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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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特性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F299.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7.077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theory proposed by Pierre Bourdieu， a French sociologist， the concept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is a system which contains many aspects. On this basis， the separ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novation， "the four major areas of power"， namely：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community enterprises， community resident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four main body. The four main body has its own specific role and function， but it is not absolutely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but interrelated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domain dynamic function， need to build four domain dynamic of innov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action and influence the synthesis mechanism to realize benign ope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 words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dynamics； synthesis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是社会管理系统中最基层的构成部分。而社区治理，是指一定的社区内部各种机构、团体或组织，为维持社区正常秩序，满足社区居民物质、文化需要，促进社区发展，而进行的一系列管理活动。面对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社区治理需要尤其注重社区治理创新，以促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和谐社区构建。
1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内涵界定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概念是基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提出的。布迪厄将以各种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社会领域作为场域，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与规则共同建构的，由依据特定位置所产生的力量所组成，并包含着各种力量的比较与运动而存在。虽然场域中存在社会成员、组织和规则等因素，但其本质是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网络”。这个社会“网”的每个结点就是组织和社会成员在这个网络中所占据的“位置”，谁占据“位置”谁就拥有社会资源及权力。场域具有能动性，它不仅为社会成员及组织提供了社会互动的空间，也通过调整各种要素的功能而使自身获得特定的结构与秩序。而在多元管理主体构建的合作网络下，社会成员的参与式管理，加之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组织和规则等因素则共同建构了“城市社区治理域”。“城市社区治理域”是由社区成员按照特定逻辑要求共同构建的，是社区个体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主要场所，是集中着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的符号竞争是围绕着各主体的利益而展开的，各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如一项措施能使社区居民受益，那他们会采取拥护和支持的策略，反之，如若利益受损，则会表现出反抗的态度和行为。场域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在“城市社区治理域”这个特殊的社会空间中，社区治理围绕着特定的逻辑与规则开展，继而由社区治理行动者和社区治理组织采取具体的社区治理行动。
2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动力构成
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不同的行动者或组织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或组织为控制在这一场域有的合法形式的权威而相互竞争，从而形成种种关系，即特定的客观关系结构。依据各主体占据不同的位置和资源，可分离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四大域动力”，即基层政府、驻社区企业、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四大主体。
2.1 基层政府
基层政府由于其所处的独特位置，使其在宏观调控方面具有优势。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基层政府扮演着领导者、决策者、协调者、教育者等多重角色，各个角色之间彼此交错，构成了基层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的角色集，其多重角色中，最主要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规划社区发展。基层政府凭借其对社区信息和资源的掌握，可以较客观、全面地评估社区的环境与社会的形势，从而确定社区发展的使命与目标。社区不仅有社会目标，同时也有社区自身的特有目标，因而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一则遵循社会总目标的指导，二则挖掘社区自身的特性和独特的目标追求，结合本社区自身的特色来完善城市社区治理。其次，协调社区平等。政府拥有着宏观调控的能力，运用这种调控优势可以有效调节社区资源。“城市社区治理域”内各成员因为历史积累缘故，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彼此间存在着一种起点的不平等，对此，我们需要在过程和结果平等方面着手，以实现社区资源满足社区成员需要的目标。基层政府应在社区基本生活保障资源、社区公共资源的分配等方面，做好政策上的规定以及实施上的落实。
2.2 驻社区企业
驻社区企业是处于社区地理区域外，但处于“城市社区治理域”的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包含着一定数量的社区成员，而数量的比例情况无法确定。由于企业具有运用各种生产要素的特性，因而驻社区企业内部拥有一定的资源，以及对这些资源的调控能力。借助驻社区企业的力量，可以使得社区内部资源得到发挥与延展，如将社区内部的特色资源借助驻社区企业这一平台向外推广。
驻社区企业与社区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社区的居民在驻社区企业中工作，实现自我需求的满足，在社区内生活，满足自身安全、尊重的需求。而当社区居民暂时无法在工作中获得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时，社区会对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提供相应的帮助，减少“集群事件”的发生，从而减轻企业压力。此外，当社区居民在驻社区企业中实现自我价值，则会激发其生活热情，有更多的动力和精力去参与社区事务，促进社区的稳定与和谐，为社区创造价值。
2.3 社区居民
在社区治理中，社区居民的自我评估是社区治理需求分析的重要信息源。由于社区居民亲身经历社区生活的缘故，他们对社区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社区中存在的问题等具有较深入的了解。此外，社区居民还可以通过社区居民委员会等平台表达自己的意愿与诉求。
社区居民由不同的年龄、职业的人群组成，日益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多元化带来的是多元的需求，这便加大了社区治理的难度，对此，可将社区居民依据某种特性进行分类，并发挥各群体的特性来满足某群体的需求。如，按职业进行分类，将社区内的老师组织在一起，对社区内的在读学生群体在周末开展相应的课业辅导，或由社区内的医务工作人员定期为社区居民开展志愿体检活动等，这样既能充分利用社区内的现有资源，又能加深社区居民间的互动，增强共同意识。
2.4 社区社会组织
伴随着社区建设的纵深发展，我国的社区社会组织也开始步入前行的快车道，不断实现着“量”的扩展和“质”的提升。所谓的社区社会组织，特指的是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是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成员，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多样需求为目的，由居民自发成立并自觉参与、以公益或共益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形态。在组织形式上，大约可以分为社区文体科教类、社区环境物业类、社区服务福利类、社区医疗计生类、社区治安民调类、社区共建发展类等六大类。社区社会组织为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居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互动，提供了组织平台，对锻炼居民基层政治参与和有序公民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3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动力合成
正如力学的合力一样，“城市社区治理域”动力的合成也是多个力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各个力的方向的一致与背离则决定了合力的大小。因而，要想达成合力最大化，需要设定“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发展主线，在此基础上，明确四大主体的职责，进而达到合力最大化的效果。在发展主线的设定上，一方面，需要保证符合社会发展目标的基本要求，这是主线设定的基础；另一方面，需要充分考虑城市社区作为独立个体的自身发展需求。依据四大主体自身存在的资源优势，以及其对社区特定部分惯习的影响作用，四大主体在域动力合成中，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是引导、协调动力，驻社区企业是支持动力，社区居民是内驱动力，社区社会组织是整合动力，如图1。
具体表现为，基层政府从宏观方面着手于规划社区的发展，为社区指引方向，并且运用宏观调控的力量来缓和与协调由于多重原因造成的社区不平等；驻社区企业凭借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借助市场发展的平台扩展社区的发展，并通过企业与社区的良性互动促进社区的稳定；社区居民作为社区需求的信息源和社区惯习的传承者，以自身的多元来包容和满足社区的多元需求；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组织，可以更广范围地扩大社区资本的作用。四大主体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彼此间相互作用。例如，基层政府在社区政策方面发生转变，那么驻社区企业等其他三个主体则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达到相互关系的动态平衡。此外，由于变化的永恒性与绝对性，域动力的合成并不存在最佳值，只存在相对最优值。基层政府、驻社区企业、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协同，再加之信息技术的整合，为“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各方面输入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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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曹广存，刘珏，曹春梅.城市社区治理主体权力的协调.城市问题，2006（8）.
[4] 周业勤.场域论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建设.上海大学学报，2006（4）.
社区治理的特性范文第2篇
关键词：城市空间正义；社区治理；政府责任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城镇化是城市空间的重组、生产、扩张、分配等一系列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空间会发生剧烈的变动。而过渡型社区是城镇化进程的一个典型缩影，社区空间的治理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应对城镇化进程中各种问题的治理水平，因此研究城镇化进程中的社区空间治理对城市空间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城市空间的生产必须要符合空间正义的原则”。【1】然而，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城镇化进程也处于加速缓冲期，因此近几十年高速度的城镇化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反映在社区空间层面上主要是城市社区空间正义的缺失。由于“城市社区空间可以分为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这‘三度空间’”【2】，那么也就是“三度空间”正义的缺失。
第一，空间协调不善，社区空间利用不甚合理，社区的物质性空间正义遭到严重侵蚀。其一，商业性的资本占据着社区的大量公共空间。根据我们的调研情况来看社区内大量本该属于公共所有的空间变成商业用途，社区的一层几乎全部是商业经营机构，缺乏具有公益性、大众化的场所与机构。这一方面得以印证了资本逻辑充斥着城镇化进程的每一个角落，商业的逐利性过分进占了城市社区空间；而另一方面由于公共资源的特性：非排他性、非盈利性、非竞争性进一步导致了公益性空间的“搭便车”行为。其二，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存在冲突，一部分社区居民挤压公共空间，例如在我们调研的过程中有些居民在公共的体育设施乱晾晒衣物；社区的公共道路也停满了各种私家车；一楼的住户甚至乱占公共绿化空间等不和谐的现象。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冲突一方面反应出社区空间在最初的规划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和长远发展的考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难以适应日益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飞速的城镇化进程挤压了人们的精神心理空间。其三，地上空间与地下空间的规划有待改进。据调研，一般过渡型社区并未利用地下空间，地下空间几乎处于闲置状态。有一部分社区地下空间的利用也仅限于地下停车场以及地下的一些缆道和公共的水电暖管道。令人费解的是这些地下停车场利用率极低，绝大多数居民并不把私家车停在地下停车场。究其原因无非是地下停车场设计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停车环境脏乱差；没有考虑到居民的生活习惯。
第二，过渡型社区空间治理处于半自治化半行政化状态，社区空间的公共性与公益性遭到侵蚀，社区中的社会空间正义缺失。社会空间主要表现为公共空间的分配、公民的社会参与、公民权益、民生工程、公共设施等进入的机会。由于社区治理缺乏符合空间正义的完整的配套公共政策，社区社会空间必然得不到有效维护与运行，势必会损害人们的切身利益，那么社区治理就隐藏着不稳定的因素。社区空间如果缺乏空间正义塑造，社区居民将会产生社会落差感，认为自身处于社会相对不公平的位置，这将给社区的社会空间治理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矛盾找不到合法合理的释放渠道，集体事件发生的几率将大大增加，势必会酝酿更大的危机。
第三，城镇化进程中的过度物质性空间挤压了人们的精神空间，造成人们幸福感下降，背离了人本空间的价值追求，社区精神空间正义缺失。城镇化的到来意味着资本化的到来，在一定意义上城市由资本的聚集而产生的，那么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对空间产品剩余价值是其唯一追求。但是单纯的资本力量所形成的城市空间、社区空间仅仅是一个利润空间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符合空间正义原则的城市社区空间，因此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在强大的物质空间的挤压之下势必会处于萎缩状态。精神空间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状态与民主参与，主要表现在心情愉快、社会分配公正、在社会分配中处于公平的位置、机会均等。然而事实不然，不符合空间正义的城镇化难免使物质空间侵占了社区精神空间，也不符合人本主义的价值理念。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区空间正义的实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市场、社会、公众、政府都需要参与进来，而且政府力量既不能过于强大也不能微乎其微。罗尔斯主张为了维护公平与正义扩大政府职能，使之具有强大的再分配功能。然而诺齐克却主张“最小政府”“有限政府”，用管的最少的政府来保证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无论什么观点，维护公平，保证权利，维持正义已成为历届政府的基本责任，也成为人们的共识。
首先，政府确保合理的城市社区规划，合理的城市社区规划是城市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石，以科学的城市社区空间规划来保障社区物质性空间稳定有序的空间生产，进而使其进一步符合空间正义的原则。显然，城市规划是政府的主要责任，是一种政府行为。城市规划是政府用以协调不同利益主体在关乎城镇建设、土地利用、空间规划、城镇扩张等城市发展行为的有力手段。而社区规划主要涵盖不同功能区的分布、地上地下空间的分布、公共私有空间的协调等社区空间规划。城市社区规划可以做到防范于未然，将以后可能在城市社区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最大程度的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做好了城市社区规划，也就为美好城市社区发展的未来打下了坚定的基础。由于在城镇化进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异常激烈，城市社区规划是一种政府行为，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同时做到最大程度的维护城市社区的整体发展与社会正义。众所周知，政府不是天使，因此需要监督，在城市社区规划的过程中，需要社会，团体，个人，市场等多个主体的共同参与，尽可能的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空间正义的实现既不能只顾当代人的发展而过分挤压后代人发展的空间，也不能仅仅为了一部分人的权益而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总之，城市社区规划不仅仅需要的是以政府在内的有关技术人员的科学、精密规划，更加需要的是包括公众在内参与的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人本空间规划。诚然具体的社区空间的治理更加需要以上两者的实现，社区空间的规划还要考虑到人们的生活习惯、传统观念、以及人文情怀，以便民、利民、服务于人民为主要宗旨。
其次，政府以公共政策为主要武器，明确自身责任，做到放权与收权的辩证管理，使社区的社会空间符合空间正义的原则。政府必须要以恰当合理的公共政策来引导和规范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使城镇化成为能够带给人民大利的主要途径。中国社区空间走向真正的空间正义需要科学合理公共政策为支撑，毫无疑问，公共政策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是政府制定出符合实际的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也就是公共政策也要符合空间正义的原则。现阶段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是政府主导型制定，完全的政府主义色彩。而西方制定公共政策主要表现为各种社会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种社会运动的结晶。有效的公共政策发挥效用有两个必备条件：高质量的公共政策和高质量的政策执行机制。具体的公共政策主要包括完整的就业政策、户籍政策、土地产权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以及生态环保等政策。种种政策构成一套完整地社会整合机制，优化公共政策机制，使其成为构建符合空间正义的新型城镇化的制度基础。良好的政策还需要必要的监督与评估，目前我国的公共政策缺乏制度化的第三方评估监督机制。非官方的政策评估是必要的，它会弥补制定政策的漏洞与执行政策过程中的不当之处。承认政策的不当之处并非政策的失败而是追加的政策修改机制，只会让政策更贴近实际更发挥效用。此外政府的研究机构也需要对其所制定的政策进行评估反馈。二者结合起来，公共政策势必成为政府构建公平正义的社区空间一大利器。
最后，社区治理提倡多元化的主体参与式治理，增强社区治理的多中心化取向，发扬民主精神，构建符合空间正义原则的社区精神空间。政府不是万能的，任何单主体的治理都无法解决社区空间的非正义化问题，自由民主式的社区空间治理才能保障社区的精神空间得到正义之神的守护。确保空间正义的治理机制, 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 社会、市场、公众力量介入的参与式治理。公民公平地参与城市化政策的制定和城市发展的治理过程, 是实现城市化符合正义原则的关键机制。与此同时，在社区空间里精神空间被物质空间所挤压，造成人们的幸福感普遍下降的背景下，可以借助公民、社区、社会、市场等多重力量的参与，使人们彻底融入到社区中，增强人们的幸福感。社区居民分享自治权利同时也是对空间资源在另一种意义上的分配，因此也是空间正义原则的范畴。社区治理的纷繁复杂不是某一个力量所能驾驭的，也不是众多力量混杂横行的结果，需要的是各种社会力量在制度、法律的架构下有序运行，伸张自身权利的同时更要维护社区空间正义。
总之，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社区空间治理出现的种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城市社区没有符合空间正义的原则。社区空间正义的塑造就是“三度空间”的协调发展与空间正义的彰显。承然，“民主的体制和强大的公民力量可以迫使政府为所有人的权益服务，保持政府‘社会公仆’的本色”。【3】社区空间正义的塑造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城市社区规划与公共政策如同社区空间的两翼。城市社区规划不科学不合理那么社区空间发展就偏离了方向，配套的公共政策没有紧跟其上，社区治理就会乱象丛生。因此做好科学的城市社区规划、完整科学的公共政策、加强民主治理是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的基本路径。
参考文献：
[1]任平．空间的正义——当代中国可持续城市化的基本走向[J]．城市发展研究，2006，(5)．
[2]刘钊：城市发展的正义与合法性[J]，兰州学刊2012（10）
[3]钱振明：走向空间正义：让城市化的增益惠及所有人[J]，江海学刊2007（2）
社区治理的特性范文第3篇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网络治理；网络结构
网络治理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新模式。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对社会治理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使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另外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公共行动主体彼此间的界限越来越相互依赖和具有渗透性，这就客观上要求公共事务管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和管理，网络治理理论就是出于解决这一问题的要求应运而生的。从近年的社会发展以及治理实践的变革来看，多元化的社会构成要素正在生成，大量的非营利组织以及多样的社会自治组织大量涌现，于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
一、非营利组织的内涵
国际上比较统一的定义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萨拉蒙（Lester Sa1amon）教授提出的五种特征法，即将具有以下五个特征的组织界定为非营利组织：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萨拉蒙所列的属性第一次在联合国CNP统计项目（1994-1996）中使用，由此形成的定义在国际上公认为是国际非营利组织的权威性解释）①。在这一定义的五个特性中，组织性一般被看作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自治性和志愿性也有一些不同的提法，而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被公认为是非营利组织的基本特征。本研究将非营利组织定义为： 除了政府体系和企业部门之外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的社会组织。在我国，非营利组织主要是包括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以及其他不具备法人地位的各种非营利性、非政府的社会组织②。
二、理论基础：网络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在《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一书中，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格德史密斯和威廉·艾格斯网络化治理提出网络化治理这种新的治理模式，从而取代官僚制时代的等级式政府管理的模式。在这种新的治理模式中，政府的核心职责由之前的集中管理人员和项目，直接服务供应者的作用，转变成一种组织各种资源共同创造公共价值的角色，在由多级政府、多元组织、多种部门组成的关系网络中发挥作为一种公共价值促动者的作用。网络治理在本质上是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内的组织主体在公共事务管理上的合作，或者说网络治理是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为了实现共同目标，分享公共权力、相互合作和共同管理公共事务过程中三者关系和行为的总和。网络治理相比过去在不合作的情况下个人独自实现目标，更强调政府在实现公共目标的过程中要发挥主动性，以发挥其最大的公共价值。网络治理也可以称为是一种共同分担公共责任的新的体制。随着公共权力逐渐分配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手中，其相应的治理失败的责任也随之分散到各个治理主体身上，与此同时必然增加了各个行动者转嫁责任、互相推诿的可能性。因此，建立和不断完善网络治理中的各个主体责任机制，是实现公共治理目标的关键所在。
三、上海市普陀区甘泉街道民间组织服务中心的网络治理结构
在非营利组织的辅助下，地方政府解决了大量社会问题。但是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政府将迎接新的挑战，例如：什么样的网络治理模式才是有效的？如何才能履行网络合作治理这种新的治理方式？如何才能更好更科学地管理分散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数量庞大的非营利组织？以下将以上海市普陀区甘泉社区民间服务中心为老服务的网络治理，作为探析在地方治理过程中非营利组织网络治理模式的典型个案。
在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逐年提高，老年人问题尤其是高龄、独居、纯老家庭老人照料问题日益突出。甘泉路街道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在通过设立完善的服务体系逐步达成“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愿景，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切实解决老年人最现实的问题，全面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如图1所示。
从图可看出，甘泉街道民间组织服务中心的特征在于：在为老服务中，甘泉路街道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发挥着枢纽性的非营利组织作用，它一方面利用自身作为介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社会组织的优势，很好的利用政府拨发的项目资金购买服务，调动政府和街道所拥有的社会组织等多方资源，在各街道社区之间构建一个覆盖面广、内容丰富的为老服务网络。这也是我国城市治理中建设合作型社区发展的创新之举。
在为老服务中，政府部门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向社区提供工作经费；街道积极参与公益创投项目，获取政府资金扶持，以便更好地开展为老服务。甘泉路街道民间组织服务中心本着“行政主导，社会参与；管理协同，资源共享；以人为本，服务老人”的基本原则，以甘泉路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为平台，通过社区、社团、社工三者互补合作，充分利用非营利组织的资源，全方位的为街道老年人提供服务。民间组织服务中心所提供的服务从日常电话慰问到老年食堂，从法律咨询到医疗保健，涉及老年人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将社区中社区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拉得更为紧密，形成一个全面的信息传递和信息交互的网络系统。民间组织服务中心组织和利用本街道已有的老龄工作促进会、老年俱乐部、老年协会、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等民间组织资源，在社区老年人中建立了五支专业性的关爱老人服务队，老年法律咨询服务队、老年医疗咨询服务队、老年教育服务队、老年精神慰藉服务队、老年健身指导服务队，发挥老年人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作用。甘泉路街道依托甘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海市宏康医院、佰瑞福为老健康服务中心的医疗资源，两个月一次为社区三百多名9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上门提供健康服务，并建立了健康档案。社区志愿者和老年协会志愿者，每月针对社区的高龄老人、独居老人进行电话慰问，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情况，并将慰问情况记录在册，以便及时反馈到各社区。其他的社会公益组织，例如慈善爱心超市等在实物帮困领用券发放方面则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为困难老人家庭提供帮助。
四、加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网络治理的相关建议
中国非营利组织仍然在步履蹒跚的发展着，他们不同程度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例如市场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国家政策的出台、资金和人力资源等的制约。因此，要使其更加积极发挥作用，必须在更合理的运用其已有资源的基础上，提高非营利组织的能力，规范非营利组织的行为模式。
1、建立开放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和平等的问责机制
通常情况下，非营利组织没有像其他组织那样有着吸引人的资源或是强制性的外部力量，而网络治理的基础在于各个行动组织有着追求的共同目标。因此，网络治理的各主体都应该是建立在相互之间完全信任的基础之上，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平等的。但是，在几千年中国沉淀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垂直的科层制的行政体系，人们已经长期习惯于等级区别对待，这就对非营利组织网络治理提出了挑战，其不仅难以实现非营利组织网络治理的横向联合，更加阻碍了中国非营利组织健康的持续的发展。因此，只有建立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和平等开放的问责制度才能让网络中的各个组织在团结信任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③。
2、实现非营利组织网络治理结构的多样化
不同类型的非营利组织有着不同的需求和特性，这就要求非营利组织网络治理建设上也要有多样化的治理结构。在现实生活中，很多非营利组织本身也是以网络化形式推动着其各自活动的开展，其中不仅有非营利组织之间相互的合作，也有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组织的交流合作。非营利组织可以借鉴企业这类营利组织的作法，通过联合不同的各非营利组织，找出他们共同的交集，开展统一行动，形成共同的品牌，一方面不仅规范和制约了各非营利组织的行为，另一方面还能够利用品牌效应更大发挥其更大作用和功效。其次，在高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还可以充分发挥互联网这个平台与生俱来的低成本的优势，实现非营利组织之间、非营利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共享信息和资源，进一步挖掘非营利组织的潜在治理能力。另外，还可以加强与国际非营利组织的网络治理。加强与国际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共同进行网络治理，不仅可以实现与其信息共享、共同发展进步，还可以相互学习网络治理建设的相关经验，借鉴他人之长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3、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学者的作用
在我国现行的法制环境下，成立非营利组织联合会还没有相应的依据，非营利组织的联合行动可以多与相关学者进行沟通交流。在整合资源的时候，要是由一个相对独立的非营利组织学术研究机构牵头来进行整合资源，建立统一的联合治理的网络体系，效果可能会更佳。另一方面，在非营利组织内部要是有更专业的学者进行指导，也将会更加利于非营利组织健康发展，少走弯路。
总之，非营利组织要进行有效地网络治理，必须充分整合有限的资源，在共享信息和资源的同时，还要吸取其他组织的经验，充分发挥组织内部的能动性和与外部组织的联合作用，为建设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贡献绵薄之力。（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美]莱斯特·M. 萨拉蒙， 贾西津、魏玉译：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视角[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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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斯蒂芬·戈德斯密斯，威廉·D·埃格斯，孙迎春译：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美]保罗·C·莱特：持续创新——打造自发创新的政府和非营利组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注解
①[美]莱斯特·M. 萨拉蒙，贾西津、魏玉译：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社区治理的特性范文第4篇
关键词：自主治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比较
1 什么是自主治理理论
当代公共选择学派和公共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大量实证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了自主治理理论,并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自主治理理论集中体现在奥斯特罗姆1990年的着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之中，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她指出传统的分析公共事务的理论模型主要有三个，即哈丁的公地悲剧（1968）、dawes等人的囚徒困境（1973，1975）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1965），但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市场的就是政府的，而且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悲观的，她指出当前解决公共事务问题的或者以政府途径（利维坦）为唯一或者以市场途径为唯一的途径是有问题的；然后，她通过对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监督这三个难题的分析，认为没有彻底的私有化，没有完全的政府权力控制，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自主治理的方法来解决。第三，通过分析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包括瑞士和日本的山地牧场及森林的公共池塘资源,以及西班牙和菲律宾群岛的灌溉系统的组织情况等等,奥斯特罗姆总结和界定了其中八项原则。WWw.133229.cOM
2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与现状 1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
1978年后，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确立，使得传统集体经济组织基本瓦解，但由于农业本身的特性，农民不组织起来是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因此，中央根据日本等先进发达国家的经验，决定了走合作化的道路。以此为背景，我国农民开始走上了合作化之路，在演进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当前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两种模式。
（1）农村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之后，中央要求对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分设改革，建立乡村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同时，在相当于生产大队的的范围内设立村，成立村民委员会，在原生产队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村民小组。在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的层次上又设立了村、组的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来承担村组的行政和经济职能。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层次的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体系。
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源于人民公社体制，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替代，因此残存了一些人民公社体制的特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做为一个经济组织，不仅具有经济组织职能，还具有政权组织的职能。正是由于这一特征，我国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普遍存在产权模糊、组织目标不明确等问题。
（2）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之后，随便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我国已经开始出现大批专业化的农户，但是由于农民在流通领域里讨价还价的能力很弱，所以在市场经济中处于被动地位。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些农民联合起来共同参与市场竞争，逐步形成和发展成为现在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另一种模式即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相比农村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而言建立起了比较明晰的产权，但由于大多在政府、龙头企业或农村能人的推动下成立，并实际处于其的控制之下，仍然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 2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
虽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大力推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然而由于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合作化程度却很低。根据农业部门提供的数据，我国参加组织的农户仅占乡村农户总数的9.8%，不仅远远低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90%之上比率，也距巴西、智利等国80%的比率甚远，甚至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亚洲国家入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民也占30%-60%。
如何解决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问题？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她认为在没有彻底的私有化，没有完全的政府权力控制，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自主治理的方法来解决。这恰恰符合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政府、龙头企业或农村能人不能代表集体的利益，而只有农民自身才可以代表。自己的东西自己做主，自己的利益自己来把握，这样才能激发农民的热情，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因此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该走自主治理的道路。
3 中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自主治理方面的比较
目前国外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和以日本为代表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这两种模式。无论哪一种模式，都建立了良好的自主治理机制，这也是这些外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奥斯特罗姆在其的着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之中总结出了长期有效自主治理的八项基本原则。笔者将这八项基本原则概括为产权明晰、集体参与、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以及外部对组织权最低限度的认可四个方面。下面就从这四个方面来将我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国外的这些组织做一个比较。
（1）产权明晰。我国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本应为集体财产集体所有，但实际却是大多由少数人占有和支配，造成产权模糊不清。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由农民自愿入股组建起来，本应建立了明晰的产权机制，而实际情况却是由于许多地方政府强烈的推动发展的动机，主张主要农民愿意加入就可加入，造成很多合作组织成员在加入时无须缴纳股金，这样产权就模糊不清。与此相比，美国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是严格由成员投资入股成立，因而产权非常明确。而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则是由农民建立的带有半垄断色彩的庞大组织体系，不仅包括基层和县级组织，还有全国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日本农业协同组合产权归全体成员所有，也非常明晰。
（2）集体参与。这里指的集体参与是指组织的成员都可以参与组织章程、规则等重大事项的制定和修改。我国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与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融为一体，具有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最基层组织机构的性质，农民自然无法参与制定和修改各项规则。我国的一些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由财政部支持的）已经建立了一人一票的表决机制，但大多的合作组织农民并未真正享有表决权，一般成员基本随大流。有些直接由管理层决定，还有的实行一股一票制，这样股份占大头的龙头企业或农村能人就能通过这样控制合作组织。美国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规定任何社员都有一票表决权，只有少数合作组织规定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安排一些额外票，但为了防止有些人利用额外票谋取私利，法律还对此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则是通过全体成员参加的组织员大会来行使组织员自己的权利，决定农协的各项方针和重大事项。
（3）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我国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由于是小数人占有和支配集体财产，农民的投票权行使起来比较困难，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者可以随意处置集体财产，管理也不科学。我国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多成立理事会做为合作组织的决策中心，但理事会成员受到政府、龙头企业或农村能人的影响较大，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民主决策机制，也无法对合作组织的经营管理进行有效监督。而美国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和平等合作，合作组织成员从普通的农场主到董事长，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董事会聘请专门的公司经理来管理组织的日常事务。而董事会是组织的管理机构，由组织成员民主选举产生，使之代表全体成员的利益。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有理事会和监事会来对组织进行管理和监督，理事长的权力是由全体成员参加的组合员大会赋予的，而监事会成员则是有全体成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来产生，这样就保证了合作组织可以代表全体成员的利益，组织的各项活动也受到了监事会的有效监督。
（4）外部对组织权最低限度的认可。这是指组织成员自己设计制度的权力不受外部政府权威的挑战。我国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同与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融为一体，自然受到政府部门的制约。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虽然是独立的组织，但不管是其成立，还是建立之后的管理和经营，都与地方政府脱不了关系，自主性大打折扣。美国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的规章制度则是由全体成员民主协商完成，并且美国国会于1922年就已将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从谢尔曼托拉斯法中豁免出来。而日本政府则是通过对农业协同组合大量的支持和帮助来保证自己农业政策的贯彻和执行，农协的制度安排是由全体成员参加的组织员大会来制定。
4 初步的政策建议
为何我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难以形成有效的自主治理机制？笔者认为原因主要在于政府过多的干预。我国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土地等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因此政府干预甚至直接管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从理论上来说是合适的。然而，正是政府的过多干预，造成了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效率低下，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经济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应的管理体制也应该随之而改变。只有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真正农民自主治理的机制，我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才能顺利发展下去。我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来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1）首先必须要保证农民的自主治理权力。对于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应从与村委会、党支部等基层党和政府组织混合的状态中脱离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组织，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应变管理为服务，将管理权交给农民。而对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大力宣传和贯彻《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该法突出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和农民对合作组织的民主管理，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经济地位。同时，地方政府不应再根据自身意愿来干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并对龙头企业或农村能人控制合作组织进行严厉的制止。
（2）其次是提升农民自主治理意愿。保障了农民的自主治理权力，合作经济组织要想发展，还应有农民的自觉参与。目前我国的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民成员自主治理意愿都很低，主要是因为自身主体地位得不到保证和没有形成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我国政府应引导合作经济组织形成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将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结合，分配时向农民倾斜。
（3）另外还应提高农民自主治理的能力。无论是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还是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想持续顺利发展下去，组织成员应有一定的自主治理能力。而目前我国农村现有劳动力的素质普遍比较低，因此政府应加强对现有农村劳动力的教育与培训，开展一些专门针对合作组织成员的短期培训。同时在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相应的研究活动，对农民的自主治理提供理论支持。
（4）同时政府还要加大扶持力度。第一要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每年应拿出一定的资金来支持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同时给与合作经济组织一定的税收优惠，减轻其的负担。第二是加强金融支持。我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普遍存在资金不足的困难，各级金融机构应放宽对其的贷款限度，同时培育小额贷款组织，规范和引导民间借款。第三，地方政府应积极帮助解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经营管理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并加大技术支持力度。
［1］郭翔宇．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社区治理的特性范文第5篇
一
社区矫正在不同语境可以有不同的表述，但是如果将它作为一个制度性概念，尤其是论者想要借此活化整个司法预防的运作就必须有标志性确认。我个人认为，社区矫正不等同于行刑社会化，“矫正”本身也只表达了该制度的核心内容而非全部特征。社区矫正是与场所性处遇相对的概念，它是指在社会环境下，由国家有关部门联合社区组织与社会志愿人员，对符合条件的犯罪人或有犯罪危险的人进行行为矫治、生活扶助的活动。
1．沿着司法预防圈由外向内划定社区矫正范围
根据犯罪学的通说，所谓司法预防包括对犯罪人的刑事处置和对有犯罪危险的人的特殊行政处置。由于剥夺自由刑处于我国刑罚运作的绝对中心地位，特殊行政法在刑法又构筑了劳动教养、强制戒毒、收容教育等预防犯罪的措施，因此，由司法机关组织的犯罪预防方式大多在场所内完成，具有封闭特征。关键在于，尽管监禁刑执行直接导致了犯罪恶习的交叉或深度传染，受刑人存在重返社会的困难，行刑机关仍会为实现报应犯罪而视其为一种必要的代价，这表明社区矫正措施对在押罪犯的行刑而言至多起到补充作用，它的真正有所作为应当是增加限制自由刑刑种的适用和改善缓刑督导制度。另一方面，从理论上看，既然剥夺自由刑所固有的弊端同样存在于其他场所性处置之中，除必要的封闭性强制治疗须与社会康复方式结合外，其他劳动教养（包括收容教养）、收容教育甚至工读教育的对象似乎更适宜于采用各种社区矫正的方法。①
客观地说，在现行刑事法或特殊行政法机制中，那些与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和非监禁化改革思路相关的制度尝试大抵可归人社区矫正措施。即社区矫正的对象包括：(1）假释或监外执行的罪犯；(2）被判处管制或缓刑的罪犯；(3）暂缓不人；(4）除毒瘾强戒对象以外的受教养人。
2．根据司法预防需要，澄清“矫正”之意
“矫正”字义与强制改造相通，但是目前国内社区矫正的试点做法实际超出了这一特定范围，据各地经验，除对受处置人采取行为督导外，限时强制公益性劳动、生活扶助等都是其重要的制度内容，其中强制公益性劳动主要具有社会补偿的意义，生活扶助则具有救助、扶持的性质，这本身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社区矫正既然可以针对不同的对象，它必然被划分为行刑方式、刑的附随处分和其他保安处分等不同种类，因此，用一套固有做法应对不同情况是不合适的。对此我们不妨从国外学者有关社会处遇制度的理论归类人手，说明细化和突出各种方式特点的必要性。日本学者把社会内处遇分为假释、保护观察、改造应急保护、社区服务命令和损害赔偿命令等具体方式。②其中，改造应急保护是针对因无生活来源急需救助的出狱人、免予处罚人、缓刑人、不人予以场所庇护和实施必要的教育、训练、医疗的一时性保护和继续性保护；假释借用的是保护观察手段，但具有执行刑罚的心理强制特性；保护观察除作为假释缓刑督导的方法外，本身可以针对符合条件的犯罪人或违法少年作为终局性处分；社区服务令通过无偿劳动替代自由刑执行；损害赔偿令作为缓期宣告、缓刑或假释的条件命令犯罪人向被害人赔偿损失。以上多数做法可以交叉适用，但有的做法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比如保护观察是最普遍的做法，强制无偿劳动则只能针对16岁以上受刑人。
目前国内社区矫正的试点中，责令被矫治人参加公益性劳动似乎较为普遍，其用意可能是：无偿劳动可以替代监禁成为新的行刑方式；社区通过劳动时限可以有效控制特定对象的活动；通过公益劳动，行为人可以对社会做出一定程度的补偿；通过公益劳动，矫治对象可以增强自身的社会连带意识和责任意识等等。问题在于：(1）社区矫治的对象不限于受刑人，至少对缓刑罪犯附加强制公益劳动的必要性有待论证。无偿劳动既有公益性补偿作用也有一定的惩罚性质，它用以一种对被判处管制刑或者监外执行罪犯的执行方式不存在多少争议，但缓刑是一种非刑罚性处置方式，它与管制刑执行的质的区别似乎不能采用无偿劳动的时限差别予以体现。(2）即使针对受刑人，一律责令公益性劳动也未必合适。目前已经有人从现行刑法规定的角度对强制假释罪犯进行公益劳动的做法提出了置疑。③而从理论上看，假释虽是监禁刑的变更执行方式，附条件的提前释放却有着与其他执行方式不同的涵义：附条件指受刑人通过自己的守法行为顺利重返社会，提前释放意味着假释人处于基本正常的社会生活状态，鉴于假释人须致力于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增加其强制劳动的惩罚内容可能过多干预假释人的再社会化进程，因此，对假释罪犯的行为督导理应采取更加有效的方式。
此外，在处理有直接被害人的严重违法或犯罪案件时，以被矫治人对被害人做出损害赔偿为条件启动缓刑、相对不制度或替代场所性教养，并予以必要的行为督导和生活扶助，对于修复犯罪侵害和缓和社会紧张关系来说，有着比强制公益劳动直接积极的社会效果，它同时能够体现法律对个人权利的优位保护。至于采取金钱赔偿还是劳动赔偿方式，确定什么样的赔偿力度，可以根据不同的损害程度、对象特点与可能条件具体择定。比如针对严重违法或犯罪的未成年人，选用劳务方式对被害人做出一定程度的补偿可能会收到较好效果。在这个意义上看，通过社会提供有偿劳动实现行为人对被害人的赔偿，是值得做出制度尝试的。所以，社区矫正制度的基本特征应是行为督导、生活扶助，强制无偿劳动和对被害人的损害赔偿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对象。
二
无论在哪个国家，社区矫正法律机制都是公法机制中最具综合特性的部分，它集中了国家、社会与个人共同抗制犯罪的资源和能量，但在貌似相同的运作方式背后有着不同的支配力。如果社区发育较为成熟，来自民间的主导作用足以让政府充当扶助角色，如果社区矫正活动尚须依赖政府推进，规范国家管理部门和司法机构行为，促使其有效分工合作，就成了启动权力机制良性运作的关键环节。
1．国家司法行政系统承担社区矫正管理的主体部分
在我国，由国家司法行政系统承担社区矫正管理的主体部分既有现实起点也有历史根据。社区矫正所以能够有计划地在较大范围试点推行，直接得益于国家司法行政部门有关建议对宏观决策思维的积极影响。社区矫正的合理性原本不存在理论疑点，刑事法学者对行刑社会化和社会综合治理的价值论证程度甚至让人已有陈词滥调的感觉，但即使如此，社区矫治仍然很难成规模地进人操作层面，相反刑事政策对犯罪处理的态度存在某种程度的分裂，一方面“打防结合、以防为主”被明确为总体指导思想，另一方面，透过历次“严打”和专项犯罪的治理，我们所看到的是以打为防的具体思路。这对刑事法运作产生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只不过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中，传统重刑理念被包裹上一层西方报应主义的外衣，所谓法律公正异化为这样的结果：定罪量刑始终是刑事法运作的重心，行刑制度越来越走向封闭、僵化。对于决策者和大多数国家管理部门来说，通过一次性定罪量刑表达他们对犯罪的否定立场明显比建立再犯罪预防机制要简单得多，尽管他们也知道社会综合治理才是长久对策，但对其社会预防犯罪的起步条件、具体组织过程、成本投入量和收益期等等心中无底，国家司法行政管理系统主要承担剥夺自由刑执行和劳动教养、收容教养执行等具体职能，其对司法预防效益和再犯罪抑制的关注程度要大于其他部门。近年来，监狱系统为加快监狱文明化和行刑开放化进程致力于推行罪犯分类制度，却始终没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原因在于制度尝试缺乏必要的外部条件；劳教管理部门完善执行制度的种种努力也因其前期运作的不合理而无力扭转颓势；更严重的是“严打”所造成收容场所的拥挤现象，已使得整个执行系统处于超负荷、低效益运作状态。因此，司法行政部门对推行社区矫正的必要性论证和提出可行性方案，既是争取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又符合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
自2002年初以来，上海、北京等地先后进行了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从试点地区的矫正管理体制看，由政法委牵头，公、检、法、司部门联手协作，重在解决矫正对象的选择和协作分工；常设办事机构设置在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后者具体负责组织矫正工作和落实矫正责任。④
2．落实公、检、法等部门的职能联动
按往常做法，采取综合管理机制展开司法活动能够产生运动式效果却很难形成制度。远一点说，劳教审批委员会在名义上是一个综合机构，实质由公安部门代行职责，近一点说，这些年来社会综合治理措施很难落实到位，多少也要归咎于“综合治理、谁也不理。”照此看来，如果由政法委牵头，公检法司部门联合办公的做法，最终变成司法行政部门的一家之事，尾巴支配一切的结果就不言自明了。因此，在法律有待完善之时，宏观协调机构如何利用政策杠杆有效整合现有的司法资源，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首先，公安司法部门都负有刑罚和其他强制人身罚的执行职能，依照现行法律规定，司法部门主要负责场所内的矫正，公安机关负责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和所外执行劳教人员的监督管理活动。司法行政部门由场所执行向外延伸，必然与公安机关的执法职能发生交叉，这在公安部门治安任务极为繁重、警力不足的情况下，双方配合可能会大于磨擦，但是社区矫治毕竟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意味着责任的加重。随着社区矫正中种种困难的出现，责任不明就可能导致双方的推诱，从而影响社区矫正的后续性发展。
其二，刑事审判机关的先行活动是带活整个刑罚执行制度的关键，法院对再犯罪预后的关注程度越高，行刑方式就越灵活。比如法院对缓刑、管制刑的适度适用，根据需要相应降低减刑适用率，对临近出狱的罪犯普遍适用假释做法，都将把更多的罪犯放在社会环境下服刑，这是实现社区矫正制度化进程的前提条件，而换个角度看，审判机关的重刑立场如不改变，缺乏积极介人行刑活动的意识，行刑社会化的最大障碍可能会来自司法机制本身。⑤其三，从执法便利角度看，检察机关在决定启用暂缓制度后，可由主诉官负责考察特定对象的行为表现。目前河北、南京已有两起暂缓不案件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它们采取社区矫治方式虽不很成熟，有些经验还是值得推广的。此外，检察机关如何在法律监督环节，支持社区矫治制度的发展，也关系到法律完善与机制成熟的有效磨合。
总之，社区矫正是在现行司法机制中配置的新功能系统，它超出了任何一个司法机关的能力范围，宏观协调部门介人具体实务活动，至少目前可以解决现实问题。
3．利用和保护民间力量参与社区矫正
在我国，居委会和村委会既有群众自治特征，又有“准国家管理”性质，它们无疑是社区矫正依靠的力量。此外，有组织的纯民间力量进人社区矫正程度目前只是象征性的参与，其自发因素较少。社会慈善组织把更多精心和有限资源放在希望工程和各种社会救助上是可以理解的，况且它本身还有维系生存的需要。但与政府单方行为相比，社会慈善力量积极介人矫正，对被矫正人产生的感召力更大，对中国传统罪孽观念的冲击更大，因而更能唤起民众的连带责任意识。从国外行刑历史与现状看，如果没有早期圣公会教友会的积极支持和监督，美国近代的监狱改革实践无从谈起，如果没有数量可观的社区志愿人员的倾力支撑，西欧各国的社区矫正不会如此深刻的影响到整个行刑格局的变化。纯民间力量如果能与群众基层自治组织共同介人社区矫正似有更便利条件，这一共同体应具有两方面的法律作用：第一，有权监督政府行为；第二，能够落实矫正措施。这显然需要打破整个司法预防的神秘和专属色彩，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转变执法观念。当然，我国社会民间力量自发矫正违法犯罪人行为，存在另一些方式。家庭甚至家族对被矫正人的规导作用较大，学校次之。它们是社会志愿人员的重要来源。这些力量也应以同样方式进人以上共同体。
三
目前社区矫正的难点在于本身制度化程度不高，矫正方法有待逐步完善；由于社区条件有限，对被矫正人的行为督导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而公众对矫正个案的失败缺乏必要的容忍度也会影响社区矫正的持久推进。因此，社区矫正制度化须注意以下问题。
1．完善观护手段，落实行为督导
目前关于强制无偿劳动的时限与具体组织方式，各地已有了一些制度方案，公安部《假释、缓刑、管制、监外执行罪犯的管理条例》为其行为督导提供了具体法律依据。但社区矫正包括行刑社会化和教养社会化，它的原意是通过社会化处遇让不同对象顺利回归社会、减少犯罪，如果矫正方式用之不当，潜性扩大行刑范围就会与这一取向相背。比如强制公益性劳动有公开示辱的特性，它的适用面应当受到严格限制，而且即使是对受刑人来说，直接在本社区从事无偿劳动可能影响其融人社区，一般情况下隔区安排无偿劳动会更好一些。这一点已有成功范例，2001年5月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曾对一桩暂缓的案件适用了社会服务令，犯罪人被责令在另一社区从事规定时限的无偿劳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里，我个人虽对本案适用社会服务令的合理性存有异议，但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值得借鉴的。
另外，社区观护有更深的寓意。日本学者认为“保护观察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让少年回到社会环境里生活，在周围市民的协助下，给他们以顺利适应社会生活的必要援助、指导，监督他们不再重犯。保护观察的实施者与接受者之间，会产生一种相互信赖的感情纽带，使少年能战胜外部的诱惑。”⑥可见，社区观护制度应当看重的是培养行为人的自律意识，督导者更多是扮演观察的角色，只在必要时予以行为指点和生活扶助。因此，如何把握行为督导与权利保护的分寸，如何既与被矫正人保持适度距离又不致让督导者懈怠职责，是一个有待继续解答的制度性问题。
2．更客观地建立社区矫正的评估指标，坚持矫正社区化方向
在社会面临犯罪的严峻形势时，社区矫正的制度化将是一个极度艰难的过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社区矫正既是利用社会力量优化预防犯罪效益，又得通过法律示范引导公众行为。一般来说，社会舆论与公众在总体上能够形成综合治理犯罪的理性看法，但涉及具体案件的社会化处置，其对犯罪的恐惧心理会冲淡理性，他们转而支持重刑政策，对社区矫正制度的回应要么冷漠，要么反对。尤其是在社区矫正的具体个案处理上，公众不能容忍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失败。因此，对于社区矫正的评估须有更切实可行的标准，至少应当给予这一新兴事业生长的有利环境。
其实，对制度创新的压力不只是来自公众。即使在法学学者内部，有关法律公正与效益的理解仍然存在分歧，一些学者偏重于法律程序技术的立场致使他们对制度创新的审视要多于支持。南京对某犯罪人实行暂缓不案件引起极大争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检察官本着犯罪人社会化需要而启用的相对不制度，被“上纲上线”：检察官造法、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背，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难保社区矫正的推进过程中不出现类似情况，“唯轻刑是论”可能就是一顶现成的帽子。其实，既然现行法律给予检察官相对不的自由裁量权，现行法律确认缓刑、假释、管制刑等开放化处置的存在，就已经表明刑事法价值的多元取向。关键在于司法部门与社会志愿人员对社区矫正制度化付出长久不懈的艰苦努力。
当然即使这样，社区矫正中出现失败个例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各试点地区确立的社区矫正指标应具有合理性。
注释:
①在大多数国家，涉及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限于对精神病人和酒精、麻醉品中毒者的治疗，与之相关的是社区康复的概念。因此，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主要是犯罪人或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而有犯罪危险的不具刑事责任主体资格的未成年人。我国刑法的制度教养具有“准刑罚”和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性，至少在客观效果上它与现行刑法的犯罪评价存在冲突，与人权保障的法治理念相距甚远。因此，把社区矫正的对象限制于犯罪人，这一制度弊端只会日趋明显。反之，借社区矫正方式改善刑事执行和淡化制度教养，能够启动整个司法预防制度的良性运作。
②[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M]．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258一292。
③天津司法局政研室，实行罪犯社区矫正的可行性研究［J]．中国监狱2003,(3)。
④阂征．上海市社区矫治的做法［J]．中国监狱学刊，20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