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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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低碳发展；碳排放绩效； LMDI分解法；人类福祉；中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识码：A
2009年我国政府承诺：以2005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基础，到2020年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削减40%～45%。在此形势下，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我国乃至中部地区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的有效途径。中部地区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进程，资源消耗和环境压力加大，碳排放是促进中部崛起所面临的不可忽视的约束因素。已有研究表明，促进经济发展、提升人类福祉必然带来一定量的碳排放，但只要提高碳排放绩效，实现高的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水平并不必然带来很高的碳排放[1]。因此，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人类福祉之间的绩效关系是值得探究的重要议题。目前，将碳排放和经济发展关联起来进行碳排放经济绩效分析开始成为低碳经济研究的热点。从已有研究来看，一些关于碳排放经济绩效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关注区域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复钩问题[2，3]，主要着眼于经济视角，表征的是单位碳排放所创造的经济产出，即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或碳排放的经济效应[4，5]。
一些研究已经开始重视人类福祉视角的碳排放绩效问题。诸大建等指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指标难以全面刻划碳排放绩效，尤其是由于福祉门槛效应的原因，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指标度量仅限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而非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6]。显然，基于福祉导向进行碳排放绩效研究是民生福祉建设下更具创新意义的研究命题。在这一方面，王圣云对中部六省人文发展（人类福祉）的生态效率进行了定量评价和比较研究[7]。诸大建等基于经济社会福利视角提出了碳排放绩效衡量指标，并对二十国集团进行了实证分析[8]。谌伟等基于福利视角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及其效应进行了评价，并对中、美、英三国进行了比较分析[9]。综上可知，尽管关于福祉视角的碳绩效研究在国内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理论方面，主要在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的概念界定、评价模型构建等方面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在实证方面，对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部地区进行碳排放绩效实证研究成果较少。本文将首先在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图解分析基础上，基于福祉导向以及福祉提升的去碳化视角，提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的概念框架和内涵；然后基于碳排放绩效的概念框架以及碳排放量、人类福祉的计算公式，构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测评模型；再对中部六省1990年～2008年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进行评价和时空比较分析；最后应用LMDI分解法对中部地区碳排放绩效的效应进行分解研究。
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1.1 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概念框架与图解分析
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不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在于人类福祉水平的提高。然而，提升福祉必将受到碳排放的约束[10]。碳排放绩效概念的核心思想是以最小的碳排放来获得最大的产出。以作者之见，经济发展的去碳化过程是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提高过程。从福祉导向来重新界定碳排放绩效，福祉提升的去碳化过程则是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提高过程，即福祉趋向最大化，碳排放趋向最小化的动态过程。因此，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可用人类福祉指标和碳排放指标的比值来表示。图1中，横轴表示人类福祉，HW0表示基期的人类福祉，HWT表示T年的人类福祉。纵轴表示碳排放，以CE表示。从A到B，碳排放指标值不变，人类福祉从HW0到HWT。从A到C，人类福祉指标值不变，碳排放从CE0到CET。将AB称为福祉增长过程，AC称为去碳化过程，图中阴影部分即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提升区域。
1.2 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评估指标与模型构建
目前，较好的福祉测评指标有ISEW（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11]，ISE（Index of Economic Welfare，经济福利指数）[12]和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人文发展指数）[13]。其中，人文发展指数（HDI）是依据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的衡量人类福祉最简明、最著名的指数，由寿命指数、教育指数和收入指数综合而成[13]。需要说明的是，因为人文发展指数是人均意义上的指标，为了保持统一，碳排放指标采用人均碳排放量，人口总量采用户籍人口数。
碳排放量计算则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将最终能源消费种类划分为8类，包括煤炭、焦炭、原油、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和天然气。根据燃烧的燃料数量以及碳排放系数来进行碳排放量估算，碳排放系数计算公式为：碳排放系数=氧化率×含碳量×低位发热量。各种类型燃料碳排放系数见表1。计算出各种化石燃料的碳排放系数，与各种燃料的消费量相乘即可计算出各种燃料的碳排放量[5]。
构建的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评估模型见公式（1）：
CEPHW=■=■=■=EPHW・CEPE （1）
CEPHW （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of Human Well-being）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衡量单位碳排放所获得的人类福祉；HWI（Human Well-being Index）为人类福祉指数；EPHW（Economic Performance of Human Well-being）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反映的是经济发展成果的民生享有。CEPE（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of Economy）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PGDP（Per capita GDP）为人均GDP；PCEI（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为人均碳排放量。可见，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即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和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的乘积。
1.3 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的驱动效应：分解方法与模型构建
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效应的分解模型采用LMDI分解法，该方法由Ang[14]等人提出，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因素分解模型。根据LMDI模型，基期和T年的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可表示为CEPHW0和CEPHWT，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可表示为CEPHW0和CEPHWT，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可表示为CEPE0和CEPET。从基期到T年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变化值为总效应HCEP，由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变化值EPHWeff和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变化值CEPEeff两部分组成，见公式（2）-（4）：
CEPHW=EPHWeff+CEPEeff （2）
EPHWeff=■・Ln（■） （3）
CEPEeff=■・Ln（■） （4）
若EPHWeff、CEPEeff为正值，表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变化促使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增加，称为增量效应，表现为驱动效应；反之，称为减量效应，表现为抑制效应。
1.4 数据来源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即2006年《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提出的中部六省。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出版的历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历年中部六省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因为1990年和199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并不是采用现行取对数的方法来调节人均GDP（PPP$），而是使用Atkinson收入效用公式进行人均GDP的折算（UNDP，1997），因此按取对数方法对1990、1995和1997年的人均GDP指数重新进行估算，使其具有可比性。为了使指标数据保持年份一致，本文碳排放、人均碳排放等数据选取年份和HDI数据保持统一，分别选取1990、1995、1999、2005、2008年的数据。
2 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评估
2.1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
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先增后降，呈现倒U型，在1999年达到最高，2000年后中部六省单位碳排放的经济产出并未提高，反而下降。1990年～2008年，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基本上一直呈现河南最高，江西次高；山西最低，安徽次低；两湖居中的格局。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得分最高的河南和得分最低的山西相比，1990年河南是山西的3.5倍，2008年增加为5.2倍，可见，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省际差距明显（图2）。从图2可见，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的省际绝对差距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演变过程。但总体而言，其省际差距是扩大的。
2.2 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
从图3可以看出，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整体呈递减、趋同趋势，其省际差距趋向缩小。1990年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得分最高的河南是得分最低的湖北的1.4倍，而2008年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得分最高的江西比得分最低的湖北仅高0.056。需要指出的是，2005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得分处于最低值；2005～2008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均略有上升，表明经济发展成果的民生分享步伐开始加快。
2.3 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
从图4来看，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整体呈递减态势，其省际差距整体缩小。1990年中部六省的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极差为1.91，2008年为1.08。1990年～2008年，河南的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一直最高，江西次高；山西最低，安徽次低；两湖居中，这种格局和趋势与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特征较为相似，表明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主要是由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决定。河南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降幅最大，由1990年的2.43降低到2008年的1.34，降低了1.09；山西降幅最小，从1990年的0.52降低到2008年的0.26，降低了0.26。
3 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分解与测度
3.1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测度
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波动较大。其中，1990年～1995年，河南、江西、安徽三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为增量效应，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表现为驱动效应；山西、湖北、湖南三省的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为减量效应，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表现为抑制效应。1995年～1999年，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均为增量效应，且较之1990年～1995年的增量效应更为明显，其中湖南由1990年～1995年的减量效应到1995年～1999年变为增量效应，最为明显。1999年～2005年，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均为减量效应，其中湖南的减量效应最为明显，江西次之。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均为减量效应，减量效应比1990年～1995年整体有所减弱，唯有河南减量效应仍较严重，表明河南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的抑制效应较为突出（表2）。
3.2 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测度
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整体是递增的，呈增量效应，且呈趋同趋势。但1990～1995、1995～1999、1999～2005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均为减量效应，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兼为抑制效应。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均为正值，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为增量效应，起驱动作用。其中，河南从1990年～1995年中部六省最低值-0.831到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的最高值0.092，增速和增幅明显；山西从1990年～1995年中部六省的最高值-0.032到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的最低值0.020，降幅显著（表2）。
3.3 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测度
由于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和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的综合作用，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总效应波动较大，和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的波动特征较为相似，但幅度较之略小。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效应由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和经济福祉绩效效应的叠合，当前，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是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总效应的决定性效应。换言之，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总效应主要由其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决定的（表2）。
4 结论和讨论
第一，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先增后降，在1999年达到峰值，但2000年以来中部地区单位碳排放量的经济产出并未提高。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省际差距明显。尽管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存在较为明显，但中部地区提高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仍然任重道远。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整体呈递减、趋同趋势，中部地区经济福祉绩效的省际差距整体在缩小。中部地区在将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民生福祉的过程中竞争十分激烈，表明经济发展的增速仍快于民生福祉的增速。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整体呈递减态势，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省际差距整体缩小。中部地区人类福祉增速低于碳排放增速，但这一趋势在2005年后有所趋缓。
第二，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波动较大。1990年～1995年，河南、江西、安徽三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为增量效应；山西、湖北、湖南三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为减量效应。1995年～1999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均为增量效应。1999年～2005年和2005年～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均为减量效应。河南、江西、安徽三省在1999年之后由增量效应转为减量效应，即由驱动效应转为抑制效应。山西、湖北、湖南三省则经历了“减量效应-增量效应-减量效应”的波动变化，即由抑制效应到驱动效应再到抑制效应的动态变化。
第三，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整体是递增的，且呈趋同趋势。但1990～1995、1995～1999、1999～2005年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均为减量效应，2005年～2008年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均为增量效应。表明2005年之后，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开始由减量效应转为增量效应，即由抑制效应变为驱动效应，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总效应起到了驱动作用。
第四，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现阶段主要由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决定。由于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和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的综合作用，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总效应和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的波动特征相似。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是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与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的叠合，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是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总效应的决定性效应。
第五，中部地区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能源消耗较大，对碳排放空间的需求较大。本研究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及其效应进行时空演变定量分析，对于指导和促进中部六省节能减排、产业优化升级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参考价值。在碳减排目标与碳排放空间的双重约束下，在经济持续发展和福祉提升的未来导向下，提高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是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人文发展与低碳发展之间的协调高效发展，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人类福祉与碳排放的逐步脱钩，将是中部地区实现绿色崛起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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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and its Effect Decomposition in Central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Well-Being
WANG Sheng-yun1，3， SHI Li-jiang2， XU Shuang-xi3
（1. Center for Studies on Cent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7， China；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12， China；
3. College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
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本文从碳排放权形成的原因、碳排放权主客体的关系以及低碳经济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产权理论对低碳经济的作用机理，提出了以产权明晰为前提，市场交易为基础，公众参与为重点，技术创新为关键，产权保护为保障的低碳经济发展“五力”模型。
关键词：低碳经济 产权理论 碳排放权
“低碳经济”最早是由英国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中提出的，是指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减缓气候变化。近几年来，如何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当前，学者从产权理论角度对低碳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与交易障碍的排除上。国内最早用产权理论分析低碳经济的是天博士（2007），他对碳排放权的特征进行了界定，认为碳排放权具有稀缺性、强制性、排他性和可交易性的特征，提出构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建议。张国丰（2010）通过对国内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现状进行分析，认为要从初始配额分配制度、市场机制和法律制度方面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张鹏（2010）从知识产权的角度论述了知识产权制度应在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上对低碳技术创新给以回应。然而，还没有学者从产权理论的视角对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
相关理论概述
（一）外部性理论
产权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外部性一般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如果经济主体的行为对他人产生不利的影响，使他人成本增加或收益减少，就称为负外部性；如果这种影响是有利的，使他人成本减少或收益增加，就称为正外部性。外部性会影响社会的资源配置，外部性的存在是环境污染产生的根源，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外部性内在化。福利经济学派的庇古从政府管制的角度提出采用征税的方式促进外部成本的内部化，产权经济学派的科斯从市场角度提出通过产权的界定和市场交易来解决外部性问题，为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产权理论
阿尔钦将产权定义为：“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其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他强调的产权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也是一种制度安排，规定了每个人对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要求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这一行为准则，若有违反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体现了产权在维护人们对资产的排他性权威。经济学家科斯指出庇古税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弊端，认为通过惩罚的方式并不能实现社会资源效用的最大化。在产权明晰且交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私人之间达成的契约或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照样可以实现外部性内部化，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通过对大气资源产权的清晰界定以及合理的制度安排，通过产权分配、拍卖等方式为没有市场的大气资源建立起市场，让价格机制来调节大气资源的供需是实现环境污染外部性内在化的一种有效方式，其中，产权的清晰界定和交易成本的尽量降低成为推进大气资源市场化的关键。
产权制度对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产权制度具有激励约束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外部性内在化功能。产权功能通过一定的方式能够对碳排放权制度的形成产生作用。激励约束功能主要通过产权明晰和产权保护来实现，明晰的产权具有排他性的功能，形成了财产的私有化，为产权交易提供了前提。产权的保护约束了人们对排他性产权的侵犯，激励了人们对碳排放权的取得与占有；技术创新具有外溢效应，创新主体就要求将技术创新的外部效益进行外部性内部化。产权保护制度的确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外部性内部化的效果，保障了技术创新主体的利益；在产权明晰和产权保护的前提下，碳排放权才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使产权从低效率人的手中转移到高效率的人手中，这体现了产权的资源配置功能，如图1所示。
（一）碳排放权形成的原因分析
碳排放权是“发生在人类保护环境过程中产生的国与国之间、国家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为顺利完成对温室气体的减排任务而形成排放配额的交易行为”。碳排放权的形成是为了保护大气环境不再恶化的必然结果。随着人类排放二氧化碳的增多，大气环境逐步恶化，大气环境的容量在逐步缩小，大气资源成了稀缺资源。如2图所示，大气是公共资源，体现了公众利益，由于大气资源的稀缺性，使得碳排放权成为了有价商品，某些企业在经营和发展过程中又不得不排放二氧化碳，且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与企业收益成正比关系。因此，排放二氧化碳能给企业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在没有对个体行为进行约束的情况下，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尽可能多的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从而造成大气环境的破坏，侵占了公众利益，甚至造成“公地悲剧”。因此，为了维护大气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避免个人对公众利益的无限制侵害，就要通过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和使用权的限定对私人行为进行约束。要对碳排放量进行初始分配，就要对大气环境容量进行一个衡量。碳排放权的计量要以大气环境的总体容量为依据，通过对大气容量的衡量，将其量化成可计量的碳排放权，再将碳排放权按一定规则分配给个体或者组织使用。
（二）碳排放权的权利主客体关系分析
碳排放权的权利构成分为碳排放权的主体与客体，产权的主体是全体人民，国家是产权的代表，企业或其他组织是产权的使用者，产权的客体则是大气资源（见图3）。大气环境的产权属于人类共同所有，在一个国家内部，碳排放权的主体应该属于全体人民所有，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碳排放的所有权。全体人民委托国家对产权进行管理和调控，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是碳排放权的代表，国家享有分配权，必须依据一定的规则将使用权分配给每一个经济实体。每个经济实体在获得国家分配的碳排放权的使用权的同时，也具有对碳排放权的收益权。也就是允许有富余碳排放权的企业或组织对碳排放的使用权进行自愿的交易，其目的在于实现碳排放权的优化配置。当企业的使用量超过初始分配额时，企业就要通过碳权交易市场进行购买碳排放权；当企业的使用量低于初始分配额时，可以将剩余部分在碳交易市场上进行交易，或者留作企业资产的一部分。
（三）低碳经济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低碳经济涉及到的相关利益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公众和中介机构。政府通过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各项政策及其配套设施来引导社会低碳化发展，促进低碳能源的开发，提高低碳技术的创新能力。政府是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对低碳经济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企业是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企业通过引进低碳技术、更改产品生产工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从而实现低碳生产。公众对低碳经济的认识程度，决定了其参与低碳经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公众行为和消费方式的低碳化，不仅能给企业的低碳生产带来动力，而且还能推动整个社会的低碳化发展。公众参与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低碳经济能否尽快落实和快速发展。中介包括各种环保组织、各类交易机构、高校学术团体等，他们为政府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为碳排放权提供交易平台，对低碳经济的落实起到桥梁的作用。政府、企业、公众、中介四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见图4）。
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五力模型”
根据产权理论，本文认为将大气公共资源的碳排放权进行私有化后，通过引入市场交易制度，在利益机制的作用下，可以促进碳排放权的合理分配，实现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此可以建立一个以产权明晰为前提，市场交易为基础，公众参与为重点，技术创新为关键，产权保护为保障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型（见图5）。
产权明晰就是指必须将碳排放权能够准确的分配到每一个经济个体中，并能就碳排放量进行一个准确的评估与核算。同时，要明确碳排放权的主体、客体以及产权代表之间的权利关系，明确碳排放权的使用权、收益权、占有权、转让权的流动原则和流动方式。产权交易制度的建立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基础。碳排放权只有能够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的交易，才能激发人们节能减排的积极性，实现碳排放权的优化配置。产权交易制度必须处理好市场交易的价格问题，保证市场价格能够放映市场的供需状况，并能够采用一系列措施来维护交易价格的稳定，避免出现恶性竞争和权力寻租的行为。
公众是低碳经济的直接参与者，公众能否正确认识低碳经济发展的意义，改变原有高碳生活消费方式，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重点。产权制度可以通过设置合理的利益机制来引导公众积极主动参与低碳经济的发展。公众参与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既可以是本身直接进行低碳减排行为，也可以通过投资方式支持低碳事业的发展。公众的广泛参与，并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才能更好的促进低碳经济在社会上遍地开花，生根结果。技术创新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产权制度通过产权保护制度能够较好的促进低碳技术创新。低碳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实行节能减排，而实现节能减排需要依靠能源结构的调整，需要依靠科技的进步。新能源的开发、低碳技术的创新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高碳的生产、消费方式。技术创新需要一个良好的外在环境机制，国家应培养相应的人才并投入足够的资金来进行技术研发，建立技术研发的支持体系。
产权保护制度明确了产权的取得程序，以及行使产权的原则方法和保护范围，是其他各个要素落实的根本保证。只有通过合理的产权保护制度，才能清楚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才能对违背制度的行为给以相应的惩罚，才能更好的保护产权所有者的利益。低碳经济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何进一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依靠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建立科学的产权制度，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和一致努力。低碳经济是未来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改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的必然选择，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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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隐性经济规模；碳排放；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国民经济发展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08. 027
［中图分类号］ F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2）08- 0040- 02
1 引 言
近200年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世界能源消费剧增，生态环境恶化，特别是气候变暖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目前，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碳排放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增加。因此，如何控制和减少中国碳排放的问题成为国内外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隐性经济， 又称灰色经济， 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包括所有创造价值但未被列入国家经济核算的经济活动。隐性经济的发展使得一部分生活贫困人员获得了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但是从另一方面看，隐性经济的大量存在不仅会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也影响了社会公平、增加了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
那么，随着中国隐性经济规模的扩大与碳排放量的增大，隐性经济和碳排放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隐性经济规模的扩大是否会引起中国人均碳排放量的增加，本文基于碳排放量的基本等式，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形。之后在其基础上建立隐性经济规模与碳排放分解因素的模型，并对它们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判断隐性经济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
2 隐性经济规模与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的分析
2.1 隐性经济的规模
度量隐性经济规模的方法通常可分为直接法与间接方法。直接法基于个人收集或企业未来申报收入等直接信息来进行计算。间接方法则根据在官方宏观经济统计资料中留下的痕迹来确定隐性经济规模，主要包括国民收入和支出差异法、官方统计和实际劳动力差异法、货币交易法与货币需求法、结构方程模型法或者MIMIC法等。
2.2 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析及模型建立
2．2.2 数据收集、估算与整理
本文对中国总的碳排放量采用以下公式进行估算：
式中，E为中国一次能源的消费总量，Fi为i类能源的碳排放强度；Si为i类能源在总能源所占的比重。这里Fi的取值见表1。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2003。
2.2．2 因素分析
本文中，Fi是固定的，即影响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主要为能源结构变化、能源效率变化以及经济发展变化。
图1表示1998-2007年三因素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值趋势图。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人均碳排放量总体在不断增加，虽然，1998-1999年期间，中国人均碳排放量有所降低，但其后又快速增长。特别是2000年以来，其数值猛增，2002年年增长率接近10 ％，而2003年和2004年的年增长率更是超过了15 ％。造成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从图1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值是不断增大的，特别是从1999年以来，基本呈现出指数增长的趋势。
2.2．3 模型建立
由上述分析，我们建立隐性经济规模与碳排放分解因素的模型，即建立隐性经济规模和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的模型。我们估计隐性经济规模和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型方程为：
Hesize＝f（Structure，Efficiency，Growth）；
对其1998-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稳定性分析，发现Structure与Efficiency不能通过检验，说明隐性经济规模和Structure与Efficiency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明显，故我们将Structure与Efficiency这两个指标剔除，对上述模型进行修正并建立隐性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其方程为：
ln Hesize=ln Growth+ε2
从实证结果分析得知，隐性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关系，说明随着国内隐性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增长也将继续增加，同时，由于隐性经济规模对能源效率与能源结构的影响不显著，所以说目前为止，隐性经济规模还没有通过能源效率与能源结构这两种抑制因素来提高中国人均碳排放量，进而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形。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先是通过借鉴杨灿明 等（2010）的隐性经济规模指标，然后通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详细阐述中国人均碳排放与碳排放分解的三因素之间关系，最后建立隐性经济规模与三因素的计量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可知隐性经济规模还没有通过能源效率与能源结构这两种抑制因素来提高中国人均碳排放量，进而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形。但是隐性经济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很明显，隐性经济规模每增加1％，经济增长增加2．3％，表明中国隐性经济规模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碳排放量的增加，所以我们要严格限制隐性经济规模的增加，严厉打击隐性经济犯罪，完善税制、加强稽查，建立健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系，最后就是加强廉政政策、建立权力制衡机制。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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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范文第4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碳排放强度；能源强度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7-0084-04
低碳经济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英国政府2003年公布的《能源白皮书》上，随即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尤其是2008年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一度陷入经济萧条状态，国际能源安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低碳经济成为很多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课题。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总理明确宣布，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从中国目前的人口数量、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等因素来看，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还面临着巨大压力。本文通过对涉及低碳经济的各种因素及中国的现实国情进行全面研究，使中国寻求到一条能够有效发展的低碳之路。
一、低碳经济的国际发展形势
低碳经济是相对于高碳经济而言的，高碳经济就是碳排放量高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两高一低（高能耗、高排放、低产出）的发展模式，高碳经济是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不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因此，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渐渐被一些国家所认可，而碳排放强度是衡量低碳水平的重要指标。碳排放强度是指一国（地区）碳排放总量与该国（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反映了该国每增加1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要排放碳的数量。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对186个国家的2008年的碳排放情况做了统计，笔者选取了碳排放量位居前列的7个发达国家和7个发展中国家，共14个国家进行比较分析。
（一）各国碳排放强度比较
2008年，样本中的14个国家的碳排放总量约占世界总量的70%，并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经济规模等方面反映了不同状况，具有代表性（见表1、图1）。
由表1中数据可知，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强度都远高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巴西除外）的碳排放强度也都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23），而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强度却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碳排放强度最高的发展中国家――乌克兰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0倍左右。而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也是达到了72.2亿吨，跃居世界第1位。这说明发展中国家还处于高耗能、低产出的经济发展阶段。
（二）各国能源消费结构比较
碳排放主要来自化石能源的燃烧，但不同的化石能源的碳含量是不同的，其中煤的碳含量最高，其次是天然气，最后是石油。表2列出了14国不同的能源结构。
（三）各国能源强度比较
能源强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门或行业单位产值一定时间内消耗的能源量，是衡量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标，通常用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量来表示，它和能源效率（单位能源消耗所生产的GDP）反相关。能源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平。表3列出了14国及世界平均能源强度，数值越大说明能源利用效率越低。
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强度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发达国家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图2就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进行了比较。
通过图2可以看出，碳排放强度基本与能源强度成正比。但也有一些例外，如俄罗斯的能源强度高于中国，而碳排放量却低于中国。这是因为俄罗斯的能源结构优于中国。中国能源结构中主要以碳排放较高的煤炭为主，而俄罗斯使用的主要能源是碳排放相对较低的天然气。
（四）国际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笔者选取了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结构指标验证其与国际碳排放强度的关系。设碳排放强度为Y；在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碳排放量最大，设产业结构中二产所占比重为X1，三产占比为X2；能源强度为X3；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比为X4，天然气占比为X5，煤炭占比为X6。对以上变量进行回归，寻找与碳排放强度相关的变量，回归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变量X5对Y极不显著，经过逐步回归剔除不显著变量，得到结果见表5。
表5显示，Y与变量X3、X4、X6有线性相关关系，得到如下回归模型：
Y=1.014X3+0.144X4+0.218X6
（22.085） （2.819）（5.547）
R2=0.989 F=289.068 D.W=2.33
由模型可以看出，在国际上，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中的石油消费结构、煤炭消费结构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特别是与能源强度的关系。而能源强度又是反映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标，由此可见，能源效率是决定碳排放强度的关键因素，而有很多人认为的与碳排放强度密切相关的产业结构对其影响却不明显。石油和煤炭是各国的主要能源燃料，该模型也恰好印证了这一点，煤炭消费结构的影响程度要高于石油。
二、低碳经济的国内发展形势
（一）中国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演变过程
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时期，这一时期就要求我们摒弃传统的高耗能的工业化道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低碳经济的低排放、高增长、可持续发展恰好迎合了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型要求。中国在降低碳排放方面也做出了积极努力。中国碳排放强度从1981年的30.29下降到2008年的2.25，下降幅度达到92.5%。笔者统计了1995―2008年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探求中国碳排放近些年来的趋势（见表6、图3）。
从图3中可以看出，中国碳排放强度逐年下降，这主要是因为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低于GDP的增速。能源强度虽然也呈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很小，甚至不易观察。中国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能源利用效率仍然不高。
（二）中国第二产业碳排放演变过程
碳排放也与产业结构相关。一般来说，第二产业碳排放量最大。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越大，碳排放量就越多。中国自1985―2008年第二产业碳排放在总排放中占比总是保持在0.83左右，近年来更是出现上升的趋势。而第二产业产值在总产值中占比没有太大的变化（见表7）。
（三）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同样，笔者选取变量碳排放强度为Y，产业结构中二产所占比重为X1，三产占比为X2，能源强度为X3，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比为X4，天然气占比为X5，煤炭占比为X6。对中国1995―2008年的数据进行整理，结果见表8。
从表8可以看出，X5极不显著，经过逐步回归剔除不显著变量，最终结果见表9。
如表9所示，Y与X1、X3有关系，得到如下回归模型：
Y=0.375X1+1.104X3
（6.517）（19.179）
R2=0.972 F=187.766 D.W=2.03
由模型可以看出，中国国内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同时，碳排放强度也与第二产业占比呈正相关关系，但相关程度远低于能源强度。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经过国际和国内碳排放影响因素比较，能源强度在国际和国内的影响程度大体相当，都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决定性作用，即单位产值能源消耗越多，碳排放量也就越多。这也是国际上纷纷加强对新能源开发与利用的最直接因素。但国际和国内又有不同之处，影响国际碳排放的因素主要集中在能源结构上，特别是煤炭和石油的消费结构，煤炭和石油现在仍是各国的主要能源燃料。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也不明显。而国内除了能源强度，影响的因素还包括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二产业占比，第二产业一直是能量消耗最高的产业。能源强度反映的是能源的利用效率。中国能源利用效率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相对发达国家来说，能源强度仍然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在中国制度变革和逐步开放的时期，正是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管理进步和技术引进并扩散推动了中国能源强度的持续快速下降。这一下降过程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在经济体制、管理方法和技术水平等方面与世界逐步接轨融合的过程。因此，从中国能源强度下降过程来看，其前后下降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
能源作为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碳排放。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产出规模不断扩大，进一步增加了能源消费，由此产生的碳排放会进一步增加。因此，碳排放强度的走势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希望的是在产出规模增加的同时，碳排放量却不断降低，但是它要受制于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技术进步等因素作用的发挥。值得一提的是，每个经济发展阶段上述各因素的变化规律都有所不同，在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与产出增长内在关系的基础上，根据三者的阶段特征、影响因素以及内含规律，找到一条实现三者协调发展的道路并制定完善的措施，对于中国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能源强度的高低受到一国实际经济运行中技术水平的影响，所以发展低碳经济关键在于能源的高效利用。而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核心对策在于变革生产技术。同时中国也要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上有所改进，要不断地降低第二产业比重。
（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由上述分析可知，第二产业占比过高是导致中国碳排放偏高的主要原因，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是中国目前减排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过去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工业，而第二产业能源消耗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的钢铁等重工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高科技、高智能的出现，激发了新产业的诞生。因此，中国应该响应时代的号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从重化工业向高新技术型工业转变。同时，中国应大力发展服务业，逐步降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中国的发展逐步走向低碳经济道路，降低中国的碳排放量。
（二）优化能源结构
煤炭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一直达70%左右，远高于世界29%的比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煤炭消费的主体，由于煤炭是一次能源中碳排放最高的能源，因此中国近年来的碳排放上升较快。今后，中国应逐步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比重。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实现煤炭替代战略的有效手段。
（三）改变贸易结构
中国工业品出口结构中，高耗能的产品所占比重较大，导致中国的能源消耗和出口的隐含碳排放量较高。因此，调整贸易结构也是中国节能减排的工作重心。调整关税政策、降低高能耗产品的出口退税，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工业品的贸易结构，降低隐含碳排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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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ow Carbon Economy
Zhang Ningning1, Tan Bingqing1, Yan Xiaojuan2
（1.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Trade,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2. Hebei Saihanba Mechanical Forest, Chengde 067000, China）
Abstract： Developing the low carbon economy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the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but in how to achieve the low carbon developm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path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arbon intensity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with energy intensity, oil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coal consumption structure. From domestic to see,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intensity is related with energy intensity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second industry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向量自回归（VAR）；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Granger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 F0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07- 0047- 05
1 引 言
能源消费与环境问题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由于过多地排放二氧化碳而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减少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是解决该问题的最佳途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第四次评估报告表明，在过去的100年（1906-2005年）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0.74℃；未来100年，全球地表温度可能升高1.6℃～6.4℃。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指出，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至少在90%的可能性以上是由于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增多所致。[1]
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防止全球气候变暖是全人类的责任，需要世界各个国家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在联合国的历次环境大会的推动下，缔约国先后共同制定并通过一系列重要文件，在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尤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国属于《京都议定书》中的附件Ⅱ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在2008-2012年间的第一承诺期内不承担减排义务，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要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京都议定书》的正式生效给中国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商业价值，加速了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但同时也对中国环境保护提出了挑战。1978 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相应地与经济增长共同增加的是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到2011年，我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已达到欧洲水平。从全球的角度而言，碳排放量在2011年增长了3%，达到了历史的新纪录――340亿吨。我国也因碳排放总量而成为了2011年全球最大的污染国，全球29%的二氧化碳是我国排放的[2]。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未来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仍会持续增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明显。而能源的消费必然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以至于研究能源的消费、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因此，当前中国碳排放的相关问题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研究我国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量化关系不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于制定我国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立足于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基于宏观和动态的视角，运用VAR模型对我国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的短期和长期关系进行分析，并进行三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是对“3E”系统理论实践运用的积极探索。
可持续发展理论最早是由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可持续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子孙后代的发展能力；既要保证适度的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又要保持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环境良好，从而做到环境与经济社会相协调，实现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能源环境（3E）系统理论是在可持续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具体化和操作化。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最初把环境问题归结为道德原因，并用道德解释保护环境的必要性。随着研究的深入，人类构建了经济能源环境（3E）系统理论模型，多以国家为主体对一个国家或区域内的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展开研究。考虑到实际研究需要，本文主要借鉴由宏观经济子模型、能源子模型和环境子模型构成的3Es-Model（Macroeconomic， Energy and Environments-Model）的思想，并将模型系统指标简化，即分别以能源消费量、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碳排放量衡量能源、经济和环境，通过研究能源、经济和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来预测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对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
2 样本选择与碳排放量的测算
“3E”理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为简单起见并结合实际需要，本文将用能源消费量ENE代表能源指标，碳排放量GAS代表环境质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经济增长指标。基于这一简化的“3E”系统，分析我国能源、环境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样本区间为1990-2010年，其中能源消费量ENE数据来源于《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单位为万吨标准煤；GDP是按照计算的实际GDP，单位为亿元人民币。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价格不断变化，以现价计算的单位碳排放量不能直接进行比较，所以需要采用不变价。计算方法：1990-2010年的GDP是按照1990年不变价计算的实际GDP，单位为亿元人民币。
本文采用的碳排放量是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6年公布的碳排放量计算指南缺省值，并结合中国统计数据，采用以下方法计算得到：
式中，GAS为碳排放量，单位为104（万吨）；Ck为能源消费量，按标准煤计，单位为104t（万吨标准煤）；Ik为能源碳排放系数，单位为（万吨/万吨标准煤）；k为能源总类，取为4类。
我国主要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系数来源于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缺省值，原始数据以J为单位，为与统计数据单位一致，已将能量单位转化为标准煤，具体转化系数为1×104t标准煤=2.93×105GJ，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见表1。采用《中国统计年鉴》1990-2010年的能源数据，计算碳排放量时考虑以下几个方面：①只计算终端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②不计加工转换过程、运输和输配损失能源的碳排放量[3]。
3 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VAR模型
3.1 理论描述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