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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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新模式范文第1篇

关键词：空巢村；治理模式；温州农村

引论

温州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十四个沿海城市之一，其经济总量与人均GDP都名列全省乃至全国前茅。然而，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受到利益杠杆的驱动，本土精英出现大量的“外向型”流动，他们的主要活动已经转向了城市，部分农村甚至出现了本地青壮年人口“空壳化”趋势，即所谓的“空巢村”现象。“空巢”意指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永久性或暂时性的向城市迁徙，许多村庄常住人口数量锐减，留在农村的大部分是老幼妇孺。由于传统农村精英的外流以及缺乏对农村公共事物的积极参与，以致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而在温州，与空巢村相伴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高。最终，“空巢”的温州农村并没有出现理想的乡村治理模式，而是更多的表现出超前的村民市民化倾向，这给温州农村治理模式特别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说，温州的空巢村问题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其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创新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社会转型与“空巢村”的形成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有目共睹。然而，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不断推动着城镇化的进程。在此过程中，我国农村社会相应地出现了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转移的现象，致使许多农村居住的人口数量锐减，而其中老幼妇孺占据大多数。这也是“空巢村”最为突出的表象之一。纵观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我国“空巢村”的产生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它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也是在社会变革、经济发展以及生计所迫等多种社会因素影响下所产生的。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城乡壁垒，加速了劳动力流动。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属于典型的计划体制经济国家。由于当时的政策导向，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将经济资源由农村向城市聚集，城乡收入差距逐渐形成。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相对而言，农村社会的经济状况表现得更加贫穷、落后。农村不仅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有限，其劳动生产的收益率也相当的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显示，2010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已达到3.23：1，成为了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农村居民仅凭农业生产，根本无法获得足够的经济收入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因此，绝大部分有能力，敢于冒险、尝试新鲜事物的的青壮年农民就离开落后的农村，去往存在更多就业机会的大城镇，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这也恰好体现了“空巢村”的实质：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的转移的过程。以温州农村为例，温州人素来有经商的传统，据有关调查显示，温州有外出经商者近300万，每年新增外出人口10万人。在部分乡镇，几乎所有的青壮年劳力都外出务工或经商。因而，温州农村的“空巢村”现象，在我国就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二，社会文化区域性发展加大了城市相对于农村的竞争优势。

从我国社会历史的变迁来看，我国逐步从最初的农耕文明社会向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迈进。而与此同时，我国农村与城市的文化界限越来越清晰，长期以来的平衡似乎难以维持，城市不断地加速向文明发展，而农村却逐渐成了“落后地区”的代名词。虽然整合城乡步伐，加快农村与城市融合的一体化建设不断地被提出，但城乡区域化分离现象依旧十分显著。突出表现为，农村村民科学文化素质不高，与城市聚集的精英相去甚远。现实也表明，社会文化区域性发展与转型在不断加大的今天，文化力越来越成为区域发展和竞争的重要力量。现代化的城市，汇聚了现代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相对于落后的农村，城市更具有竞争优势。

城市各种专业人才汇聚，拥有先进的新文化、高端的新科技、科学的新理念，所带动的产业发展也是高效率、高效益的，这也创造了发达的城市文明。城市存在着各种机遇与挑战，敢于冒险的农村青壮年和具备专业技能、知识的高端人才都拥挤到城市寻找更好的发展空间。相对于农村，城市拥有绝对的竞争优势。相关统计显示，农村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显然低于城市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因此只有在发展迅速的城市，普通的农村居民才能不断地开阔视野，学习到新的技术技能，从而掌握更多更高端的文化，增强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以此，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劳动价值。

第三，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也导致农村精英的流失。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各种物资都极为贫瘠。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公共医疗卫生事业服务、公共教育服务、公共文化娱乐设施建设这三方面。就其公共医疗卫生事业方面而言，落后的农村乡镇医疗机构存在着诸如业务用房紧张、设施简陋、优质医务人员缺乏等现实问题。而在公共教育服务方面，农村面临着教育机构数量稀少、规模小、办学效益较差、教育资源也相对贫瘠等境况。在公共文化娱乐建设上，又可将其不足概括为农村的文化娱乐点少，设施差，布局不合理等。

事实上，农村公共资源的供给不足，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优先发展城市的思路有关。这意味着城市的社会公共资源是相对富足的，也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去城市生活。比起落后的农村，城市相对完善的公共服务体制，更能给人提供一定的公共基础保障。况且在教育事业备受关注的今天，城市的高升学率拥有绝对的吸引力。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基于“望子成龙”的渴望，愿为了子女的美好将来付出一切艰辛。这一渴望，更是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将子女送往城市就学的同时，他们也跟着进城务工、经商等。从而，实现了农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

二、“空巢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

第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制约农村生产力发展。

随着我国城市化不断地加速发展，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地涌向城市已成为了势不可挡的趋势。与此同时，我国农村经济由于有效劳动力的流失，受到很大的限制。而剩余劳动力明显不足的“空巢村”，更是老弱病残农业的典型。“空巢村”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村中人口稀少、分布相对分散。“空巢村”不仅没有高效的农业生产技术或设备，也缺乏最普通的年轻劳动力，这些都直接导致农业生产力低下，农民的农业生产效益甚低。目前温州的农业就可被称为“老弱病残”农业。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社会发展的历史因素，温州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几乎都是向外输出，仅剩 “老弱病残”成为了农业的主要劳动力。精英的流失，使得农村缺乏专业管理人才，村庄的治理更是变得难上加难。

第二，“空巢老人”问题越发突显。

空巢老人是指子女常年不在身边，独自生活的老人。据民政部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温州农村的空巢老人问题也非常严重，有关数字显示，早在1995年温州就进入了老年型社会；2009年末，温州60岁以上人口已达108.10万，占总人口的13.87%。其中，老龄化程度排名前三的鹿城区、文成县、泰顺县，老龄化程度与欧洲发达国家相当。

很多的温州农民已拖家带口离开农村，可偏偏固执的老辈们一直坚守留在农村生活。诸多温州子女，在外经商，财富有了累积。因此，在物质生活上不会亏待留守的老人。可是，没有子女在身边陪伴，老人心理上孤苦无依，精神生活无以慰藉。更为特殊的是，温州这个侨乡，很多温州农村“空巢老人”的子女都已移民国外，老人难舍故土，坚持留守。“空巢老人”的赡养问题日益逐渐突出。

第三，“空巢村”的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备受考验。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根据权威调查，在2005年我国农村的 “留守儿童”数量已超过了5800万人。当前，我国留守儿童数量仍有不断上升趋势，据有关数据统计，温州农村大约有留守儿童7万名，他们大多由老辈们或是亲朋好友代为监护、抚养，将其称之为“寄养”。

然而，没有父母在身边教育、抚养，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都存在问题。众所周知，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从小就缺乏正确的指引、教导，很难培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亲情缺失，启蒙教育缺失，不免使得留守儿童心理有偏差。对此，“空巢村”留守儿童的“情感空巢”、“教育空巢”问题就十分令人担忧。

第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减少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公共产品供给量很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及其公共服务建设结构不合理。例如，在村民自治中，缺乏专业管理人员，村庄的村容村貌破旧落后；而劳动力的缺乏，致使其基础设施建设也很不完善；且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农村居民的保障水平仍旧十分低下，与城市存在很大差距，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就相对落后很多。此外，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不均衡，表现为对城市有偏向投入，而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三、“空巢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思路

“空巢村”所带来的是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城镇化、工业化的必然趋势。若违背这样的必然趋势，则会严重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空巢村”的治理，并非绝对性地要求已流向大城市务工、经商的青壮年全部回流。而是应建立在有效缓解或彻底解决现状的基础上，冲破现在的困境，寻找新颖的治理模式。

第一，统筹城乡人力资源配置，创造人才发展平台。

首先是想方设法探索如何破解“空巢村”精英流失，专业人才缺乏的局面。必须从贯彻新农村建设中“统筹城乡发展”这一要求出发，统筹城乡人力资源配置。其中的关键的是创造让人才施展才能的平台。政府应当在这方面出台优惠政策，给予精英们比较优越的条件，让他们愿意回到农村工作，为农村治理贡献自己的特殊力量。换而言之，引进人才是促进“空巢村”发展 的原动力，而政府在政策上的鼓励和支持就是给予他们成长的“土壤”。为了“空巢村”治理，要迈出的第一步就必须是引进人才尤其是专业人才，这势必能对振新“空巢村”有所贡献。

第二，在外劳动力返乡创业，带动本地经济发展

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打拼，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财富，学习到了新技能、新理念，可以鼓励他们返乡创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农民工返乡创业热潮”的掀起，有部分是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其生活成本来得更低。在此方面，政府应大力推广创业扶持政策，相关部门则要做好充分配合工作。积极支持、引导小型产业发展，优化其经济、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例如加大对创业村民的培训投入，提高其科学文化素质；放松创业资金贷款条件限制，拓宽融资渠道等，最终实现更好地带动本地经济发展，让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缓解或去除“空巢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

第三，保障“空巢老人”物质、精神上的双重需求，实现老有所养。

在社会化养老保障制度与养老设施尚未完善的境况下，“空巢老人”是一大社会困扰。为此，积极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帮助独居老人安享晚年的必要举措之一。在温州农村的“空巢老人”，其子女都举家移民国外，剩下孤零零的老人独守着那片故土。虽然，物质上挺富足的，可精神上却是极大的匮乏。针对这一情形，则更要关注老人们的精神生活。政府资助一部分，再向“空巢老人”的子女们募集一些资金，然后可构建集中区域化的养老模式。建立区域养老机构，将十分分散的“空巢老人”生活在一起，不仅给其提供基础的生活所需，还帮其安排策划一些娱乐节目，满足精神生活需求。

第四，关爱“空巢儿童”，促其身心健康发展。

在“空巢儿童”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引导、教育是十分关键的。然而，很多家长外出务工、经商，就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物质生活，可却忽略了更重要的孩子的心理成长。因此，首先家长要努力纠正他们“金钱至上”的观念，取而代之灌输他们要给孩子更多的关心与爱护。其次，学校要加强监督教育及时疏导孩子，多开展集体活动，给予必要的关心、鼓励。再次，政府应当积极推出优惠政策，完善教育体制，解决“空巢儿童”的生活、医疗、受教育等问题，保障“空巢儿童”感受到平等的对待。

第五，借鉴温州“农村新社区”建设经验，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

温州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形成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温州农村主动向前迈进一步，探索“农村新社区”建设，完成“农村到社区，农民到市民”的转变。温州“农村新社区”是一个在当前特定时期通过农村实行“三分三改”农户集聚形成的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三分三改”指“政经分开、资地分开、户产分开”和“股改、地改、户改”。这样不仅有助于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也推动了温州农村的转型发展。而其社区的组织构建，则是通过“并、联”的方式将市、县、镇5405个行政村组建成856个农村新社区，整合农村新社区基础设施，形成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社区综治服务中心、社区计生卫生中心、社区文体活动中心、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等五大功能设施网络。这些举措不仅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也通过资源整合使村民享有更多更好的社会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空巢村”的产生。

参考文献：

[1] 林振兴.温州14万余名的空巢老人缺个知心聊天人[N].温州都市报，2011-09-30，A14.

[2] 王乐文.让留守儿童告别弱势心态[N].人民日报，2011-08-18，第19版.

社会治理新模式范文第2篇

樊金元（1963），男，湖北黄冈人，高级经济师，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货币信贷处副处长，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市场、利率。

摘 要：建立健全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机制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现行农村信用社利率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利率市场化风险控制的要求，探索具有区域性特色的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机制模式，强化利率风险管理，对农村信用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定价模式

近年来，我国外币利率、人民币拆借利率、国债回购利率等利率品种相继实现市场化，2004年又取消了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下限及贷款利率上限，从央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看，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上限将会全面放开。但据调查，现行农村信用社的利率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利率市场化风险控制的要求，为此，本文通过全面分析安徽省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现状，对安徽省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机制模式的选择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一、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定价现状

（一）管理权限基本集中于法人社

由于受管理体制、资金实力、经营环境、贷款对象、员工素质等因素制约，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水平由县（区）联社统一制定，统一规定不同贷款品种、不同贷款对象的利率浮动水平，基层信用社无权变动，而且浮动标准单一。

（二）贷款利率定价以传统的比例浮动为主

目前安徽省大部分农信社贷款定价仍以传统的定价方式为主，即在央行规定的基准利率基础上上下浮动，定价机制过于生硬、简单，定价时考虑的因素较少，基本上没有体现风险与收益相匹配、扶优限劣、风险度量、区别对待、综合评价等原则。具体讲，一是贷款利率浮动缺乏灵活性，未能运用贷款利率差别化原则确定贷款利率，尤其是部分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存在贷款利率“一刀切”和“一步到位”现象。二是利率风险防范存在表面化现象。农村信用社资金运作的视角已经触及到资金价格风险范畴，但是预警与防范利率定价风险的基本操作规程还不够完善，加之农村信用社利率内生机制的缺陷和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防范利率风险的意识不强，利率风险防范存在着表面化现象。

（三）贷款利率定价以固定方式为主，对利率风险的敏感性不强

贷款利率定价可采取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两种方式，浮动利率定价通过按月、季、年定期调整利率，可有效规避利率风险。但从调查情况看，安徽省农村信用社无一例外地采用了固定利率定价方式。究其原因：一是浮动利率定价模式成本过高。由于浮动利率定价模式要求借贷双方在贷款合同期内定期重新确定利率，而农村信用社在贷款投放上以农业贷款为主，金额小、笔数多，若定期一一重新定价，将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增加成本，影响效率。二是农信社对利率风险的敏感性不强。从农村信用社资金来源看，居民存款利率尚未市场化，基本执行基准利率，支农再贷款虽执行浮息制度，但也是一年一变。因此，最大的利率风险就是法定基准利率的调整，利率风险程度较低。在资金运用方面，农信社的贷款利率本身就已经很高，因此，即使短期内利率上调，其贷款利率上调的空间也十分有限。三是借款人对利率变化的敏感度不高。农信社的客户大多是农户和个体工商业者，贷款金额小、期限短，利率微调对其利息支出的影响有限，对利率的敏感程度较低，加上农村地区信贷资金处于卖方市场，借款人更不会计较少许利息的得失。

（四）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定价水平过高，贷款浮动幅度高于其他银行业机构

2003年以来，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总体利率水平较高。农村信用社为了自身的发展，尽量用足政策，新增贷款都执行了较高的利率，以获取较高的收益。

从目前情况看，贷款利率水平的高低，对农村信用社的效益影响很大。存贷款业务作为目前农村信用社最主要的业务，其利差收入也是农村信用社最主要的利润来源。2004年初和2004年10月29日利率浮动区间两次扩大后，农村信用社存贷款利率随之两次上调，直接带动2004年和2005年的收益水平同比出现明显增长。2005年度，全省农信社各类贷款的综合平均利率水平超过10%，接近基准利率的两倍，如果剔除各郊区农信社上浮幅度较小的因素，县域农信社上浮幅度则更高。此外，少数农村信用社缩短贷款期限，导致贷款逾期，进而收取高额罚息的现象仍然存在，更进一步抬高了实际利率水平。

（五）城乡农村信用社之间贷款利率定价差异明显

在全部农村信用联社中，县域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定价普遍较高，2005年4季度，其所有贷款利率的上浮幅度均在80%以上，平均上浮幅度接近100%，所发放的贷款也基本上以农户贷款、农产品加工运输贷款等为主。而郊区农村信用联社地处城市边缘，贷款投放结构与县域农村信用社有着明显不同，近一半的贷款投向了各类中小企业。由于面临着市区各家金融机构的竞争，在当前市区贷款利率整体定价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各郊区农村信用社对企业的贷款利率定价也只能随行就市，执行与商业银行相近的利率。据统计，2005年度，全部郊区农村信用社的各项贷款利率的平均上浮幅度约为67%，明显低于县域农村信用社。

（六）利率定价机制发展不平衡

虽然安徽省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总的来看，由于农村信用社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其经营环境、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富裕地区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情况整体好于贫困地区，郊区好于县域农村。有些农信社在利率定价方面已经开始考虑多种影响因素，将因素量化，确定对不同客户的利率水平，基本具备了建立定价模型的基础，利率定价机制建设日渐成熟；而有些农信社利率仍处于简单的分类定价阶段，与利率定价管理差别化、精细化要求还有较大距离，并且很多农村信用社利率管理内部协调机制尚未建立，缺乏必要的软硬件设施，存在管理粗放、定价基础较为薄弱等现象。

（七）定价支持体系不健全，管理人才缺乏

由于受长期利率管制的影响，金融机构普遍缺乏利率风险管理意识，农村信用社表现得更为突出。很多农村信用社基本数据统计系统不够完善，缺乏基础信息和历史数据，影响各种利率风险管理计量工具的使用，影响利率定价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另外据调查，农村信用社普遍没有专职的利率管理人员，许多信贷人员认为利率定价由人民银行制定，农村信用社只需不超过范围执行。由于信贷人员大部分缺乏利率管理知识和经验，农村信用社即使制定出比较完善的利率管理办法，在实际操作中也不能很好地执行，或者执行不到位。利率管理人才的缺乏，严重影响了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水平的提高。

二、对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贷款定价机制模式的思考

根据安徽省农村信用社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任何单一的定价方法均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安徽省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定价要求，只有进行优势互补，才能找出农村信用社贷款定价的最佳方法。为此，我们认为一些内控机制比较健全、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自主定价能力比较强的农村信用社以“成本导向”定价模式为基础，同时考虑“风险溢价”因素，进而融合为一种较为适合全省大部分农村信用社的“基本利率加（减）点法”贷款利率定价模式；同时，考虑到安徽省不少农村信用社利率风险管理薄弱、风险控制手段较少、缺少熟悉金融产品定价的专业人才和实际操作经验，加上人民银行目前仍然公布不同期限的基准利率，这些信用社可以继续采用传统的利率定价方法，但要加以改进。

（一）基本利率加（减）点法

1．“基本利率加（减）点法”的确定基础

首先，农村信用社在全省大部分地区农村金融的贷款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满足“成本导向”的定价模式所必备的条件。其次，由于农户规模小，农信社运作成本高，贷款风险往往比中小企业大，所以迫切需要收回成本。最后，现阶段全省农信社普遍处于亏损状态，而扭转经营困境的主要方式将主要依靠今后的改革和利率的重新定价。所以，“成本导向”的定价模式有其合理性。

但也必须看到，“成本导向”的定价模式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特别是对“风险溢价”（利率上浮或下浮）的定义特别模糊。所以，在实践上，必须给“风险溢价”作出明确的界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利用5P原则(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保罗・享尼所提出的的授信评估理论，银行授信决策最关键的因素有五项, 包括借款人（People）、资金用途（Purpose）、还款来源（Payment）、债权保障（Protection）和授信展望(Perspective)，由于均以P为开头，故称为授信评估的5P原则)，同时结合安徽省农村信用社的具体情况，确定部分风险因子来决定贷款的风险溢价。

2．“基本利率加（减）点法”的具体操作方法

（1）基本公式

贷款利率＝基本利率+经过风险调整的因素浮动点数

（2）基本利率的确定

基本利率=贷款的资金成本率+贷款的管理费用率+税负成本率+目标利润率

其中：

贷款资金成本率=（利息支出+金融机构往来支出-社内调剂资金利息支出）/贷款平均余额

费用率=（手续费支出+营业费用+其它营业支出+营业外支出）/贷款平均余额

税负成本率=营业税金及附加/贷款平均余额

目标利润率=预计全年盈利额/贷款平均余额

（3）因素浮动点数的确定

根据“5P”理论，结合安徽省农村信用社的具体情况，我们将浮动点数的影响因素确定为：企业信用等级、资金用途、担保方式、客户综合贡献率、管理成本、其他因素、支农政策等（各农联社可以结合自身经济金融发展状况、贷款品种等具体情况，对因素进行调整）。各因素的总权重为100，按照贷款利率定价遵循风险必须与收益对等的原则，同时结合经营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数据，测算出各因素的重要性，确定出各因素的权重，然后根据各项贷款利率浮动参考指标的等级或程度，查找对应的浮动系数及对应权重，最后根据浮动系数和权重，确定利率浮动点数。其计算公式为：

利率浮动点数=（浮动系数×权重）×100%

下面我们以某农联社企业贷款利率的确定具体说明此方法的运算过程。该模式设定5个风险因子，其内涵及权重如下：

企业信用等级指标：企业信用分为AAA级、AA级、A级和BBB级（含BBB级以下）四个等级，企业信用等级在确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时所占权重为30%。对未经信用等级评定的企业，按照企业资产负债比率的高低确定浮动幅度，所占权重亦为30%权重设置以当地信用社的主要信贷风险为依据，对贷款安全性影响越大的指标所占权重越高。。

贷款担保方式：分为质押、抵押、保证、信用四种，在确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时所占权重为30%。

企业入股情况：入股越多，贷款利率越优惠。在确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时所占权重为20%。

综合贡献率：指企业在信用社的存贷款比例，也即企业在开户信用社的存款与贷款之比。在确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时所占权重为10%。

管理成本：以单笔贷款额为主因素，单笔贷款额度越低，管理成本越高，相应提高贷款浮动利率；反之，降低浮动利率。在确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时所占权重为10%。

3．“基本利率加（减）点法”评述

（1）“基本利率加（减）点法”更符合利率市场化趋势。该方法取代了原有的“在央行基准利率基础上进行比例上浮”的做法，以“点数”取代“比例”，符合国际惯例，而且可以更好地对央行的利率政策做出反应，以体现国家宏观调控的意愿。国际上通常以0.25%为一次利率浮动调整的单位，每次调整的幅度都是0.25%或其整数倍。我国央行利率的调整幅度一般都是0.27%或其整数倍，所以采用0.27%或其整数倍作为利率浮动调整的单位更加科学，这样可以使信用社的“基本利率”能及时反映国家的货币政策。

（2）“基本利率加（减）点法”更容易确定利率的期限结构。原有的按比例浮动的方法尽管可以大致确定利率的期限结构，但是由于将“比例”换算成“点数”后会出现较大的变化，因此如果持续使用就会造成利率期限结构的扭曲，难以反映合理的期限溢价水平。

（3）“基本利率加（减）点法”更能体现“风险溢价”。传统的“成本导向”定价模式对“风险溢价”的定义特别模糊，只考虑了一部分风险因素。我们的方法结合“5P原则”将更多的风险因素纳入了利率定价模型之中，因此对“风险溢价”的定义更加明确。将这种思想贯彻到定价过程中，会使得定价过程更加客观，同时也有助于弥补农信社在信用评估方面的不足。

（4）“基本利率加（减）点法” 具有较强的扩展性。该方法不仅在利率上下浮动方面有章可循，而且还可以通过加（减）点的方法体现国家的支农政策，真正做到为“三农”服务。而且随着农信社经营环境和经营条件的改变，以及农信社自身经营策略的变化，可以随时对公式中的有关变量进行重新定义和修订，从而更好地反映环境的变化，更好地体现“顾客导向”或“市场导向”等新的发展策略。

（二）传统贷款利率定价方法的改进

所谓传统的贷款利率定价方法，是指信用社一直采用的在央行规定的基准利率基础上上下浮动的贷款利率定价方式，用公式表示：

贷款利率＝贷款基准利率×（1+浮动幅度）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农村信用社贷款定价考虑的因素增多，科学性合理性有所增强，传统的贷款定价公式改为：

贷款利率＝贷款基准利率×（1+ 因素权重×因素浮动系数）=贷款基准利率×（1+ 浮动比例）

其中，基准利率指央行公布的当期不同档次贷款利率；因素浮动系数具体包括：企业信用等级系数、担保方式系数、管理成本系数、其他因素系数、支农政策系数（针对农信社）等。各金融机构可以结合实际对因素进行确定。

1．确定影响贷款利率的主要因素。影响利率定价的因素主要有贷款的风险、成本和市场因素，所以在制定贷款利率模型时本文将企业信用等级和担保方式作为考虑风险的因素，此外，农信社肩负着信贷支农的政策重任，还应将支农政策作为确定贷款利率的因素之一。具体操作过程中，各农信社可结合具体实际，对因素进行增减。

2．影响贷款利率的主要因素（企业信用等级、担保方式、管理成本、其他因素、客户综合贡献度、支农政策等）在贷款定价中权重的确定。各因素的总权重为100，按照贷款利率定价必须遵循风险与收益对等的原则，结合实际选定定价所要考虑的因素，然后根据经营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数据，测算出各因素的重要性，确定出各因素的权重。这样可根据这一权重来确定每大因素的系数值，有条件的信用社可直接建立计算机定价系统，输入各要素后直接计算出贷款利率。

3．浮动系数。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贷款利率浮动的倍数，其值应处在央行允许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的范围之内，现行应该为［0.9-2.3］之间。在实际定价时可根据各自实际情况,确定各自不同的上限与下限，并视情况变化随时调整。为描述方便，将上限设定为Y,下限定为X,现行条件下，X＞0.9，Y＜2.3 。

4．信用等级系数。根据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的结果，确定系数，信用等级可按三等九级来确定，分别为AAA、AA、A、BBB、BB、B、CCC、CC、C，其中AAA级最高，C级最低，等级越高，系数越小，信用等级系数值应在3X/5－3Y/5之间。

5．担保方式系数。指按不同的担保方式（信用、抵押、质押、保证）确定系数，其系数值处于3X/20-3Y/20之间，风险大小与系数成正比，可考虑双证齐全的不动产抵押取最小系数，即3X/20，信用贷款为最大值，即3Y/20，其余担保方式处于两者之间。

6．管理成本系数。管理成本一方面是指获取资金的资金成本，资金成本可参考上季度全行存款加权平均利率和货币市场国债回购平均利率而定；另一方面是指为管理该笔贷款所付出的每百元贷款的综合代价。根据这一成本来确定一个综合系数，其系数值位于3X/25-3Y/25之间，一般情况下，管理成本与贷款规模成反比。

社会治理新模式范文第3篇

关键词：心理社会治疗模式；单亲子女；介入服务；应用与反思

中图分类号：[R3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1

心理社会治疗模式在介入服务，能够为单亲儿童特殊的心理现象合适的治疗手段。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分析单亲家庭儿童的困境，以促进社会工作者对单亲家庭儿童的积极介入及对他们健康成长的协助，正确引导和辅助单亲家庭儿童健康成长。

一、对单亲子女的个案工作介入程序

单亲家庭的产生最大受害者无疑是失去父亲（或母亲）的孩子。可能导致孩子（案主）在心理发展中表现出内向自卑，敏感多疑，孤僻冷漠，逆反仇视，情绪不稳，厌学等问题的出现，严重影响孩子的健康发展。基于心理社会治疗模式，对案主问题作出评估后，应进行有针对性地介入服务。

（一）接案与建立服务关系

1.支持与鼓励。工作者通过专注的倾听、友善的笑容等技术向案主表明工作者的了解、接受、信任和乐意帮助的态度，与案主谈及关于体育方面的事情，引起案主沟通的兴趣，鼓励和表扬案主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帮助他建立自信心，获取成就感。为案主提供了轻松的交流环境，再继续找一些轻松的话题介入，鼓励案主多交流，以减轻案主的不安和焦虑情绪，与案主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

2.直接影响。逐渐地增加与案主张某交流的时间，在交流过程中收集有用的资料，了解张某内心的真实想法，给予他支持和信心。减低“人在情境中”系统的功能失调。让张某尽快认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并逐渐改正心态。帮助案主建立积极的生活态度、充分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并鼓励案主积极参加校内校外的活动等来改变现状。

3.探索-描述-宣泄。工作者用点头、微笑、沉默的神情或语气来表达对案主描述的倾听，同时帮助案主表达他的负面感受，提供机会让案主宣泄内心的愤怒与不满，以便缓解他的心理压力；鼓励案主表达各种被压抑的感受，以便了解案主未意识到的各种内心的矛盾与冲突。

（二）工作开展阶段

1.运用澄清的技巧引领案主具体、深入的探索自己的处境，促进案主认识和了解家庭情况，聊案主认为最自豪的事情，鼓励他多参加活动，融入集体。协助案主对模糊不清的陈述做更详细、清楚的解说，使之成为具体的信息。

2.鼓励案主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运用同理心的技巧表达理解案主的感受；建议案主与父母多交流，适当的通过夸奖来肯定父亲对他的爱，以及继母的不容易。让案主了解情境，宣泄之后能够体会父亲的辛苦。

3.与案主的父亲进行交流，让他尽量多抽出时间来关心案主，与案主多进行沟通，及时化解家庭对案主的负面影响。在工作者的鼓励下，案主说出了参加学校足球队的想法。案主的想法得到了家人的支持，继母还给他买了一套运动服，张某很开心，第一时间告诉我他的快乐。与班主任老师交流，老师很愿意帮助案主改变现在的精神状态，多为案主组织一些集体性的活动，让他融入集体。并进行校园教育培训，让案主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严谨破坏公共物品等。

（三）巩固发展阶段

1.继续运用支持、增能技巧、宣泄技巧等帮助案主表达内心的感受，认识自我。案主现在很喜欢跟工作者讲述自己在学校的趣事，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他的学习成绩也逐渐有所提高，让案主对学习重塑了信心。

2.案主在融入校园集体生活后，和班级同学交流增多，有时会主动找同学出去踢球、跑步等，同学们也愿意和他一起玩。张某减少了去网吧次数，已经不再破坏公共财物，生活中的他多了一丝笑容。

3.很多次工作者在与案主谈话治疗之后，就让继母与案主进行沟通，表示对案主的理解和关心。时间长久之后，案主放松了对继母的戒备，理解父亲的辛苦。工作者常引入话题进行建议与支持，告诉他哪些事情是不可取的，哪些事情是要努力的，案主也非常乐意接受工作者的建议。

（四）结案与跟踪治疗阶段

1.工作者告诉案主，由于还有其他工作，一个月后不能经常陪他一起跑步、聊天了。工作者帮助案主回顾整个个案过程，巩固案主已经取得的成就，增强结案后案主面对问题的信心。

2.工作者根据需要与案主讨论之后的跟进事宜，如果案主离开工作者后仍能保持乐观心态的效果，那么跟进的次数可以减少；如果案主离开服务关系后很快恢复了原来的现状，那么工作者要检视自己的服务效果，做好跟进计划，增加跟进次数。

二、介入与服务的总结评估

1.引导单亲家庭儿童积极参与社会交往。工作者主要采用了心理社会治疗模式，运用了直接治疗、间接治疗、同理心等多种技巧，使案主的基本问题得到解决，同时工作者的自身工作能力也得到提升。体育方面的优势极大的增强了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交流，增进了案主对自己的信心，鼓励他参与集体活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案主的悲观情绪和疑虑。一方面说明案主喜欢运动，运动是他的兴趣，另一方面，说明案主缺乏交流沟通，希望得到别人更多的关心和爱护。

2.坚持以“儿童自身”个别化的特点为主。儿童案主的个别化原则强调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的独特性，社会工作者根据案主的自身的特点与需求，灵活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和技巧，有针对性的开展个案工作。介入服务过程中案主以及父母、老师、邻居的积极配合是本案成功的关键。由于案主在儿童阶段具有灵活多动性，逆反心理强烈等特点，使得在个案过程中不可能是严格的、理想化的工作程序。跟进评估的程度也要根据案主的需要和问题的解决情况而定。

3.增能理论——合理利用社会资源（学校）。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单亲家庭数量不断攀升。由此引发的单亲家庭问题更令人担忧，尤其是单亲家庭儿童的成长与心理问题不容忽视，希望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都重视单亲孩子的成长，多关心多爱护，为单亲家庭儿童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三、心理社会治疗模式的思考建议

心理社会治疗模式从各个方面、各个层面分析当事人的心理问题和不良行为方式，并帮助当事人健康成长，此模式在个案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不断总结和走向成熟，需要继续改进和反思。

（一）加强内外在联系的分析

1.强化对生理、心理、社会因素的内在联系分析。心理社会治疗模式的有关理论分析虽然强调要从案主的生理、心理、社会生活环境着手分析案主的问题，但具体对如何综合这三方面的因素，却没有提出具体的量化标准。在接案过程中，导致在分析案主问题的时候，经常容易陷入简单综合资料的困境。有必要强化对生理、心理、社会因素的内在联系，综合对案主的情境状况进行分析。

2.明确分析的基础。心理社会治疗模式把影响案主的因素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认为这两个不同方面的互相作用导致了案主的不良行为。事实上，案主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概括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因素导致的，影响案主的不是这两个方面的因素。而分析案主问题的基础应该是案主在人际互动过程中的感受，案主如何认识和选择表明外部因素怎样对其发生作用。在接案过程中，工作者应该把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因素结合起来，共同分析案主的行为。

（二）营造良好的个案关系

1.建立平等尊重的关系。心理社会治疗模式在治疗过程中容易将工作者与案主的关系看作是医生与病人的治疗关系，有时会妨碍案主主动性的发挥和问题的消除。可能给案主带来较重的心理压力，同时也会影响工作者与案主的平等交流。工作者也容易将自己视为权威，忽视案主的自决权利。所以在治疗过程中，要与案主建立平等关系，相互尊重，共同解决问题。

2.建立正确的分析方法。心理社会治疗模式希望通过工作者的帮助让案主理清自己不良行为产生和发展的逻辑，它借助于案主过去经历与当前状况、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上的连接，找到案主问题的实质。而这样的分析方法经常是以工作者为中心，以工作者的逻辑来整理案主的问题，因此，带有工作者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从而忽视了案主自身的感受与特点。在治疗过程中，工作者要站在案主的立场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与当前状况的根源，根据个别化原则进行诊断分析。

（三）提高案主的自助能力

1.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心理社会治疗模式涉及的人员往往较多，如案主的并行者和重要他人等。把握不好，不仅不能帮助的案主改善外部环境，有时候还可能起到反向的作用。在个案治疗过程中，工作者要把握住案主身边的重要资源，发掘案主的自身潜能。

社会治理新模式范文第4篇

2.创新基层管理模式，提升网格服务水平。

3.创新基层管理模式，提升网格服务效能。

4.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网格服务。

5.创新社会治理社会化新思路，打造社区工作网格化新模式。

6.大力推进网格化服务管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7.管理全覆盖、资源共分享、管理无盲区、服务零距离。

8.管理网格化，服务心贴心。

9.管理无盲点、服务无缝隙、联系无遗漏。

10.继续解放思想，坚持网格为民，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11.坚持科学发展，加快网格建设。

12.坚持以人为本，贯彻科学发展，落实网格化管理，开展组团式服务。

13.坚持以人为本，贯彻科学发展，推进网格为民。

14.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现社区工作网格化。

15.健全网格管理，推进网格服务。

16.讲科学、谋发展，抓网格、促和谐。

17.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网格管理、服务为民。

18.社区管理推行网格化、信息化，居民服务实现全天候、零距离。

19.社区管理网格化，受惠群众你我他。

20.社区划网格，管理进网格，服务在网格。

21.网格化社会治理新模式，大事小事一“网”打尽。

22.深入推行网格化管理，全力打造和谐新农村。

23.深入推行网格化管理，全力打造文明和谐校园。

24.实行网格管理，完善服务体系。

25.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水平，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26.推动科学发展，加快网格建设。

27.推进网格化管理，实行人性化服务。

28.网格管理员，您的社区管家。

社会治理新模式范文第5篇

智慧化是市（县）域社会治理理念升级的必然趋势。智慧社会是信息社会的高级形态，智慧化是社会治理的全新赋能。智慧化与智能化一字之差，体现了社会治理理念、制度、模式、手段的转型升级。市（县）域社会治理智慧化强调新技术对人的服务属性和对城市发展实际产生的治理效能，它代表着理念更精细、管理更高效、服务更周全、生活更安全、体验更人性的社会治理模式。

与智能化相比，智慧化侧重于以人为核心和目的，力求通过各种智能技术手段和信息集成等技术能力，对海量城市社会治理信息进行要素整合、主动感知、全面采集、数据积累、综合分析、快速反应、科学决策、精准施策，主动发现和思考社会治理精细化需求，进而提供更符合人全面发展需要的社会治理综合性解决方案。

这要求我们必须切实树立起智慧化和全周期管理意识，用好科技支撑的新钥匙和科技驱动的新动能，保障城市生命有机体运转过程的信息顺畅流通、动态全面掌握、预警预测精准、危机快速应对、经验及时总结，使制度和技术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使城市变得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

智慧化是市（县）域社会治理手段革新的必然举措。智慧化意味着社会治理从低效率、粗放式、传统式向高效化、精准化、现代化迭代转型。为此，应当充分运用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手段，打破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用最领先理念、最先进技术、最前沿标准和最经济成本加快推进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打造会思考的智慧大脑，搭建触感灵敏、互联智能、开放共享的城市细胞神经和毛细血管。

此外，还应当加强对市（县）域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内容、核心环节的全面统筹和精细设计，推动数据收集、管理、存储、共享、分析、挖掘、预测、决策手段和能力升级，健全融合市政、交通、卫生、教育、环境、应急、就业、社保、养老等重点领域的综合型社会治理数据库，完善城市民生服务智慧应用综合平台，加快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真正用智慧化手段把准城市脉搏、激发城市潜力、推动城市善治，构建起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智慧治理的五维社会治理模式。

智慧化是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必由之路。智慧化作为基于新技术的治理模式，可以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具体载体和实现路径。

首先，智慧化治理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和数字空间有效推动智慧互联、重心下沉、资源融合、全民参与、一体协作，使每个群众都能成为治理数据提供者、治理议题发起者、治理问题监督者、治理决策建议者、治理过程参与者。党wzf可以通过高效便捷的方式了解基层利益诉求和意见建议，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多元化渠道依法参与城市治理，有助于形成以新技术为支撑、以协商为基调、以融合参与为特色的党群互动、政社共治、政企联动的自贸港市域社会治理新生态。

其次，智慧化治理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物联网等手段将社区管理者、社会组织、居民等自治主体组织动员起来，将物业管理、疾病防控、环境监测、风险排查、矛盾化解等信息融合进入社区智慧平台，建立集线上政务、线上调解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社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引导社区居民通过智慧平台密切日常交往、参与公共事务、开展协商活动、组织邻里互助，夯实群众自治和群防群治等治理优势，构建智慧社区新模式。

智慧化是增进人民福祉的必然选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自贸港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立场。应当把人民需求作为智慧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满意度作为检验智慧化成效的核心标准。

当前，人民群众的、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需求日益增长，推动市（县）域社会治理智慧化的第一要务就是通过建设更符合人民需求的聪明智慧城市，使人民群众得以更好地感受城市温度、参与城市治理、享受城市服务、共享城市红利，不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