为“一代妙文也。”同时，他高度评价了杨皙子（杨度）所创作的《扬子江》、《黄河》等儿童诗歌，认为它们是斟酌雅俗之间、适合儿童吟唱的诗歌。他十分欣赏《江苏》（清国江苏籍留学生1903年在东京创办的反满革命刊物）上刊载的儿童诗歌，如《游春》、《秋虫》等，认为其是中国文学复兴的先河。“将儿童诗歌的地位提高到如此的程度，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5]

三

此外，梁启超对于儿童文学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他的翻译工作上。他用章回体的形式重新翻译了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十五小豪杰》，连载于自己主编的《新民丛报》。考虑到少年读者的理解水平，译文采用的是白话文，他还以“饮冰”的笔名译述了“科学哲理小说”《世界末日记》。陆续在《新小说》上发表了南海卢籍东与东越红溪生合译的“科学小说”《海底旅行》、周桂笙译述的《水底渡节》和《神女在世奇缘》、南野浣白子的“冒险小说”《二勇少年》等。他称赞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寄思深微，结构宏伟。”由于梁启超的翻译工作是为了实行“小说界革命”，所以包括儿童文学作品在内的翻译工作不过是他“新一国之民”的手段。虽然他并没有儿童文学的文体意识，也没有以儿童为读者的意识，但是这些从异域引进的文学作品，在青少年中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利于儿童冲破封建文化的屏障，已经开始为儿童文学的自觉松动着久久压在其上的板结的土块。

四、结语

总之，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中固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改良的思想和工具论的倾向，但他主张尊重儿童的尊严和个性，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无疑在儿童文学前意识的萌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经显现出现代儿童观的些微征兆。梁启超还是中国儿童诗歌和翻译小说的倡导者和力行者，为了儿童文学的诞生做了准备，有利于儿童文学的本体自觉。

参考文献

[1] 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M].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116.

[2] 方卫平.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M].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3：77.

[3] 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09.

[4] 朱自强.朱自强小学语文教育与儿童教育讲演录[M] .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129.

[5] 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2.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一生谈治学，自始至终言必称方法，并且几十年来，又总喜欢把科学方法说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把“科学法则”看作是学术研究，乃至解决社会人生问题的灵丹妙药，而其所谓“科学法则”说起来实际上又非常简单，不外乎十个字，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或许也正因其高度简化，所以易于传播和为人所接受，最终形成了广泛的影响，直到现在，我们一提到科学方法，往往还会想起。

对于让名扬四海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科学方法的提出过程，人们很难在文献中找到非常明确的记载，也就不容易把该思想的萌芽和发展梳理出极为清晰的线索。曾说：“我的治学方法是从什么地方、哪一本书，和哪一位老师学到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实在找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的治学方法似乎是经过长期琢磨，逐渐发展出来的。”[1]此表述，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其治学思想方法固然是长期思考，精神积累的结果，然而把这个方法明确提出并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又有其具体的契机和过程。唐德刚《杂忆》写道：“据胡先生告诉我，他那个终身提倡的所谓‘治学方法’，原是他在哥大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偶尔发现的。一读之下，至为心折；再读则豁然而悟，以至融会贯通而终身诵之。”[2]如果据此论定“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只是偶然灵感迸发的结果，未免过于轻率。后来在《口述自传》一书中回忆，他早在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以前就已经对杜威的著作《思维术》发生兴趣，并深受其影响。后来曾感叹：“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1]杜威《思维术》一书认为，有系统的思想通常要通过五个阶段，其中第五个阶段是思想的最后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进行求证：“把他选择的假设，证明出来那是他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由此可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个表述，很可能直接引自1910年出版的杜威《思维术》（How We Think）一书。对唐德刚先生的那种“偶尔发现”的提法，研究者是不应该盲从的。另外，就1919年前后的言论进行考察分析，还可以看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不是对杜威言论的简单照搬，而是有其具体提出过程的。

一、1919年，对杜威实验主义思维方法的进一步简化

1919年是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或许可以被称为的学术方法年。在同年发表的《实验主义》、《少年中国之精神》、《论国故学》及长文《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几篇文章几乎成了终生提倡的“科学方法”的根基，此后大多数关于治学方法的言论和文章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引申和发挥。《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原名《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最初发表于1919年11月《北京大学月刊》，后来收入《文存》时又改题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根据胡颂平《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19年3月上旬在教育部会场演讲《实验主义》，曾把杜威的思想方法总结为五步说：疑难的境地，指出疑难所在，假设解决方法，决定何者有效，证明。同年6月下旬，在少年中国学会讲《中国之少年精神》， 提出“少年中国的逻辑”，所谓逻辑“即是思想、辩论、办事的方法。”在演讲中强调：“‘少年中国’，不可不有一种新方法；这种新方法，应该是科学的方法；科学方法，不是我在这短促时间里所能详细讨论的。”最终在此次演讲中将科学方法的要点简单总结为三个观念：“第一注重事实；第二注重假设；第三注重证实。”至此，可能已经意识到，在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环境和学术条件下，要想把繁琐的实验主义系统深入地介绍给国人是非常不易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的演讲把杜威并不简单的思想方法简化为事实归纳、提出假设、试验求证三个环节，并且冠之以“科学方法”的名称，作为“少年中国的逻辑”来宣传。

二、1919年前后，对口号、标语思想宣传作用的重视

同样是在1919年，也明显注意到了政治口号或学术口号巨大的宣传力量及其广泛的影响作用。1919年7月20日，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专门讲到：“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有识之士对思想文化的社会作用极为重视，社会政治主张和思想学术问题的探讨常常以口号的形式提出来，藉以扩大宣传，唤起民众，影响人心。在国门洞开，西方的思想文化伴随其坚船利炮一并涌入中国的情况下，国人对于西方的先进文明，一方面急于了解认识，另一方面又难免对西方学术的系统复杂有望洋兴叹之感。在一时难以消化的情形之下，往往只能采用化简以便于实用的办法来对待西学。张之洞《劝学篇？游学第二》曾说：“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在之前，晚清思想界对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态度，就曾被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第三》中概括为“中（旧）学为体，西（新）学为用”的口号，成为的号召。本人是文学革命和初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对“德先生和赛先生”、“文学革命”等口号的宣传号召作用应该深有体会。五四前后，很多“主义”进入中国，在普通民众当中，这些“主义”最初只是作为各种政治理想的代名词存在着，伴随着口号式的宣传而逐渐深入人心。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激扬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之中。在五四时期救亡和启蒙压倒一切的社会思想文化环境中，软弱的政治性格注定只能成为一个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最后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让真正感觉危险的不是“主义”的口号，而是“根本解决”的暴力革命；所反对的也绝不是空谈主义，而恰恰是主义本身。一方面反对将“主义”作为革命宣传口号，另一方面又经常将“主义”作为自己政治宣传和学术主张的口号来加以使用。虽然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中明明知道“主义”的“弱点和危险”，主张“少谈些‘主义’”，但是自己其实并没少谈了“主义”。宣传“实验主义”自不必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本身所探讨的就是“主义”问题。发表过的谈论“主义”的文章还有《易卜生主义》、《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的“不合作主义”》、《好政府主义》、《王荆公的有为主义》……，《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中又曾经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不主义”。此外，根据朱维铮先生《何谓“人文精神”？》一文考证，还“可能就是‘人文主义’的中文译名的作俑者。”虽然也明明知道“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但是晚年在台湾大学讲《治学方法》时却又谈到：“我曾经有许多时候，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个公式、一个口号、一个标语、把方法扼要地说出来。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满意的表现方式。”非常重视口号的思想宣传作用，虽然也很清楚把科学方法扼要地化简为口号或标语殊有不妥，但仍然没有放弃尝试。在《我的歧路》这篇文章中说：“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要宣传推广的是实验主义的思维方法，而这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却也是一个尽可能不打着“主义”的旗号的“主义”。

三、1921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正式提出

时至1919年8月，撰成《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即《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其中第六章有这样的论述：“汉学家的长处就在他们有假设通则的能力。 因为有假设的能力，又能处处求证据来证实假设的是非，所以汉学家的训诂有科学的价值。”在这里强调清代汉学家的训诂方法之所以有科学价值，就是因为其具有“假设”和“证实”的特点，科学方法的要素此时已渐渐浓缩和集中为“假设”和“证实”。

1921年7月11日，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又将杜威思想方法的五步说改为三步说：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特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和理想都须用实行来实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至此，杜威的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在的引进过程中已经大非本来面目了。最终，在1921年11月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这篇长文补写总结性的第八章的时候，终于弄出了一套“对于中国社会简直是对症下药”的科学方法。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说：“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化约论的倾向，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杜威《思维术》中所提到的思维方法五个阶段被删繁就简地改造后，只留下了其中最后一个阶段，实用主义哲学并不简单的思想理论就这样在中国以口号的形式被提出来。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经过一番实验主义思维术的洗礼最终被表述为：“（1）大胆假设，（2）小心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足，不能使人信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从此在中国学术界独树一帜，同时这一通俗表述也成为上个世纪中国最响亮的学术口号。

到了1922年6月16日，又撰写《我的歧路》一文（最初发表在《努力周报》第7期，后来收入《文存》2集），文中提出“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这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就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 的这个表述实际上是对其1919年6月所提出的“少年中国的逻辑”（“第一注重事实；第二注重假设；第三注重证实。”）的再次回顾。

四、关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源起的另一种说法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治学方法的源起还有一种说法，周一良先生认为先生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之说来自梁启超的清儒六条。周一良先生在其论文《日本推理小说与清朝考据之学――一种文化比较》当中曾经提到：“梁启超把清儒治学方法概括为六个步骤：第一曰注意，第二曰虚己，第三曰立说，第四曰搜证，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这六个步骤确能代表清儒方法。先生的有名的八个大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实际也是梁氏六个步骤的进一步浓缩概括，精神是一致的。”[3]周一良先生很有可能是基于梁、胡二人著作出现的时间先后，从而作出上述判断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完成于1920年10月，自下笔属文至脱稿仅用15日，稿成后即以《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为题连载于1920年11月至1921年1月《改造》杂志第3卷第3～5号。虽然早在1919年就写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的前六章，而此长文的最后一章直到1921年11月方才完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正是在此章中被明确提出。如果就此认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受梁启超的清儒六条影响而提出来的，这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事情实际上颇为复杂。

关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与《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之间的思想渊源，徐雁平《考论》已经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本文不再赘述，仅简要介绍徐先生的主要观点。[4]根据徐雁平先生的考证分析，“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极有可能受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的影响。”徐雁平认为梁启超虽然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已注意到归纳法，然未提出假设之说，而到《清代学术概论》假设之说则明确提出。”“归纳、假设、求证等治学方法正是从老师杜威那里得来的法宝，并屡屡宣讲，以大背景而言，梁启超是不能置身于此时代思潮之外；从小的方面讲，落实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梁启超在第十七节中总结的四步说，也能看到论文的影子。”虽然1921年才完成《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的第八章，但他在1919年所写的第六章中，已经将科学方法的核心特点总结为“假设”和“证实”，梁启超在1920年《清代学术概论》中所提出的清儒六条，反而是受了的影响。徐雁平还提出，在《清代学术概论》“增添的专讲戴门后学第十二节中，则更能看出一文前七章的影响，尤其是六步说的后两步（断案、推论）的标出，更是明显的证据。”

五、结语

对于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大致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认识：一方面，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科学方法其实是中国化的实验主义，并没有跳出清代朴学的老圈子。梁启超说“亦用清儒的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清代学术概论》），这实际上是把看作西学背景下乾嘉学派的尾声；而另一方面，“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将清代学者治学方法“在理论上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使之具有近代学术的面目。”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在谈起“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时曾说：“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实验主义和科学方法对他的成学而言都只有缘助的作用，不是决定的因素。”“远在他接触杜威之前，新典范的种子已经在他心中萌芽了。”唐德刚也曾分析说：“胡氏治学对我国传统治学精神的承继，可说深入骨髓；西学对他的影响，有时反而是很表面的。”[1]自己则说：“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认为：“事实上，治学方法东西双方原是一致的。”[1]尝试着把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和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进行沟通，“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正是其将杜威的实验主义的思维方法与清代朴学嫁接后的产物。

通过分析的“大胆的假设，小心求证”的具体提出过程，我们多多少少可以从中发现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现代化的线索。

参考文献：

[1].全集 第18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274，249，169，253.

[2]（美）唐德刚.杂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66.

[3]周一良.周一良集 第4卷：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74.

[4]《中国典籍典文化》编辑部编.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第8辑[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82-292.

[5]胡颂平编撰.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6]朱维铮.音调未定的传统[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范文第3篇

Hello！大家好，我叫陆诗婕，我今年12岁刚刚读中学哦！，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阳光女孩，我的梦想有许许多多，当志愿者、明星、医生、老师。。。我最大的梦想，说出来大家可别笑话我，那就是当一位writer！

有许多人脑子里总是装满了奇思妙想，都快装不下了，为何不把他们拿出来晒一晒呢？我就是这样，只要拿本本子，我就能立马写出来。(O(∩_∩)O~，自夸中）

除了我自己的梦想，我还有对家庭，对同学们的梦想，希望父母不再吵架，希望同学们天天进步跟上一层楼！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民族精神；爱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4）09-0072-01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是先生20世纪20年代的作品。这一时期的中国，又走到了十字路口。蓬勃发展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陷入迷茫。五四先驱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在《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中化名"王敬轩"的钱玄同"魂忽忽若有之，出不知其所往"；五四旗手鲁迅干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国内战火蔓延，军阀割据。国外列强环视，鲸吞蚕食。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加紧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加紧对成果的破坏。封建复古势力从一蹶不振中昂起头来，对新文化势力进行疯狂反扑，社会黑暗到达极点。这时的中华民族犹如"大病初愈的病人"千疮百孔，国运维艰。

在这艰难的国运面前，是临阵脱逃，垂头丧气，悲观失望，彷徨苦闷，还是正视现实，挺起胸膛，振奋民族精神？是摆在每一个有爱国心的正直的人面前的严峻问题，必须作出抉择，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那些民族精神不健全的人，怯弱的人，脆弱的人和奴颜婢膝的人，有的离开，有的退隐，或化敌为友，为虎作伥，或畏惧斗争，循迹而去。大多数正直的有爱国心的人们，则在黑暗中徘徊，苦于看不到光明，精神不振。

针对这种现实和精神状态，大声疾呼，振奋起雄健的民族精神，在严重的历史关头，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树立起冲破险阻的必胜信心，企望动员更多的人，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使救国的事业变成全民的事业。

，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与、鲁迅同是的先驱。积极领导。1919年7月，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创办《少年中国月刊》。发表《我的观》，系统地介绍学说，与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中，守常先生通篇使用比喻，增强说理的透辟性、情感的生动性和语言的形象性，使作品的意蕴、文字的含义丰富起来。

他用长江大河比喻民族生命进程；用扬子江黄河比喻华民族历史进程；用"浩浩荡荡"比喻中华民族历史势不可挡，一往无前；用"平原无际，一泻万里"比喻中华民族历史的顺利发展；用"浊流滚滚，一泻万里"比喻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让读者看到，作者内心的豪情壮志。概括起来，作者以大河奔流比喻民族生命进程，以崎岖险路比喻中华民族所逢的史路，在艰难困苦中毫不气馁，坚信革命必胜，民族必兴，气魄雄健豪壮，表现出作者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的社会实践，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当今世界，民族精神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也是维护一个民族稳定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众所周知，自秦朝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制国家以来，分裂是暂时的，统一是必然的。中华民族有着延续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历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代代相传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原因。

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爱国主义不仅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形成了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至高无上地位的传统美德。无数仁人志士以"天下之本为国"，"以国家之务为己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这些光荣传统和美德的不断发扬光大，成了激励亿万人民和无数英雄豪杰为祖国和民族的生存发展前赴后继、奋斗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所以，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之本。

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涵。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同志把"如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中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的重大课题之一。我们中学教育应该营造弘扬民族精神的浓厚校园氛围，使弘扬民族精神成为学生自我教育的过程。

认真实践课改新理念，教书与育人并举，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纳入语文教育教学全过程，贯穿在语文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要充实体现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使学生的心灵世界从小受到民族精神的人文滋养。

学知识，谈体会。在语文教育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认识到坚强勇敢、团结互助、乐观向上的品德是当代学生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当代学生健康成长应该具有的宝贵品质。让学生明白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不气馁，不惧怕；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心中有他人、心中有集体；在各种环境下，勤奋学习、快乐生活、全面发展。

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塑造学生美好的人格，把对学生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作为语文教育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抓好"三个字"：一是抓好一个"读"字。二是注重一个"讲"字。三是落实一个"做"字。学生们从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中学会爱国、学会勤奋、学会守信、学会礼貌……

梁启超先生曾说："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弘扬民族精神是语文教学工作的一项长期工程。还要在以后语文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让民族精神在每个学生的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2] 钱玄同：《五四后期言论集》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范文第5篇

90年代的中国，整个国家进入了快速的发展时期：自行车、小三轮逐渐在不断加宽的马路上被摩托、汽车所取代，小贩在道路边的吆喝也渐渐被发动机的吵杂所覆盖；电视、电影、音乐开始蔓延它们敏锐的触角，飞进越来越多的寻常老百姓的家；高楼大厦、写字楼、新城市也带着发展再发展、扩大再扩大的野心开始辛勤地打地基、砌混凝土；港澳日韩的产品也开始入驻这个泱泱大国中暗藏无限商机的市场。然而，农民的生活依旧艰苦朴素，多少人一辈子都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作，只是简单地为了让生活好点。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记得家里只有窄窄的几十平方米，除了基本配置之外，就再也找不出什么可以值得炫耀的了。到院子里玩，吃简单的蒸排骨、炒青菜，上平淡的幼儿园和小学，开始枯燥的学习，都是那时无比平常的事情。爸爸妈妈每天忙碌于工作，奶奶带着我走过狭窄的马路去看呼啸而过的火车，给我讲述他们小时候的故事。生活仿佛停滞，但又在愈发清晰的电视、愈发丰富的餐桌和改头换面的火车中悄悄地变了脸。

迈入新世纪，中国的发展仿佛完全变了个样，楼市、股票、投资开始充斥着整个社会，企业疯狂滋长，越来越多的大城市迅速崛起，有的甚至一跃成为“国际大都会”“东方明珠”“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同时，在这日渐富庶的物质条件下，祖国的政治、文化、体育、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从贪污官员的暗箱操作到透明的问责制度；从东亚病夫到08年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从农村孩子鲤鱼跃龙门的艰难到义务教育惠及各方学生。而且，随着“新农村”的不断发展，农民的生活和工作既有了动力，又有了保障。如今，中国，已是亚洲绿林里一棵参天大树，树干茂密葱茏，枝丫满是芬芳。

我在祖国飞速的发展中也从一个不懂事的小孩成长为一位中学生，一位身在中国，心怀世界的梦想者。看着家里越来越高级的各种家电、学校里日趋完善的设备，听着来自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声音，说着世界上最多人说的语言，身处在如此优越的环境里，我不禁感叹：“中国强则少年更强！”物质条件优越，90后的我们才得以吃得好、穿得好、依赖电脑、MP4，在信息时代捷足先登，在世界文明中探索遨游，甚至开始倡导绿色生活、与高科技零距离；精神世界博大，90后的我们才得以在博客上飞扬个性、在论坛上各抒己见，甚至自己写书，将思想的花香传遍四周。崛起的中国，为我们少年带来的是无尽的美好与多年积淀后的成熟，腾飞的祖国为我们少年铺开的是光明的前行道路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