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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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要素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F2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03-0321-02
信息时代，文件作为社会组织活动原始记录，被公认为组织核心资产和信息资源。社会组织发展愈来呈现出对文件管理的重度依赖性特征，对其更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由此，社会组织理应积极构建切合自身需求的文件管理模式并做持续优化，以促其结构和功能上的动态优化和静态最优，尽可能实现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文件管理。
1 文件管理模式构建与优化的基本战略框架
这里所谓文件管理模式，是指社会组织内文件管理的整体表现形式，也是文件管理的理论架构、制度架构、功能架构、技术架构等组成的完整结构。已有研究成果表明，欧美发达国家虽重视文件管理，较深入探讨了有关细节，尤为关注电子文件管理，却仍然较少直接且系统地讨论类似课题。国内研究现状与国外些许类似，但除冯惠玲、安小米等以外，更鲜有涉及。
本文认为，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社会组织相对最佳的文件管理模式可表述为充分采用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借鉴应用系统科学、管理科学、信息科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根据社会组织类型文件管理需求特点，应用高水平标准，具体从管理理念、管理手段、管理内容3个方面着手构建高水平的文件管理系统，并与组织内其他管理系统和信息系统协同，以确保组织利益最优化实现。
2 文件管理模式构建与优化的核心要素
2.1 核心要素界定
如上所述，文件管理模式是一个完整结构体系，涉及到所有要素。然而，却始终围绕着管理内容这一核心要素，即具体的文件管理实际工作。分析社会组织类型在于确知特定文件管理功能需求；管理标准是用于参考构建高质量的文件管理模式；管理理念是文件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基础；管理手段是文件管理的实施工具。这些都是为核心要素直接服务的，也是社会组织文件管理模式构建和优化的终极目标。
2.2 核心要素的三种视角表述
文件管理实际工作这一核心要素可以分别以系统科学、管理科学和信息科学3种理论视角进行阐释和操作。简言之，从系统科学角度，包括文件管理系统设计、系统实施、系统维护；从管理科学角度，包括文件生成、登记、保存、利用、处置等所有环节；从信息科学角度，包括文件信息的产生、编码、传递、利用等完整运动过程。
2.3 三种视角阐述的因由
第一，包括各类社会工作在内的所有事物皆可运用多种视角予以审视。因为任何事物和工作同时具有多重属性，人们可根据自身特定需要和现实条件以一种或几种视角进行探讨研究，以便深度认识和多维应用，文件管理亦是如此。
第二，目前，人们日渐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以简单归结为3类，即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相互交叉和借鉴应用。由此也产生了3种获益，一是能对同一事物在某种视角下的更深入认识和应用；二是能从多种视角带来对同一事物的多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多种应用；三是在特定情况下可能衍生新的事物或学科。对于本文提出采取3种视角探讨文件管理模式构建与优化来说，主要追求前2种获益。
现代科学研究日益重视跨学科研究，各学科理论研究的界限渐趋模糊，一是基于任何事物同时附含多种属性这个基本因由；二是为了以上的获益目的。鉴于此，学科交叉对于各项社会工作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作越显极为必要。
2.4 着重采取系统视角研讨核心要素
本文虽认为需采取3种视角对文件管理工作这一核心要素开展研究，然而主要采用系统科学视角进行具体讨论，也即将其看成为文件管理系统的构建优化和实际运作。以下从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的角度就核心要素展开探讨，却同时适用于传统纸质文件管理，仅在技术层面需做一定程度的区别而已，因为纸质文件管理同样可看作是系统运作。
采取系统科学视角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系统科学提供的是一种全景式视角，将某种事物或工作看作一个完整系统予以审视。这在整体性研究文件管理工作方面比管理科学和信息科学视角更显直接、有效；二是信息时代，文件管理工作主要将表现为电子文件管理系统运作。虽然纸质文件管理将依然存在，但电子文件管理无疑将占据主导地位；三是从更高层系统的视角来看，文件管理系统同时又是社会组织整套系统的有机部分，着重运用系统科学来构建和优化文件系统，对于促进文件系统与其他子系统的协同运作，共同服务于组织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3 系统视角下核心要素具体阐述
3.1 文件管理系统的设计与优化
系统设计需完成以下子任务：A. 调研组织文件管理的功能需求，进而形成系统设计的总则指南；B.确定系统功能、结构和内容以及予以技术实现的整体架构；C.采用合适的系统开发平台工具和编程语言，配以其他可靠的相关信息技术，将系统设计予以完整实现。
上述每一方面的失误都将直接导致系统设计的失败。设计工作可谓是对整个系统的立法，是对整个系统包括结构和功能等在内的所有层面进行全面规划和参数设置。故此，系统设计工作对于文件管理模式构建与优化最为重要。
系统设计可遵循以下途径逐次展开：
第一，做好前期调研分析，重在准确获得以下信息：
A.完整准确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B.主要业务范围和发展愿景；C.具体的业务流程；D.组织内信息流程体系；E.现行各类系统的现状和主要功能（包括现行文件管理系统及其后续的评估报告资料等）；F.总体的财政状况；G.组织在同行业领域内的相对绩效表现。
需对这些资料展开深层次多维分析，将主要形成各种分析报告，得出设计工作所需的关键性信息要点，主要是形成组织在当前及未来一定时期内业务发展对于文件管理的功能需求体系，以及相应的元数据体系等。功能需求体系是指文件管理整个流程的有效实现对于系统所提出的功能要求及其完整体系。
与其他管理工作相比，元数据体系对于文件管理功能的可靠实现尤其关键。因为，作为文件的背景信息、内容信息和结构信息标识的各类元数据，是有效实现文件管理全流程功能的关键因素。
第二，在调研基础上，着手系统设计工作。
系统设计将综合运用系统工作和管理工作等方面的先进理念，依据前期调研分析结果，设计出完整的文件管理机制和管理流程的总体架构，其中包括元数据体系、功能体系、协同运作功能、升级和改进空间等构成的技术实现方式完整架构。管理机制是指文件管理的总体原则体系，主要包括如管理层次及相应职责的配置、管理规则体系。因此，管理机制更多地体现为各种原则和规范的体系。
设计工作也可视作为系统搭建一个理想模型，该模型应强调在理念上足够先进、在功能上足够强大、在整体架构上足够优化，且具备较好的协同功能以及足够的升级空间，等等。
第三，对系统模型予以程序和技术实现。
建立模型后，仅需根据既定的技术实现方案完成系统设计。技术实现方案主要包括系统程序开发工作规划、相关的网络通信技术方案、其他软硬件设施配置，等等。其中，最关键的是系统程序开发。
系统设计需在理念上积极借鉴系统科学理论。文件系统符合系统的一般特性和运行规律。宏观层面上，文件系统主要表现为常规线性系统的高度结构化运行。因此，系统设计中有必要从各方面予以优化，以便在未来实施过程中发挥预期的理想效果。
文件系统同时也是一个有人参与的信息系统，且文件信息蕴含着知识属性等，都使得系统在微观方面必然存在一定的软性特征，主要表现在文件利用工作中，人的因素和信息的知识因素发挥着主导作用，由此导致系统呈现非完全可控的复杂现象。此外，由于文件系统一般会与组织内其他系统实施协同，必然导致极为复杂的协同作用，尤其是当与专家系统等典型非线性系统协同运行时，必然对自身系统产生整体反馈，其影响是非完全可控的。故此，文件系统同样存在一定的非线性和复杂性，可能对文件管理甚至整个组织管理产生难以估计的优劣影响。然而，作为开放系统， 文件系统在非线性运作中一般会自动适应于环境、自动趋优。这就是为何强调子系统之间应该协同以产生协同效应，其获益往往超出预期。
3.2 文件管理系统的实施与优化
文件系统实施是系统设计开发的直接目标和具体实现。从实施步骤来说，又可分为调试运行、正式全面启用2大阶段。调试运行对于真实验证系统工作质量起到决定性作用。严格的调试运行将对系统设计工作提供完整报告，真实反映出系统设计工作质量，并具有以下价值：一是调试运行将直接得知已设计的系统能够较好地胜任既定目标；二是若试运行过程中发现系统设计所应用的理念和技术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和未来拓展需要，同时在功能架构这一主要方面存在重大硬伤等等重大问题，将直接导致设计失败，需做大幅度修改，甚至需要推倒主要架构重新设计，这都将导致系统开发工作超过预定期限。在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更将直接导致组织可能无法负担二次开发的高昂支出，将不得不终止开发工作。
系统调试运行并基本解决了所有关键性问题和主要的细节问题之后，可选择可行方式正式启用。可行方式主要包括如：A.一次性全面启用；B.分段启用方式；C.将新旧系统并行运行一段时间，待新系统实现了稳定运行之后适时撤除旧系统。每种方式各具优缺点，后两种尤其是最后一种方式的突出优点是稳妥，缺点在于组织必须为此承担双系统并行运作的较高成本。
从系统工作视角，实施工作就是通过充分应用系统预置的所有功能，促使系统得到最高效的运作，尽可能获得最佳效果。换言之，也即充分挖掘文件系统的综合潜力，并且促其与组织其他系统的协同，促使系统出现非线性作用下的更趋优化的整体效应。
系统实施过程中还需做好培训。系统开发小组应编制详尽的系统操作手册及相关培训资料。一般是在系统正式启用的前后提供集中培训，也可视具体需要适时提供各类后续咨询或零散培训。总之，培训目的在于促使组织内相关职员全面深入了解文件系统，使职员能够开展标准化、流程化的系统操作，最大程度地发挥系统作用，促进组织业务发展。
另外，还应鼓励（或在系统设计构建中制定相关激励制度）职员在系统日常操作过程中，根据组织业务发展潜在的文件需求，以及系统实际运行状况等，形成相关报告乃至建议等，将为系统的改进升级乃至换代提供直接依据。
3.3 文件管理系统的维护与优化
系统维护也即后续评估和升级对于文件系统同样重要。一是对于系统的正常运行来说，后期维护是极重要的。刚开发完成的系统虽在当时基本满足组织发展对系统的功能需求，但随着组织业务的发展，功能需求必然发生变化。同时，系统在长期运作中，也很可能会显现出各种深层问题。当综合评估认为这些需求变化和问题并不对文件系统的功能架构和技术水平等构成致命威胁时，则完全可在现有系统框架下予以持续性升级，这样不仅能较好地解决问题，成本也较低，对于组织绩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二是若现行系统的功能架构和技术水平等关键方面已经无法适应组织发展需求时，最好开发全新系统。
详尽评估是对系统实施过程的直接展示，将为新系统开发工作提供翔实资料，甚至可作为设计工作前期调研分析的直接参考资料。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高质量评估工具，制定可行方案，采用成熟的评估方法具体开展系统实施的评估工作。评估需从“文件管理功能需求的有效实现”以及“系统的安全高效运作”2个方面综合审视文件系统的实际表现，同时评估文件管理对于组织发展实际发挥的作用。总之，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评估获得原始数据，综合考察系统运作的整体情况，做出相关研判。
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尽量做好文件系统评估工作，为系统最终处置的相关决策提供依据。当评估认为只需对系统做持续升级时，只需在不触动主体功能架构的情况下，对系统各方面进行改进。当评估认为需要开发新系统时，则需积极准备。然而，在新系统尚未投入使用之前，仍需做好现行系统的维护工作，以满足日常业务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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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要素范文第2篇
根据热熵理论，系统内产生的熵主要原因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存在不同的热能从而出现热能差，同时，系统内各要素处于无序状态，且相互间的协调出现了问题。因些，可用熵理论应用到其他领域。不少学者引入“熵”来度量经济社会各领域中的无序度，如任佩瑜等学者就提出“管理熵”的概念来量度企业管理中的无序，从而导致管理效率的递减。同样，也可以将熵理论引入公司治理的研究中，公司内部治理系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因些也存在熵变。屈耀辉等相应提出公司治理熵和公司治理熵增定律。公司治理熵是指公司内部治理系统内形成的无效能耗。而公司治理熵增定律则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公司内部治理系统各子系统内，不管采用哪种公司治理模式，随着时间不可逆转地推移，公司治理系统的治理熵值总会不断增大，而公司治理的效率则随之会不断降低直至最后失效。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治理系统的内外环境会不断发生变化，公司内部的各状态序参量（如公司的各项制度、治理结构、激励与监督约束机制、人员素质及企业文化等），会逐渐过时、蓑老，治理的惰性相应会不断增加，且公司内部治理各要素间会出现相互排斥和抵触，摩擦系数日益增大，从而产生公司治理内耗，即公司治理无效能耗不断增加，有效能量不断减少，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出现减弱，从而导致公司治理绩效降低——公司治理系统熵增加而使公司治理功能的发挥更加无序化。
在公司内部治理系统中，影响公司治理熵产生的因素主要体现在：（1）公司各制度因素。即公司内部的产权制度以及其他各种经营管理制度有着明显的熵增效应。在相对封闭的公司内部，当公司股权比例确定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根据产权制度可相互制衡。新制定的各项经营管理制度，在最初执行时是最有效的，但随着时间不可逆地向前推移，加上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股东、董事及监事们的惰性会不断增加，将导致管理层实现内部人控制，同时公司各项经营管理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变得过时，从而制约其有效性的发挥。因此，公司内各项制度发挥的作用从有效到无效的经历中，公司内部治理系统的治理熵值相应也会逐渐增加。（2）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的载体，是由多层级结构与多功能结构组成，且各层及各层内各单元具有不同的性质。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治理结构将不断膨胀、老化，将导致公司治理内部结构性磨擦系数不断增大，公司治理熵随之也会逐渐增加，公司治理效率相应会递减、老化。（3）公司激励机制。 新设计的激励机制可以有效激励经营者为公司努力工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管理难度的增加，原有设计的激励机制逐渐不能吸引经营者了，经营者就有可能不会继续再完全执行董事会的决策，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保障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努力工作。经营者追求在职消费、短期经营绩效等机会主义行为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这必然会增加公司治理熵。（4）公司监督约束机制。如果公司内部监督约束机制不完善，大股东就可能侵犯中小股东的利益，经营者就有可能以不惜损害股东、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代价，而谋取私利，从而造成公司内部治理环境不断恶化。相应地，公司治理内部系统有序度不断降低。治理熵将不断增加。（5）公司人员素质高低。人的心智复杂性决定了公司治理系统的复杂性。因此，公司治理效率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董事、监督者与管理者等各类人员的素质高低。如果董事不“董事”；监督者不履行其应对董事及高层管理者监督的职责；高层管理者进行逆向选择和发生道德风险等情况发生，这些同样会造成公司内部治理环境的不断恶化，公司内部治理系统的有序度随之不断降低。治理熵相应地不断增加。最终出现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运行失灵等问题。
二、耗散结构理论在公司治理系统中的应用
根据耗散结构理论，一个系统要形成耗散结构应具备一些基本特征，如系统要求开放性、远离平衡态、非线性、存在涨落等。所以，公司治理目标要能有效实现，公司治理系统也应该具备这些基本特征。公司治理系统也确实具备了这些条件。首先，公司治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公司治理系统主要是由公司内部治理系统和公司外部治理系统组成的，而公司外部治理系统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产品市场、审计市场和舆论监督等一系列公司外部市场机制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不断交换来实现治理目标。其次，公司治理系统是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从公司内部治理角度来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层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相互制衡来达到相互间相对的均衡。因为公司治理系统这些治理主体的目标不可能完全一致、同时系统内又存在信息不对称，且系统各要素间不同力量的抗衡与较量将随系统内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程度不同而不断发生变化，从而使公司治理系统始终处于非平衡状态。同时，公司外部治理的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产品市场、审计市场及舆论监督等一系列市场机制也会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也使公司治理系统始终处于非平衡状态。再次，公司治理系统也是一个非线性系统。因为公司治理系统各个子系统，如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层、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产品市场、审计市场和舆论监督等各子系统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性质上都相对独立且有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各子系统间相互关系不可能用简单的线性关系来反映。最后，公司治理系统内存在一定涨落波动。公司治理系统内各子系统及其要素的结构复杂且各具特色，子系统及其各要素的变化就其自身而言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对整个内部治理系统而言则往往带有一定的随机性。这些都可能引起公司治理系统内发生涨落波动。
可见，作为由公司内部治理系统和公司外部治理系统构成的公司治理系统由于系统内各元素、组分的性质与数量参差不齐，能充分与社会经济系统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而不断引入负熵流（如独立董事的引入、新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引入、规范的经理人市场、完善的产权市场和资本市场、竞争有序的产品市场和公正、公开独立的社会审计市场和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体系和广泛的社会舆论监督体系等）， 尽量避免正熵流（如，竞争者的竞争和人才的挖掘、经理人市场的不成熟、产权市场不健全、资本市场不完善、社会诚信系统的欠缺、自然灾害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的流入，这样可冲减原有公司治理系统内存在的治理正熵，使公司治理总熵不断下降。当在系统内宏观状态的控制参量超过一定阈值时，能通过非线性突变形成新的更高层次的有序结构，从而使公司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效率不断提高。
根据熵的可加性原理，公司治理系统可形成耗散结构的模型为：
DSCG=DSI+DSE （1）
其中：DSCG为公司治理总熵；DSI为公司治理系统内产生的正熵流；DSE为公司治理系统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换时从外界获取的熵流（可正可负）。
DSI=■KiDSi （2）
DSi=-Kb■PjlogPj （3）
其中：DSi为公司治理系统内各影响要素产生的正熵流；i为影响公司治理系统内产生正熵流的各个要素；Ki为公司治理系统处于某状态时各影响要素对熵流大小的影响权重；Kb为公司治理系统处于某状态时的熵系数（即公司所处行业中，每增加单位收益所需追加的成本值，即行业内的增加成本与增加收益之比。）；j为公司治理系统在某状态时各影响要素所包含的各个子要素；Pj为公司治理系统在某状态时系统内各影响要素所包含的各子要素对影响DSi大小的概率。
DSE=■KiDSe （4）
DSe=Kb■PjlogPj （5）
其中：DSe为公司治理系统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换时从外界获取的各影响要素所产生的熵流；i为从系统外界获取的影响公司治理系统熵流大小的各个要素；Ki为公司治理系统处在某状态时从外界获取的各影响要素的权重；Kb为公司治理系统从外界进行物质、信息与能量交换时的熵系数；j为从外界获取的各熵流要素所包含的子要素；Pj为从外界获取的各影响要素对影响DSe大小的概率。
三、结论
从熵理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在公司治理系统中分析可知，公司治理熵DSI是公司治理过程系统内部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一种正熵，只是不同企业熵增的程度不一样而已。同时由于公司治理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的、远离平衡状态的、且有涨落的复杂的开放系统。公司治理系统可与系统外的物质、能量及信息等不断地进行交换，从系统外引入新的熵流DSE（可正可负），可以使公司治理总熵（DSCG = DSI+DSE）发生不同的变化，从而表明公司治理的效率高低。
若从外界引入新的熵流DSE﹥0，则公司治理总熵DSCG﹥0。表明公司治理总熵不仅不会减少，而且会随着公司治理熵DSi逐渐增大和外界不断流入净治理正熵DSe，而呈现更快的增大，公司治理的无序化状态将日益严重。如果不及时从外界引入治理负熵并尽量延缓内部公司治理熵的增长速度且超过一定的阈值的话，最终将使公司走向破产的境地。
若从外界引入新的熵流DSE﹤0，但|DSE|﹤DSI ，则公司治理总熵DSCG﹥0。说明从公司治理系统外部流入的净治理负熵流不能完全抵减公司治理系统内部产生的治理正熵流，从而使公司治理总熵仍为正熵流，且公司治理系统总熵还会不断地增大，只不过是由于从外界引入的负熵流可以冲减一部分公司治理系统内的正熵流，从而增大的幅度没有公司治理正熵增大的幅度大，减缓了公司治理总熵的增长速度。但总趋势还是要走向无序化，说明企业内部治理效率低效或失灵，如果公司不及时再增加新的负熵输入以尽量延缓内部公司治理熵的增长速度且超过一定的阈值的话，最终企业仍将趋于无序状态，即企业倒闭。
若从外界引入新的熵流DSE﹤0，且|DSE|=DSI， 则公司治理总熵DSCG =0，表明公司从公司治理系统外部净流人的治理负熵流恰好与公司治理系统内部产生的治理正熵流正负抵销，公司治理总熵也就表现为零。因此，公司治理系统此时达到一个临界转折点。公司治理系统也将面临两种选择：或转向有序结构，或转向无序结构。当出现此种情况时，一方面，公司应随即检查公司内部治理系统内是否存在潜在增大公司治理正熵的隐患，并且一经发现要及时消除这种隐患，以便阻止或延减治理正熵的增大速度。另一方面，公司也应积极从公司治理系统外引入新的、有效的治理负熵流，从而使公司治理的高效率得以保持或延长。
若从外界引入新的熵流DSE﹤0，且|DSE|﹥DSI，则公司治理总熵DSCG﹤0。说明从外部引入的净治理负熵流能完全冲减公司治理系统内产生的治理正熵流，且还有多，从而使公司治理总熵流变为负值。在这种情况下，说明公司的治理效率有效，最终会形成一个更高级的、更规范有序的、充满活力的公司治理耗散结构，从而使公司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效率不断提高。
有些公司的治理效率差关键在于公司治理层无视公司治理正熵的存在，从而使公司的生命周期变短。而有些公司的的治理效率好，关键在于公司管理层一方面不仅能正视公司治理正熵存在的客观性，同时通过不断调整、完善影响公司治理正熵产生的各因素来延缓公司治理正熵的增加速度；另一方面，公司治理层又不断从公司治理系统外界引入公司治理负熵流，从而使公司的生命周期不断延长。
［本文系国家自然基金（编号：71063015）、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项目（编号：10GL29）；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项目（GL1153）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社会治理的要素范文第3篇
关键词：政府治理 政府会计 公共受托责任 政府会计改革
当今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新的政府治理变革运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组织都经历了重大的变革，这些变革涉及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全方位的调整，变革的目的是追求政府的善治，这场波及世界的政府治理运动依托于一系列创新性制度的设计、选择和安排，反映了当代政府治理变革的基本理念和价值。政府治理的变革必然推动政府会计改革，要求提供反映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财务报告信息，以实现政府治理的目标和要求。
一、政府治理及其特征
（一）政府治理的涵义
政府组织是现代社会组织不可或缺的部分。政府是指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即接受人民委托，利用公共资源，为公众提供各种服务，且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管理机构。确切地说，政府指的是整个公共部门，包括政府单位和公立非营利组织。因此，从广义上看，我国的政府组织就是整个公共部门，包括各级政府、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从狭义上看，我国的政府组织仅指各级政府机关、立法机构、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政府权力机关。
政府变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从企业和政府改革的实践看，一个公司需要治理，一个国家也需要治理。政府治理就是试图通过改革政府职能活动范围和运行机制，力图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之间寻求更为有效地提高公民福利及提升国家生产力、竞争力的制度安排和创新性组织。其中“治理”的基本涵义是在一定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以满足公众的需要。党的十以来，随着我国大规模的政府行政改革，通过有效的政府治理变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行政体制和公共管理体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使政府成为推动市场经济的服务性政府，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二）政府治理的主要特征
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政府治理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政府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政府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可以成为社会权力的中心，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非强制的合作。因此，治理的主体不仅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而且在这些多元化的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依赖的关系。
2.政府治理过程的互动性。“政府治理”旨在建立一个以相互依存为基础的、以协作为特征的、纵横协调的、多元统一的社会治理结构。因此，政府治理在强调国家与社会合作的过程中，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以及确定共同的目标等方式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3.政府治理范围的广泛性。政府治理不同于传统的以领土为界的民族国家管理模式，它涉及的对象要宽泛得多。由于治理的权威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非政府的、跨国界的民间组织，所以治理的范围既可以是特定的领土界限内的民族国家，也可以是超越国家领土界限的国际领域。
4.政府治理目标的有效性。政府治理的目标是通过建立服务性政府，实现其依法行政透明高效有责任的政府。政府治理目标的有效性，就是将企业运作模式引入政府机构，按企业模式重塑政府。政府治理强调政府管理的成本，重视管理的绩效，把政府效率的提升放在行政成本降低效益增长的双向思考中。
二、政府治理与政府会计的关系
（一）政府治理与新公共管理模式
1.政府治理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行政改革运动，即“新公共管理”运动。经合组织（OECD）1995年度的公共管理发展报告《转变中的治理：OECD国家的公共管理改革》一文指出：经合组织国际的政府治理变革具有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共同的议事日程，这就是“新公共管理”政府治理模式。这表明传统政府治理理论及实践向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实践转变，也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推行政府会计改革的重要力量。
2.新公共管理模式的特征。新公共管理理论是政府治理变革的理论标向。经合组织（OECD）提供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框架建议，认为它包含了五个方面的主要要素原则，即透明度、负责任、灵活性、前瞻性、法律和正直，其宗旨是倡导建立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最大限度地重视国家资源的使用效率。”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法国等国家普遍实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行政改革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践着新公共管理理论。这种新公共管理政府治理模式具有鲜明的特征：（1）政府是依法行政政府，一切公共权力都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之下行使；（2）政府是有限权力政府，政府公共权力由人民授予，必须严格限定在为人民服务的范围内；（3）政府是透明政府，严格实行政务公开，避免暗箱操作，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4）政府是责任政府，政府及其公务员所行使的一切权力背后都连带着一份责任；（5）政府是效能政府，必须严格注重降低治理成本并提高服务质量，避免机构人员膨胀（王成国，2008）。目前，新公共管理运动已席卷全球，我国也正在进行深化公共行政体制改革试点，政府的功能将逐步向服务型、绩效型政府转变。
（二）政府治理与公共受托责任
1.政府治理的实质。政府治理是政府行使权力、制定和执行政策所信赖的制度环境和机制，包括如何做出决策、行使权力以及使政治家和管理者保持责任感的途径。普遍认为，受托责任是良好政府治理的重要依赖。受托责任产生于委托关系，政府公共受托责任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基础之上。李建发教授（2006）认为，公共受托责任应当是受托管理公共资源的政府、机构和人员，履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并向公众报告的义务。从预算管理角度讲，受托责任无论对于公共资源的“使用”，还是对于使用公共资源所产生的“结果”，都是必不可少的。新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实质是从企业化政府层面上定位政府预算与会计的受托责任关系，反映并报告社会公众要求的政府职责的受托责任。
2.公共受托责任的内容。政府公共受托责任是多维的受托责任。Stewart（1984）认为，公共受托责任是一个“梯形受托责任”：（1）正直和合法受托责任，即依照预算和法律法规的要求来使用资金；（2）过程受托责任，确保执行适当的程序并有适当的效率；（3）业绩受托责任；（4）项目受托责任、目标及其实现程度；（5）政策受托责任。李建发教授（2006）认为，政府公共受托责任既包括行为义务，也包括报告义务。一方面，政府应当从人民的公共利益出发，管理好人民托付的公共财产，履行好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同时，政府应当向公众及其代表报告其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我们认为，政府公共受托责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于政府内部受托责任。要求参与公共资源配置和使用的各个部门必须对整体政府负责，每一个使用公共财政资源的预算单位和支出机构都必须向其工作影响的利益相关者负责；二是基于外部受托责任的要求。政府整体必须就公共资源的配置和使用结果对全体公民负责。政府公共受托责任是构建政府会计体系的基石。
（三）政府治理与政府会计
1.政府治理与政府会计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从政府治理的产生可以看出，政府治理源于公共管理中的政府失灵，其核心是委托问题，二者统一于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目标的实现。而政府会计的本质是对公共受托责任完成过程及其结果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因此，政府治理与政府会计的目标有必然联系，都是基于公共受托责任的要求，产生于委托问题，共同目标在于公共受托责任的履行。
2.政府治理与政府会计遵循的目标和原则相同。从目标角度看，政府治理与政府会计都强调政府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和政府信息公开，以解除政府公共受托责任；从原则角度看，政府治理与政府会计都遵循相互牵制、相互制衡的原则。2012年，财政部颁布实施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这不仅是政府行政单位内部控制的建设内容，也是完善政府治理的重要举措。
3.政府治理与政府会计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政府治理要求建立服务型政府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政府会计变革的基础和发展动力。同时，政府治理以政府绩效为导向，评价政府服务成本效益，都要求政府会计提供反映政府营运状况和绩效的政府会计信息，而提供政府会计信息是解除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重要途径。如何降低政府财务风险，提高政府营运效率是政府治理和政府会计共同关注的问题。
三、政府治理框架下的政府会计改革
（一）政府会计改革的基本理念
政府会计改革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从政府治理角度看，政府具有公共资金管理者和使用者的双重身份，客观真实披露政府的资产负债状况、“投入―产出”绩效是其责任。因此，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应当借鉴经合组织（OECD）成员的政府治理和政府会计改革的经验，将政府会计改革置于政府治理及新公共管理框架，置于我国特定的政府会计环境，置于政府精细化管理和预算管理体系，建立与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相融通的政府会计规范模式和评价体系中。我们认为，政府治理框架下的政府会计改革应遵循以下基本理念：
1.目标责任观。政府会计改革必须遵循反映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目标，并向政府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有用的政府财务报告信息，客观评估政府活动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提升政府风险的应对能力。
2.风险管理观。风险管理是一种政府治理理念。通过政府会计改革，将政府债务收支纳入预算管理，强化政府财务风险的核算与管理，建立政府风险预警机制，适时监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结构，防范政府风险。
3.信息透明观。信息透明就是指信息使用者从政府公开的政府会计信息中能够真实了解政府管理执政理念、发展战略、财务状况、营运效绩等。政府会计信息的公开透明，不仅是监督政府活动运行情况，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在政府财务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4.绩效导向观。政府绩效评价是解除政府受托责任的重要内容。绩效导向就是将传统的投入预算管理向产出预算管理转变，强调以结果和产出为导向，以及政府受托责任和绩效评价，强化绩效管理，政府会计改革更加注重结果责任。
5.规范趋同观。政府会计准则是规范政府财务活动的准绳，是政府治理信息公开透明的支撑。同时，政府会计准则建设也是政府会计改革的重要内容。规范趋同观就是充分借鉴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经验和做法，加快制定我国政府会计准则，实现与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协调趋同的改革目标。
（二）重构我国政府会计体系
政府治理与政府会计改革客观上要求重构政府会计体系。政府会计体系是指基于政府治理目标和政府绩效管理评价相适应的，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层次性和结构性的会计系统。
1.传统预算会计体系。目前，我国政府会计体系是围绕预算资金执行和组织类别来构建的，即传统的预算会计体系。包括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事业单位会计以及若干预算会计分支。由于传统的预算会计体系中的三个分支采用不同的会计科目组织会计核算，客观上形成了相互分割、互不衔接的“三张皮”格局，导致财政总预算会计并不能整合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无法提供合并的政府整体财务报告，也就不能全面评价政府公共受托责任。因此，传统的预算会计体系必然向现代政府会计体系转变。
2.现代政府会计体系。政府会计的主要功能是监督预算执行过程的合规性，提高财政透明度，评价政府绩效和解脱受托责任。从政府会计功能类型构建政府会计体系，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1）“二元论”。认为政府会计体系由政府预算会计和政府财务会计构成。如张奇博士（2007）主张，将政府会计系统划分为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财务会计系统与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政府预算会计系统，发挥两类不同会计系统的各自的优势功能。（2）“三元论”。认为政府会计体系由政府预算会计、政府财务会计和政府成本会计构成。如荆新教授（2009）提出了“三元系统”观点，认为政府会计体系应以财务会计（基本功能是提供整体财务状况信息）为主导，融合预算会计（基本功能是提供预算拨款收支信息）和成本会计（基本功能是提供业务、项目成本信息）。（3）“四元论”。认为政府会计体系由政府预算会计、政府财务会计、政府成本会计和政府管理会计构成。如景宏军、王蕴波教授（2008）认为，政府会计从功能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政府财务会计、政府管理会计、政府成本会计和政府预算会计。
以上三种不同观点，都勾画出了未来政府会计体系构建的发展方向。也由此说明，政府会计理论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很多政府会计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与实践。关于上述三种不同观点，我们认为建立政府预算会计和政府财务会计“二元系统”是近期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重点。而政府成本管理、绩效评价客观需要引入政府成本会计和管理会计，因此，建立包括政府成本会计、政府管理会计在内的完备有效的政府会计“四元系统”，是政府会计改革的长远目标。
（三）加强政府会计准则建设
政府会计准则建设是完善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国外很多发达国家专门设有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机构，制定内容详细、全面的政府会计准则与财务报告准则。因此，我国政府会计改革，也需要制定一套内容完整的政府会计准则。通常而言，政府会计准则的内容包括概念框架、具体准则、财务报告准则以及相关应用指南或操作手册。政府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注重政府会计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强调公开、透明和包容性。政府会计概念框架与我国会计基本准则内容相同，它是对政府会计规范体系基本原则问题所作的规范和要求。主要包括政府会计核算前提、会计目标、会计基础、会计计量、会计要素和财务报告等内容。
1.政府会计目标。政府会计目标是政府提供财务信息或编制财务报告的目标或目的，它是指导政府会计准则制定的最高层次，是用于评估现有会计准则、发展未来会计准则的基础。在会计理论上，会计目标有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两种代表性的学派。关于政府会计目标问题，在理论上有不同观点：一是“单一目标”观。认为政府会计目标是反映政府或政府单位的公共受托责任。二是“双重目标”观。认为政府会计目标是受托责任与决策有用观并存。笔者认为，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联系的。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的共同点应该在于，都是为有关各方提供有用信息。这些信息可以用来评价受托责任，也可以用于会计决策。但考虑到公共受托责任是政府会计存在的客观基础，因此，政府会计目标应该定位于以“受托责任观”为主导，以“决策有用观”为辅助的“双重目标”观。
2.政府会计要素。政府会计要素是政府会计对象的具体化，是按照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特征所作的基本分类。它既是政府会计确认和计量的依据，也是确定政府财务报告结构和内容的基础。笔者认为，政府会计要素的分类必须考虑以下因素：一是会计要素要符合政府会计目标的要求；二是会计要素应完整反映政府活动涵盖的会计核算对象；三是会计要素要满足基于不同确认基础的会计报表的需要；四是会计要素的定义应具有普遍适应性。在这些因素中，政府会计目标决定政府会计核算对象和会计要素确认基础。目前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目标就是要建立包括政府预算会计和政府财务会计两大子系统的政府会计体系，由于两个子系统在会计目标、确认基础的差异，其会计要素的设置也有所不同。即政府会计要素分为政府预算会计要素和政府财务会计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二元结构”的会计要素。政府预算会计要素设置“预算收入”、“预算支出”和“预算结余”三要素；政府财务会计设置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费用五个要素，其中资产、负债和净资产属于资产负债表要素，收入和费用属于收入费用表要素。
3.政府会计基础。政府会计一般有现金制基础、修正的现金制基础、修正的应计制基础和完全的应计制基础。我国现行的政府会计确认基础，一般采用现金制基础，这是由原预算会计的特点所决定的。随着我国政府会计环境的变化，政府会计基础的选择应该依据政府会计体系和政府会计目标的要求来决定。因此，笔者认为，政府预算会计基础应该与政府预算基础一致，采用现金制会计基础，以评价政府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履行的受托责任；政府财务会计基础采用应计制，以评价政府财务状况、运营业绩等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并做出合理决策。
4.政府会计计量。从会计理论上讲，会计计量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等五种计量属性，它们各有优劣，但彼此并不完全排斥，往往可以在会计计量时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属性，以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会计采用的是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并以会计核算原则的形式加以规范。历史成本是会计计量属性中最早出现的，具有客观性、可验证性等优点。但实践已经证明，单一的计量属性既不能满足政府会计计量的要求，也不能很好地实现政府会计的目标。在政府会计中，对会计要素项目计量是为了满足政府决策有用并反映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因此，政府会计目标决定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客观上要求政府会计计量模式从现在的单一计量模式向综合计量模式转变。即以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为主，多种计量属性共存并相互配合，以满足各方面会计信息使用者对多元化会计信息的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会计规范有制度模式、准则模式和准则制度混合模式，目前我国政府会计采用的是制度模式。因此，我国政府会计规范模式的改革，可以借鉴我国企业会计规范改革的进程，政府会计规范模式可以分两步走：一是近期改革目标是建立“基本准则+制度”的混合模式；二是长期改革目标是建立与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相趋同的会计准则规范模式。
（四）建立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
1.建立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必要性。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政府治理的基础。目前，我国尚未实行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政府财务信息只是散见于政府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及政府工作报告中。政府对外披露财务信息的主要方式是政府预算报告，披露的形式简单且不规范，所传达的财务信息十分有限，政府债权、债务、资产等财务状况不能得到全面完整的反映。这种披露方式对内部使用者来说无法使政府决策得到充分的依据，对外部使用者而言，政府财务状况的透明度不高，不利于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对政府资金分配与运行的监督和管理。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因此，建立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及披露制度势在必行。
2.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模式的选择。从理论上讲，政府财务报告模式可以分为现金制基础下的政府财务报告、修正的现金制基础下的政府财务报告、修正的应计制下的政府财务报告和完全的应计制下政府财务报告四种。不同会计基础下的政府财务报告在会计要素、报表类型和披露其他信息等方面有所差异。不管采用什么样的财务报告模式，它都是由政府财务报告的目标所决定的。因此，根据我国政府会计环境和政府会计改革的进程，政府财务会计目标强调受托责任与决策有用并存，会计基础由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转变，这些都决定了目前我国积极推进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改革，采用修正的应计制或应计制下的政府财务报告模式。2013年9月，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称：“我国将试编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这标志着我国政府会计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3.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内容。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不仅是披露政府综合财务信息的一种规范化途径和载体，而且是信息使用者评价政府绩效及做出相应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因此，政府财务报告体系的构建应遵循需求导向原则，全面评价政府绩效的多维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以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多元化的信息需求。笔者认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1）资产负债表，反映政府财务状况；（2）营运业绩表，反映政府营运成本效益情况；（3）现金流量表，反映政府资金的现金流量状况；（4）财务报表附注，如会计政策说明、政府的声明、政府讨论和分析、政府依法行政情况及各类反映政府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资料；（5）其他附表，对财务报表作补充说明，如对外投资明细表、固定资产明细表等。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还要建立审计鉴定制度、政府会计信息披露问责制，强调公开透明、充分披露的原则，这也是良好政府治理的客观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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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要素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公司治理 审计独立性 控制权市场
公司治理结构是解决现代公司由于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所导致的问题的各种机制的总称，它既包括公司治理的法律和政治途径、要素市场、公司控制权市场、声誉市场等外部控制系统，同时包括激励和约、董事会、债务融资等内部控制系统。公司治理从狭义上看就是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如何通过制度性安排监督和控制高层经理人员的经营，近年来，已有不少研究探讨了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然而迄今为止，还很少有学者探讨外部控制系统，但这对于公司治理问题的解决，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笔者认为，在讨论公司治理与独立审计关系上时，不仅要考虑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系统，更要关注公司治理外部控制系统，本文就是从第二个角度讨论了公司治理与独立审计的关系。
一、公司控制权市场与独立审计的关系
(一)公司控制权市场现状分析英、美等国家的研究人员对于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冲突，即英、美等国资本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股权结构高度分散，其问题也主要存在于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然而在新兴市场国家，往往呈现出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在这种股权结构下，由于大股东可以对企业实施有效控制，尤其在我国目前转轨经济背景下，上市公司大都通过脱钩改制和资产剥离等方式形成，使其与大股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大股东随意占用上市公司资产，采取关联方交易等手段严重侵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唐宗明等(2002)从实证角度证明了我国上市公司侵害小股东的程度远高于发达国家。公司中的控制性投资者(如股份公司的大股东等)凭借其实际控制的股票数量和由此形成的控制性地位，通过要约收购、权之争以及在公司董事会选举中发挥影响，一方面，缓解了由于分散投资者在监督经理人过程中的相互“搭便车”而无法实现对经理人的有效监督的状况，使经理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产生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另一方面，则可以利用控制性投资者地位对经理人施加影响，或者与经理人合谋牟取私利，使分散的非控制性投资者，即中小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我国的股份公司大部分是由传统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由于历史的路径依赖和社会体制的影响，造成了国家持大股或控股，上市公司经营者的行为严重背离广大股东的利益。
(二)公司控制权市场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对于外部中小股东来讲，预期到内部大股东的利益侵占动机，将愿意聘请高独立性的审计师对大股东的行为进行监督，但对于大股东其选择审计师时未必如此。这样小股东与大股东在审计独立性上的需求存在分歧。我国属于转型经济国家，对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措施不完善，控股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的情况频频发生，此时控股股东的低独立性审计需求占主导地位，诱使审计师参与合谋对审计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
(三)审计人员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独立性风险存在的原因是以判断为基础的决策，因为以判断为基础的决策涉及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如果没有以判断为基础的决策，即使诱因存在一般也不会导致低质量的审计报告。随着经济环境的复杂化，除了需要面对会计分析、判断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外，审计人员在审计的整个程序和过程中，也必须面对大量不确定性因素，需要审计人员利用其职业能力及经验进行分析判断。在审计人员的专业判断受主观因素、“有限理性”及不同利益博弈取向的影响下，可能会倾向于做出与其利益相符的报告，并同时运用模糊的语言来表达与其选择的报告决策相一致的审计标准，在外在利益的情况下，有可能故意做出与正确审计结果相异的判断结果，甚至有可能使其专业判断出现错位。因此，由审计人员专业判断所带来的主观判断而引起的不确定性必然存在。
二、要素市场化程度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
要素市场是一种与商品市场具有明显区别的市场。要素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从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过程来看待要素市场，认为所有的商品都是生产要素。企业组织生产购买的所有商品都是生产要素，其投入即作为生产要素的投入，其中用于生活消费的则构成劳动力再生产的生产要素。这种观点是广义要素市场的引申，在确认经济系统是大的生产要素市场的前提下，按不同特性将生产投人品分为商品、资本、劳动力与信息(包括技术)等类，要素市场也就是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市场。我国经济转轨已有二十余年的历程，市场机制已经开始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力量，但我国市场化进程的突出特点在于产品市场化，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市场化速度较快。在产品领域，传统的计划模式已经破除，国家计划已基本上不再规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定价、如何销售，而是由各类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自主决定。而要素市场化，包括资本、土地、技术等市场化进程迟缓。在要素领域，政府一方面仍然作为要素资源的配置主体，集规则制定者、执行者、参与者和仲裁者于一身，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阻碍了市场竞争主体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政府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严重不到位，在一些需要政府管理的领域中呈现出混乱与无序的状态，市场竞争缺乏诚信与公正。当前社会中出现的大量不和谐现象，大多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滞后有关。而要素市场化是提高要素质量、提升要素效率、支持技术进步。另一种观点，从要素市场化程度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从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出发，土地、资本、劳动力市场中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会引发经济运行中的波动，政府必须严格掌控要素资源配置；从社会稳定的需要看，要素资源配置意味着权力的自由交易，涉及到利益结构的重大调整，若将配置权力交给市场主体，将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烈冲突，因此必须由政府通过配置资源来协调各方利益。而审计师的执业行为，与其他活动一样，受所处环境和制度的影响。审计师执业环境对审计执业行为起着规范和和约束作用，这既影响审计师的执业行为，也影响审计师的执业理念。当外部职业环境对注册会计师执业行为进行限制时，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行为只能屈从于外部环境的压力。审计师执业面临的外部执业环境众多，其中市场化程度、政府行为以及法治建设状况是审计师执业的重要外部环境。审计师素有“经济警察”之誉，市场化程度越高对审计师行业的需求越大，有利于推动审计师行业的发展，审计独立性越高。纵观世界各国审计师行业的发展现状，审计师的行业发展现状及其执业质量与市场化进程是相匹配的。可见，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提高，对高质量审计需求市场也逐步扩大，这直接诱发审计师提高审计独立性，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目前我国要素市场化程度偏低，导致了要素价格低廉，扭曲了市场秩序和主体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影响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
三、相关法律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
我国的产品市场体系尚未完善，市场约束起不到相应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约束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与市场化进程、政
府监管相关的是法治建设环境，法治环境对审计师执业的意义一是在一个依法行政的区域，法治环境约束了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这为审计师独立执业，客观发表审计意见营造了良好的执业环境；二是随着法治建设水平的提高，审计师出具虚假审计报告被查处、处罚的可能性加大，审计风险增加，这迫使审计师不得不考虑审计风险，提高审计独立性，谨慎地出具审计报告。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分权让利”，在不改变政治权力基本结构的条件下，中央和地方实行经济上的分权，也就是下级政府承包一定的税收，上缴税收达到一定份额后，剩下的就归自己支配(纪宝成，2003)，这时的地方政府变成了一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主体，上下级政府关系形成了“创造市场的准联邦制”(weingast，1995)。地方政府为了应付上级考评和与其他地方政府竞争，需要对管辖区域内的资源进行限制和保护。上市公司对地方政府意义重大，不仅可以通过证券市场融资，而且在税收、就业和社会稳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对所属上市公司的保护也就成为地方政府的必然行为。无论是在初期“额度管理、计划控制”的审批制下，还是在后来的核准制下，上市资格都是非常稀缺的资源，也包括上市后的再融资资格等。可见，地方政府有强烈采用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的动机。审计师面对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当然也难以保持独立性。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大多是由政府任命的，其更多地关注于自身的仕途，而与公司的发展并不一致，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愿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企业发展战略、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长期成长能力上，而是放在如何争取上级部门的关注，为此不惜采取短期化行为或操纵会计利润、粉饰会计报表的不当手段，对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施加的压力也随之增大。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缺陷对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构成了巨大的压力。
四、声誉市场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
声誉是企业或某一团体在公众中所留下的一个总体印象，它是行为主体的各方面行为能力的综合反映，既依附于主体又相对独立于主体，是行为主体的一项无形资产。其对主体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即行为主体过去的行为所形成的声誉将影响行为主体随后的行动环境，当前的行为所形成的声誉对当前的行为环境影响较少。声誉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通过行为主体的积累努力才能形成良好的声誉。企业可以通过大量、密集的广告宣传来扩散信息，在很短的时间内提高它的知名度，但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企业却不一定具有良好的声誉。较高的知名度只能说明其他行为主体对该企业的认知度较高，而声誉是其他行为主体对该企业长期行为的认可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声誉对企业的发展乃至生存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声誉好的上市公司出具虚假财务报告的动机小，因为在竞争性的市场上买者也就是社会公众有选择权，尽管无法判断各种产品也就是财务报告的真假，但可以从中选一件最放心的产品进行投资，一旦买到了假货也就是投资失败，以后就不会与其合作了，因此作假的上市公司必须考虑被人识破后的利益损失。同时，投资者与被投资者之间的博弈也相应转化为被投资者与被投资者之间的博弈，卖真货者的信息比卖假货者的信息要充分。因此，在竞争性市场上，出具虚假财务报告的上市公司一方面要与投资者博弈，另一方面要与出具真实财务报告的上市公司博弈，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由于声誉对企业带来的重大影响，一般情况下声誉好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出具较为真实的财务报告，对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独立性影响较小，因为一旦作假被识破将会产生沉重的代价，由此造成的恶劣影响将会使其花费很长时间建立起来的良好的声誉毁于一旦，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估量。
作者简介：
康霞(1980-)，女，河北元氏县人，河北经贸大学会计学院助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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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要素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环境治理； 投资效率； 规模报酬；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1-0069-05
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的严峻形势，日益积累的环境问题不断显现，社会各界和普通民众对环境生态保护与治理改善空前关注。为实现蓝天常在、绿水长流和经济社会健康协调永续发展，中国政府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倡导绿色循环发展，践行低碳环保理念，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当前中央和各地方政府正以空前规模的投入实施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防治行动计划，以空前的工作力度和铁腕决心推进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
因多年的规模粗放型发展，中国环境治理历史欠账太多，因此看似巨额的污染治理资金仍显不足；且中国幅员辽阔，各区域间的经济及环境污染情况有所不同，相同规模环境治理投资带来的治理效果也不尽相同。为客观反映区域环境治理的投入产出效益，科学合理配置资金和资源，实现有限投入的最优污染治理效果，需要对区域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价。因此，研究区域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对于上级政府考评辖区内不同责任区域的环境投资治理绩效、回应社会关切，以及改进环境治理措施、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关于环境治理投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学角度的定性分析，研究环境治理投资的现状、发展与效益等，提出更好保障和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对策措施等；二是投资效率的定量分析，选取评价指标，采用现代数学方法定量研究、分析，提出建议对策。本文研究属于后者。投资效率的定量分析，主要以某区域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刘立秋、刘璐（2000）首次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我国环境保护投资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评价了各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董秀海等（2008）运用DEA的CCR模型对我国环境治理效率进行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分析；刘纪山（2009）、陶敏（2011）从投入财力角度，选取环境治理投资额和废水、废气排放达标量等控制绩效作为评价指标，运用DEA分析法，分别研究了中部六省和2008年我国省级行政区域环境治理投资的相对有效性；胡艳（2013）和王连芬（2012）选取环境治理投资的财力物力要素作为投入，以排放达标量、综合利用产值等作为产出，分别对我国省级行政区域和山东省各设区市的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废水治理、废气治理的投资效率，进行DEA分析评价；潘孝珍（2013）以人均环境支出规模指标作为投入，以废水、废气、废物治理完成量所占的比重作为产出，分析2010年我国省级行政区域环境保护支出的DEA效率，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的T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效率的因素。
综上所述，对于如何评价区域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已有不少研究和文献基于不同视角进行了探讨，并不断深入完善，以期为提升我国区域环境治理投资的运行效率，优化环境治理投资结构，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和参考。但是，当前的研究：一是对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的涵盖面较窄。严格意义上，某区域内的环境治理涉及废水、废气、固体排放物、污染土壤治理和城市生活垃圾无公害处理等多个层面。大多研究主要关注废水、废气治理投资，对于固体废物治理投资鲜有涉及，实际上固体废物对环境的污染亦相当严重，应予涵盖。二是评价指标选取，虽难以统一标准，但有些指标选取不够确切。投入指标常用投资额这个财力要素，忽视了治理设施及运行的物力要素；产出指标常用排放达标量的绝对数或相对数来表征，实际上排放达标量除与治理能力及效率有关外，更与污染量有关，用其表征既定投资的产出效益，不够确切；个别评价指标，不是来自现有政府统计设置的指标或难从其中加工提取，数据获取困难。三是运用DEA分析评价，一些研究假设规模报酬不变，选用CCR模型评价，而规模报酬可变应是我国目前区域环境治理的特点之一。四是大多研究仅从整体上衡量相对效率和规模报酬，未做进一步的探讨。实际上，当投资效率整体相对无效或弱效时，需从多个层面和维度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做深入的具体分析，方能为决策者提出可操作的针对性建议，为此应进一步分析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投影值。
鉴于以上所述，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江西省各设区市2013年“三废”治理投入产出政府统计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多层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假设规模报酬可变，采用DEA分析法建立BCC评估模型，从多维度评价不同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相对有效性，并进一步分析探讨，以期为提升各区域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废水、废气、固体排放物治理是区域环境污染治理最主要的内容，是污染治理投资的重点和主体，更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考虑研究数据获取的可行性和数据的完整性，基于现有政府统计指标，本文从环境治理的主体层面――“三废”治理，探讨区域环境治理的投资效率。
在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中，投入指标反映经济中对环境治理投入的物力、财力（投入的人力，数据缺失，未纳入），产出指标反映环境治理的综合治理及节能减排效果。在指标选取上，本文遵循以下原则：尽量全面反映评价目的，选取决定性、关键性的指标，投入与产出指标之间应逻辑相关而非数值相关；指标的数量应精而简，在每一评价方案中应满足“投入产出指标个数
根据上述原则，本文构建由三个评价方案组成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分别对某区域的“三废”治理效率进行评价。
三、评价方法和评估模型
（一）评价方法和模型选取
区域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效率评价有多项投入指标和多项产出指标，而且投入与产出指标之间的具体函数关系难以确定，评价起来比较复杂。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对一组具有多指标输入和多指标输出的同类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进行综合评价的方法。作为一种新的非参数评价方法，DEA有较大的包容性，不需确定各变量间的具体函数关系，能够排除主观因素的影响，只要确定合理的投入与产出项，就能计算不同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并给出规模报酬的变化方向。鉴于DEA方法中相对效率概念的适用性，近年来在经济管理、系统工程、决策分析、产业绩效评价等方面逐渐应用，并成为重要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手段。显然，数据包络分析法完全适用于区域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效率评价。本文选择DEA作为研究方法。
DEA常用的模型有两种：CCR与BCC。CCR模型假设规模报酬不变，为CRS模式；BCC模型假设规模报酬可变，为VRS模式。已有的区域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研究，不少选用CCR模型。笔者认为，在环境治理和环保产业，随着投入规模的扩大，规模报酬增加并达到最优，渐趋饱和，继续投入则报酬递减。因此其规模报酬是变化的，故本文选用BCC模型。
（二）DEA―BCC模型的建立
假设有k个区域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待评价（k=1，
2，…），即有k个DEA的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DMU），每个决策单元“三废”治理有m个投入项、n个产出项。第k个决策单元DMUk的第i个投入项记作Xki（i=1，2，…，m），第j个产出项记作Ykj（j=1，2，…，n）。DMUk投入产出的相对效率记作Ek。核心是以相对效率Ek最大化为目标，寻找对DMUk最有利的投入产出权重组合，使得Ek达到最大值。建立的BCC模型如下：
目标函数：MaxEk
约束条件：（1）EK=■≤1，k=1，2，3，…
（2）Wkj≥ε>0，j=1，2，3，…，n
（3）Vki≥ε>0，i=1，2，3，…，m
其中，Wkj、Vki是未知变量，分别表示在Ek最大化的目标下，对DMUk最有利的第j个产出项Ykj的权重、第i个投入项Xki的权重，由实际数据计算而非事先给定。Uk0相当于Y轴的截距项，其正负代表决策单元的规模报酬；若Uk0
四、江西各设区市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分析评价
（一）数据来源
江西省辖11个设区市，各设区市2013年区域环境治理的投入产出指标数据取自2013年的《江西统计年鉴》《江西环境统计年报》《江西环境状况公报》等统计资料。虽然各投入产出指标数据都有不同的量纲，但在DEA求解分析中，决策变量的最优效率值与投入产出项的量纲选取无关，而且采用实际数据便于根据DEA投影值进行投入产出分析，故本文未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二）模型运算与结果
采用DEA计算软件DEAP Version 2.1，程序运行时选用适合DEA―BCC模型的Input Orientated及VRS选项。按照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三个评价方案，分别输入11个设区市的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治理投入产出指标原始数据，运行计算相对效率值，并根据数值大小进行排序（如表2所示）。
（三）效率和规模报酬分析
1.废水治理投资
全省废水治理投资DEA相对效率均值达0.748，表示目前江西的废水治理投资效率较高，但离DEA相对有效尚有差距。数据显示，萍乡、新余、鹰潭和宜春的相对效率均为1，说明这些区域的废水治理投资效率达到了DEA相对有效，已投入要素利用效率高，投资规模安排合理；其他区域的相对效率均小于1，说明其废水治理投资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吉安和抚州的技术效率为1，但DEA相对效率值不高，规模效率低是主因；且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可扩大投资规模提高效率。赣州、九江、景德镇、南昌、上饶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未达到1，说明这些区域已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不高，有待进一步提升；除上饶外，其他四个区域均规模报酬递增，应适当扩大投资，提高规模效率；上饶的规模报酬递减，应减少投资规模，调优投资结构。
2.废气治理投资
全省废气治理投资DEA相对效率均值达0.806，表示目前江西的废气治理投资效率较高，但并未达到相对有效率。其中，景德镇、萍乡、鹰潭和抚州四个区域的相对效率为1，其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达到了DEA相对有效。新余、宜春和上饶三个区域的技术效率为1，说明已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较高，但规模效率小于1，且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因此这些区域不应再扩大投资规模。南昌、九江、赣州、吉安四个区域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小于1，且规模报酬递减，表明这些区域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偏低，投资规模不合理，应采用科学有效的方法提高已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并压缩或控制治理投资规模，以达到相对效率最优。
3.固体废物治理投资
全省固体废物治理投资DEA相对效率均值只有0.269，表明江西目前的固体废物治理投资处于低效水平，需有关部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11个区域中，景德镇和新余的相对效率为1，达到了DEA相对有效，说明其投资规模安排相对合理，已投入要素有效使用。南昌、萍乡和吉安的技术效率均为1，但规模效率远小于1，且规模报酬递减，这些区域应控制投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以达到治污规模的最优。九江、鹰潭、赣州、宜春和抚州五个区域虽然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没有达到1，但规模效率接近于1，其相对效率低下的主因是技术效率太低，这些区域已投入的治污要素没得到有效使用，治理固体废物的技术手段较为落后，因此这些区域应把重点放在提高固体废物治理的技术效率上，积极寻求科学、有效的治污手段。上饶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远低于1，说明该地区不仅固体废物治理的技术水平低，而且投资规模安排也不合理，应引起高度重视。
（四）投影值分析
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DEA相对无效，可能是技术无效率或规模无效率。对于规模无效率，应按照规模报酬的变化方向扩大或减少投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实现规模效率相对有效或值较优。对此情况，本文不再分析。
对于技术无效率，需进一步分析既定投资规模下的投入产出量，提出调整改进方案，以实现技术效率相对有效或值较优。按照DEA投影理论，在既定环境治理投资规模下，运算得到的投影值对应于技术有效率时投入产出项理论上应达到的目标投入值和目标产出值，松弛变量对应于当前技术无效率时投入产出项的投入冗余值和产出不足值。由投入冗余值/实际投入值、产出不足值/实际产出值，分别得到当前技术无效率时区域环境治理投资的投入冗余率和产出不足率（如表3、表4所示）。
投入冗余率和产出不足率代表了当前的要素投入产出结构与技术效率相对有效时最优配置的投入产出结构的差距程度，可为提高投资效率提供调整的努力方向和改进力度。观察分析表3、表4，有9个设区市在“三废”污染治理的某些投入指标上存在投入冗余，而且一些指标的投入冗余率还比较高，表示该投入指标已投入要素的利用率低，可能存在浪费现象；另有9个设区市在某些产出指标上有的产出不足，有的严重不足，表示该产出指标的实际产出量与效率最优时的目标产出量之间的差距很大。这些区域在既定投资规模下，因已投入要素的投入产出比例不匹配，使DEA技术相对无效率。为提升投资效率，一方面，应调整投入产出结构，主要是适当减少对应指标的投入，减少浪费；另一方面，需加大管理和技术创新力度，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已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使冗余转化为有效投资，获得既定投资规模和已投入要素下环境治理产出的最大化。
五、结语
利用DEA方法的BCC评价工具能够对区域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进行科学合理评价，相对效率值反映投入项的总体运用效果，技术效率值反映已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规模效率值和规模报酬方向可为决策者提供战略上的建议及指导，给出了提高技术效率应调整的方向和改进力度。实证结果表明，江西省各设区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尤其是废水、废气治理，有较高的投资效率，但地区差异明显，总体投入不足，技术水平不均衡，部分地区的投资结构不合理，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因此，决策者应积极鼓励环境治理行业改进管理和技术，加强科技创新，提高技术效率；各地应结合实际，优化资源配置，发展合适的规模，调整投入产出结构，提高环境治理的投资效率，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生态的和谐，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江西绿色崛起和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潘孝珍.中国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的效率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11）：61-65.
[2] 胡艳，吴振鹏.中国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3（5）：39-44.
[3] 王连芬，孙平平.区域环境治理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10）：6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