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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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效益范文第1篇

从今年初至5月底，我们公诉部门连续开展了七起不同类型案件的追诉追漏工作，涉及犯罪嫌疑人18人，主要涉嫌的罪名是抢劫、破坏电力设备、非法持有枪支、盗窃以及毁坏公私财物等。其中涉及盗窃共犯10人，占追诉案的二分之一。这些案件到法院后，大部分做了有罪判决，但也有几起追诉案件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虽然这几起案件的主罪法院都已确认，但是从办案的准确性要求来看，还是存在着质量问题，的准确率、胜诉率、追诉的成功率受到严肃挑战。那么，我们应当汲取哪些经验教训呢，笔者认为：追诉的成功与失败是必然性与偶然性同时存在，我们研究规律、总结经验教训，不仅有利于执法的准确性与严肃性，还应从更高的角度来分析、观察问题，全面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就追诉工作来说，应当做到三追三不追。

一、证据单一的不追，证据充分的要追。证据是案件的关键，认定事实、情节、定性都要靠证据关联性、可靠性，同时要更加重视证据量的充足。孤证不能定案，这是现代司法理念的重要内容。之所以不能定案，是因为它没有完全排除他人做案的可能性，因此，最大限度的获取证据的最大量，从多种角度来证明犯罪，达到胜诉所要求的确实与充分。我们可以从以下一个案例来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证据充分的重要意义。如：刘承兵伤害案，在刘伤害他人过程中，曾遗留现场一支自制左轮手枪，被被害人将其捡到，交给出现场的侦查人员。这是证据的一方面。但是，在刘承兵不承认持枪犯罪的情况下，我们追诉的时候没能获取下列证据：一是自制手枪的痕迹检验，是否留有刘承兵的指纹。二是跟随刘承兵一同打人的人的证言笔录。三是现场人目击刘持枪的证言。可以说，这三项如果获取其中任何一项证据，我们指控刘非法持有枪支罪的事实就能成立。然而，尽管有被害人的证言和枪支的实物来作证，但是无法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所以法院不予支持是有道理的。

二、证据不稳定的不追，证据稳定的要追。证据的稳定性是我们认定事实准确性的重要基础。它要求被告人、当事人、受害人及鉴定结论等证据材料的一致性、一贯性，否则，不论是法官还是检察官，认定事实就会心生疑虑，产生动摇，大大增加案件的不确定性。和判决的质量就要打折扣。因此，在追诉过程中，对证据出现变化的案件，追诉必须慎重。如：邹立峰等三人夜间抢劫案，主要被告人供述比较稳定，其他参与人时供时翻，并辩解侦查人员有刑讯行为。虽然被害人证言材料比较固定，但是到底是谁参与了抢劫还是不能最后确定，存在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认定为共同抢劫，予以追诉，是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的。对待被害人的陈述不一致的情况，也应当给予重视。案发当时没有说清，事隔时间较长又说得特别清楚，对这种情况要认真分析其证言的可靠性，是否有其他因素在干扰作证。一定要做到其他可能性予以排除，才能认定抢劫共犯。

三、对于案件事实不清的不追，事实清楚只是漏掉罪名的或者漏掉被告人的要追。事实清楚是我们认定犯罪最重要的基础，一个案件本身反映的事实都不清楚，尽管暴露多种问题，多种追诉线索，也不能简单进入追诉程序。否则就是追诉了，在支持公诉过程中，也要遇到相当多的难题。有的可能不得不作撤诉处理。因此，我们在审查过程中，要把握以下环节：一是对单个人多起犯罪的，要看主要犯罪环节是否清楚，如果主要环节清楚，在首先能认定基本犯罪的情况下，再开展其他遗漏犯罪的追诉工作。如果法庭不予支持，也能做到有罪判决。如果涉及罪名漏掉的，应果断地追加罪名。如：我们追诉的张振海放火案，由于被告人多次放火，其中一次是在村外将村民玉米杆点燃，造成2000余元的损失。我们按其行为，不构成危害安全的犯罪，但由于使用危险方法毁坏公民财物，属情节特别严重，按照毁坏公私财物罪追加，法院判决支持我们的意见。二是对多人参与犯罪的案件，要注意区分主要与次要作用的同时，主要看是否在同一事实、同一时间、地点、行为、手段上一致。如果漏掉的嫌疑人均应该予以追诉。如：我们在审查张志权等人盗伐林木案件时，发现共同参与盗伐的10人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使用同一手段，盗伐6立方米木材。我们先期了4人，法院均做了有罪判决。

综上所述，追诉能否成功，关键看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能否追诉的基础是看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稳定，追诉的工作重点是抓住主要环节。只要我们抓了问题的重点，追诉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社会治理效益范文第2篇

关键词：职校；礼仪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引言

礼仪作为一种文化，可以有效的展现一个人的教养、风度、魅力，可以直观的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文明程度、道德水平。一直以来，中国就很重视礼仪教育，孔子将“礼”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并指出“不学礼，无以立”。礼仪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也应该是中职学校德育载体的有效途径。职业学校培养的是符合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是未来社会的重要主体，但目前中职生存在礼仪缺失的现象，因此中职人才的培养不仅要注重知识技术的提升，还要加强礼仪教育，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提高中职生道德修养的需要。

二、强化职校礼仪教育的重要意义

第一，有利于提高中职生的道德修养。职校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礼仪教育，不仅能丰富学生的礼仪知识，还能让学生掌握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礼仪规范，懂得如何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仪规范。真正的人才，不仅要有较高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还要拥有良好的品德修养和礼仪教养。一个不懂基本礼仪的学生是不可能成为符合社会需求的优秀人才。现代社会中，礼仪不仅能体现个人的道德情操与知识教养，还能帮助人完善自我。第二，有利于塑造良好的职业形象。现代中职学校中，一些学生对教师基本的礼节都做不到，遇见教师都是视而不见；同学之间也不够礼让，甚至大打出手。这与“礼仪之邦”的美誉不相符，也与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不相符。[1]自古以来，礼仪对世界文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第一位礼仪专家孔子就指出礼仪对修身养性、持家立业的重要性。中职生面临自主择业、竞争激烈的挑战。现代职场对人才的专业素养与人文素养要求越来越高高，不仅注重其专业技能，还重视其综合素质。因此对中职生进行礼仪教育，使其具有良好的个性品质，既举止优雅大方，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从而更好的胜任未来的职业。第三，有利于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能力。礼仪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成才是不可缺少的，对中职生进行礼仪教育，能让他们掌握各种礼仪规范要求，让他们懂得如何坐、行、站；如何搭配服饰；如何问候、介绍地方；如何倾听；掌握职场礼仪，知晓外交礼仪方面的知识，从而在社交领域中游刃有余的处理人际关系。这能促进中职生的社会化，使之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同时礼仪教育对中职生的心理也有调节作用，培育学生良好的人际关系。[2]

三、以礼仪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

党的十强调全社会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并给出了不同主体相应的价值准则。礼仪原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准则相契合、价值取向一致、价值目标相同，正是因为两者诸多的一致性，可以将礼仪教育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手段。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充分发挥礼仪教育优势，真正落实中职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第一，学校应加强和重视礼仪教育。首先学校应把礼仪教育引入课堂。现在一些职校不重视礼仪教育，课程开设中较少涉及到礼仪教育，礼仪实践活动更是匮乏。因此强化礼仪教育必须把礼仪引入课堂，提高礼仪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比重，对中职生进行系统的礼仪教育，使之认识到礼仪对自身修养提升及未来职业的重要性，从而身体力行，做到知行合一。其次转变教育理念重视师资建设。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导者，也是礼仪教育的实施者，他们的举止行为对学生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教师应不断提高自身的礼仪修养，在日常生活和教学活动中注重自己的言谈举行，课堂教学中不断渗透礼仪教育。第二，礼仪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礼仪与道德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代礼仪训练其实就是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是通过礼仪来约束人的行为，规范人的行为，从而提升人的内在修养。但目前中职德育课程得不到重视，偏重的是政治目标，忽略了个人品德的养成，特别是礼仪修养的培养。这就要求中职道德教育与礼仪教育结合起来，课堂上通过创设情境，让学生亲自体验。如教育学生要尊重他人，与人友善相处，单纯的说教学生难以接受，教师可以创设类似的求职情境，让学生体验到良好的行为不仅能得到他人的尊重，还能给自己赢得更大的机会，使自己在职场上走得更远、站得更稳。第三，开展礼仪活动营造良好氛围。职校应开展多样的礼仪活动，如成立礼仪队，在学生中树立良好的行为榜样，发挥模范激励作用；举办礼仪风采大赛，使学生在实践中发挥积极主动性，加深对礼仪的理解，并使之内化；展示校园不文明现象，促进师生对不文明现象的反思，营造人人学礼、知礼、讲礼、行礼的校园文化氛围，强化学生对礼仪的认同，从而自觉践行礼仪。同时还可以通过宣传栏、广播站等加大礼仪知识宣传，普及礼仪知识，让礼仪教育渗透到校园的物质文化环境中，使学生受到良好礼仪文化的熏陶。

参考文献：

[1]罗丽静.新时期加强与改进中职学生礼仪教育的思考[J].职教通讯，2015（08）.

社会治理效益范文第3篇

论文摘 要： 本文拟将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用社会学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来指导现阶段的翻译研究，并将其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分析，进而验证这一理论指导高校外事翻译的可行性。

传统的对高校外事翻译研究相应地受各个范式的翻译观的指导，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高校外事翻译多从语言层面上着眼，强调字面上的对等。在多元范式翻译观的指导下，有学者用关联理论、功能论、目的论等理论来探讨高校外事翻译策略，视角多将译者或观众作为出发点或中心。在结构主义范式阶段，翻译研究被禁锢在文本对比和语言（信息）转移的范围内，有关翻译活动中那个最活跃的成分——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研究就被完全忽视了。解构主义阶段，研究成果的共性都在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解上，由此，译者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总会按照自己对读者和译语需要的理解去制定自己的翻译策略。由此可见，以上阶段的高校外事翻译都出现了自身的局限性。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社会学领域，更确切地说，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一种全新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消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长期存在的对峙、分裂局面上给出了合理解释，创造了新的平台。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拉图尔、卡龙不仅用这一理论解释科学、技术，而且将其运用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行为各领域。那么，我们可否用其研究我们的翻译行为呢？笔者现在就从这一理论的发展背景出发，来剖析其用于知道高校外事翻译的合理性。

“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出，人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必然受到周围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人们的行为应该和这些因素一起加起来考虑，这就是行动者网络所要完成的任务（黄德先，2000：4）。“行动者”是广义的，既可以指人，又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它们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如经济、意识形态、历史环境等。“网络”由特定关系实体构成，它们之间没有预设关系，其性质和关系有网络来定义。网络不仅由人类，而且由机器、动物、文本、金钱与建筑物等组成。“行动者网络”就是由诸多不同的、互动的行动者通过异质工程建立起来的联系，行动者网络并非外部世界中预定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而是由具有不同利益、身份、角色、功能、位置的行动者构成，它们在网络中重新得到界定。这个界定、安排、赋予的过程就是“转译”。只有在相互利益关系“转移”的基础上，才能构建起一个稳固的网络。这种“转译”的过程关注信息转换过程中人类与非人类的对等性，它们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应同等对待。“物”不是一味地受人塑造，而是反过来也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物”被建构的状况反过来也会建构人的利益和状况，以及决定它们会采取的行动（库恩，1981：200）。

翻译的生产过程也类似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知识生产过程。翻译也是在网络中生存的。翻译行动中的各个行动者是在相互协商、转换过程中形成一个翻译网络，并为实现这个翻译目的而共同维系这个网络。在这个翻译网络中，行动者有译者、作者、读者、原文、译文、编辑、出版商、评论者、审查者、政策、组织机构等。要分析存在于网络中的翻译，研究者必须把翻译过程参与翻译事实建构的各个行动者纳入进来。

而当我们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在高校外事翻译活动的网络中，“行动者”除了包括那些与一般文本翻译相同的因素如原文文本、译者、译文文本、读者、听众之外，还包括一些特殊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识形态、民族差异，国家政策，以及教育机构、科研机构间的利益，等等。研究高校外事翻译就是要同等对待这个网络中的各个行动者，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把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把原文在本地语境中与新的信息、思想观念、生产技术、时代特征、政策等因素相连接，生产出最合时宜的语篇。

比如说，在高校外事交流中，经常要翻译“中国大陆”，我们将其译成“Chinese Mainland”（China’s Mainland or the Mainland of China），而不能说Mainland Chinese，究其原因，我们发现，正是这张行动者网络里的各个行动者如政治因素及国家政策在行动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才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如果说“Mainland Chinese”，就会让人认为既然有一个“大陆中国”，就可能有一个“岛屿中国”，那就是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了。同样，“中国台湾”应该怎么翻译呢？在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及国家政策这几个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知道，这个词的翻译必须体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概念，必须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引出“两个中国”、“”或“”的含义。因此，我们最终把它翻译成“Taiwan，China”。 再比如，在高校外事翻译中，我们有时会翻译到国家今天奉行“开放政策”。当“开放政策”最早译成英文时，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有外国专家建议翻译成“Open-door policy”，但是，在今天看来，显然不妥当，因为“Open-door policy”为“门户开放政策”，这是19世纪帝国主义提出来的侵华政策。在时代背景、政治因素、国家政策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译者决策显然会改变，不会再把“开放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策相提并论和互相混淆。所以“开放政策”今天我们译成“Open Policy”，或更完整地翻译成“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翻译网络可以突破人们惯常的原文、译文对立，译者、作者分离，通过翻译网络，可以把各个结点上的行动者相互链接，把分散开的资源转变成一张无所不能的强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既没有译者这个中心，又不存在原文中心、译文中心等终极根据，在翻译网络中，各行动者都应同等对待。以前那些被看成是外部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也应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一旦一个翻译网络建立起来，且非常稳固，就会把翻译的社会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那些和翻译生产相关的翻译实践、翻译准则、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因素就会和文化语境、社会概况、译者决策相连接。翻译生产不仅仅是从一个语境中引进某种信息、思想观念或者技术，而是这些新的行动者如何在另一个语境中跟本地的信息、思想观念和技术生产连接，创造出新信息、新思想观念、新技术。翻译并非仅用目的语再现原文，而是和各种社会行动者创造新的关系，征召新的行动者，形成新的网络，是一个知识、社会、实践与操作形构的过程。

再看一个例子：“我谨代表江苏省教育厅，预祝河海大学与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取得圆满成功!”现在被翻译成：“I，on behalf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Jiangsu Province，wish a great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gram between Hohai University and the Western Australian University!”其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有的地方译为“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 in running schools”。这种译法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我们发现，在不同行动者的作用与运作下，当文化语境、社会概况等行动者发挥作用时，译者则略去繁冗的语言信息，直接将此表达翻译成简单明了的“joint program”，以适应译入语体系的习惯，取得更直观易懂的效果。

再比如：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sumed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and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sacred territory of our country.在历史因素、国家政策、政治影响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发现句中“恢复”是绝不能忽略的，否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一直对香港拥有主权的历史事实，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inalienable）一部分，是对“”言论的严正否定，所以最终翻译成“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在行动者网络的作用下产生的这些关键语言在任何外事交往中都要始终正确使用。

翻译是一种社会系统，一种被认可的社会现象（胡牧，2006），而现阶段翻译学的研究本身也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及系统性。在翻译学研究转向的新时期，前人已用文学、哲学领域的理论探讨了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但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出发，用社会学理论关照翻译研究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的研究，则发现这一尝试与探讨可以促进高校外事翻译在新时代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更契合高校外事工作需要，从而能推动高校外事翻译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黄德先.翻译的网络化存在［J］.上海翻译，2000，（4）.

［2］库恩.必要的张力：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200.

社会治理效益范文第4篇

>> 基于高职院校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研究 高职院校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研究 浅析高职院校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途径 高职院校教师社会服务能力提升途径探析 警察类高职院校社会服务功能研究 民办高职院校社会服务提升研究与实践 提升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途径研究 提升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对策研究 提升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策略研究 高职院校提升科研与社会服务能力的措施研究 地方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建设研究 高职示范院校社会服务能力扩散效应研究 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建设实践与研究 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 供销系统高职院校“涉农”专业社会服务能力现状及提升路径研究 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提升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 高职院校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实践与创新 高职院校基于校企合作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实践与探索 提升高职院校外语专业社会服务能力的对策与途径 高职院校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探索与实践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政治 > 医药类高职院校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研究 医药类高职院校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研究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未知 如您是作者，请告知我们")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要：高职院校主要为社会培养技术应用型与高端技术性人才，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直接关系着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基于目前医药类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不足的现状，医药类高职院校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提高自身的社会服务能力，本文主要针对医药类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现状探讨出其提高社会服务能力的策略。 关键词：医药类 高职院校 社会服务能力

0.引言

高职院校教育主要就是为社会提供技术应用型与高端技术性人才，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近年来，教育局出台的相关教育文件也已在强调高职院校要承担起服务经济发展的责任，提升自身的社会服务能力，为区域、行业技术技能人才提供服务[1]。但是目前，医药类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不足，提出行之有效的策略来提高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是很有必要的。

1.医药类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现状

目前，医药类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不足只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服务认识不足。学校教师对于社会服务观念理解有偏差，对参与社会服务的热情度较低，而且在教学中，对学生关于社会服务观念的培养不足，有些教师的专业技术水平不高。第二，专业设置与区域医药经济发展不相符。很多医药类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忽视了该地区医药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与要求，导致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不能满足区域医药单位的用人标准。第三，医药类高职院校科研实力较弱，不能为医药单位提供较多的科研成果，造成这种原因主要是学校以教学为主，忽视了科研活动，导致学生科研技术能力不足。第四，与区域的医药单位合作不够紧密。由于医药类高职院校的师资技术水平不高，科研技术能力不足，学校实验设备落后等，造成学校不能为企业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企业对于与医药类高职院校的合作热情不高，导致校企合作不紧密[2]。

2.医药类高职院校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策略

2.1优化医药专业设置

及时对区域的医药行业和企业的用人标准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的资料和数据在结合学校的办学特色，调整专业设置，重视根据区域社会需要建立重点专业和特色专业，同时推行医药行业双证书制度，并且还要根据社会需要调整专业的课程设置[3]。

2.2提高社会服务的物质基础

很多医药类专业的社会服务能力不足与本学校的资金不足、实践设备不足、实践基地不足有关，因此医药类专业可以开拓资金筹备渠道，争取区域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同时积极寻求合作企业的支持，加强学校实践设备的建设，搞好实习基地建设，并且积极与合作企业共同建设具有特色的科研研发基地，

2.3提升教师科技服务能力

学校可以通过外部引进与内部培养两种方式提高教师的科技服务能力，向社会招聘相关行业科研技术水平高、能力强的的人才来校任教，发挥他们的实践能力培训或者知道学生进行实践活动。同时，对于学校的教师通过医药实践技能训练、继续教育等方式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另外，通过教育或者创建服务平台，增强教师社会服务观念，提高他们主动参与社会服务意识。校企双方建立科技合作互动机制，为学校教师参与科研创造机会，同时积极鼓励校内教师与医药单位科研人员联合申报科技成果，联合进行课题研究，以提高教师的科研服务能力。

2.4提升学生科技服务能力

技术应用型人才需要具备较高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因此医药类高职院校需要通过多种组织形式、各种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鼓励学生对参与校内的与校企合作的各种科研活动，并且通过培训、指导等环节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以提高科研成果的质量，并经过筛选将实用性强的科学成果转换为成品，从而提高学生为区域医药单位提供服务的能力。

2.5提升培训服务能力

在高职院校中，培训服务是其社会服务的优势项目，因此医药类高职院校要充分发挥这种优势，利用办学资源扩大成人教育办学规模，提高成人教育质量，建立与社会大众密切联系的开放式培训体系，开展医药类各种培训服务。如，开展医药类行业和企业培训服务，为行业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提供技术培训服务和技能认证培训，新修订药品《药品经营管理规范》、《药品生产管理规范》培训等。开展健康培训服务，为周边社区的群众提供医药相关知识或者健康知识的培训与讲座，例如药物的搭配禁忌、抗生素的使用、各种病情急救讲座、提高自身健康讲座等。开展各类医药职业技能大赛活动，护理技能大赛，学校通过承办大赛活动既可以提高学校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还可以通过活动与参与者交流医药方面的经验。还可以开展免费为相关医药类中职学校教师培训服务工作。利用本学校的教学条件，通过定期开展区域医药类交流研讨会，举办师资培训班或者共享本校的网络资源等方式为区域内医药类中职院校提供师资培训。

2.6为社会提供各种服务

医药类要想提高社会服务能力，还可以通过面向社会或社区，为社会或社区提供各类社会服务的方式来提高。可以通过各种媒体，如利用广播、电视传播医药文化，在科技馆、博物馆开展讲座等普及医药文化知识;可以鼓励学校的学生积极参与社区医疗服务工作，到社区养老院、社区休闲中心中去开展活动，为人们免费提供医药咨询服务，合理用药服务等，并且利用学校的设施，定期为社区的居民提供免费体检、测量血压、血糖测定等服务，以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还可以定期组织医药文化活动，普及医药文化知识等。这些活动方式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有利于社区居民接受和掌握基本的医药知识，同时还可以促进区域医药行业、医药教育的发展。

3.结束语

总而言之，医药类高职院校要将为社会提供服务放在重要的位置，通过优化学校专业设置、提高学校科研的物质基础、不断提高教师的科技研发能力、提高学生的科技服务能力、开展医药类各种项目培训服务、为社会或者社区居民提供各种医药服务等多种方式来提高本校的社会服务能力，从而促进区域医药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凤琼.医药类高职院校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研究[J].首都医药. 2014（05）：12-13

社会治理效益范文第5篇

（一）工作任务骤增，管理体制分割，认识存在偏差

由面向城市至覆盖农村，工作量的增长是几何级的，且社会保障体系涉及民政、卫生、劳动人事和工会、残联等多个部门，实践中许多从业人员仍然采用传统手动管理方式，习惯报批审签，对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档案档案的数字化、信息化认可度低，且相关管理知识比较缺乏，认识程度不高。

（二）档案管理顶层设计缺位，全局性技术支持不力

作为政府及档案主管机关，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档案管理尤其是信息化建设顶层设计缺失。社会保障政出多门，简单依靠这些部门建立统一标准和规范显然是不可能的。

（三）基层建设相对滞后，软硬件设施均不完善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基层公务人员素质特别是过渡型公务员素质相对较低，由于区域性的经济差异，我国某些地方的计算机和网络普及力度不够，部分地区未实现办公自动化和局域网的建设，基层数据录入传输尚有困难。

二、实现社会保障体系档案管理信息化策略分析

档案管理的信息化不局限于是简单的运用计算机技术，也不只是纸质档案数字化，其内涵在于档案管理信息化是以实现档案信息资料的高度共享和资料网络化为目标，进而引起管理模式的转变。

（一）以人为本，增强管理者信息化管理意识和提高档案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社会保障体统档案管理现代化的灵魂是管理者观念的现代化，只有管理者树立依靠科学管理和科技进步的思想观念，形成符合时代潮流的档案意识，才能变被动式服务为主动式服务、开放式服务。与此同时档案工作人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档案管理水平的优劣，通过管理者的主观能动作用，多途径、强手段加强培训、学习，使其能力见长、水平见高，以不换思想就换人、不换能力就换岗的勇气和决心重视档案工作者，从而更好地使社会保障档案管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完善设施联动，规范标准体系，建立信息服务平台

社会保障体系档案管理应当借鉴已有的成果和经验，将档案与互联网、办公自动化等系统连通，完善计算机网络和数据库系统，扩大现代信息设施覆盖面。全局层面上应制定统一的标准规范化体系，使档案信息化建设有章可循。档案管理主管部门层面应组织研发和强制推广相关管理软件，推广云技术服务平台，通过数据的聚合、分布和虚拟化操作，探索实现区域联网，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三）探索实施社会保障体系档案管理的“第三方”运作模式

当前国际社会对管理服务由社会“第三方”行业组织运作方兴未艾，90年代美国、日本便实现了全国民政信息的联网。而我国党和政府习惯包揽了许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市场化、社会化服务相对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