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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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新模式范文第1篇

关键词：空巢村；治理模式；温州农村

引论

温州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十四个沿海城市之一，其经济总量与人均GDP都名列全省乃至全国前茅。然而，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受到利益杠杆的驱动，本土精英出现大量的“外向型”流动，他们的主要活动已经转向了城市，部分农村甚至出现了本地青壮年人口“空壳化”趋势，即所谓的“空巢村”现象。“空巢”意指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永久性或暂时性的向城市迁徙，许多村庄常住人口数量锐减，留在农村的大部分是老幼妇孺。由于传统农村精英的外流以及缺乏对农村公共事物的积极参与，以致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而在温州，与空巢村相伴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高。最终，“空巢”的温州农村并没有出现理想的乡村治理模式，而是更多的表现出超前的村民市民化倾向，这给温州农村治理模式特别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说，温州的空巢村问题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其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创新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社会转型与“空巢村”的形成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有目共睹。然而，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不断推动着城镇化的进程。在此过程中，我国农村社会相应地出现了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转移的现象，致使许多农村居住的人口数量锐减，而其中老幼妇孺占据大多数。这也是“空巢村”最为突出的表象之一。纵观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我国“空巢村”的产生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它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也是在社会变革、经济发展以及生计所迫等多种社会因素影响下所产生的。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城乡壁垒，加速了劳动力流动。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属于典型的计划体制经济国家。由于当时的政策导向，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将经济资源由农村向城市聚集，城乡收入差距逐渐形成。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相对而言，农村社会的经济状况表现得更加贫穷、落后。农村不仅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有限，其劳动生产的收益率也相当的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显示，2010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已达到3.23：1，成为了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农村居民仅凭农业生产，根本无法获得足够的经济收入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因此，绝大部分有能力，敢于冒险、尝试新鲜事物的的青壮年农民就离开落后的农村，去往存在更多就业机会的大城镇，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这也恰好体现了“空巢村”的实质：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的转移的过程。以温州农村为例，温州人素来有经商的传统，据有关调查显示，温州有外出经商者近300万，每年新增外出人口10万人。在部分乡镇，几乎所有的青壮年劳力都外出务工或经商。因而，温州农村的“空巢村”现象，在我国就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二，社会文化区域性发展加大了城市相对于农村的竞争优势。

从我国社会历史的变迁来看，我国逐步从最初的农耕文明社会向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迈进。而与此同时，我国农村与城市的文化界限越来越清晰，长期以来的平衡似乎难以维持，城市不断地加速向文明发展，而农村却逐渐成了“落后地区”的代名词。虽然整合城乡步伐，加快农村与城市融合的一体化建设不断地被提出，但城乡区域化分离现象依旧十分显著。突出表现为，农村村民科学文化素质不高，与城市聚集的精英相去甚远。现实也表明，社会文化区域性发展与转型在不断加大的今天，文化力越来越成为区域发展和竞争的重要力量。现代化的城市，汇聚了现代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相对于落后的农村，城市更具有竞争优势。

城市各种专业人才汇聚，拥有先进的新文化、高端的新科技、科学的新理念，所带动的产业发展也是高效率、高效益的，这也创造了发达的城市文明。城市存在着各种机遇与挑战，敢于冒险的农村青壮年和具备专业技能、知识的高端人才都拥挤到城市寻找更好的发展空间。相对于农村，城市拥有绝对的竞争优势。相关统计显示，农村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显然低于城市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因此只有在发展迅速的城市，普通的农村居民才能不断地开阔视野，学习到新的技术技能，从而掌握更多更高端的文化，增强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以此，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劳动价值。

第三，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也导致农村精英的流失。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各种物资都极为贫瘠。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公共医疗卫生事业服务、公共教育服务、公共文化娱乐设施建设这三方面。就其公共医疗卫生事业方面而言，落后的农村乡镇医疗机构存在着诸如业务用房紧张、设施简陋、优质医务人员缺乏等现实问题。而在公共教育服务方面，农村面临着教育机构数量稀少、规模小、办学效益较差、教育资源也相对贫瘠等境况。在公共文化娱乐建设上，又可将其不足概括为农村的文化娱乐点少，设施差，布局不合理等。

事实上，农村公共资源的供给不足，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优先发展城市的思路有关。这意味着城市的社会公共资源是相对富足的，也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去城市生活。比起落后的农村，城市相对完善的公共服务体制，更能给人提供一定的公共基础保障。况且在教育事业备受关注的今天，城市的高升学率拥有绝对的吸引力。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基于“望子成龙”的渴望，愿为了子女的美好将来付出一切艰辛。这一渴望，更是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将子女送往城市就学的同时，他们也跟着进城务工、经商等。从而，实现了农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

二、“空巢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

第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制约农村生产力发展。

随着我国城市化不断地加速发展，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地涌向城市已成为了势不可挡的趋势。与此同时，我国农村经济由于有效劳动力的流失，受到很大的限制。而剩余劳动力明显不足的“空巢村”，更是老弱病残农业的典型。“空巢村”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村中人口稀少、分布相对分散。“空巢村”不仅没有高效的农业生产技术或设备，也缺乏最普通的年轻劳动力，这些都直接导致农业生产力低下，农民的农业生产效益甚低。目前温州的农业就可被称为“老弱病残”农业。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社会发展的历史因素，温州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几乎都是向外输出，仅剩 “老弱病残”成为了农业的主要劳动力。精英的流失，使得农村缺乏专业管理人才，村庄的治理更是变得难上加难。

第二，“空巢老人”问题越发突显。

空巢老人是指子女常年不在身边，独自生活的老人。据民政部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温州农村的空巢老人问题也非常严重，有关数字显示，早在1995年温州就进入了老年型社会；2009年末，温州60岁以上人口已达108.10万，占总人口的13.87%。其中，老龄化程度排名前三的鹿城区、文成县、泰顺县，老龄化程度与欧洲发达国家相当。

很多的温州农民已拖家带口离开农村，可偏偏固执的老辈们一直坚守留在农村生活。诸多温州子女，在外经商，财富有了累积。因此，在物质生活上不会亏待留守的老人。可是，没有子女在身边陪伴，老人心理上孤苦无依，精神生活无以慰藉。更为特殊的是，温州这个侨乡，很多温州农村“空巢老人”的子女都已移民国外，老人难舍故土，坚持留守。“空巢老人”的赡养问题日益逐渐突出。

第三，“空巢村”的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备受考验。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根据权威调查，在2005年我国农村的 “留守儿童”数量已超过了5800万人。当前，我国留守儿童数量仍有不断上升趋势，据有关数据统计，温州农村大约有留守儿童7万名，他们大多由老辈们或是亲朋好友代为监护、抚养，将其称之为“寄养”。

然而，没有父母在身边教育、抚养，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都存在问题。众所周知，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从小就缺乏正确的指引、教导，很难培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亲情缺失，启蒙教育缺失，不免使得留守儿童心理有偏差。对此，“空巢村”留守儿童的“情感空巢”、“教育空巢”问题就十分令人担忧。

第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减少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公共产品供给量很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及其公共服务建设结构不合理。例如，在村民自治中，缺乏专业管理人员，村庄的村容村貌破旧落后；而劳动力的缺乏，致使其基础设施建设也很不完善；且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农村居民的保障水平仍旧十分低下，与城市存在很大差距，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就相对落后很多。此外，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不均衡，表现为对城市有偏向投入，而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三、“空巢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思路

“空巢村”所带来的是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城镇化、工业化的必然趋势。若违背这样的必然趋势，则会严重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空巢村”的治理，并非绝对性地要求已流向大城市务工、经商的青壮年全部回流。而是应建立在有效缓解或彻底解决现状的基础上，冲破现在的困境，寻找新颖的治理模式。

第一，统筹城乡人力资源配置，创造人才发展平台。

首先是想方设法探索如何破解“空巢村”精英流失，专业人才缺乏的局面。必须从贯彻新农村建设中“统筹城乡发展”这一要求出发，统筹城乡人力资源配置。其中的关键的是创造让人才施展才能的平台。政府应当在这方面出台优惠政策，给予精英们比较优越的条件，让他们愿意回到农村工作，为农村治理贡献自己的特殊力量。换而言之，引进人才是促进“空巢村”发展 的原动力，而政府在政策上的鼓励和支持就是给予他们成长的“土壤”。为了“空巢村”治理，要迈出的第一步就必须是引进人才尤其是专业人才，这势必能对振新“空巢村”有所贡献。

第二，在外劳动力返乡创业，带动本地经济发展

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打拼，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财富，学习到了新技能、新理念，可以鼓励他们返乡创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农民工返乡创业热潮”的掀起，有部分是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其生活成本来得更低。在此方面，政府应大力推广创业扶持政策，相关部门则要做好充分配合工作。积极支持、引导小型产业发展，优化其经济、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例如加大对创业村民的培训投入，提高其科学文化素质；放松创业资金贷款条件限制，拓宽融资渠道等，最终实现更好地带动本地经济发展，让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缓解或去除“空巢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

第三，保障“空巢老人”物质、精神上的双重需求，实现老有所养。

在社会化养老保障制度与养老设施尚未完善的境况下，“空巢老人”是一大社会困扰。为此，积极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帮助独居老人安享晚年的必要举措之一。在温州农村的“空巢老人”，其子女都举家移民国外，剩下孤零零的老人独守着那片故土。虽然，物质上挺富足的，可精神上却是极大的匮乏。针对这一情形，则更要关注老人们的精神生活。政府资助一部分，再向“空巢老人”的子女们募集一些资金，然后可构建集中区域化的养老模式。建立区域养老机构，将十分分散的“空巢老人”生活在一起，不仅给其提供基础的生活所需，还帮其安排策划一些娱乐节目，满足精神生活需求。

第四，关爱“空巢儿童”，促其身心健康发展。

在“空巢儿童”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引导、教育是十分关键的。然而，很多家长外出务工、经商，就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物质生活，可却忽略了更重要的孩子的心理成长。因此，首先家长要努力纠正他们“金钱至上”的观念，取而代之灌输他们要给孩子更多的关心与爱护。其次，学校要加强监督教育及时疏导孩子，多开展集体活动，给予必要的关心、鼓励。再次，政府应当积极推出优惠政策，完善教育体制，解决“空巢儿童”的生活、医疗、受教育等问题，保障“空巢儿童”感受到平等的对待。

第五，借鉴温州“农村新社区”建设经验，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

温州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形成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温州农村主动向前迈进一步，探索“农村新社区”建设，完成“农村到社区，农民到市民”的转变。温州“农村新社区”是一个在当前特定时期通过农村实行“三分三改”农户集聚形成的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三分三改”指“政经分开、资地分开、户产分开”和“股改、地改、户改”。这样不仅有助于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也推动了温州农村的转型发展。而其社区的组织构建，则是通过“并、联”的方式将市、县、镇5405个行政村组建成856个农村新社区，整合农村新社区基础设施，形成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社区综治服务中心、社区计生卫生中心、社区文体活动中心、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等五大功能设施网络。这些举措不仅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也通过资源整合使村民享有更多更好的社会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空巢村”的产生。

参考文献：

[1] 林振兴.温州14万余名的空巢老人缺个知心聊天人[N].温州都市报，2011-09-30，A14.

[2] 王乐文.让留守儿童告别弱势心态[N].人民日报，2011-08-18，第19版.

社会治理新模式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会网络；社会关系；入职管理；员工关系

员工的离职行为一直以来都是管理学领域研究的热点，近些年“networks（网络关系）”作为解释员工离职的新视角颇为引人关注，学者们提出了多种离职影响模型并进行实证验证来解释员丁=的离职行为。但是，他们忽视了新员工融职这一管理环节，Joumal Sentinel Inc，研究发现，成功的融职管理可以降低员工的离职率。在某些特定的工作群体中，由于其隐藏的高福利等性质，员工的离职率很低，成功融职管理的意义在于缩短员工的职业倦怠期，提高工作满意度。

一、社会网络与新员工融职管理

社会网络理论抛弃了以往关注个体间相互作用的微观研究方法，将个体放在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系统中，认为个人在企业中知识信息的获取、情感的交换以及组织承诺的建立等行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嵌人在各种社会关系网之中的。

新员工融职（new employee orientation），也称为新员工定位或新员工引导，是一个动态社会化过程，即组织要帮助新员工适应组织文化，避免新员工由于不熟悉组织文化而破坏组织原有信念和习惯的现象发生。Hellman，Steven Wendell研究发现，如果在新员工第一个60天内进行正式的融职培训将比未参加培训的员工拥有高组织荣誉感。Kanouse，Daniel N；Warihay，Philomena I，通过20多年的研究发现，员工成功融人一个组织的标志包括成为其工作直接环境的主人（masters）、融入团队以及实现自己的高自尊（selfesteem）。

员工成功融职管理与组织社会关系息息相关，二者的互动机制是本文研究的焦点。

二、社会网络对新员工融职管理的作用机理以及模型构建

组织内的社会网络关系由于个体和组织性质的差异显得错综复杂，所以其研究的视角也多元化，本文从动静结合的角度选取了以下四个方面以探索社会网络关系与新员工融职管理间的作用机制，从而构建新员工融职管理模型。

（一）网络中心性与融职引导

Feeley和Barnett在分析离职因素时利用网络中心建立了“侵蚀模型（Erosion Model）”，指出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不同位置会影响他的工作态度和组织忠诚度。新成员的加入必定会破坏原有的社会网络结构，不同性格、不同文化背景等差异性原因的存在，有经验的员工会迅速占领社会网络中心位置，有效便捷地为其提供正向的情感支持和沟通交流的平台，促进企业与自身双方信息的快速共享和流通，实现信息向员工岗位胜任能力转化。同时，处在网络中心位置易得到上级领导的信任和支持，而上级领导的信任通常被看做是员工实施工作的重要驱动力和获得成功融职的关键因素之一，其意义在于能频繁地提供沟通反馈机制和及时纠正融职偏差，从而帮助新员工构建竞争优势，获得可持续快速成长。相反，若是新成员处在组织边缘，被组织内的既定成员重视程度低，不仅会造成资源和信息获取的劣势，降低工作热情，严重者还会萌发离职意愿。

基于此，本文提出个人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位置对融职过程影响的假设如下：

假设1a：居于组织内社会网络中心位置对新员工融职积极性有正向影响；

假设2b：居于组织内社会网络边缘位置对新员工融职积极性有负向影响。

（二）网络结构强弱联结与新员工融职管理有效性

Burr认为，在社会网络结构中，如果两个不直接相连或是关系中断的个体之间，就出现了“洞”，即“结构洞（Structural Hole）”，结构洞内填充的是弱联结；如果个体之间紧密相连，没有出现间断，那么网络从整体上看是高度严密的强联结。

结构洞能为员工带来非冗余信息，因为弱关系是发生在不同的信息桥之间的，跨越了不同的信息源。对新员工而言，弱联结体现为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之间的关系。不同的信息源，使新员工获得多元信息、接触多方位人才，不仅能全方位了解组织内人员结构、业务流程、规章制度和企业文化等，而且能拓宽社会网络，延长人脉关系，建立长期多元的情感归属。

与弱联结相比，强联结通常是发生在内卷化群体或是同部门之间。内卷化群体是指具有相同特质的非正式群体，该群体是以员工个人社会影响力形成的，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力的群体的中心。对新员工而言，强联结的网络结构在其职业获得上凸显重要性。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很多职业的获取是依靠员工的亲属、家人或是朋友帮忙促成的，因为深入组织某个特定角色的情景化知识与个体的理想预期通常是存有偏差的，新员工在进入组织阶段时常会遭遇到适应困境。强联结能使新员工在入职前期对组织的薪资报酬、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和人员结构等相关信息有不同程度的感性认识，对未来的特定情景化的工作背景与自己的理想状态之间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从而更容易建立起对组织的信任关系。

在组织内部，强联结的好处在于成员问的频繁互动可以使员工迅速融人到组织已有的团队中去，建立起信任的友好的关系，分享高质量、复杂的隐性知识。同时，在强联结的网络关系中，新员工带来的新思想和新技术，由于彼此之间的信任，能够较快在组织中得到扩散，有利于个人优势的发挥。

基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强弱联结对新员工信息交换的影响的假设如下：

假设2a：网络结构中的弱联结有助于新员丁多元化信息的交换；

假设2b：网络结构中的强联结有助于新员工信任关系的建立。

（三）组织氛围与新员工的团队融人

吴冰认为，组织氛围与社会网络关系存在相互依存、紧密相连的关系，社会网络体现并影响着组织氛围，而组织氛围也会改变社会网络。组织管理理念、文化、制度以及员工价值观等都会影响着网络中各成员的交流与互动。他指出，由于背景相似的本地人员在组织中易形成“小圈子”，而这些小圈子是高凝聚、高承诺和高认同的，他们排斥外地员工的加人，使他们难以得到必要的尊重，孤立无援，这不但不利于消除新员工对于组织的陌生感，还会使新员工产生更大的心理负担。以此相类似的还有以部门为单位的“部门文化”的形成，部门之间竞争激励。相互漠视，互不来往，这间断了组织氛围的整体联系性，造成分割的局面，影响新员工对组织整体态势的把握，造成工作上的复杂和困难，影响其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造成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的降低。

当然。有些组织鼓励员工密切联系，其组成小集体的目的在于交流新想法和解决困难，新员工在团体的带动下，能较快明确公司的发展方向，使自己的奋斗目标与公司的要求一致。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假设3a：和谐的组织氛围有利于新员工融入团队；

假设3b：不和谐的组织氛围阻碍新员工融入团队。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如图-1所示的社会网络对员工融职影响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关注的网络中心位置和结构洞相关理论都是从比较静态的结构主义人手的，从组织的角度考察社会网络对个人融职过程的影响。

（四）动态的网络视角与新员工融职管理

如果试着从个体行为出发，考察个体是如何占据组织的中心位置，或是个体利用结构洞的相关理论获取多元化的信息，那么整个社会网络将会变成一个持续动态的演化。Perry-Smith从个体行为出发。提出个体行为与网络结构的相互影响关系，提出拥有较多组织强联结的个体会自发的由边缘向组织的中心位置靠拢。新员工的融职过程是个体与组织相互磨合，相互妥协的过程，二者一起发生演变，原先组织氛围、网络结构会对新员工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同样，新员工的加入也会破坏原有的社会网络关系，产生以新员工个人为中心的小的社会网络结构（如图-2所示），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在组织氛围的共同作用下，每个个体与组织的融合程度和进程也是有差异的，这也强调了在融职管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员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自身的情况，去完成角色的习得和团队的融入；同理，组织也要关注个体的差异性，为每个个体制定适合其特点的融职策略和帮助建立相应的网络结构。

根据上述，笔者认为，融职的关键在于在新员工融职的有限时间内，组织和个人通过改变原有的社会网络关系，协调建立新的社会网络，实现新员工的角色习得、团队融入和价值的确认，最后实现个人与企业战略的高度融合。所以，在社会网络视角下建立起的融职管理模型是动态持续变化，并且强弱相连的，如图一3所示，A1、A2是处在中心位置的员工圈子，其拥有强弱联结社会网络关系，是组织关注的重点。处在E1和F1的新员工在融职期间通过组织和自身的共同努力下，由不断向组织内部，即A1的包围圈C1、C2、D1、D2或A2包围圈B1、B2、E2、E2靠拢，融入A1或A2的团队中，既吸收A1与D1、D2、C1、C2形成的强联结内的信息建立信任关系，又与A2形成的圈子建立弱联结进行多元信息的交换和取得组织多方的支持，以期融入组织整体氛围。最终成功融职管理的状态是，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与组织各大圈子强弱相连的循环系统，顺利实现局外人向局内人的转变（如图-4所示）。A表示新员融职成功后建立起的强联结，B、C、D、E、F是组织中多样化的社会网络圈子，与A保持着弱连接。

三、讨论与结论

从社会网络的人员组成来看，与新员工息息相关的社会网络关系主要是人力资源部、上级主管部门以及朝夕相处的同事，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他们可以提供哪些支持帮助其走进组织的网络中心位置，新员工又可以获得哪些必要的支持方向。

（一）人力资源部与上级主管部门

如表-1所示，人力资源部与上级主管部门可以从文化圈和价值观确认、岗位胜任能力的塑造、职业通道设计、持续有效的沟通和必要的组织关怀等方面进行融职支持，以期帮助员工消除陌生感，建立情感归属。

（二）同事之间以及相关协作部门的关系的支持

社会治理新模式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妊娠妇女;心理健康;结构方程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model of the pregnant female’s mental health， SSR， SCS in Shanghai Jing’an. Methods We randomly chose the pregnant women from 8 weeks to 40 weeks as the samples， and we used the SCL-90， SSRS，SCSQ as the tools.Results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had been influenced directly by SSR and SCS， meanwhile indirectly influenced the SSRS’s use and SCSQ’s negative factors.Conclusion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pregnant female. To enhance the family and social support meanwhile reduce the SCSQ’s negative factors are the effective approaches.

[Key words] pregnant female;mental health;SEM

妊娠被认为是一个提示性的可预见事件，是向成熟化、成人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女性的人生发展的重大生活事件[1]。由于内环境及外在生活环境等的改变，妊娠也可能成为一种危机，妊娠经常导致状态失衡，产生焦虑、抑郁情绪[2]。有报道显示:孕妇心理状态与孕妇处世表现、情绪控制、流产史、与父母关系、对分娩心理准备、家庭角色认同因素等有关，其中与父母关系不和，对分娩心理准备不充分，恐惧紧张及疑虑是影响孕妇心理状态主要的因素[3]。因此本研究探求影响怀孕女性心理健康的相关因素以及相互的关系，为今后加强妊娠妇女心理健康保健工作提供一些参考数据，并有一定的借鉴指导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次调查选取在静安区妇幼保健所怀孕建卡的孕期8～40周的妊娠女性为入组对象，由经过调查培训的妇幼医生以及精神科医生，进行现场发放、指导、填写、回收并核查。本调查为2007年7月-2010年7月于本妇幼保健所建卡、就诊和随访的孕期女性，随机整群抽取3200份问卷，有效问卷3167份，问卷有效率98.97%。

1.2 调查工具

主要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工具主要包括:(1)孕妇基本情况调查表:为孕妇的基本人口学及孕期资料。(2)症状自评量表(SCL-90)共90个条目，包括10个症状因子，采用五级评分(1～5)：1=没有，2=很轻，3=中等，4=偏重，5=严重。根据各因子分高低来评估心理健康水平，评分越高说明身心症状越重，表示心理健康水平越差。统计指标为总均分及各症状因子分。(3)社会支持自评量表：该工具由18个条目组成。记分根据受试者回答的“没有”记0分，“有时”记1分，“经常”记2分，累计。最后若总分>26分，可视为异常。分值越高，越说明其社会支持越缺乏，本量表特别强调在孕期期间的社会支持作用[4]。

1.3 统计学处理

本调查采用Epi.Data 3.0进行建库、数据录入，采用SPSS For Windows 16.0，AMOS5.0统计软件对本数据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调查共3167名妊娠女性，孕期平均为12.89±10.89周;年龄20～47岁，平均为30.45±10.96岁。

2.2 结构方程模型研究

2.2.1 模型假设

本研究设定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1，孕期女性心理健康作为外生潜变量，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作为内生潜变量，显变量躯体化、强迫等作为心理健康的外生标志，显变量主观、客观和利用度作为社会支持的内生潜变量的内生标志，显变量消极、积极作为内生潜变量应对方式的内生标志。

为进一步了解孕期女性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因子关联性，探索心理健康水平与孕期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本研究采用Amos5.0统计分析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modeling缩写为SEM)验证本研究中的模型假设。图1 孕期女性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模型假设

2.2.2 孕期女性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模型评价

依据相关研究假设，对图1的模型假设进行了初步的检验[5]。主要以卡方值(χ2)、自由度(df)，拟合优度(goodness-of-fit index， GFI)，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增量拟和指数( 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以及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mean squared residua，l RMSEA)作为评定模型拟合度的修正指标。一般而言，GFI、IFI、CFI在0. 90以上，RMSEA值小于0. 1表示好的拟合，低于0. 05表示非常好的拟合。采用斜方差结构模型的极大似然法对假设结构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经修正调整后模型中，χ2=511.102，χ2/df=3.932，P

由模型可见(图2)孕期女性心理健康与躯体化、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恐怖因素皆有直接的影响，同时孕期人际敏感直接影响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效应值：0.75，P=0.000)，孕期抑郁、焦虑直接影响应对的消极方式(效应值：0.77，0.69，P=0.000);孕期社会支持直接受主观(心理感受)和社会支持利用度的因素影响(效应值：0.67，0.78，P=0.000);孕期女性应对方式直接受应对的消极和积极因素的影响(效应值：-0.37，0.63，P=0.000);孕期心理健康又直接受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影响(效应值：0.32，0.28，P=0.000)。心理健康通过抑郁因素对应对方式有正性间接影响：效应值：(-0.77)×(-0.39)=0.3003，P=0.000;心理健康通过焦虑因素对应对方式有正性间接影响：效应值：(-0.69)×(-0.39)=0.2691，P=0.000;心理健康通过人际敏感因素对社会支持利用度有负性间接影响：效应值：(-0.75)×0.78=-0.585，P=0.000。图2 孕期女性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模型关系

3 讨论与建议

3.1 孕期女性多因素关系要求新的社会支持模式

本次调查研究孕期女性心理健康直接受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影响，与原假设模型还是有不同的。孕期女性的客观社会支持因素并未进入方程模型，即可看出较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如家庭、婚姻、朋友、同事或组织、团体的交际等所获得的程度，个体更容易受到社会的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绪体验和满意的影响。同时心理健康又通过人际敏感(即人际敏感的孕期女性获得社会支持力度更差)间接影响社会支持利用度。现代医学要求新的医学服务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的服务模式，强调以人为本，要从单纯的医疗处理到生理、心理、社会适应的全面支持。因此本研究干预也着重针对性地使用了孕期支持性心理咨询方式，给予孕期女性更多的主观情感支持和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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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孕期心理健康间接影响社会支持与应对

近些年上海市出台的妇幼保健工作计划中均提到加强孕产妇的心理保健，要求各医院设立孕妇学校，上课内容均有这方面的内容宣教，但只是进行医学知识宣传、集中授课这种传统的教育手段，讲授内容多为营养保健以及胎教、心理基本知识等方面知识，缺乏对孕期如何进行心理调节的具体指导并没有对抑郁和焦虑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也没有对教育结果进行评估，无法知道这种方法是否有效，以及能够对孕妇起到什么切实的帮助。 根据本次调查研究，从本组资料可看出，初孕妇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恐怖情绪和躯体不适感，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负性情绪，这与蒋玉卉等[5]报告的资料相符，心理健康通过抑郁因素对应对方式有正性间接影响，通过焦虑因素对应对方式有正性间接影响，通过人际敏感因素对社会支持利用度有负性间接影响，即孕期心理健康水平越差孕期社会支持利用度和应对方式越差，从而会增加孕期女性生理和情绪不适的风险。据德国调查资料显示[6]，由于孕妇紧张、恐惧而分娩的畸形儿是德国统一前的10倍。斯托特对1300名儿童及家庭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妊娠期间彼此反目、口角频繁的孕妇，心理压力大，所生孩子在躯体和精神上出现缺陷概率大。余展飞等[7]指出，孕期过度紧张、恐惧、悲伤等情绪，可使血管痉挛，肾血流量减少，影响母体内分泌和胎儿血液循环，证实恐惧不安使血中出现硫苯二酸衍生物，从而影响胎儿发育。李慕军等[8]认为:高水平的焦虑和抑郁与脐带绕颈的发生有密切关系。近年来，有些研究报道表明，分娩前有焦虑、抑郁的表现，其产科合并症发病较高[9]，产妇的精神状态能够影响机体内部的平衡，是影响分娩的四个重要原因之一[10]，最终导致宫缩紊乱或乏力，致产程延长，造成难产[11]。因此积极应用孕妇学校与心理支持(个体咨询和团体咨询)相结合，探索积极缓解孕期女性的焦虑、抑郁情绪的有效干预模式。国内朱丽丽[12]、李岩等[13]学者都在各自的研究报告对心理健康干预及孕妇学校的心理辅导进行了效果评估，结果都得到了支持性结果。

孕期的心理健康保健是优生优育重要保障之一，城市孕期保健工作加强孕期家庭和社会支持利用度，减少应对方式的消极因素是促进孕期女性心理健康的有效途径。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工作环境不同，来自家庭经济及工作压力、婆媳关系、对新生儿性别的期盼、分娩后经济、社交能力以及孕产妇自身性格的内在、外在表现等因素均可导致孕产妇负性情绪的产生，孕妇学校的普及应用，为广大孕妇提供了优生优育、自我监护、孕期营养等知识培训，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孕期心理的压力，但由于其缺乏针对性，不能从根本上满足孕产妇的个体心理需求，从而减轻其困扰。为此，运用心理指导联合孕妇心理放松操来探讨积极的综合干预对改善产后心理健康状况的作用。积极应用孕妇学校与心理支持(个体咨询和团体咨询)相结合，探索积极缓解孕期女性的焦虑、抑郁情绪的有效干预模式，结果都得到了支持性结果。

参考文献

1 白克镇，李宗恒，陈冬寓.临床孕妇心理卫生状态调查.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4，8(1):20.

2 栾荣生，罗小辉，奚祖庆，等.生活事件及其影响因素的人群研究.中国行为医学科学，1999，8(1)：15.

3 袁浓根，赵苗青.孕妇产前心理状况调查.中国妇幼保健，2005，20(13)：1682.

4 张明因.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36

5 邱浩政，林碧芳.结构方程模型的原理与应用.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2.

6 蒋玉卉，方润领，郎海燕.180例初孕妇女心理状况调查.健康心理学杂志，2000，8(4):434-435.

7 华嘉增.妇女保健新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65.

8 余展飞.心身医学与心身疾病.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265.

9 李慕军，冯启明，陈悦，等.脐带绕颈孕妇的焦虑抑郁病例对照研究.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005，22(4):528-529.

10 徐俊冕，严和骎，吴文源.医学心理学，第2版.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6，210-211.

11 陈华，王雅珍，郑营，等.孕妇心理因素对分娩的影响.中华妇产科杂志，2004，29(1):45.

12 朱丽丽，卢树敏，薛小丽.孕妇心理问题干预效果分析.中国妇幼保健，2004，19：58-59.

社会治理新模式范文第4篇

2.创新基层管理模式，提升网格服务水平。

3.创新基层管理模式，提升网格服务效能。

4.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网格服务。

5.创新社会治理社会化新思路，打造社区工作网格化新模式。

6.大力推进网格化服务管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7.管理全覆盖、资源共分享、管理无盲区、服务零距离。

8.管理网格化，服务心贴心。

9.管理无盲点、服务无缝隙、联系无遗漏。

10.继续解放思想，坚持网格为民，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11.坚持科学发展，加快网格建设。

12.坚持以人为本，贯彻科学发展，落实网格化管理，开展组团式服务。

13.坚持以人为本，贯彻科学发展，推进网格为民。

14.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现社区工作网格化。

15.健全网格管理，推进网格服务。

16.讲科学、谋发展，抓网格、促和谐。

17.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网格管理、服务为民。

18.社区管理推行网格化、信息化，居民服务实现全天候、零距离。

19.社区管理网格化，受惠群众你我他。

20.社区划网格，管理进网格，服务在网格。

21.网格化社会治理新模式，大事小事一“网”打尽。

22.深入推行网格化管理，全力打造和谐新农村。

23.深入推行网格化管理，全力打造文明和谐校园。

24.实行网格管理，完善服务体系。

25.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水平，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26.推动科学发展，加快网格建设。

27.推进网格化管理，实行人性化服务。

28.网格管理员，您的社区管家。

社会治理新模式范文第5篇

智慧化是市（县）域社会治理理念升级的必然趋势。智慧社会是信息社会的高级形态，智慧化是社会治理的全新赋能。智慧化与智能化一字之差，体现了社会治理理念、制度、模式、手段的转型升级。市（县）域社会治理智慧化强调新技术对人的服务属性和对城市发展实际产生的治理效能，它代表着理念更精细、管理更高效、服务更周全、生活更安全、体验更人性的社会治理模式。

与智能化相比，智慧化侧重于以人为核心和目的，力求通过各种智能技术手段和信息集成等技术能力，对海量城市社会治理信息进行要素整合、主动感知、全面采集、数据积累、综合分析、快速反应、科学决策、精准施策，主动发现和思考社会治理精细化需求，进而提供更符合人全面发展需要的社会治理综合性解决方案。

这要求我们必须切实树立起智慧化和全周期管理意识，用好科技支撑的新钥匙和科技驱动的新动能，保障城市生命有机体运转过程的信息顺畅流通、动态全面掌握、预警预测精准、危机快速应对、经验及时总结，使制度和技术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使城市变得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

智慧化是市（县）域社会治理手段革新的必然举措。智慧化意味着社会治理从低效率、粗放式、传统式向高效化、精准化、现代化迭代转型。为此，应当充分运用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手段，打破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用最领先理念、最先进技术、最前沿标准和最经济成本加快推进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打造会思考的智慧大脑，搭建触感灵敏、互联智能、开放共享的城市细胞神经和毛细血管。

此外，还应当加强对市（县）域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内容、核心环节的全面统筹和精细设计，推动数据收集、管理、存储、共享、分析、挖掘、预测、决策手段和能力升级，健全融合市政、交通、卫生、教育、环境、应急、就业、社保、养老等重点领域的综合型社会治理数据库，完善城市民生服务智慧应用综合平台，加快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真正用智慧化手段把准城市脉搏、激发城市潜力、推动城市善治，构建起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智慧治理的五维社会治理模式。

智慧化是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必由之路。智慧化作为基于新技术的治理模式，可以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具体载体和实现路径。

首先，智慧化治理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和数字空间有效推动智慧互联、重心下沉、资源融合、全民参与、一体协作，使每个群众都能成为治理数据提供者、治理议题发起者、治理问题监督者、治理决策建议者、治理过程参与者。党wzf可以通过高效便捷的方式了解基层利益诉求和意见建议，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多元化渠道依法参与城市治理，有助于形成以新技术为支撑、以协商为基调、以融合参与为特色的党群互动、政社共治、政企联动的自贸港市域社会治理新生态。

其次，智慧化治理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物联网等手段将社区管理者、社会组织、居民等自治主体组织动员起来，将物业管理、疾病防控、环境监测、风险排查、矛盾化解等信息融合进入社区智慧平台，建立集线上政务、线上调解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社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引导社区居民通过智慧平台密切日常交往、参与公共事务、开展协商活动、组织邻里互助，夯实群众自治和群防群治等治理优势，构建智慧社区新模式。

智慧化是增进人民福祉的必然选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自贸港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立场。应当把人民需求作为智慧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满意度作为检验智慧化成效的核心标准。

当前，人民群众的、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需求日益增长，推动市（县）域社会治理智慧化的第一要务就是通过建设更符合人民需求的聪明智慧城市，使人民群众得以更好地感受城市温度、参与城市治理、享受城市服务、共享城市红利，不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