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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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意见和建议范文第1篇
一
依法为基层党委政府的社会管理决策提供法律服务，是人民法庭参与和推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切入点。我市人民法庭立足党委政府社会管理的实际需求，探索建立四项报告制度，努力为基层党委政府当好参谋和助手。
建立涉诉矛盾纠纷分析年报制度。各人民法庭将帮助地方党委政府化解社会矛盾作为参与基层社会管理的主攻方向，2009年，我们推出人民法庭涉诉矛盾纠纷分析年报制度，年底组织全市40个人民法庭为辖区134个乡镇(街道)分别量身定做涉诉矛盾纠纷分析年报，对各地涉诉矛盾纠纷基本情况、典型案件处理结果、矛盾纠纷的成因特点和发展态势进行全面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山改进社会管理、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对策建议。部分人民法庭在年报的基础上还开展了季报工作，进一步加大通报频率。该项制度的推出，有效地帮助了乡镇党委政府了解掌握辖区矛盾纠纷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年报成为乡镇党委政府加强和改进相关领域社会管理的重要决策依据，江苏高院肯定和推广了这一做法。
建立维护社会稳定平安报表制度。2010年，我市人民法庭推行“平安报表”制度，协助地方党委政府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各人民法庭定期梳理统计辖区各乡镇万人成公率、民转刑案件数、涉诉情况等各种基础信息，制作成项目齐全、数据精准、内容具体的平安报表，及时报送给乡镇党委政府，帮助党委政府了解掌握当地社会稳定现状。通过制作和发放平安报表，对矛盾多发易发的乡镇提出一般警示，对存在社会稳定风险的地区给予重点指导，以此促进乡镇党委政府在抓好经济工作的同时，更加注重防范社会稳定风险。
建立重大事项评估报告制度。各人民法庭强化法律预警功能，坚持关口前移，对乡镇的一些重要决策，有选择地参与法律风险评估，确保决策的合法性、科学性，防止党委政府的决策出现法律上的偏颇而留下矛盾纠纷隐患。同时，认真评估诉讼中发现的对抗性矛盾对社会管理带来的负向影响，适时向辖区党委政府汇报通报，提醒党委政府做好风险防范准备。此外，各人民法庭还利用自身的法律资源优势，为党委政府实施的项目引进、工程建设等重大事项提供适合的法律咨询、法律帮助和法律服务，促进这些重大事项平稳运行。
建立重点问题调研报告制度。全市各人民法庭密切关注基层改革发展稳定在司法审判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动向，充分发挥司法调研的作用，及时主动地开展前瞻性的调查研究，形成详实、有说服力和可操作性的调研报告，为辖区党委政府加强相关领域基层社会管理提供决策参考。各人民法庭针对审判工作中发现的农村土地征用、生态环境保护、农村金融担保等基层社会管理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向辖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帮助其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工作。
我们从基层的实际情况出发，健全完善推动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的工作机制，努力把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导入正轨。
围绕构建和谐社会，健全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我市各人民法庭积极拓展纠纷解决新思路，不断探索纠纷解决新路径。强化诉讼调解和诉调对接，通过共享资源、共建机制、共谋举措等办法，实现r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依法保障和支持各类调解组织开展调解活动，充分发挥社会大调解的作用，实现了各类纠纷的有效分流。全市40个人民法庭全部建成人民调解工作室，配备专兼职人民调解指导员，大力开展诉前调解工作，引导当事人理性选择解决方式和维权途径。积极鼓励和扶持民间调解，充分利用农村德高望重的贤达能人在区域范围内的声望和权威，邀请其参与矛盾纠纷的调解，促进矛盾纠纷的妥善解决。
围绕提升自治能力，健全完善基层自主管理机制。政府行政管理的逐步转型，使各类社会组织的自治管理功能不断凸显，特别是在基层社会，更多的社会管理事务需要依赖基层社会组织去执行，提高基层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和自我管理水平十分重要。我市人民法庭主动延伸职能，把提高基层社会自主管理能力作为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层面。各人民法庭大力支持基层自治组织发挥社会管理功能，通过巡回审判、法制宣传、送法下乡、审务五进、指导民调等方式，提升村(居)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处理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通过组织法律培训、指导行业规范等方式，引导乡村各类农户协会、行业协会规范管理、自律管理。
围绕维护农村安定，健全完善综合治理协调机制。安定有序的治安环境既是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基层社会管理的必要保障。作为基层综治的主要成员单位，我市人民法庭坚持综合治理“一盘棋”原则，注重与其他综治成员单位的日常沟通、信息交流和工作协调，努力提高司法手段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地位和份量。各人民法庭通过联动、对接、共建等多种形式，建立健全与地方党委政府、综治成员单位、基层自治组织的联动机制，推动平安盐城、法治盐城建设。同时，全市两级法院主动与综治主管部门沟通，积极争取将涉诉化解率、民转刑发生率、万人成公率等司法指标纳入乡镇综合治理考核体系，实现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综治管理由消极向积极、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
人民法庭的每一项司法服务一定意义上都是参与社会管理。近年来，我市人民法庭集中精力抓好“三项建设”，努力提高司法服务质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推进诉讼服务组织建设。全市法院按照“经济社会发展到哪里，人民法庭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的思路，进一步优化人民法庭布局，特别是抓住江苏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契机，增设港口法庭，调整开发区法庭，形成“半小时法律服务圈”。为满足基层社会管理的需求，去年全市两级法院均新设诉讼服务中心，专为群众提供诉讼引导、立案审查、联系法官、收转材料、案件查询、法律咨向、诉前调解、判后答疑和接待等全方位、一站式服务。在此基础上，2010年全市两级法院全面启动并当年全部完成人民法庭诉讼服务站建设，为基层群众提供更加便捷、更加全面、更加优质的司法服务。
基层社会治理意见和建议范文第2篇
一、基本做法
（一）高起点谋划，明确全覆盖设置、一次性报批、按条件到位的推进模式
2009年初，浙江省检察院即开始谋划全省基层检察室建设工作。在组织力量专题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派驻乡镇检察机构建设的调研报告》，从发展方向、建设原则、工作职责、保障机制等四个方面对新形势下推进基层检察室建设提出了总体设想，明确了“高起点定位、科学谋划、统筹兼顾、积极稳妥”的发展思路。2009年7月，省检察院制定下发《关于加强和规范基层检察室建设的意见（试行）》，确定了“全覆盖设置、一次性报批、按条件到位”的推进模式，在全省正式部署开展基层检察室建设工作。所谓全覆盖设置，即通过在重点乡镇、衔道设置检察室，管辖周边3-5个乡镇、街道的具体工作，以实现全辖区覆盖；所谓一次性报批，是指各地在取得当地党委政府同意、支持的基础上，科学合理确定检察室设置的数量，一次性向编委和省检察院履行报批手续；所谓按条件到位，是指设置基层检察室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搞一刀切，不强求一次到位，而是按照“成熟一个、设置一个、巩固一个”的工作要求，鼓励条件成熟的地方先行挂牌运行，不断积累经验。
（二）加强探索实践，明确职责任务、履职方式和运行规范
基层检察室的职责任务、履职方式如何，直接影响到基层检察室的工作成效，直接关系到检察室的发展前景。
1、在职责任务上，坚持以化解矛盾为主体、以强化职能为支撑。在2009年《意见》对基层检察室具体明确包括收集发现职务犯罪线索、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处理涉检、对公安派出所和人民法庭执法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等十项职责的基础上，2010年全省基层检察室建设现场会又根据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基层检察室以化解矛盾为主体、以强化职能为支撑的职能定位，着力引导基层检察室在群众处理、检察环节调解和解、职务犯罪预防和线索发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四个方面延伸职能、深化内涵，充分发挥检察室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线平台作用。
2、在履职方式上，坚持融入和对接现有的乡镇基层党委政府各种工作平台。一是对接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如在综治中心组织协调下开展矛盾纠纷的经常性排查与集中排查，加强对基层社会治安动态的调查研究，推动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二是融入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立足检察机关法定职能和专业优势，以乡镇机关、基层站所和村级组织人员为重点，深入推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三是探索建立基层执法信息衔接机制。有效融入以联席会议、信息定期报备、信息实时共享等不同层次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衔接机制平台，深入推进基层执法信息的衔接。
3、在运行规范上，坚持正确处理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正确处理好基层检察室与乡镇及有关部门的关系。基层检察室在履职中要突出体现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宪法要求，做到“四个坚决防止”，即坚决防止超越职能办案办事，坚决防止为利益驱动、“创收”驱动办案办事，坚决防止从乡镇借用、从社会聘用非检察人员从事检察活动，坚决防止从社会拉赞助供检察室使用。二是正确处理基层检察室与本级院内设部门的关系。检察室的各项职责任务不宜是内设部门职能的分解，而是一种延伸和深化，检察室必须以配合协助基层院内设部门为主要履职方式，接受基层院内设部门业务指导，主动配合开展工作。三是正确处理本级院对检察室的领导关系。本级院对基层检察室负有领导责任，通过绩效考评等手段加强对基层检察室的引导、管理和监督，防止工作失范或无所作为。
（三）争取重视支持，着力加强保障机制建设，推动工作深入健康发展
省检察院出台《意见》后，即向省委作了基层检察室建设专题汇报，得到了省委赵洪祝书记的批示肯定。2010年，积极争取省委将基层检察室建设工作纳入省委年度重点推进的“基层基础建设年”及“法治浙江”建设重要内容。2011年，省检察院经与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等部门反复协商，将检察室业务装备、基础实施建设分别纳入到了县级人民检察基本业务装备配备实施标准和省“十二五”政法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中。全省市、县两级检察院也积极主动争取当地党委、人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重视支持。如嘉兴、温州等市检察院紧密融入市委“强镇扩权”、加快新兴小城市建设的战略，推动市委下发文件，把基层检察室建设写进战略规划中，为推进工作赢得了主动。
二、成效与特点
（一）工作推进持续有力
随着省检察院对基层检察室建设工作的持续推动和各地探索实践的不断深入，全省各级检察院在思想认识上更加统一，普遍把这项工作摆上党组重要议事日程，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重视支持，通过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召开现场会、实施项目化推进等多种措施，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推进力度。经全省检察机关上下共同努力，覆盖全省的基层检察室工作格局基本形成。目前，全省共批准设立基层检察室134个，正式挂牌运行58个，还有一批基层检察室正在积极筹建中。
（二）工作成效初步显现
全省已挂牌运行的基层检察室，紧紧围绕省检察院确定的十项职责任务，结合辖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司法需求实际，积极探索实践，在畅通群众诉求渠道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查办和预防涉农职务犯罪、服务村级换届选举、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基层检察室的社会影响力和认同度逐步提升，得到了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广大群众的欢迎。如长兴县检察院开发区检察室因化解矛盾工作成效显著被县委、县政府授予其调解工作先进集体称号；路桥检察院金清检察室全程参与镇统一部署的保换届专项行动，为村级换届选举提供了有效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义乌检察院国际商贸城检察室、绍兴县检察院轻纺城检察室在服务专业市场，临海检察院杜桥检察室在服务重点建设项目等方面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三）工作机制逐步完善
各地把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制度摆在重要位置，单独或联合其他相关单位制定会签文件，建立健全基层检察室与院各内设部门、“两所一庭”以及乡镇其他相关站所的衔接机制，规范并推动了基层检察室工作的开展。如，在工作职责方面，慈溪、绍兴等检察院均制定了检察室工作规则、检察室人员岗位职责、目标绩效考核等制度，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细化工作流程，保障了基层检察室在开展工作时有章可循，有效防范了基层检察室及其工作人员的办案办事行为。在与业务部门衔接方面，诸暨、上虞、吴兴等检察院出台加强检察室与院内设机构工作衔接的意见，明确并规范检察室与院内设科室之间工作职责与衔接配合。在与外部衔接方面，湖州市检察院与市公安局出台意见，积极探索基层检察室对公安派出所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舟山定海区检察院与区法院出台意见，从五个方面规范基层检察室和法庭在民商事审判与执行工作的协作配合，强化基层检察室对法庭司法活动的监督；绍兴越城区检察院会同国土、工商等6家行政执法机关会签会议纪要，探索依托基层检察室加强对基层行政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
（四）党委政府支持力度较大
基层检察室建设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各地基层检察室挂牌成立时，县（市、区）委书记等主要领导都亲自参与成立仪式并为检察室揭牌。同时，在机构、编制、办公场所等方面都给予政策倾斜与支持，目前，基层检察室主任普遍高配到副科级，有的地方还给予事业编制，大多数基层检察室办公用房都由所在地乡镇提供，为基层检察室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和物质保障。如，2011年省发改委将基层检察室基础实施建设纳入到了省“十二五”政法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中，在办公用房方面，按每个基层检察院设置3个检察室、每个检察室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规划；湖州市委、政府联合发文，落实基层检察室与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平衡的机构规格和干部职级待遇等相关政策；温州市编办出台文件，明确基层检察室机构级别为副科级单位，根据工作需要，检察室主任可以进基层检察院领导班子或检察委员会。
三、困难与问题
从调研掌握的情况看，全省基层检察室建设工作取得的成效还是初步的，一些实践成果还不稳固，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一）在思想认识上，深入开展基层检察室建设的自觉程度还不够高
部分基层检察长对基层检察室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够，对要不要设、如何设仍然心存疑虑，态度消极，等靠思想严重，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上级院的部署而被动推动，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不足。
（二）在职能定位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职能泛化、虚化、异化的倾向
一些地方对基层检察室的职能定位把握不够准确、理解不到位，对哪些工作能做，哪些不能做心里没底，认识不一，导致实践中不同程度存在职能泛化、虚化和异化的倾向。如，有的大包大揽；有的该履行的检察职能没有履行或履行不到位；有的甚至参与一些征地拆迁、催欠农民工工资等不属于检察职责范围内的工作，真正属于检察职能、体现检察特色的工作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基层检察室工作的法律监督属性有待增强。
（三）在工作运行上，尚未形成科学规范、运转协调的工作制度体系
基层检察室的工作制度机制还不够健全完善，对工作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还不能完全解决，存在工作内部衔接不规范、不畅通的问题，如检察室与派出院各科室之间的工作对接尚未形成制度化，工作关系没有理顺，沟通交流不畅，不能形成工作合力；检察室与国土、税务、工商等派出机构的信息沟通、工作联系还不畅通。
（四）在工作保障上，还难以适应工作发展需要
在机构规格方面，有的还没有明确为副科级，主任没有高配到副科实职，与公安派出所、法庭不对等。人员配备不足、不强，除少数几个检察室配有3-4人外，大多数检察室工作人员只有1-2人，不少检察室只有1人，而且以退居二线的老同志为主，年龄结构老化。在办公用房方面，真正做到独门独面的还不多，大部分检察室还是设在乡镇党政办公大楼内部，使用其中一间或若干间办公室作为办公场所，对工作开展制约较大。
（五）在工作成效上，探索周期长、见效缓慢
首先，在工作推进上还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的地市已在所辖基层检察院全面推开；而有的地市仅选择一、两个基层检察院进行试点，工作整体进度不大。其次，大多数正式运行的基层检察室工作成效还不太明显，特色、亮点不多，有的甚至挂牌成立以来，工作基本处于半停顿状态。再次，宣传力度还不够，一些基层群众对基层检察室了解不多，社会影响力不大。
四、意见与建议
（一）要切实提高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在中央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特别是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下，在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职能的大框架下，基层检察室将会被更大范围、更广深度地推行。因此，要进一步增强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把基层检察室作为基层基础建设的重要内容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按照“积极、稳妥、有效”的原则，认真思考谋划深入推进基层检察室建设的工作思路、任务目标和具体措施，大力探索实践，切实抓出成效、抓出特色，更好地发挥其化解社会矛盾、服务人民群众等职能作用。
（二）要正确把握基层检察室的工作重心和着力点
职能定位决定着基层检察室的工作领域、主要任务、运行方式和工作方法，事关检察室的前途和命运。要准确把握基层检察室的职能定位和履职方式，着力解决“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
一是要把基层检察室工作有效融入到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大格局中。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新形势下推进基层检察室建设大的社会背景，也是加强基层检察室建设、延伸法律监督触角的出发点、目的和归宿。这既决定了基层检察室的发展方向，也决定了基层检察室的履职方式，即基层检察室必须始终把化解社会矛盾作为工作主体，通过主动对接基层综治中心、“大调解”工作体系、农村惩防腐败体系等各种平台，全面深入地履行各项律监督职能，充分发挥基层检察室在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和末端处理中的重要作用，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是要把加强对“两所一庭”等基层执法单位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作为履职重点和主攻方向。这是因为，一方面，基层检察室成立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在基层各项行政执法和司法活动不断强化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却没有在基层成立相应的机构，法律监督出现死角，基层权力体系建构缺少重要的制衡一环，许多执法活动不能纳入到检察机关的视野，导致法律监督缺位的状况。一些执法违法行为，给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制约了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对基层执法单位执法活动的监督，是基层检察室职责任务中最具有法律监督属性、最能体现检察特色的职能，只有强化这个方面的职能作用，才能有效防止和避免基层检察室职能的泛化、虚化和异化，确保基层检察室可持续发展。因此，基层检察室必须强化对基层派出执法机构的法律监督，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对人民法庭和公安派出所的法律监督，主要是延伸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的职能，纠正办案中的违法问题，确保诉讼活动的严格依法进行。对其他行政机关派出站所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主要是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例如建立基层执法信息衔接机制，依托执法信息共享网络平台，发现执法不公的行为，应当及时采用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等形式，督促这些基层站所依法履职，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是要高度重视职务犯罪线索的发现、收集工作。通过受理举报、控告，接受犯罪嫌疑人自首，走访基层干部、群众等，及时发现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并积极配合反贪、反渎部门进行查处。当前，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村干部职务犯罪多发，严重侵害农民利益和危及农村社会稳定，必要的时候，经检察长批准，基层检察室可以独立或牵头对村干部职务犯罪进行查处，切实增强基层检察室履职的刚性。
（三）要切实加强基层检察室自身建设
一是在机构设置上，结合每个基层检察院的办案量、编制数、经费保障等现实条件，一个基层检察院设立的基层检察室一般不宜超过3个。在机构规格上，应考虑与公安派出所、法庭平行，争取高配到副科级；条件不成熟的地方至少室主任要高配到副科级。二是在人员配备上，根据工作实际，一个基层检察室以配备3-5人为宜，并且要注重人员结构，最好能做到老中青结合；从长远看，可以把基层检察室作为后备干部和新进人员培养锻炼的重要基地。三是在保障上，要统筹做好基层检察室的经费、基础设施和科技装备保障工作，基层检察室办公用房要坚持单独建设和标准化设计，力求外观设计注入更多的检察元素，突出检察形象与主题。同时，要加强基层检察室科技装备和信息化建设，加大装备建设必要投入，尽可能地将先进装备推广应用到基层检察室的执法办案中。
基层社会治理意见和建议范文第3篇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的意见》和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公安部、司法部等16个单位《关于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的精神，坚持为民执法、和谐执法，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司法所和公安派出所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中的前沿阵地作用，形成工作合力，立足预警疏导，坚持调解优先、依法调解，努力实现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与诉前化解，促进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二、组织领导
以市人民法院、司法局、公安局的分管领导联席会议为“一庭二所”共建活动的领导组织，每季一次例会，负责部署、推进、协调一庭二所共建活动。
以市人民法院法庭指导办、司法局基层科、公安局科的负责人为“一庭二所”共建活动的专职联络员，负责督查、联络、总结“一庭二所”共建活动。
以市人民法院各人民法庭、司法局各司法所、公安局各派出所负责人为“一庭二所”共建活动领导组织的成员，负责“一庭二所”共建活动的具体工作落实、信息报送、数据统计等。
三、共建内容
1、建立矛盾纠纷联合排查研判机制。庭所联合下基层排查矛盾纠纷每季不少于一次，共同分析研判辖区矛盾纠纷现状、特点与对策每半年不少于一次，联合向地方党委政府提交镇区社会矛盾纠纷调查报告每年不少于一次。
2、建立社会矛盾联动化解机制。对辖区发生的重大复杂矛盾纠纷、有影响的矛盾纠纷、有可能引发或信仿事件的矛盾纠纷，或其他需要庭所三方共同化解的矛盾纠纷，三方应当加强沟通，共同制定化解方案，统一工作口径，联合开展化解工作；司法所、派出所对日常处理的各类矛盾纠纷经调解不成可能引发诉讼或事件的，应当及时邀请法庭参与共同调解。
3、建立信息相互通报机制。庭所应当确定专人作为共建工作联络员，负责沟通联络工作；庭所间应当及时相互反馈各自在工作中发现的重大矛盾纠纷信息，以及事关辖区稳定与发展的其他各类矛盾纠纷信息；人民法庭应当及时反馈有关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与建议，派出所、司法所应当及时反馈对指导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需求及人民群众对司法审判工作的期待。
4、建立定期指导人民调解工作机制。人民法庭的诉讼服务站是辖区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基地，由司法所有计划地安排人民调解员驻站轮训；建立驻人民法庭和派出所人民调解工作室的人民调解员适时轮岗制度，促进人民调解员业务能力的全面提升；人民法庭每半年应当举办一次辖区人民调解员业务培训，并经常性地通过法官进村（企业或社区）活动和巡回审判工作指导人民调解工作。
5、完善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案件的审判机制。除了《市人民法院市司法局关于进一步推进诉调对接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第十二条规定的必须提请人民法庭事先审查的人民调解协议以外，庭所间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扩大审查范围；人民法庭应当固定专人审理申请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案件或经人民调解达成协议申请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的案件；司法所、派出所应当积极引导达成调解协议的纠纷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确认协议效力或出具民事调解书，努力提升人民调解工作的权威性。
6、建立诉前委托调解、诉中邀请协助调解机制。人民法庭对《实施意见》第五条规定的申请立案的纠纷，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可以将案件分流到法庭人民调解工作室或镇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诉前调解，在诉讼中可以邀请辖区人民调解组织及派出所协助调解；受托调解的调解组织应当按照《实施意见》规定的期限及时组织力量进行调解，对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案件，在返回前应当征询法庭意见。
7、建立突发事件应急联动处理机制。对突发性的矛盾纠纷，庭所主要负责人或其临时授权人员应当亲自负责、亲临现场，协同处置；三方应共同建立应急预案，对辖区可能发生等重特大矛盾纠纷的行业、群体、处所等，应当做到未雨绸缪。
8、建立共同促进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机制。庭所间每年联合举办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不少于二次，包括但不限于法律咨询、法制宣传栏、法制文艺汇演等；联合开展社区矫正帮教工作；共同配合做好地方党委政府开展的各种类型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9、建立司法安全防范机制。法庭、司法所应当根据各自条线有关司法安全的规定完善硬件配备，派出所应当指导法庭、司法所加强安全防范工作；建立法庭、司法所与派出所的报警直通渠道，一旦发生意外，派出所应当在第一时间出警处置。
四、共建要求
1、充分认识“一庭二所”共建活动的重要意义，切实落实各项对接机制。一庭二所处于社会矛盾纠纷的前沿阵地，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对纠纷处理的效率、效果不仅直接影响到政法部门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更关系到党委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号召力。因此，一庭二所应当加强协调沟通，杜绝推诿扯皮，要以优质高效的执法服务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与认可。
2、积极推进“一庭二所”共建活动，注重共建实效。共建单位应当及时构建相互间的对接工作机制，把共建工作内容落到实处；要把案结事了人和作为共同目标，各人民法庭、司法所、派出所应当注重发挥各自职能优势，形成工作合力，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解决在第一环节，让当事人少跑一次腿、少找一个人、少说一句话、少花一分钟、少费一分钱。
3、主动参与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促进社会管理创新。一庭二所要跳出矛盾看态势，跳出调处看管理，主动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分析研判社会矛盾的特点与趋势，提出创新社会管理建议，把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作为庭所共建活动的最终目标。
五、督促检查
为确保“一庭二所”共建活动取得实效，各人民法庭、司法所、派出所应当做好工作台帐，以备监督检查。台帐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前述九项共建内容。督查方式以看台帐、群众代表座谈、党委政府评价为主。
对“一庭二所”共建活动的实效评判，以下列指标为依据：
1、矛盾纠纷诉前调处成功数与调处成功率；
2、辖区矛盾纠纷下降率；
3、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数与司法确认率；
4、辖区民事案件万人率；
5、刑事自诉案件诉前调解成功率；
6、刑事自诉案件发生数；
7、缓刑人员重新犯罪率；
8、民转刑发生数；
9、有无、敏感事件等重特大事件因处置不力引发严重后果的。
基层社会治理意见和建议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区建设；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治理
中图分类号：D6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6—0010—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现状及其管理研究》（10CSH037），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甘肃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对策研究》（SKQNGG12015）。
作者简介：陆春萍，女，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西北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博士（兰州730070）。
和谐社区建设是服务型政府进行基层社会管理和改革的重要目标。政府在公共管理改革中，需要有新的方式来维系与群众的关系，也需要新的手段来实施社会管理，因此政府广泛开展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中服务社区居民生活的社会组织，除具有社会组织的非政治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特点外，还具有本地性、基层性和多元化等特征。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包括社区服务、慈善救助、文化娱乐、调解社区纠纷等。社区社会组织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代替政府提供重要的社会服务，并成为群众和政府间的桥梁。①探讨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关系，有利于促进中国社区建设，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
实施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也产生了单位制解体后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国家转变了原来由单位提供社会服务的体制，开始依赖市场化机制、社会组织、家庭、个人来提供，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在承担社会服务体系中承担了重要角色。随着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社区建设浪潮，引发了城市社会关系深层次的变化，为城市社会组织的重组带来了新的契机，涌现出了大量的新型城市社区组织。1991年国家提出社区建设的思路，强调政府减少干预，居民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发展社区服务，增加居民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逐步实现社区自治。所以，随着基层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社区主体正在发生着多元变化，社区治理由原来的政府包揽向合作治理发展，因此，在基层社区层面政府与社会组织展开了广泛合作。许多城市建立了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主要承担政府委托的工作，特别是针对社区治安稳定工作，再造了许多新型的社会组织。例如，许多城市社区建立调处社会矛盾的人民调解工作室②、和事老协会③、平安协会④等。这些再造的社会组织不具有工会、妇联、共青团等单纯的官办团体性质，也不是纯粹的草根社会组织，而是嵌入政府主导的治理结构中，帮助政府解决社区治理问题，政府通过资金项目支持、注册登记支持、办公场地支持等多种方式促使这类社会组织完成注册。
研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两大分析框架是市民社会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但不管是市民社会视角还是法团主义的视角，都不能充分地解释现代中国所发生的国家和社会的进化史。这两种脉络的发展与式微正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呈现一种动态发展的时间进程，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实际运作中往往呈现互动、冲突、补充、妥协、共生和合作等多种角色，国家和社会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因此，非营利组织学者提出的国家与第三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理论，⑤对解释中国基层政府公共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代表了一种“国家在社会中”的新思路，国家赋予社会行动者更大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增权”，并不一定削弱国家管制社会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运作良好的民间组织和制度可以构成所谓的“社会性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进行合作，能够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社区。
二、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基础
社区社会组织具有一些与政府机构不同的特点和优势是政府与这类社会组织合作的原因之一。这类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基层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这类社会组织的诞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结果，是政府实行社会化治理的代表。因此，在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政府从行政性管理向“社会性治理”的实践中主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并与其形成合作关系，具体的合作模式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⑥政府在公共服务体系中充当资金提供者和监管者的角色，在具体提供服务时，政府求助于第三方机构（社会组织），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伙伴关系。简单说，就是一种由政府提供资金，由第三部门组织提供服务，这种模式体现了社会福利社会化，⑦社区关系在民间与国家的“互构”中被重新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再造。
一方面，政府与社会组织有效合作的基础是政府对这类社会组织的信任以及社会组织本身具有的专业精神、服务的多样化和人性化、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它的中介功能。社会组织在实际行动中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在提供服务中展现的专业性和灵活性，填补了政府在提供具体服务中缺乏的空间。同时，社会组织承接了政府的委托-服务，也促使政府社会管理方式的转换。此外，社会组织成立之初的宗旨和理念多体现了社会的公益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吸引和凝聚了有奉献精神的社会工作者，并扎根基层，有良好的群众口碑；社会组织的“以人为本”的专业化服务理念和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是政府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无法达到的，这些都是吸引政府与之开展合作的基础。
另一方面，许多社区社会组织也通过一系列行动策略积极向政府靠拢，寻求自身的合法化，建立关系资源，积极寻求政府的信任和认可，其扮演的往往是政府合作者的角色，而非压力集团角色。这些社区社会组织往往会在政府安排的政策框架下进行活动，但也利用国家权威或者政府行政网络来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通过与政府保持亲密的关系寻求多样的资源支持。例如，利用非正式政治合法化身份⑧，借用国家权威或者行政网络来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以及影响政府，同时自我克制、限制组织规模，主动配合政府行动等。⑨并且这些组织在建立之初就宣称是非党派、非政治的，以做实事、平民化、扎根基层的工作策略打消政府对其的戒备，从而获取政府的信任。还有一些社会组织为了获得合法性身份，积极向政府靠拢，因为在民政部门注册为合法的社会组织就能拥有一个合法的接受捐赠资金的银行账户，而且能获得政府委托的社区服务项目，并且还能免税，因此，这类组织也频繁、积极地开展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但这类社会组织与国家维持良好关系的同时也损失了组织自由和独立性的增长，属于一种依附的自由。
三、政府主导的社区社会组织的运作特点
中国政体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政体，公民社会是由国家来主导的，政府在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倡导下创造出了各种社会组织，并主动培育这些组织与政府开展合作治理的实践。这些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发展自由度、资金等方面却受到诸多限制，运作过程呈现“准社会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对社区精英的吸纳与雇用。社区精英的特点是社会基础广泛，是一种社会化的精英群体，具有草根性。这些人生活在社区中，与社区群众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能够充分理解和表达社区群众的要求，获得群众的信任。政府对社区精英的吸纳与雇佣非常符合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策略。许多社区精英退休前是国家干部，退休后从事社区服务工作，他们在退休前已经积累了广泛的与政府打交道的社会资本，退休以后他们仍然可以凭借以前在工作中的特殊身份对现在工作的推行提供便利。政府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通过吸纳新生的社会精英并重建国家—社会的组织联系将新的社会要素容纳到体制内，能够增强体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因此，国家在增长自身的能力成为一个能促型的国家时，需要大量值得信任的社区精英。国家提供社区治理精英的公共身份，如给予这类政府再造的社会组织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等，通过公共身份的授予稳定其在社区的公共责任等。而这些社区精英本身就已经在社区中有较高的威望，他们的行动能够影响和带动一大片群众。政府在基层治理中雇用社区“能人”，有利于增加自身的治理基础。
第二，政府的宣传动员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吸纳的一些关键的社区精英的知识、能力以及与民众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着民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与依赖。这些精英人物是动员组织资源的关键变量和资源运作的重要因素，是对其他民众动员的最好资源。所以，政府在对其进行大力宣传的同时，给予了他们较高的个人荣誉感，这一方面能够增强他们的工作热情，另一方面能起到社会动员的目的。在社会矛盾调处中，许多优秀和模范的人民调解员成为这个行业政治宣传的代表，他们的事迹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今日说法”、“法制在线”栏目，《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网”等知名媒体被做过专题报道。政府通过主动建立一些社区社会组织，并通过主流媒体的宣传，扩大这类社会组织的社会影响，提高其知名度，极力扶持并把它们打造成品牌，希望以此影响更多的群众。政府再造社会组织的建立是一种政府选择的结果，是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成立的相应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往往只是政府的附属物，它服务于党政管理社会的需求，通过这个组织，国家可以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的合法性资源。
第三，政府主导的“准社会化”运作机制。由国家主导的社区建设其实是国家从行政性的治理方式向社会性治理方式的转变。国家依托社会组织的民间性特点，实行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改造，使其成为国家干预社会的合法中介。政府再造社会组织正日益被编织到国家法治的框架内，与国家的正式组织网络深深地勾连在一起，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呈现出一种“准社会化”的状态，其目的不是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治性，而是盘活和提升国家治理资源。因此，这类政府再造社会组织对国家行政机构具有高度的依附性。但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正是在社会合法性需求的状况下产生的，它的民间性、草根性等特点，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因此这类社会组织呈现出一种“准社会化”的运作方式。政府这种治理方式的转变体现在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如在社区建设中通过国家力量把许多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纳入行政参与过程。政府利用社会性治理手段，委托各类法人团体进行社区建设的各类任务，如人民调解工作室、慈善机构、社工组织等，把权力下放给这些专业的法人团体，采取鼓励发展社区民间组织的态度，推动社区治理手段的进一步完善。
四、对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建议
在社区建设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基础源自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贫民性（草根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政府与这类社会组织合作的原因和特点表明，政府采取的是一种“行政”吸纳“社会”的职能转变，同时加强了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实质上并没有提高这类社会组织的社会自治性。在政府管理和服务的实践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往往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在具体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供给模式中往往选择官办的这一类社会组织，因为政府在这种购买服务模式下，资金的使用权就从原政府部门手中流向了第三部门，加之对第三部门公共资金的使用监管制度尚不完善，所以，政府必须选择那些让自己放心和信任的社会组织。许多社区社会组织并非独自成长的社会组织，而是由作为购买者的地方政府发起和倡导成立的社会组织，虽然此类社会组织名义上是独立的法人主体，但实际上该社会组织变成了与政府行政性质类似的“次级政府”，名义上承接政府委托的公共事务，实际上的基本定位是随时接受政府下派的任务，而且对政府资金的依赖也很难发挥这类社会组织与政府的谈判能力，因而在这一过程中，这类社会组织实际上变成了政府部门的延伸，国家权力在基层社区中进一步加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不是一方优于或依赖于另一方，而是相互依赖并且是平等的，政府应放权给更多履行社会服务功能的社会组织，以实现政府管理公共事物方式的重大转变。政府要开展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应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放宽社会组织注册门槛。要吸引更多的草根社会组织在民政部门注册，要从制度上彻底改革以前的双重管理的管理制度，改进政府的工作效率，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升地方治理的能力。此外，对于一些运作资金独立、筹资渠道多元化且常能获得境外资金支持的草根组织，要加强社会监督，因为这类社会组织以寻求独立为目标，避免政府的过多干预，力图突破“游戏规则”由政府制定、社会组织只能被动接受的状态，政府对这类组织应营造宽松的制度和社会环境，让其自然增长，但同时应加强社会力量的监管。
第二，扩大合作领域。对于已经和政府有良好合作基础的社会组织，政府可以扩大合作的领域，不单单是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领域，还可以扩大到经济、科学和技术、文化和教育、卫生健康、危机应对和灾后恢复等领域。政府出钱为民众办事要以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契约化关系为准，政府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我出钱，你就要为我办事”，要杜绝依赖和依附关系的产生。要完善捐助的免税制度和法律监控体系。同时，社会组织也需要提高自身的能力建设，完善自律机制，要做到服务的专业化、项目的科学管理和财务透明等，并要吸引更多的专业优秀人才进入该领域，以提升服务水准。
第三，基层社区政府应提高社区管理水平，形成社区多元化合作治理格局。社区建设需要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合作治理要发挥整体合力的作用，要同社区社会组织、公私企业、居民代表等组成社区建设推进委员会，以推动地方社区建设，促成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公私企业之间的合作，并且要鼓励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建设，吸纳居民的意愿并积极促进多方交流。要在社区横向层面达成合作治理，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共同治理的新途径。其间，政府应大力培育与扶植社会组织，发挥其专业和灵活的服务功能，同时要让民众通过意见参与肯定自己在本社区的成员身份，从而增加其对社区的认同感。此外，只有让老百姓有选择服务的权利，才能促使社会组织和企业提高服务质量，推动其在竞争中发展壮大，从而构建多方合作的均衡网络，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合作的治理模式。
第四，社区建设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区自治。这也是中央政府希望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的方向。社区民间组织在增强社区凝聚力，加强社区团结，提高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区社会组织是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要不断促进社区服务社会化，逐步完善社区治理的组织网络，使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之间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达成合作治理模式，并且社会组织要不断地主动追求自主性成长和释放。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既要有妥协、又要有坚持，妥协要妥协得有智慧、有策略，坚持要坚持得有理性、有原则——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双方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建立起双向互动的权力关系。⑩保持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是提升社区自治能力的基础，也是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点。
注释
①陈伟东：《公共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区建设———以武汉市社区建设为个案》，《江汉论坛》2005年第12期。
②陆春萍：《转型期人民调解机制社会化运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1页。
③郁建兴、金蕾：《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以杭州市为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4期。
④张小劲、李春峰：《地方治理中新型社会组织的生成与意义——以H市平安协会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⑤[美]莱斯特·M.萨拉蒙著，田凯译，《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1页。
⑥王浦劬、莱斯特·M.萨拉蒙：《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⑦张秀兰、徐月宾：《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的目标及途径探讨》，《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⑧张紧跟、庄文嘉：《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基层社会治理意见和建议范文第5篇
一、上半年社会发展情况
（一）教育发展改革持续推进
截至2012年底，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64.5%，提前三年实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2015年达到60%的目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1.8%，规范农村学校布局、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等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措施进一步完善。《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出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各项机制改革加快推进。今年普通高校高考报名人数912万人，按高校招生计划694万人测算，高考录取率可达到76%，较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30个省区制定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工作方案，一批非当地户籍的适龄青年在流入地参加了高考。支持中西部地区的普通高等教育招生“协作计划”由2012年的17万人扩大到18.5万人，面向农村贫困地区的高等教育“定向招生计划”由1万人扩大到3万人。
（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稳步实施
覆盖城乡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由2012年的每人每年240元提高到280元，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进一步提高。《关于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的意见》、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等相继出台，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数量由307个增加到520个。全国已有600多个县（市）、1000多家县级公立医院开展综合改革试点。全国民营医院增加至10166家，较上年同比增长63%。新发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得到遏制，应急防控工作初见成效。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部分省份取消生育间隔，引发社会关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全面推开，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三）文化旅游繁荣发展
各级政府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关于支持转企改制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第八届中国义乌文博会、第九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博会成交额分别达到48.3亿元和1665亿元，成为海内外文化产业界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1—5月，主流院线电影票房90.87亿元，同比增长39.31%。《国民旅游休闲纲要》和《旅游法》相继出台，为保障旅游休闲时间、规范旅游市场、拉动居民消费发挥了积极作用。一季度国内旅游人数9.98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4.1%；国内旅游收入7657亿元，增长18.4%。1—5月，出境旅游人数3793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7.3%；入境旅游人数5355万人次，下降2.8%；旅游外汇收入195.07亿美元，下降5.5%。
（四）重点人群服务保障不断加强
政府保障基本民生、筑牢安全网底的职责更加明确，从人群角度切入的社会政策加快完善，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服务和民生保障进一步加强。我国首部《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启动编制，《关于进一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的通知》印发实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残疾人康复和托养设施建设得到加强。截至5月底，城市和农村低保保障对象分别为2110.5万人和5358.8万人。其中，城市低保月人均支出水平234.7元，同比下降2.3%；农村低保月标准101.7元，同比下降5.7%。
（五）社会事业设施条件加快改善
社会发展领域27个专项建设规划全部印发，顺利实施，有效发挥了统筹事业发展、优化资源配置、规范投资管理的作用。截至6月份，2013年度中央预算内专项投资计划基本下达完毕，共安排490多亿元，支持了农村学前教育、边远艰苦地区农村学校教师周转宿舍、中等职业教育、特殊教育、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旅游基础设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公共体育设施等建设。
（六）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统筹推进
中央坚持源头、系统、综合、依法治理，着力建设平安中国。国务院先后下发了《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工作的意见》，推动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全面推进，建立了由19个部门参与的实施工作机制，正在拟定规划综合评估方案，研究推进城乡基层综合公共服务设施统筹建设。目前已有1/3的省份印发实施了基本公共服务专项规划或行动计划，有的还在保障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二、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资源短缺与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
例如，文化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近年来都在0.4%以下且不断回落。政府投入重点保障基本民生的方向已经明确，但财政收支形势给保持民生支出力度带来压力。随着医保制度完善，一些医院病床资源明显不足，1—4月，全国医院病床使用率在90%以上，3月份三级医院病床使用率高达112%。农村公共服务人才短缺依然严重，例如农村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仅1.40人，远低于城市的3.21人，不利于建立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制度。
（二）管理创新不足和内涵建设滞后影响发展质量
在努力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同时，因管理基础薄弱、制度执行不严等原因，一些地方出现虚报学生人数套取财政资金、挤占挪用教育经费等问题。部分高职院校培养模式落后，培养质量不高，新生“报到率”持续走低，一些学员中途退学。巩固医改成果和新的基层运行机制压力大、任务艰巨。旅游开发中文化内涵挖掘不足、资源保护和软件建设不够、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依然存在。
（三）社会力量参与不够制约事业发展活力
1—6月，社会领域四大行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8.7%，高于全社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23.4%的增速，但占行业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全社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仅为34.7%和2.4%。目前，一些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社会事业的政策还没有落实到位，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办医体制亟待加快形成，社会办医床位数和服务量与2015年都要达到总量20%的目标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四）社会结构变化和转型加快带来巨大挑战
一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深刻变化、人口流动加快、弱势群体扩大，由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保障不健全、公共服务不到位、发展权利不平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突显。二是食品安全、医疗纠纷以及个别地方发生的学生伤亡和教师虐童事件反响大，影响社会稳定的“燃点”不断增多。三是群众表达意见渠道多样，网络舆情形势复杂，管理平衡协调难度增大。四是国际经济竞争、生态环境压力、社会稳定风险，都倒逼我国发展方式转变，在此过程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务更为艰巨。
三、下半年政策建议
（一）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提高服务水平
一是在统筹推进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建立健全促进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加快完善适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加强基层公共服务网络和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二是加快出台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社会事业建设发展的政策意见，增强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并以现有中央投资专项中的学前教育、职业教育、医院建设、养老服务等领域为重点，采用定向、定额贴息方式支持民间资本，用于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项目试点。三是推动出台关于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规范并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服务和管理。
（二）加强创新社会管理工作，推动源头治理
一是发挥社会领域投资安排和项目建设带动作用，把投资增长和民生改善紧密结合起来，把惠民生与扩内需、调结构紧密结合起来，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努力解决当前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二是推动以街道和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平台建设，加强农村基层公共服务资源整合和综合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服务群众、解决诉求、化解矛盾的能力。三是建立并完善社会发展舆情监测制度和社会调查平台，加强对社会政策、社会改革的跟踪监测，加大对重大民生热点问题的舆论引导，了解公众的社会心理和利益诉求。
（三）深化社会领域重点改革，增强发展动力
一是围绕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抓紧研究推进学生评价和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加快形成注重素质教育、鼓励人人成才的政策环境。二是加快推进文化领域政事、政企、政资分开，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促进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三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县级医院为重点，加快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完善社会办医政策，逐步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四是根据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转移人口情况，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四）积极发展社会领域产业，拉动消费潜力
一是推动出台《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的若干意见》，落实鼓励引导老龄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大对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投入力度，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老年人家庭住宅无障碍建设和改造，鼓励和引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给予养老服务补贴。二是促进健康服务业有序快速发展，着重发挥政策、资金引导作用，研究提出引导健康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制定和完善健康服务业相关标准，完善投融资机制，发挥产业发展基金作用，延伸和拓展健康服务业链条，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三是加大《旅游法》、《国民旅游休闲纲要》实施推进力度，加强规划引导，加大资源保护，规范市场秩序，提升服务质量，推动各地旅游特色化、专业化发展。四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丰富文化产品，健全文化市场，推动文化消费。此外，要积极梳理创新促进教育培训业、家庭服务业、体育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