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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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对象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互联网革命引发的社会研究方法革命和社会治理思维变革
社会解释与社会治理实践是社会治理的两个密不可分的重要方面。正确的社会解释是有效社会治理的必要条件和理论基础，而社会治理则是社会解释所产生的现实成果。社会解释的任务需要通过社会研究来完成，它的使命是发现和认识社会运行的本质与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以往社会治理的经验与教训，为当下的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与最佳的方法及路径选择。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与对自然界和物质世界的研究相比，我们人类对自身行为与社会运行规律的研究，总体上说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型系统，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系统都更加复杂和迷离，其规律也难以完全为社会所知晓和掌握。
同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它受到一定社会主导性思维方式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影响。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再到当代的所谓信息社会或大数据社会，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不断更新和发展，研究范式不断更新，研究技术手段不断进步。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大数据时代与以往最大区别在于，人类社会被计算机和互联网纳入到了一个具有无限空间和行为可能性的体系之中，任何人离开这个体系都将无法生存。处于这个体系中的人与组织，最重要的生存和发展技能是信息处理能力。对此，人类社会已经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共识，这就是“社会的信息处理范式”（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radigm of society）。在已经形成“信息处理社会范式”的大数据时代，社会科学研究最有效、最符合时代要求的范式只能是“社会科学的计算范式”（computational paradigm of social science）。于是，计算社会科学（computional socail science）与计算社会学（computional sociology）应运而生。
2014年8月，美国社会学界举办了“新计算社会学研讨会（New computational sociology conference）”，与会者来自哈佛、MIT、斯坦福等名校。这次学术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跨学科的学术研讨，既有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专家，也有来自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学者，谷歌（Google）和脸书（Facebook）的技术专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新计算社会学”在社会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行了全面创新，除了大数据的获取与分析之外，还在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融合、互联网社会实验、计算机社会模拟、新型社会计算工具的研发等方面展开探索。
“新计算社会学”试图创造性地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所提供的新方法、新技术、新工具，克服既有社会学研究的局限，以达到对人类行为与社会运行规律的真实认知与科学解释。
大数据带来的不仅仅是研究方法的革命，更是对社会治理思维的冲击，就如我们不能把数学仅仅看成一个计算工具，而应认识到它是一种思维方式―通过把握事物的量的关系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联系；同样，我们不能仅仅把互联网和大数据看作是一个新工具，仅仅是对传统研究方法和测量方法的突破，而更应该意识到它将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新的思维方法。
让数据成为知识
尽管互联网与大数据的作用如此之大，但使其真正发挥效力却绝非易事。大数据真正“落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数据准备；二是“硬实力”，即计算能力强大的服务器集群；三是“软实力”，即先进、高效的大数据处理技术。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已经生成了海量数据，并且还在加速增长之中，数据准备已经不是问题。我国政府正积极推动云计算平台的建设，许多企业正在就此展开战略布局，云计算技术可以充分调动互联网上的计算机资源，使普通用户能够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获得强大的计算能力，对于用户来说，分析、处理大数据的计算机资源已经初步具备，并且将越来越强大和完善，就目前情况而言，硬件资源的能力也已经不是问题。
大数据运用的短板是“软实力”，我们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数据的挖掘（Data mining）。互联网上生成的大数据是“自然数据”，它不会按照研究者的意愿而有序、有条理、有逻辑地排列。它是海量的、模糊的、随机的、有噪声的。要运用大数据，必须先使数据成为知识，否则这些数据就与一堆垃圾无异；对海量数据的处理自然不是人能够完成的，必须借助计算机高速、强大的运算能力，也就是借助于计算机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是通过分析，从海量数据中寻找其规律，设计适合的计算机算法，从而自动搜索隐藏于其中的有价值的、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是数据库知识发现（Knowledge-Discovery in Databases）中的一个步骤。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挖掘是最关键的工作。
由于问题不同，所需数据也就不同，而不同的数据有不同的种类和结构，必须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设计计算机算法。例如：互联网舆情挖掘，以微博、博客、论坛等为挖掘对象，主要是通过文本分析、自然语言理解等技术来搜集、分析数据；而在电子商务中，则以电商交易平台中的浏览、交易等行为踪迹为主要挖掘对象。前者是对某一政策的社会反应进行调查，后者是对人们的购物行为进行分析。
当前数据挖掘应用主要集中在电信、零售、银行、电力、医药等方面，虽然看似广泛，但实际上还远远没有普及。在社会研究和治理方面，需要挖掘的大多数都是非结构性数据，其难度很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一直在大力开发这类挖掘工具，我国的这项工作起步不久，亟待深入和提高。
政府机构、一般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用户大多不具备从大数据中发现知识的专业技能，要使大数据真正服务于社会，这是必须解决的难题。我们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否则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各种数据已经可以有偿或无偿地获取，大大小小的云计算平台已经星罗棋布，但是用户却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条件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目前的情况是：数据量在高速增长之中，云计算平台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而另外一个条件的准备却行动缓慢，即将成为发展的瓶颈。三者的发展已经不平衡，很可能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互联网对社会生态的改变和对社会治理模式的冲击
互联网使信息的传递彻底突破了空间限制，不仅传播信息的速度快，并且可传播信息量越来越大，传递的成本还越来越低廉，此外，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模式越来越表现出实时互动性的优势：传统的公众信息传播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很多是单向的，只能是一方向另一方传递信息，另一方被动接受，而互联网具有信息交互性。
由于互联网的这些特点和优势，它正在改变社会生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类社会从信息匮乏转变为信息爆炸；二是信息垄断正在被打破，互联网的存在使人为的信息封闭越来越困难，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不可能，三是人类社会的整体性正在加强，互联网把世界连成了一体，对任何一个局部来说，它与整体和其他局部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已经无法排除其他局部对自身的影响；四是“蚁聚效应”，互联网使普通人获得了更多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个人力量因“网民聚合”而增强。以往，单个普通人的言论和行为对社会的影响一般是微不足道的，现在却可能通过“网民聚合”发挥出过去不敢想象的力量；五是“蝶翅效应”，在互联网上，一件局部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成为公众事件，一则利用公众心理精心编造的谣言可能引发一轮汹涌的舆情；六是“众筹效应”，通过互联网，政府、社会组织甚至一个普通人都可能调动社会力量，获得社会的某种支持和帮助。
互联网对社会生态的改变，在很多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在政治领域，互联网和大数据正在改变传统的政治生态，“网络政治”已经显出雏形；互联网带来了公众监督力的提升，这对社会治理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公众监督能力如果得到充分发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分担政府自身监督的任务，克服自身监督的不足之处。同时，大数据可以使政府变得更有智慧，通过数据的分析，能够使政府有一双“慧眼”，准确地认识社会问题；利用互联网这一高速信息传播平台，可以使公共管理信息的、传播更为及时、高效；互联网的交互性也使政府能够快速获悉民众对政策的反应，民意、民情调查的准确性可以大大提高。政府利用互联网的“众筹效应”，可以集思广益，择善而从。
在经济领域，互联网和大数据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经济资源，并且催生出新的经济形态。从经济学的观点看：降低交易成本的行为将提升竞争力，亦即高交易成本的营销模式将被低交易成本的营销模式所取代，在过去的10年中，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发展印证了这一原理。互联网和大数据帮助企业更为科学、更为高效的分析市场、汇集资源、制定计划，改变原有的营销模式，其中尤为受到企业的重视的是预测市场需求和降低交易成本。
在教育领域，人们对“云课堂”已经不再陌生，“云上课题”更为充分地发挥了有限的教育资源的作用，并使适配式教育成为可能。
在医疗领域，从疾病预防、疫情监测到药品管理、医务监督，从医疗专家系统到线上预诊服务，互联网和大数据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且其应用面还在持续扩大。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不仅帮助我们降低医疗成本，提高医疗效率；并且还有望在治理医疗腐败、缓解医患纠纷这些棘手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大有作为。
当然，任何新生事物的到来，在带给人类美好的馈赠的同时，也会不同程度地带来麻烦。互联网和大数据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以前不可能具有的条件和能力，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传统的社会治理思维已经难以适应互联网带来的迅速而剧烈的变化，因此必须在很多方面及时作出调整。当前最迫在眉睫的主要有数据安全问题和网络污染问题。
一是数据安全。与互联网和大数据如影随形而至的是数据安全问题，一些数据（个人隐私数据、关系国家安全的数据等）如果被恶意利用，将会对社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严重的甚至会危及国家安全，这是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涂子沛在《大数据》一书中曾提及美国警察滥用个人隐私数据的真实事例：
密歇根州的一些警察，利用警务数据库“猎艳”：他们在街上邂逅漂亮的女性之后，就跟踪她们，记下她们的车牌号码，然后通过查询数据库，获得该女性的住址等个人信息，再人为制造进一步接触的机会。此外，还有警察利用数据库查询政治对手和上司的信息，对相关人员实施威胁。在2001年前后的5年间，涉嫌滥用警务数据库的警察共有90名之多。特拉华州还有政府官员将公民的个人信息泄露、出卖给赌博公司，帮助他们追债、开发新的顾客。
1995年，欧盟颁布《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个人保护以及此类数据自由流动的指令》，2014年，欧洲法院裁定普通用户的个人隐私拥有“被遗忘权”，要求谷歌公司按照当事人的要求删除涉及个人隐私的数据。
据刚刚出现的数据交易业称，我国数据的获取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法无禁止皆可为”的状态。虽然这有助于推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但其中潜藏着巨大的隐患。我们应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对数据获取和使用的权限应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制定、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尽早将数据获取和使用纳入正常、良性的运行轨道。
数据安全不仅关系到个人隐私、企业商业机密，还可能直接影响国家安全。一些看似寻常的数据，如果由专业人员进行汇集分析，可以获得一些极为重要的情报。因此，一些公司的“过度追踪行为”引起了各界高度关注。
2014年，我国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这表明我国政府深刻意识到互联网发展对国家、安全、发展利益提出的挑战，深刻意识到数据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已经把数据安全提升至了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
二是网络污染。由于互联网强大的传播能力，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信息污染，大量虚假信息泛滥成灾，治理、控制网络污染成为信息管理的新难题。
互联网上的言论是复杂多样的，既有民意的期盼，也有不负责任的流言；既有真知灼见，也有无稽之谈；既有对现实问题理性冷静的思考，也有非理性的情绪发泄。这些言论会不同程度地对公众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此外，某些境外势力把互联网作为谋求其文化霸权的工具，有组织、有策划地“引导舆论”，欺骗公众，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试图破坏我国的社会稳定。因此，互联网也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交锋的战场，我们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警觉，要充分认识、研究互联网舆论战场的规律，沉着应战。
面对互联网带来的这一挑战，政府方面应先准确辨别言论的性质和动机，然后根据具体的情况积极应对。各级官员应不断从互联网上倾听公众的声音，推动社会治理的进步，凡事先行一步，临变快速反应，避免在“倒逼”下被动应付。近些年来的一些网络事件表明，大多数严重后果是因反应不及时和应对失误所造成。
社会治理对象范文第2篇
关键词：雾霾；社会经济；影响；治理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6-96 -03
雾霾，顾名思义是雾和霾。因为空气质量的恶化，阴霾天气现象出现增多，危害加重。中国不少地区把阴霾天气现象并入雾，一起作为灾害性天气预警预报，统称为“雾霾天气”。
从2011年左右开始，美国大使馆持续播报PM2.5，这一行为引发了社会关注，加之政府终于承认了“雾霾”一词，雾霾成为被公众所重视的一种社会现象。2015年柴静的一部《穹顶之下》引发了社会对雾霾关注的热潮，引起全民对雾霾危害的思考。今年，由于两会期间的天气状况，雾霾再一次引起全民关注。
本文从雾霾的成因着手，讨论无锡雾霾现状及雾霾造成的影响，最终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一、雾霾的成因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收颗粒物PM这三项是雾霾的主要组成，前两者为气态污染物，最后一项颗粒物是加重雾霾天气污染的罪魁祸首。人为的环境污染是雾霾天气形成的主要原因，加上气温低、风力小等自然因素导致污染物不易扩散。
（一）自然因素
1.地理原因
无锡地处东部与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冷空气势力较弱，风力较小，大气层结构稳定，近地面空气相对湿度比较大，地面灰尘大，地面的人和车流使灰尘搅动起来。
2.气候因素
无锡地区稳定类大气条件出现频率多，易造成污染物在近地面层积累，从而导致雾霾天气多发。同时，无锡地区冬季天空晴朗少云，有利于夜间的辐射降温，使得近地面原本湿度比较高的空气饱和凝结形成雾，溶胶背景浓度高，有利于催生雾霾形成。
（二）人为因素
人为因素造成的污染是雾霾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防范和治理这些人为因素造成的污染是治理雾霾的重要解决措施。本文将从工业污染、机动车尾气以及产品油质量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其对雾霾的影响。
1.工业污染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发展、机动车辆猛增，污染物排放和悬浮物大量增加，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等污染物增加，直接导致了大气能见度降低。无锡市环保局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工业污染源排放二氧化硫7.887万吨，占排放总量的99.36%；排放氮氧化物2.999万吨，占排放总量的21.83%；排放烟（粉）尘9.749万吨，占烟（粉）尘总排放量的97.46%。数据表明，工业污染源排放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比重都较重，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粉）尘又是雾霾的主要组成，因此可以看出，工业污染是造成雾霾的重要原因。
2.机动车尾气
《2015年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显示，我国连续六年保持世界机动车产销第一大国地位。机动车污染造成了灰霾、光化学烟雾污染，是我国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机动车污染防治刻不容缓。
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使我国城市空气呈现出煤烟和机动车尾气复合污染的特点，群众健康受到直接影响。2014年，全国机动车排放污染物4547.3万吨，其中氮氧化物（NOx）627.8万吨，颗粒物（PM）57.4万吨，碳氢化合物（HC）428.4万吨，一氧化碳（CO）3433.7万吨。因而，机动车尾气是污染物总量的主要贡献者。
3.产品油质量低
以硫含量来看，我国成品油排放标准是京V标准硫含量要求低于10ppm，国Ⅳ标准硫含量要求低于50ppm，国Ⅲ标准要求低于150ppm。无锡地区硫含量要求按照国Ⅳ标准，但是美国、欧洲实施的成品油排放标准硫含量分别是低于30ppm、10ppm。这意味着，无锡油品的硫含量是美国的1.7倍、欧洲的5倍，油品硫含量较高，质量低。
二、无锡的空气质量情况
本文选取了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30日的无锡空气质量报告数据，并从AQI指数、空气质量级别、首要污染物三个方面分析无锡的空气质量情况。
（一）AQI指数
从图1中可以看出，AQI指数波动幅度较大。每年的第三季度空气质量明显较好，由于夏季温度较高，雨水频繁，空气流动性较好，空气无污染或污染情况较轻。与此相反，每年的第一季度空气质量较差，由于1月份冷空气强度较弱，且无明显雨雪天气过程，区域大气扩散条件极其不利，流动性较差，造成空气污染状况严重，从而引发了雾霾天气的产生。
（二）空气质量级别
根据中国环境保护部数据中心数据统计，无锡的空气质量总体来看还是较差的。从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30日这817天中，污染天数占了近四成，其中重度污染为3.06%，中度污染为7.47%，轻度污染为27.05%，良和优分别为56.55%、5.88%。这不仅造成雾霾天气的产生，还对经济、社会、人类健康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三）首要污染物
从对造成空气污染的首要污染物的统计来看，PM2.5是形成雾霾天气的主要污染物，占比55.71%。PM2.5不仅对空气质量造成很大的影响，还对能见度有重要的影响，危害人类的健康。因此，改善雾霾天气的首要条件就是减少PM2.5的产生。
三、雾霾对经济的影响
社会治理对象范文第3篇
我国在五千年的文化长河中，沉淀出了有着自己独特韵味的文化体系，国学大师张岱年（1990）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和以和为贵”。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义利之辨一直是经久不衰的治国之道，也是文人墨客的处世之道。前有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后有董仲舒“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王安石“以义理天下之财”。义利之辨作为儒家文化的精髓，在其长久地影响下，早已潜移默化地对国人形成的文化、道德、伦理等方面的深固影响。
纵观国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结果，较多的仍是从正式制度视角研究，集中在公司治理（郑济孝、高汉祥，2010）、社会责任披露制度（罗金明，2006）等方面。忽视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误区（周亚安，2001），义利之辨伴随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两千年，具有根深蒂固的观念性。如果不将义利之辨纳入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领域中，必然也是研究方面的一个缺憾。所以，本文试图从义利之辨角度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一、义利之辨与企业社会责任
自1924年，美国学者谢尔顿在其著作“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中提出“公司社会责任”的这一概念至今，国际上仍没有普遍认可的定义，企业伦理界与实践界对其形成较同一的认知，即企业不仅要对所有者与股东负责，还要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譬如，员工、环境、消费者等负责。近几十年，西方国家兴起了各种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如环境保护活动，消费者权益保护活动，这不仅是西方国家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成熟的象征，也是企业社会责任全民化的表现。反观我国，三鹿假奶粉事件，富士康跳楼事件，雾霾现象等事件层出不穷，可见，我国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与实践仍与西方具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一是来自起步的时间的差异，二是来自文化背景的不同。企业社会责任基于西方理论提出，被引入中国，具有显著的文化影响差异。如何将企业社会责任本土化是我国企业对社会责任积极研究回应的一项重点，需要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影响尤其本国文化的影响因素，实际上，作为我国文化精髓的义利之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义利之辨最早由孔子在《论语?里仁》中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义”看作君子追求的高尚伦理道德，把“利”看作小人追求的卑贱之物。孔子认为“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提倡追求正当之财，对于取得的不正当之财，最终也会在不正当的交易中失去。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更加推崇“义”，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甘愿为“义”放弃生命。后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以强调义利的辩证关系。义利之辨的作用在于告诫人们，即不能轻利重义也不能轻义重利，应当把义利统一起来，义利并重。
绝大部分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所以企业在定位上更倾向于一个有商业头脑的“经济人”，而企业社会责任所要求企业所承担的责任是倾向于一个有良知的“道德人”。企业做好企业社会责任即从单纯的“经纪人”转型为“具有道德的经纪人”。义利之辨强调利义并重，利为经济人所追求，义为道德人所推崇，经济与道德并行，正符合义利之辨的寓意。由此，义利之辨是可以很大影响上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二、义利之辨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作用机理
（一）义利之辨会制约企业的价值目标选择
孔子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在于人具有道德理性，在于人对仁义道德的追求。卡罗尔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可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四个层级。道德责任与慈善责任在很大程度是基于非正式制度的要求。义利之辨将道德约束加至经济利益中，使经济人在追求经济利益时，更多的注意到其延伸出的其他利益。苹果企业在目标定位时将顾客的体验放在第一位，使苹果在世界拥有庞大的“果粉群”。以一个道德人的角度去看经济目标时，更多注意到的并不是短期利益，而是长期效益以及强大的延伸效益。微软前CEO盖茨在辞去职位后一心扑向公益事业，看是与微软无关，却在公众的抬高了对微软的好感度。李嘉诚说自己有两个事业，一个是拼命挣钱的事业，另一个是不断花钱的事业，这个不断花钱的事业就是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慈善等活动。李嘉诚奉行的就是“义利统一”，追求“利”的同时保全“义”，这一价值目标的选择会伴随其企业的发展，成长，壮大。
（二）义利之辨会制约企业的行为选择方式
企业在交易中会选择何种方式，与企业的价值目标选择密切相关，也与道德指导有关。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选择何种方式与对手竞争，与伙伴合作，与自然共处，这都是一个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以义利之辨为道德指导的企业家会抱着“合能赢大”的思想，不会进行恶意竞争。在每年的双十一网购活动中，京东与国美每每都要相互恶意压低价格，打所谓的“价格战”，对企业的声誉影响极其恶劣。儒家文化把“义“看作君子追求的高尚伦理道德，把”利“看作小人追求的卑贱之物。孔子认为“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提倡追求正当之财，对于取得的不正当之财，最终也会在不正当的交易中失去。以义利之辨为道德指导的企业家在面对与环境相关的产业时，会兼顾环境的保护，以破坏环境所的来之“利”是“不义”的，终将还是会失去。
（三）义利之辨会制约企业的后续行为选择
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有时为短期挽回企业形象或追求短期的营销效果，会采用作秀的方式为企业加分。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持久的工程，应当与企业共存，义利之辨便是内在的动力所在。义利之辨，实为义利同重，不要因企业营利而放弃对“义”的持续追求。追求短期利益的企业仍将“利”置于第一位，将“义”看做一种工具，殊不知义利同重，图一时之利只会放弃长期的发展。遵循义利之辨为指导思想的企业会本着长远发展的目光，从企业根本上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实现企业自身价值。
社会治理对象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社会支持 大学生 心理健康
关于社会支持尚无统一的定义。一般认为,社会支持对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护,即对应激起缓冲作用,另一方面对维持一般的良好情绪体验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支持从性质上可分为两类[1],一类为客观的、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这类支持独立于个体的感受,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另一类是主观的、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是指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对这两类支持的重要性,一般认为感受到的支持比客观支持更有意义,因为虽然感受到的支持并不是客观现实,但“被感知到的现实却是心理的现实,而正是心理的现实作为实际的(中介)变量影响人的行为和发展”。[2]人的应对方式和精神症状之间存在选择性相关,总体评价是寻求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目前其主要压力源排在首位的是就业压力。而就业对于当前处于人生转折期的大学生来说,是关系到其前途与命运的重大事件,造成其心理波动十分显著,很容易导致各种不良的应激反应,对他们身心健康的形成有不良影响。本文就社会支持程度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进行调查分析,以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这对做好大学生就业工作,维护和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构建和谐社会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取样法,选取某高校968名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团体测试,由心理学专业人员担任主试,量表当场发放,当场收回。在对全部问卷质量审核的基础上,剔除无效问卷68份,收回有效问卷900份,有效调查率是92.98%。在所调查的大学生中,按生源分高职艺术生270人,高职文科生170人,高职理科生230人,高职职高生230人。其中男生456人,占50.67%;女生444人,占49.33%;城市287人,占31.89%,农村613人,占68.11%。
2.方法
(1)依据肖水源设计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3],结合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社会支持的情况,编订了社会支持问卷。社会支持问卷分为: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主观支持主要指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感受到的被支持、被理解、受尊重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包括9项(Cronbachα=0.876)。客观支持是指客观的、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包括9项(Cronbachα=0.867)。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是指大学生对社会资源的主动寻求与利用,包括9项(Cronbachα=0.856)。社会支持问卷27个项目,全部采用5级评分“非常不符合”为1分,“非常符合”为5分,内部一致性度Cronbachα=0.886。(2)采用汪向东修订的症状自评量表(SCL-90)[4]。该量表共90个条目,包括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及精神病性9个因子。采用5级评分制(1分=无、2分=轻度、3分=中度、4分=偏重、5分=严重,以≥2分为阳性,≥3分为中度以上需要帮助的心理问题)。(3)采用陈仲庚等翻译修订的艾森克人格问卷(EPQ-R5C)[5]。该问卷包括4个分量表,E量表测量内外向维度;N量表测量神经质维度,也称情绪性;P量表测量精神质维度;L量表主要测量被试的掩饰性。
3.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二、结果
1.大学生社会支持程度的比较
分析显示,男生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明显低于女生,P
表1不同专业学生在社会支持评分(-x±s)
2.大学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
大学生社会支持与SCL-90相关系数均为负值。除利用度与敌对和恐怖两因子无显著相关性外,社会支持的各维度与SCL-的其他各因子均呈显著负相关(表2)。
表2 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n=900)
3.大学生社会支持与人格特征的关系
EPQ人格维度中,除L维度(掩饰性)外,P维度(精神质)、E维度(内外向)和N维度(情绪情)与社会支持4项指标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其中E维度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而P和N维度与社会支持各项指标则呈显著负相关(表3)。
表3 社会支持与人格特征的相关分析(n=900)
三、讨论
自1999年起,我国连续扩大招生规模,全国高校招生数从扩招前1998年的108万人,一路飙升到2008年的600万。经过10年扩招,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扩招前的8%迅速达到23%,扩招累计招生约为4010万,占改革开放30年以来招生总数的75%,实现了由精英教育阶段到大众化教育阶段的跨越。目前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总规模超过2700万,实现了高等教育总规模位列世界第一的业绩。然而尽管我们是世界高等教育大国,但远不是高等教育强国,伴随扩招而来的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剧增,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付出高昂学费获得大学毕业生身份之后,找不到理想工作,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对自己读大学是否值得产生了怀疑。同样的问题也上移至硕士生和博士生。与此同时,毕业生就业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长期累积的困难和问题,结构性矛盾突出;一些地方和高校对就业工作的重视不够,工作不到位,机制不健全;一些地方限制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性、体制还没有完全破除,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本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目前我国缺乏有效的大学生社会支持系统,在就业过程中大学生会遇到种种不公与就业歧视,而他们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改变处境。加之部分大学生本身在身心素质上的脆弱性,使得他们适应社会的心理压力高于一般社会群体,造成了部分人在心理上的高敏感性,使他们觉得自己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或者感到自己被社会所抛弃。他们有比较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和较为强烈的受挫情绪,在社会生活中缺乏社会支持感,而“具有较低社会支持感的人对他人的评估比较消极;对自己本身,则产生人际交往无能、焦虑及社会排拒感”[6],在心理上容易产生不满、苦闷、焦虑、急躁情绪,难以自我调适,在心理上具有高度敏感性。不同专业大学生在社会支持水平上的差异,可能是专业特色的反映。在性别方面,女生表现出在支持利用度上的优势,可能与性别角色、传统观念和社会期望有关。在研究中发现,在社会支持方面,女生对社会支持的寻求显著高于男生,遇到就业压力时的应对方式也不同。男生越来越集中注意力或变得孤立、沉默,对提升感觉的需求与女生不同,男生借助解决问题来让自己感到减轻就业压力;而女生比男生更倾向于主动寻求和利用各种途径的支持,并借助谈论来使自己感到减轻就业压力,多喜欢向自己亲密或信任的人倾诉,寻求情感支持,需要理解和关爱,也许对方不能解决她的压力,但只要能够用心去听,她们就会产生满足感。而且她们在谈论压力时往往谈论就业的详细经过,任何一个细节都会记起并愿意说出来,这样她们会感到自身的压力得到极大地舒解,而往往这时,男生就会觉得不耐烦,就会急于出主意想办法,女生当然也需要解决问题,但谈论就业压力的过程会让她们感到心情变好。因此,在提供社会支持时,要注意针对男女生的不同心理,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生就业心理指导工作。高年级学生的社会交往更为广泛,这使得他们从社会关系网中获得的客观支持更多。但由于独立意识和自立能力的逐渐增强,他们往往更愿意依靠自己,而容易拒绝他人提供的帮助,这可能是造成他们高客观支持度和低利用度的原因。农村学生的高主观支持得分,表明他们对获得的社会支持有着更多的积极情感体验和更高的满意度。研究证明,学生获得支持越少,其心理健康问题越多,反之则相反。社会支持一方面为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护,即对应激起缓冲作用,另一方面对维持一般的良好情绪体验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支持的这种心理保健功能已得到公认。个性外向的学生较易获得社会支持,并且对支持有良好的情感体验,能获得较好的满意度和利用度;而具有精神质和情绪不稳定倾向的学生则社会支持不良。
随着全球金融海啸的爆发和我国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大学生就业难累积的问题日益凸显,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产生难以估量的冲击,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并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能否有效地解决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支持问题,不仅关系大学生的身心健康,而且事关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长期高效有序的发展。因此,只有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大学生社会支持网络,从政策和制度上解决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才能维护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促进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Kessler R C.The Effects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on Depress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7: 48:191-211.
[2]Lazarus R S. From Psychological to the Emotions: A History of Changing Outlook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1993,44:2-19.
[3]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114.
[4]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等.心理卫生评定量表[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27-129.
社会治理对象范文第5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 薪酬制度 社会福利
一、我国商业银行薪酬现状分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2011年研究报告指出，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由上世纪80年代的1.6、1.8倍扩大到4.2倍，而且这一差距仍在拉大。纵观2011年16家上市银行半年报数据发现，薪酬排名最低的农业银行，职工半年人均工资收入超过了5万元；排名最高的民生银行，人均收入高达19万元（高管薪酬均计算在内）。同时，上述16家银行中，大多数银行职工薪酬呈上涨态势，其中华夏银行、招商银行涨幅分别超过了50%、30%。而同时期的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仅为17345元。
商业银行凭借垄断优势能够轻易获得超额利润，拥有丰厚的资金来提高本行业职工的工资福利水平。但是商业银行的高薪来源于其超过生产制造等行业的利润，而商业银行的超额利润也已经挤占了生产制造行业的利润空间，这对于社会而言无疑是高额交易成本的体现，对社会福利也造成了损失。而且，商业银行的高薪酬已经引起了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滋生。
二、商业银行薪酬制度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分析
第一，高管薪酬水平过高，员工薪酬水平相对较低，但带有短期激励性质的奖金和绩效薪酬较高。且高管与员工间的差距正逐渐拉大。从历年数据中可以看出，商业银行的薪酬水平呈逐年递增的态势，而且已经出现了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现象，如果放任这种收入差距无限扩大，将对社会福利产生不良的影响。
第二，对员工业绩考核指标和方式简单而落后。这就可能造成银行从业人员为了追求业务量或者市场份额而做出有道德风险的行为，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前车之鉴。银行从业人员的行为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客户的切身利益，而且银行的行业特殊性使银行与社会上各行各业都有紧密的联系，一旦银行从业人员为了追求短期激励而做出盲目的行为，整个市场很可能都会受到影响，这时社会福利就会遭受极大的损失。
第三，薪酬披露透明度低。目前，我国非上市商业银行的高管薪酬信息基本上都是保密的，这显然不利于投资者和公众对商业银行高管人员的薪酬水平与业绩情况等进行有效的监督。从社会福利视角看，商业银行的垄断市场势力会带来三方面的负面效应，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和收入再分配效应导致配置无效率、无动力削减成本战略所导致的生产无效率以及为了维持垄断地位而付出的浪费性支出或寻租行为。
第四，成本过高，我国商业银行现行的管理层主要实行党委审查和行政任免制，董事会和行长的管理层可以由政府直接委派，而政府无需为商业银行管理者的行为负责。这显然是以行政干预的方式在无形中增加了商业银行的成本，不利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
三、政策建议
1、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监管当局应将商业银行薪酬制度纳入监管范围，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对商业银行薪酬制度的规范。针对银行高管一味追求利润和高薪而忽视对风险的控制等情况，对银行高管和员工薪酬进行严密监控并实施风险问责制度，将可能产生的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并制定应对风险的措施。对于因过度追求个人利益而导致金融风险甚至产生金融动荡的商业银行高管，应依据其对社会危害的程度和所承担责任的大小，追究其法律责任并收缴其全部或相应所得。
2、逐步将商业银行纳入国有化范畴
首先，国有企业资本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投资、借款和发行债券，在应对危机时更容易得到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其次，国有企业往往能通过进行企业行为达到当局直接以行政或法律手段干预经济和社会所难以达到的效果。实践证明，国有企业在增加就业、引导投资等可以促进社会福利快速健康增长方面，能够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最后，国有企业能够以国家行政手段控制高管和员工的薪酬，防止银行高管等人因短期利益做有较大风险的行为。
3、对银行的超额利润和超高薪酬征收重税
为了减少商业银行的盲目逐利行为导致的交易成本，恢复商业银行正常的运行秩序，进而确保社会福利稳定增加，政府有必要对商业银行的超额利润和超高薪酬进行控制，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进行干预的同时，还应为商业银行的超额利润和超高薪酬征收重税。通过税收手段对商业银行的逐利行为进行调控，将商业银行的过高收入转而投向社会福利事业，实现社会福利的稳定增加。
4、停止或减少对银行的财政补贴
政府对商业银行的财政补贴会受到银行经理人寻租行为的影响。这是由于政治家与经理人有可能产生相互交易甚至合谋,在完成政治家的政治目标的前提下使国家财政补贴最大化以谋取政治家或经理人的私利。这样就形成了政治家和经理人的双赢但纳税人和社会福利双输的情况。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银行高管及员工都在会不同程度上达到目的,而这种目的无疑是以社会福利净损失的增加为代价的。
5、以税收减免等方式鼓励银行参加社会福利事业
日本等国家通过税收减免等方式鼓励商业银行进行捐赠等社会福利事业，促进了社会和企业的共同繁荣。而且在长期内培养了国民对福利事业的责任感。这一点值得我国效仿，一方面可以使商业银行有动力参加社会福利事业，另一方面则可以促进社会福利的快速健康发展。
四、对健全商业银行薪酬制度的建议
1、优化薪酬激励依据，
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参考系统风险系数，建立与风险性指标紧密联系的激励机制。重视对风险控制中心员工的薪酬激励，适当提高风险部门员工的薪酬比例。在薪酬支付方面，有必要留存一部分薪酬延期支付，同时，绩效薪酬必须统一经过风险考核确保合格之后才能向员工发放。同时，商业银行应杜绝同行业之间员工的薪酬攀比心理。必须综合考虑当地人力资源市场的竞争等因素，尽量避免产生因业内薪酬超高而引起的社会不公平现象。
2、加大对薪酬信息的披露程度
商业银行不仅要公开银行年报中的财务报表等信息，更应该应社会公众的要求公开高管和员工的薪酬具体报告等信息，接受金融投资者和社会的监督。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和高管和员工在薪酬水平的差距上产生的内部矛盾和银行行业内外的矛盾和冲突。而且，商业银行披露薪酬信息可以提高商业银行的社会公信力，进而获得更大的竞争力。
3、更加关注社会福利
商业银行应该更加关注社会福利，鼓励和引导员工参与社会福利事业。银行通过参与社会福利事业可以将一部分财富转移到边际效用较大的享受社会福利群体，可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进而达到社会财富的边际效用最大化。当参与社会福利事业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处于边际效用递增阶段，银行可以选择参与社会福利事业承担社会责任。银行做为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金融企业，在追逐自身利益和实现经营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应该积极投身于教育、环保、健康等社会福利事业，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华民.国有商业银行薪酬体制改革及激励目标改进[J].金融论坛.2003,(8).
[2]苟开红.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薪酬结构及长期激励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0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