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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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范式范文第1篇
黑社会问题无疑是当今时代令世界各国普遍感到头痛的问题。自去年重庆打黑风暴开展以来,黑社会组织性质犯罪的严重后果开始为国人所认知。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要求在今年下半年展开打黑专项整治活动,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条件下个别地区黑恶势力猖獗的严峻形势。
从法律意义上讲,黑社会是置身于合法社会之外的高效组织犯罪结构。他们集暴力和经济犯罪于一身,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较强的经济实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与现行法律制度抗衡。当前,虽然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已经具备了黑社会犯罪的部分特征,黑恶势力与资本和权力互相勾结的局面已经隐约成型,但是尚未形成黑社会的规模,而是表现为向黑社会过渡的雏形状态。尽管如此,对于改革开放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脆弱的社会平衡,黑社会的危害和威胁显然不容小觑。如果不及早遏制,一旦容其做大成势,则不免酿成社会的痈疽,势必遗患无穷。在这方面,许多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训值得记取。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他们往往称霸一方,巧取豪夺,为非作歹,欺压群众,破坏社会经济生活秩序。黑社会性质组织以追逐经济利益为终极目的,过程中往往具有明确的经营内容和对象,依靠犯罪手段攫取经济利益。黑社会是与市场经济伴生的畸形怪胎,其形成和发展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对黑社会的治理应该奉行标本兼治的方针,不仅需要采取严厉的刑罚手段进行打击,而且还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全面清除黑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预防和减少黑社会犯罪。
市场经济的诱惑和无序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鼓励自由、平等前提下的公平竞争。与之相适应的是民主与法治的制度体系。既然市场是自由的,目标是经济的,主体是平等的,那么竞争也必须是规范有序的。从市场经济的价值立场出发,凡是经过经济过程,即投资、生产、分配、交换的过程而获得的利益被认为是合乎商业道德的利益,应该受到社会的鼓励和法律的保护。与之相反,凡是超越经济过程、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得的经济利益则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或属于超经济的掠夺。市场经济的展开无疑为各色人种提供了一个追逐经济利益的平台,人们在实现自己经济目标的过程中,在功利主义心理的驱动下,往往会选择最捷径、最便宜的方式去实现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和政府的使命就是要制定并实施公平合理的竞争规则,将每一个参与者的行为都纳入到制度规范的框架中,禁止任何越轨行为,使爱财者取之有道。而黑社会的急功近利使之完全枉顾市场竞争规则的要求而采取超经济的掠夺方式,从而为其行为印上了非道德的标签。
资源分配的不公和无理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将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作为发展的直接目标,将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方面,而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却未能建立一套相对公平和公正的机制。在目前社会环境中普遍存在着分配方式混乱、公共服务匮乏和管理机制不善的状况,致使蛋糕被做大之后,却在如何分配的环节上出了问题。社会弱势群体不断地被推到贫困的边缘,贫富差距被不断拉大,经济利益矛盾不可避免地演变为社会群体的冲突。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表明,黑社会组织通常与社会两极分化相伴而生,黑社会组织的主体通常由失业、半失业的人群组成的游民阶层构成。例如,印度黑社会产生于“贱民”阶层;日本的暴力团起源于失意的武士集团;意大利、美国等地区的黑手党的最初来源是西西里岛上一些充当打手、保镖等贫苦农民组成的秘密组织。黑社会产生于社会下层有其深刻的原因:一方面,社会下层成员长期受到压抑和歧视,犯罪率必然有所上升,而单个犯罪人为了提高犯罪能力和效率,形成犯罪的规模相应,犯罪必然朝着组织化、集团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在剧烈变动和秩序混乱的社会之中,社会下层人员很难依靠公权力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么他们就需寻找公权力的替代品,即为了自身安全而形成独立于公权的暴力团体,这个为了自卫而产生暴力团体的进一步演变就会形成黑社会。
道德评判的失范和扭曲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监管活动和司法的审查活动都必须有充分的道德理由支撑,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制度规范才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才能赢得顺应民意的社会支持。如果一个社会的行为评价体系失范甚至被扭曲,市场便失去了价值判断的共同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监管活动和司法的审查活动都会丧失其应有的权威,并由此为黑社会组织犯罪提供了道德诡辩的理由。目前,社会上存在的官员腐败、司法黑暗等现象确实已经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社会普遍存在的怀疑态度和缺乏信任的心理,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威信,也会使司法机构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在这种状况下,即使政府的决策是正确的,官员的行为是正当的,司法机关的判决是公正的,也仍然会引起疑虑和不信任。黑恶势力往往会利用这一点为其存在和发展制造舆论上的借口。
制度机制的缺失和无力
按市场经济的本性要求,政府不得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而只能充当经济活动的监管者。而现实情况是,政府在退出大部分市场的同时,与市场经济配套的习惯规则和法律制度却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并由此形成了大片的真空地带和灰色领域,许多犯罪组织正是利用了这种转型期间留下的漏洞,采取非法手段来攫取经济利益。黑社会奉行的是裸的强权法则和利益法则。当前黑社会组织犯罪的一个重要特点就通过公司、企业等合法形式掩盖违法犯罪行为,这种黑社会组织不仅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而且还具有严重的危害性。
在治理黑社会组织犯罪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揭开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公司、企业的面纱,做到精准打击。首先,要根据行业特点,对容易涉黑行业的公司、企业进行重点监控。由于采矿、采砂、物流、宾馆、饭店、歌厅、舞厅、游戏厅、影剧院、美容美发、洗浴按摩等行业具有低成本、低技术、高利润等特点,因此,其也是黑社会组织重点涉足的领域。所以,有关部门需加强对这些行业的公司、企业的监督和管理,防止涉黑公司的形成。其次,要防患于未然,对有涉黑苗头的公司、企业及早发现,及时打击,防止其长期发展,不断做大,最后形成黑社会组织。黑社会组织的形成通常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再次,要区别对待,防止出现打击上的偏差。由于涉黑的公司、企业要以合法的业务掩护其违法犯罪行为,因此,也经常雇佣职员从事合法的业务。在对涉黑公司、企业进行打击时,就需要认真区分公司里哪些人属于黑社会组织成员,哪些人属于合法人员,既要不放过犯罪分子,又要不冤枉好人。
打防并举,深化改革
社会治理范式范文第2篇
关键词：规范；治理；公司结构；董事会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032-02
一、董事会的产生模式
在西方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中，其董事会的制度性安排有二种模式。一种是以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为代表的一元模式，即由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由其托管公司财产、选聘经营管理班子，全权负责公司的各种重大决策并对股东大会负责，董事会由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组成；另一种是以日本、德国等国家为代表的二元模式，即由一个地位较高监事会监管一个代表相关利害者的执行董事会，监事会和董事会呈垂直的双层状态。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二元制的结构。公司在股东大会下设董事会和监事会两个平行的机构，由董事会聘用经营管理班子，监事会对董事会和经营管理班子进行监督。
二、在中国，公司董事会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任何现代公司的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是具有一个完善信息且能够很好地发挥功能的董事会。中国的《公司法》对董事会的构成，选举规则，董事、董事长和董事会的职责与义务以及董事会的议事程序等，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每一个公司的《章程》对董事会和董事会议事规则加以具体化和条文化，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同时，由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规定由董事会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为建设科学、规范的董事会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从目前的实践看，中国公司董事会的结构功能建设处于一个演进的过程中。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应该是一种由《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范的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以及由董事会聘任的经营管理班子）和监事会之间的“分立—制衡”关系的制度安排。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广泛存在，中、小股东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根据2001年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的调查，中国的公司的股权集中度极高，而且大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相差悬殊，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达到50.81%，而第二大股东的平均持股只有10.11%，中国的公司实际上处于大股东的超强控制状态。
2.很多公开上市的企业，由于股权的分散化，而陷入了内部人控制。一些独立于股东或投资者（外部人）的经营管理人员掌握了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在公司战略决策中充分体现自身利益，甚至内部各方面联手谋取各自的利益，从而架空所有者的控制和监督，使股东的权益受到侵害。一种情况是董事会对经营管理班子没有制衡，决策层和管理层没有分开。另一种情况是董事之间职责无明细分工，表面上做到了权力的对等，实质上，缺乏明细分工的结果必然造成信息采集和加工处理的困难，最终导致董事会失去科学的决策和监督能力。其结果必然是，董事会的作用被淡化。
三、如何规范董事会
一个好的董事会，对于公司的生存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等因素总是纠缠不清，涉及的内容较为复杂，但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也非无所作为，通过加强公司管理，可以逐步建设规范的公司董事会，具体做法为：
1.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的一部分公司，包括某些上市公司，先后设置了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一般在两名以上，应为经济、财务、法律等方面的学者、专家，可以给董事会提供知识、客观性、判断和平衡。为此，独立董事被赋予了一定的职责：独立董事所发表的意见应在董事会决议中列明；公司的关联交易必须由独立董事签字后方能生效；两名以上的独立董事可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独立董事可直接向股东大会、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情况。设立独立董事后，公司决策有了监督，更加理性谨慎，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所有股东的权益得到了维护。
2.设立专业性委员会。在董事会层次下，应该设立专业性委员会，如审计、薪酬和提名委员会，必要时还须成立环境委员会或其他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成员主要由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组成，专门负责细节性监控、咨询和监督任务以及推荐合适的董事。这些委员会对于董事会高质量地履行职责、胜任信托责任起到重要作用。
社会治理范式范文第3篇
关键词：物联网；智慧校园；师范校园文化
现今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通过传感器、控制器、互联网等技术形成了物联网，这也成为新的承载校园文化的建设主要载体，且形式日益丰富。为了将学校的学习环境、生活服务平台进行深度优化，也为了使学校管理者对学生进行全方位可视化的管理，物联网可以说是最为适用的。物联网是互联网的延伸，它包括互联网及互联网上所有的资源，兼容互联网所有的应用，其重心不再注重于文字和数据从简单的计算机处理发展到与声像、通讯等技术相结合，而是在于人与物之间的交互体验，人与物的相融合，这即对师范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和承载方式做出了丰富和新，又为师范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所需的新环境和创新发展做出了大幅的改善和提升。
1 智慧师范院校校园文化的特点
1.1 师范院校校园文化
不同的文化特征对应着不同的群体，而校园文化特征却对应的不仅是在校学生，还涉及教师和管理者这几类群体。所以此类院校中的群体文化也是不同于普通院校。因此，我们可以分为这几点：第一，“师范性”：此特点探其根源不外乎是教学方法的体现、师德的树立以及提高学生的质量。第二，创造性：创造性是发展师范校园文化的主要载体，设想一下如果缺少了创造性，那么校园文化就无法被继承和发展。如何继承和发展校园文化，是需要把学校推陈出新的教书育人的理念以及与时代相符合的传播手段相结合，才能在校园中积累和沉淀下来优秀的文化。
1.2 智慧师范院校校园文化的特点
依据大数据平台整合全体教职工、师生的信息，并且通过网络，把数据信息迅速上传到学校数据库，优化全体在校人员的教学工作与生活，从而形成一个信息化、智能化的校园文化环境。因此我们从中可以总结出智慧校园文化的核心：第一，计算机信息技术渗透到师范院校的各个领域和服务平台，突出在校人员的个性化；第二，打破校园与校园之间的壁垒，学科与学科的交叉、环境之间的相互融合以及国内外信息的有效互换；第三，依托庞大数据库，为广大在校人员提供智能化、综合化的服务平台。那么结合智慧校园的特点与师范校园文化的特点，我们可以把智慧师范校园文化的定义归为：通过智能智慧化的信息处理手段，在校园中形成一种泛信息化环境，并且培养优秀师资、树立和宣传师德具有重要意义。
2 师范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现存的问题以及原因
师范校园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就是“师范性”，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层次，物质基础设施、人文思想精神、学校规章制度。“创造性”既然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充要条件，所以该特点应从培养出的学生的综合能力上体现出来。但现如今，似乎“为人师表”，“尊师重教”的观念越来越淡薄，教师综合整体素质不高，我认为，针对当下现状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
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诸多“品牌”院校不得不向综合类大学转型，这样一来使得学校的办学目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都要以综合类大学为标准。与此同时，学校性质的改变也让学生的课余生活发生了转变，学生在课余时间虽然可以参加的活动种类变多，但是这些活动多为时尚、娱乐型，而师范性、学术性、思想性的活动越来越少；另外，想要打破师范教育封闭的体系走向多元化，这其中需要更多的创新力来推动，但是当下校园内“跟风”现象较为严重，使得校园文化在从表面上看轰轰烈烈，但无任何内涵；二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包括院校领导、教职工、在校学生，但是当今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只有一部分学生，而任课教师、各部门职工等人对文化建设的关注度不高，很少参与，也只对校园文化活动进行参观和评价。学校中各部门不积极的相互配合直接限制了学生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现今，校园文化传播之所以没有成为影响广泛的一项活动，是因为专业课程开设的不合理、师资力量分配的不平衡所阻碍了广大师生对校园文化的探索、创新和继承。
3 依托于物联网智慧师范校园文化的理性分析
现今，我们所处的环境很大程度上是由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世界构成的。这就是所谓的物联网构成的世界，以传感器、数据库等多种技术手段将人与物联系在一起。
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传感器、互联网等技术具有共享性、互动性、虚拟性、包容性等特点，所以通过物联网营造的这种环境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全新的校园文化建设体系。物联网营造的环境从不同侧面、不同的角度给师范院校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
物联网被定义为“所有人对所有物之间的交互”。这说明了新物联网环境赋予所有物体交互性的特征。物联网环境下的校园文化中，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教师与教师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都是网状模式进行的。由此可见，物联网环境打破了时空上的局限性，使受众不再居于被动的地位了，极大地提升了参与的积极性。一位著名传媒学家曾说过“在网络空间冲浪的人没有停泊的锚，没有固定的位置，没有透视点”。物联网环境建立的师范校园环境打破了真实与虚拟世界之间的严格界限，可以很快地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基础设施方面得到运用，许多师范校园内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来弥补人文方面的不足，建设校园环境。
4 结语
对于当前师范院校建设校园文化而言，突破传统校园文化界限，利用物联网建立一套新的智慧师范校园文化建设方案，非常利于在当下学校转型中“师范品牌”等诸多文化的建立，这种改革的思路和角度无疑很有意义。总之，利用物联网的理念，以其各种关键技术的应用为依托，均有效地解决了在校人员生活、学习、工作上的需求。在这段理论投入于实践这段时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我认为我国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师范院校可以采取试运行的方法，在试运行期间不断地发现问题并且完善整个由新媒体建立的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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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范式范文第4篇
翻转课堂课前活动教学模型，结合翻转课堂课前教学活动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问题，分析课前教学活动中各个要素与教学视屏中介工具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教学视屏的制作提供建议：首先，教学视屏难易程度的制作不应该超过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域;其次，教学视屏的内容包括监督机制、习题环节和师生及生生互动平台等一些硬件设施;最后教学视屏时间应控制在10分钟以内，短小，重点突出，可回放。
关键词：活动理论 翻转课堂 教学视屏
DOI：
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1.202
一、前言
翻转课堂，就是在信息化环境中，课程教师为学生提供以教学视频为主要形式的学习资源，学生在上课前完成对教学视频等学习资源的观看和学习，师生在课堂上一起完成作业答疑协作探究和互动交流等活动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李凑，刘赣洪，2013）。翻转课堂的课前活动是指学生通过观看视屏结合适当的测试进行自主学习。翻转课堂的课堂活动是指教师和同伴根据课前活动中的遗留问题为学生提供支架帮助进行针对性解答，这样最大限度地照顾到了每个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域，并最终使学生跨越最近发展区域，并为下一轮的翻转课堂提供了反馈和指导。
翻转课堂的基本要义是教学流程变革所带来的知识传授的提前和知识内化的优化（赵兴龙，2013）。但是，翻转课堂在具体应用过程中遭遇知识传授、知识内化以及知识传授与知识内化的衔接三方面的问题。知识传授发生在课前，学生不仅要观看视频，还要在观看教学视频的过程中发现疑惑，并带着问题与同伴在线交流或者在课堂上参与讨论，强调的是自主建构知识体系（王红，赵蔚，刘红霞，2013）。然而，随着翻转课堂在我国的应用，一些教育工作者对其提出了质疑，认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使得教师的作用明显下降，教师在课堂中仅仅是看着学生做作业或者解答他们的疑问;学生在家不喜欢观看枯燥的教学视频，调动不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因此学习效果不好;教师不能监控学生是否观看了教学视频;翻转课堂的核心内容就是教学视频，教学视频决定教学质量（张金磊，2013）。要解决翻转课堂中在实际应用的问题，尤其是在课前活动所遭遇的实际问题，翻转课堂中教学视屏的制作成为决定教学质量的关键性因素。
二、研究背景
国内近几年主要研究翻转课堂教学模型的设计主要从教学要求（张新明， 何文涛， 2013）、或从翻转课堂的内涵结合翻转课堂中的各个要素（张金磊，2013）、或是借鉴国外已有的教学模型并与多种网络平台相结合的角度构建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型（张新明， 何文涛， 李振云， 2013）。可以发现翻转课堂的研究在最近几年刚刚兴起，对翻转课堂教学设计的研究理论支撑不足。本文希望通过应用社会文化理论中的活动理论的三角模型为理论框架，分析构建翻转课堂课前活动的教学模型，并以此来发现影响教学视屏制作的各个因素，从而为教学视屏的制作提供建议。
三、活动理论概述
Vygotsky（1978）的社会文化理论中最核心的思想是中介思想，维果茨基认为人类是通过一定的中介工具来改造物质世界和人们的思维，思维不是人类大脑中的生物属性，而是通过应用中介工具参加具有目的导向的活动中逐渐发展形成的。中介工具包括物质工具和符号工具。其中最重要的符号工具是语言。二语教学是通过文化建构的中介工具进行调节的社会活动，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中介工具对社会交互中的语言发展进行调节，在学生认知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Lantolf，2003;Lantolf & Thorne，2006）。教师的语言在学生二语习得过程中起到了中介和支架作用。而在翻转课堂课前活动中教师语言是以教学视屏为载体，所以教学视屏的设计直接关系到教师语言这一中介工具如何有效发挥教师的支架作用。
以教学视屏为载体的教师语言在活动理论体系中，得到了体现。芬兰学者恩格斯托姆（1987）提出的活动理论三角模型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理论框架，在这一框架中主要包括7元素组成：活动主体、调节工具、整体目标、 规则、社区、不同个体的分工。这七个要素中，中介工具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活动理论的三角模型可以作为分析翻转课堂活动的理论框架，教学视屏是翻转课堂课前活动中的主要中介工具与翻转课堂课前活动中的各个因素相互影响。所以要解决翻转课堂课前活动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问题，首先是根据活动理论三角模型设计翻转课堂课前活动模型，明确翻转课堂课前活动中的各个要素及教学视屏的相互关系，最后对教学视屏的制作提出建议。
四、活动理论下翻转课堂教学模型的构建
根据翻转课堂的定义以及借鉴美国富兰克林学院的 Robert Talbert 经过多年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经验积累，总结的翻转课堂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本文通过活动理论的三角模型理论构建翻转课堂课前教学活动模型，如图2所示。
[课前教学活动][观看教学视屏][针对性课前练习] [课堂教学活动][快速较少的测评][解决问题促进知识内化][总结反馈]
图1 Robert Talbert 的翻转课堂结构图
[教学视屏][学生]
[结果][学生]
规则 教师 分工 [规则 教师 分工 ]
图2 翻转课堂课前教学活动模型
根据翻转课堂的教学活动模型中各个因素与在实际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本文对翻转课堂内的各个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可以看出影响多媒体视屏的因素主要：学生的注意力、学习兴趣、计算机能力;教师的教学理念、准确判断学生认知水平的能力和制作教学视屏的能力;课前教学活动的目标;课前活动师生及生生互动规则和分工。
学生是视屏制作对象、是制作视屏的受益者。翻转课堂在实际应用中有关学生的问题有，学生的注意力不集中，缺乏学习兴趣。所以，视屏的制作优劣可以从是否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集中了学生的注意力为出发点。而学生的注意力分散的主要原因的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视屏内容的难易程度与学生的学习能力不能匹配，即不符合每个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域，失去学习兴趣，注意力不能集中。第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所以针对第一个问题，视屏制作的内容必须要符合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域，教师在制作视屏之前对学生的学习水平进行测验。通过学生对新课程基础部分的掌握效果，教师可以据此来确定视屏制作的难易程度。针对第二个问题，引入督导机制，将学生家长的监督和教学视屏的督导模式相结合。教学视屏借助提示性画面或者警示性的声音来回笼学生的注意力，在学习过程中做到张弛有度，层次分明（郑军，王以宁，王凯玲，2012）。
翻转课堂中教师的角色由主演转变为导演。在新的教学模式下，教师应作为课堂的引导者和参与者，注重课堂互动和考虑学生学习的个体差异（Ellis，2005）。首先，教师在制作视屏时不仅要考虑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而且还必须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来决定视屏的难易程度，突出学生的主角地位，所以教师可用试卷测验的方式及其他方法来确定学生的最近发张区域。其次，翻转课堂中教师录制讲课视频时面对的是镜头，没有了与学生面对面的交流，视屏的制作需要增加视屏互动的场面，插入难度适中的问题，来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最后，教师是视屏制作的操作者，教师制作视屏的能力影响视屏质量的优劣。所以很有必要对教师的计算机能力加以培训。
课前教学活动目标。翻转课堂教学活动中的教学动机是使学生最终达到知识内化的水平。而课前教学活动的教学目的是要求学生独立完成课前练习，这是实现知识内化的一个具体目标。在这一具体目标的要求下，视屏制作的内容还包括与教学内容相配套的在线测验功能。而练习题的难易程度成为实现课前教学目标的关键。所以，根据学生不同的最近发展区域，教学视屏中设置层次不同的练习题，最大限度地使每位学生跨越最近发展区域，实现个性化教学。
课前活动规则。课前活动规则包括观看视屏的时间，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的互动规则。如果视屏制作时间太长，会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注意力不集中，失去学习兴趣。但如果教学视屏时间太短则会造成因学习输入不足引起的学习效果差。第一， 翻转课堂应采用教学短视频，即微视频，其主要特点是：短小精悍、可以回放、符合学生注意规律（朱峰，2014）因为学生的视觉驻留时间一般在 5～8 分钟，每段的教学视屏的时间应控制在10分钟以内。第二，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的互动主要发生在完成在线测验的这一活动内，教师对学生的测验进行评分。所以课前活动师生互动规则要求教学视屏的制作包括在线评分功能。此外，对于生生之间的互动可以把QQ，微信，微博等多媒体交流工具与教学视屏的制作相结合，学生既可在微视频学习中提出问题，同时又可提出自己关于相关思考题的意见与看法，共享学习心得，解决问题。
课前活动的分工。学习共同体中各成员的劳动分工、身份地位和权力关系也会影响活动过程。翻转课堂主次地位的区别，决定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分工应该是：学生是课前活动的主要执行者，观看教学视屏，并做相关的练习。而教师则是教学视屏的制作者，并为学生的练习结果进行评价。教学视屏的制作的出发点应该是学生。所以，学生可参与教学视屏质量的评估，为教学视屏的制作提供反馈。教师对于学生在做练习中的错误不进行太多的讲解，错误的解决应发生在学习主体之间的小组互动过程中。在此活动中那些没有做错的学生则要为其他做错的同学提供讲解，这就要求视屏制作还要有可视功能，及镜头切换功能，让做正确的学生充当教师的角色。这样做不仅给学生展示的机会，而且增加了学生之间的竞争，学习效果显著。
四、结论
教学视屏在翻转课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学视屏的质量同教学质量密切相关。所以要解决翻转课堂课前活动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首先必须要解决教学视屏的制作问题。本文首先以社会文化理论中的活动理论的三角模型系统理论为理论框架，分析翻转课堂课前活动中的因素，并与翻转课堂现有教学模型相结合，构建翻转课堂课前教学活动模型。然后，把翻转课堂课前活动模型中各个要素同翻转课堂课前活动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问题相结合并加以分析，发现影响教学视屏制作的主要因素，并为教学视屏的制作提供建议。
本文的贡献在于为翻转课堂视屏制作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社会文化活动理论的应用能够较为在翻转课堂中影响教学视屏使用的因素提供了理论层面的诠释。然而，本文没有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考察教学工具的实用性，因此本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则可完善这一缺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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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范式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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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例如企业内部集资建房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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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维迎：《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载《信息、信任与法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6]刘燕：《发现金融监管的制度逻辑》，载《法学家》2004年第三期。
[7]曹莉薇：《金融犯罪的刑法学思考》，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提交。
[8]周文天：《资金链断裂频现 温州急救中小企业》，新华网2011年10月10日，http：///fortune/2011-10/10/c_122134550.htm。
[9]李祎征：《对民间集资行为的法律监管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提交。
[10]陈鹏：《非法集资法律规制透析》，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