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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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学科体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文地理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两大基本分支学科之一，在教育部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人文地理学是三个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中国科协从2009年开始开展学科发展研究，在地理学学科发展研究中，地理学家指出“明确人文-经济地理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人文―经济地理学的科学地位得以进一步明确和巩固，这既体现了地理学学科结构的客观要求，也充分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但是，目前高等院校特别是高师院校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体系、教学方法、实践环节、教学观念等方面并未真正凸显人文―经济地理学的核心地位。因此，高师地理科学（师范）专业面对中学新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现实，加强高师人文地理学课程建设显得尤为迫切。
一、高校地理学类专业人文地理教学存在的问题
1.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与中学地理课程体系脱节
目前高校特别是高师地理科学专业课程体系中，重自然轻人文―经济，与中学课程内容脱节严重。（1）自然地理课程，所占课时偏多，人文地理课程比重偏低；（2）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课程截然分开，忽视了地理学的统一性、区域性特征，如中国自然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等；（3）部分自然地理过于专业化，如地质、水文、土壤、植物以及气象等教材的内容过多过深，许多内容与中学教学内容关联度很低；（4）在中学地理新课程内容体系中，人文地理所占比重已超过60%，除传统的农业、工业、交通、贸易等内容外，人口地理、城市地理、城乡规划、文化地理、休闲地理等内容增加，而目前高校人文地理课程开设过少，明显薄弱，如重庆两所有地理科学专业的高校，西南大学专业必修课程801课时中人文地理类占22%，专业选修课程设计692课时，人文地理类占13%；重庆师范大学专业课程中自然地理类课程课时占专业课总课时的70%以上。
2.人文地理系列课程及内容体系不适应基础地理教学改革的需要
当前，高师人文地理类课程内容在时代性、实践应用性与基础地理教学内容的契合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缺陷，教学内容的“陈旧、混杂、空洞、盲从”比较突出，导致与中学教学内容脱节，不能很好满足中学地理教学改革的需要。（1）内容、资料相对陈旧，反映当今科学发展和实践的最新成果不足，缺乏时代感，这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密切与生活和时代的联系”极不适应；（2）大学教材内容与中学教学内容分裂，如经济地理学内容与区域经济学无异，而中学新课程改革涉及的必修内容主要是产业活动与地域联系、地理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3）教材内容盲目追逐国际热点，机械照搬国外课程内容，抽象深奥理论的翻译与缺乏实际应用价值的内容太多，而轻视我国数十年人文―经济地理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这必然削弱其实践性；（4）人文地理学研究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结合关系，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应贯彻始终，但一些大学教材内容多是诸多内容的混合杂糅而不是有机综合，或“分支拼盘”，或人地关系中心论题不显，以致于学科特色尽失，从而导致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无所适从”，出现“人文地理学到底是不是地理学”的疑问也就很自然了，同时还导致人文地理学与其后续区域地理内容体系脱节，其理论基础课程的作用也被削弱。
3.人文―经济地理实践课偏少，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人文―经济地理类课程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均较强的特点，实践性课程理应成为高校地理科学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在人才培养中，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高师院校的现行课程体系，基本上仍然属于重理论知识传授，轻能力的培养；重必修课，轻选修课；重理论，轻实践的课程设置，表现为理论课程偏多而实践课程薄弱，缺乏能力训练。部分学校由于多种原因，不开设野外实习课，大部分高师院校更没有设置独立的人文地理实习课程，致使学生学到的知识仅是一些死教条、死知识；学生对所学的内容没有学深、学透，很难适应中学常规教学以及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的需要。如西南大学地理科学专业新培养方案中仅有自然地理类课程和综合实习而没有人文地理实习。
4.人文地理课程实施观念和教学方法改革滞后
地理科学专业人文地理系列课程设置中，培养实际需要的理论知识和能力训练的课程太少，甚至某些培养中学教师必备能力的课程根本没有。有些课程设置，如选修课不是从学生需要或培养目标考虑，而是从教师的研究方向或研究成果来设置课程，整个课程缺乏务实的内容，学生缺乏足够的能力训练。人文地理学教学中，重接受学习轻发现学习，即重视教师向学生传授系统知识，重视学生存储知识和积累信息的能力，教学方法则过多地采用单一传递、讲授、灌输的方式，多元启发式教学应用缺乏，因而，导致学生探究与发现能力以及实践与创新能力不足。
二、高师地理科学专业人文地理系列课程教学内容体系的优化
1.修订地理科学专业培养方案，科学架构人文地理学课程体系
修订高师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真正确立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科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地位。首先，将人文地理学通论、经济地理学作为主干专业必修课程；其次，为了增强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围绕中学新课程标准对应开设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乡村地理学、旅游地理学、区域分析与规划、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课程；同时，应将人文地理系列课程教学分为理论和实践教学两大部分，以突出课程的实践教学地位，鉴于课时及经费等实际情况，人文地理系列课程可以联合进行实习，并在培养方案中体现“人文地理系列课程实习”课程设置。
2.改革优化理论教学内容，创新人文地理学通论内容体系
针对目前地理科学专业人文地理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应坚持经典与现代结合、基础与前沿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国际与国内结合、教学效果与学习收益兼顾、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对接等原则进行课程理论教学内容体系的改革。人文地理学研究以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为主线已成共识，因此，人文地理学课程内容改革应该围绕以下主题：人地关系概述（理论、内涵、地理学研究重心）、各种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研究（经济、人口、聚落、文化、旅游、政治等），从四个方面展开：①地理环境对各种人类活动的作用规律分析，突出地理环境的基础性作用，②地理环境作用下的各种人类活动空间分异规律，③各类具体人类活动区位规律，④各种人类活动空间变化趋势等，各种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冲突与协调。
其中，人文地理学中的经济地理学内容体系可架构为：（1）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结合关系即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布局体系或经济活动的区位与空间组织是其研究对象；（2）经济活动区位因素分析（自然、技术、社会条件、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等）；（3）企业区位规律；（4）经济部门区位规律：经济部门差异与区位因素时空变化的交互作用分析，包括农业区位、工业区位、服务业区位；（5）经济活动空间结构：产业部门差异与区位因素时空差异及其动态演变必然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包括区域空间结构模式、区域空间结构演变规律等；（6）经济区域与区域协调发展：经济活动区域的分异必然导致区域分工及经济区域形成发展，包括经济区域划分、区域分工，区域协调发展等内容；（7）经济活动全球化发展：全球化使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空间扩大，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及其区域影响是地理学的关注点；（8）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论。
3.构建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强化人文地理实践能力培养
人文地理学的实践应用性非常强，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是课程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基于人文地理实践教学薄弱与经费紧缺的客观现实，从专业培养目标需求出发进行人文地理学实践教学体系重建，遵循课内与课外结合、校内与校外结合、需要与可能结合等思路设计形成验证性与综合性、研究性相结合的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其内涵是：（1）课堂内实践性问题-探究等；（2）实践性作业，包括人类生活活动区位评价、论文写作、数据分析处理等；（3）短程野外实习，包含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或人文地理综合短程野外实习；（4）综合野外实习，与自然地理和区域地理等课程联合组织综合实习（沿线开展经济、旅游、聚落、人口、文化、民族、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内容的实习）；（5）参与各种课外科技活动；（6）围绕人文地理内容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4.注重课程教材选择与建设，提高人文地理学教学效率
目前人文地理学通论教材主要有：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人文地理学》、“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人文地理学》和高等学校教材《人文地理学》（陆琳主编）。主要教材各有特点，地理科学专业可以选择一种主教材，但同时应依据人才培养目标，经典与现代结合、国际与国内人文地理研究实践结合，与基础教育衔接的要求优化更新教学内容。分支学科教材发展参差不齐，经济地理、城市地理、人口地理、工业地理等教材建设较好，其他分支学科的教材急需建设，同时已有的经济地理、人口地理等教材也应不断完善优化内容体系，如经济地理学目前没有针对师范专业的教材，高教社《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导论》（修订四版）都不能很好地满足师范专业教学需要，《人口地理学》内容和资料也需更新，因此地理科学专业人文地理类教材建设尚显急迫。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唯教材是从，必须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在充分突出科学性、理论性、系统性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利用和开发教材，教师力求人文地理学教学内容体系实现经典与现代、理论与实践、高师教育与基础教育、国际与国内相结合，从而发挥教材在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中的科学高效的引领作用。
三、高师人文地理系列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1.教学过程中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作用有机融合
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在重点、难点内容上，采取教师主讲的教学方式，如基本概念、原理、方法等。但同时增加学生的参与度，强化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以利于培养学生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创造性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此，我们对教学方法的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将启发式、讨论式、问题―探究式、角色参与、实践性作业、课程论文等方法贯穿于教学全过程，这些方法有利于“主导”和“主体”作用的发挥。如经济地理学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经济区位的现实或热点，将课程内容与经济区位实际相联系，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探讨现实问题、寻求理论解释，从而使其掌握原理知识，再应用于实践。这么做能增加教学的广度与深度，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培养和提高学生独立地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充分利用多种教学资源与加强实践教学相结合
丰富的现代信息网络资源为丰富人文地理教学提供了平台。受课时限制，人文地理课堂教学应精细化，但其综合性、交叉性要求学生吸收广博知识和多种人文社科研究方法。教师利用学校的网络教学平台及精品课程网等，可开发多种教学资源，实现教学过程的全程网络化，方便学生学习研究。人文地理的实践应用性决定了教学中重视知识原理与经济发展实践结合的必然性，一方面，教师精选国家、地方以及教师科研实践中有关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或者围绕某人文地理问题让学生收集多种地理信息资源并提供案例，师生共同分析，这有利于学生应用知识能力和学习兴趣的提高；另一方面，完善人文地理实践教学环节，将实践教学融入整个教学过程（包括课堂内），设计形成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以此培养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
3.完善学习管理制度与课程考核多元化相结合
加强课堂管理，同时采用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实行结构成绩制：（1）课程考核成绩结构化。如，作业、问题-探究问答、课程论文写作与交流、网络学习、期末考试等。（2）考核方法多样化。平时考评考核包括作业、课堂讨论、课堂问答等，课程论文评价包括选题价值、写作水平、团队合作精神、工作开展情况等，期末考试包括题型、内容、难易、综合程度全面考虑。（3）考核内容的多元化。既考核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综合运用能力，也重视学生学习态度与学习主动性、创新性考核，一般通过笔试、口试主要考核学生对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通过作业、讨论交流、课程论文写作考核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通过课程论文写作及交流、课堂问答、出勤、科研成果等情况考核学生的学习态度、学风与学习的主动性、创新性。
4.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相结合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信息容量大（特别是地图）、清晰性强、交互方便、信息获取快捷等优势，人文地理教学应在继承与创新传统教学手段的同时，积极探索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使用。其一，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制作并使用内容和案例丰富的多媒体辅助教学课件，课件内容精炼准确、重点突出。交互性好，黑板效果和挂图效果优秀的课件，更利于人文地理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其二，通过网络与学生实现互动交流，及时为学生提供学习服务，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及时改进。其三，课程建设的基本过程、内容、所有教学文档上网，给学习者提供较好的平台。
教学方法多元化，一方面，推动教师钻研教学，提高教师“主导”能力。多元化教学法要求教学过程中，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有机结合，教师“主导”能力直接影响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多元教学法要求教师不仅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同时还要有很强的实际观察分析能力，必须多方面多角度地深入研究教材与学生、理论与实际等诸多问题，因此，多元化教学法有利于促进教师努力钻研业务，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多元化教学法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多元化教学法要求学生自己或教师与学生共同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有利于学生把握知识的内在联系，理论与实践结合，进行创造性的学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思维活跃、积极参与，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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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学科体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文地理学；社会学；社会空间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4-0048-05
随着启蒙时代历史哲学的终结，以及对现代化和“科学代表进步”观念的反思，引发了社会科学界对空间的广泛关注。在理论建构层面，社会科学界的空间研究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社会学研究中的“空间转向”，二是人文地理学界空间研究的“社会学化趋势”。两个学科的研究一直相互影响、相互批判、相互继承，最终汇入社会空间的研究中。学科共识是社会空间研究形成的根基，学科差异是社会空间研究拓展的动力，而两个学科研究存在的共同问题则是社会空间研究发展的困境。认识空间的学科共识、差异与共同问题，可以准确、详细地了解社会空间研究的发展脉络以及今后的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国社会科学界空间研究的深入推进。
一、人文地理学与社会学的空间关注：社会空间研究的两种路径
（一）人文地理学的空间研究
人文地理学是反思科学地理学缺失的产物。科学地理学缺少社会内涵，不能反映复杂的社会现实，也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因此，人文地理学否定了一种独立的、纯几何学的区位观论，开始尝试空间研究的社会化转型，简单来说，就是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布和变化，以及人类社会活动地域结构的形成和发展的规律。
“地理学把自身确立为‘空间科学’。它研究的是空间规律、空间关系和空间过程。”[1]受科学理念影响，人文地理学将空间中其认为重要的社会因素分离出来并确定它们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基于这一模式，现代人文地理学的空间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分析事件的空间模式，即研究事件的空间分布，探析社会活动的区位方式；二是找出时空中构成社会结构的必然和偶然的关系。如英国地理学家多琳·梅西（Doreen Massey）研究了产业和就业的地域分布，并指出在其背后是生产关系的空间组织。美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则分析了资本在城市中的运作。哈维进一步指出，空间的组织方式必须有利于生产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对于资本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不同利益集团对于空间具有不同的要求，他们的斗争、协商便决定着空间的构造。
（二）社会学的空间研究
一直以来，社会学都缺乏对于空间的关注。随着城市化、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时空开始参与到社会转型之中，社会学理论必须对此作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学开始将空间概念引入研究之中。
社会学是针对人类的社会生活、群体和社会的科学研究。[2]空间是社会存在的重要维度之一，社会学就是要研究空间如何参与到社会运行和建构中去的，以空间视角审视社会运行、社会分层、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社会属性、社会生产（再生产）等。
社会学的空间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社会空间结构的描述分析。如芝加哥学派发现人们通过竞争和相互依存，在城市地域上分化聚集，形成了城市的区位布局和社区结构，并总结出了一些经典模型。二是挖掘空间形式、布局、意义社会性创造。20世纪60年代，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开始认识到日常生活和革命政治不得不在一种（城市）空间语境中重新阐释，他敏锐地意识到（城市）空间是特定的社会生产出来的。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研究中获得启发，开始探索城市空间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三是社会与空间的关系探析。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之前的研究没有详细阐述空间如何参与到社会运作中去的，他指出，必须将空间和社会互动系统的构成联系在一起思考。社会互动由一定时空中的社会实践构成，空间形塑社会互动亦即为社会互动所再生产。
二、学科共识与差异：社会空间研究理论的建构
（一）学科共识：社会空间理论形成的基础
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虽然有着各自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分析范式，但两个学科在空间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共识，这些共识也就成为社会空间理论建构的根基。
1.重视社会存在的空间维度
位置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发生地，每样东西、每种活动都有自己的位置。“这边”、“那边”、“方位”等概念时刻提醒着我们空间的作用，物的存在或发生必定与空间相关。空间限定了物存在和活动发生的地点，同时为群体活动提供了具体的“情境”。 空间是建构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研究社会不能忽略空间维度。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2.坚持空间的社会性
一直以来，“空间仅仅被视为自然的、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3]事实上，空间是社会存在的平台或“容器”，空间被人类占有和使用，空间在此过程中也被社会性地建构。“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蕴含着某种意义。”[4]空间不仅仅是一种事物或者产品，它还包容了社会活动生产出来的事物，以及事物之间有序或无序的相互关系。空间充满了社会关系，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的空间研究都是源于对公共协商和交往的社会秩序的揭示。
3.强调空间的物质基础
列斐伏尔指出，前人所研究的“空间”，是一种几何学意义上空间的区域，或者是哲学层面上心智或精神的事物，他们的抽象空间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精神与物质之间产生了割裂。[5]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则认为人类活动生产出街道、房屋、工厂、医院、学校等物质设施，这些设施的配置与组合反映了社会关系。两个学科将社会生活布展在空间中，并坚持空间的物质性，从而实现了空间与社会的统一。
4.以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的关联为研究核心
空间在社会活动中呈现出一种结构化状态。生产的国际化和全球范围内的空间分工，社会生产、社会冲突大多以城市和区域为基础，交通、电子技术、通信使日常生活的时空组织发生了改变。由于这些过程和变化，空间结构不仅仅被视为社会生活的容器，而且还被视为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媒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可以说是面对一个共同的秩序问题。空间结构与社会关系相互作用、辩证限定，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就是通过对二者关系的研究来解释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二）学科差异：社会空间理论建构的不同方向
“传统的学科建制往往将整体性的现实问题转化为其中每个分析性学科各自单独面对才能解释和应对的问题。”[6]社会空间研究的学科差异关注空间的不同方面，这成为空间知识体系扩充的关键。
1.社会学的空间视角
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指出，20世纪社会学理论缺乏空间观念。[7]社会学的空间转向是将空间纳入自己的社会学形态领域，将其置于社会学这门科学的更大的框架之下，以空间的视角重构社会学理论。一直以来，社会学的元叙事常常集中于时间变迁的过程，而保持空间的恒定性。空间视角的纳入，使社会学在解释社会现象时注意空间组织在社会过程展开中可能产生的阻碍或推动作用，空间研究甚至成为专门的社会学分支——空间社会学。空间视角的纳入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会学的理论体系。
2.人文地理学：一种空间科学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就是围绕“区域”展开，通过空间、区域的差异来研究“地”的“理”，即区域空间的演化、人和地的关系以及区域规划。人文地理学的空间分析范式和研究理念，使得其在社会空间理论的建构中有着独特的关注点。
第一，人文地理学承认“空间是社会构建的”这一重要观点，但是社会关系也在空间中建构，这一点对于地理学具有重要的意义。人文地理学是以地区差异为基础的综合学科，社会过程发生在具有地理差别的空间中，这一事实影响了它们的运作，这似乎是地理学中独特的研究理念。人文地理学不但发展出“社会—空间”辩证这一重要概念，同时强调空间的技术性研究，指出距离和空间的分离对于社会过程和活动也具有塑造作用。人类社会通过合法边界的确定来实施空间分割，界限的划定会影响区域的经济、文化特点，以及事件的发展。例如梅西指出，生产职能与部门的分散强化了分工，同时塑造了管理等级体系。[1]整个社会运行也是如此，距离加强了不同阶级、群体之间的相对地理隔绝，造成了分层意识和潜在的对抗。
第二，人文地理学也被称为“人本地理学”，该学科研究人地关系，探索特定区域中人的行为，以及人们的认同、感知、意向对地域社会逻辑的影响、作用，这使得人文地理学在微观的人与空间的关系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如哈格斯特朗（Torsten Herstrand）在《区域科学中的人》一文中描述了时空在能力、权威等方面对人的制约，同时他也承认社会系统会对人的反馈行为做出较慢的反应，社会系统中的领地与活动束在较长的时间程度上会发生变化。[8]
第三，人文地理学关注的是区域的独特性，不同大都市、城市、城区和社区的独特性是地理学解析的核心。在当代，城市和区域是社会运行的主要载体，列斐伏尔认为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就是一部以区域或城市作为社会生活“容器”的历史。人文地理学家紧贴时展实际，其区域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既是特殊的又是具有代表性的“窗口”。正如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在《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一书中，以洛杉矶为范例，指出当代后大都市已经成为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转化场，由过去因危机引起重建，转向因重建而形成危机。
3.两个学科建构起来的社会空间理论体系
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都承认空间是社会建构的，同时也都认为空间不能简单地看做是一个用于表述经济、社会、政治和历史进程的媒介，空间本身也是影响城市发展模式和城市内部不同社会群体差异的重要因素。按照这种思路，社会空间研究形成了“社会—空间”辩证分析范式，即社会实践生产出了社会空间，而形成后的社会空间指导、制约着空间内的实践，再生产或创造出新的社会空间。
范式具有理论统治权，“社会—空间”辩证分析范式的提出促生了与之相应的理论框架：
从逻辑上讲，物质和空间发生联系的第一步是通过确定前者的位置来实现的。不同的事件不能在同一时间内发生在同一地点，因此，在一定生产关系指导下的社会实践系统将不同种类和步骤的活动分配到不同的地点上去。在实践过程中，围绕着某种目的组织起来的人、工具、对象、地点、行为规范等相互协作，通过以效应终止的地方确定自己的范围，由此成为一种空间的存在。不同的实践活动通过连续性、积累性、周期性地对空间进行占有和使用，赋予所在空间以社会意义。社会性在空间中凝固，产生了空间分化，空间被标识为不同的社会过程，“当我们提及公寓中的房间、街角、市场、商业或文化中心、公共场所等，谁都清楚它们意味着什么。”[5]社会实践系统内部尽管是相互区分的，但在总体上受到权力的控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从属于政治实践，即国家权力。”[9]那么，不同社会实践所在的单位空间也相互结合为空间系统。空间结构反映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这使得空间可以被讨论和理解，由此形成社会共识，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以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各个社会群体在空间的分配和使用中会产生新的需求和利益表达，这会引发城市空间的变化。社会—空间的辩证限定推动社会螺旋式的前进发展。
三、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空间研究的共同问题：社会空间探讨的难题
社会空间的研究存在着诸多困难，这主要来自社会科学界空间研究本身的困境，亦是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共同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空间理论建构的局限
1.社会科学规律的莫测性
“19世纪，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在自然科学的阴影下形成了它们的现代形式。这使我们可以确定出它们之间的许多联系，乃至它们之间的交叉结合。”[10]一直以来，社会科学都缺乏自己的空间概念，社会学和人文地理学致力于挖掘空间的社会性。由于二者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因此不仅仅把空间对于人类行为和社会运行的影响看做是一种假设，还要深入探索空间与社会关系的一般规律。但是，任何社会科学的规律在范围和严密性方面都不能与自然科学的规律相比拟。再者，社会科学的解释模式缺乏统一性，混杂着情感和利益，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科的分析与理论能为社会现象、行为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科学定位使社会空间研究困难重重。
2.理论抽象导致去空间化
空间与物相辅相成，任何学科的思考都离不开空间的维度，空间概念被引入人类思想中。空间是各种能量、事实和物质的载体，当人们描述、讨论、分析空间时，就意味着空间从实体中分离出来，它是在理论层面而不是现实中存在。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空间概念，是因为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和层次抽象空间概念。在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看来，空间具有社会性，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可以通过抽象出物质空间所负载的社会性来建构社会理论。“一旦空间被归结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我们就开始忘记形式或结构意义上的空间，这种分析与公然去空间的理论不存在任何差别。”[11]空间被视为一种附带现象，一种对人类意向性或社会结构的编码或映像，空间脱离了社会，这是一个基本的错误，我们必须彻底摈弃这种康德式的二元论。
（二）时空结合领域亟待深入
时间和空间是社会存在的两个主要维度，我们要分析社会过程产生的空间，必须要理解制约社会过程的时间，即活动执行和发展的频率、速度、顺序等时间规范。但很多学者在研究空间时忽略了时间，这导致他们在进行社会空间结构分析时，通过抽离时间来解析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及联系方式，空间描述的是一个没有变化的世界。而他们在进行社会发展分析时，则主要考察社会随时间发生变迁的方式，由此引发的一个基本而重大的错误是空间变化仅仅等同于社会变迁。时间的缺失还使“社会—空间”分析范式出现缺陷——不能准确地描述社会发展和变迁。“社会—空间”辩证暗含着社会发展的两种形式：常规化循环和根本变化。前者意指社会再生产，后者则被英国时间研究学者阿切尔（Archer）称之为形变。阿切尔（Archer）进一步指出，尽管“社会—空间”辩证“包含了两种象征表达，但并没有分析那一种表达在什么条件或情况下普及。”也即是“没有回答‘什么时间’的问题”。[12]
（三）社会与空间没有实现真正的辩证统一
尽管空间只能通过物质存在，但它并不仅仅依赖于特定的对象，空间还包含着事物之间的关系和发展态势。因此，空间不能还原成物质构成要素，空间在分析中更多的是充当一种背景性因素。此外，空间中还存在着非社会性的构成要素。河流、山川、天空等自然要素被纳入社会生产中，“我们为了休闲征服了海、山脉甚至沙漠。休闲工业和建筑业已经联合起来使城镇和城市化沿着海岸线及山脉地区扩展。”[13]自然要素确实是通过社会生产这个媒介被我们认识到，但它们的产生并不依赖人类社会。社会空间研究把分析限制在“社会”参数内，因而很难将那些不属于社会的因素和过程理论化。
四、结语
本世纪初，西方的社会空间理论传入中国，在中国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下，在社会科学界掀起了空间研究热潮。许多人在用空间视角分析社会时，往往不假思索地照搬和使用空间概念，其实，社会空间研究是众多学科共同努力的结果，不同的空间概念和空间分析模式暗含着不同学科的思维、视角与语言。我们应当分清不同学科在空间研究中各自的立场、方法和观念，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社会空间研究的缘起及发展情况，同时把握各学科的独特性。目前，学界用的最多的应该是人文地理学学科中的空间概念和研究方法，吉登斯曾指出，“除了近晚期地理学家的著作外，社会科学家们未能围绕那些从时间和空间建构社会体系的模式来进行他们的思考。”[14]也许吉登斯的评价低估了社会学、建筑学、文学等学科在空间思考方面的作用，但这也证明了地理学在社会空间研究方面贡献之显著。
随着空间在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社会科学界在空间研究中的跨学科合作也日益繁多。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相互借鉴，相互影响，两个学科的交织组合以及其他有待研究的交织组合远比本文所涉及的要复杂。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这些交叉组合几乎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再发展，究其原因正是在于社会空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社会—空间的二元分裂倾向，对于时间的忽视，等等。这些问题阻碍了社会空间理论的发展，亦是人文地理学与社会学共同面对的难题。问题是跨学科协作的契机，社会空间研究今后的任务也将成为两个学科合作的新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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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芭芭拉·亚当.时间与社会学理论[M].金梦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01.
人文地理学科体系范文第3篇
关键词：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学科属性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5-0194-05
近十几年来，随着民族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勃然而兴，其中不乏有关学科理论的探讨。然而在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问题上，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界仍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史念海、郭声波、安介生等先生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称为历史民族地理学，并视之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黄盛璋、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则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并主张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勿容置疑，研究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问题，探讨其学科属性以进行学科理论建设，对促进历史地理学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但在笔者看来，无论是研究范围、研究对象，还是研究内容，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都没有区别，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另行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没有必要，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则是不妥当的。
一、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提法及其学科属性的界定是合理的
尽管前人在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如中国民族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中国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中往往涉及民族起源地的考证和民族的分布及其变迁问题，但历史民族地理这一概念的出现很晚。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阐述历史民族地理概念的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他在历史民族地理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发表诸多有关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文章的同时，史先生在他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辟有“历史民族地理”一章，将历史民族地理视为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并列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
其后，不少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周伟洲先生将历史民族地理学视为“以各区域民族分布为纲，论述各族的来源、发展状况、经济特点，以及他们与邻近各族的关系，包括各族分合、演变、融合的历史，并与今天我国现有民族联系起来”，“以地理因素为纲，综合阐述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的学科。
郭声波先生给历史民族地理学以较为严谨的定义，他指出： “历史民族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以研究历史时期民族实体的空间分布、时空演变以及有关要素之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分支学科，也是历史学、民族学的辅助学科。”
安介生先生对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以及研究任务作了较为完善的阐述，他认为：“就学科性质而言，历史民族地理学应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历史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历史时期出现的各个民族以及民族共同体的起源与分布、各主要民族迁徙与促使这种迁徙的原因及演变趋势等。历史民族地理的主要研究任务包括：①确定各个时期的民族分布图，即确定当时主要的民族区域范围；②分析各个时期民族区域形成与演变的自然与社会因素，自然因素有地势、气候、水文、灾变等，社会因素有该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特征、与周围民族的关系等；③由民族分布及变迁引发的历史地理、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综合上面几位学者所述，历史民族地理学是一门以研究历史时期民族实体(民族及人们共同体)的形成、分布、发展、演变及其与诸多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学科，它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
笔者以为，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称为历史民族地理学，并视之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合理的。一方面，某一学科的属性，应根据其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来决定，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是把某一学科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的主要依据；另一方面，“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它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下，因此其学科性质的阐明往往出于判明其与相关学科的区别与联系之中”。与历史民族地理学最为相关的学科自然是民族地理学。关于民族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人文地理分册)作了较为精到的解释，将民族地理学定义为：“研究民族和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与演变的地理背景的一门科学，它介于民族学和地理学之间，是一门边缘学科。”由此，我们可以明确：民族地理学，其研究对象为民族实体，研究内容为民族实体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与演变的地理背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来看，民族地理学涉及到民族学和地理学，它当然是介于民族学和地理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但这样定性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一方面，虽然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实体，但它并不研究所有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内容，而是研究一个或多个民族实体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与演变的地理背景，也就是说它研究的是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另一方面，民族学本身属于人文学科，民族的形成、分布、演变等属于人文地理现象。所以说，民族地理学应当属于地理学的分支学科，而且是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
从时间角度来分，正如地理学包括现代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一样，民族地理学包括现代民族地理研究和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两大部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其研究对象是民族实体，但从时限上看，它研究历史时期的民族实体，不研究现代的民族实体；从内容上看它所研究的主要是民族的形成、分布、演变及其与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等一些地理现象或与地理密切相关的内容。因此，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称为历史民族地理学，视为历史地理学的组成部分，是合理的。进一步分析，“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科学”，其核心是人地关系，而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首先也要研究人，因为正是众多的人，构成了一个个民族实体。另一方面，人类活动在受自然地理要素的制约的同时也会对，自然地理要素施加影响，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动植物等自然地理要素，但研究这些自然地理要素的目的是分析民族实体形成与演变的原因，总结规律，也就是说在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中，研究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要素是为研究历史时期民族实体的形成、分布、演变等人文现象服务的。因此，将历史民族地理学界定为历史地理学中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城市地理等并列，是符合逻辑的(目前学界看法较为一致的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参见下图)。
二、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独立的新兴学科是不妥当的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上述说法持有异义，黄盛璋、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 研究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并主张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
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那么黄盛璋、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所谓的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前面提及的历史民族地理学有没有区别呢?我们先来看看几位先生对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及其学科性质的阐述。黄盛璋先生在《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一书中指出：“本文第一次提出民族历史地理学，是把它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予以讨论的。……民族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民的民族类别、地域差异、源流变迁及期规律的科学”。李并成先生赞同黄盛璋先生的观点，并指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探讨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何以产生不同的民族和民族群体?各个不同的民族和民族群体是如何适应并利用、改造当地的自然环境的，对于自然环境的作用和影响如何?民族和民族群体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等方面的交流、交往的地理基础如何?民族和民族群体本身的发展、壮大或融合、消亡的地理基础又是如何?这些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如何，对于今天有何借鉴意义，从中可以汲取什么样的教训?”朱圣钟先生认为：“民族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为民族实体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这个地理现象既包括与民族实体相关的人文现象，也包括与之相关的自然地理现象。……正因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其它学科存在一定区别，所以民族历史地理学应该被视为一门新兴学科。”
综合黄盛璋、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对民族历史地理学概念的定义，尽管表述有所不同，详略有所差异，但有着共同的基本特征，即民族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以研究历史时期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学科。我们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前面提到的历史民族地理学对比，不难发现二者的研究范围都限于历史时期，研究对象都是民族实体，研究内容都是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二者是基本一致的，没有明显区别。既然二者没有明显区别，那么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就没有必要了。
其实在笔者看来，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称之为历史民族地理学，与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完全是一回事，举例来说，“元代回族的形成与分布”与“回族在元代的形成与分布”有什么两样?这两种名称都是合适的，但历史民族地理概念的提出要早于民族历史地理概念的提出，而且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地理……等等这样的称谓符合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一贯的传统，因此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称之为历史民族地理学更合适一些。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称为历史民族地理学还是民族历史地理学，倒还无关紧要，但学科属性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在第一部分，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已论证了将历史民族地理学界定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的合理性，而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又没有区别，因此不能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将其上升为独立的新兴学科是不妥当的。
三、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独立的新兴学科的依据不成立
李并成先生虽然赞成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但他没有给出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的依据。黄盛璋先生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予以讨论，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他指出： “一是当前各方的需要，日益要求提到讨论日程上来；二是重视民族历史地理记载与研究，是中国学术传统；三是中国具有一定的研究条件和基础。”在此，黄盛璋先生也没有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进行对比，进而指出二者的差异。显然，仅凭这三点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朱圣钟先生在阐述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时，将它与历史民族地理学进行了对比，并分析了二者的不同：
应该说，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提法，也多少受到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影响，以至于目前还有许多人将历史民族地理学和民族历史地理学混淆为同一概念，而其实民族历史地理学源于历史民族地理学却有着与历史民族地理学不同的内涵，在民族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虽也论及民族的地域分布、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但同时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它与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即是说，既把民族作为人文地理现象进行研究，同时也把它作为自然地理现象加以考察，研究民族在历史时期的发展与环境变化之间的作用机制，总结规律，为当今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参考信息。
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中，历史民族地理学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但实际上民族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既包括人文研究， 同时也包括自然的研究，还包括二者相结合的研究，显然把民族历史地理学划归为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同时也会限制民族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和发展。
在上两段朱圣钟先生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的依据是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它与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民族地理学则不研究这一部分内容，也就是说民族历史地理学既研究人文地理现象，又研究自然地理现象，而历史民族地理学只研究人文地理现象，不研究自然地理现象。 那么，朱圣钟先生的依据是否成立呢?历史民族地理学是不是只研究人文地理而不研究自然地理?笔者以为，将历史民族地理学视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并不意味着历史民族地理学只研究历史上与民族实体有关的人文地理现象，而不研究自然地理现象。众所周知，历史上各个民族实体的形成、分布与变迁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当中既有政治、经济因素，也有意识形态因素；既有自然地理因素也有人文地理因素。如本人第一部分所述，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民族实体的形成、分布、发展与演变及其与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气候、地貌、水文、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我们以历史时期的彝族地理研究――彝族先民迁移路线为例，“根据云南、贵州地区的彝族史传，彝族先民本居邛地之泸水一带，因洪水泛滥，乃迁居洛尼山，此后即为六祖分支；四川彝族史诗则说，彝族先民在六祖分支之前，更来自西北的雪山，故自称‘雪族’。因此我们研究彝族渊源，不能不考虑到先秦牦牛羌沿川藏彝走廊南迁的历史，也就是说，彝族先民的生产、生活可能有一个从高原、高山牦牛、绵羊畜牧到河谷、中山黄牛、山羊畜牧的转变过程，促使这种转变并导致南迁的原因，不能不考虑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因此历史民族地理学完全可以、而且必须研究历史时期与民族活动相关的自然地理因素。那么，朱先生所谓的民族历史地理学既研究人文地理现象也研究自然地理现象，而历史民族地理学只研究人文地理现象这一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他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的依据显然是不成立的。依据不成立，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当然就不妥当了。
人文地理学科体系范文第4篇
[关键词]应用大学转型；人文地理学；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5）10-0065-03
[作者简介]林俊良（1986―），女，广西贵港人，硕士，钦州学院助教，研究方向：重金属污染评价。
应用型大学与研究型大学不同，应用型大学既注重学生的理论知识，也重视学生的实践。这样，学生既有本行业扎实的基础知识，也有较高的职业素养，所学知识更接近岗位，对产业调整适应更快。应用型大学的试点，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有利于提高教学内涵和质量。
钦州学院是目前广西沿海唯一的公立本科院校，是北部湾大学的筹建单位，同时也是广西首批应用技术大学联盟学校之一。学校在筹建北部湾大学的同时也面临着转型发展的挑战。应用型大学转型是针对研究型大学提出来的，它在社会发展的浪潮中应运而生，是高校为满足地方发展需要而对人才培养方向做出调整的过程。而培养既具有自身特色又符合地方需求的人才是应用型大学建立发展的灵魂与宗旨。而转型的成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在教学管理过程中潜移默化、循序渐进。
一、实践教学在人文地理学教学中的必要性
应用型大学与研究型大学的区别在于不仅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而且在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前，已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使其更好更快地适应社会、适应工作；既提高学生走向社会的信心，也为地方培养实用型人才。在高校教学与社会需求衔接过程中，实践教学显得尤为重要。曲艺[1]提出实践教学是高等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面向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应用型大学。可以说，通过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是高校完成转型发展的可行方法之一。
根据地理学学科特性，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及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三大分支。课程所选用教材是赵荣主编的《人文地理学》（第2版），属“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该教材以总―分―总的形式，将工业、农业、民俗、人口、宗教及政治等几个主要的部门地理囊括在内。其中工业、农业又是经济地理的范畴。资环学院将人文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实践教学结合组织学生进行一次为期一周的野外实践活动。
二、人文地理学实践教学现状
（一）实践教学组织形式单一
王国梁[2]认为野外教学是课堂必要的延伸，可分为短途实习与长途实习两种，其中短途实习也称专题实习，为期1～2天，行程200千米以内；长途实习也称综合实习，为期15天左右，行程1000～2000千米。目前钦州学院资环学院人文地理学实践教学与经济地理野外实习结合一起，为人文经济地理野外综合实习，实习的时间为一周左右，即两门课程一起开展野外实践教学活动，平时的教学活动基本上都在课堂完成。学生真正参与到野外实践的机会比较少。另外，在野外实践教学过程中由于路线涉及区内的其他城市，为了到某个点进行实践教学活动，师生往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乘车路途上，不仅在实践教学点开展活动的时间减少，也增加了师生路途疲劳感，以致实践活动的效果达不到预期所想。还有，由于学院资金、教师资源及个人时间精力等问题，难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人文地理学的实践教学中。
（二）野外实践教学内容地方性不明显
野外实践教学内容的地方性取决于实习的路线，而课堂上的实践教学则取决于教师的授课方式与内容。在野外实践教学中，资环学院人文经济地理野外实习主要围绕广西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红色革命老区、具有生产规模的企业、工业及东兴东南亚民族风情等面向广西特色的人文经济物象。让学生通过实习相应地了解掌握广西人文经济历史与现状不仅帮助学生扩大视野，也帮助其提高主动观察、思考及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探究问题的能力。但北部湾的开发、北部湾大学的筹建、应用型大学的转型等学校所面临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不得不引人深思。培养服务地方的人才是应用型大学的职责与使命之一，需要从专业的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的模式等方面体现，但是对人文地理学课程教学来说，人文经济野外实习是该课程实践教学中突出地方性的核心内容。目前的实践教学内容不能够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学校发展的需要和地方发展的需要，也没有充分体现地方性特色。
（三）课堂实践教学内容简单
从实践教学的授课形式来分，可分为直接实践教学与间接实践教学。直接实践教学是指通过学生亲身体验到真实情景所发生的教学活动，包括野外实习、调查活动等；间接实践教学则指教师为了与学生一起完成相关教学内容，通过讲授、讨论、模拟等方式让学生间接地体会到某情景所发生的教学活动。根据人文地理学目前的教学情况，学生除一次人文经济野外实习的直接实践活动外，大部分实践教学都是教师在课堂上完成的，即间接的实践教学活动。经对学习该课程的学生进行调查，75%的学生反映课堂教学缺乏实践教学内容，内容偏于理论知识的讲解，部分内容与社会发展衔接性不强；希望在课堂上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学习到更多与社会实践相关的知识。其实，在备课过程中，教师已经注意到尽可能地搜集与课堂知识相关的视频和案例，将其融入到课堂中。或许在传统教学中，该教学方法行之有效。但是社会知识的更新、学校转型发展的需要，以及“90后”学生追求个性、向往开放自由的特点，使得课堂上简单的视频与案例讲解满足不了学生的需求。另外，由于授课时间的有限性，学生在课堂上难以完成连续的讨论。当学生已经准备好的材料和发言多次因为没有时间而未进行时，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会受到影响。
三、人文地理学课程实践教学探讨
为改善资环学院人文地理学实践教学现状，不仅需要在增加教学实践内容的同时丰富实践教学活动的组织开展形式，更需要突出地方特色，从地方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实用型人才，为地方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资源基础。
（一）增加实践教学内容
野外实践教学是学生亲身体验直接参与的教学活动，课堂实践教学是学生通过在课堂上参与教学活动间接地获得实践经验，掌握实践知识的教学活动。资环学院将人文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实践教学活动结合起来，组织学生到野外进行为期一周的野外实习，这不仅考虑到了地理学的学科特性，而且结合了教材内容的特点。但是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及学生发展条件的转变，一周的野外实习难以满足人文地理学教学的需要。在实习过程中，师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在乘车上，真正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时间比较少，以致出现走马观花的现象。学院可为学生增加一次人文经济综合野外实习，也可适当地减少实践教学点或缩短野外实习的路程，合理安排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时间节点，让学生能更充分地了解和掌握实践活动内容。此外，课堂实践活动也是课程实践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习经费及时间精力的不足，使得教学内容中所需的实践教学活动不能都由野外实习完成与实现，而课堂的实践教学正满足与弥补了教学现实中的这一缺陷。教师可通过视频、模拟、组织讨论、观点辩论及课后调查等方式间接地引导和启发学生，使其若身临其境地参与实践活动。课堂教学与野外实习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此外，增加专题性的短期实践教学活动，不仅让学生及时地掌握巩固所学知识，也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人文地理学实践教学安排如图1所示。
（二）突显地方特色
实践教学是课程教学的一部分，也是学生掌握知识的重要途径。通过实践教学，既可帮助学生提高学以致用的能力，也从侧面反馈课堂教学的欠缺。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不仅要面向广西、面向全国，更要突出地方特色。在此主要讨论四个专题的实践教学内容。根据目前发展的形势来看，学院地方特色指向海洋性、北部湾区域性。专题性实践教学为短期实践教学，活动开展时间为1～2天。
实践教学安排如下：专题一组织学生调查并分析钦州市人口、民族组成的情况，培养学生查阅、获取资料及分析问题的能力。专题二属于经济地理学的范畴，在设计实践教学活动时，需要考虑地方特色，现代农业种养模式及优势工业等。其中，莲藕套种（套养）水稻（鱼）农业示范基地位于钦北区那蒙镇竹山村，基地模式为“藕+鱼+鸭+稻+鹅+沼气”，改进了广东桑基鱼塘模式，充分利用与发挥了当地的地理环境优势。此外，位于钦州市南部沿海的钦州港经济开发区的工业技术水平与规范管理也是值得让学生了解与参观的。专题三包含内容较多，组织学生参观三宣堂、冯宫保、冯子材墓、天涯亭、广州会馆、基督教堂及建于明清时的灵山县大芦村古文化住宅群，并对比钦州老街骑楼及沿街建筑物的变化。专题四组织学生就时事政治问题开展辩论赛，提高学习思考问题与现场反应能力。
由于人文地理学学科的综合性，专题性实践教学内容安排体现连贯性与承接性，环环相扣。在进行某一专题的实践活动时，又会涉及另一专题的内容，这需要教师的科学引导与学生的积极配合。
（三）提高经费支持
实践经费的充足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实践教学活动能否按时开展，在增加外出次数的情况下，若实践经费主要来源于学生自身，则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学校提高对实践教学活动的经费支持，既提高学生配合的积极程度，也促进课程教学的改革，完成应用型大学转型的使命。
参考文献：
人文地理学科体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历史社会地理 人群 社区 风俗 社会变迁
一 社会地理学的视角
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其所著的《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中，有一段文字专论浙江风俗，他将全省十一府分为三个区域：“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接着，他又分析了缙绅与众庶之间的阶级关系，杭、嘉、湖“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金、衢、严、处“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宁、绍、台、温则“闾阎与缙绅相安”。在征引了前揭这段记载后，谭其骧先生认为：“这就是近世西方所谓社会地理学。”①
社会地理学(Social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人文地理学诸分支学科中，社会地理学的起步较晚。20世纪初，法国近代地理学创始人维达尔·白兰士(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曾提出或然论和人对环境的适应与选择观点，认为：“自然为人类的居住规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类对这些条件的反应或适应，则按照他自己的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不同。”②这一观点奠定了社会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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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其骧：《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原载《纪念徐霞客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后收入《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95页。
②(美)普雷斯顿·詹姆斯(Preston E．James)著：《地理学思想史》第九章《法国和英国的新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第232页。参见：(英)罗伯特·迪金森(Robert E．Dickinson)著《近代地理学创建人》，葛以德、林尔蔚、陈江、包森铭译，葛以德校，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第237—241页；杨吾扬著：《地理学思想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6月，第58—64页。
的理论基础。①国外的社会地理学自20世纪60年代初才开始发展起来，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中国大陆的社会地理学起步较晚，及至90年代，才随着人文地理学的逐渐恢复而受到关注。沈道齐、张小林指出：“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转型加快，社会问题愈加突出地显示出来，人文地理学者在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意识到需要开拓新的领域。于是发展出社会地理学，建立中国社会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内容体系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出现了较快的发展势头。”②
关于社会地理学，以往曾有论著做过一些界定。譬如，英国R．J．约翰斯顿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词典》就指出：社会地理学是对“有关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以及支撑这些关系的空间结构的研究”③。台湾学者认为：“依地理观点来研究社会现象的学问称为社会地理学。人类的社会生活，各地各有其特质，研究其特质之所以造成的理由，乃至于因区域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性，是社会地理学主要课题。社会生活与人口、聚落、经济、交通乃至于政治、文化等问题相关，故社会地理学内容自与人文地理学内容难分。因此有人认为社会地理学为人文地理学之新名词，但社会地理学之与人文地理学，在研究立场上有别，将人类生活当做社会现象加以研究的倾向而言，前者较后者更强。”④《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列有“社会地理学”条，大陆学者李旭旦认为：“社会地理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研究各种不同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分析比较社会类型及其形成过程。社会集团具有不同类型，起源于特定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代表了对不同自然环境的一种反应。”⑤李旭旦还指出：早期的社会地理学研究主要包括人口地理、聚落地理与城市地理等方面，除此之外，还研究各种社会集团如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等的地理分布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社会地理学后来的发展侧重于联系解决社会实际问题⑥。李润田主编的《现代人文地理学》一书列有“社会文化地理学”一章，其中有关社会地理研究方面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社区的地理研究；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包括社会关系的区位研究和社会问题的地理研究等)。其中所涉及的社区与环境、社区的中心与边界和社区空间结构及其影响等，实际上的内容即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这已不是当代社会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了。不过，以不同的标准划分出各类社区，以及通过对社区的对比分析，凸显不同社区的独特性，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目前，人口地理、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等均已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⑦，社会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集团方面。对此，吴传钧认为，中国社会地理学要“研究社会集团的空间活动，地域性的行为地理，生活水平的研究与犯罪地理学”等。李剑如认为，当代社会地理学是一门“研究社会集团的空间类型、空间结构、空间过程以及各种社会问题及其地域集中性的科学”。沈道齐、张小林认为：社会地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活动空间地域特征及其规律的学科，它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探讨中国社会地理学的性质、对象与任务；社区地理研究；社会问题地域集中性的研究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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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9月，第132页，“法国地理学史”条；第432—433页，“维达尔·白兰士，P”条。
②沈道齐、张小林：《中国社会地理学综述》，载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上册，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59页。
③柴彦威等译，柴彦威、唐晓峰校，商务印书馆，2004年1月，第653页。
④石再添：《社会地理学》，载沙学浚主编《地理学》，见《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十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第118页。
⑤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第215页。
⑥1987年金其铭、董新编著的《人文地理学导论》也列有“社会地理学”，基本上承袭了上文的观点。
⑦日本广岛女子大学助教授堤正信所著《集落の社会地理》(溪水社，1985年3月版)，虽以“社会地理”为名，但实际上研究的就是聚落地理。
⑧参见沈道齐、张小林：《中国社会地理学综述》，载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上册，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62页。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社会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内容体系尚未完全定型。社会地理学有时也被称为社会文化地理学，一般认为，用地理观点来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的学科，即称为社会文化地理①，这说明社会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②。社会地理学的出现，为人文地理学增添了活力，扩展了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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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其昀译：《人生地理学发达史(续)》(《地理杂志》第3卷第4期)，将“文化地理”称为“高深的社会地理”。
②(英)R．J．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曰：“经历了80年代整个人文科学的‘文化转向’，社会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开始混合为很少有知识连贯性的学科。”(第653页“社会地理学”条)
二 学界以往对社会地理现象的关注
历史社会地理在历史地理学中至今尚未占有一席之地③，但这并不等于说以往就没有学者注意到这方面的内容。人类生活广泛受环境影响，古往今来，有关这方面的观察和记录相当不少。晚清民国时期，不少西方地理学著作被翻译、引进中国，这对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张其昀译有法国白吕纳(Jean Brunhes)的《人生地理学发达史》，自民国十八年(1929年)九月起，连载于《地理杂志》第二卷第五期、第六期和第三卷第一期④，“人生地理学”亦即人文地理学。白吕纳是社会地理学奠基人维达尔·白兰士的弟子，根据白吕纳的看法，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各种人类生活，如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与自然地理学之各现象之相互的关系”⑤。人地关系自古以来就已存在，人地关系论自然成了学界关注的焦点。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和研究的中心课题。自然对于人类是主宰?还是影响?抑或是相关?这是人文地理学家分歧的焦点。主宰说者，认为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具有绝对的势力，“人者地之产物耳”；影响说者，认为社会活动的演进原因多多，地理因素只是众多原因之一而已。而主张相互关系论者，则认为人类受地理环境的支配，而地理环境亦受人类的影响⑥。白吕纳虔奉其师维达尔·白兰士的地理哲学，他的主要学术思想除了揭示人力足以改变环境的具体观念外，还认为人类之适应环境，其能动性实与其他生物迥然有别。一般生物对于环境的反应完全是机械被动的，而人类对于环境的反应则相当灵活和主动，“人类具有心灵的智慧，其心理因素，亦为决定人地关系的主要条件之一”⑦。
在西方人文地理学说的影响下⑧，当时出版的地理学著作，对于人地关系均相当重视。1928年出版的白眉初之《中国人文地理》⑨共分三卷，分别为“民族篇”、“民权篇”和“民生篇”。该书关注中国各地的物产盛衰、人类繁耗、民生衣食以及国家强弱等，尤其重视礼俗与民生(如实业、商业等)，对于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类人群均加留意。作者指出：“风俗由于人为，然亦必因其气候、地势之不同，生活程度之不齐，民族性质之开闭，与夫文物之盛衰，而差等生焉。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古来设轩輶之采，以觇列国之风，则礼俗足以代表其民族之文野也，久矣。”除了关注民俗外，该书亦简要概述了汉族的派别(各类人群)，对客家、福老、福州乡民(即俗传的三把刀)、堕民、九姓渔户和畲民等，均有涉及。当时，“社会地理学”的概念已在中国得到介绍，如1933年布鲁诺(白吕纳)原著、谌亚达译述的《人文地理学》中，即有两处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地理学”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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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有关历史社会地理总体上的理论探讨，主要有：王振忠：《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复旦学报》1991年第1期；吴宏岐、王洪瑞：《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3卷第3期，2004年5月。
④民国十九年(1930年)十一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有白菱汉著、张其昀译的《人生地理学史》，收入何炳松、刘秉麟主编“社会科学小丛书”。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月世界书局出版有布鲁诺原著、谌亚达译述的《人文地理学》。此处的“白菱汉”、“布鲁诺”均是“白吕纳”的异译。
⑤张其昀译：《人生地理学发达史》，载《地理杂志》第2卷第5期，第46页。
⑥胡焕庸：《西洋人文地理学晚近之发展》，载《地理杂志》第2卷第3期，民国十八年(1929年)五月版。
⑦陈正祥：《现代地理学之观念与方法》七《法国地理学派及其特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81页。
⑧晚清时期有三部较有影响的人文地理学译著，即日人牧口常三郎著《人生地理学》(1906年)、世界语言文学研究会编辑部译《最新人生地理学》(1907年)和凌廷辉的《人生地理学》(1909年)。参见：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第210—211页。另参见：郭双林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
⑨北平，建设图书馆，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二月。
张其昀除了译介白吕纳的著作外，自己也有不少相关的著述。如《江浙二省人文地理之比较》一文①，对于浙江宁波商人和江苏洞庭商帮等皆有论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张其昀出版《中国人地关系概论》一书，全书分四章，分别为“平原地带”、“丘陵地带”、“高原地带”和“高山地带”。该书“以中国之地势为经，气候、水利、人口、资源、实业、交通、都市、民族、国防等项为纬，就本国地理之基本智(知)识作系统之说明”②。其中，对于各地人群与地理环境之关系多所关注，如曰：“徽州茶叶品质最优，徽州六邑，地狭人稠，即在丰年，米粮仅敷三月之食，幸赖茶叶所得，以为挹注。徽州茶商散布全国，有‘无徽不成镇’之语。”③又如，“海滨之民习于波涛，帆影足迹交于南北两洋，宁波商人其代表也”④。张其昀对于人地关系的描述方法，与王士性对浙江的分析可谓一脉相承(只是在更大的范围上广而言之)。至于更细致的研究，早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和二十五年(1936年)，张其昀就分别出版《本国地理》两种计五册，后于1957年稍加删节，总名之曰《中国区域志》甲、乙二编。其中，有不少内容与社会地理相关。张其昀认为：“区域地理(Regional geography)乃治地理学之正轨也。《礼·王制》篇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此虽陈言，而卓然为一天然区域(National region)之定义。”⑤“天然区域”是《中国区域志》的核心概念，根据他的定义：“大凡地理环境相同之处，其生活状况亦必大同小异，若此之地，谓之天然区域。”⑥在接受西方地理学理论的同时，张其昀也努力发掘人文地理学的本土资源，进一步详细阐述了“天然区域”的内涵：
地形与气候，为环境之二大要素。先知一地之地形气候，则于其地之风土人情，思过半矣。盖水道之缓急，视乎地形而定；水量之大小，视乎气候而定；而农田之肥瘠，又视乎水利而定。草木之生长，与气候有关；矿产之采掘，与地质有关；而职业之分布，又与物产之分布有关。贸易之盛衰，系乎水陆之交通；人烟之疏密，系乎富源之厚薄；而水陆转输，货物集散之点，又必有都会之兴起焉。凡大都会皆有其经济之基础，交通之孔道，街市之面目，风俗之流衍；而其所以致此者，皆有自然之趋势，可以往复推寻者也。由此观之，地理事实非偶然者也，非孤立者也，有相互之作用焉，有合理之解释与明晰之系统焉。不特须知其然，而且须求其所以然，且惟能见其所以然，故于当然之事实，亦觉豁然贯通，见之愈为明切。是以欲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地理，必须认明天然区域，而不当囿于省界。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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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理杂志》第2卷第5期。
②张其昀著：《中国人地关系概论》，“史地丛刊”，该书为当时的教育部委托国立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编辑，大东书局，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二月。
③《中国人地关系概论》第一章《丘陵地带》，第23—24页。
④《中国人地关系概论》第一章《丘陵地带》，第25页。
⑤《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五辑，1958年1月，第62页。
⑥《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第62页。
⑦《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第62页。
《中国区域志》一书，不囿于省界，而根据地形、气候、物产、人口、语言、交通、风俗和历史等种种要素，“参伍稽考，分析综合”，将中国分为黄河三角洲、大湖区域、大江三角洲、东南沿海区、珠江三角洲、岭南山地、海南岛、云贵高原、西南三大峡谷区、四川盆地、秦岭汉水区、陕甘盆地、黄河上流区、山西高原、海河流域、东北二大半岛、关东草原、白山黑水区、塞北草原、外蒙高原、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和西藏高原二十三个“天然区域”。在“导言”中，张其昀就以安徽省为例，说明“天然区域”及其内部的诸多要素。他认为安徽省的天然区域，明显可分为三区：北部属于淮水流域，中部属于大江流域，东南一小部分，属于浙江上流的徽港流域。地形、水利、气候各不相同，生计亦迥然有异，如“安徽之东南部，山多田少，生计艰难，故壮者多行役四方，徽州商人，到处有之”。他并且认为，“徽州之徽港，与浙江之婺港、衢港，同为浙水之上源，分隶二省，非通论也。吾人研究地理，要当注意天然形势，应分则分，应合则合，观其会通，而明其大纲，庶不至有重复割裂之烦，与源委不清之弊也!”①揆诸实际，皖南的徽州与浙江的淳安等地，不仅同属新安江流域，而且人群、方言和建筑等均大同小异，可见张其昀的说法的确颇有见地。
《中国区域志》一书，非常注意各“天然区域”内的“富源”和“民生”及其“风俗”。所谓富源，主要是指各地的物产，譬如“徽州六县，山多田少，即在丰年，米粮亦仅敷三月之食，幸赖茶叶之所得以为挹注。徽茶为徽州出产之王，徽州各县几至无家无茶园茶场，一至立夏(五月六日)，家家筹备摘茶，总计茶户、茶工、茶商、茶贩，徽州人民之生计，有十分之九与茶业有关。我国绿茶品质以徽州婺源县为最优，红茶以徽州祁门县为最优。婺源北乡鄣山茶，香味沁人心脾，尤为名贵。上海出口绿茶，箱上大字多标名‘鄣山某茶’，藉其名贵以召外人重视。徽州虽属安徽，但徽州绿茶非由芜湖出口，而由杭州运至上海出口，祁门红茶由江西九江出口，水运有关于商业，于此可见。徽州茶占全国产额四分之一，徽州六邑每年产茶四十万担，每年以最低山价之三十元计算，即有一千二百万元。上海绿茶外销市况，几视徽州产额之丰歉为转移。江浙两省，民间日用之茶，尤以徽茶为最盛行，即北平、天津、汉口、广州各大埠，茶叶店肆，类为徽州茶商所设……”②因此，徽州的风俗及民生，“因山多田少，生计艰难，壮者佣于四方，善识低昂，故亦有以货殖为恒产者”③，“徽州人素以善于经商见称，挟其土产茶叶，远游全国，各省商业，殆无不有徽帮者”④。尽管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茶业经营只是徽州民生所赖的一个方面，“无徽不成镇”局面的形成，亦不仅与徽商的茶业贸易有关，但《中国区域志》重视
地理环境、物产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却极富启发意义，在以往的地理学著作中，也是别开生面的。
除了徽州外，张其昀对各地其他人群的分析，亦颇耐人寻味。如对山西风俗，他指出：“俭，美德也，亦山西人最显著之风俗也。盖晋省山岳重叠，天寒地瘠，可耕之田甚少，物料须仰给于燕豫秦中，又苦于舟楫不通，是以坚忍俭啬，忧深思远，此乃环境之影响，不得不然。农夫夏秋在野，冬春在矿，商贾勤贸易，妇女勤纺织，可谓地无遗利，人无遗力也。民间终岁劳苦，不敢少休，吝啬迫隘，而好储蓄。即家钜万，亦务多积聚，淡泊自安，毫无奢华。……山西人善治生，其节财之法，往往为他处所罕见。……山西人最善经商，亦受地理环境之影响。盖土瘠民劳，每遇凶荒则负担赴外境，谓之赴熟，无安土重迁之习惯，一也。晋人善治生，多藏蓄，计较分毫，长于理财，二也。河东有盐铁之饶，贸易遍于各省，其商人‘任重而道远’，皆能忍耐，处事有恒，三也。”⑤自明代以来，山西商人闻名遐迩，成为执中国商界之牛耳的两大巨擘之一。以往虽然也有不少著作论及山西的自然环境与从商习俗形成的关系，但此处张氏较为全面的分析仍有其独到之处。又如，对于江南风俗，张其昀认为亦深受风土之影响：
(一)郊无旷土，阡陌如绣，有古井田遗意。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数十家或数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地方自治，素称修明。至江浙二省人口之密，不但冠于中国，即在世界各国亦无其比。
(二)东南财赋之区，男女皆能自立，地饶多利，俗尚纷华。崇栋宇，丰庖厨，嫁娶丧葬，浮侈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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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第63页。
②《中国区域志》乙编第七章《东南沿海区》，第106—107页。
③《中国区域志》甲编第四章《东南沿海区》，第171—172页。
④《中国区域志》乙编第七章《东南沿海区》，第111页。
⑤《中国区域志》甲编第十四章《山西高原》，第349—351页。
(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颖异之材，挺生是邦，喜文艺而厌凡鄙，出自天性。布衣之士，率能摛章染翰，其格甚美。
(四)水土柔和，语音清切，春秋佳日，游侣如云。吴人善诙谐滑稽，谈言微中；又多闲情韵事，此皆交际频繁之故也。①
上述的分析，与王士性、张瀚和谢肇淛等人的记载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或许我们并不满足于类似的描述，甚至有的学者可以“科学”地认为这样的描述失之“笼统”②，但由此亦不难想见学界对于社会地理的关注可谓不绝如缕，未曾间断。只是中国大陆自建国以后近30年，因人文地理长期遭受冷落③，故而对社会地理之关注亦遂乏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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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区域志》甲编第三章《大江三角洲》，第142—143页。
②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认同这样的观点，但基于社会地理现象本身的纷繁复杂，许多情况下并无绝对明确的界限，数量统计固然“科学”，但“笼统”有时较之绝对的“科学”，或许更能大致概括和揭示社会现象的总体特征。
转贴于 三 历史社会地理学的研究内涵
历史社会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影响，以及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等。参照当代社会地理学的框架，我以为，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
社区是包括人口、地域及社会关系的社会实体。换言之，社区既是一群居民，又是一个地理区位，同时它还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社区的数量众多，其分布可以说是无所不在④。此前有关社区的研究，绝大部分来自社会文化人类学方面，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当代社区的现状⑤。实际上，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⑥，亦可借鉴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早在1948年，就已指出，社区研究与历史是相通的，他认为：“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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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参见谭其骧《历中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载《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④参见：蔡宏进著《社区原理》，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6月，第1—26页。在中国大陆，刘君德、靳润成、张俊芳编著有《中国社区地理》，“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
⑤关于这一点，参见王铭铭所著《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第三卷，1997年4月；《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6月。
⑥历史学界对“社区”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论著，如乔志强认为：“简言之，社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性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社区可分为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两大类型。另外，少数民族也属于一个特定的社区。”(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125页)。张研曾发表《试论清代的社区》(《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她认为：“社区兼有社会和地理的空间概念。清代的社区可以说就是清代的区域社会。这种区域社会是清人以家庭、家族、宗族、乡族及保甲、里甲、坊厢等形式聚居其中、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产生各种互动关系而共生共存的社会地理空间。清代的社区与其他时代的社区一样，存在或重叠、或交错、或平行的多种形态，如法定社区、自然社区、专能社区、政治社区、经济社区、精神社区、民族社区等。多种形态的诸多社区构成了清代社会。……”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详见张研著《清代社会的慢变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另外，卞利也有《社会史研究的典型区域——明清徽州社区解剖》，载《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显然，他们有的是将“社区”当作“区域社会”的代名词，有的将之当成“地区”的代名词。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是将“社区”视作其内居民具有高度认同感和凝聚力、范围适中的区域，以此为视角，研究社区内的人群、空间、文化、组织和认同等问题。如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阳江口平原的例证》 (载《史林》1995年第1期)、陈春声《乡村神庙系统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为例》(载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725—761页)等文，虽未对“社区”下直接的定义，但其内涵大致如此。王振忠《明清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参见王振忠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4月，第120—157页)、《明清以来汉口的徽商与徽州人社区》(“中国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纪”学术研讨会，台湾暨南大学，2001年12月)二文，则直接而具体地将“社区”视作居民、地理区位和生活方式的结合。
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在这一层上可以说是和历史学的工作相通的。社区分析在目前虽则常以当前的社区作研究对象，但这只是为了方便的原因，如果历史材料充分的话，任何时代的社区都同样可作分析对象。”①也就是说，社区研究的对象是现代社区还是历史时期的社区，主要看资料的情况来决定。而从资料的角度来看，在历史时期，有的地区保留下来的民间档案文书相当丰富。比如说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国的徽州文书，数量就相当之多，其中就包含了相当丰富的乡村社区研究资料(我将这些资料称为村落文书)②，它的详细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讲甚至不亚于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实地调查获得的资料。因此，运用这样的资料来研究历史时期的社区，显然是可行的。当然，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社区研究相比，历史社会地理更注重对历史资料的运用和解读，特别重视对基层乡土文化的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承继积淀而形成的乡土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
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
在历史社会地理中，如果说社区研究侧重于对人类生活空间的探讨③，那么社会现象则侧重于对社会生活方式的研究④。“生活方式是技艺的综合，是人群主动地求适应于地理环境的表现。生活方式的特殊、稳定和持久与否，大都要看地理环境之是否特殊与稳定”⑤。社会地理学将人类的生活方式导入地理学研究，“它指的是一个人类集团的成员学习到的传统品质——即人类学者所用的术语‘文化’，生活方式意味着一种民族的制度、风俗、态度、目的以及技能的复合体。维达尔指出，同样的环境对于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民具有不同的意义：生活方式是决定某一特定的人类集团将选择由自然提供的那种可能性的基本因素”⑥。生活方式的范围很广，如衣食住行、婚丧礼俗、休闲娱乐以及各类社会现象等。关于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主要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人群研究：社会地理以人和社会为中心，特别关注社会群体类型。在历史时期，社会群体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形成，并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及行为准则的人们构成相对稳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方式。由于他们对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故而在空间上表现为不同的分布类型⑦。因此，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最重要的便是人群研究。社会地理的人群研究，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影响。
1994年业师邹逸麟先生主编的“区域人群文化丛书”⑧，在丛书前序中，我们首次提出了“区域人群”的概念。所谓区域人群，是指历史上特定时期具有明显区域特征、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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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92页。
②参见拙文《清代前期徽州民间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民间日用类书为例》，“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 in Imperial China”，2002年10月)论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2002年10月，待刊；《徽州村落文书的形成——以抄本二种为中心》，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史料馆主持国际合作项目“历史档案的多国比较研究”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近世东亚的组织与文书”)论文，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2004年11月，待刊。
③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水津一朗所著《新订社会地理学の基本问题——地域科学への试论》(大明堂，1980年6月版)，即以“生活空间”为其主要研究内容。
④日本社会地理协会(Japanese Association of 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所编的《社会地理》杂志，英文直译即作“社会生活的地理”(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该杂志于1947年创刊。
⑤(法)梭尔：《论生活方式》，载梭尔著、孙宕越编译《人文地理学原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四辑，1957年4月，第95页。
⑥《地理学思想史》第九章《法国和英国的新地理学》，第232页。
⑦参见左大康主编《现代地理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7月，第726页。
⑧该丛书由王振忠策划并任副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出版有《绍兴师爷》(王振忠著)、《徽州朝奉》(王磊著)、《山西票商》(安介生著)、《八旗子弟》(刘小萌著)、《钻天洞庭》(马学强著)、《苏州状元》(胡敏著)、《苏州梨园》(李家球著)、《香山匠人》(李家球著)、《宁波商人》(林树建著)、《两淮盐商》(韦明铧著)、《扬州瘦马》(韦明铧著)、《维扬优伶》(韦明铧著)、《秦淮粉黛》(剑奴著)和《九姓渔户》(剑奴著)等。
社会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人群，他们不仅有着纵向遗传和横向衍播的民俗传承，而且，其名称又是历史时期约定俗成的。如徽州朝奉、绍兴师爷、凤阳乞丐和山西票商等。有关区域人群，我们主要研究了地理环境与区域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区域社会心态、风俗习惯及其社会影响等①。
近年来，对汉族人群的研究，学界出现了不少富有学术价值的成果。譬如，乔健、刘贯文、李天生所著的《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台北，唐山出版社，2001年9月版)，通过为时两年的田野调查，在收集大量第一手文献的基础上，对山西乐户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认为：“乐户被排除于宗族组织之外，因而在亲属关系、祖先观念及祖先崇拜上与农民迥异。同时在道德与价值观念上、人际关系上、生活习惯上、婚姻与家庭以及宗教信仰诸方面都有独特的理念与行为。”②这是人类学者与历史学者结合，研究区域人群的一个成果。这部专著相当扎实，对于我们研究历史社会地理颇有启发③。又如，陈支平所著的《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认为：民系至少应当具备地域条件、人口因素、相对完整的社会活动体系，以及相对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这四个要素。他将福建的汉人分成福州人、兴化人、闽南人④、闽北人、客家人和龙岩人六个民系，并对各个民系的分布、各个民系之间的相互交融、汉人民系与少数民族的血缘文化融合、福建汉人各民系的人文性格及福建汉民整体上的人文特征等，均做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其中从社会经济史角度着眼，对福建汉人各民系人文性格方面的探索，有颇为独到之处，是目前所见历史学界对人群研究方面的一部力著⑤。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所著的《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Subei People in Shang- hai，1850—1980)⑥，“涉及中国的原籍族群的社会建构和社会含义”，也是有关区域人群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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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区域人群”的基本概念此后似乎为学界所认可及沿用，除了笔者执笔的《历史人文地理》(邹逸麟教授主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社会文化部分之外，胡兆量、阿尔斯朗·琼达等编著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八章《中国历史区域文化人群》，吴宏岐、王洪瑞合撰的《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也基本上采用了这一概念。
②《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第8页。
③与乔健等人的研究差相同时，音乐史学者项阳也著有《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10月)。该书“从对历史上乐籍最为集中区域之一山西省所存乐户后人的实地考察入手，以乐籍制度、乐人为主脉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进行梳理”，据说，作者对山西乐户的关注也是从1994年开始，他对山西十多个县市的几十位老乐人及其后代进行了调查采访，掌握第一手的宝贵资料。但两部书的作者似乎都没有提及对方的研究，很可能是在不同的领域中分别进行的研究。
④关于闽南人，林再复著有《闽南人》一书，台北，三民书局，1985年修订再版本。
⑤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著作也与人群研究有关。譬如，徐杰舜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这部书将汉民族的人文地理划分成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七个人文地理区，概述了各区的族群及其文化。黄淑娉主编的《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研究广东汉族的不同民系和群体的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对广东汉族三民系(即广府、潮汕、客家)的体质特征、文化特点、族群心理、广东语言和宗族制度等，都作了详细的研究。黄淑娉、龚佩华另著有《广东世仆制度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对广东的世仆作了系统的探讨。人类学的研究，特别是国内近年来对汉族的研究，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反映各地人群社会文化风貌的通俗著作也层出叠现。如：《剖析“上海人”》，“闲话中国人系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2月；《品评“广东人》，1995年lo月；《说道“山东人”》，1995年10月；《放谈“东北人”》，1995年lo月；蔡栋编《南人与北人》，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10月；《北人与南人》，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年12月；余秋雨等著《东西南北人——中国人的性格与文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12月；方方、叶兆言等著《闲说中国人》，三联书店(香港)2002年11月。此外，还有《人文中国》、《城市季风》、“都市人丛书”和《粤人众生相》等。虽然是通俗作品，但它与历史地理学界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界开展的对汉族人群的研究之学术倾向，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的文字多出自作家之手，虽然间或不乏一定的学术水准，但也有不少是以极端的个案来揭示人群的特征和性格。
⑥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8月。
关于区域人群的研究，与社会经济史、人类学关系密切。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区域人群的产生、变迁及其社会影响，与各地的社会经济结构密切相关①。而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来，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应当加强对汉民族人群的研究②。当然，历史社会地理在研究各地人群的人际、群际关系时，始终应当加强对其地理背景的分析。我以为，今后应当重点发掘族谱、民间文书以及民间三集成(歌谣、谚语、民间故事)、竹枝词、文集、笔记等资料，研究各种人群的渊源流布(包括人群由来、分布、地理环境背景)、特征(群体性格、心理差别)、经济(谋生方式)、文化(社会规则、家族家庭、衣食住行、婚丧礼俗、文化教育、宗教信仰、迷信禁忌)和语言(方言、俗谚、民间歌谣)，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展开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
(2)风俗地理：主要研究民间生活的空间形式③，也就是用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民俗的形成、发展、演变、分布规律和区域特征。具体而言，诸如民俗事象的地理分布，民事惯例的地域差异，城市文化与时尚变迁等等，都是风俗地理研究的对象。其中，民事惯例的地域差异，在现代民俗地理著作中被称作是“乡间民规民俗地理”，主要是研究乡土社会中形成的诸多习俗惯例。对于这样的课题，历史民俗地理的研究，可以利用现存的大批日用类书加以探讨。譬如，徽州、绍兴、海门、湖南及上海等地都遗存下了不少日用类书，他们分别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不同的自然地理及人文环境下的产物。利用这样的资料，可以研究历史时期民事惯例的地域差异。关于风俗地理，以往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亦多有涉及④，而各种断代的风俗史、民俗史、社会生活史，也与风俗地理有相当大的关系。但历史社会地理并不刻意于人为的分区，更注重从人群研究的角度加以探讨。
(3)社会变迁：社会变迁是指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引发的各类社会变动现象，举凡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生活方式、风俗时尚等一切社会现象所发生的变动，都可以归入社会变迁的范畴。这方面的研究与社会史、社会学关系密切，只是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更偏重于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加以分析。
由于此前历史社会地理尚未在历史地理学中占据应有的位置，而社会地理研究的范围又相当广阔，作为一门尚待建立的分支，上述刍议很大程度上只代表我个人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粗浅认识。该一分支的最终确立，需要更多扎实的实证研究，需要更多学者的参与和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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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前苏联，社会地理学被列入社会科学系统，将它作为社会经济地理学的一部分，主要以人为主体研究人们生活和社会生产的空间过程与组织形式，包括人们的劳动、生活、休息、个性的发展与生命再生产的条件。参见左大康主编《现代地理学辞典》，第725页。日本学者奥田义雄所著《社会经济地理学论考——现代における世界像の把握》(大明堂，1969年)，第一编即包括对社会地理学本质和体系的考察。(第1—41页)。
②对于汉族人群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多方面的关注。譬如，在民族学界，20世纪80年代开始，等人多次强调要加强对汉民族的研究，此后，汉民族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参见宋蜀华、满都尔图：《中国民族学五十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华南的社会经济史学者通过与人类学者的对话和交流，逐渐发展出一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这一点，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的人群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
③高曾伟主编：《中国民俗地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页。在日本，田村荣太郎所著《江户·东京风俗地理》(雄山阁，1965年1月)四卷，以丰富的史料及珍贵照片、地图，对东京的地理、历史风俗、城市发展和城市景观变迁等，均作了揭示。
④较早的如曾昭璇先生的研究，其成果最初是以讲义的形式出现，参见其后来正式出版的一些论著，如：《岭南史地与民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人类地理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此后的历史文化地理论著亦多涉及，兹不赘列。
My Humble Opinion on Historical Social Geograp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