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境污染的问题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关于环境污染的问题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关于环境污染的问题范文第1篇

第一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

（三）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

（四）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五）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

（六）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

（七）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八）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

（九）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

（十）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

（十一）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

（十二）致使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十三）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十四）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第二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条、第四百零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六项至第十三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

第三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

（一）致使县级以上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个小时以上的；

（二）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十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三十亩以上，其他土地六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三）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一百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七千五百株以上的；

（四）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五）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一万五千人以上的；

（六）致使一百人以上中毒的；

（七）致使十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八）致使三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九）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并致使五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十）致使一人以上死亡或者重度残疾的；

（十一）其他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犯罪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酌情从重处罚：

（一）阻挠环境监督检查或者突发环境事件调查的；

（二）闲置、拆除污染防治设施或者使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的；

（三）在医院、学校、居民区等人口集中地区及其附近，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四）在限期整改期间，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实施前款第一项规定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的，以污染环境罪与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

第五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犯罪行为，但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消除污染，积极赔偿损失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第六条 单位犯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之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第七条 行为人明知他人无经营许可证或者超出经营许可范围，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以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论处。

第八条 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含有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污染物，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

第九条 本解释所称“公私财产损失”，包括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以及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产生的费用。

第十条 下列物质应当认定为“有毒物质”：

（一）危险废物，包括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废物，以及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

（二）剧毒化学品、列入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名录的化学品，以及含有上述化学品的物质；

（三）含有铅、汞、镉、铬等重金属的物质；

（四）《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所列物质；

（五）其他具有毒性，可能污染环境的物质。

第十一条 对案件所涉的环境污染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由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者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检验报告。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出具的监测数据，经省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认可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关于环境污染的问题范文第2篇

【关键词】指导意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强制

2013年2月21日，环保部与保监会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发【2013】10号）。近年来，人们的环保意识正逐步加强，环保问题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民生问题。同时，十中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然而，大规模的环境污染的事件却时有发生，如2010年轰动一时的紫金矿业污染事件赔偿案，2011年中海油渤海湾漏油事故等等。这些污染事件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给民众的人身健康带来了危害，而且巨额赔偿也给相关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一、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及现状概述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当前，我国正处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集中全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也处于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大规模、频繁的环境污染问题引发了诸多的社会矛盾。将保险工具与环保治理相结合有利于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机制，也有助于分散企业的经营风险，减少政府处理环境污染的棘手问题，更能使受害人得到及时的赔偿，可谓一举多得。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由环保部门和保险公司合作承保，在大连、沈阳、长春、吉林等几个北方城市进行试点。但经过十几年时间的检验，此次试点并未达到理想效果：企业投保率低、保险赔付率低、承保机构缺乏经验等问题凸显。2008年，由于昊华公司发生氯化氢气体泄露，导致周边村民的农田受到污染，中国平安产险承保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及时对村民进行了1.1万元的理赔。2011年，保监会确定了“政府推动、政策引导、市场运作、立法强制”的原则来指导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实施。中国保监会的数据显示，我国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5年来，投保企业达2000多家，承保金额近200亿元。

二、解读新《指导意见》的内容创新与不足

今年2月环保部门联合保监会的《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对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进一步推动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与第一次（2007年）的指导意见相比，时隔五年多后，新的指导意见在内容方面呈现多处创新，也存在一些不足。创新点主要包括：

1、新的《指导意见》中，强制投保成为一大亮点。强制投保的企业涉及两种类型，一是涉重金属企业；二是按地方有关规定应当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此外，其他高环境风险企业则是被鼓励投保。而在2007年的《指导意见》中，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工作开展仍是以指导性为主，并无强制措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成为继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后，我国推广实施的第二个全国性强制险种，由此不难看出我国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发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决心。至此，我国以自愿保险为主，以强制保险为辅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基本建立，即一般由企业自主决定是否就环境污染责任投保，但法律规定必须投保的则强制投保。

2、新的《指导意见》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哪些企业需要强制投保，而哪些企业采取鼓励式的自愿投保。其中涉重金属企业（包括重有色金属矿（含伴生矿）采选业、重有色金属冶炼业铅蓄电池制造业、皮革及其制品业等高环境危害行业）和按地方有关规定应当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需强制投保；同时，国家鼓励石化行业、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等化工企业投保。而2007年的《指导意见》只是广泛的提出了指导意见，并未明确具体有哪些行业需要投保，与其相比，新《指导意见》在投保对象方面更加具体明确，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进一步实施增强了可操作性。

三、保险公司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新《指导意见》的，对保险公司、企业、政府和民众来说都具有积极的正面意义。本文仅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该意见对保险公司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经营带来了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其中带来的机遇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实施，可以有效降低保险公司的逆选择风险，从而能够降低保险公司的精算费率，反过来吸引更多的企业投保，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同时强制参保有利于“大数法则”的实施。由于强制参保企业数量巨大，有效的增加了经验数据的规模，从而有利于大数法则的实施，以稳定赔付率，有助于保险公司定价和承保盈利的稳定。再者，虽然保险的目的是补偿，但是最好的方法是控制风险事故不发生，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更能够体现出“防灾防损”社会意义。保险公司在承保时，会到污染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向企业提出相关的整改措施，并在保险存续期间不断完善防范措施，这在一定程度能够促进企业自身风险的管控，从而产生更大的社会意义。当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能及时的根据合同规定进行理赔，对受害者进行补偿，这有助于树立保险行业口碑，提高保险的行业地位，体现保险行业的社会公益性。

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实施也对保险公司带来了较大挑战。目前国内责任保险规模很小，盈利能力很差。2011年，中国财产保险业责任保险保费收入148.01 亿元，在财产保险业务收入中的占比只有3.21%。2008-2010 年我国责任保险一直处于全行业亏损状态，2011 年全行业扭亏为盈，但是承保利润率只有1.3%。保险公司并无激励去推广责任保险，对经验缺乏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更无承保动力。保险公司在具体经营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的过程中也同样面临挑战

关于环境污染的问题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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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污染的问题范文第4篇

关键词：侵权理论 侵权责任法 环境侵权

一、传统侵权责任理论在环境侵权救济中的困境

传统的侵权责任结构理论有五个构成要件：一是有加害行为；二是该行为具有违法性；三是行为人须有故意或过失；四是须有损害结果发生；五是该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须有因果关系。按照这五个构成要件，加害人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较为苛刻；被害人需承担其所主张事实的举证责任。因此，在频发的环境侵权赔偿案例中，上述理论在司法实践的运用中面临至少以下诸多困难。

（一）环境污染损害具有渐进性和潜伏性

环境污染常由多种因素的复合累积后形成，短期内难以确定损害结果及其程度。从地域上看，受损害的范围有时也难以短期内确定，可能是在几个村庄、县市，也可能跨越几个省区、甚至国家。

（二）环境污染的侵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存在差别

对于环境污染损害来说，加害人和受害人的地位和能力都有很大差别。加害人凭借其信息优势和雄厚资力，及对与污染物相关知识的了解，往往有动机和能力对损害指控加以粉饰和反驳，对于被害人和调查人员的调查也以种种借口加以阻碍。而受害人则多为经济实力和风险抵抗能力不强的普通社会成员，他们普遍缺少调查研究环境侵害的相关知识及费用①。在普遍调查率不高、污染鉴定机关设备和技术不健全的情况下，不易在第一时间收集到侵权者侵害的证据。

（三）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间的因果关系往往极为困难

按侵权行为之债，损害结果发生与侵权行为之间需有确定的因果关系才能成立，即行为人的行为，以当前人类的认识水平和经验判断，必然确定会发生这一结果。但是该因果关系判断及于环境侵权领域，受人类科学知识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仍具有多种可能，不免造成歧意。因此，以传统侵权理论中相当肯定的因果关系判断标准，难以厘清前述复杂的污染行为与侵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而且，如果限于传统侵权行为理论，要求被害人就前述问题举证，势必造成被害人求偿无门。

（四）环境污染损害的形式多种多样，因果关系短期难以查明

环境污染常是多个污染源分别排放的污染物质互相结合，通过化学反应后所产生的效果。由于污染物质和化学反应过程的多样性，最终形成的结果也是多样性的。按对损害人所负的责任范围及关系，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形：相抵效应、等加效应、累进效应、互补效应、竞合效应。此外，也有可能出现一因多果和多因一果等复杂现象，对明确鉴定或分辨出环境污染的因果关系增加了难度。

二、《侵权责任法》对环境侵权责任的规定

（一）环境侵权责任的法律依据和责任竞合

关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则，主要由《民法通则》关于民事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侵权责任法》的基本规定和《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单项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务院环保部门有关法律解释构成。他们相互补充，共同形成了包括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实体性规范、程序性规范在内的完整的规则体系。对环境侵权责任竞合的规定，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条，污染者因同一行为应承担行政或刑事责任的，不影响其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如果因同一行为应同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行政罚款、刑事罚金，污染者的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的，优先承担赔偿责任。

（二）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定条件

如前所述，要承担民事责任，按照传统侵权责任理论需要具备侵害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违法性以及主观过错等5个要件。由于环境污染损害纠纷的特殊性，各国法律大多采用特殊的责任规则。《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也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此，只要因环境污染造成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可见，承担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一是排污者的排污行为造成环境污染危害；二是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受到损害；三是环境污染危害与他人受到的损害互为因果。简言之，排污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就是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3个法定条件。

（三）关于环境侵权责任的主观问题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实行的是无过错原则，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和原国家环保局《关于确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复函》就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法定条件做出解释，排污单位有无过错，完全不在环境法律关于排污单位应否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3个法定条件之内。换言之，根据环境法律的规定，不论排污单位有无过错，均应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特别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据此判断，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排污单位，有过错应当承担责任，没有过错也应当承担责任。再者，《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变更了《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取消了“因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这一限定，无论有无违反国家相关规定，只要因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污染者都应承担侵权责任，这样就更近一步，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无过错归责原则。

（四）环境侵权责任的举证责任承担

在一般赔偿诉讼中，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即谁提出索赔主张，谁负责举证。在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中，实行特殊的举证规则，即主要由排污单位负责举证。对此，《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关于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据此，负有举证责任的排污单位，如果不能证明免责事由或者排除因果关系，就应承担赔偿等侵权责任。

（五）环境侵权责任殊侵权情况的处理原则

首先，对于不可抗力的情形，《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二条特别规定，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可见，即使发生地震等极端自然灾害，排污单位也必须“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以避免造成污染损害，否则也必须承担相应责任。其次，如果环境污染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排污方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污染损害是由受害人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减轻排污方的赔偿责任。第三人的准连带责任，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污染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在同时请求赔偿的情况下，首先应由第三者赔偿，赔偿不足时再由污染者补足，污染者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第三者追偿。

三、完善环境侵权责任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建立环境侵权责任惩罚性赔偿制度

惩罚性损害赔偿，是指法庭所做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首先，在赔偿基础上，惩罚性赔偿是以补偿性赔偿的存在为前提；其次，从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说，惩罚性赔偿责任主要不以有实际损害为条件，而是要特别考虑加害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主观动机、财产状况等多种因素，只有加害人实施了一定程度的恶，且主观上有恶意或者重大过失，才可适用惩罚性赔偿；再次，从赔偿范围来看，惩罚性赔偿并不以实际的损害为限，其数额有时会高于甚至大大高于补偿性损害的赔偿。

近年来，惩罚性损害赔偿开始成为我国民事立法和民法学中的一项新课题，环境民事惩罚性赔偿也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依据现行的环境责任赔偿理论，不仅对环境民事侵权受害者的救济严重不足，也使加害者通过理性的利益衡量，对侵权采取放任态度。因此，对于主观上具有恶意的环境民事侵权案件，应该适用惩罚性赔偿②。环境侵权损害惩罚性赔偿是对传统民事责任的一种必要补充和完善，它有利于调动排污单位采用更为先进的技术来预防损害的发生，也可以大大提高对潜在污染者的威慑力。

（二）完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环境责任保险又称“绿色保险”，是指企业以将来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或污染治理责任为保险标的而向保险公司投保的险种。环境责任保险是责任保险同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它首先应由保险公司经过仔细勘察设计后制定相关险种，然后由企业提出并同保险公司签订污染损害保险合同，如果发生污染事故，保险公司经确认后认为属于承保范围内的，就会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直接向受害人进行赔付。从本质上说，环境责任保险是生产经营者利用保险工具，运用市场机制来防范和处置环境污染事故，将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境风险有效地转移和分散出去。

该项保险机制是环境管理市场化的有益尝试，它一改过去“企业负责排污，政府负责治污”的环保模式，实现了环境污染损害的社会化救济，符合受害人、企业、政府三方的共同利益。另外，环境危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进步、科学发展、技术更新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趋势，要按照不同的情势，及时做出符合规律的调适。这也是保险从海上保险发展到财产保险再到人身保险最后到责任保险的内在动因。

（三）将精神损害纳入环境侵权责任的赔偿中

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环境侵权案件中的受害人因为加害人的侵权行为遭受到难以弥补的精神损害，但获得赔偿的却很少，这有悖于“有损害就有赔偿”的基本法律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来看，其适用范围仍然十分有限，目前还没有扩及环境侵权所导致的精神损害。

目前在理论上，民法学者一般不将环境侵权所导致的精神损害列入赔偿范围之中。有环境法学者则认为，环境侵权的损害赔偿应该包括精神损害③。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因被告的污染或破坏行为，往往会承受难以忍受的痛苦。环境侵权案件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受害者所要承受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疼痛，还有心理上的痛苦，这种痛苦是漫长的，甚至伴随终身。对于这样的精神损害应该予以法律救济，通过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在环境民事损害赔偿范围中加入相当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那部分内容，可以使受害人因环境民事侵权行为所导致的精神损害得到一定程度的法律救济。特别是对因加害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而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生态资源破坏而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案件，可以更加有力地惩罚和遏制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资源的行为。

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是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作为环境侵权法的一种基本救济手段，对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害维护自然人的人身权利和精神利益，抚慰受害人的肉体、精神痛苦，制裁和抑制环境侵权行为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环境侵权法在维护公民环境人格权方面的功能越来越重要。完善和发展环境侵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切实保护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所必需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与私权利相反，环境公益诉讼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人，要么是涉及不特定多数间接利害关系人的环境公益，要么是纯社会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诉讼利益归属于社会。目前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对导致国家环境公益、社会环境公益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利益的侵害缺乏相关规定，致使这些公共利益得不到救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是公民环境意识觉醒和司法进步的表现。作为一种环境司法手段，它可以有力地支持和弥补环境行政执法手段之不足，有效地制止环境侵害行为，从而极大地促进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④。

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首先要通过立法明确规定该项制度，“无救济即无权利”，这一理论要求对所有的合法权利都应当提供充分和合理的救济途径。应在民事、行政和刑事三大诉讼法中分别增加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环境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切实做到有法可依；其次，要确定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只要具有“事实上的损害”，不论被损害的是个人利益还是公共利益就可以认定原告具有资格⑤。具体包括公民、环保社会团体和检察机关，尤其是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的优势，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并与行政机关及污染企业相抗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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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邓建志，陈凌．《环境侵权及其民事赔偿范围研究》[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2（6）

④周珂．《环境法学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7）：179

关于环境污染的问题范文第5篇

关键词：环境保险；风险社会；校正正义。

2010年12月底，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有100多名儿童被检查出血铅超标。这些血铅异常的儿童的家附近有两家电源厂，经怀宁县政府2011年1月6日通报，初步认定博瑞电源有限公司未通过环保“三同时”验收，超时违规试生产，是造成此次血铅超标的主要原因。论者查知，血铅是指铅中毒，主要影响儿童的智能行为和体格生长，而且铅毒性作用待发现时已经难以逆转，其隐匿渐进的病理特点使其对儿童健康的危害性更大。一镇之中如此多的儿童被检查出血铅超标，将对孩子的身体及其家庭造成极大的痛苦和损失，这引起了论者对环境污染造成的危害后果的弥补或预防的法律措施的思考，危害既已发生，社会对受害人能做的就只有想办法救济，使损害降到可能的最低，论者拟就建构我国环境保险制度再做思考。

环境保险制度对于目前环境法学界的人士来说并非新鲜的概念，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自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引起的全国各界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的讨论后，虽有一些单行法规、地方性法规及政策对环境污染损害补偿进行规定，并部分地区也开始环境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但是，历经数年我国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环境污染保险制度，基于此种情形，论者试图从该制度的法理理论根据出发阐述该制度建构的必要性，并就环境保险制度建构的若干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拙见。

1 环境保险制度的概念。

首先应该明确什么是“环境保险”。关于环境保险的概念，有学者认为，环境责任保险（environmental liabilityinsurance）是指以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而应当承担的环境赔偿或治理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它由公众责任保险（comprehensive general liability，CGL）发展而来[1]。环境责任保险又称“绿色保险”，在各国的名称不一，但总的说来，是指以被保险人因玷污或污染水、土地或空气，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对象的保险。其实，具体的定义对于制度的建构来说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关键是要充分认识到制度建构的深层次原因。既然是保险，那环境保险也要符合投保的一般条件，需要具有可保性、保险利益且是因意外污染事故造成的赔偿责任，因为非意外的事故责任将被视为除外责任，而不具有可保性。

了解了环境保险的概念，环境保险制度的概念就不难理解了。有学者认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质上是一种赔偿污染损害的财务保障机制。通过众多排污单位分别缴纳的污染责任保险费，积少成多，用以补偿个别企业因为污染事故给少数人造成的损害，既可以使环境污染责任分散化，还可以使政府和社会的责任有所减轻，从而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2]。依论者浅见，环境保险制度是一套关于环境保险的设置、运作和落实的整体机制，它以环境保险这一险种的设置为前提，目的是要很好地使环境保险充分发挥其设计初衷，有效地激励或敦促被保险人预防或减少环境污染事故，在污染发生之后为受害人提供适当及时的救济，将环境污染事故的危害降到最低。

2 环境保险制度的理论基础。

对环境保险制度的伦理基础、经济基础的论述已经很多，论者尝试从法律理论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这或许能对我国环境保险制度试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所启发。

2.1 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或许能为我们应对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和态度的转变有所启示。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风险是一种现代化的风险，“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3]。贝克认为的“环境风险”是在工业社会系统地伴随着财富的社会生产而必然产生的，它在本质上与财富不同，是指完全脱离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与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引致系统地、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4]。可见，现代社会的风险是一种人类自负的结果，环境污染问题就是人类开始受到来自环境的无声但激烈的反抗，此时人类才开始思考自己对环境的破坏或过度影响。

在现代社会，环境风险还具有“飞去来器效应”，它以一种整体的、平等的方式损害着每一个人。我们所关注的往往是一个个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事故，诚然，这些事故把环境的恶化或者其隐患以鲜活的生命作为代价展现在我们面前，是值得关注和解决的，但是，我们还应该有忧患意识并发现其中深层的危机。一个个事故的点状的发生，就可能是环境问题成面、成片发生的前奏，别国的危机同时也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在环境风险面前，没有贫富，没有老幼，没有先进或落后，从全球的视野看，所有国家和地区，所有的人最终都将感知环境风险，都将成为受害者，无一例外。所以，环境风险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没有任何人能被“豁免”，每一个地球人都应该有环境保护的意识，更应该有应对环境风险的意识。他人深受环境污染所害之时，也应有危机意识和同理之心，共同为人为的环境灾难的损害的减小而努力。这一点可以成为环境保险制度的社会理论基础，因为环境保险制度的设计目的就是集众家之力，解一家之危，这正是现代社会环境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所要求的。

另外，从个人的角度考虑环境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我们还可以得出个人的环境义务的问题。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环境风险的制造者，同时又将会是环境风险的承受者，所以，每个人都有义务保护环境、预防环境风险的发生，在环境风险发生后有所作为。也就是要有“责任感”，这也可以成为环境保险制度的伦理基础。

2.2 校正正义。

实现正义是立法和制度设计中所要考虑的最根本的问题，也是评判一项立法或一个制度的合理与否的根本标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将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两种。其中分配正义所强调的是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相同情况相同对待，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校正正义则是一种基于平等的正义，在处理环境风险的问题上，造成污染的一方与受到环境污染损害的一方之间虽然在经济或政治地位上有所差异，但是，在环境保险制度的设计中应该将双方视为是平等的，因而适用校正正义的原理。在污然损害的补偿上，谁造成了污染的损害就应对受害一方支付相应的补偿，承担投保的义务，这才是正义的。

将校正正义作为环境保险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制度设计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的要求。正如有学者所说：环境法律制度的有两条利益和意志主线，一是社会整体利益和国家意志；二是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和当事人意志。一个理性和健全的环境法律制度，应该是这两条主线的结合[5]。在环境保险制度的设计中需要处理好社会整体与国家，社会成员与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这实际上就需要运用校正正义的理论作为支撑。

3 环境保险制度的现实基础。

环境保险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其现实需要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目前的环境污染问题应对措施的贫乏和环境污染损害补偿机制的缺陷是建构一套完整的环境保险制度的现实基础。

3.1 我国环境问题现状。

人类环境法的发展历史主要经历了18世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之前的古代环境法时期，18世纪工业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近代环境法时期和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现代环境法时期[6]。人类对于环境风险的应对措施也由把污染治理与环境保护分离转变为将两者结合综合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问题。据我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 118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3.05%；2006年和2007年，全国总共发生严重环境污染事故269起，平均每两天一起；2007年、2008年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分别达到462起和474起，平均每天1.3起[7]。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我国对化石燃料等能源的使用进一步增多，重大的环境污染事故频发，这表明我国已经开始进入环境风险的高发期。控制环境污染，构建合理的环境污染损害补偿机制，已经成为我国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其中，构建我国的环境保险制度是题中应有之义。

3.2 我国环境污染损害补偿机制的缺陷。

认识到目前我国对环境污染损害的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才能更好地对其进行补足或改善。我国现有的环境纠纷主要是通过民事诉讼和行政调解的方式解决的，但是，民事诉讼需要支付高额的诉讼费用等，这对于已经受到环境污染损害的受害者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加之受害者多为普通民众财力精力有限，所以民事诉讼的救济途径往往无法落实。据权威部门估算，我国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以数以千亿计，而赔偿数额却少得可怜[1]。进一步考虑，受害者不能得到及时合理的救济，就会引发社会矛盾，非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加重危害后果。论者将从造成污染的企业或政府部门的角度和环境污染受害者的角度分别探讨我国现行环境污染损害补偿机制的缺陷，以论证构建我国环境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1）环境污染制造者的补偿动力不足。

首先，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环保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尤其缺少污染损害赔偿方面的法律规定，再加上执法不严，对排污者客观上形不成压力。在执法过程中污染赔偿的责任绝大部分往往由国家和社会承担，企业压力不够大，缺乏参加环境责任保险的动力。我国《保险法》第42条第2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49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51条还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从我国现行保险法的规定来看，责任保险的责任风险最终会通过保险制度由各个投保的企业所投的保险费经保险公司以保险金的名义对受害者进行补偿。这种将风险分化的方式是符合风险社会理论的。

其次，从企业的逐利本质考察，企业现在不购买环境责任保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法律规定的缺漏，很多环境责任没有被纳入强制保险范围之内；保险费率高，加上存在侥幸心理，于是存在道德风险问题；目前保险费率的厘定是否合理，也对企业投保的积极性存在影响；除投保外，是否还存在其他责任承担形式？那些责任较投保更严厉，也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与企业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对比的结果，同样是道德风险问题。所以，没有建构出健全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对企业的利益进行科学合理的考量之前，环境污染损害补偿机制将会面临巨大的道德风险而举步维艰。

最后，从保险人的利益考量看，承前文，我国目前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以千亿计，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率虽然较一般的责任保险已经很高，即按行业划分，最低的费率为2.2%，最高的为8%，但是相对于巨额的保险金来说还是杯水车薪。另外，企业投保的积极性不高，所以，保险人承保环境污染保险需要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和风险。因而，在构建完善的保险机制之前，保险人的积极性必然不高。如何协调企业、保险公司、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实现对环境污染受害者的及时有效的补偿，实现社会稳定和谐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而这也正是环境保险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

（2）环境污染受害者的追偿实力欠缺。

面对现代化的副产品——环境污染问题，人类全体都有责任和义务，但是，对环境污染事故负有直接责任的企业或政府部门应该为受害者提供足够的救济。因为就社会经济、政治地位和双方占有的社会资源来说，受害者往往处于劣势。我国现有的救济途径主要是民事诉讼和行政调解，而这两种途径都是需要高额的费用支出的，受害者本已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重创，往往无力支付相应的费用而失去追偿能力。另外，我国现行的环境责任保险以自愿性的保险为主，大多数企业因抱着侥幸心理没有参加该保险，使无辜受害人得不到公平赔偿的现象普遍存在。基于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模式，实行政府强制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制度。

4 我国建构环境保险制度的若干建议。

前文中论者就我国构建环境保险机制的理论和现实基础进行了论述，并且提出我国现有的环境污染损害补偿机制存在的若干缺陷，在这一部分中，论者将结合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我国建构环境保险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在提出建议之前，首先来分析我国环境污染损害补偿中存在的利益冲突以便为环境保险制度设计、运行和落实提供必要的前提。承前文，我国环境保险制度的设计需要处理好三对关系：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企业、个人、部门等的利益）；污染责任主体的利益与污染受害者的利益；污染责任主体的利益与保险人的利益。这三对利益的冲突与矛盾正是我国环境保险制度试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症结所在，它们涉及到我国环境保险的性质、环境保险的承保范围等问题。其中，对于环境保险制度的运行和落实有决定意义的是污染责任主体与保险人之间利益的均衡，这主要涉及到的一点便是在任何保险制度的设计中都需要着重考虑的道德风险问题，论者将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将对道德风险问题进行分析。

4.1 我国环境保险的性质。

我国环境保险的性质问题正是解决环境保险制度设计中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相互矛盾的问题。美国的环境责任保险是由公共保险发展而来的，环境保险并非一般的商业保险，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具有社会性、不特定性、潜在性等特点，这决定了它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作为商业保险而存在。论者认为，中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应该区别于一般的商业保险，而具有政策保险的性质。国家应该建立或者规定由特定的机构专司环境污染责任的判定、赔偿数额的确定以及保险费率的厘定等事务，其中要正确处理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诚然，环境责任保险的具体运作可以交给商业保险公司，但是由于环境保险涉及的利益重大，所以，政府对其进行适当的干预是正当的。“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模式，实行政府强制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制度。在产生环境污染和危害严重的行业实行强制责任保险。”“而在其他污染相对较轻非行业，政府则给予积极引导，仿效日本提出一些有益的‘行政建议’利用政府的威信使企业自愿购买环境责任保险。”[1]

4.2 我国环境保险的承保范围。

环境保险的承保范围要根据对可保风险的划分界定。根据“可保风险以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为其根本特征”的定义，我们一般将污染划分为突发性环境污染和渐进性环境污染两类，突发性环境污染当然具有可保风险的三个特征，无疑属于环境保险的承保范围。至于渐进性污染，由于其污染的发生及其危害性是逐渐被发觉的，所以，其可保性曾受到一定的质疑。但是，论者认为，虽然渐进性环境污染的危害是逐渐被发现的，但是其危害一旦发生也和突发性污染一样具有不可逆性，所以应该被纳入承保范围。

4.3 我国环境保险中的道德风险规避问题。

在环境保险中，道德风险可以说是环境污染责任主体功利的利益考量之后可能导致的必然结果，这是企业的逐利本质所决定的。有学者认为，“最理想的道德危险控制模型是给予被保险人的生态环境危害行为以与其未获得保险时相当的激励和威慑。但这种最理想的状态是很难达到的，只能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以尽可能趋近这一目标。从理论上分析，大致有两条途径：其一，运用保险费率制度有效地激励被保险人的行为；其二，使被保险人部分地暴露于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中，保留责任制度的一定威慑力。”[8]因而，我们在环境保险制度设计过程中对道德风险的估算和预测，以厘定合理的得以规避道德风险的保险费率自然成为重头戏。另外，根据风险社会理论，让环境污染责任主体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伦理和社会责任，认识到自己可能会给社会及他人带来的深重灾难最终会波及自身的生存，使他们具有环境危机感和社会责任感，以主动承担起缴纳环境保险的义务。

5 结论。

论者从环境污染责任者的社会和伦理责任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建构环境保险制度的理论基础，并就其现实基础加以阐述，目的在于唤起社会整体对于环境风险的充分认识，环境保险制度只是一个补偿机制，最根本的是要预防环境污染的惨剧频繁发生，因为，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对地球每一处的环境灾难，全人类的每一个人最终都不可能置身事外。

参考文献：

[1]陈冬梅。 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若干思考[J]. 环境保护，2006（1）：22～25.

[2]熊英，别涛，王彬。 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构想[J]. 现代法学，2007（1）：90～101.

[3][德]乌尔里希 贝克。 关于风险社会的对话[A]//薛晓源，周战超。 全球化与风险社会[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德]乌尔里希 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闻，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0.

[5]王彬辉。 论环境法的逻辑嬗变——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150.

[6]张梓太，李传轩，陶蕾。 环境法法典化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