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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R697+.33 [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005-0515(2011)-02-258-01
慢性前列腺炎(Chronic Prostatitis,简称CP)是发生于男性前列腺局部的非特异性感染,好发于20-40岁中青年男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目前已将慢性前列腺炎和心肌梗塞、不稳定性心绞痛、活动性克隆病等一起列为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最为严重的慢性疾病[1]。本疾病发病机理目前尚未完全清楚,但研究认为,心理因素在慢性前列腺炎的发病和转归中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2]。因此,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并给予正确的心理健康干预与社会支持将会提高疾病的治愈率、降低疾病的复发率,并提高其生活质量。
1 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心理健康环境和健康干预
1.1 焦虑、恐惧感 由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缺乏有关CP的正确知识,传统文化又使人们对牵涉到性的PS问题缺乏接纳、正视的心理准备,所以患者极度恐惧并害怕。还有人认为PS是一种生活作风糜烂的疾病,加上社会舆论和恐怖宣传,使人们歧视PS患者,这也包括部分医务人员。由于患者有过不良接触史,疾病经常反复,便以为自己患了性病,担心家属和朋友知道产生了病急乱投医的心理。有的患者担心影响性生活和生育不惜重金追求特效,再加上该疾病疗程长,需要反复检查前列腺液,化验结果时好时坏,患者容易受结果的暗示情绪波动。久而久之患者对疾病失去耐心和信心,表现出不信任和怀疑态度,甚至拒绝配合治疗。终日情绪低落、焦虑、恐惧。
1.2 心理健康干预:①创造庄重严肃的就医环境,消除患者疑虑心理。②对患者进行科学解释:将疾病的发病原因和流行病资料向患者详细解释,让患者知道该病是男性常见病,多发病,与性病完全不同。③重视患者的心理感受,让患者能够进行感情宣泄。指导患者客观看待疾病,护士在讲解疾病知识基础上还要让患者知道这种疾病是不能完全根治的,但通过正规治疗对以后正常生活、工作、学习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1.3 敏感疑病 强迫感 患者常常以一点点身体不适就认为疾病恶化,反复到医院化验检查,但结果确是正常。有的患者认为自己是先天不足,有的患者担心自己的疾病影响夫妻生活而被配偶看不起,有的患者担心自己会将炎症传染给妻子,甚至有的怀疑自己会得癌症。所以四处求医,长期滥用抗生素导致菌群失调,久而久之继发出现失眠、自控力下降、感情脆弱、敬小慎微、依赖、自我中心等表现。对外倾诉时,又想得到别人的理解又想不暴露隐私,怕被人歧视和嫌弃,格外敏感,心理负担越来越重,导致机体免疫力降低,自身症状加重,出现恶性循环,失去坚持治疗的信心、耐心,有的患者放弃治疗,使疾病迁延难愈[3]。
1.4 心理健康干预:①保护病人的隐私,维护病人的尊严。不将病人的私随便告诉他人。收集病人资料时最好在单独的房间内,不用轻浮、嘲弄的口吻和患者谈论有关性的话题。②鼓励患者多参加户外活动和社交活动,多看有益心身的书籍、报刊、电视,生活规律,少熬夜,保证足够的睡眠。③医生对于患者的疑问要耐心解答,正确引导患者认识自己的个性缺陷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让治愈的患者现身说教,是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做好医、患、家庭之间的沟通工作,重视心理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使亲人或家属帮助患者共同战胜疾病。
1.5 羞怯、负疚感:CP的发病多与不当的性事活动有关,未婚男青年常有的不良习惯,已婚男性也有或禁欲的的不良习惯,认为自己疾病拖累了家庭,内心长期煎熬。还有部分患者因为该病而影响,导致夫妻关系不和谐,甚至导致离婚。
1.6 心理健康干预:①邀请患者的妻子和医生共同对患者进行心理辅导,并向患者的妻子也讲解有关疾病的知识,让其正确认识疾病,同情患者的境遇。②发现家属和患者有隔阂和冲突时,则应从有利用患者健康的角度,做好家属的工作,通过患者家属的心理支持作用,是患者得到安慰,重塑对生活的自信。
2 社会支持的开展:
2.1 大力开展相关知识的培训与教育:社会各地和个部门应加强宣传教育,普及防治知识,坚持经常性宣传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以社区、学校以及高危人群集中的公共场所为重点[4],开展全面的CP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和网络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使社会各级人员了解到该病可防、可控、可治,消除不必要的恐惧心理,是社会正确对待CP患者,给他们更多关爱,使其不受歧视。
2.2 创造健康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助于患者恢复生活的信心。家庭和社区要共同努力,多对患者理解、关心和爱护。社区对患者提供心理辅导,协助患者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帮助患者克服恐惧、焦虑感,通过心理辅导,情感支持来降低患者的自卑、负疚心理,树立积极的处世心态并融于社会。同时,社区还要扮演协调、沟通者的角色,努力化解患者与家庭的矛盾,降低对患者的不良刺激。
慢性前列腺炎治愈率较低,且容易复发,严重影响病人正常的生活,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下降,心理问题增多。基于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要求,我们医务人员要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为患者解除思想顾虑,充分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正规的治疗和护理让患者早日摆脱疾病,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参考文献
[1] 郑瑾,王爱平,苏兰若,等。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心理特征与治疗依从性的相关性研究[J]中华护理杂志,2008,43(7):659-660.
[2] 薛慈民,李进红。心理因素对慢性前列腺炎发病、治疗及预后影响的研究概况[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1,35(9)46-48.
【摘要】新媒体时代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的主体高度分散性、去中心性、平等性、虚拟性和开放性等特点,要求话语表达必须坚持历史继承与时代创新相统一、话语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话语形式与话语语境相统一、感情激励与传播理性相结合等原则。同时应当从教师观念的更新、教师素质的提升、学科交叉相融等方面,提升话语表达的效力和信度。
【关键词】新媒体语境 大学思政理论教学 基本逻辑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新媒体时代悄然而至。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给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同时对当前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一、新媒体时代下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的必要性
新媒体时代语境下,大学生突破以往的单向主体性,多渠道、多维度信息源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权威性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具有人文性、社会性、思想性、广泛性、易变性等特点,这就使得信息技术对它的影响比对其他课程的影响更为深远和广泛。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主体不再是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唯一途径,从而降低了大学生对教育主体的依赖。
二、新媒体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的内涵、特点及原则
1、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的内涵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把体现党和国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质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等话语内容,借助一定的方法、手段、技术,转换为能满足学生现实需求和反应时代新变化的话语内容,以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的话语言说方式。
2、新媒体时代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的特点
第一,话语表达主体高度分散化。新媒体时代下,话语表达凸显了多元性、不规范性及不稳定性等特点。因此,新媒体话语表达的多元性与传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的固化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容易引起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感和逆反。第二,话语表达“去中心性”。新媒体时代下,传统结构中的话语单向表达逐渐解构,越来越向权力边缘化方向发展,这对教师的“话语霸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特别是越来越多自媒体平台的出现,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自主选择教育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也无形中创造出了符合他们身心特点的话语体系。第三,话语表达的“平等性”。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理念形成了以单向灌输为主要手段的教学模式,处于主导地位的话语表达方式往往是控制式、劝导式和灌输式话语。而新媒体时代下,学生网络话语表达趋向于平等、独立、自由发展,直接表现为话语主体的意志表达可以通过网络形成强大的影响力,甚至产生巨大的社会性力量。由此,在新媒体语境下话语表达的“平等性”增强了学生的自主性,挑战了传统话语表达方式。
3、新媒体时代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的原则及方法
从话语表达的角度来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最重要的原因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再是以往传统的单一的灌输教导,而是伴随着新媒体环境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冲击,选择和创造出一种既能把握、传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又能符合学生身心特点,为学生所乐于接受的话语形式,从而使学生真正从内心理解、认同、接受和传承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这就需要把握以下原则:话语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原则。新媒体时代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要不断进行话语创新。这一创新不是要完全放弃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的话语,而是在吸取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精华的同时,结合时代新特点及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可接受程度,进行不断改造和创造性转换,使得话语表达更具有时代气息。同时,新媒体环境下话语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融入生活话语,从生活世界中寻求资源、汲取营养,有利于学生对话语的理解和接收。融入平等话语,可满足学生渴望尊重、获得平等对待的需要。话语主导权与多样化相统一原则。在当前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环境下,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把握话语的主导权就必须坚持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以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达到凝聚、整合,统领整个社会思想观念的作用;此外,要在新媒体时代多重网络环境的影响下,结合大学生群体的身心特点,形成百花齐放式的话语系统,以达到多渠道、多视角、多层次性地传播其政治态度。在主导性和多样性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片面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减弱。话语方式与语境相统一原则。任何话语的表达必须在一定的语境下才能实现,而任何话语都有自己特定的话语环境。从语境的角度考察,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形式要灵活表达、因境致用。一旦话语脱离了它所在的现实语境,思想政治理论课将失去它的实效性。
三、新媒体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具有意识形态性强、价值导向性强、内容契合性强等特征,需要从尊重学生话语权、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加强话语表达导向、紧跟时代步伐加强延续性等方面进行策略引导,使其表达具有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平等性和正当性。同时,将新媒体时代元素c传统的教育方式相结合,更新观念,紧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主旋律,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表达,调动大学生课堂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实践性,提高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际教学效果和认同度,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这就需要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更新观念。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在新媒体时代下,要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特别是在话语表达上尽量避免严肃、刻板、官方话语、政治话语、套话。谨防师道尊严的潜意识影响,防止话语霸权。
摘要:现阶段我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的行为习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促进了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出现和发展。互联网的匿名性、社会信息不对称以及网络舆情的衍生效应产生了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特点。同时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双刃剑作用、网络舆情可能引发破坏性群体事件以及科学治理网络舆情对社会环境的作用,使得治理公共事件网络舆情具有了必要性。根据公共治理理论等舆情治理理论,国外各国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如美国、韩国以及新加坡等国。根据对国外治理模式的分析与总结,得到了我国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可借鉴经验并形成自己的治理模式。
关键词 :公共事件 网络舆情 治理
一、国外治理模式及其启示
1.美国的“技术和立法先行”治理
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美国主要依托了互联网管理和应急管理体系两方面来实现。“9·11”事件以来,美国政府加强国土安全程度,其中重要一点就是网络安全。由此可见美国对网络监管的重视程度。美国作为互联网技术最发达同时强调公民自由的地方之一,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来实现对网络环境的治理,其治理模式可以归结为“政府与社会协调监管”。
该模式的主要治理特点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互联网的相关联的立法。美国政府投入前所未有的力量建立了网战司令部,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联合美国中情局,使得政府可以合法的对美国公民的私生活进行监控。此外,美国历史上推出了许多部法律,来实现对互联网的管理。最早可以追溯到1934年《通信法》。
第二,运用技术方式实现互联网管理。其中主要的技术手段有:内容分级管理、中小学管理以及网络安全技术研究。美国的互联网技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这是得到世界公认的共识。
第三,实现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相互协调。美国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中政府与社会协调管理主要体现在美国成立的许多网络行业组织,从政府和普通公民两方面来实现治理。其中,一方面美国政府既需要利用自己的强势资源,也需要结合网络行业协会所搭建的管理平台,监控网络舆情,纠正网络违法违规以及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另一方面,行业协会组织对于互联网健康管理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如宣传相关法律、推动行业规范等。
2.韩国的“实名制管理”治理
韩国对于互联网上个人信息保护、网络信息传播、互联网安全管理等方面十分重视。其特点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全力健全法制,韩国有着较为全面的互联网管理法制体系。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以及实现互联网的有效管理,2007年韩国颁布《促进使用信息通信网络及信息保护关联法》,“国内网站都均应要求用户在提供详细身份资料后才能申请聊天账号、网站邮箱,网站在核实其身份详细信息准确的基础上才提供账号和邮箱。”就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实现互联网的实名制管理。
第二,完善治理监督机制。2011年5月,韩国谷歌被韩国检方调查,原因就是韩国谷歌公司在未经过用户许可的情况下收集并使用了公民的个人信息。网站运营商上在用户注册时就要求用户填写真实资料,这样就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由于网络匿名性带来的网络谣言、网络犯罪等,大大提高了公民在互联网上的自律性。
但是,韩国的互联网“实名制管理”也存在漏洞和不足。2011年7月,韩国SK通讯的Nate和社交网站“赛我网”遭到黑客攻击,大量用户的信息泄露。此后,韩国公众和专家都认为“互联网实名制”是使网站遭到攻击和公民信息泄露的根本原因,并要求停止继续实行互联网实名制。2011年8月,韩国正式宣布废除网络实名制。
3.新加坡的“软硬兼施”治理
新加坡政府对于互联网上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和网络谣言,有着异常严厉的处置。并且形成了具有特色“软硬兼施”为治理策略的治理模式。新加坡的媒体发展管理局称,由于在互联网上并不能保证网名言论的理性,网民的言论就有可能超越了或者危害了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必须要实行网络管制。新加坡在全世界以发至精神闻名,同时也是互联网普及在广德国家之一,新加坡在互联网管理方面有着卓有成效的经验。新加坡的治理模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实行软硬兼施的策略。“软策略”手段就是公民自律、社会舆论等;“硬策略”就是通过国家法律程序有效地规范公民的互联网行为。
第二,新加坡互联网管理的主要精神就是意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为首位。
第三,全面推动相关法制建设。新加坡制定的关于互联网管理的主要法律有《广播法》和《互联网操作规则》,对于新加坡的互联网管理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第四,新加坡的互联网管理还依赖于构建起了完备的行业自律体系。2001年2月颁布的《行业内容操作守则》,形成了行业自律规范的基础。明确规定了互联网行业内成员的权利义务。从而实现公民互联网行为的有效自我监管。
二、对我国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的启示
1.推动互联网相关立法
完善互联网立法努力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从立法和执法两个角度行动。在立法角度,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一部切合实际的互联网基本法。期间,既要有对社会经济的考虑,也不能忽视我国传统行为习惯的影响。
2.推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互联网技术发展对于互联网治理有着举足轻重的首要作用。应从两方面推动相关技术发展。一方面是推动互联网治理的技术,如分级管理、中小学管理以及网络安全技术等等,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应该从网络舆情治理的角度发展相关技术。
3.实现互联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应借鉴美国与新加坡等过互联网治理的优秀经验,推动互联网治理主体多元化。改变政府垄断治理的状态。鼓励建立互联网相关社会组织,建立行业规范。宣传推广互联网健康使用知识,加强公民互联网行为的自律性。
参考文献
【关键词】视情教学法 独立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等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遭遇到了一系列的现实困难。因此,我们就需要进行大胆的创新、尝试,寻找适合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方法,以此提高思想政治课的实效性。
视情教学法
“视情教育”是由著名教育专家张巨河依据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在总结其十多年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适用于各个学科、各个年龄阶段的教育理念。“视”就是重视,“情”就是多元智能情况。“视情教育”要求把教育对象作为教育过程的中心,平等对待每一个教育对象,既要全面分析教育对象的智能、心理和生理情况,还要综合把握影响教育对象的其他因素。“视情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种教育方法。
在“视情教育”理念的基础上,笔者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结合实际教学工作中的经验,提出了适合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视情教学法”。这里的“视情教学法”就是以教育对象――学生为核心,通过分析教育对象的特点和围绕这一核心参与实践教学的教师、课程、学校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实情,有针对性地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最大限度地提高实践教学的效果。学生、教师、课程、学校和社会这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整体。忽视任何一方面都会影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效果。具体而言,这其中主要包括学生的智能组合情况、知识结构情况、性格心理情况、兴趣爱好情况、家庭背景情况等;教师的素质结构情况、层次结构情况等;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特点和规律;学校培养人才的类型情况、办学层次和办学模式的情况以及社会需求的实际情况。“视情教学法”要求高校紧扣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遵循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规律,合理配置师资力量,针对不同学生群体的特点,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现状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独立学院是高校与社会力量联合举办的学院,采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由于市场主体的逐利性,独立学院特别注重节约办学成本和提高办学效益,由于投资方急于收回投资,有时候就会做出急功近利的事情。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目前不少独立学院没有形成完善的保障机制和完整的工作队伍。尤其是需要以一定经费作为保障的实践教学环节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一旦涉及到实践教学的场地、经费、教学安排、安全保障等问题,领导部门多会以实施困难为由将实践教学环节形式化、简约化甚至取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仍然难以落到实处,难以取得实效。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建设滞后、管理不到位。目前,在课程建设方面,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并没有纳入课程建设体系中,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标准等。在管理制度方面,关于实践教学的规章制度甚少,没有形成从领导、组织到实施的规范体系,缺少对实践教学的保障和监督体系。对尚处于初期发展的独立学院,自然不会投入过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探索和建设一套适合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理论体系和管理制度,从而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显得有名无实。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缺乏相应的物质保障。随着高校扩招,处于市场激烈竞争中的独立学院为了达到和提升办学标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学科建设,有限的经费来源难以满足多项支出的需要。加之独立学院办学模式的特殊性,在很多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开设都被视为是政治任务和迎合评估的需要,因此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经费投入往往很少,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必然缺乏相应的物质保障。于是,这就导致了目前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大多局限于课堂实践,缺少实践基地,课外实践又多出现以学生自主进行却无法考核等问题。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缺乏师资支持。目前,不少独立学院为了节约成本,增加收益,大量扩招,增加教学班级。这就使得原本就数量相对缺少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承担更多的教学工作量。此外,与普通高等院校的教师相比,独立学院的教师缺乏足够的科研平台,但却要承担同样的科研工作量。如此一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就难有时间和精力去组织实践教学了。同时,现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本身也缺乏实践经验,由他们来指导学生的校外实践活动也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视情教学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的运用
独立学院的领导部门要全力保障思想理论课的实践教学。独立学院的领导部门要根据学校的办学层次、人才培养目标、办学经费、专业设置等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政策,尽可能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提供组织、队伍、经费三方面的保障。首先,在组织保障方面,实践教学要由学校党委统一领导,由教务处下达教学任务,由相关教学单位负责实施,由学工部、团委等部门配合,由人事处、教务处和相关教学单位联合考核。要建立目标责任制,做到层层有目标、人人有责任、级级有任务。其次,在队伍保障方面,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需要一支业务能力强、政治素质硬、敬业精神高、社会经验多的专门队伍。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对现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行培训, 组织教师进行实践教学尝试,并不断总结经验,形成具有指导性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聘请实践基地的专职人员兼任实践指导教师, 以增强指导实践的针对性。同时,也要对辅导员和学团工作者进行选拔和培训,充实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队伍中来。再次,在经费保障方面,要设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专项经费,以确保校内校外实践基地的建设,以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及实践指导教师能得到定期培训。
独立学院的教务部门要根据课程设置情况,科学管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独立学院的教务部门要统一组织和安排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教务部门应当建立一套完善的教学规范制度,要向相关教学部门下达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任务,要求相关教学部门根据学时和学分的要求,制定明确的教学目标,制定详细的实践教学大纲、实践教学计划,制定完整的课表安排,制定科学的实践教学考核和评价标准,以做到任务到人,分工到人,责任到人,监督到人。
独立学院的教学部门要根据具体课程的特征,合理安排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主干课程既有各自的特征和教学规律,又相互联系。因此,独立学院的相关教学部门在安排实践教学时,应根据每门课程的具体特征,按照统筹兼顾,形式互补的原则,既充分展现每门课程的特色,又最大限度地发挥四门主干课程的合力。例如,根据《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深入浅出、贴近现实的特征,可安排教师带领学生,深入工厂、农村、学校和社区,以小组为单位,完成实践报告,并开展成果交流,从而提高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信心。
关键词:社区建设;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治理
中图分类号:D6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6—0010—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现状及其管理研究》(10CSH037),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甘肃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对策研究》(SKQNGG12015)。
作者简介:陆春萍,女,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西北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博士(兰州730070)。
和谐社区建设是服务型政府进行基层社会管理和改革的重要目标。政府在公共管理改革中,需要有新的方式来维系与群众的关系,也需要新的手段来实施社会管理,因此政府广泛开展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中服务社区居民生活的社会组织,除具有社会组织的非政治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特点外,还具有本地性、基层性和多元化等特征。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包括社区服务、慈善救助、文化娱乐、调解社区纠纷等。社区社会组织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代替政府提供重要的社会服务,并成为群众和政府间的桥梁。①探讨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关系,有利于促进中国社区建设,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
实施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也产生了单位制解体后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国家转变了原来由单位提供社会服务的体制,开始依赖市场化机制、社会组织、家庭、个人来提供,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在承担社会服务体系中承担了重要角色。随着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社区建设浪潮,引发了城市社会关系深层次的变化,为城市社会组织的重组带来了新的契机,涌现出了大量的新型城市社区组织。1991年国家提出社区建设的思路,强调政府减少干预,居民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发展社区服务,增加居民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逐步实现社区自治。所以,随着基层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社区主体正在发生着多元变化,社区治理由原来的政府包揽向合作治理发展,因此,在基层社区层面政府与社会组织展开了广泛合作。许多城市建立了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主要承担政府委托的工作,特别是针对社区治安稳定工作,再造了许多新型的社会组织。例如,许多城市社区建立调处社会矛盾的人民调解工作室②、和事老协会③、平安协会④等。这些再造的社会组织不具有工会、妇联、共青团等单纯的官办团体性质,也不是纯粹的草根社会组织,而是嵌入政府主导的治理结构中,帮助政府解决社区治理问题,政府通过资金项目支持、注册登记支持、办公场地支持等多种方式促使这类社会组织完成注册。
研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两大分析框架是市民社会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但不管是市民社会视角还是法团主义的视角,都不能充分地解释现代中国所发生的国家和社会的进化史。这两种脉络的发展与式微正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呈现一种动态发展的时间进程,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实际运作中往往呈现互动、冲突、补充、妥协、共生和合作等多种角色,国家和社会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因此,非营利组织学者提出的国家与第三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理论,⑤对解释中国基层政府公共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代表了一种“国家在社会中”的新思路,国家赋予社会行动者更大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增权”,并不一定削弱国家管制社会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运作良好的民间组织和制度可以构成所谓的“社会性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进行合作,能够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社区。
二、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基础
社区社会组织具有一些与政府机构不同的特点和优势是政府与这类社会组织合作的原因之一。这类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基层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这类社会组织的诞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结果,是政府实行社会化治理的代表。因此,在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政府从行政性管理向“社会性治理”的实践中主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并与其形成合作关系,具体的合作模式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⑥政府在公共服务体系中充当资金提供者和监管者的角色,在具体提供服务时,政府求助于第三方机构(社会组织),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伙伴关系。简单说,就是一种由政府提供资金,由第三部门组织提供服务,这种模式体现了社会福利社会化,⑦社区关系在民间与国家的“互构”中被重新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再造。
一方面,政府与社会组织有效合作的基础是政府对这类社会组织的信任以及社会组织本身具有的专业精神、服务的多样化和人性化、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它的中介功能。社会组织在实际行动中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在提供服务中展现的专业性和灵活性,填补了政府在提供具体服务中缺乏的空间。同时,社会组织承接了政府的委托-服务,也促使政府社会管理方式的转换。此外,社会组织成立之初的宗旨和理念多体现了社会的公益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吸引和凝聚了有奉献精神的社会工作者,并扎根基层,有良好的群众口碑;社会组织的“以人为本”的专业化服务理念和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是政府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无法达到的,这些都是吸引政府与之开展合作的基础。
另一方面,许多社区社会组织也通过一系列行动策略积极向政府靠拢,寻求自身的合法化,建立关系资源,积极寻求政府的信任和认可,其扮演的往往是政府合作者的角色,而非压力集团角色。这些社区社会组织往往会在政府安排的政策框架下进行活动,但也利用国家权威或者政府行政网络来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通过与政府保持亲密的关系寻求多样的资源支持。例如,利用非正式政治合法化身份⑧,借用国家权威或者行政网络来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以及影响政府,同时自我克制、限制组织规模,主动配合政府行动等。⑨并且这些组织在建立之初就宣称是非党派、非政治的,以做实事、平民化、扎根基层的工作策略打消政府对其的戒备,从而获取政府的信任。还有一些社会组织为了获得合法性身份,积极向政府靠拢,因为在民政部门注册为合法的社会组织就能拥有一个合法的接受捐赠资金的银行账户,而且能获得政府委托的社区服务项目,并且还能免税,因此,这类组织也频繁、积极地开展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但这类社会组织与国家维持良好关系的同时也损失了组织自由和独立性的增长,属于一种依附的自由。
三、政府主导的社区社会组织的运作特点
中国政体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政体,公民社会是由国家来主导的,政府在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倡导下创造出了各种社会组织,并主动培育这些组织与政府开展合作治理的实践。这些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发展自由度、资金等方面却受到诸多限制,运作过程呈现“准社会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对社区精英的吸纳与雇用。社区精英的特点是社会基础广泛,是一种社会化的精英群体,具有草根性。这些人生活在社区中,与社区群众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能够充分理解和表达社区群众的要求,获得群众的信任。政府对社区精英的吸纳与雇佣非常符合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策略。许多社区精英退休前是国家干部,退休后从事社区服务工作,他们在退休前已经积累了广泛的与政府打交道的社会资本,退休以后他们仍然可以凭借以前在工作中的特殊身份对现在工作的推行提供便利。政府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通过吸纳新生的社会精英并重建国家—社会的组织联系将新的社会要素容纳到体制内,能够增强体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因此,国家在增长自身的能力成为一个能促型的国家时,需要大量值得信任的社区精英。国家提供社区治理精英的公共身份,如给予这类政府再造的社会组织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等,通过公共身份的授予稳定其在社区的公共责任等。而这些社区精英本身就已经在社区中有较高的威望,他们的行动能够影响和带动一大片群众。政府在基层治理中雇用社区“能人”,有利于增加自身的治理基础。
第二,政府的宣传动员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吸纳的一些关键的社区精英的知识、能力以及与民众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着民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与依赖。这些精英人物是动员组织资源的关键变量和资源运作的重要因素,是对其他民众动员的最好资源。所以,政府在对其进行大力宣传的同时,给予了他们较高的个人荣誉感,这一方面能够增强他们的工作热情,另一方面能起到社会动员的目的。在社会矛盾调处中,许多优秀和模范的人民调解员成为这个行业政治宣传的代表,他们的事迹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今日说法”、“法制在线”栏目,《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网”等知名媒体被做过专题报道。政府通过主动建立一些社区社会组织,并通过主流媒体的宣传,扩大这类社会组织的社会影响,提高其知名度,极力扶持并把它们打造成品牌,希望以此影响更多的群众。政府再造社会组织的建立是一种政府选择的结果,是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成立的相应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往往只是政府的附属物,它服务于党政管理社会的需求,通过这个组织,国家可以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的合法性资源。
第三,政府主导的“准社会化”运作机制。由国家主导的社区建设其实是国家从行政性的治理方式向社会性治理方式的转变。国家依托社会组织的民间性特点,实行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改造,使其成为国家干预社会的合法中介。政府再造社会组织正日益被编织到国家法治的框架内,与国家的正式组织网络深深地勾连在一起,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呈现出一种“准社会化”的状态,其目的不是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治性,而是盘活和提升国家治理资源。因此,这类政府再造社会组织对国家行政机构具有高度的依附性。但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正是在社会合法性需求的状况下产生的,它的民间性、草根性等特点,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因此这类社会组织呈现出一种“准社会化”的运作方式。政府这种治理方式的转变体现在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如在社区建设中通过国家力量把许多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纳入行政参与过程。政府利用社会性治理手段,委托各类法人团体进行社区建设的各类任务,如人民调解工作室、慈善机构、社工组织等,把权力下放给这些专业的法人团体,采取鼓励发展社区民间组织的态度,推动社区治理手段的进一步完善。
四、对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建议
在社区建设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基础源自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贫民性(草根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政府与这类社会组织合作的原因和特点表明,政府采取的是一种“行政”吸纳“社会”的职能转变,同时加强了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实质上并没有提高这类社会组织的社会自治性。在政府管理和服务的实践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往往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在具体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供给模式中往往选择官办的这一类社会组织,因为政府在这种购买服务模式下,资金的使用权就从原政府部门手中流向了第三部门,加之对第三部门公共资金的使用监管制度尚不完善,所以,政府必须选择那些让自己放心和信任的社会组织。许多社区社会组织并非独自成长的社会组织,而是由作为购买者的地方政府发起和倡导成立的社会组织,虽然此类社会组织名义上是独立的法人主体,但实际上该社会组织变成了与政府行政性质类似的“次级政府”,名义上承接政府委托的公共事务,实际上的基本定位是随时接受政府下派的任务,而且对政府资金的依赖也很难发挥这类社会组织与政府的谈判能力,因而在这一过程中,这类社会组织实际上变成了政府部门的延伸,国家权力在基层社区中进一步加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不是一方优于或依赖于另一方,而是相互依赖并且是平等的,政府应放权给更多履行社会服务功能的社会组织,以实现政府管理公共事物方式的重大转变。政府要开展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应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放宽社会组织注册门槛。要吸引更多的草根社会组织在民政部门注册,要从制度上彻底改革以前的双重管理的管理制度,改进政府的工作效率,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升地方治理的能力。此外,对于一些运作资金独立、筹资渠道多元化且常能获得境外资金支持的草根组织,要加强社会监督,因为这类社会组织以寻求独立为目标,避免政府的过多干预,力图突破“游戏规则”由政府制定、社会组织只能被动接受的状态,政府对这类组织应营造宽松的制度和社会环境,让其自然增长,但同时应加强社会力量的监管。
第二,扩大合作领域。对于已经和政府有良好合作基础的社会组织,政府可以扩大合作的领域,不单单是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领域,还可以扩大到经济、科学和技术、文化和教育、卫生健康、危机应对和灾后恢复等领域。政府出钱为民众办事要以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契约化关系为准,政府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我出钱,你就要为我办事”,要杜绝依赖和依附关系的产生。要完善捐助的免税制度和法律监控体系。同时,社会组织也需要提高自身的能力建设,完善自律机制,要做到服务的专业化、项目的科学管理和财务透明等,并要吸引更多的专业优秀人才进入该领域,以提升服务水准。
第三,基层社区政府应提高社区管理水平,形成社区多元化合作治理格局。社区建设需要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合作治理要发挥整体合力的作用,要同社区社会组织、公私企业、居民代表等组成社区建设推进委员会,以推动地方社区建设,促成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公私企业之间的合作,并且要鼓励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建设,吸纳居民的意愿并积极促进多方交流。要在社区横向层面达成合作治理,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共同治理的新途径。其间,政府应大力培育与扶植社会组织,发挥其专业和灵活的服务功能,同时要让民众通过意见参与肯定自己在本社区的成员身份,从而增加其对社区的认同感。此外,只有让老百姓有选择服务的权利,才能促使社会组织和企业提高服务质量,推动其在竞争中发展壮大,从而构建多方合作的均衡网络,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合作的治理模式。
第四,社区建设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区自治。这也是中央政府希望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的方向。社区民间组织在增强社区凝聚力,加强社区团结,提高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区社会组织是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要不断促进社区服务社会化,逐步完善社区治理的组织网络,使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之间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达成合作治理模式,并且社会组织要不断地主动追求自主性成长和释放。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既要有妥协、又要有坚持,妥协要妥协得有智慧、有策略,坚持要坚持得有理性、有原则——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双方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建立起双向互动的权力关系。⑩保持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是提升社区自治能力的基础,也是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点。
注释
①陈伟东:《公共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区建设———以武汉市社区建设为个案》,《江汉论坛》2005年第12期。
②陆春萍:《转型期人民调解机制社会化运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1页。
③郁建兴、金蕾:《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以杭州市为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4期。
④张小劲、李春峰:《地方治理中新型社会组织的生成与意义——以H市平安协会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⑤[美]莱斯特·M.萨拉蒙著,田凯译,《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1页。
⑥王浦劬、莱斯特·M.萨拉蒙:《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⑦张秀兰、徐月宾:《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的目标及途径探讨》,《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⑧张紧跟、庄文嘉:《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