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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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基本内涵范文第1篇
在全面建成小康的决胜阶段，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水平，是补短板、促协调、实现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关键之举。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型农村社区成为服务管理的基本单元。创新社区治理，构建全体农民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利于增强农村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为农民幸福安康、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近年来，协商民主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农村社区建设中公民参与、议政决策、依法治理的重要形式。
一、协商民主的内涵
协商民主理论起源于西方学者对美国设计的反思与剖析， 2002国内学术界开始了解协商民主，2003年俞可平在《当代西方政治的热点问题》中提出：“面对面的对话与讨论是政治民主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林尚立、景跃进、陈家刚、陈剩勇等学者都积极推动协商民主的研究。我们认为，中国的协商民主就是在我国基本制度的框架下，所有受到决策影响的行为主体，围绕着政治社会生活中的议题，通过咨询、商议、讨论和交流乃至妥协的方式达成共识的一种民主形式。它既强调协商程序的合理性，更强调结果的共识性。
二、协商民主在我国农村社区治理中的意义与实践模式
在农村社区的日常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公共议题激励着也要求着社区成员的参与。要想真正使得农村社区形成生活共同体，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公民的有序参与不可或缺，协商民主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意义重大。
（一）协商民主在我国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意义
协商民主的意义在于能够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充分发挥沟通、协商的作用，积极促进共识、化解冲突、推动发展。
第一，协商民主能够提升成员的社区主体意识。协商民主鼓励全体成员参与，发表观点，倾听声音，增进了解和信任。在协商中，通过交流、辩论甚至妥协，不仅了解公共问题，而且对集体利益有了更深的认识， 从而凝聚人心，使村民更倾向于站在社区整体或者他人的立场看问题，提升共同体成员的社区主体意识。
第二，协商民主能促进决策科学合理。协商民主能使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交流，可以展现出不同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可以对各种决策的利弊得失进行分析。这样，全体成员都成为决策者的外脑，就能对各种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形成科学的决策。
（二）协商民主在我国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实践模式
在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实践中，根据参与方式及功能不同，可大体分为决策式协商和沟通式协商两种模式。
第一、决策式的协商民主，以形成决策为目标。通过村民会议、村民议事会等形式，对社区公共事务经过充分的讨论、协商、从而达成共识，最后形成决策。比如江苏淮安市的“党群议事会”、河南邓州的“4+2”工作法等。这些模式使得决策权和执行权分离，村民能够广泛的参与政治， 最大程度吸纳了民意，为社区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决策提供了合法性来源，实现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有效接轨。
第二、沟通式的协商民主，以公共参与价值为主。在这一天，全村的党员干部与群众代表聚在一起，集体学习、共同讨论村里的大小事务。沟通式协商，主要是将信息公开，将不同的意见进行整合、归纳，从而消除矛盾和冲突，实现共识，注重的是信息的沟通与交流。
三、提升协商民主效果的途径
（一）加强顶层设计，创新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规范协商民主程序
公共决策必须依照规范的程序操作才会合法有效。所以要加强农村社区建设的顶层设计，总结各地创新经验，注重治理模式的规范化、法治化，建立协商民主的核心机制，各级党委政府在进行农村社区建设时根据本地实际进行选择，将协商民主制度很好地与农村社区制度框架契合，为社区居民参政议政理顺渠道，构建适合当地发展的新型农村社区协商民主模式。
（二）拓展农村社区治理的协商民主载体，扩大协商民主范围
村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是协商民主的基础。要创新载体，采取多种形式，就社区发展的公共问题协商，让村民能够参与评论，反映意见建议和诉求，畅通村民利益诉求渠道，拓展协商民主载体与路径。要本着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思路，把村民能干、想干、该干的事放手给村民协商解决，扩大协商民主范围。
（三）加强f商民主文化培育，提升村民积极参与意识
协商民主的效果与村民积极、主动的参与互为因果。积极的参与可以提升村民的个人参与能力，增强集体责任感，推动农村社区治理中协商民主的发展。通过宣传引导村民参与社区治理，通过社区自治组织培育和村民的自我服务，又能激发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培育协商民主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社区治理的基本内涵范文第2篇
一、社区治理中公共精神的内涵：追根溯源
“社区”一词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提出，在他看来社区就是在人们共同精神上所形成的共同体。因此，他指出“共同体应该是持久和真正的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3]。然而，伴随着工业化的进步和城市化的发展，人们对社区的认识也有了新的理解。如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E·帕克（Robert Ezra Park）认为社区其实是“占据在一块被或多或少明确地限定了的地域上的人群汇集。但是一个社区还不止这些。一个社区不仅仅是人的汇集，也是组织制度的汇集”[4]。我国学术界对“社区”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先生指出“社区是通过社会关系结合起来的群体，在这种人文世界里谋取生活的个人已不是空间的一个点，而是不断在扩大中的一堆堆集体的成员，就是在幅员可伸可缩的一堆堆集体中游动的分子”[5]。徐永祥教授认为“所谓社区，是指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文化维系力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地域、人口、组织结构和文化是社区构成的基本要素”[6]。由此可见，社区作为居民在精神上、物质上以及情感上的共同体，它不仅是我们居民在情感上的认同和心灵上的归属，也是实现自治的载体。因此，社区可以理解为，由众多社会群体聚集在某个领域里所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它是宏观社会的缩影，也是社会的细胞。它包含的要素有：特定的人群、特定的地域、因共同利益所产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因互动关系所产生的情感认同、道德认同、利益认同以及心理认同。俗话说的好“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区作为国家基层治理的根基，其治理的最终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的稳定。换言之，有效的社区治理也是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一道“安全阀”。
为此，人们也开始思考如何实现社区治理效果的最优化，而对社区中公共精神的重塑使人们看到了希望。关于公共精神的内涵，国外的学术界也有许多不同的阐释。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指出“公共精神就是共同体中的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以及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政治平等。同时，公共精神也包含着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秩序、公共利益等众多基本的价值命题”[7]。乔治·费雷德里克森（H.George Frederickson）则认为公共精神可以分为公民的公共精神和国家公共行政人员的公共精神，“前者指公民因公共事务、公共利益而聚集在一起的理念，后者则是指国家公共行政人员或政府工作人员为实现公共利益而积极获得信息的一种能力”[8]。在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对公共精神的内涵进行了阐释，但总体上来看，基本上是通过以下三个不同的视角。第一，通过政治价值视角进行解释。这种视角侧重于社会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以及对国家政治理念的态度。因此，有些学者指出“公共精神通常都蕴藏在人类的公共生活之中，这种公共性主要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观念、态度、行为以及理性。它包含着公民独立的人格、良好的公德意识、较强的社会责任、积极的政治参与，换言之，就是指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公共利益、公共生活所体现出来的关心、关怀以及积极的参与”[9]。也有学者认为公共精神就是“一个国家中的公民所应当具有的品德，特别是在政治方面的品德。它体现为，公民的爱国奉献、法治素养、公平正义等公民应当在政治生活中所遵循的道德约束”[10]。第二，以社会生活视角进行解释。这个视角研究的焦点主要侧重于“社会转型期中公共精神的价值、公共精神对公民社会构建的影响以及在社区治理、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等方面的作用”[11]。如有学者以社会资本视角进行分析，认为“信任、社会关系的网络、共同的规范，可以有效的扩大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存量，而随着社会资本存量的扩大，社区治理中德性困境的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进而推动社区整体善治的实现”[12]。第三，则是通过伦理精神视角进行阐释。不少学者认为公共精神就是社会中应当存在的美德或道德约束，主要表现为社会中的个体、群体在公共生活中、公共活动中以及公共交往中所体现出来的担当、勇敢、公平、正义、理性、德性、法治、独立、包容，以及对社会公共秩序的一种遵守。有学者认为“公共精神就是公德的价值之维，它对公民公德的养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以公共精神为价值内核的公德，也是国家和社会对公民外在他律性的一种道德要求”[13]。
由此可见，至今为止学术界对其内涵的界定依然莫衷一是，其含义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几乎所有的公共领域。当然，公共精神的内涵虽然极为丰富、抽象，但从学术界众多研究结果来看，本文认为，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种学理进路。第一种是从政治学视角进行的解释，即公共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精神、政治精神，它是一个社会中的全体成员对公共生活中的各种准则、规范以及制度的普遍认同，而这种认同则主要体现在社会全体成员在客观行动上对这些准则、规范以及制度的遵从与执行;第二种则是从伦理精神层面进行的分析，即公共精神主要是一种伦理精神，它体现在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或公共利益的态度以及在具体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换言之，这种公共精神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公德。尽管上述的两种视角代表着学术界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但这两种视角对于公共精神的阐释和界说在本质上可以说都是一样，即公共精神就是在公民社会中，人们对公共事务、公共利益的一种关注、关心，“这种关注、关心在实践中主要体现为对公共生活的改善以及对公共秩序构建的意愿和努力，从而营造出适于社会发展的伦理规范、政治价值以及社会制度”[14]，其最終落脚点是为了维护社会所有成员的尊严、权利，进而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因此，公共精神的实质就是社会所有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对公共价值进行维护的品质、意愿，它包括社会公众独立自主的人格、积极参与的意愿、理性处事的态度、高尚的公德意识、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精神等。一句话，公共精神不仅是人们对公共事务、公共利益的关怀，也是公共意识、公共理性、公共德性、公共责任的有机统一。同样，在社区治理中，公共精神就是指社区中的居民对社区中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和在实践中的行动意愿与能力，更是社区居民自身参与意识、协作意识、互惠意识、权利意识、奉献意识以及法治精神等众多方面的有机结合。
二、社区治理中的公共精神：价值探讨
社区治理虽然发生在广大的基层当中，但“它却是国家在社会治理中的根基”[15]。因此，有效的社区治理也是实现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关键环节。一方面，在治理的主体上，它要求政社分开以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即治理的主体不仅有政府，还包括公民以及各类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在治理的手段上，它除了政府强制性的管控、法令、政策、规范以外，还包括各类社会组织提供的专业服务以及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与自治。这些都离不开公共精神的引领，为此，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公共精神对社区治理的价值。
（一）促进居民自身理性与德性的提升：实现责任共担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社区制”开始成为顺应时展的必然要求，社区中的居民也由“单位人”角色向“社区人”角色进行转变。居民身份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唤醒了居民内心的公共精神，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参与的欲望变得愈加强烈。然而，由于社区公共事务复杂性，居民往往会因为对自身个人利益的追求、行政强权的担忧以及自身情绪的影响而做出一些非理性的决策和行动。换言之，社区居民如果仅仅依靠在私人领域中获得的实践和经验对待公共事务，通常会由于个人的各种非理性行为造成社区公共利益的损害。相反，只有通过共同的参与、协商，并在参与的过程不断的学习和了解，才能够真正地实现个人的自由与权益。也就是说社区中的公共精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区居民的行为、心智、思想，从而确保社区居民成为一个有序、理性、自由的个体，并使其成为可以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理性自由人，进而实现居民公共理性的提升。另一方面，公共精神也有利于提升居民个人的公共德性。社区治理中的公共精神意味着居民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中会通过交流和互动表达自己的想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而这种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感，不仅是实现公民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更是培育居民德性的价值所在。
（二）推动居民参与：实现民主行政
随着“单位制”解体，人们从传统制度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原子化的个体。除此之外，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职业竞争、社会分工，使人们更愿意选择到家庭这种私人领域中去寻找安全、庇护与温暖。而在社区这种公共领域则体现出一种碎片化、分割化的状态，人们之间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冷漠、老死不相往来的态度，即人们常常缺乏一种自主的公共精神。换言之，公共精神的存在是实现社区善治的基础，而居民的积极参与则是公共精神实现的核心。通过居民的广泛参与，不仅可以有效解决社区中的各种公共事务，而且通过这种参与也增进了居民之间的信任、友爱，进而推动社区治理的有效性。一方面，对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会极大提高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在社区治理中，居民个人的力量通常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个人力量可以凝聚形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从而使社区中的各种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和整合。正是这种广泛而又深远的参与，使每一位居民都有机会为谋取社区共同利益施展自己的才能、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且不同群体在参与过程中，通过不断的互动和博弈最终达成共识，也使社会资源和社会福利在社区中更加公平合理地流动，实现对责任的分担以及成果的共享，进而推动社区良性、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社区中的居民通过这种积极的参与，不仅培养了自己的责任意识、法治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而且也增添了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友爱之情。同时，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有效培育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正是一种源自于居民灵魂深处的公共精神，这种公共精神也必将促进社区整体凝聚力的提升，推动社区善治的实现。
（三）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市场经济推动了我国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军事、科技等众多领域的快速发展，但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以往的生活方式。以往单位制时期社会的管理格局以“国家-单位-个人”为主要特征，其社区也是由不同区域、不同职业、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多元群体组成，这些群体无论是财富上、认识上以及利益的追求上都千差万别。而且，在广大基层社区中，许多弱势群体、特殊群体依然广泛存在，这些弱势群体的诉求有时不仅得不到回应，甚至连自身的合法权益通常也得不到很好的保障，进而可能产生被社会冷落、排斥的心理不平衡感，而这又可能引发地方极端事件，严重威胁我们基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如2018年2月11日北京西城区西单大悦城商场内砍人事件、2018年6月28日上海世外小学门口男子持刀砍死小学生事件。这些极端事件的背后，除了施暴者自身心理扭曲、精神堕落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这些人的一些合法权益没有得到较好保障、自己的诉求得不到及时解决，甚至得不到回应。长此以往，愤怒、戾气逐渐积累，一旦到达他们忍受的极限，可能就会以报复社会作为自己宣泄愤怒的手段。而公共精神的实质就是“人们在现代公共生活中对公共价值进行澄明、维护和持守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品格与精神样态”[16]。换言之，公共精神就是“人们关怀公共事业和利益的思想境界和精神态度，也是公共理念、意识、行为和能力的有机统一体”[17]。由此可见，公共精神作为一种无形的支配力量，会内化于人们的内心，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行为习惯以及道德信仰。具有公共精神的居民对待社区中每一件事不会再漠不关心，对待周围的人也不再冷漠、怀疑。相反，社区中的每一个人将会主动的参与各种公共事务，热情的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需要温暖的人。人们在处理任何事情时也不再充满戾气、充满怀疑，我们整个社会的基层也必将稳固、和谐。
三、社区治理中公共精神：培育路径
当前，我们在社区治理的进程中常常会面临各种问题，如在社区建设中由于居民道德支撑不足带来的“德性困境”、居民参与机制不健全带来的“自治困境”等。这些问题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区治理的效果。因此，就必须在社区中大力培育公共精神以推动社区善治的实现，具体路径如下：
（一）实现情感与利益的认同：培育社区居民的公共意识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通过对当时美国社会的观察发现，美国公众普遍都具有较强的公共精神，而且几乎每一个社会公众都渴望、积极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无论这些事情是否与自己有关。在美国，“无论是何种职业、无论是何种年龄、无论男女性别，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活动参加到社会管理当中，对于本村、本镇、本市、本州的任何公共事务，就像对待自己的事情一样关心、热情”[18]。公共精神是美国社会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除受到美国文化、经济、政治、历史、舆论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之外，更为重要的因素是美国的公众对自己生活的社区有着很强的情感，将社区视为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场所，进而潜移默化地培养出公众关心、参与公共事务的公共意识，而这种意识经过长期的积淀逐渐形成了一种精神——即公共精神。与美国相比，我国社区中的居民对于公共事务的态度普遍都是持一种“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冷漠态度。同时，由于“单位制”的消除以及现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生活在同一个社区中的居民彼此往往都不大认识，甚至有时连自己的对门邻居也互不往来。这种“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人际环境，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居民对社区的情感认同、精神认同。而情感作为社区精神的灵魂，对居民公共精神的培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即通过增强居民社区情感以及居民的社区利益培育居民的社区公共意识，进而逐渐培养整个社区中的公共精神。因此，当前必须要把提升居民对社区的情感作为公共精神培育的关键环节。一方面，社区要广泛开展诸如“社区一家亲，邻里一家人”这样的宣传活动，形成一种互帮互助、邻里和谐、团结友爱的氛围，从而打破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实现居民情感的社区化。另外，要改变以往“宣传精英”的模式，即改变仅宣传劳动模范、社区名人的宣传方式，而是通过集中展示社区居民在生活中的“平凡”之处，如，可组织在社区文化活动室中展示居民的手工作品、书画作品、收藏的邮票、奖章，开展社区“厨艺比赛”“厨艺交流”等方式来拉近居民之间的距离。这样不仅把社区居民的情感融为一体，而且也实现了居民主动参与社区事务的渴望，从而使居民可以真正的融入到社区这个大家庭中;另一方面，光靠情感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设法构建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利益纽带。换言之，利益是促使居民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以及唤醒公共意识的重要推动力，居民与社区之间是否存在着紧密相连的利益关系，决定着社区中居民的参与热情、关心程度。当居民感到社区与自己利益息息相关时，自然就会萌生参与、关心社区事务的动机与期望。相反，居民如果觉得自己与社区之间并不存在太大利益相关性时，就会导致关心程度、参与意愿的降低。同时，“社区越发展，社区成员的需求就会越丰富;社区越发展，各种利益冲突也会变得越多，所以，如何找到社区居民共同的利益就成为了关键”[19]。当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中的居民群体开始日益分化，在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方面也日益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和层次化特征。社区中存在着众多公共利益，如何引导居民去关注这些公共利益成为实现居民利益社区化的关键。通过垃圾分类、社区环境治理、社区居民宠物粪便清理、宠物狂犬疫苗注射等涉及公共利益的事情为契机，将所有社区居民都吸引并参与其中，使居民和社区之间形成一种“唇亡齿寒”的关系，让居民明白个人利益的实现是建立在社区共同利益得以实现基础之上的，进而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以此来培育居民的公共意识。
（二）推进政社分开：实现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要想有效培育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就必须要尽快转变以往全能政府的行政理念，逐渐弱化政府对社区的行政控制，特别是要改变以往社区与政府之间的那种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从而做到在社区治理上真正的还权、赋权于社，即实现政社分开。不可否认，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的确是现代政府的必要职责，但这并不代表政府就是对社会开展管理和提供服务的唯一主体，像各种社会组织、专业的社工、企业、居民都可以是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换言之，“政社分开”并不意味着政府与社会的对立，而是在社区治理的实践过程中，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居民之间的协调、合作、互动来构建一种以参与、合作、服務、分工为主要特征的社区治理模式，进而推动社区的善治。所以，本文认为，“政社分开”是实现社区善治的前提，而社区善治则是社区公共精神重塑后的结果。在居民公共意识日益觉醒以及社区自治程度逐渐提高的今天，政府如果再过多管理社区中的方方面面的事务就会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为此，“政府应逐步从以往的统治行政向服务行政进行转变，而且在治理模式上也要由以往的管制模式向治理模式转变”[20]，从而让社区拥有更多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力。当前，政府在社区治理过程中，主要有两个工作重点：一是政府要进一步将自己以往“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社会事务、社会服务的相关职能给剥离出来，并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将这些职能交给那些具有专业化服务能力的社会组织，以及具有较高社会责任精神的企业，进而实现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二是政府要摒弃以往在社区治理中自己作为权力中心、行动中心的理念，并将社会组织、企业等治理主体视为公共服务供给、社区治理的“合作伙伴”，更重要的是在社区治理的实践中，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居民要实现共同协商、共同决策、共同担责，而不能仅仅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命令决策。而这种“合作伙伴”式的关系，不仅能有效提升社区治理的最终效果，而且在这种政社分离过程中所形成的合作，也是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的重要环节。
（三）培育社会组织：为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打造现实载体
“社区治理的核心就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权利与权力的合作，以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21]。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单位制”的解体，“社区碎片化”的特征日益凸显，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社区层面，由于社区居住空间的隔离化导致的社区类型的多样化;二是居民个体层面，由于利益结构的碎片化所导致居民生活的个体化”[22]，这就必须培育出社区公共精神为社区共同体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而社区公共精神作为公民社会的精神内核，需要公民社会的肥沃土壤进行培育。因此，在社区中就要大力培育和扶持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民个人的力量通常都是十分渺小的，这就需要通过一种组织化和集体化的形式提出自己的的诉求。同时，社会组织作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它不仅能把公民的意见集中在一起，有组织的向政府表达，同时也将政府的回应反馈给公民，从而有效实现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对话与良性互动。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社会组织自身所倡导的志愿性、自治性以及公益性的精神，不仅有助于提升公民的参与意识、民主精神、责任精神、法治精神，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的公共事务当中，而这些都是培育社区居民公共精神的一个重要方式。具体来讲，首先，政府要加大对社区中社会组织及社会团体的政策支持和经费补贴。一方面，除法律、法规规定需前置审批外，要逐步探索并扩大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范围、种类，鼓励成立一批社区社会组织综合服务机构;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出台各类税收优惠政策，增加税收优惠种类，设立财政扶持社会组织发展专项基金。其次，要对社区中的社会组织进行规范管理，加大对各种非法团体以及社会组织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进一步明确各类社会组织的地位和职责，对它们的登记管理、服务标准、监管机制、资产界定等进行规范，并且要引入专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社区中的社会组织进行评估与督导，避免社会组织的不良行为。再次，“政府要进一步加大职能转变的力度，向社会组织开放更多的公共空间，来为社区中的社会组织创造发展的条件。因而，政府应当将那些可以由社会组织承担的职能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服务等市场机制，交给社会组织去承担”[23]，如社区养老、文化教育、就业创业、社会救助等。最后，要加大宣传力度。社区中各类社会组织的良好发育离不开公民对它们的了解和认识，通过宣传就是为了让居民打消对社区中各类社会组织能力的怀疑，使居民逐渐了解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作用以及与自身利益的关系，从而为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现实载体。
社区治理的基本内涵范文第3篇
**教育，正处在重要转型期。教育转型发展与现有制度之间的矛盾，已上升为**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建设现代学校制度，争创制度新优势，是推进**教育内涵发展、科学发展，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大战略行动。为稳步有序地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尊重教育发展规律，针对**教育发展中基本的、重大的、亟待解决的制度问题，采取工作与研究相结合、试验与推广相结合的思路，有效整合行政、研究与实践等各方力量，通过制度改良、制度创新等方式，持续稳步地推进**现有学校制度的优化发展，争取用2-3年时间，构建起先进教育理念，突破重大制度，基本形成现代学校制度框架，全面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
二、主要目标与总体部署
（一）主要目标
总体目标：用2-3年时间，构建起先进教育理念，突破重大制度，形成现代学校制度基本框架，基本理顺新时期政校关系、家校关系、社校关系；基本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积极支持的办学格局，促进**教育内涵发展、科学发展，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
具体目标：
1．构建起先进的制度观念基础。
形成现代民主与法制理念，形成现代教育观、师生观、课程观、教学观、质量观等，使现代教育理念深入人心，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奠定先进观念基础。
2．部分重大制度有实质性突破。
制定**市学校规程，健全教育决策咨询制度，规范政府与学校基本关系，推进依法治教，改革政府治理结构，全面提高教育公共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
规范制定各大学章程，争取制定各大学条例，有效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形成新型的政校关系，推进高校自主管理；深化改革高校教学制度、科研制度及学术管理制度等，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保障学术权力，稳步推进民主管理，全面提升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
规范制定中小学校章程，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相对独立、相互支持的新型学校治理结构；推进校本评估，建立健全学校民主管理制度、文化建设制度、校长与教师专业化发展制度、现代课程制度等关键性制度，全面激发学校活力。
3．现代学校制度框架基本形成。
现代学校制度框架包括“两个层面、三大板块”：
两个层面：一是政府层面的制度，如现代学校的举办制度、政府对学校的管理制度等；二是学校层面的制度，指学校内部的各类制度及其与家庭、社区关系的制度等。
三大板块：一是调整政府与学校关系的制度板块；二是调整学校内部关系的制度板块；三是调整学校与家庭及社区关系的制度板块。各板块又包括各类具体制度：
——调整学校与政府关系的制度板块，主要有政府教育管理、教育投入、教育督导与评估等具体制度。
——调整学校内部关系的制度板块，包括学校组织制度、管理制度、评价制度、文化制度等具体制度。
——调整学校与家庭、社区关系的制度板块，包括家长、社区代表参与学校管理制度，推进家校合作等具体制度。
**现代学校制度基本框架结构图示如下：
说明：1.《**市学校规程 》是规范政府与学校关系的基本制度；是推进依法治教的行动纲领；是市、区教育局各部门制定各项管理制度及各校制定学校章程的重要依据。
2.《学校章程》是规范学校内部关系及学校与家庭、社区关系的基本制度；是学校制定内部各项具体制度的重要依据；是推进学校规范管理、民主管理，提高办学质量与效益的重要制度保障。
（二）总体部署
按照“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全面推进”和“行政主导、学校主动、专家引领”的工作思路，稳步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总体部署如下：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07年12月前）。成立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小组、研究小组与专家小组等；聘请法律顾问；形成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与研究的总体工作方案；召开动员会，做好现代学校制度试验的思想、组织、人员、经费等各项准备工作。
第二阶段：试验与推广阶段（2008年1月-2009年7月）。全面开展现代学校制度试验工作，突破重大制度，形成现代学校制度基本框架，并在试验基础上稳步推广。
第三阶段：总结与深化阶段（2009年8月—12月）。全面反思与总结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经验与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为现代学校制度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三、组织架构
（一）成立现代学校制度研究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闫小培
副组长：黄国强、张宝泉、章必功
成员：卢沙、陈贤德、李长弓、唐海海、刘洪一、张基宏、邓孟忠、张儒林、王晓彬、江可志、马广明、曾令格、郑映通、臧动、陈敏锋
（二）聘请现代学校制度研究与建设工作法律总顾问与法律指导专家
法律总顾问：王璞
法律指导专家：冯文力
（三）成立现代学校制度研究与建设工作小组
组长：唐海海
成员：范志刚、赖群阳、刘颖、王小玲、吴惠琼、张光怡、邱卫思、陈耀扬、洪其华、肖胜珉、黄贵儒、范坤、徐晖、彭尧、张彦玲、叶文梓、尚强、谢华
（四）成立现代学校制度研究小组
主要成员：叶文梓、黎克林、滕峰丽、熊冠恒、洪其华、刘新生、刘力庆、黄积才
主要工作：①提出**现代学校制度研究与建设总体方案；②开展各类重大教育制度研究；③全程跟踪试验过程，开展试验指导工作。
现代学校制度研究工作由市教科所牵头。
（五）成立现代学校制度研究与建设工作专家小组
主要专家：袁振国、褚宏启、卢晓中、朱小曼、张彦玲
主要工作：对**现代学校制度研究、试验与建设进行专业指导。
专家小组工作由市教科所牵头。
四、主要任务与工作安排
（一）市教育局主要任务与工作安排
1.召开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动员大会
召开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动员大会，统一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与任务，部署相关工作，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奠定重要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
此项工作由市教科所、市教育局办公室、德育处共同负责，其他各相关处室积极配合。
2．研究制定几项重大教育制度
——研究制定《**市学校规程》。明确政府与学校的职责与权益，规范学校组织设置，形成学校合理的治理结构，规范学校管理行为，全面推进依法治教，促使学校自主管理和民主管理。
——研究制定《关于制定学校章程的指导意见》。规范学校章程的基本结构、主要内容、通过程序及实施机制等，全面提高学校规范管理水平。
——研究制定《关于改革与完善中小学学校治理结构的若干意见》。抓住市委市政府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历史性机遇，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相互独立、相互支持的原则要求，形成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发展与素质教育要求的新型学校治理结构。
——研究制定《**市中小学校本评估办法》。根据学校内涵发展与素质教育要求，研究制定中小学校本评估标准与办法，促使中小学自我约束、自主发展。
此项工作由市教科所牵头，市教育局高教处、基教处、职成教处、学前教育处、国民办、德育处（政策法规处）、组织人事处、计财审计处等业务处室共同参与。
3.确定市级试验校与试验区，协调与指导试验工作
市级试验校：以**大学、市实验学校、市外语学校、**小学、市电子技术学校、莲花北幼儿园、清华实验学校为市级试验学校。
试验区：以南山区、宝安区、龙岗区为试验区，试验区内全部中小学均为区级试验学校。
试验内容：①**大学主要探讨以高校自主管理和民主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大学制度；②试验区主要推动政府公共治理结构变革和学校治理结构变革，促使中小学自主管理和民主管理；③市级、区级中小学试验校以建立学校民主管理制度、文化建设制度、现代课程制度、校长与教师专业化校本发展制度等为主要内容。
试验指导与协调：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各业务处室在各自职能范围内对试验工作进行指导与协调，主要包括指导试验方案制定、试验过程展开、重大制度研究等工作，保证试验工作的科学性、稳定性与持续性。
鼓励与支持非试验区、试验校结合区情、校情努力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
4.开展各类专题研究
根据试验工作需要，前期开展以下主要专题研究：
——**市学校制度现状研究；
——日本、台湾、韩国学校法及其对**的启示研究；
——**市学校法人治理结构变革与完善研究；
——**市校长、教师专业化发展制度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市中小学课程制度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市教师海外培训制度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各项专题可实行委托研究，以市内外高水平研究力量支持我市现代学校制度建设。
5．组织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培训工作
将培训工作贯穿到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全过程。与校长及教师继续教育相结合，特别是与海外培训相结合，搭建国内外交流平台，引导校长和教师立足**，学习、借鉴国内外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先进经验，以高水平的培训工作推进我市现代学校制度建设。
此项工作由市教育局组织人事处、高教处等部门共同牵头，其他相关部门积极参与。
（二）试验区与试验校的主要工作
1．研究制定试验方案
根据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工作部署，结合本校、本区实际，围绕试验内容研究制定试验方案，明确试验内容、思路与保障条件。
试验方案于本学期完成，并经科学论证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2．全面开展试验工作
2008年上半年新学期开始，市级试验校和试验区全面进入试验阶段，积极推进现代学校制度试验与建设工作。
社区治理的基本内涵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挑战；创新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8.113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8-0-02
近年来，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相对传统的社会群体整合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城市社区成为基础性的治理单位。同时，在社会转型不断深入的现阶段，各种问题、矛盾集中于城市社区，传统的治理模式难以满足需求，社区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相关人员需要探究新型治理模式，以便在更好的解决城市社区问题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城市社区的作用，推进社会稳步发展。
1 社区治理的基本内涵
社区治理是将社区作为载体，政府、居民共同管理社区事项的互动，是一种为不同主体提供各种服务，且各活动相互作用的管理模式。“社区治理通过对相应制度的合理安排，能满足适度开发、调试公共资源系统的需求。”因此，社区治理的实施能够有效弥补政府治理社会时能力不足的问题。
2 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
2.1 社区治理行政色彩浓厚
通常情况下，城市社区的建设是在政府的引导下进行的，所以社区除了自治以外，还承担了许多政府转移的职能，导致社区治理行政色彩过于浓厚。城市社区治理权力多来自上级需求，社区各组织具有行政化的特征，比如，经济来源的行政化、工作模式的行政化等。国家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是代表居民利益的自组织。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居民委员会多承担“政府代言人”的职责，通常根据政府的需求开展基础性公共服务，并未进行明确分工，未给居民谋取效益。居民选举也常常流于形式，加之居民委员会工作职责、工作角色的错位，造成社区长期处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忙于行政性事务的状态，基本无暇顾及居民的需求、效益。
从另一方面来看，因行政色彩的浓厚，使社区治理出现角色错位、迷失的现象，表现为：从政策上看，国家主张城市社区自治，减少政府的过多干预，但实际的社区治理中，政府却又不可控的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因而在社区治理现实中，所产生的矛盾、问题和主要来源于社区权力、结构的冲突。
2.2 社区治理主体关系的困境
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物业公司、居民委员会等是最为关键的主体，主体之间存在工作职责不明确、角色混乱等情况，间接加大了社区治理的难度。居民委员会是一个集行政管理、社区服务于一体的组织，能为社区居民提供相对优质的公共服务，但通常不会主动作为，回应社区居民的诉求。近年来，伴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住房逐渐趋向于商品化，物业公司开始进入城市社区。物业公司作为一个以盈利为目标的组织机构，主要工作是为业主提供房屋保养、设施维修、保安等服务。物业公司作为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新型组织机构，和业主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然而，由于经济效益的驱使、监管机制的缺乏，物业公司通常因权力的不对称而凌驾于居民、业主之上，导致利益纠纷事件频繁发生。而导致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社区治理各主体间权责不明确，最终造成角色定位处于混乱状态，主体之间缺乏信任，加大了社区治理的难度。
从另一方面来讲，居民委员会的行政化、业主委员会等机构力量薄弱，相应工作的实施均在物业公司的帮助下进行，而物业公司的经营目标又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成效，导致无法满足居民的需求，情况严重时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矛盾还会升级。城市社区各主体不具备完善的监管机制、制衡机制，代表业力的委员会力量薄弱，无法制约物业公司，做不到真正维护业益，最终导致社区居民委员会忙于行政事务性工作，降低了服务效益；而市场化运营的物业公司，为了谋取更多的经济效益，不顾及业主的需求，降低该组织机构的服务质量。
2.3 社区居民参与度低
社区作为城市的基础组成单位，也是整合基层、城市生活的共同体，也应当是表达居民需求、反映居民生活状况的单位，而这些都是建立在城市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社区居民参与是保证社区问题有效治理的关键。居民作为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成员，通过监督作用的发挥、社区活动的参与，使社区治理成为社会基本单元。但从实际工作上看，因受传统组织参与形式的影响，社区居民缺乏参与性、责任意识差，未对社区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大部分居民处于被动参与社区活动的状态。同时，个别居民还认为是否参与社区活动，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无法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在社区重大决策中不主动行使发言权。目前，社区居民参与较多的社区活动主要是文体性的健身活动，如广场舞等，参与人群为老年人、妇女，大多数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缺乏真正的决策性参与，所具备的监督作用有限，造成社区治理长时间处于“失语”状态，阻碍了城市社区的发展。
3 城市社区治理路径创新
3.1 明确城市社区主体职权
政府需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完善治理流程，明确社区治理参与主体的职权、关系。在现代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要想创新治理机制，最为主要的任务是政府转变对基层社区的治理理念，给予社区治理针对性的指导，将权力归还于社区居民。在城市社区的治理过程中，明确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主体关系、工作职权和角色，强化居民委员会对业主、物业公司的监管作用。同时，还需适当扶持居民自治组织，以便于充分发挥居民的作用。
3.2 加大对物业公司的监管力度
目前，物业公司普遍存在不公开收支、居民上缴物业费未用到社区硬件维护方面等现象。并且，物业公司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不认真处理居民、社区反映的问题。比如：居民上缴物业费后，物业公司未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常见的有社区卫生、治安l件差等，即便居民一再催促物业公司处理，也得不到物业公司的积极回应，总体服务质量低。针对这种情况，需加大对物业公司的监管力度，对物业公司的服务、收费等程序实施公开、透明制度，强化社区居民的监管作用，便于在法律帮助下更好的维护居民权益。
3.3 构建社区参与平台，提高居民参与积极性
社区居民参与度是评估社区建设水平的关键。目前，城市社区居民主要从以下途径参与社区活动：在居民委员会引导下参与、在社区党支部引导下参与、通过社区网站或是微信公众号参与、通过社区民间组织参与、通过听证会的开展参与等。由此可见，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途径越来越多，并且在不断进行创新。但从城市社区的实际参与情况上看，居民参与性不高，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城市社区活动缺乏针对性，并不是针对社区居民关心的问题而开展的活动。因此，除构建相对科学、合理、多样化的社区参与平台外，还要提高居民参与的积极性，重点是在参与内容上进行创新，在满足居民需求的前提下，激发居民的兴趣，提高其参与自主性，并根据社区居民构成的特点开展活动，满足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进而达到有效治理。例如，基于物业公司和业主矛盾较突出的问题，组织双方代表召开恳谈会，让物业公司明确了解居民的需求，让居民了解物业公司的实际困难，双方协调、共同解决问题；在卫生环境差的社区，多组织“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集体活动，动员居民广泛参与，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共同改善社区的居住环境；为老年人多组织休闲、娱乐性的活动；为小朋友多组织学习知识的活动等。
3.4 再造社区组织，提高运行效率
在全面发展城市社区组织的基础上，保证社区组织真正服务于居民、彻底治理社区问题是创新治理制度的又一主题。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提出的“政府再造”理论中的“再造”是对社会公共组织、公共体制的转变，以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创新能力。并且，还可通过对组织目标的改变，权力结构、组织激励的变革来完成该转型。该理论同样适用于城市社区的组织再造。
从城市社区的组织再造上讲，其主导思想是将激励机制、管理制度纳入社区治理中，使以公益活动、社区服务等为主要业务的组织机构更好的借鉴先进的管理模式，增强组织发展能力。曾有学者基于社区再造的基础提出了构建企业化的社区，也有学者在再造理论基础上，提出程度不同的管理模式，如绩效导向模式、居民自治模式等，这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治理内容的创新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而与此同时，社区居民的参与行为也可以进行再造，现在很多地方的社区对活动参与、社会服务和公益行为尝试采取积分制或是银行储蓄制管理模式，这都是很有益的创新。
3.5 将社区社会资本管理进行公开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处于统一机构的人通过互动、接触，能建立期望、义务，形成信任关系，能动员社会关系，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而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当前社区急需解决的问题，以预防社区发展、资本之间形成恶性循环。社区居民是社区治理的主要人员，而社区又是组织居民生活时所形成的主要场所，社区资本主要体现在居民对自身生活环境、社区服务人员工作状况的认可和相关活动的参与上。而将社区资本运作进行公开作为城市社区治理路径的创新，不但能有效解决社区问题，还能帮助社区治理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提高社区居民生活的质量。
4 结 语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区作为社会的基础“细胞”，其治理效果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城市社区治理情况的分析，发现社区治理普遍存在主体关系不明确、行政化色彩浓厚等问题，影响着社区治理的效果。因此，相关人员需加大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力度，明确社区主体之间的关系、准确定位角色；居民委员会要认真处理行政权、自治权关系，加大物业公司的监管力度，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功能；重视居民委员会的管理方式、管理机构的改革力度，增强社区居民活动参与性等。此外，物业公司还应从社区居民的需求出发，构建相对合适的治理机构，将社区治理作为维护基层秩序的基础，并将社区的社会资本管理进行公开，在发挥居民作用的情况下，进一步治理社区，推动基层社会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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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基本内涵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区治理；城市居民；网络参与；个案研究
社区治理是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向。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出发，社区成为一个能够接纳多重力量的开放性场域，这就必然打破原有社区治理主体的单一性，转变为由政府、社区组织、非营利组织、居民等主体共同治理的多元合作格局。信息技术的变革发展催生了网络社区的形成，拓宽了公民参与的渠道，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思考空间和实践路径。重庆市B社区突破传统管理的窠臼，以互联网为载体，对公民网络参与社区治理进行了探索与实践。
一、社区治理中网络参与的特点
社区是社会的基层自治空间。在我国传统的社区自治中，“由于参与渠道不畅通、参与机制不健全，以及缺乏利益保障和实际诉求的动力， 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不强， 参与范围不广，仍然是一个普遍的问题。”[1]（P205）然而，在当代治理浪潮中，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则成为一种必然逻辑，这既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诉求，也是社区治理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同时，互联网在城市生活中的普及发展，已然超越了信息传递工具的简单功能，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空间。在现实社区的网络化、信息化建设中，传统的沟通交流方式和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方式发生转变，网络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的一种工具、方式和途径，是公民参政的基本载体”。[2]
所谓公民网络参与，是指“公民个人或公民组织以网络为基本载体，对与自己相关或者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务发表意见、阐述利益诉求，进而影响和推动国家政治、经济或社会生活的一切活动。”[3]由于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虚拟性、互动性、开放性、平等性等特性，与传统的政治参与不同，社区治理中的网络参与凸显出自身鲜明的特点：一是参与主体的拟实性。传统意义上的参与主体主要是社区居民、社区组织，身份是具体的、单一的。而网络参与的主体则不然，他们既可以是传统现实的居民个体和组织，也可以是现代虚拟的“网民”、“虚拟团体”等。二是参与客体的公共性。网络领域比现实社会更天生地指向“公共性”，因为“虚拟自我总愿意围绕着社会公共利益诉求而聚集、发声乃至行动。”[4]网络参与的治理客体主要指向典型的社区公共事务，比如社区的环境、治安和公共设施等，鲜少涉及政府行政性事务和个人选择性事务。三是参与方式的便利性。基于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突破了传统地理上的局限、信息沟通方式和信息获取途径的局限，体现得更为直接和便捷，也大大降低了参与成本。四是参与环境的开放性。互联网具有天然的开放性和可扩充性，是一个无边界、无中心的分散式结构。参与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跨越时空界限，自由访问社区内外的各种网络信息资源，广泛交流、传播自己的理念和观点，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信息和内容。可以说，网络参与体现了政治行为与信息工具的深度结合，它打破了居民制度性参与的禁锢，使城市社区治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遇。
二、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个案实践
B社区位于重庆北部某高校校园内，建于1950年。现有常驻人口2776户6516人，其中16岁以下803人，17岁至59岁4143人，60岁以上的1389人。社区劳动人口中，经商劳动力147人，工人2045人，教师、医生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2589人，其他行业137人。社区空巢、独居老人76人。总体来看，B社区具有独特的优势资源：1.居民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公共参与能力强；2.社区历史悠久，居民相互熟识，社区归属感强；3.学生和教师志愿者众多，社区建设的人力资本丰富；4.居民电脑拥有率和上网率高，便于信息沟通与交流。基于这些优势，2010年 B社区积极探索了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新型模式。
（一）创建公共参与平台。网络社区是网络参与的主要载体。网络社区是“建立在电脑基础上，用来满足特定社区中个人社会需求和经济需求的一个系统或一套系统。”[5]（P118）B社区居委会与高校志愿组织合作创建了一个数字化综合管理与服务的网络页面平台――“我们的网上家园”，开设了社区动态、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活动、社区论坛等版块。居委会在社区网上征求居民意见，回应居民诉求，动员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逐渐赢得越来越多的关注率和参与率。其中，“社区服务”、“社区教育”、“邻里互助”、“特色论坛”等版块更是备受关注，成为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物业、居民与居委会（或其他管理机关）等主体间交流互动的平台。
（二）培育社区参与主体。在网络社区治理体系中，B社区除了维持传统的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物业公司等治理主体，还将培育社区组织列为工作重点。首先，社区主要通过展板、海报、宣传页、入户走访、条幅、宣传手册、文艺汇演以及新闻媒体等形式，对培育社区组织的目的和意义进行广泛宣传；其次，通过网上投票、入户走访的形式寻找社区内的积极分子与社区精英，从中选出老年人代表、青少年代表和妇女代表，聘请专业教师培训他们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最后，让这些代表们负责发动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与建设，并建立社区组织，为社区和居民服务。目前社区主要有志愿组织、活动组织、教育组织、管理组织、邻里互助组织和环境治安组织等居民组织。
（三）扩展居民参与范围。依托社区网络平台的信息传递和资源整合作用，重点引导居民广泛参与社区治理，重点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共事务管理，让居民对社区服务、环境卫生、社区治安等社区事务建言献策，形成良好的舆论场所。二是社区教育活动，通过整合、优化、利用地区教育资源，形成与经济社会相适应的社区教育体系，其中包括“生命教育”、“老年大学”、“家庭学校”、“社区大讲堂”四个子项目，它们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形成了一张密织的教育网络。三是社区文化建设，通过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促进社区文化建设。依托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组织，形成以居民为主导开展形式多样文体活动的模式，培养居民自主管理的社区意识。四是社区志愿活动，志愿者协会秉承“爱心、奉献、互助”的精神，负责及时各类信息、提供法律咨询与援助，慰问和帮扶老人等公益活动，融洽了社区人际，提升了居民的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
（四）构建互动回应机制。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有赖于政府对民众诉求是否主动回应。为促进公民网络参与的积极性，B社区构建了互动回应机制。一是建立社区（街道）网络党建工作指导小组，通过网络党建推进网络参与社区治理。二是成立社区网络舆情分析和研判联席会议，由党政部门、社区居委会、辖区高校的相关负责人共同组成，负责应对网络重大、焦点舆情，及时提出对策措施。三是将网上回应和网下落实相结合，相关政府部门将网络信件按接待回复、待签收、办理中、已办结等进行分门别类，并规定了信件办理时限。
从B社区这几年的实践来看，公民网络参与社区治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居民诉求能及时反映并得到妥善解决，提升了政府形象；居民邻里关系进一步融洽，增强了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政府治理模式。
三、进一步推进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B社区对公民网络参与的探索和实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困境：缺乏整体宣传和理性引导，居民对社区组织的了解还不深；社区网上的服务内容仍需完善，存在网站内容更新不及时、开设栏目单一等现象；参与主体和参与领域不平衡，参与主体不平衡，偏重于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和学生，中青年人居多，同时参与的领域也失衡，主要集中在文化教育等非政治活动和医疗、社保、就业等密切关系自身利益的事务。要进一步推进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并积极寻求有效的解决途径。
（一）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主体参与意识。公民网络参与的有序运行，取决于参与主体的理性意识。首先，作为政府主体，要革新观念，摈弃“全能政府”的传统思维，建立与公民、自治组织等主体多元合作的治理结构，整合资源，共享信息，共同行动，实现社区善治；其次，加大宣传力度，注重引导社区居民理性认识网络参与的社会价值，力争将社区参与内化为居民个人的价值追求和生活需要，并将网络民主参政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激发公众参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再次，加强社区的网络化建设，降低网络通信使用费用，提高其使用率，同时注重丰富和适时更新网站信息内容，满足居民的多层次、多元化需求，使社区网站真正成为各治理主体间的信息桥梁。
（二）加强参与教育，提升主体参与能力。互联网虚拟、匿名的特性容易消解公众参与的心理障碍，往往成为公民释放现实压力、畅所欲言的网络公共场域。这种隐匿性、安全性一方面促使居民乐于通过网络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积极与政府互动，另一方面又容易使社区网站成为非理性情绪酝酿和发酵的聚集地，从而背离了民主参与的理性精神。因而，应加强对社区居民网络参与能力的教育，引导其理性、有序参与社区治理。一是建设网络社区的同时，针对各类群体，分层次、分类别、分专题开展社区网站使用培训班，使居民能够灵活应用网络操作技术，正确识别和分析各种网络信息，提升公民有序参与的基本技能。二是强化网络道德教育，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橱窗、互联网、专题讲座等形式，有目的、有步骤地培养人们的公共精神和公民责任感，规范居民的网络道德行为。三是加强网络道德监督，筛选和过滤网上的不文明、不健康言论，清除虚假信息，建立文明、生态的网络空间。
（三）完善参与机制，保障主体有效参与。稳定的、良好的制度是实现公民有效参与的保障。首先，要加快制定网络参与的相关法规。对网络参与立法，可以为居民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一个“有法可依”的制度环境，规范网络参与秩序。完善网络立法，既要注重“将互联网的特征与民主政治的实质相结合”，又要“注重处理好网络秩序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6]（P36）从而有效保障公民网络参与秩序。其次，要推进社区电子政务建设。电子政务天然具有的技术性和便利性特征，为居民的网络参与提供了一条制度化的途径：一方面，政府通过社区门户网站推行阳光政务，能够有效缓解乃至规避信息传递的“肠梗阻”现象，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它能够促进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政府借助网络平台广泛征集社情民意，而居民则可以直诉衷肠，表达自己真实的利益诉求或意见，有利于政府科学决策，促进社会治理。加强社区电子政务建设，一是要丰富电子政务公共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吸引居民广泛、踊跃地参与；二是要优化政务信息服务，及时透明公布信息，整合区域网络资源，建立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三是要提高网络安全性能，培养优秀的社区网络技术人才，强化居民的网络安全意识。再次，优化社区网络服务平台建设。社区网站是服务居民的重要窗口，也是影响居民网络参与度的重要环境因素。优化网络服务平台建设，一是要进一步整合网络服务资源，注重拓宽服务内容的亲民性、便民性和实用性，同时网络平台设计要界面亲和、操作简洁、便于居民参与，提升居民参与率；二是要以维护居民根本利益为导向，提供人性化的网络服务，根据不同的用户群体需求，提供规范的、有针对性的服务，尤其增强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重点民生领域的服务供给力度；三是要加强对政府等责任主体的监督问责，督促相关部门积极回应网络参与，尤其对一些网络热点问题要及时引导，有效解决，及时公开结果，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以此促进网络互动的规范化、常规化。
从理论上讲，与传统社区的管理模式相比，网络参与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它是一种自发的、主动的、去中心化的治理形式，与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精神内涵相契合，是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但事实上，由于当前的参与机制不太健全，网络参与还仅仅只是一种制度外的有效补充路径。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个案的重庆市B社区网络参与的实践，本身就是颇具自身特色的发展方式，能否持续地、有效地发展下去，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分析。相应地，作为普遍意义上的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还有待于政府、社会、学界共同深入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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