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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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困境范文第1篇
城镇化进程中，在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的转型过程中，社区发展也面临新的困境与挑战，当下转型社区基层秩序的重建与家园归属感的重塑，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出理论与实践意义上的双重回应，这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理想图景的有益探索。对此，国内外学界做了大量有益的研究，这也为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基础。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重建转型社区基层秩序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求突破。首先，倡导活私开公的资源整合，梅尔文・德尔加多（Melvin・Delgado）将公益支持与独立经营融为一体，重新打造社区服务体系。其次，强调社区的功能定位，沙凯（Sharkey）认为应当将社区建设成为中转机构，形成政府服务与居民需求的良性对接。最后，将社会组织作为提供社区服务的主要力量，海恩波特（C・Heginbotham）动员由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合作和信用联盟及草根组织等形成联盟，为社区真正实现自治再造基础。
国内学术界从社区网格化模式入手探讨转型社区秩序重建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一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寻求“政府治理”与“社区自治”间的有效契合。田毅鹏教授指出，寻找网格管理与社区治理之间的联结，调试好国家与民众间的距离构造，从而实现对基层秩序的重建。二是从具体运作机制的视角探讨网格化管理在城市基层秩序中的构建与完善。文军教授通过探讨网格化模式的构建，认为网格化管理模式实现了在城市管理从单一被动到多元联动的转变。三是从组织与空间关系的视角出发分析网格化建设的投入效益、资源匹配和最佳规模。刘君德教授认为，通过社区网格化模式可以实现社区服务组织的最优空间布局和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最佳区域设置。
当下社会学界对于基层秩序重建与社区网格化模式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有益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探索，但仍有以下几点缺憾。一方面是研究视角的缺憾，以往研究大都在现有的社区运行机制的内部寻求突破，鲜见从网格化模式这一切入点来探讨社区转型社区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研究层次的缺憾，对于转型社区的研究长期停留在宏观层次上，当下需要从微观的层次上来对转型社区进行扎实的田野调查。
二、转型社区的困境与网格化模式的应对
本文以c市双山村为例，针对当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结合部由村到城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社区进行深入研究，展现其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需求，以此为基础，弥补以往的城镇化进程及社区治理问题，并尝试以带有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的网格化治理模式为解决转型社区问题的工具。
（一）城镇化进程中社区转型关键期面对的困境与挑战
随着城镇化的进程，诸多乡村社区开始迈向城市社区。在这一转型过程中，C市双山村有四个方面的问题令人关注。一是村委会社区管理模式向街居社区管理模式转型过程中的简单复制，这与城市社区要求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宗旨脱节，这需要我们探索社会管理的本土性与科层制两者的合理融合。二是社区转型过程中人口结构的复杂变化，外来流动人口需要社区转换治理思路来应对社区流动性，协调相关政策与社区资源，为外来流动人口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助力。三是在城镇化进程中社区居民的空间分异，如何促进新建商品小区与回迁小区的沟通与交流，需要社区设计可操作的方案。四是公共精英的缺失，转型社区的公共事务急需要公共精英的重现培育，这也需要社区在治理过程中寻找可行的方式激活社区能量，打造社区自治的精英基层。
（二）社区网格化治理模式的优势及其局限性
一方面，社会改革步入深水区，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对社区稳定秩序造成冲击，尤其是随着单位制的终结过程，社会原子化动向表现的愈来愈明显，社区承担着解决基层秩序不稳定因素的政治使命，这就需要创新社区治理模式，让社区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防护网络。另一方面，随着网格化治理模式由北京向各大城市的扩散与复制，原本适合临时性管理的应急手段变成一种长时段制度化与结构化的治理模式，这不仅带有制度泛化的色彩，更在行政末梢的延伸过程中对基层的自治方式有所影响。而本研究期望通过分析网格化治理模式的优势及其缺陷，从而为其在城镇化进程中转型社区的治理提供移植的契合性方案。
（三）创新与超越：网格化治理模式在城镇化进程中转型社区中的移植
在调查双山村困境的表征与原因、网格化治理模式的优劣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探讨网格化模式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治理系统与治理问题的对接需要环环相扣的整体性设计，从而为基层实践治理能力的提高提供宏观与微观的双重建议。笔者认为对于双山村的网格化管理与服务应当着重坚强以下六个方面工作。首先是合理划分网格，结合已有居住边界，依托原有路网，原则上按照每个网格200户，人口约600人，将6000人口的双山村划分10个网格。其次，明确一名社区工作人员作为网格负责人，由每个网格居民公开选举，定期巡查，并建立健全网格工作流程，以网格信息库、基础台账、民情日志等形式，建立有人巡查、有人报告、有人负责、有人解决、有人督查的“五有”工作机制，实现事在网中办。最后，严格考核问责，实行定期考核和通报、评比制度，实行责任倒查。
三、结语
社区治理的困境范文第2篇
[关键词]智慧社区；动力机制；制约因素；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7 ― 0086 ― 02
从“智慧地球”到“智慧城市”再到“智慧社区”，“智慧”一词逐渐占据了城市治理理念的核心一角。社区是城市居民实现自我管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实现城市社会整合的普遍形式。社区治理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成熟度，而智慧社区的建设将会成为改善我国社区治理状况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智慧社区及其建设的动力机制
（一）智慧社区的含义
智慧社区一词最早源自1998年美国戈尔提出的数字地球概念。国外对于智慧社区的研究是作为智慧城市研究的一个分支而存在，其中以IBM给出的智慧城市定义为主流，即“智慧城市是指能够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于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的响应，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1〕。国内关于智慧社区的研究，至今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综合学者们的多维研究成果，本文认为智慧社区应从以下三个角度来理解。
第一，智慧社区的参与主体。社区是居民获得社会服务的基本单元，因而社区建设不仅关系到居民全体，而且涉及到公共服务提供的多方主体，包括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而智慧社区建设的目的是以一种更为“智慧”的方式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最大限度的满足居民需求。而在社区领域，生产、生活等服务的提供脱离不了社区的诸多构成单元，因而智慧社区并未超出社区治理的范畴，而是同样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不同的是智慧社区在治理主体参与的方式、载体、效率等方面具有独特之处。
第二，智慧社区的实现载体。智慧社区与一般社区治理的根本区别在于治理方式、工具的创新。智慧社区的“智慧”之处在于将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的信息化手段融合到了社区治理的整个过程，它不是一个个单一系统的简单罗列，而是一个相互交错、错综复杂的综合体系，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基于大数据处理的信息化技术是其载体，承担了社区治理某些方面的主要职能，包括社区相关信息的收集、处理、储存、公布，社区管理，社区服务多元化提供等等。
第三，智慧社区的实践效能。智慧社区建设的直接目的是实现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其本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运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全面整合社区资源，通过社区智能化服务平台的搭建，为居民提供智慧医疗、智慧管理、智慧交通、智慧环境、智慧监控、智慧安保、智慧学习等多领域、高效率、高质量的社区公共服务。
总而言之，智慧社区是指一种新型的社区治理样态，它强调的是基于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参与，借助于互联网、计算机、云技术等信息化手段实现社区资源的全面整合，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社区的“善治”，也即社区服务的效率、质量、居民满意度等方面的提升。
（二）智慧社区建设的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政策选择
唐京华，孙宏伟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 沈阳 110169）
[摘 要]智慧社区建设是改善我国社区治理状况的重要环节，但在具体实施中还面临着政府引导力不足、居民参与率低、虚拟平台运行不规范、缺乏专业人才及技术等制约因素，强化政策引导以规范实践进程是完善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智慧社区；动力机制；制约因素；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7 ― 0086 ― 02
动力机制
伴随着智慧社区建设实践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作为一种全新的社区治理模式，其建设的动力机制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消解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是智慧社区建设的直接动力。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展开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社区治理的水平、效率均有不小的进步，然而从全国社区治理的实际状况来看还存在诸多困境。例如多元主体参与率低下，行政化趋势明显，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社区管理成本高以及治理主体之间矛盾丛生等。原有的社区治理方式已很难在这些问题的化解上有所创新，因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来消解困境，这是智慧社区建设的直接动力。
第二，信息技术应用领域的扩展是智慧社区建设的间接动力。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进入了飞速更新换代阶段，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社会生活面貌的极大变化，据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6.88 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 3951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0.3%，信息技术已成为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计算机、通信、传感等技术的进步不断寻求应用领域的延伸，智慧地球、智慧城市建设早已进入技术延伸的范畴，社区作为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自然成为信息技术延伸的目标范围，技术应用的扩张需求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了间接的推动力。
第三，满足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是智慧社区建设的根本动力。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来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也提高了居民的公共服务要求。单一服务模式、普适化服务标准、慢节奏服务速率以及单向交流方式等已难以满足居民需求，个性化、高效率、高质量、双向交流服务越来越成为社区居民需求的偏重点，原有的以人工服务为主的社区治理模式的不适应性日益凸显，面对社区居民不断攀升的服务要求，智慧社区模式也就应运而生。
二、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制约因素
我国各地的智慧社区建设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政府、企业、居民都对智慧社区抱有极大的热情。然而综合全国智慧社区建设状况，可以发现要将智慧社区作为社区治理的新模式实现整体推进依然存在诸多的制约因素。
（一）政府引导力不足，保障体系不完备
“智慧革命将深刻影响城市社区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这也必然倒逼社区对其传统的管理理念进行根本性的变革”〔2〕。在强行政压力环境下，政府行政导向在社区治理中依然具有主导地位，政府指导体系的不健全将深刻影响智慧社区建设的进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级政府或街道对辖区内智慧社区建设的整体规划缺乏科学性，没有专业队伍作为指导，存在盲目推进的现象；二是政策、法律规范不完善难以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政府指导囿于技术层面而实用性不足。
（二）居民参与率低，政社互动性缺失
强化互动沟通是智慧社区建设的目标任务之一，然而从智慧社区建设的实践不难看出，现阶段智慧社区建设更多的是政府、社区等单方实施主体的行为，居民作为目标对象并未广泛参与其中。匮乏的双向互动沟通主要源于几个方面的工作不力：社区消极不作为，将智慧社区建设当做“形象工程”应付了事；宣传工作不到位，导致社区与居民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智慧社区具体项目建设的实际效用不高，居民未能从中得到真实便利；智慧社区应用的操作难度较大，居民难以达到参与的文化程度要求等。较低的居民参与度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智慧社区建设的意义黯然失色。
（三）专业人才匮乏，应用技术不成熟
随着数据规模的不断扩大，数据处理技术将面临着更新换代的难题，此外虚拟平台的构筑、不同系统间的完整对接等都需要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改进，目前我国智慧社区建设尚处于模拟探索阶段，应用技术也处于不成熟状态，未来智慧社区建设还需要攻克各种技术难题。与此同时，我国社区工作者能力素质偏低也是智慧社区建设的一大障碍，据调查现有社区工作者不仅一般不具有较高的计算机技术能力，而且拥有社区工作资格证书的也在少数，智慧社区所要求的核心技术人员难以寻觅。
三、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政策选择
面对智慧社区建设的多种制约因素，从政策上加强规范和引导是有效降低建设难度、有条不紊的实现社区治理“智慧化”的保障。
（一）以居民服务需求为动力导向
“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必要空间，也是城市社会开展管理和服务的基本地域单位，社区的智慧化建设水平直接关乎城市居民生活的安全、便捷与和谐”〔3〕。居民的需求导向是社区服务发展的指示灯，智慧社区建设应当以居民的实际需要为前进方向，优先解决居民最为急切的要求。社区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主体，各个社区状况千差万别，在智慧社区规划、筹建过程中应该广泛征求居民意见汇集社区共识，着力构建居民关于健康管理、商业消费、生活安保、社区医疗、社区养老、志愿服务等基础社区功能模块，然后配以单一社区居民特色需求功能板块，打破僵化的社区服务体系，从而打造各具特色的智慧化社区。
（二）以强化政府支持为实践保障
社区虽是居民实现自治的群众性组织，但在社区发展中政府作为全局支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智慧社区建设有赖于政府的积极作为。首先，政府的社区治理理念应当具有前瞻性，将服务型社区当作未来社区建设的模型，正确引导社区构建的发展方向。其次，“政府要承担起顶层设计的职责，各市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大框架下进行智慧社区建设的统一规划、部署和协调”〔4〕，打破社区“各自为政”的局面，全面统筹社区资源，实现信息的交流、共享，构建社区总体布局，为更大范围的社区科学管理提供数据资料。再次，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行业标准、评估体系、风险监控、违规处罚等规范，实现智慧社区管理的制度化，降低智慧社区管理的不确定性。
（三）以多元主体参与为推进重点
智慧社区建设强调多元主体的互动参与，政府或社区的单方面推动只是外力而非内力，智慧社区稳步扎进的关键力量是多方主体参与形成的合力。其中政府应作为全局的掌控者，聚焦社区治理的大局，做好方向引导、“后勤”保障；自治组织要摆正服务提供者角色，以居民需求作为自己的行动导向；社区居民要明确自己主人翁的地位，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与企业则要扮演协调、辅助者的角色，在享受社区公共服务的同时利用自身资源优势造福社区。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是智慧社区建设的一股关键力量。
总之，智慧社区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各方面条件协同配合的基础上分步骤、有重点的推进。在建设过程中强化政策引导以规范实践进程是完善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基础保障。
〔参 考 文 献〕
〔1〕邹佳佳，马永俊.智慧城市内涵与智慧城市建设〔J〕.无线互联科技，2012，（04）：69-71.
〔2〕蒋俊杰.从传统到智慧：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困境与重构〔J〕.浙江学刊，2014，（04）：117-123.
社区治理的困境范文第3篇
一、社会组织参与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
（1）发展速度较快，结构与区域发展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呈现多样化趋势。但数量少，规模小，且发展不均衡。沿海、发达省份农村中的社会组织较中西部地区更为活跃，专业水平、政府支持力度更具优势。此外，由于政策导向以及农村社区的局限性等原因使得经济类、娱乐类社会组织发展较快且数量较多，但教育类、环保类、慈善类社会组织发展滞后。（2）参与领域拓宽，社会影响不足。当前，社会组织已经逐步参与到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并提供多样的社会服务。但随着新型农村社区中居民职业的多样化、需求的多元化，社会组织的专业素质、组织运行等都不能满足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实际需求。（3）参与意识增强，社区信任度低。近年来，社会组织以各种形式积极地参与到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如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公共服务等。但社区居民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不高。首先，人员素质较低、运行机制不健全等导致内部管理混乱，服务质量不高；其次，社会组织缺乏必要的内外部监督，加剧了社区社会组织的信任危机。最后，居民对社会组织的认知不到位也影响了其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
二、社会组织参与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
（1）治理主体责任不明确，忽略了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当前，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主体是多元化的，但在现实中，各主体之间却经常相互冲突和矛盾，尤其是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基层政府角色定位不清、认识不到位，主管部门介入太深、干预过多，从而忽视了社会组织应有的独立性，致使其功能发挥不佳。（2）农民认知不到位，弱化了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群众基础。新型农村社区建成后，农民由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群体认同感和社区归属感日趋弱化，不愿参加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其次，农民合作意识不强，缺乏主人翁精神，以眼前利益为判断，缺乏长远视角，容易对社会组织产生抵触情绪。由于农民对社会组织的认知不到位，弱化了社会组织的群众基础。（3）监督考核机制不健全，制约了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发展。首先，社会组织相关法规不完善，缺乏规范完善的制度保障，责权利不明，导致其管理松散；其次，由于考核评估缺乏落实，一些社会组织没有统一的服务标准，不遵守职业准则，不注重社会信誉，导致其发展陷入困境，难以形成社区内民主公开的氛围，影响社会组织、基层政府以及社区居民的有效互动。
社区治理的困境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中村；泉州城东片区；状况；对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1-17-02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用地的外拓，过去处于城郊的农村逐渐被纳入城区的范围，最终为城市所包围，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城中村”。“城中村”脱离了传统的农村生活和生产方式，受到城市生活的巨大影响，但在土地权属、管理体制以及思想观念上仍然保留着农村模式。“城中村”在城市发展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比如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居住环境差、管理存在漏洞、治安问题突出等，严重阻碍着城市的发展步伐。对“城中村”的有效治理，是一项严峻的现实问题，也是一项值得研究的理论难题。
本文以泉州市城东片区中的四个社区：华大社区（华侨大学社区）、城东社区、南浦社区、浔美社区居民委员会为访谈调查对象，深入了解“城中村”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分析“城中村”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并提出“城中村”治理的对策和建议。
一、泉州城东四社区“城中村”治理的基本状况
城东片区是泉州中心市区的重要板块，是泉州市“东进、南下、西拓”城市发展战略中“东进”计划的主战场，自2005年10月开发建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经初具现代化宜居新城的雏形。但是，城东片区作为原城乡结合部基础之上建设起来的新区，存在一些典型的“城中村”。这些“城中村”内部存在很大的问题，影响着整个城东片区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整个城市的发展与形象。通过对城东片区四社区的访谈调查，了解到这些“城中村”存在的以下主要问题与困境。
（一）经济问题
1、“城中村”治理所需资金不足
“城中村改造最大的难题是资金问题。”[1]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资金有限，往往会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城市重点建设区重点项目，对“城中村”问题无暇顾及，当资金充足时，“城中村”问题已经变得很严重，治理难度大。华大社区与城东社区处在政府建设目标内，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现代住宅建设，被征用土地居民会得到一定的补偿，同时对该社区的治理也是街道办重点扶持对象；而浔美社区和南浦社区则没有在建设计划之列，仍然保留着原有的土地与生活方式，“城中村”问题依然存在，并且短时间内不能得到有效解决。这就会形成一种现象或者认识“一区得道，鸡犬升天”。
2、社区居民经济来源种类有限，生活水平较低
城中村的经济成分比较复杂，既有农村中的集体经济，个体经济，也有民营经济、外来经济等，各种经济成分所占的比例因村而异，彼此间差距较大。据调查所得，四大“城中村”基本上不存在第一产业，大部分居民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比较突出的第三产业，以房屋出租、餐饮小店和零售为主，科技含量低。同时限于文化水平与思想观念，居民很难在城市中找到工资较高或者科技含量较高的工作，这就制约了“城中村”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政策问题
困扰四大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是缺乏统一政策支持。“城中村”的治理是一项新问题，又是一项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土地利用制度、财政制度、投资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虽然许多地方政府要求治理改造坚持“一村一策”、“一村一例”，符合坚持实际、因地制宜，但也相应的增加了改造的难度。目前泉州市政府没有明确统一的治理规定，在实践中也没有统一的执行标准。制定的政策往往是领导的“新官上任三把火”或者是朝令夕改式的。同时政府的政策倾向是有特殊照顾对象的，而“城中村”内部治理政策只是泛泛而谈，没有具体的操作文件或者方针，因此缺乏实用性。
（三）社区管理问题
1、城市农村双重管理体制并存
“城中村”虽然被纳入了城市的管理范围，但是在实际管理方式上仍然保留着农村的管理体制。城市居民委员会是负责管理和服务社区居民等常规性工作。在日常工作中却承担着各项政治、社会职能、村民就业、生活保障、社会福利和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治安、计划生育、文化卫生等农村居委会式的工作，造成城乡两种管理体制责任不明。很多“城中村”管理机构直接由原来的农村居委会直接改制成社区居委会。同时“城中村”管理者往往与本村村民血缘密切，是村中大族姓成员，这使他们在管理时总是会优先照顾本族居民，容易造成“管而不治”“治而不严”的局面。
2、管理人员自身定位出现偏差
原来的农村村民委员会承担农村集体管理所需的一切费用，拥有对集体实物的管理权，包括土地管理、人口管理、宅基地使用等，有很高的自主性。而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则只是城市基层政府派出机构，政府承担社区居委会管理费用，只负责社区管理与服务功能，以服务为主的辅工作。因此，一些社区人员特别是原村委会人员就会认为社区居委会只是“上级信息传达站”，没有发挥自身才干的机会，甚至认为社区居委会没有存在的价值。偏差的自身定位难免造成消极怠工、影响社区管理与服务水平与质量。
（四）社会问题
1、规划不合理，布局混乱
主要表现在四大“城中村”内部存在没有规划的建筑群和违章建筑物。社区内居民有的只是在原有宅基地上进行翻盖，部分用作住房，部分用作出租，用地方式杂多。同时建筑群密度较大，参差不齐，布局十分混乱，容易给居民带来生命和财产隐患；在规划管理上，政府乃至街道办把重点放在新开发建设的新型居民住宅区，而没有把社区内部纳入城市统一规划和管理范围；城中村的绿化建设（华大社区内华侨大学除外）更是无从谈起，严重影响了城市面貌。
2、公共基础设施落后，交通建设滞后
衡量一个城市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便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衡量社区建设。“城中村”内居民所需的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设施配套不足，缺少文化娱乐设施，老人活动、儿童游戏场地和公共绿地等更是不见踪迹，环境卫生、生活服务等公共配套设施缺乏，供水、供电、排水系统不完善。同时交通建设滞后，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调查中，泉州城华北路，作为一条城市主干道，存在很多的问题，如路面磨损严重、立交桥太少、不利横穿马路、违章摩托车过多等等。严重的交通问题不利于居民的出行，威胁到居民的生命安全，加大了“城中村”治理的难度。
二、“城中村”治理对策分析
“城中村”治理是一项复杂、艰辛的过程，需要政府、开发商、居委会、村民等各种组织团体共同努力。
社区治理的困境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资本 社区治理 作用
一、社区治理的发展过程
治理是指通过特定的方式，协调政府工作的一种方式。随着治理一词的引进，逐渐引起广泛的关注，也成为社会政治领域非常重视的话题。在经济发展趋于全球化的今天，传统的管理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及规范体系的建立，这就要求社会在进行公共事务处理的时候要有一定的创新性。在另一方面讲，治理的理论被广泛关注的另一个原因，它可以弥补政府失效性的制度提供一种有效性的服务，人们通过在治理中发现，妥善的治理计划可以协调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因此，治理理论成为各国发展以及强化政治力量的重要研究理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地深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渐成熟，社会生活的一些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社区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的改变，在社区的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多元化的因素。因此，社区治理的理论已经在社区的建设及发展的过程逐渐被引用，并为政府基层的管理工作带来的新的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现代化的治理理念重建社区管理的制度。在传统的社区公共管理的制度体系中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政府的管理过于单一化，而在政府的管理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完善造成了管理工作存在着一些缺陷。当然，在一些社区的公共管理制度中，由于一些管理制度不合理，造成了一些社区居民意识相对较为薄弱，参与团体活动的意识并不强烈，这些情况都会在客观上影响社区治理制度的重新构建。
要实现社区治理的规范性，就应该建立多样化的管理办法，可以通过网络的协调实现国家与人们相互之间的利益最大化，通过建立多元化的公共管理制度可以维持互惠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形成离不开规范性的社会制度和正确价值观的树立。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就是合作、信任与互惠，通过这三方面的相互协调可以实现社区治理的本质工作，而社区规范化管理的基本前提，就是有丰富的社会资本作为促进发展的基础，从而实现国家与民族的共同合作。因此，在社区的治理问题中，应该引进先进的经验及技术，更应该着眼于网络技术的应用。
二、社会资本的阐述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资本已经成为大多数学科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在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中的一些专家和学者往往会采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来诠释社会经济中的现象。而社会资本的提出，更是将我国政治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及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常情况下会认为，社会资本的定义是由皮埃尔和布迪厄先后提出的，后来经过科尔曼以及詹姆斯的发展和总结，形成了一个社会资本的概念。但是，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一个权威性的社会资本概述，而更多的人会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中的基本形态，可以通过信任和网络规范来表示，从而推动社会的协调发展。对于社会资本的理解，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诠释。首先，社会资本的形成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合作才可以达到，从而形成的正确的价值观及发展观，这一环节的关键主要是要让人们在合作的过程中信任，理解他人。其次，社会资本主要是将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及工作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样可以推动社会行为的发展，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可以促进共同利益发展的社会形式，对社会的发展和繁荣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根据其主体的差异性将其分为三个层面。在微观的角度讲，社会的资本就是将社区中的居民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通过网络关系从而获取信息，因此可以称之为人体中的社会资本，这其中包括信任，互惠及信仰。而在中观的角度上分析，在社区组织与社区网络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建立了一种关系网，通过技术能力的相互协调形成一种组织社会资本，而在这种模式中所包含的是规则、信任以及在组织中发起的各种联系。最后在宏观的角度上分析，就是指在社区的整体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将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层面上社会的 资本具有较为明显的公共性，进而可以将其称为群体社会资本。通过这三个方面的细致分析，可以发现社会资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要相互依存的，在社区的治理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社区的治理主要是对社区人们的政治问题进行相关的探讨，这其中关系到国家与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及合作。其中，公民的意识以及精神是社区治理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通过人们的不断合作从而提高社会行动的目标，在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建立规范化的网络管理模式，将社会资本紧密的与社会管理融入到网络的社区管理化模式中，在网络的互动过程中，让缺少社会公德心的成员成长为公益感极强的社会成员，在提高居民公共意识的基础上提高整个社会的公众意识，为促进社会资本社区化的治理理念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1.社会资本可以解决社区中的公共意识薄弱问题，促进合作的发展
社区往往都是由个体成员组成，他们之间会有共同的利益需求，从而形成社会中个体之间的相互交往，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心理与情感上的认同感。而治理作为一种管理的方法，通过活动的举办增进社区成员之间的感情，可以根据一些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在尊重人民意愿的基础上，经过协商与合作提高社区成员的凝聚力，实现社区的自主管理能力，从而推动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共同解决社区的困境找到有效的管理手段。
通过解决社区中的集体治理的困境，可以协调和谐化的发展，让个人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相互结合，从而有效地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如果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十分的丰富，就可以在很大的意义上加强人民之间的合作关系，在不断的合作过程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会在持续交流过程中促进社区成员的和谐发展。同时，社会资本可以促进网络结构的有效形成，促进邻里之间的协调发展，形成普遍化的互惠管理模式，通过这种发展模式可以很好的形成公共事务的管理模式。在不断的合作过程中，可以更加方便地解决社区治理中的集体行动的问题。
2.社会资本可以提高社区的经济化管理
社区的治理与丰富的社会资本是分不开的，社会资本分布的是否均匀，会严重的影响着社区居民的归属感。但是，就目前我国的发展状况而言，各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弱，人与人之间关系疏远，相互之间不信任，社区的活动参与较少。对于这些问题，应该在社会资本的治理模式中加强社区治理的有效运行，在提高社区居民的动员能力的基础上，增强社区活动的设立，让人们在不断的实践中促进和谐社区的有效发展。因此，应该通过合理的治理，增强人们之间的凝聚力，提高社区管理的新景象。
在社会资本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激发社区人民的公共意识以及发展社区的非盈利组织，通过这两者的相互协调为社区的发展奠定基础。在激发公共精神的过程中，应该先提高居民的公共意识，在日常的生活过程中可以将公共意识融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强贯彻指导思想，通过一些制度的宣讲，活动的实施，让人们提高公共意识，通过相互合作的方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工作，加强邻里之间的情感培养。对于社区中非营利的组织的建立而言，在丰富的社团组织以及网络环境的管理过程中，可以提高信息的传播速度，增强互惠的交易行为，推进社区的规范化治理。因此，在社区的生活模式中，经常举办一些制度化的活动，可以丰富居民们的业余生活，增进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让社区成员们在沟通中激发起合作的意识，从而形成良好的资源动员的能力，让社区治理的水平得到规范化的发展。
3.通过信任、互惠等精神能够促进社会治理的网络化服务
通过社区管理机构的网络化管理模式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会承担着一些相关的功能，每一种社会的关系都是一种社会的资源。它们不仅可以利用到社区的内部资源，而且还可以通过网络化的管理为社区的发展带来动力。因此，可以在相互信任和互惠的前提下找到发展的方向。在社区网络的管理模式中将信任、互惠与社会资本相融合，通过它们的相互依赖、相互融合构建一个社区管理的基础。社会的资本往往包含了社区居民和其在网络的基础上参与活动，社会资本并不是一种静态的管理模式，而是在不断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管理手段。而居民在参加网络的培训的过程中，增大了互惠的规范，在整个过程中，居民通过网络的相互协调沟通完成了彼此之间的相互意愿，因而为社区的公共事务的处理提供了可能，相互之间的信任基础逐渐增长。居民们在网络的构建中，促进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交流，实现了合作中的成功，为合作提供了新发展方向。在居民的网络合作过程中，通过集体的行动拓宽了参与者的主管意向，同时激发了他们的参与热情。
在社区人民的共同交往过程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密切交流形成了一种互惠的模式，可以形成一种亲密的社会关系，让社区成员之间形成一种认同感。在利益双方存在一些分歧的时候，可以通过依赖感的形成促进了彼此之间的相互妥协，而在相互的接触过程中，通过彼此之间的共同信任营造良好的沟通环境，在频繁的互动过程中，可以产生相关的社会声望，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资本的发展，这对于社会中的公共事务的处理是十分有效的。因此，在社区的居民之间建立起信任、互惠的制度模式，可以为社会参与网络的构建模式提供基础，从而实现社区的和谐发展。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社区和谐环境的建立与社会资本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通过社会资本，可以更好地协调人们之间的合作意识。在网络服务的帮助下增强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让社区的管理工作在一种相互合作、相互帮助的模式下顺利展开，从而提高社区人民的公共意识与凝聚力。采取有效的社区治理手段，建立健全社区管理制度，在和谐社区建立的基础上，可以促进我国社会治理的有效进行，从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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