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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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范文第1篇

《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01--2010）》2006～2010年实施计划[1]明确提出了"建立由结防机构、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组成的结核病控制服务体系，共同开展结核病防治工作"。肺结核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传染病，是我国重点控制的传染病之一，对肺结核患者坚持早期，联用、适量、规律、全程的治疗原则，正确的治疗方法是达到控制传染源，降低肺结核患者死亡和保护易感人群的关键。在社区长期为肺结核患者进行督导服药工作过程中发现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导致患者治疗中断。因此，对社区肺结核患者治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1存在问题

1.1肺结核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使用抗结核病药品为全球基金结核病控制项目提供，使用方法为联合用药。治疗过程在严格按照项目服药要求操作下，在从事结核病防治中，发现未成年患者（

1.2肺结核患者在诊断明确，住院接受抗结核治疗，治疗药品和方法均与结核病控制项目要求一致，在医院已完成1个月强化期治疗，但患者转入结核病防治项目规范治疗时，又重新使用项目规定药品和使用方法，造成强化期抗结核病药品重复使用，加重患者肝、肾功能负担，尿酸显著增高和谷丙转氨酶异常情况 ，延长服药疗程。

1.3医师在患者在接受抗结核治疗前，服药前对服药后可能出现药物副作用和治疗期间注意事项交代不清，造成个别患者不予医师配合，督导患者服药面临许多困难[2]，不坚持规律用药，对结核病治疗时间长不理解，服药后身体出现不适感觉和病情稍有好转，即认为已治愈而自行停药。有患者服药期间不注意生活细节，不戒烟并大量饮酒造成肝功能损害而中断治疗。

1.4结核病防治健康教育工作不到位，①患者对结核病传染方式不了解、不理解，造成患者有恐惧心理，对肺结核能否治愈心存疑虑，直接影响患者治疗疾病信心和治愈效果。②患者家属及身边人员对肺结核的传播途径不了解，不知怎样预防肺结核传染，对肺结核病患者采取排斥态度，增加了患者心理压力，不利于患者治疗和身体康复。③结核病防治知识宣传只限于每年"3.24"结核病防治宣传日，没有真正起到和发挥作用，群众并没有掌握到结核病防治知识。

2对策和建议

2.1结核病控制工作繁重而艰巨[3]。对未成年人（

2.2肺结核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如果治疗期间在医院已经抗结核治疗，治疗药品和方法均与核病控制项目要求一致，并医院已完成1个月左右强化期治疗，患者转入结核病防治项目规范治疗时，应慎重重新使用项目规定药品和使用方法，避免强化期抗结核病药品重复使用，加重肝、肾功能损害，延长服药疗程。建议：患者如在医院已经开始抗结核治疗，且治疗药品和方法均与核病控制项目要求一致，在医院已完成1个月左右强化期治疗的基础上，进行结核菌痰检验，如果菌痰检验阳性，根据项目要求，再增加2个月个月强化期治疗，如果结核菌痰检验阴性，就应延续医院的强化期治疗，避免因强化期抗结核病药品重复使用，造成肝、肾功能损害和延长服药疗程。

2.3患者在开始接受抗结核治疗时，医师应告知患者服药疗程较长，可有效杀死结核菌，防止复发。医师对服药期间可能出现药物副作用要预先告知，做到早发现，早处理。鼓励患者坚持规律用药，不能因服药后身体出现不适和病情稍有好转，即认为已治愈而自行停药。建议：管理督导肺结核患者服药的医师，在患者服药期间应做到，送药到手，看服到口；密切观察，掌握患者服药后身体状况，对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做好解释、疏导工作，并做好相应的对症处理。由于在治疗过程中肺结核病典型症状消失快（如咳嗽、咳痰、发热和盗汗等症状），但并非肺结核病已经治愈，因此，管理患者的医师必须熟练掌握结核病防治知识，告知患者，肺结核病只要坚持早期、联用、适量、规律、全程的治疗原则，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2.4健康教育是治疗肺结核的重要因素[4] 做好结核病防治健康教育工作建议：①做好肺结核患者的健康教育宣传工作，有利于医务人员对肺结核患者的管理、督导；可以减轻患者对肺结核能否治愈心存疑虑和恐惧心理，增强患者对肺结核病的认知，使患者懂得服从医嘱，配合治疗。指导患者要有规律生活起居，改变不良的卫生习惯，坚定肺结核病一定能够治愈的信心。②对患者家属、及身边人员进行结核病宣传教育，使其了解、掌握肺结核病防治知识，对肺结核病患者不采取排斥态度，帮助患者消除紧张、焦虑心理，稳定患者情绪，鼓励患者坚持服药完成治疗。③强化广大群众的结核病防治知识，采取经常性、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通过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树立起正确的健康理念，掌握结核病防治知识，改变不正确的生活方式，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尽早发现并治愈每一例结核病患者，降低患者复发，保护易感人群，达到有效遏制结核病流行和发展的目标。强化对肺结核患者治疗过程的管理和健康教育工作是及其必要的。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01--2010）》2006--2010年实施计划[M].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6.

[2]郭肖岩，李芳，张修磊，等.山东省社区结核病控制项目实施效果分析[J].中国防痨杂志，2011，33（1）：17-20.

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范文第2篇

一、开展情况

一是领导到位。成立了××县蚕桑局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由××局长任组长、张卿、××、刘文君三名副局长任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

二是部署到位。在全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推进会后，我局对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行动员、安排、部署，形成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强大合力。出台了《关于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城乡环境容貌综合整治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确保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各项工作措施更具操作性。

三是责任到位。针对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中社区、社区所在单位、社区各住户以及社区各小区的联系单位的职能职责不是很清楚的情况，帮助社区、联系乡镇明确了各清扫保洁范围，完善了“门前三包”责任管理制度。并把此项工作作为本年度职工年终综合目标考核。

四是宣传到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干部带动、街头、企业宣传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城乡环境整治的目的意义，并组织全局干部群众参加了县上组织的“万人大扫除活动”、每周周末的“文明劝导活动”和每周三的“门前三包劝导活动”。

五是保障到位。在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挤出资金2.7万余元专门用于环境综合治理。

六是督促到位。邀请县级领导对我局所负责的新南社区进行现场督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同时，局组织人员对我局所负责的新南社区一小区坚持每天开展环境综合治理巡查，对整治较为突出的问题，通知责任人实行限期整改。

七是整治到位。我局积极配合社区和所联系乡镇做好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同时，狠抓了丝绸大院的整治,采取单位出一点,市民出一点,企业拿一点的办法,共同筹资约5万余元,集中打造丝绸大院。目前，我局所联系的社区和乡镇的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多次得到了上级领导表扬。

二、下步打算

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范文第3篇

关键词：钉钉；互联网；城市社区管理

1信息技术是城市社区创新管理的手段

2017年8月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手机网民占比达96.3%。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逐步得到广泛应用，对社区治理的影响日趋明显。钉钉（DingTalk）是阿里巴巴集团专为中国企业、政府、团队打造的免费沟通和协同的多端平台，提供PC版、Web版和手机版，支持手机与电脑间文件互传，主要有免费商务电话、DING、消息已读未读、团队组建等功能，结合搭建在钉钉平台内部的微应用，提升企业沟通和协同效率。在贵州省贵阳市政府采用钉钉软件进行管理的大环境下，本文以贵阳市白云区大山洞社区为例，探索如何通过钉钉更好地实现社区的创新管理。随着城市社区承载的功能越来越多，必须要不断创新社区管理模式。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引领，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把精细化、标准化、常态化理念贯穿于社区治理的全过程。借鉴一些基于互联网开展的在线调解、协商谈判等做法，善于运用新技术提高纠纷化解水平[1]。“十三五”规划提出了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改进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目标。因此，创新城市社区的精细化治理模式不仅对社区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城市整体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城市社区管理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性问题。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逐步提升社区管理水平，必须进行全新的管理，为社区管理工作带来便利和启示，进一步加强社区信息化管理工作，探索互联网环境下的社区管理模式创新，构建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型社区。

2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社区形态不断呈现多样化。多种因素的交错叠加，给社区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社区社会事务繁杂，缺乏及时的管理与监督。社区服务工作总量多且分散，缺乏及时的管理与监督。及时有效管理与监督社区服务资源，将是进一步完善社区管理模式的重要内容，也是进一步发挥社区服务功能的关键手段。（2）社区工作人员年龄老化，专业化程度偏低。我国城市社区管理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老龄化现象严重。社区管理非专业化现象严重，人们对社区服务与管理的专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城市社区管理缺乏沟通和交流平台。目前社区硬件设施普遍落后，严重制约了社区发展。虽然也有如大山洞社区压缩办公空间建设多个供老人、小孩交流与活动的空间，但人们认识上存在偏差，缺乏沟通交流，居民缺乏教育，社区与居民关系疏远，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较弱、渠道较少[2]。（4）社会参与社区建设程度较低。社区网格化管理强调问题及时收集和反馈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居民实际需求及参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热情，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并不高。社区作为管理部门，基本是在职能范围内组织开展相关活动，完成上级交派的各种任务，而由于人员和精力有限，在主动引导、激励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管理方面做得不够，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管理渠道不多。（5）社区治理过程中信息化技术运用不够广泛。当前开展的社区各项治理任务基本靠群众的反映和政府部门的实地巡查，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够充分[3]。

3解决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的对策

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丰富人们生活的同时也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社区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涌现，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很难保持有效性和持续性[3]，要依托信息技术实现社区管理主体多元化、鼓励社会参与决策等[4]。

3.1实现多方整合，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水平

“钉钉”政务移动办公系统集即时消息、公告、定位签到、考勤、日志、审核、视频等功能于一体，从管理和服务入手，建立了信息收集、受理、监督等方面的工作规范和机制，积极发挥了基层党员、爱心妈妈、青年志愿者、社会组织、“两代表一委员”、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社区干部与职能部门人员等的作用，形成了社会服务管理问题有人报、事件有人管、处置有反馈、结果有监督的工作局面[5]。实现各级各部门“沟通高效化、联动智能化、反馈便捷化、信息数据化及监督全程化”，将全社区相关部门干部和职工纳入“钉钉”监督管理体系中，跟踪督查基层干部社区责任落实。基于钉钉的信息平台变革社区管理和服务手段，满足各类群体不同层次的社区服务需求，比如辖区有企事业单位328家、个体工商户2224户，可以组建相关的工作平台，既是宣传政策、通知公告平台，又搭建了相关单位、个体交流沟通的桥梁，已读未读一目了然，精准关怀，减少了社区人员的工作量，利用“授客学堂”对现有人员进行培训，促进现代化社区建设。

3.2通过钉钉搭建一体化、多层级管理交流平台

我国的社区规模大，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渠道不畅通。通过钉钉搭建的平台为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契机，拓宽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通道。推动与扶持公民参与模式，转变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化思维方式，充分肯定公民在社区中的作用，促使公民参与社区中的各种公共事务并与政府部门进行良性互动，使许多利益冲突在基层就得到解决[6]。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及时准确获得和传递各种信息，成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钉钉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和事务搭建了新的平台、拓宽了参与渠道，成为提高居民参与度的有力手段。钉钉是基于手机号码认证的平台，社区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社区自治组织，通过钉钉搭建“社区—小区—楼栋—个人”的一体化、多层级管理平台，总的管理员由社区工作人员担任，各小区或楼栋设置一个子管理员，居委会利用该实名平台支持和鼓励社区内诸如业主委员会、各种自治团体的沟通交流，也可以鼓励以楼为单位建立加强宣传、教育、沟通的群和平台。基于该平台可以社区各类信息公告，组建不同层级的交流平台，实现各类事务数据的收集、统计[7]。

3.3通过钉钉搭建社区的各类活动平台

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成为社区建设工作不断深入、人员素质提高、工作效率提升的必要手段，有效满足了市民咨询、救助、服务、娱乐的日常需求。比如大山洞社区争取上级各部门的支持搭建了社区儿童幸福家园平台，成立了大山洞社区儿童幸福家园工作领导小组、大山洞社区儿童幸福家园家长委员会、儿童委员会等组织，为招募和管理专职和兼职的人员队伍、专职爱心妈妈和青年志愿者队伍、社会组织、“两代表一委员”、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等人员，可以开发人员招募和管理系统。

3.4完善社区服务工作机制，创新社区服务体制

高效和迅捷的沟通工具可以提高社区的工作人员沟通效率。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钉钉+”模式，重塑工作流程，创新服务群众模式，提高效率，有效推动了各项工作。通过“钉钉”把社区管理、城市管理、违建巡查、城管等工作分发下去，实现队伍建设“全覆盖”。利用钉钉平台中消息、DING等功能，打破多层级管理模式，一线人员和管理人员可以相互直接反馈信息和接收指令，逐步形成“信息、解决问题、核查反馈”的工作流程，结合社区开展的社区儿童幸福家园推出“日照料”“周活动”“月家访”“建台账”“延时制”的工作机制，利用钉钉中的签到、日志、微活动、微社区等活动信息、反馈工作情况，保障家园的规范运行。比如大山洞社区推出“日照料”“月家访”“延时制”的工作机制，专职爱心妈妈可以通过日志提交每日辅导和照顾儿童的情况，以供其他爱心妈妈查看。创新社区服务体制，健全“五项机制”，建设阳光之家。

3.5加强钉钉信息平台建设，预防和疏导社区矛盾

加强钉钉信息平台建设，一是搭建问题沟通交流的平台。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终端由社区向前延伸到网格，基层干部可以通过不同的沟通交流群和报送日志等及时发现问题，将事后介入变为事前掌控。二是搭建及时处置和监督平台。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及时准确掌握基层发生的各类事件和不稳定因素，解决群众遇到的问题和难题，对报送的事件要求处理人员及时报送处理结果。三是搭建决策支持平台。依托这一管理体系，可以更加精确地了解网格内突发事件、群众需求等信息，实现了动态过程中的“底数清、情况明”，实现精细化、规范化、信息化和科学化管理，为工作决策提供了更加直观、便捷、实时的信息参考[5]。

4结语

随着互联网普及，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与生活交汇融合，对社区治理、人民生活都将产生很大影响。以后将继续探索钉钉及相关微应用集成的平台应用，与现有系统进行整合，抓住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开创社区创新发展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孟建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N].人民日报,2015-11-17.

[2]王华.从管理到治理：大庆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J].大庆社会科学,2017.

[3]陈亚萍.提升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水平路径探索[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

[4]戴杨艳.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文献综述[J].经贸实践,2017.

[5]伊琳立.北京市密云区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7.

[6]唐桂娟.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基于“社区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项目的实证分析[J].风险灾害危机研究,2017(1).

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范文第4篇

一、新社区治理体制下的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

1、居委会面临新的困境

目前，深圳市基本形成了“居站合一”（即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和“居站分设”（即居委会和工作站完全分开）等两种社区治理模式。理论上，社区工作站的设立似乎可从制度设计上解决居委会的行政化问题，缓和日趋紧张的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的矛盾。但实践中，新的社区治理模式中的居委会又面临了新的问题。

第一，“居站合一”模式的尴尬。理论上，设立社区工作站后，居委会不再承担政府职能，可以真正通过选举产生，专心开展社区自治。然而，实践中深圳市的几乎所有居委会组成人员完全都由社区工作站工作人员兼任，他们在时间和精力上更多的是放在完成上级任务上，社区自治功能仍难以发挥。“居站合一”模式所反映的政府天然代表全体居民利益的思路，无疑又回到了计划经济下传统意识形态的宣传公共权力系统天然代表全体人民的老路子，否则“居站合一”模式就会产生自我矛盾。因此，从制度设计上来看，这样的制度安排很难说是成功的。

第二，“居站分设”模式的尴尬。目前，深圳市只有盐田区完全实行“居站分设”，这种模式在实践中也不尽如人意。首先，社区工作站和居委会彻底分开以后，二者的角色定位存在问题。社区工作站不但承接了政府下达到社区的各项工作，而且承担了部分本应属于居委会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而居委会虽然不再承担行政工作却又暂未能担当起“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角色；其次，部分居委会在社区自治的制度模式下开展社区服务，难以实现自负盈亏。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居委会资金来源存在困难时，工作如何实现良性运作？再次，由于居委会主任及委员们缺乏工作的热情、动力和民主的习惯，居委会难以真正运作起来。部分原居委会成员在居委会脱离政府“管制”之后，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甚至有某种失落和无所适从感。

第三，面临被边缘化的可能。在“居站分设”的情况下，居委会不再承担行政性工作，与业主委员会一样应该同属于群众性自治组织。但现实情况是，居委会联系群众的功能似乎被抽空了，居委会存在被“边缘化”的可能，一些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影响力大于居委会就是最好的说明。有学者指出，业主委员会在维护居民利益、推动社区自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僵化的街道——居委会体制形成了很大冲击，如果居委会还不实现自治功能的回归，就有可能被业主委员会“挤垮”。

2、业主委员会对社区治理的影响

随着住房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物业管理的兴起、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居委会自治能力的缺失，拥有住宅私有产权的业主成为了现代社区的真正主体，业主的社区自治要求日渐增强，并呼吁成立业主委员会甚至业主联合会。在这样的背景下，组织化、专业化的维权组织的成立就成了业主的必然选择。

尽管业主委员会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织，且其自身运作还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但它作为一个新型的社区组织，在社区内的地位、作用及扮演的角色对社区居民、居委会乃至整个社区治理结构的变革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业主委员会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改变了原有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而且还推动了社区治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为发展基层民主提供了新思路、增加了社区组织关系的复杂性。

二、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关系的现状及症结所在

1、二者关系的现状

面对业主委员会的兴起，有人开始怀疑居委会存在的必要性，要求改革原有社区体制的呼声不断，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之间的潜在冲突也随时间的推移日渐显现。由于居委会角色错位，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居民开始绕开居委会寻求新的利益表达渠道。

业主委员会代表全体业主的利益，但其法律地位的不明确直接影响了业主委员会的运作与业主维权的开展。业主委员会还经常受到房管部门的行政干预，这些部门本该行使对业主委员会的辅助工作，但由于业主委员会法律地位不清，这种行政辅助行为就往往演变成一种行政确认行为；反过来政府的行政干预又更加模糊了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因此，当物业公司和开发商欺骗和损害业主利益时，业主委员会很难以合法组织的身份去捍卫业主利益，其共同利益表达和权利维护的功能受到限制，从而不得不时求助于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一方面依赖居委会，另一方面又不断挑战居委会，而居委会角色的错位使其不可能避免地卷入小区内部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以及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利益纷争，其“裁判员”身份受到业主质疑，甚至最后成了业主攻击的对象。

随着社区工作站的成立，由于社区工作站承接了社区居委会原有的社区资源，作为“准政府组织”的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的摩擦开始部分地转为社区工作站（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之间的矛盾，其矛盾的中心集中体现在业主委员会的成立、社区资源、社区治理权、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等方面。由于目前居委会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组织，其作为社区自治组织与业主委员会的矛盾还没有完全凸现。现实中，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的矛盾仍表现为行政权与自治权的矛盾。由于《指导规则》明确规定居委会领导业主委员会，使得二者之间已经存在的矛盾更为尖锐。

2、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现阶段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的矛盾可归纳为几个方面：

（1）围绕业主委员会的成立而产生的矛盾

深圳市多数业主委员会从成立开始，就难以得到居委会的支持。一方面法律上，《指导规则》出台后，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必须得到居委会的支持，否则难以召开首次业主大会，更不用说备案成立业主委员会了。另一方面现实中，目前居委会仍或多或少的以“政府”的身份参与社区治理，为了减少业主委员会成立以后所带来的“麻烦”，居委会往往不支持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甚至以各种借口延缓或阻止其成立业主委员会。

（2）围绕社区资源而产生的矛盾

社区资源包括许多方面，如居民支持、办公用房、活动场所、政府的社区政策等等，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居民支持。首先，居民支持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发展的前途命运，离开了社区居民的支持，任一社区组织都难以在社区继续生存。由于居委会长期以来“行政化”的色彩过于浓厚，居民对它的认同非常脆弱。当代表着居民根本经济利益——房产——的业主委员会出现时，居委会与居民之间那种脆弱的关系遭到了严重威胁，这使得居委会对业主委员会有一种本能的敌视。其次，在深圳，随着社会分化越来越细，社区成为独立的发展实体，社区的可用资源与办公用房、活动场所等越来越紧张，生存在社区内的各种组织必然为争夺社区资源而展开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也导致了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矛盾的深化。再次，当前政府的社区治理体制明显对一贯具有“行政化”色彩的居委会有利，其他社区组织则难以获得同样的待遇，尤其是业主委员会。当政府的社区政策的天平明显向居委会倾斜时，业主委员会的不满情绪进一步被激化，业主委员会与居委会的矛盾也由此加深。

（3）围绕社区治理权而产生的矛盾

如果社区内同时存在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部分功能重叠的组织实体，它们之间必然存在功能上的矛盾与冲突，并且必将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日趋激烈。例如，以业主为中心的物业管理模式和以居委会为中心的行政管理模式之间的矛盾；以财产关系、利益关系等为纽带的居民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和传统的街道、居委会行政管理组织之间的矛盾。

尽管国务院2003年制定的《物业管理条例》允许业主大会制定、修改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的维护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并由业主委员会选任物业管理公司具体执行。但按照《居委会组织法》，居委会负责协助政府或其派出机关维护社会治安和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这种法律上对社区治理权的不合理安排，造成实际操作中的混乱。

（4）围绕着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而产生的矛盾

在社区治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围绕社区治理地位问题也产生了矛盾。从居委会的角度来说，理所当然地把社区治理归为自己的份内事，认为自己是社区治理的主体，理应在社区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业主委员会应听命于居委会或直接成为居委会的附属机构。而业主委员会则认为居委会代表政府对社区行政事务进行管理，社区依靠居委会达不到有效的自治，自己才是居民的真正代表，而不是居委会的附属机构。居委会要求把业主委员会纳入其管理框架内，而业主委员会则要求有独立活动的保证，围绕着双方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问题，二者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而《指导规则》和《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对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权益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相反加紧了对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控制，如三级管理即市（区）主管部门、街道办、社区工作站或居委会共同管理的模式，并将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纳入街道办、社区工作站或居委会的领导之下。虽然业主要求成立业主委员会进行维权的冲动不断高涨，但由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约束，业主委员会存在“成立难、维权难”的问题。这是行政权力扩张与民间自治权试图寻求发展之间的冲突。如何合理定位二者关系成了社区治理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关系的合理趋向

治理理论为解决上述问题、重构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的关系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其主体既包括政府，也包括第三部门（ThirdSector）或非政府组织（NGO）、企业及社会自愿者，是多个主体针对社会公共事务而开展的分工合作协商的共治过程。

1、创建合作互动型关系

当前学者和政策研究者对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的定位问题的几种主要观点，包括用业主委员会取代居委会、将业主委员会纳入居民委员会之中、将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合二为一、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二者间形成竞争关系、居委会暂时代行业主委员会的职能等等。但笔者以为：虽然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有部分功能的重合，如公共卫生和社区安全管理方面，但二者在权利来源、管理边界、职责功能、代表主体等方面都有明显差异。二者在功能方面是互补的，所以二者并不可以相互替代或者合并。此外，二者之间竞争、冲突的关系也不可取，因为从法律地位和代表性来讲都不具有对等性。

笔者认为，应建立互相合作、依赖互动为特征的合作互动型关系，以缓和社区矛盾，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构建和谐社区。事实证明，无论是居委会，还是业主委员会，都无法拥有独立解决所有问题的能力。“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能够拥有解决综合、动态、多样性问题所需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也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用有效的工具。”每一个社区组织都必须通过与其他社区组织交换信息、资源，通过相互合作来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

在以居委会为单一社区自治主体的社区治理体制下，居委会难免沦为政府的附庸，政府的行政管理通过居委会渗透到社区的各个方面，居委会难以摆脱其“行政化”的宿命，社区自治实质上被政府的行政管理所代替。所以，当前进行社区治理体制改革，应该在确立以社区自治为基本价值导向的基础上，把改革现有的居委会与开发社区内其它自治资源结合起来，组成社区的自治管理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社区组织通过密切合作来实现社区治理的目的，其中居委会负责社区公益性事务，业主委员会管理与物业或财产有关的事务。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作为社区内较为重要的两个组织，共同构成这个自治管理系统的核心，建立合作互动的新型关系，共同构筑良性的合作型社区治理架构。

在这种良性的合作型社区治理架构下，社区治理将会在社区组织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中达到“善治”。这一新型关系不仅有利于集体选择和集体行动的开展、有利于自下而上的居民参与，而且还有利于降低治理成本，从而构建和谐社区。

2、合作互动型关系的实现途径

（1）还权于民，合理定位国家与社会关系

根据治理理论的要求，从国家与社会层面看，应变过去的垂直式的行政隶属关系转为横向的相互协作的伙伴关系，构建一种新型的社区组织网络模式。

其一，坚持规模原则、民主原则、责任原则和理性原则相结合的社区治理原则；其二，实现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其三，确定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社区建设顾问而不是控制者的职责。变过去的行政上下级关系为横向合作的伙伴关系。政府根据居民需求制订社区发展的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社区组织负责具体实施。

（2）加强制度建设，明确业主委会法律地位

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对《居委会组织法》进行修改和完善，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基层社区组织的性质、功能和建设的目标，实行政社分开，为建设和谐社区提供法律保证。2007年9月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没有对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性质和法律地位作出应有的规定，业主大会及其执行机构业主委员会是代表和维护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公共合法权益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应该通过立法规定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成为公益性社团法人。这样定位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不仅是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解决物业管理服务市场诸多问题的迫切需要。

（3）还原居委会的自治功能，健全沟通机制

首先，还原居委会的自治功能。构建良性的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关系，必然先要求加强居委会的独立性，把居委会从行政体制的束缚中独立出来，还原其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本来面目。政府可以采取购买服务的办法，通过项目管理和契约管理，由社区工作站承接政府下沉的一些事务性、操作性的工作以及从居委会剥离出来的工作；居委会则回归其“本位”，实行自治，负责收集社情民情，开展社区服务，调解居民纠纷等。

其次，要明确界定社区各组织的职能范围。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的职能范围界定是双方构建良性关系的基础。社区管理中属于物业管理的内容，如治安、清洁、卫生、绿化、车辆停放等事务可以逐步由业主委员会通过合同委托物业管理公司管理，而居委会则集中于社区居民事务管理与协调上，并发挥主导作用。“居站分设”是实现社区自治、理顺社区组织关系的前提。要制定法规严格规定居委会、社区工作站各自的职责范围，不能贪图一时的方便，而重新让居委会陷入行政事务的泥潭，慎防将居委会再次变为社区工作站的再派出机构的“怪圈”。

再次，构建社区组织间的协调机制。社区组织间的协调机制的构建是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关系改良的重要条件，没有一个制度化的社区组织协调机制就不会有良好社区治理体制。只有构建好制度化的社区组织协调机制，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才能增强合作，社区体制改革才有可能成功。在构建制度化的社区组织协调机制时，要摆正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位置。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是实现调控、制定公平合理的裁判规则，而不是过多的介入。政府只有放松对社区组织的管制，让社区各组织自发调整彼此的关系，社区组织关系才能得到较优的组合，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之间的良性关系才能实现。

最后，要理顺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的沟通机制。目前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社区各组织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极不平衡，其中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与政府的沟通尤为欠缺。政府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尽量保持与社区各组织之间的平衡关系，使社区各组织协调发展，这才能有利于社区自治的实现。为此，政府要主动完善回应机制。深圳市南山月亮湾片区设置人大代表工作站的做法可供“居站分设”之后社区自治组织如何行使职能作参考。这样社区自治组织在收集到居民意见之后，就有了一个良好的沟通渠道，即通过人大代表向政府反映民意，居民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也强化了政府对居民问题的回应。

四、结语

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村改居 行政化 治理主体 社区自治

作者简介：李明珠，天津市滨海新区胡家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一、“村改居”的内涵

“村改居”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应运而生，具体指的是：撤销以往的农村组织，更改为城市居民社区委员会，借助管理城市居民的方法，对“村改居”展开管理。从利益分配角度而言，“村改居”属于对社会利益的一种再分配形式，指的是：重新划定进程农民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利益分配形式。从政策上而言，“村改居”社区的居民属于城市人；但从实际利益角度而言，他们与真正的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待遇有所不同。而“村改居”要切实保障“村改居”人员的基本权益，提高“村改居”人员的社会地位，使其享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高品质、高水平的生活，最终实现“村改居“追求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目标。

二、新型社区基本环境、治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基本现状

在城市化过程中，“村改居”社区在形式上已基本完成了由农民转变为居民，农村转变为社区，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集体经济转变为股份经济的“四个转变”。虽然“村改居”在形式将村委会的牌子换成居委会，在角色上宣布农民变为城市居民，在居住形式上由散落居住的平房庭院变成环境优美，配套完善的城市高层小区，但在社区形态又表现出诸多乡村社区的特性，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异质性和不稳定性。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村改居”社区的数量及其集聚的规模也将越来越庞大，并将成为未来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与治理状况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发展和社区管理的水平。通过对“村转居”社区调研发现，其“亦村亦城”的特点存在着诸多问题，严重制约和影响着社区治理的转型和发展以及社区居民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实现。因此，发现目前“村改居”进程中的问题并对其进行深刻剖析，从而为探寻新型城市化发展的社区治理对策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二）新型社区治理现状及其中存在的问题

“村改居”这种新型的管理组织，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应运而生，其成员由失去土地后的农民组成。“村改居”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组织，在实际运作过程，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村改居”是农村向城市过渡的一个特殊阶段，此时的“社区居委会”行政化色彩偏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组织机构行政化。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对居民委员会的定位实际上有偏差，居委会在内部设置和职能上，基本上仍按上下对口模式，被纳入政府的管理体系之内，并没有体现社区的实际情况和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进行设置，而居委会无论履行何种功能，都具有“金字塔式”行政化等级结构的组织特征，使居委会俨然貌似政府的派出机构，而不是群众性自治组织。有的政府部门，打着“某某工作进社区”的旗号，把工作延伸或直接推向社区，社区居委会便成了一根针，万事都要从这个根针的“针眼”穿过，于是居委会常常忙于上级督办的任务，致使居民自治管理的空间不断减少。

第二，人员安排的行政化。在实际工作中，现在社区居委会主要人员存在着“民选”和“街聘”的双重身份现象。一方面，“街聘”的方式明显提高了居委会干部的文化素质文化，使年龄结构年轻化，增强了居委会工作的活力，但也由于应聘人员年纪轻、社会经验不足以及就业求职心态的影响，存在对社区工作的责任心不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限等问题，因而得不到社区成员的认同。另一方面，由于采取形式，居民对下派和招聘的居委会工作人员替代原有居民认同度高的工作人员，有被强加的感觉而产生抵触情绪，因此致使“街聘” 在选举中落选；此外，“街聘”的社区工作人员享受的待遇和保障与其他非聘人员之间的反差较大，也导致这些居委会干部的思想波动和工作上的攀比。

第三，组织职能的行政化。居委会在日常工作中偏向满足于完成上面布置的工作，而为居民群众需求考虑的职能越来越少。机关部门把社区居委会当作下属单位，把社区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上面大量的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集中在社区居委会头上。长此以往，居委会也从根本上忽略了原本的自治组织属性，把自己看成是政府组织的一员，把政府的行政力量和工作内容向下延伸，于是便造成了居委会在日常工作中偏向满足于完成上面布置的工作，而为居民群众需求考虑的职能越来越少。目前社区居委会所有工作几乎年年都有评比和考核，考核部门涉及党委、政府的几十个有关职能部门。这样，社区居委会及其成员的工作业绩主要取决于政府及各部门的认同，而不是社区居委会和居民群众的认可，这样就偏离了社区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自然属性和本质要求，与居委会制度安排的初衷已相去甚远。

第四，工作方式的行政化。社区居委会的主要工作就是解决社区问题、服务居民群众，但其工作方式行政化以后，在实际工作中根本无暇顾及居民群众的意见和需求，既不能很好地服务居民，也不能很好地与居民沟通，在工作中也得不到居民的支持。社区居委会的部分工作人员不适应社区工作的要求，在工作方式存在着机关化倾向，习惯于8小时坐班制，积极主动服务的少，在无形中拉大了社区同居民群众的距离。时间一长，这样的社区居委会也就得不到广大居民的认可。

2.居住环境的改变影响了居民参与自治的意识和热情。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城市改造建设，居民的流动性加大，人们渐渐离开原来熟悉的生活环境，新的居住模式从客观上限制了社区居民之间能广泛而频繁的交往，形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同时，社区居民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有很大差异。这也是现代社会人们很难象原来村落平房式的居住环境那样维持较长时间的联系，社区内邻里间的情感淡漠，影响了居民之间的交往，进而影响了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和热情。尽管“村改居”后，设置了社会为居民提供各项服务，但村民并未完全摆脱有事找村干部的心理依赖。此外，很多“村改居”的居民都具备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但却未将意识付诸于行动。 3.社区自治组织发展速度比较缓慢。“村改居”社区的居民大多是失地的农民，该群体存在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等特征，对规章制度缺乏正确的了解，参与自治组织管理活动的意识不强。大部分居民都不了解社区的主要功能，尤其是外来人口，导致社区事务缺乏关注度。自发性的群体组织大多由具有共同爱好的居民组成，缺乏系统性的规划，其管理过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4.“单位制”的体制环境影响了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制”的后续影响制约着我国居民社区参与，由于各种利益和资源都集中在政府及其附属的单位中，个人的利益绝大部分都是依靠单位来实现，在利益和情感的依赖上基本没有“社区”的概念，居民的社区意识淡漠，导致普遍的社区参与积极性不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单位人”逐步转变为“社会人”，居民的利益关系逐渐由单位转入社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个人对单位的依赖。但居民的单位情结不会立即消逝，这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

三、“村改居”社区问题的主要解决对策

“村改居”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组织，“村改居”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应运而生。从当前“村改居”社区管理状况来看，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缺乏有效的规划。相关管理人员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做好社区管理改革工作。

（一）淡化社区的政治色彩，强化社会的服务功能

从街道社区当前的管理模式来看，基本遵循了至上而下的领导与被领导管理原则，即：社区受街道办事处的领导，按照街道办事处安排的任务行事，这不利于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对此，应该按照“政社分开”原则，重新定位政府与街道、社区之间的关系，为社会服务功能的有效发挥，提供良好环境。居委会的主要工作在于：通过行使管理职能，为社区居民提供各项服务，同时重新构建社区与基层政府之的关系。政府应转变自身对社区的指导方式，从政策、财务等方面支持社区工作，而不应该过度地干涉社区事务。作为社区服务管理人员，不仅要认真完成上级安排的各项任务，更重要的是强化自身的服务管理职能，切实为居民办好事、办实事，努力做好社区管理工作。

（二）健全社区居民政治参与制度，完善居民自治管理体系

社区自治管理工作的顺利展开，离不开制度支持，因为需要采取措施，健全社区相关管理制度。民主管理制度就是居民共同谈论下而制定的自治章程，该制度的用途在于还给居民监督权、客观地公布社区的重大事务。这样做不仅为居民自治设定了科学的标准，又促使工作的透明度得以提高。此外，社区应该努力营造民主的环境，方便居民进行自我管理以及自我服务创造，促使居民越来越依赖自我管理以及服务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