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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
一、引言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为刺激本国经济增长,欧美国家普遍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这意味着向以美元、欧元作为其外汇储备的国家征收通胀税。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对美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对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不满再次引发了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热烈讨论。本文在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过程进行反思和对已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结合目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面对的新形势、新问题,试图探究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新路径。
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已取得的成果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认识到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其对美元的过度依赖,欲寻求区域货币合作成为东亚各经济体的共识。1997年,日本提出组建总额为300亿美元的亚洲基金,用于解决危机发生时的资金短缺问题。2000年,在“10+3”共同努力下,关于东盟各经济体间的货币互换协议——清迈协议(CMI)签订。货币互换的总金额为10亿美元,为进一步的货币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2001年蒙代尔基于最优货币理论,提出建立亚元。2003年初始规模为10亿美元的亚洲债券基金(ABF)正式启动,2004年扩大亚洲债券基金二期的20亿美元。2008年,“10+3”达成了CMI多边化协议。2009年,“10+3”特别财长会议发表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 扩大了“清迈倡议多边机制”( CMIM) 共同储备基金的规模,此次会议还要求建立独立的区域经济监控实体。2009年5月, “10+3”财长会议公布, 将于2009年底前完成总值1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的筹建。在发生金融危机时, 储备库以借贷方式向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成员国提供资金帮助。
三、关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路径设计的思考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究竟能不能“脱美元化”,合作的目标是什么,构建的思路是什么?
(一)需考虑“美元体制”的持续性
20世纪,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强劲的经济增长趋势,使得美国成为了以出口为导向的东亚各经济体的最终市场提供者。东亚各经济体为发展经济,反过来又稳固了“美元体制”的地位。在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美元的比值稳定的前提下,这是一个相互促进和相互依赖的过程。即便是在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美国广泛采取量化宽松政策,肆意将金融危机的损害转嫁到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家的情况下,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依然没有改变。原因主要有:首先,国际货币体系的变更都是以国际关系格局的变更为前提的。目前,“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格局虽然已经形成,但是短期内仍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取代美国成为霸权国家,美国通过其强势的进入霸权实现了对那些向美国输入商品和服务的国家的绑架;其次,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取代美国作为东亚地区的最终市场提供者。近年来东亚各经济出口产品中美国所占的比重总体上虽有下降趋势,但美国依旧是该地区最大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因此,东亚地区在短期内难以摆脱对“美元体制”的依赖。再次,美元依然是强势货币。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即使是在人们一直讨论美元长期贬值趋势的情况下,每当全球性或局域性危机爆发时,不论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地点,美元依旧是各国政府和投资者资产保值和规避风险的最终选择,这里就有对选择美元的无奈,也有对未来美元依旧坚挺的预期。欧元诞生后,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特别是在欧债危机爆发后,强势美元的性子更加凸显。从2008年8月初到2009年5月初,美元指数上升接近15%。而且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房地产和其他资产价格暴跌,资产价格大幅波动,但国际资本向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入并没有停止。2008年,投资于非美国政府债券的其他债券的规模出现很大下降,但投资美国政府债券的规模却达到约5080.65亿美元,远超过2007年2303.30 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美国资本账户仍然出现5465.90 亿美元的顺差。因此,现阶段推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最重要的背景就是“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
(二)需改变现有的合作路径设计思路
一直以来,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设计的思路主要针对如何解决和防范东亚经济体资金短缺的问题。这次金融危机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既已取得的成果,原因在于两个危机的作用机制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产生原因不同。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东亚个经济体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以及金融体制建设的滞后和金融监管力度的不足。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过度的依赖出口拉动,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当出口竞争力下降时,为避免本币贬值,普遍采取提高利率的做法,引发了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从而催生泡沫经济,当泡沫爆炸时,外资大量流出时,本国外汇储备不足以维持本国汇率时,本币大幅度贬值,金融危机产生。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新金融衍生品监管的有关的制度创新未能赶上金融衍生品创新的步伐,忽视了对创新使用新的金融衍生产品以获取暴利的金融部门的监管,金融监管系统漏洞难以及时发现,影子银行过度膨胀,当资产价格下降时金融体系就变得十分脆弱。其次,影响造成的结果不同。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是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支付能力;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的是东亚各经济体资产价值的严重缩水。再次,应对之策不同。针对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其应对之策主要是如何解决东亚各经济体流动性不足和支付困难的问题,清迈协议(CMI)以及之后的清迈扩大协议(CMIM)可以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此次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主要是各国、各地区应加强其金融体系的监督和管理,注重金融监管制度建设的及时与完备,这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既已取得成果所无法解决的。当然,全球层面的相互合作是度过此次危机的必然选择。最后,危机发生时外部环境不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 美国经济正处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期, 这也是东亚各经济体走出1997年金融危机的重要的外在条件。而此次金融危机是由美国引发的,欧美经济都处于近乎停滞的状态,这对以出口为导向的东亚各经济体走出金融危机是十分不利的。 所以,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方向应是危机的防范与经济的共同发展。
(三)合理、准确地设定合作目标
迄今为止,对于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已毫无争议,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人们就已达成广泛的共识——东亚地区的货币金融合作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直接的应对经济危机,更应该是谋求东亚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与持续、稳定发展。鉴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历史文化、要素禀赋、经济结构的差异,各经济体对于危机的应对之策是不同的。所以,这种以直接应对金融危机为目标的合作机制不仅不会促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一步推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将阻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程。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危机是非常态的,经济的发展、综合实力的增加才符合各经济体发展的要求。因此,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最高目标应该是东亚各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共同繁荣与稳定发展”。
于此同时,本文认为那些把“脱美元化”作为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路径设计时的一个重要目标的做法也是不合理的。如上所述,“美元体制”在现阶段是不可能消除的。历史上所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是一种霸权更替的结果。目前,东亚各经济体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军事上都还不具备直接变革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能力。因此,若将“去美元化”或者说变革“美元体制”作为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会严重阻碍东亚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因此,“美元体制”的持续性仍将是现阶段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大背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不应该是变革“美元体系”,而应该是在“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下努力避免和消除美元体制对东亚地区发展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谋求东亚地区的持续、稳定发展。
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设计
东亚各经济体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决定了短期内该地区不可能具备“最优货币理论”的前提条件,即共同的文化传统与政治意愿和相似的经济发展结构与发展水平。所以,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体系的建立必须是一个分步骤、分阶段、多层面进行的过程。
第一阶段,建立、健全危机防范体系。
继续扩大和强化“清迈多边扩大协议(CMIM)”取得的成果,建立制度化的金融机构即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主要负责设定共同基金执行标准、提供和管理区域性的紧急救助资金、评估和监督执行效果,各国的出资份额与该国在组织内表决权和可以申请的经济救助资金之间挂钩;建立一套早期预警指标,以便于及时发现和协调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加强东亚各经济体整体对危机的防范能力。同时,为实现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繁荣,可以依照财富基金的模式建立一个主要投资区域内金融资产的多国合作投资基金。此外,组建2个独立于东亚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家评级的非政府机构评级机构,这样既增加评级结果的准确性又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第二阶,组建东亚次区域地区的汇率联动机制。
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结构相似性相近的次区域构建一个共同货币篮子。在已经开启东盟自由贸易的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中国,构建分别盯住各自共同货币篮子的制度,实现次区域内的汇率联动,限定东亚各经济体币值对中心汇率波幅以防范价格不稳定带来的投机行为。次区域货币篮子的构建以“亚洲货币单位(ACU)”作为主要参考目标。这既可以增强整体区域对外汇率政策的协调性,又可以避免价格环境不稳定造成的区域内各经济体间非良性竞争。
第三阶段,建立东亚地区的共同货币篮子制度,组建东亚中央银行。
首先,在次区域范围内,实现货币的一体化,即用比较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替代共同货币篮子制度。接下来,建立各次区域固定汇率与ACU的关系,形成东亚地区统一的货币联动机制。最后,随着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东亚汇率联动机制的稳定运行,依据最优货币理论(OCA),就可以建立统一的东亚中央银行,实现单一货币——亚元的构想。
这将是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按照“充分协商,平等互利”的原则,分阶段多层面地进行,其最终结果还有赖于东亚各经济体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王敏.最优货币区理论视角下构建东亚货币区的可行性分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12(10).
[2]郭媚.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实践与展望[J].财政金融,2011(15).
[3]李晓.“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J].学术月刊, 2010(06).
关键词:有效需求不足;信用危机;过度消费;生产过剩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5-0025-07
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也有一些观点,如果联系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现实,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荒谬性以及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性。本文在对当前国内外学界一些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对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形式、特点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求真理。
一、国内外学界关于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问题的观点及其非科学性
源自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以下观点值得关注:(1)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1]、“储蓄过剩”或“储蓄相对于投资过剩”的危机[2];(2)此次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支付危机”[3]、“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清偿力危机”[4]或“信用危机”[5];(3)此次危机的实质在于“过度消费”[6];(4)当前的危机“是一场国家干预的危机”[7];(5)“这场危机是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8];(6)美国危机的本质是“信心危机”[9];(7)道德危机“可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症结”[10];(8)这是一场“资产负债表引起的风暴”或“资产负债表的危机”[11]等。
上述观点,从表面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联系危机的历史和现实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
拿“有效需求不足论”来说吧。早在19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有“群众消费不足”的说法。但能否以“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的实质呢?答案是否定的。认为,“群众消费不足”或“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到来之后“才变得明显”。[12]“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13]。在说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时,应当承认“群众消费不足”这个事实,但只能把它放在应有的从属地位,而不能用它来解释危机的原因和实质。从历史到如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作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14]“群众的消费水平”可以作为“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15]20世纪30年代,作为对“群众消费不足论”的发展,凯恩斯又提出“有效需求不足”论。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构成。有效需求不足,系由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所致。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则是由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和灵活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决定的,由于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结果导致生产过剩,危机随之发生。经济危机在实质上就是由上述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发生的经济萧条或生产过剩的危机。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的说法,实际上是19世纪初期西斯蒙第“群众消费不足”论和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论在21世纪初期的再现,它不是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归结于人民群众的“消费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掩盖了危机的真正根源,歪曲了危机的实质,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论色彩。
把此次危机的实质说成是“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也是不科学的。首先,“支付危机
“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只是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常见现象和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只是危机的起点或爆发点,而非危机的实质和原因。“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感到不足”,清偿能力丧失,“这是不言而喻的。“[16]研究和揭示危机的实质,不能只看现象和发生的始点,而必须由此出发,深入问题的内部,揭示其内在的联系和根据。“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17] 事实上,“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时,产业资本就会出现过剩”,“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每个人都想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充斥商品市场”[18]。因此,整个经济运行突出地表现出来的虽然是支付手段缺乏,清偿能力衰竭,信用崩溃,但究其原因,却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经济危机,实质上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不例外。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房地产业即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为了加强房地产业,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实行扩张政策,结果房地产业迅速扩张,形成过剩局面。为了缓解过剩,银行家、商家和美国政府沆瀣一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结果使居民债务迅速膨胀。2006年,美联储为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连续17次加息,致使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市场需求急剧下降,房产价格急剧下跌,次贷违约率急剧上升,诸多贷款机构和投资机构相继破产,危机随之发生。这次危机也突出地表现为支付手段短缺,清偿能力枯竭,信用崩溃,但危机的实质却不在这些,而在于房地产业的过度扩张,生产过剩。“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信用危机”论,实际上只是“那些根据自身的个人需要来判断危机的小资产者所想象”出来的幻境[19],而非这种幻境背后的真谛。 实质在于“透支消费”或“过度消费”的观点,其非科学也是显而易见的。就这次危机来说吧,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实行扩张政策,引起房地产业膨胀和过剩所致,是生产出了问题,而不是消费出了问题;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银行和商家为了推销过剩的住房商品,相互勾结,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导致居民债务膨胀,债务锁链拉长,最后由于政府紧缩政策,利率上升,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次债锁链破裂所导致,而不是居民透支消费、过度消费所造成;本来由于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一方面房地产业过度扩张,生产极大过剩,另一方面,广大群众,无力购买,不得不在政府和商家的引诱下,举债购房和消费,而不是广大群众追奢求侈、豪华消费。把危机的实质归结于“透支消费”和“过度消费”的观点,割裂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是“消费决定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
把“国家干预”或“华盛顿共识”说成是危机的实质的观点,也不是什么新鲜异见,而是新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经济理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前一种理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理论、揭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造成的恶果、以致引发危机的弊端为宗旨,主张以新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和政策来拯救经济,解决经济崩溃问题。后一种理论,则是以斯密和李嘉图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为渊源,以经过改进了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以治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滞胀为背景,以“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集合体。这种理论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即英美资本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主张以某些改良的经济政策来治理危机,目的在于防止和避
免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假设和理论基础之上、经过几十年构建的资本主义“知识大厦”和“理智大厦”的轰然崩塌、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两种理论观点貌似相互对立,不可一世,但细究起来,却有明显的一致性。它们都把制度性危机说成是经济体制或经济模式危机,从而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剥削本质;都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的失灵当作危机的实质,回避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基本矛盾必然产生的、普遍而基本的经济现象即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实质;都把危机的责任推给对方,歪曲或掩盖危机的真正根源和实质,带有明显的辩护性质。把危机说成是“信心危机”的观点,同样没有什么新意,完全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十分流行的凯恩斯、庇古和拉文顿等关于“心理危机论”的翻版。这种理论认为,当资本家对社会和自己的经济状况充满信心并抱有乐观情绪时,就会增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从而推动经济的高涨和繁荣;而当资本家过度乐观,对经济形势误判,产生错误时,悲观情绪就会油然而生,压缩投资规模,导致有效需求减少,引发危机。把危机归结为资本家缺乏信心,完全颠倒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与这种状况在资本家心理上的反映即“信心“之间的关系,把属于意识范畴的心理状态说成经济运行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把危机的现象当作危机的实质,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原因,以其荒谬的理由,呼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对贪婪成性的金融财团进行“市场救助”,使之摆脱破产倒闭的境地。这种理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和阶级本质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至于把危机说成“道德危机”的观点,更是荒谬绝伦。认为,道德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的。”[20]“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1]。还认为,道德“在阶级社会中,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22]。“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自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23]“在历史上剥削阶级的道德,都是虚伪的,都是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谬论来加以粉饰的”。[24]在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华尔街金融巨头似乎只是个人的行为,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个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25]华尔街金融巨头的贪婪和道德缺失,决不是这些人的天性,而只能是资本的天性,或者说,只能是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天性。对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和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26]把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说成是华尔街巨头的“道德危机”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在世界观方法论上“从天上降到地上”[27],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之中;三是在谈论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时,不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不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或者故意掩盖在上述因素作用下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普遍的、基本的现象和特征,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金融垄断资本的怀抱,充当了垄断资本的辩护人。列宁曾经说过:“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
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28]在研究和分析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时,这句话应当成为这些人的警钟! 危机也绝不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谁都知道,“资产负债表”只是经济或资产经营运作状况的记录,是经济或资产运营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是经济或资产运营的现象,而决非经济或资产运营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把作为经济或资产运营状况的记录、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也说成是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此,就不浪费笔墨予以评价了。
二、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什么
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特点来看,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实质上,依然是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
从理论上看,自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发生以来,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又由私人垄断经过国家垄断发展为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为特征的国际垄断。目前,国际垄断已发展为以金融资本垄断为龙头,金融、经济、政治、军事以至意识形态话语权垄断为一体的超级国际霸权垄断的资本主义。与古典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中,其固有的基本规定性仍然未变,引发危机的各种因素依然存在。这些因素虽有深化和发展,但它们作为系统性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仍然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走向周期性过剩,引发危机。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依然存在,并向世界范围发散,日益具有普遍化的品格。商品关系的普遍化雇佣劳动制度以及剩余价值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的动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突破其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界限和走向无限扩张的激素,使资本主义始终不能走出生产过剩的怪圈。
第二,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依然存在,其作用的力度越发增强,以其强制性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推动资本以无限的规模和深邃的内涵进行扩张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不能不具有过剩的趋势和特点。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多次改良和调整,仍未得到解决,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体系蔓延和扩展,演变为经济全球化与占有制的私人性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深化和发展,必然导致资本、生产和贸易的无序扩张,经济结构的失衡,资本剥削的加强,贫富差距的拉大,劳动与就业、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等经济运行的各种矛盾在对抗中进一步发展,不断把世界经济推向结构性过剩和全面过剩,走向危机的深渊。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规律的产生和作用,使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垄断虽然限制了自由竞争,但并未消除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剧烈,具有垄断竞争的特点。垄断竞争的产生,使竞争的对手、竞争的内容、竞争的手段都发生了变化,竞争的程度更加惨烈,破坏性更加巨大。各垄断组织为了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无不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能力,进行生产规模的扩张。这样,就不能不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无政府性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不平衡性迅速增长,供给与需求、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的局面进一步发展,危机发生的机率进一步增大。
第五,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自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以来,这一规律作用的深度、广度和强度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这一规律的作用,不仅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的产生,而且也引起各国垄断同盟实力对比的变化。实力对比的变化,不仅引起各国垄断同盟之间更加剧烈和更加残酷的竞争,而且还引起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对经济领土乃至殖民地的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殖民主义出现,虽然许多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垄断资本在经济和政治上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世界的上空。资本主义瓜分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必然会运用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
能力,推动经济的扩张,使生产越过市场的界限,走向过剩。
第六,在当代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通行的是霸权规律。美国作为一超独大国家,处于霸主的地位。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不断向国际市场输出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输出,从而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资产的控制权,同时又利用贸易霸权大肆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和高端产品的价格,并以国家安全为由,制定相应法规严格限制这些产品的出口;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赚取外汇和引进外资,求存图强,又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样,就必然导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越来越大,广大发展中国家手中结余的美元越来越多,从而不得不循环回美国用以购买其政府的债券。这样,就不能不造成美国的债务过剩、国际流通中的美元过剩和发展中国家用于出口的商品过剩。在美国国内,为了构建“一个人人拥有住房的社会”,美联储又推行了信贷扩张政策,结果推动了房地产业的扩张和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居民之间债务锁链的延长。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扩张,又带动了建筑、建材、钢铁、汽车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样,不仅造成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各项产业的全面过剩,而且还造成了信用膨胀、流动性过剩、投机过剩、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过剩、债务和次级债务过剩。这样,国际经济与美国国内经济的各种过剩就相互作用、相互结合,导致此次深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从现实来看,在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中,生产过剩的内涵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相关著作中所揭示的相比,显著地扩大了。马克思依据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危机的情况,认为生产过剩一是指商品的生产过剩[29],二是指资本的生产过剩[30],其中商品的生产过剩是指“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的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过剩”[31],而资本的生产过剩实质上“就是危机中出现的产业资本过多的现象,即产业资本的过剩”[32]。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过剩虽然也包括商品的生产过剩和资本的生产过剩,但商品的生产过剩除了包括生产资料商品和生活资料商品等物质商品过剩之外,还包括金融商品和金融衍生商品过剩。而资本的生产过剩,除了马克思所说的产业资本过剩之外,还扩展到金融资本和以各种有价证券形式出现的虚拟资本。 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的生产过剩,在形式和规模上也有了较大发展。
第一,货币过剩。2001年以来,美联储为了防止因互联网产业泡沫破裂和“9·11”事件所导致的经济持续衰退,放宽信贷管理,实行扩张政策。2001—2003年间,连续13次降低利息率。同时,还利用短期标售、定期证券借贷、一级交易商信贷等货币政策工具,直接向金融市场的多个子市场注入流动性;利用贴现窗口直接向商业银行贷款,鼓励社会客户从银行大量提取现金;结果使流通领域的货币量超常增长[33]。美国货币的超量发行,又通过一定渠道传染到欧盟和世界各地,结果,又导致国际流通的货币过剩。据统计,至2006年底,在全球流通的纸币,美元为7 600亿,欧元为7 600亿[34]。国际流通货币过剩,使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推动了许多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诸如石油、粮食等价格大幅上扬。
第二,房地产过剩。2001年之后,为走出经济衰退的低谷,美国对产业结构作了相应调整,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加大对房地产业的投资,企图以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结果使房地产业迅速扩张,楼市价格迅速上涨。据统计,2000—2006年许多城市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了100%,住房价格总水平上涨了60%以上[35]。到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总值约达21万亿美元[36]。但好景不长,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为了控制流动性过剩,抑制房地产业过度扩张,实行紧缩政策,连续17次加息,结果又使房地产市场一落千丈。到2007年,美国全年新房销售量仅为77.4万套,比上年减少24.8%,旧房销售量只有562.5万套,比上年减少12.8%,新房开工率比上年低24.8%。[37]美国房地产业由盛到衰,处于崩溃的境地。
第三,金融过剩。房地产业的扩张,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刺激了金融创新业务的增长,从此次以“次贷”为始点的金融创新来看,涉及此类业务的金融机构有2 500多家,全球45家大银行和证券商都卷入其中。2007年,美国次贷金额有1.2万亿美元~1.5万亿美元,经过包装之后,其衍生品证券在二级市场流通的总规模达到1
0万亿美元,其中国际市场流通额占2 / 3以上[38]。据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3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10倍多,其中近300万亿美元在美国。[39]金融资产也呈现出迅速增大的趋势。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仅为12万亿美元,与当年全球gdp相当;199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53万亿美元,是当年全球gdp的2倍;200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118万亿美元,约为当年全球gdp的3倍;到2006年,全球金融资产总值则高达150万亿美元。[40]美国金融资产的规模更是大得惊人,2006年美国金融资产市场规模达到46万亿美元[41],2007年美国金融资产占世界金融资产总量的34%、世界gdp总额的25%、世界贸易总额的11%[42]。庞大的金融商品和金融资产规模与实体经济的规模形成了鲜明对照,过剩的程度可谓登峰造极。
第四,投机过剩。随着货币过剩、以房地产业为典型的生产过剩、以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的炒作和次贷规模的增长,各类资本家不断遭受“资本太多”的痛苦。最大的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为了摆脱困境,便对债务抵押债券(cdos)和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等金融工具进行层层包装,借助信用评级机构的虚假信息向社会出售,进行欺诈活动,于是投机活动便猖獗起来,以致造成投机过剩的局面。据《华尔街日报》披露:2007年3—7月,花旗债务抵押债权等用于欺诈的金融工具,规模之庞大,在高峰期竟达390亿美元。自2007年8月以来,投机触角又急剧向石油、小麦、大豆、大米等市场扩展,结果导致市场各类商品包括运输价格迅速上扬[43]。有人估计,在美国,仅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泡沫就达8万亿美元[44]。难怪有人把美国经济称作金融投机经济[45]。
第五,债务过剩。由于美国过剩的经济靠贷款刺激消费来消解,居民消费靠信贷来支撑,国家和地方财政亏空靠发行债券来弥补,结果使美国经济沦为债务经济。截至2006年,美国国债已达10多万亿美元[46]。2000—2004年,家庭债务余额达11.4万亿美元[47]。2006年,美国内外债务余额为53万亿美元,为当年gdp的1.6倍[48]。日益繁重的债务负担,给美国经济罩上阴影,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从直接原因来说,系由美国债务过剩及其锁链断裂酿成。
第六,虚拟经济过剩。上面所列过剩,除房地产过剩以外,均属虚拟经济范畴。毫无疑问,金融、投机、债务过剩的发展,推动整个虚拟经济向过剩发展,1973年以来,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货币、信用和资本日益虚拟化起来,加上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的推动,金融资本急剧膨胀,虚拟经济加速发展,日益脱离实体经济这一物质基础。据统计,1952—1979年美国金融资产流量与gdp之比为257倍;而1980—2007年则迅速增长到418倍。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40%多,到90年代则接近90%。金融部门获得的利润,20世纪70年代还是非金融部门的1 / 5,到2000年则达到70%左右[49]。长期以来,在美国gdp中,由实体经济创造的份额逐年下降,1950年为61%,2007年则为33.9%。同期,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则由11.37%上升到20.67%[50]。虚拟经济的过剩,给实体经济造成日益繁重的压力,当实体经济不堪重负时,必然崩溃而发生危机。
第七,对外贸易过剩。上面说过,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向世界输出大量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和商品,以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国资产的控制权。同时,美元本位制及其霸权又使美元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外汇资产的储备货币,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振兴民族经济,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于是,便引起了这些国家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又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结果导致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全面的生产过剩,从而使本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外围依附性经济。按wto和imf的数据推算,2003年,全球平均贸易依存度接近45%,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38.4%,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则高达51%。而我国2004年和2006年的外贸依存度则为68.4%和65.51%,大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1]。在如此国际贸易格局中,美国发美元,外国卖商品,美国贸易逆差加大,外国贸易顺差攀升,美国
进口过剩,外国出口过剩。一旦美国经济过热,对内实行紧缩政策,对外实行保护政策,遍布全球的生产过剩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对外贸易过剩,是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特征。 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和特点,虽然千奇百怪,变化多端,但万变不离其宗,生产过剩仍然是普遍的、基本的、一般的、具有实质性的现象和特征。事实证明,此次危机的实质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应的生产过剩。任何否认、掩盖、歪曲和偏离生产过剩这一实质的观点和做法都是不妥的。
三、结论和启示
生产过剩这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并不是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运用抽象法,通过对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一系列现象由表及里的分析揭示出来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由于其阶级和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示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本质特征。而我国一些崇拜西方的学者,在此次危机的实质问题上,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现实,正确认识和把握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必须坚持和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级的产物。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那时人们追求的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根本无所谓过剩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的一个很长时间,由于生产力仍处于较低水平,市场狭小,经济结构仍具有自然经济色彩,经济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因处于萌芽状态而未突出并发展起来,因而也不存在生产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危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以后,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社会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封建所有制关系已经解体,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尤其是大私有制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已经成熟并充分展开,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规律,各国经济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带有国际的性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才得以发生。生产过剩随着资本主义统治的产生而产生[52],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53]。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伴侣和不治之症。自资本主义脱离幼年时期而进入大工业时期以来,生产过剩及其危机的幽灵一直环绕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周围。“资本主义的所有政党,资本主义的所有稍有名望的活动家,从最‘英明’的到最平凡的,都曾经试用自己的力量‘预防’或‘消灭’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54]“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或政党,虽然资本主义的领导者和政党在这里也有不小的作用”[55],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不能“消除”。要消除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有人可能会以我国经济被卷入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特点为由,怀疑上述论断的真理性,这显然是不对的。事实上,我国经济之所以被卷入这场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的特点是由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造成的。从国际上看,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在使我国分享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使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现代国际经济体系之中。这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出现了问题,我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从国内来说,当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已是公有制为主体、公私经济并存;在经济规律体系上也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与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并存。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出现生产过剩,甚至发生危机有时也难以避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使我国经济少走弯路,减少震荡,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巩固、发展和壮大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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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1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5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5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54-55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6-54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国石油;经济发展
自从2000年美国互联网政策失败之后,政府颁布了各种减税政策,导致几年间美联储出现大幅度的减息,这一现象也间接的刺激了房地产以及信贷消费,但是也间接的一番了一系列的通货膨胀压力,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环境之下,中国石油经济发展遭受明显的影响。对此,如何顺利的度过金融为,为综合性建设能源经济便成为首要任务之一。
1金融危机下中国石油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因为金融经济影响,当前我国石油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开采难度不断提高,开采的成本、风险以及投资不断提升。中国石油为了达到国家对于石油资源的需求,不仅仅是在勘探方面需要进行创新,还需要提高在投资方面的程度,并做好大批大油气田的开发,稳定我国每年的石油开采量以及储备量。但是,因为石油开采的进度不断深入,开采的难度以及开采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大,这也间接的提高了开采的成本和投资需求,同时见效也更不如从前。第二个方面是油气销量与价格相反。因为我国成品油与天然气的定价是由国家进行控制,虽然通过多次调整与改革之后,油气价格的变化和国际之间基本保持平衡,但是仍然存在油气价格倒挂的问题,尤其是在原油价格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炼油业务的经营利润会不断下降,这也间接的影响着石油勘探环节的经济效益。第三个方面是国际化的开发风险不断提高。近些年,伴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我国石油出口量不断提升,自从2008年开始,海外的原油产量就已经突破了6000多万吨,天然气已经达到67亿立方。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石油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这也间接的提高了我国对于国际石油的进口需求。但是,因为国际政局的波动,导致许多国际上的油气开发项目存在许多的风险,尤其是在人身安全方面,导致整体发展并不舒畅。
2金融危机下如中国石油经济发展改进措施
2.1坚持核心业务
石油企业中的油气业务是最为根本的业务,是确保企业经济价值的基本保障。中国石油应当是注重建设多个大规模油气生产基地为主,以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为例,应当将业务的重点、核心放在石油的开采方面,确保企业能够具备充足的经济基础。
2.2推动国际化发展战略
针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石油经济必须坚持国际化的战略发展方向,并通过经营的规模化促使金融危机所呈现的风险变的最低。我国石油已经在海外建设了多个油田,这也是我国国际化发展战略的一种直接体现。
2.3严格控制投资项目
自从2009年之后,我国石油领域就一直在坚持投资就是成本的理念,想要确保经济的发展,就需要坚持提高企业管理效果,提升投资源头的控制,同时做好投资过程和结果的管理。近两年,伴随着我国石油业务的不断扩张以及石油生产规模的不断增加,再加上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而导致的建设成本提升,我国石油投资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大,基本上每年的增长率可以达到4%。对此,就需要在不断的扩张过程中严格控制扩张的因素,从而确保金融危机不会影响到我国石油经济。
2.4坚持低成本发展战略
想要确保石油经济的稳定发展,在成本方面采用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必然的。对此,就需要在成本方面采用行之有效的控制制度,寻求最佳的节能减耗措施,真正做到全过程、全企业以及全方位的成本控制。与此同时,还需要做好成本的职能管理,需要做到周期性、安全性、稳定性、优质性的成本控制与管理,从根本上实现成本的节约,并完善责任的制度,提升投资的效率以及效益。于此同时,为了更好的实现成本管理,可以借助激励、奖惩等方式对企业每一个层面进行成本管理,从而确保企业的低成本战略得以全面实现。
2.5注重并购重组发展战略
首先,需要注重重组整合的发展战略,做好国有经济的布局以及调整,促使国有企业的结构得以不断的完善和优化,提高中国石油企业的内部结构,推动我国石油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和谐。其次,需要做好国际性的购并,充分应用国际化的油价回落,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以及资产价格的不断下降等机会,在世界范围内做好战略性的投资以及并购的可能,推动企业长远发展。再次,需要持续提高股权投资的发展管理,同时采用行之有效的股权投资优化企业在战略发展方面的协同性。最后,注重股价波动对于石油经济的影响,应用国家政策的支撑或者是回购上市企业的方式,做好当前股价的控制,借助市场化的方式,确保石油股价的稳定性。
3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石油必然会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在这一环境之下,应当正确的分析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并明确自身的战略发展定位,同时坚持核心的发展理念,确保核心业务的稳定发展,并且结合国际化战略发展目标,采取低成本、严格控制投资、注重并购重组、调整能源结构等途径,持续、稳定的推动我国石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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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微排经济、发展微排金融存在的问题
黑龙江省金融发展现状要求发展微排金融,构建以全国为基础符合黑龙省发展特点的新型碳金融体系。但是,黑龙江发展微排经济也存在着诸多的不利因素。
第一,目前,黑龙江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偏少、信贷投放权限较小,金融不良资产的国有企业占比例高、资产量大。全省国有经济比重高达8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的存在导致金融机构亏损严重,信贷资金长期沉淀和无效占用,严重制约了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效能,同时由于经济深层次矛盾制约和银行体制、机制、管理上的问题影响,信贷风险仍然严重。黑龙江省大项目建设、国企改革、新农村建设、县域经济、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等重点工作的信贷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同时,地方银行业金融机构受资本金、经营范围等因素限制,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有限。
第二,黑龙江当前微排发展水平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从人均GDP和产业结构上来看,全省的人均GDP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为52.5%,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48.6%;而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4.4%,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40.1%。所以目前全省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但同时也潜含全省发展微排经济有着巨大的空间,更应抓住机会加快发展。通过对人均碳排放、碳生产率、单位GDP能耗三个指标的比较分析,目前全省的微排发展水平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还处于萌芽阶段。这除了受全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影响外,还与全省长期以来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有关,能源的利用效率不高。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发展微排经济,就必须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第三,资源导向型发展模式不利于经济结构向“微排”化转型。高耗能企业的大量存在,以及在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全省经济结构的“微排”化转型将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能源消费结构单一,煤炭消费经济模式依然突出。煤炭仍是黑龙江省当前的主要能源,存在利用效率低、污染重的特点,在开采和利用过程中对环境有不可逆转的破坏。2006~2010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煤炭一次消费占全省工业生产能耗的比重依次为64.4%、66.1%、68.7%、68.3%和70.5%;而能效利用较高、污染相对较小的原油能耗比重却逐年下降,比重依次为19.6%、18.5%、16.3%、16.3%和15.4%,可以看出工业发展对煤炭的依存度依然很高。
第四,农业集约化快速发展、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加速,并伴随产生对农村生态环境巨大的压力和负面影响。由于乡村发展功能与产业结构的变化,乡村旅游快速兴起带来大量的垃圾堆积,污染乡村周围的河塘与耕地。由于缺乏污水处理设备,河流沟渠大面积变成了臭水沟。而污水浇菜、污水养鱼,又带来了食品安全问题。农村的环境污染,目前正沿着点线面,对城市形成包围。
第五,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金融生态环境欠佳。金融体系现状与碳交易所必需的金融生态条件存在巨大差距,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的广度和深度有限,同时对碳金融认知度低,企业不了解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蕴含的巨大价值;金融机构对碳金融交易规则、操作模式等知之甚少;相关人才和技术储备不足,缺乏专业的技术咨询体系,金融机构无法有效识别项目风险和交易风险。碳金融理财业务尚属空白,无力开发、设计此类新型理财产品。
金融支持微排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从目前金融支持微排经济面临的问题来看,政府和金融机构都必须要做出努力并见予行动才能解决。政策体系的完善是首要任务,金融机构自身也要增强支持经济的动力,创新产品与服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高效的碳金融市场,增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故鉴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支持微排金融的政策体系。对于我国来说,应当通过立法形式确定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并逐级分解到地方和重点企业,确立完善的监测和考核体系。确立财政支持政策,制定有关环境风险等级的评定标准,建立“绿色信贷”目录指引为银行的相关业务的发展服务,并且要求以设立项目的环保标准来规范项目的实施。借鉴国外支持微排金融发展的相互配套、严密完善的政策体系,建立完善的气候变化数据库,健全碳交易监管和法律政策,提高我国在国际碳交易中的地位,为微排金融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地方政府要着眼于大局,给予微排金融的发展以政策的鼓励和支持。建议利用赤道原则来作为银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基准。执行赤道原则需要自主制定环保原则的能力以及相应的独立执行的能力,这些能力则是建立在银行内部相关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的基础上。国家要制定政策促进银行加强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提升其能力以便更好地执行赤道原则。
第二,加强微排金融衍生产品创新和服务多样化。要实施对微排经济的金融支持,就必须加强微排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首先,学习国外的成功经验。例如,荷兰银行首先设计气候指数和水资源指数,然后推出收益与其挂钩的气候理财产品和水资源理财产品。其次,积极探索发展与碳排放权挂钩的理财产品。例如,商业银行可以推出挂钩微排消耗的基金,开展碳权的质押融资贷款等;保险公司可以推出有关碳排放的保险。最后,发展碳信托类产品。其设计理念是为那些具有环保意识和微排金融知识的企业设立碳信托投资基金,将这笔资金投资于具有CDM开发潜力的项目中,通过这些项目的开发获得相应的核证减排量(CERs) 指标。而通过发展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来完善微排金融的服务。同时,金融机构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投融资咨询、担保、信托、租赁服务。中国农业银行推行的清洁发展机制融资顾问业务就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总之,金融机构自身必须要做到创新机制灵活,提高创新能力,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微排金融产品和服务,促进微排经济蓬勃发展。
第三,掌握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定价权。全球已经形成以碳交易为主的市场体系,掌握碳交易价格定价权是争夺话语权的关键。2009年国家发改委为CERs制定了最低交易价格8欧元/吨,试图打破中国CERs贱卖的困局,但是这是不够的。若要掌握碳交易市场的定价权,就必须加快微排金融的建设。中国的微排金融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政策、法律、设施、人才等各方面都比发达国家落后。只有国家积极扶持,金融机构积极进取,才能赶上发达国家。而要改变目前在碳交易产业链中的低端地位,就要建立自己的微排金融市场,与发达国家一起在碳交易二级市场上争夺。碳交易的定价权与碳交易是以哪种货币结算有重要作用,所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使其成为碳交易的结算货币是必需的。
第四,提高金融机构对微排金融的认识。微排金融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了巨大的商机。要提高金融机构对微排金融的认识:首先,要使得金融机构能够认识到“微排金融”的价值,意识到如果做好与其有关的业务,能得到多大的回报。只有先意识到这点,金融机构才有动力发展微排金融业务。其次,金融机构要了解到微排金融市场的操作模式,以及项目是怎样开发和运行的。只有了解了规则,金融机构才能正确地开展业务,不会盲目发展。再次,金融机构需认识目前微排金融需要哪些产品和服务,迅速确立自己的市场定位。例如,商业银行可以发展中介服务。中国目前作为碳排放权的出售方,与国外机构的谈判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因此需要对项目比较了解的中介服务。商业银行可以发展这方面的业务,增加收益。最后,建立统一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交易市场。中国要想实现通过市场化来支持微排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建立一个可供国内企业之间进行交易的市场。世界最著名的碳交易市场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英国排放交易体系、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温室气体减排体系,这些交易市场为我国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我们通过吸收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多层次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交易市场。
【关键词】金融危机 金融发展结构不平衡 公允价值 虚拟经济
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金融界和会计界的许多争论。本文将透过众说纷纭的金融现象和会计行为,分析和过滤金融界与会计界存在的问题,寻找引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目的在于吸取教训,把危机的损害程度尽可能地减小。更重要的是达到识别、防范和控制金融危机发生。
一、引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分析
(一)不平衡的美国金融结构
美国银行、基金、保险等金融机构,在房地产价格开始回落时,受到没有稳定收入或信用级别低下的所谓“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借款人(美国银行将消费者的信用等级分为优级和次级)断供,引发了次贷证券及其他金融衍生产品价格急剧下降,使投资机构损失惨重,同时出现了“蝴蝶效应”,从美国迅速蔓延全世界的各地区,最终引发了这场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金融危机。
笔者认为,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只是引发本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线,即使是美国不出现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也会有其他的导火线引发一场金融危机。笔者通过收集美国金融态势及背景的相关数据,从中分析并折射出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非偶然性。
1.按美国2007年公布的统计数据:连续26年的经常项目逆差,从1982年的55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8 000亿美元。当年美国GDP为12万亿美元,但境外债务为13万亿美元。实际上美国已走进借债度日、寅吃卯粮的光景,是一个资不抵债的经济强国。
2.仍按美国2007年的统计数据,美国GDP中依靠实体经济份额,已经从1950年的62%下降到2007年的34%,而由虚拟经济份额则从1950年的11%上升到2007年的21%,可见美国逐步成为虚拟经济膨胀的去工业化经济大国。
3.由于美元从金本位制转变为法币制,美元的发行不再受黄金储备的约束,而发展中国家则以低成本、低价格出售商品给美国,换来的美元再购回美国债券或其他金融产品,美国需要偿还债券时,只要多发行美元即可,因此,美国成为高额举债、美元贬值的经济富国。
4.美元目前无可争议地被认为是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主体,也就是当今世界金融处于单级美元货币体系中,当美元受不到约束时,将会自由泛滥成灾。目前美国GDP在全球所占比例约为25%,但美元却占到全球外汇储备的64%,结算总额的48%,交易总额的83%,可以看出作为美国经济实力象征的GDP对美元充当世界货币角色地位很不相称,但凭借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很容易将自身的危机转嫁给全球。
5.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为避免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发展,采取了压低银行利率的举措,以鼓励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2000年到2004年美联储25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至1%,与此同时房价不断上升,使房地产市场高度活跃,因而促成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生成。相应地,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名义下,推出了形形的高回报资产证,次贷证化率由2001年的46%升到2005年的74%,美国政府为了防止消费过热,美联储从2005年至2006年的一年内加息17次;利率从1%提高到5.2%,于是房地产泡沫破裂,从中折射出美国政府对市场经济下金融态势的干预。
另外,还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美国的金融体系与模式、经济发展与扩张方式、资本的经营与积累途径以及金融创新及其产品的衍生理念等方面,美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环境及背景的影响、渗透与制约等效应,也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从以上对美国金融状态的数据可以看出:实体经济产值同虚拟经济产值的比例、GDP同负债总额的差距、美国的世界货币地位同资产实力承受能力的匹配程度、美国金融发展创新同金融管理调控的不平衡、不对称态势,才应该是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二)不完善的公允价值会计计量
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金融界与会计界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争论,正好反映了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在当代金融和会计领域、功能、效果的双重性及自身的不完整性,值得思考。
1.公允价值计量的优势。理论上公允价值计量的本身,并不能给金融机构和生产企业带来收益和损失,它只是最能真实体现企业财务状况的计量手段。公允价值计量以市场价格为依据进行反映,相对于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具有更及时、更透明、更合理的属性。FAS157财务会计报告规定如果不能直接从公开市场取得价格,可通过估值模型进行估值一般采用市场、收益及成本3种方法进行估值,尤其对债权抵押证券多采用收益法进行估值,应该说是一种科学合理能被认可的实用方法,基本上解决了由于市场的低迷或缺失而引发价格缺位的问题。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比历史成本计量更具有对金融创新、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因为它着眼于资产在当前和未来的市场价值,而历史成本计量则多着眼于以会计主体的投入成本,尤其当前金融创新加快,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空前活跃,这些产品由于不要求初始投资,无法用历史成本反映。只有公允价值才能对价格频繁变动的虚拟产品进行有效的确认计量,也惟有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才具有这种优势。
2.公允价值计量的缺陷。这次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受到许多负面评价和指责。客观地分析这些负面评价,也有出于公允价值自身所具有的缺陷。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时,主要依靠活跃的市场体现准确和公正,但也可能脱离了历史成本计量,因而推动了投资和借款。当金融危机来临之际,又会夸大了金融产品的损失,放大了次贷危机的深度和广度。由于公允价值随市场波动而变动,价值变动的随意性也大。在市场低迷时,由于时刻对金融产品重新估值,已不能反映产品的真实价值,因此形成恶性循环。具有泡沫时助涨,危机时助跌的“顺周期”效应。由于公允价值在估值中存在一些不确定或难确定因素,在操作中需进行假设,如果参数因素及数据选择不合理,将使结果偏离实际,也就是价格偏离了价值,传达出错误信息,会误导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因此除具备科学合理的估值数学模型外,还需要有较高的职业判断能力,以保证价值的可靠性。可见公允价值的公正性在一定程度上依托于市场环境、相关风险和职业能力及素质上。
二、我国发展虚拟经济和应用公允价值的思考
(一)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平衡发展
实体经济始终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国家和社会整体经济实力的象征,也是总体经济发展的支柱。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货币和信用,并促成虚拟经济的产生。虚拟经济是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上的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依托所进行的经济循环活动,虽然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但它不涉及物质和精神产品,只具有虚拟资本,按照“以钱生钱”的规律,相对独立地运行于金融市场。由此可理解,如虚拟经济运行状况良好,则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支持,并能推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和企业整合重组,有助于转移和分散经营风险,发挥深化改革的作用。若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和膨胀,则会使实体经济处于不稳定状态,掩盖了经济过热现象,导致泡沫经济的形成。我国虚拟经济目前并没有形成美国那样的任意发展甚至失控状态,但当看到资本经营对经济发展和金融繁荣能有如此推动作用时,应该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通过调控手段及时合理地推动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有序、按比例、匹配、平衡发展,以改善当前我国虚拟经济在世界金融市场中相对滞后的现状。
(二)完善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环境
我国已结合国情制定了操作性较强的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应用指南,强调了公允价值的充分披露,同时划定了它的计量对象和使用条件,但是这些规定远不能满足公允价值计量在我国的有效实施,要对实施公允价值计量创建和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制定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公允价值计量操作规范或规程。要将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公允价值计量本身缺陷应采取的对策内容,纳入操作规范或规程,作为对现有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的补充,以进一步指导和保证公允价值计量的准确性及可靠性,尤其要约束估值工作的随意性。
2.建立公允价值的审计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审计的主要任务是对实施公允价值计量是否遵循相关准则和规范,应用中是否有违反程序、方法等的不当操作,有没有出现人为差错,总之要对公允价值计量偏离实际的原因进行审计。审计工作应该由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及专业会计师承担。金融机构和公司的内部控制机制要涵盖本单位运用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内容,因此在制定内部控制计划和设定控制目标时,都要纳入针对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专题目标,当然也可以把控制目标纳入到公司的会计总目标内,以达到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处在可控状态中。
3.构建运用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评价考核体系,制定相应的评价准则或规范,同时建立起运用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监管机构,且机构要具有法定职能和相对独立地位。准则与机构的组合,既可以按章行使监督职能,促进公允价值计量的实施,又可对计量准确度进行考核评价,使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处在有效的监管与评审控制状态中。
4.设立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评估咨询服务事务所。这个事务所要独立于任何金融机构和公司,由一批对公允价值计量研究深入、经验丰富的专家组成,是一个接受委托进行有偿专题咨询服务,或承担常年顾问的事务所。由于其独立性,可以发挥客观、公正、并具有职业判断能力的作用。
5.完善公允价值会计计量信息披露,对金融危机的揭示和防范具有重要作用,真实及时的会计披露,有助于避免和减轻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许多投资者反映,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财务报告不够透明,甚至难以看懂,投资者要求在看到公允价值的同时,还能知晓各项数据的选取方法,以增加信息的可信度、透明度。所以应对公允价值估价模型选择、参数确定以及数据采集依据等都如实披露。虽然具体准则与要求对某些计量对象要补充相关说明,但在执行中往往被忽略,所以应提高报表和表外附注说明所披露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同时还要注意语言表达清楚明了。
6.积极培训公允价值会计计量专业人员。在具有会计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的会计人员中,进行公允价值计量业务知识培训,主要从3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职业判断能力,除了要积累丰富的实务经验外,还要具有一定的数学和精算水平,要锻炼分析、判断、综合和总结的职业思维和科学素养;二是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高思想道德境界,强化法制意识,树立实事求是的诚信、认真职业操守;三是具有扎实的金融会计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实务经验,更精通于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专业知识,并能敏感于新鲜事物,猎取前沿学科知识、热衷信息情报收集。
主要参考文献:
[1]吴晓求.金融危机引发对重大理论问题在认识.中国经融.
[2]徐海慧.国际金融危机大起底.国际金融报,2009-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