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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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理论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12-0284-01
当前，以 Daron Acemorglu 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经济增长从根本上依赖于制度发展，制度优先于经济发展并决定经济增长。随着现代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发展，政治制度决定论已经摆脱了单纯理论阐述为主的研究模式，正逐步朝着研究框架体系化、研究方法模型化以及研究结论可检验化等规范模式发展。由于新颖和独特的研究思路，政治制度决定论的许多研究成果很快便在学术界广为流传。
一、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1.制度安排决定经济增长能力
1.1制度的两种作用。一般认为，制度会产生两种利益：首先，制度会增进长期增长。其次，制度还能使经济在面对外来冲击时进行调节，从而让经济具有一定的恢复能力。
1.2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能力的首要因素。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强有力的系统性关系。制度可能是决定经济绩效最根本性的因素，不同的制度安排是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能力的首要因素。
2.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增长方式
政治制度决定论以政治制度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认为在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国家，政治制度环境的差异可能导致他们选择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增长方式。一般来说，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应该不是什么坏事，它可以缓解经济增长中的羁绊并增进福利。然而，在一个政治体制和产权制度存在先天不足，以至于资源的发现过程被大量耗费在无效率的活动上时，情况却有可能出现逆转。经济主体只有通过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来刺激社会投资和技术进步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从根本上依赖于政治制度的发展。
3.利益集团影响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
在现实世界中，有许多因素阻碍着政治科斯定理的实现，其中，利益集团就影响着政治制度的选择并决定经济增长。
3.1承诺问题。在大量的政治经济交易中，国家往往是合同方之一，这导致了国家或控制国家的社会团体与其他人签订的合同很难有效执行。由此，政治权力的配置产生了固有的承诺问题，阻碍了潜在的经济绩效的实现。
3.2社会冲突问题。控制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往往因获取自身的利益而选择错误的政策与制度。在能力弱小的国家，追求自利的政治精英群体往往因为未来预期收益的有限而游说国家甚至直接做出公共物品不足投资的决策，不会对提高经济产出能力而进行必要的投资。在能力强大的国家，统治者和政治精英不倾向于设计权力分立制衡的机制，通过实施高税收政策以获取最大化的收益。由此，民间的投资激励大大受损，经济增长受阻。此外，由于政治家和选民政治信仰的不同及偏差，社会往往选择符合政治家和社会团体利益但缺乏效率的政策和制度。
4.民主制度影响经济增长
4.1民主制度呈现阶段性特征。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效率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民主改革虽然能够引导一国经济更加开放和经济自由，但若经济处于较低层次和较低发展阶段，民主转轨却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甚至是经济崩溃。
4.2民主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民主程度并没有成为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但存在非线性关系。当只有少量政治自由的时候，更多的民主会促进增长，但如果已经获得可适度的自由，更多的民主会遏止增长。
4.3民主制度本身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不确定性。
二、政治制度效果的实证检验
政治制度效果的实证检验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检验方法
政治制度效果的实证检验主要借助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方法，使其论证结论更具说服力。其中涉及的方法主要有普通最小二乘法、使用匹配估计和倾向分值因子来放宽线性假设、工具变量法以及基于Heckman 的参数选择修正法等 。Persson 和 Tabellini 使用上述方法对制度（主要为选举规则和政府形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进行实证分析。
2.先验理论和实证分析的比较研究
政治制度决定论尝试在先验理论和实证分析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下面以选举规则和政府形式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绩效的影响加以说明：就选举规则的影响而言，现有的理论观点强调选举规则影响的不同方面，预测多数选举制与比例代表制相比将引致更少的福利。但实证数据分析表明，多数选举制能带来更小的政府支出规模和财政赤字。就政府形式的影响而言，大部分理论预测总统制国家比议会制国家较少受政治抽租（腐败）所困扰，政府支出规模也小的多。与理论预测不同的是，议会制国家的腐败与无效问题并不总是更严重。相反，总统制政体则因其不良的政策与更差的经济绩效相伴随。但是，总统制的影响与民主制度的质量相关。在民主制度较好的国家中，总统制对腐败的负面影响是存在的，假如民主充分发达，则能限制腐败；在民主制度较差的国家中，总统制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政策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
三、结论
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制度决定论特别是政治制度决定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1.正确认识制度，积极运用制度促进经济增长
制度对于经济增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有效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而无效的制度则阻碍经济增长。由此，国家应该增加有效制度的供给，减少和消除无效制度的创生。
2.正确处理民主制度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民主改革之路
我们不能因为民主制度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他国经验而一味注重政治体制改革，忽视其他制度的配套改革。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某些国家因民主制度改革反而遭受经济衰退的历史而动摇我们进行民主制度改革的决心。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要配以良好的产权制度才能发生。
参考文献
经济增长的理论范文第2篇
在过去的30多年间，旅游业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经历较长的快速发展时期，其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增长中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与此同时，旅游产业作为一个发展速度快、增值效率高、就业带动强、创汇效益好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也在不断提升。江苏省凭借经济、文化、科技、对外开放政策等一系列优势，已成为我国重点旅游省市之一。作为传统旅游大省，江苏省旅游经济保持快速、协调的发展，成绩令人瞩目。2000年江苏省旅游收入仅为633.47亿元，至2015年旅游收入达到8988.16亿元，16年间的平均同比增长率达到19.5%，而同期江苏省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同比增长率为16.3%。可以说，旅游收入对于江苏省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增强。
对于区域经济活动而言，旅游收入是衡量其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旅游收入还可以直接反应该地区经济运行状况的好坏。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收入的高低会对区域经济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所以说，研究江苏省旅游人怠⒙糜问杖胗GDP之间的关系对江苏省旅游业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旅游收入与GDP之间的关系也是旅游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针对旅游收入与GDP之间的关系研究上，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并不一致。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国外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随着时间的变化主要可以分为案例研究、传统计量模型研究以及动态面板模型研究三种类型。
Balaguer 和Dritsakis 分别以西班牙和希腊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入境旅游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西班牙与希腊的旅游收入对各自国家的经济增长长期存在着推动作用，并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驱动型经济增长假说理论。
但Chi-OK Oh以多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基础为分析，其认为在少数以旅游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是旅游业促进经济发展，而是经济的发展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Baru R、Lanz A以及 Pigliaru F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旅游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通常表现为非线性关系，并且所研究的地区不同，研究结果差异也较大。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相对于国外学者而言，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并且研究大都是以中国境内为研究对象的，并以建立数学模型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从而探讨旅游收入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但是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国内学者大致认为旅游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存在均衡稳定的关系，这与国外学者Chi-OK Oh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赵磊等人经过相应的研究发现，旅游业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而区域经济的不断增长又会反过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旅游收入和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关系。鄢慧丽、熊浩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协整分析，基于中国1996年-2011年旅游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分析得出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同旅游收入之间同样存在协整关系。国内学者们也注重于用理论方法分析旅游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申葆嘉通过理论方法分析得出，旅游业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可能是由于研究方法以及运用模型不同等因素的影响，国内学者们关于旅游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并不一致，例如柳思维等人运用实证研究分析了中国旅游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最终认为没有鲜明的证据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关系。
作为全国重点旅游省市之一的江苏省，其旅游收入的增长是否可以助推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又存在着何种实际关联？本文以江苏省为例，基于取自《2000年-2015年江苏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上的数据，对旅游人数、旅游收入以及国民生产总值进行相应的趋势分析，并将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灰色关联度模型进行证实。本文的最终目的在于探求旅游业对于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并依据三者之间的实际关系，给予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以促进江苏省旅游产业的健康有需发展，让旅游业重回最初的美好。
二、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
文章中旅游收入、旅游人数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所有数据均取自《2000年-2015年江苏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就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人数的增减会直接导致旅游收入的变化，但是在一定层面上，旅游收入的增加除了受到旅游人数增长的影响外，物价上涨也是旅游收入增长的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在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时，将旅游人数也一并考虑在内。在本文中，直接将江苏省的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经济指标，令作为经济指标的国民生产总值为X，令旅游人数为X1，令旅游收入为X2。
经济增长的理论范文第3篇
中图分类号：F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1-0028-01
1 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的起源
早在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就对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20 世纪40 年代后期，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分别提出了含义完全相同的经济增长模型，故称哈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代表，其标准表达式为：
G=Sσ
G表示经济增长率，S表示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σ是资本产出系数即资本的生产率。
由于σ被假定为不变，S就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这种对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
2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
1956年，在仔细研究了哈罗德的理论后，索洛指出哈罗德模型的问题在于隐含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并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同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 (1) 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出比例都是固定不变的；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这两个比率可以按需要进行调整和变化。(2) 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工资和利润的水平由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充分就业均衡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劳动与资本的组合来实现，因而资本和劳动都可以充分利用；而哈罗德-多马模型则不包含这样的假定。(3)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存在着技术进步，但它是一个具有固定趋势的常数。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表达式为：
Y/Y=λ+α（K/K）+β（L/L）
ΔY/Y 、ΔK/K 、ΔL/L分别为经济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
λ表示技术进步的增长贡献率
α是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
β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不但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率，而且还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相对作用的权数，取决于技术进步。把资本、劳动、技术甚至土地等生产要素都引入经济增长模型， 因而使分析较为全面，这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优点。
当然，新古典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均投资收益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是人均资本存量的递减函数，第二，索洛在其后来的篇幅中虽也论及技术的作用，但它仅将其作为一种外在变量，在技术如何对资本、劳动发生作用方面并未谈及。
3 新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和卢卡斯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摒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思想，被称为新增长理论。比较典型的是：
3.1 罗默的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
罗默是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增长模型有三个基本前提或假定： 第一，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所谓技术就是将投入转换成产出的方式； 第二， 大部分技术进步乃出于市场激励而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 亦即， 技术进步是内生的， 创意或知识品改进了生产技术， 因为一种创意将会使给定投入产生更多或更好的产品； 第三， 创新能使知识成为商品。
罗默模型中的经济可分成三个部门： 最终品部门、中间品部门和研究部门。
最终品部门由许多完全竞争性企业组成， 投入有劳动L y、若干资本品Xj ( j= 1，?，A ) (中间品)
Y（产出）=L1-aY∑Aj=1xaj=L1-aY∫A0Xajdj
这一函数的特点是， 所有资本品都对产出有可加性。对于中间部门， 它买进创意或知识品且消耗一定量耐用资本设备， 中间部门将产出――耐用资本设备x (j) ―― 租给最终产品部门， 收取租金P(j)X(j) (这里P(j) 为租金率)；对于研究部门。假设对第j 设备的设计， 仅为一家研究单位， 且该单位拥有该设备设计的专利权。发明者将出售专利给中间品部门进一步开发使用。
新增长理论首次突破了新古典模型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 论证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带有外部经济效果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这一工作进展无论对于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政策的制订，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3.2 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模型
最早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是由日本经济学家宇泽弘文提出的。1988 年，罗伯特•卢卡斯在美国《货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将宇泽的技术进步方程作了修改，建立了一个新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
卢卡斯假定，每个生产者都将用一定比例u 的时间从事生产，如果该生产者从事生产和学习的时间为一单位的话，则每个生产者将用(1 - u) 比例时间从事人力资本h 的建设，因此，技术进步就可表示为：
H（t）=h（t）δ［1-u（t）］
其中H ( t) 为人力资本的变化率，δ为正常数，上式表明人力资本变化率取决于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及从事人力资本建设的时间。在这一基础上，卢卡斯推演出他的生产函数：
Y（t）=Ka（t）［u（t）h（t）N（t）］1-ahxE（t）
其中N( t) 为t 时刻的劳动数量， hE( t ) 为t 时刻人力资本对生产过程的外部效用，r为正常数。在这一生产函数下，可得到均衡增长条件为：
g=H（t）/h（t）=（1-a）［δ-（ρ-n）］/σ（1-α+r）-r
这一模型强调的人力资本是脱离生产、通过学校教育的途径而获得的，即人力资本是需要专门化时间来建设的；同时，该模型还把人力资本分为社会生产中的一般性、基础性的知识与劳动者个人所特有的技能，即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建设时间长短决定了技术进步的速度以及经济增长速度。这样，卢卡斯揭示了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源。
新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单纯论述劳动与资本的局限性，突出智力投资，强调知识外溢、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有意识的劳动分工以及研究和开发，直至将政府作用内生化，从全新的角度论述了经济增长的根源，无疑是增长理论的重大创新。
尽管新增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理论的疏漏，合理解释了新古典理论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但难免也有不成熟之处，其中最典型的问题便是规模效应问题。根据外部性原理，人口规模越大，有效人力资本的比例就越大，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这一结论显然有悖于事实。像印度这样的人口高密集度国家，并未产生较高的增长率，而西欧一些人口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国家也存在着稳步增长的情况。可见，现实中的经济增长并未像新增长理论中的模型描述的那样简单，所以我们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各种经济问题。
参考文献
［1］左大培.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模型［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5，（3）.
［2］陆静超.经济增长理论的沿革与创新［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4，(5).
经济增长的理论范文第4篇
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在生产中，把生产要素划分为可进行储蓄的资本与不能储蓄的劳动两大部分。这样，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假设中，把劳动供给作为一种外生变量的约束条件，而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则无视这种约束条件的存在，认为再生产的可能要素资本比劳动更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功效，其结论是：在资本密集的经济体中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进而认为，资本密集经济体比资本经常匮乏的经济体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也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经济差距的一个原因。但是，在现实经济增长中确实存在差距大小的问题，而Romer模型中只用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来描述经济增长存在的差距问题是不充分的。为了弥补Romer模型中的缺陷，我们在研究中引入“有限资源”的要素概念，这样，在受一定经济条件约束的经济主体中，资本积累和资源利用同等重要。
一、战后日本：资源贫乏的现实
资源(Resource)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却没有统一的定义。经济学博士李昌宇认为：“资源是可用于生产物质财富的，由于其稀缺并可选择，有必要而且也可能合理配置的物质及其功能。”这是从资源所具有的生产性、稀缺性和选择性等三个基本属性来定义资源概念的。从日本战后产业间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资源应该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和资金四大部分。资本资源是指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各种物质资源的总和，如土地、河流、山脉、滩涂、矿藏、厂房、机器设备、基础设施和原材料等；劳动资源是指运用于生产过程中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亦可称为人力资源；技术资源是一种广义的概念，其中包括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工艺技能、生产的工艺过程、信息系统、组织管理系统等；资金是一种特殊的资源，是资源价值的表现形式。
日本在战后经济增长中首先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有限资源制约。因此，摆脱资源制约或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优先发展的产业中去则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资源配置实际上是有两种存在方式：在分散的市场经济决策中是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实现的，而集权的计划经济是通过强制性的计划手段进行配置的。日本在战后初期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资源配置具有明显的倾斜配置特点。战后初期的资源倾斜配置是恢复经济的需要，因为战争对原有资源（资产）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自不待言，资源是产业发展的物质条件，而产业活动是资源转化为产品和劳务的转换器。资源的属性和产业的功能已经表明了二者的基本关系：产业的正常运行取决于资源供给是否充足；开发和利用资源的广度取决于产业的发展程序。只有资源优势而没有产业优势，则不能形成经济优势。相反，只有产业优势而没有资源优势，经济优势也是不能形成的。资源和产业这种耦合关系，体现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之中。战后日本要想使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就必须获得发展经济的各种资源。然而，资源短缺问题，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中极为棘手的一个现实问题。
1.日本战后资本资源相当匮乏。在资本资源中，自然资源匮乏的程度较为突出。尤其是，自然资源中的矿产资源更为缺乏。日本国土在狭长的列岛中拥有大量的火山，火山中仅存在着大量的硫磺、石灰石和沙石等等资源。除此之外，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几种重要矿藏资源都很缺乏。例如，煤在工业发展初期是极为重要的原料，据勘测，日本煤的储藏量不少，由于其存在的不利条件，开采成本极高，竞争不过进口煤炭。所以，日本战后有2/3以上的煤需要进口。另外，5/6的铜、2/3的铅和锌需要进口。现在，几乎所有的重要矿物资源（锡、水银、磷、锂、钾、石墨、镁等），包括铁矿石在内全部都要进口。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工业血液”的石油资源在经济发展中极其缺乏。这样，日本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就更大。然而，战后的国际、国内经济条件，使日本在获得一定矿产资源时要付出的代价更大。虽然水力资源丰富，但是已经开发了三分之一，剩下的水力资源开发因国土狭小，在经济上不一定是合算的。
虽说日本在战争期间从海外掠夺进行了强有力的资本积累，战败时所保存下来的生产设备能力仍比战前水平高。整个产业的情况如下所述：“假定1935年生产设备余额为100，其后由于军需制定了扩充生产能力计划，连年进行了大规模的设备投资。停战时应为190。但是，其中30%因战争灾难和疏散等原因被消耗掉了，战后生产设备余额实际为140。”[1](P22-23)但是，战争毕竟给整个行业造成30%-58%的破坏。在被保留下来的生产设备和生产能力中，由于战争的破坏，再加上当时原材料和原料的供应不足，生产设备难以实现更大的生产能力，经济效益不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2.劳动资源的相对短缺。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后进性”国家，在人口数量、人口构成等方面都要高于西欧的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应该说，劳动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劳动资源是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是数量和质量的有机统一。战争中，日本损失了近300万人，而在损失的人数中，大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应该说，重要的劳动人口的减少，给日本经济的恢复带来了一定困难。然而，人口数量的损失，对于战后日本国内产业在劳动资源的吸纳量方面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从战后日本大大缩小的领土上急需经济重建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战争对人力状况的实际影响是有利的”[2](P6)。这是从战败遣返回国的劳动资源角度进行分析的。问题在于，遣返的人员中是否具备一支适应于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动态变化的高素质的优秀人才队伍，而这一劳动资源队伍又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这种资源在人口数量和结构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是短缺的。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在战争中流失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二是战争结束后，由于国内各种条件的限制，使一些保留下来的人才难以在极短的时期内更好地发挥作用；三是缺乏建立新型产业方面的人才。
3.技术资源的严重滞后性。明治维新的“洗礼”，使本来就属于东方落后国家的日本，在“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的口号召引下，开始在经济管理、法律制度、军事组织和国民教育等各个方面学习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尤其是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方面，显示出极大的热情。由于采取了积极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政策，所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日本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由于战争，使日本的一些技术水平至少落后西方发达国家近30年时间。正如1956年《经济白皮书》所强调，日本经济发展要摆脱“数量繁荣”的成果，要不断地跟上世界技术革新的潮流，就要加大技术革新的力度，“今后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必须是旨在促进技术革新的现代化投资”。这种认识，是基于战后日本技术资源的严重滞后性而提出来的。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一个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技术水平虽然与发达国家水平相近，但是，还是存在着一定差距。而战争使差距进一步扩大。日本官方第一次发表的《技术白皮书》（通产省工业技术厅1949年12月发表），对于日本技术资源的落后状况进行了描述和评价。无论是机械设备还是工艺制做方法、工艺技能和工艺过程都比世界水平落后了约10年。而且，一些新兴的工业，如电子工业、合成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等，日本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技术资源的落后性和滞后性是资源贫乏中的现实问题。
4.资金资源严重不足。资金作为一种特殊资源在战后日本是极度短缺的。由于战争的破坏，使日本原有资金（资产）的损失是相当严重的，加上战后日本财政资金的支出急剧增加，从日本国内来看，财政资金用于发放大量的临时军事费，包括支付复员军人津贴和解雇军贴，以及向军需公司发放补偿金，这笔费用的支付是极其庞大的。据统计，从1945年8月15日到12月末，支出超过了194亿日元。战后日本又面临着战争的赔款问题，这样，就进一步地加深了财政资金的紧张程度。从经济恢复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日本要实现经济的重建就必须有足够的资金资源做保证。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对资金资源的需求是客观而又必须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有限资源制约：日本财政政策绩效的特殊性
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要耗费一定的资源。从纯理论的角度讲，一切可以用于经济增长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从而都可以称做有限资源。战后日本，无论是从理论角度去衡量还是从现实的角度去分析，其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都面临着有限资源制约的问题。日本这种处于“临界状态的有限资源”在经济稳定增长中要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借助政府行为来影响资源的使用，而政府行为在资源分配中是通过“强人财政”体制实现的。这种“体制”集中地表现在资源的倾斜配置方面。而进行资源的倾斜的目的就是保证有限资源的有效利用。我们认为，日本经济政策所执行路径及其产生的实际绩效都凝聚着“强人财政”体制的效率。
战后日本资源贫乏的现实已所示昭然。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若按照一般性的经济发展规律去谋求日本经济重建，日本经济必然要面临着两难的境遇：一方面，由于当时的物质资源短缺和部分资源的不可替代性，各行业在经济重建中必然出现“强夺占资源”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造成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在没有政府介入的情况下，资源能否实现市场机制作用下的优化配置并实现“帕累托最优”将成为一个问题。众所皆知，“帕累托最优”状态只不过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理想模式而已，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是很难达到的。因为这种状态是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实现的，是在既定的生产技术及资源的偏好条件下，生产资源所能达到的最优状态。西方经济学家们经常用这一状态来判断经济运行中资源配置效率。显而易见，用这一效率基准去评判战后日本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是行不通的。因为战后日本不是完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所以，“帕累托最优”对于日本来说只能在理论上谈谈而已。两难的境地出现的原因在于资源配置缺乏合理的社会机制。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就是政府积极介入经济领域。
财政政策介入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作为社会组织，具有普遍性、强制性的特点，这使得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各种具体的社会利益，为公共利益着想。战后日本政府把“赶超欧美、实现经济现代化为目标的经济增长的战略”作为最大的公共利益，围绕这种“公共利益”，一切行为均纳入到经济高速增长的范畴，所有的政策都被作为实现经济的手段，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增长。在日本战后的经济增长的模型中，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是经济增长的函数，财政政策变量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函数关系符合“增长中心主义”的理念。在论证经济增长与国家政策关系时，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总结出一个著名的“诺斯悖论”，即国家在实现其集团利益最大化时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的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从财政政策角度，诺斯教授还发现，在历史中经常会出现财政目标偏离社会目标的现象。具体表现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惜采取损害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某些社会为什么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而很多社会却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政府在追求自身生存而不惜损害社会，造成上述意义上的冲突本身[3]。诺斯悖论从深层意义上说明了国家在利益协调上必须要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利益协调机制。然而，这种协调机制在经济系统中则表现为“宏观—微观”经济协调。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则不仅是一个实践上的难题，而且是一个理论上的难题，迄今为止，各国经济学家尚未就解决这一难题获得根本性突破。面对诺斯悖论，需要强调的是，战后日本在组织、动员有限资源的有效利用方面，进行扶持先导产业，以及推动资本原始积累和促进工业化发展等方面都体现了这种协调机制。而协调机制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财政金融政策的有机结合。这种实践结果，超越了诺斯悖论的理论假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的发展本身，就是在探寻“诺斯悖论”的解决方案。
战后日本，作为财政干预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从石桥湛山的“积极财政论”开始的。众所周知，石桥湛山是战后日本采用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来分析日本出现的通货膨胀的第一人。他认为，在国家有失业者、存在着闲置生产要素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最重要的是动员这些闲置生产要素，使之重新参加生产活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即使财政上发生赤字和增发货币亦无不可；而且这才反倒是真正意义上的健全财政[4](P108)。为了贯彻他的财政经济思想，石桥在担任大藏大臣期间曾提出了五项“积极政策”。五项积极政策加速了财政政策介入经济增长的步伐。该政策的中心目的是尽快恢复生产，并把生产置于经济增长中心位置。石桥推行的促进中心产业增产的政策，不久由东京大学有泽广教授正式提出为“倾斜生产方式”，并由经济安定本部和此后的片山哲内阁推行全国，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全面复兴起到了重大作用，“倾斜生产方式”和复兴金融金库的“倾斜金融方式”保证了有限资源的有效倾斜。值得一提的是，石桥湛山的凯恩斯派的精神，由池田内阁作为“经济增长主义”而继承了，构成了现在“经济大国日本”的指导理念。毋庸讳言，在促成日本1955-1973年间经济高速增长的诸因素中，财政政策无疑是个重要因素。
我们认为，内生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干预一方面使战后日本有限资源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使财政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因为它为高投资率创造了必要的内外部条件，弥补了现代生产力条件下单一市场机制的不足，从而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贡献。
三、内生增长：政府规制·资本·资源关系的模型分析
我们将通过模型分析方式来研究政府、资本与资源对经济增长影响问题。在生产函数中作为收益递增的技术，假定资本在Arrow-Romer模型中收益递增技术也存在[5]，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表示一人的生产函数则有[6]：
附图
其中，k(t)相当于t期一人资本量，e(t)相当于t期一人资源的使用量，a指在生产中对资源报酬额的比率（0＜a＜1常数）。φ表示收益递增程度的一个参数。K(t)是经济中的全部资本量。模型的基本含义在于，若以经济体中的每个人所拥有的资本与资源量参与企业经济活动，那么，企业可作为相当于一人的资本量k(t)和相当于一人资源的使用量e(t)来操作经济运行，而经济全部资本量作为一种不可操作变量来使用。
然而，在command optimum描述中把生产函数变化为以下类型：
附图
n表示人口，因此，K(t)=n·k(t)。在这个变换的式子中，企业完全可能操纵资本来增加对生产的影响。另外，政府通过控制、管理企业以达到统治经济的可能。(1)式和(2)式的区别则在于对经济影响效果上的差异（后一问题将另行研究）。采用这个模型，将推论出以下内容。
附图
变量c(t)表示t期消费者一人的消费量。在参数中的E、K[,0]，相当于各个0期消费者一人资源储蓄量和消费者一人初期资本赋存量。P是折扣率，φ是收益递增程度的参量，两者都是正数。这一模型正如固定模式(7)所描述的。这个假定和Barro(1990)模型相似。在Barro模型中，假定政府想要维持稳定状态管理公共支出，并采取积极的外部效应，加强对企业生产技术的影响。本模型中的资源投入相当于公共支出，其总量被一定值所制约这一点和Barro模型不同的。因此，在政府决定e(t)流量式下规制居民户消费一储蓄计划。为此，目标函数的最大化只能由消费量c(t)和资本量k(t)两个变量实现，资源消费量e(t)和资源储藏量E不能实现目标函数的最大[7]。
根据经济增长定义，我们设定最大化的一个条件：
附图
k(0)=k[,0]λ(t)为拉格朗日乘数。并且，由式(8)和式(9)可导出效用最大化的边际条件：
γ(t)=MPK(φ,t)-ρ (11)
附图
根据以上模型分析，我们认为，过去传统经济学（包括凯恩斯经济学）在内所提出的财政政策，其作用点在于刺激供给和促进一般性物质资本的形成。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由于认识到政府公共投资具有生产性，所以，政府进行的公共投资提高了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能够产生内生增长。
四、几点启示
中国在以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内生增长中的财政政策必须体现在：第一，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投资的转换机制。就中国目前而言，促进物质资本形成的财政政策仍然很重要。在中国目前技术进步贡献率相对低下的情况下，依赖于生产要素（资本积累和劳动）的投入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在中国将逐渐形成由物质资本刺激经济增长向增加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投资主导经济增长的转变；第二，促进技术进步与增加劳动就业的财政政策权衡。一般而言，技术进步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劳动就业，这对于劳动就业压力非常大的中国来说，财政政策的选择面临着两难境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含义表明，兼顾这两者的财政政策就是拓展新的产业领域、扶持新兴产业的政策，特别要加大“信息产业”、“智能产业”的投资和税收的刺激。这样在促进技术过程中增加了就业量。第三，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包括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盈亏相抵、纳税扣除、优惠税率、免税期等）和相应的财政扶持政策，调动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中国在实现大中型企业制度改革和企业脱困后，企业在财政政策导向作用的影响下，在顺应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主动性地增加科技投入将是今后发展的趋势。
收稿日期：2002-04-04
【参考文献】
[1] 日本经济企划厅.昭和31年度经济白皮书[M].日本经济出版社，1966.
[2] 都留重人.日本的资本主义——以战败为契机的经济增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3] 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4] 石桥湛山全集，第13卷[M].东洋经济报社，1974.
[5] ARROW.K.J.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ing by Doing.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2.
[6] CASS.D.Optimal Growth in an Aggreatate modal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5.
[7] ROMER.P.M.The Origins of Endogenous Growth.Journal of Economic
经济增长的理论范文第5篇
1.1安徽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安徽省位于我国东南部，是华东地区跨江临海的内陆省份，也是我国最具发展活力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纵深和腹地，地理位置优越，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大省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安徽国民经济迈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根据《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初步核算，2012年全省生产总值为17212.1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2.1%，排名全国14位。其中，第一产业的增加值为2178.7亿元，增长5.5%;第二产业的增加值为9404亿元，增长14.4%;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为5629.4亿元，增长11%，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13.2∶54.3∶32.5调整为12.7∶54.6∶32.7，工业经济的增长仍然是带动全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三大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向合理。人均生产总值为28792元，比上年增加3133元。见下图。安徽省经济保持了平稳的增长，但是人均GDP仍然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总水平较低。从发展历程分析，主要原因是消费需求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的持续增长，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
1.2安徽人力资本投资现状
1.2.1人力资本数量劳动力是人力资本的主体。假定人力资本是同质的，每个人的人力资本没有差别，那么人力资本的数量状态就可以近似地从劳动力的数量反映。安徽省是我国第8大人口大省。根据《安徽省统计年鉴》，2011年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为5968万人，比上年增加了11万人。城镇人口有2673.7万人，比例为44.8%，农村人口有3294.3万人，比例为55.2%。年末全省从业人员4120.9万人，比上年增加70.9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62.3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24.1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72%。人口年龄构成是，0～1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8.59%，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0%，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1.41%。可以看出，安徽省的人口资源丰富，且增速较快。2011年，中国的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是4.79‰，安徽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6.43‰，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安徽省不断完善生育政策，提高独立子女保健费，制定扶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充分实现了环境“减负”，发展“减压”。
1.2.2人力资本质量衡量人力资本质量的指标因素很多，本文主要是从教育素质和医疗保健两方面来分析的。第一，教育素质方面。人口受教育程度是人口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实力和潜力的体现。近几年，随着“科教兴皖”战略的实施，安徽省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就业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数大量增加，未上学的人数大幅减少，人力资本的教育素质得到提高。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安徽省人口整体文化素质偏低的局面，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是客观现实，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第二，医疗保健方面。一般而言，人力资本健康投资主要包括维持人体机能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基本投资和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行的医疗保健和休闲娱乐等方面的投资。它可以增加未来劳动者的数量，提高劳动者的健康质量和生产效率，减少疾病，增强工作能力，并使其智力投资得以维持。由于医疗是人们应对或化解健康风险的最直接的手段，医疗服务投入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健康投资指标。近些年，随着人们对健康和保健的重视，安徽省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扩大卫生机构的覆盖面，完善基本服务设施，扩大医疗卫生服务人员的队伍。1949年，安徽省仅有卫生机构31个、卫生技术人员310人、床位190张，而到2012年，卫生机构增加到23277个，床位数增加到22.23万张，卫生技术人员数增加到23.63万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提高，有效地保障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见表3)。
1.3初步分析结果结合以上分析和统计年鉴中的其他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安徽省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产业结构趋向合理。但各项人力资本投资数据与全国平均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经济发展方式仍带有明显的以物质资本投入为主、粗放式的特征。因而，安徽省应当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第二，安徽省人口总量庞大，多年来政府通过各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口规模的过快膨胀，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人力资本的质量不高，主要表现为就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偏低，医疗卫生服务供不应求所导致的健康状况无法保障。虽然人口基数较大，但由于受制于安徽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安徽处于“人才洼地”的劣势中，人力资本外流的现象比较普遍，而吸纳外地优秀人力资本的能力较弱。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较为优厚的政策，引入高层次人才从而实现以外部动力提升本地区人才积累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第三，安徽省科教资源丰富，但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明显不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质量，就必须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高等教育和从业人员的技术培训，实现人力资本边际收益递增，提升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实证与研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各国经济增长实践证明，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因。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来临并逐步加深，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会下降，未来经济的增长必将越来越依赖于劳动力的质量因素，长期以来主要靠物质资本投入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局面将被扭转。为了探究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引入了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安徽省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为解释变量的有效劳动模型作为本文的核心模型，揭示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深层次联机制，并对现实状况进行合理的实证分析。
2.1变量的指标选取和度量
2.1.1经济增长总量Y经济增长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产出水平的持续增加，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GDP剔除了中间产品的计算，计算出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具有准确性和完整性，安徽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可以通过查找统计年鉴得到，如表4所示。
2.1.2物质资本存量K物质资本是指长期存在的生产物资形式，如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物、交通运输设施等。经济学家认为，分析产出和投入要素关系时，物质资本存量等于固定资本加流动资本。但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在各类统计年鉴上无法找到关于全社会资本存量数据，流动资本的数据来源和使用范围都极为不规范，统计口径也不够一致。因而本文将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代替物质资本存量。这样可能会降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不会影响研究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忽略不计。安徽省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如表5所示。3.1.3人力资本存量H根据研究问题的重点和数据易获得性的不同，目前对人力资本存量指标的界定有多种方法:一是从人力资本的产出角度度量，最常见的是劳动者报酬法，即用人力资本的未来收入的贴现值来体现人力资本所有者身上所蕴涵的人力资本水平。二是从人力资本的投入角度度量，主要有教育经费法、技术等级或职称等级法、受教育年限法。本文选取受教育年限法:将劳动者按受教育程度分类，然后将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权数进行加权求和，从而得到总的人力资本存量。在此不考虑知识的积累效应和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时间效应。
2.2模型检验与分析在前文得到的GDP、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等时间序列数据的基础上建立有效劳动模型。为了更方便地使用回归方程进行分析，计算出各项数据的自然对数值。根据以上回归方程结果(2)可知，方程的R2为0.990，指总离差平方和99.0%被样本回归直线解释，仅仅有1%未被解释。方程也通过了F检验和t检验，说明模型有很好的拟合度。显著性水平分别为Sig=0.000＜0.05、Sig=0.017＜0.05通过统计检验，说明方程中的自变量对因变量具备强大的解释力。DW值也通过检验，说明在回归方程中序列无自相关。从对模型的估计可以看出，安徽省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显著。从各要素的产出弹性看，安徽省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α为0.484，这就说明物质资本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安徽省的经济增长会被拉动0.484个百分点;人力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β为0.917，说明人力资本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安徽省的经济增长会被拉动0.917个百分点，α+β＞1，经济规模的发展呈递增趋势，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人力资本。
2.3增长率及贡献率
要素(产出)增长率公式其中Gci、Ri、Ei、RG分别为要素贡献率、要素增长率、要素产出弹性和产出增长率。根据以上公式计算出的各要素增长率和贡献率如表10:从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02—2011年，安徽省的GDP平均增长率为17.82%，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平均增长率为30.68%和2.57%，物质资本的贡献率83.30%明显高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13.25%，说明安徽省10年间的物质资本投入显著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增长缓慢，这可能是受到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缓慢的影响。
3对策和建议
人力资本投资是促进安徽省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为了提升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可以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3.1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3.1.1加大教育投入，培育人力资本劳动者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教育投资能够将人力资源“资本化”，创造出经济价值。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受教育的时间越长、层次越高，人力资本的存量就越大，而随着人力资本的量的积累将发生质的飞跃，人力资本质的提高是技术创新及制度创新的源泉，也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安徽省科教资源丰富，有助于将人力资源规模优势转变为质量优势。要想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的水平，教育投资的重点应放在公共教育或基础教育上，这有赖于政府的政策支持。政府要加大教育经费在财政投资中的比例，统筹教育资源。同时，还应拓展多元化的投资渠道，不能仅靠国家投入而游离于市场之外，要充分重视企事业单位的重要作用。
3.1.2发展非正规教育，鼓励职业培训教育培训是对人力资本的进一步开发，也是人力资本实现边际收益递增的保证。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专业化人才的缺乏，而紧缺人才的培养往往不是通过全日制教育产生的，而多依靠于社会上非正规教育的投入，如继续教育、职业培训、企事业培训等。政府可以对这些培训加以立法约束和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技能的培训工作，让劳动者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学习过程中，这不仅可以引导劳动者通过终身学习提高素质，还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对高校专业设置不合理的现象进行弥补，给社会提供多层次、高水平的劳动力。
3.1.3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卫生保健支出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可以延长人口的平均寿命，增加人的劳动年限，提高人的劳动能力。安徽省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与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的需求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安徽省应扩大对医疗卫生投入的规模，加快建立统筹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善人们的医疗环境和条件，特别是基层卫生条件和人力结构，同时，还要积极倡导开展预防和保健活动，保证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引导人们主动提高个人人力资本水平，为安徽省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3.2优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
3.2.1调整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已有研究成果表明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是一种必然趋势，而第三产业必将成为吸纳的主力。近年来，安徽省的三大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工业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但必须承认安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产业结构同就业结构错位的现象，一般化的人力资本数量过多，而急需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却处于短缺状态，现有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远远不能满足相关产业的需求。所以，安徽省应该加大具有较强科研、管理和各种专业技术创新才能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开发力度，优化人力资本的结构，使之与产业结构相匹配，从而让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好地结合。
3.2.2平衡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二者必须协调结合才能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一些学者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互替代性。因此，政府在政策上应该确保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相协调。在扩大物质资本投资的同时，要扩大知识和人力资本投资，加速人力资本积累，获得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经济递增收益和外溢作用。针对安徽省实际，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比例。虽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目前物质资本的贡献率大大高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但人力资本投资是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在注重二者协调的同时，应尽可能地将投资向人力资本方面倾斜，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注重加大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和科技投入的力度，向基层员工培训倾斜。
3.3建设人力资本投资环境
3.3.1建立健全人力资源市场，促进人力资本合理流动人力资源市场是提供优质人力资本的主要场所，政府是人力市场的管理者。安徽地处中部，客观上的经济发展程度导致人力资本的流动率比较低，优秀人力资本相对缺乏，人才流失现象普遍。为了健全就业机制和人口流动机制，省政府可以和就业指导部门共同制定有关人力资本流动的专门指导政策，引入发达地区的优秀人力资本，共享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这样不仅可以满足本省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同时降低了人力资本价值实现过程中的流动成本和机会成本。另外，为了提高人力资本流动效率，政府可以定期通过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体和其他中介组织，向各企事业单位以及人力资本个人公布有效、准确的就业信息，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对于人力资本迁移过程中的成本，政府可以考虑投入部分资金。虽然人力资本流动费用本身并不能直接形成或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但通过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在宏观上，可以实现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调整人力资本分布的稀缺程度;在微观上，可以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利用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所以，它是人力资本价值和增值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