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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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基本出发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法；适度监管原则；正当监管原则；有限监管；有效监管
〔中图分类号〕D922.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2）03-0068-04
近年来关注金融法基本原则的文献有一些，但专门研究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的却较少。个别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述，①还往往混淆了基本原则与法律价值的界限，以致将金融监管法所欲追求的目标视为金融监管行为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则。这显示了相关研究的薄弱和不足。
按照《布莱克法律词典》（BLACK'S LAW DICTIONARY）的定义，所谓原则，是指“法律的基本真理或准则，一种构成其他规则的基础或根源的总括性原理或准则。”据此可以认为，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金融监管法实践运作全过程之中，作为金融监管具体法律规范基础的指导思想和原理。构成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在我们看来，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要素。第一，效果上具有普遍性。即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必须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全部实践过程，能够指导金融监管立法、执法、司法以及守法等各个方面。第二，形式上具有抽象性。即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不具备作为金融监管法律规则必备的三个要素，它往往只指出法律对于金融监管行为的倾向性要求，而没有提供具体的行为模式。这种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性质使得法律原则比规则更具有稳定性，适用的范围更为广泛。第三，内容上具有特定性。也就是说，能够反映金融监管法作为一类内容、性质和价值取向相近的法律规范的基本精神和共同本质。因此，基本原则必须能够针对金融监管介入市场的范围、方式以及自我监督等等问题的解决提出一般性的准则或指导思想。
根据上述对基本原则构成要素的探讨以及前文有关金融监管法的理论及实践的分析，我们认为，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有两项，即适度监管原则和正当监管原则。
二、适度监管原则
金融监管法是在20世纪30年代伴随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萧条的出现、国家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而全面确立的。它为金融体系的稳定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提供了制度保障，自此之后再未发生如30年代那样的金融危机。但是，随着国家持续强化其监管活动，金融体系陷入一个全面、深入、过度的监管法律体系之中，金融机构参与市场的交易价格、业务范围、资本流动等各个方面无不受到法律的压制，导致金融业竞争效率和创新活力的大幅降低。这种状况违背了金融体系自身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无法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也引起了各国政府对金融监管的深度思考，从而导致“适度监管”理论和政策的出台，并逐渐成为当前各国金融监管法制的主导性思想和基本规则。
适度监管原则是体现当代金融监管法本质要求的原则。法律规范金融监管行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认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则，借以判断金融活动中的哪些范围需要政府监管，哪些范围根本不需要政府监管。根据对既往理论与实践的反思来看，金融监管法所要确认的监管行为，既不是要回到20世纪之前仅仅倡导自由竞争的时代，也绝非要恢复已经延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国家对金融活动的全面、深入、过度的介入，相反，在全球化时代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监管，只能是一种在充分尊重私权基础之上的范围有限的公共机制，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只能从属于市场的自由调节。当代金融监管法亦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建构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理论框架，因而将适度监管作为基本原则，凸显了金融监管法的发展趋势和本质要求。
所谓适度监管，是指国家应当在充分尊重经济自主的前提下对金融活动进行一种有限但又有效的监管。它又包含着两项相互关联、互为条件的内涵。
（一）有限监管
适度监管原则内蕴着监管制度在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中的补充性、有限性。因此，确立适度监管的原则，必然要求坚持“有限监管”，即金融监管行为的授权与行使，应当体现个人自治优先、市场优先、自律优先的基本规则。析言之，凡是参与金融市场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乃至专业的金融机构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如银行业协会）和市场组织者（如证券交易所）能够自律管理的金融活动，法律一般不设定金融监管。
对于类似中国这样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有着政府“大包大揽”传统的国家而言，在金融监管法中坚持有限监管的原则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受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影响，中国当前的金融监管机构尚未完全摆脱干预的随意性倾向，监管行为表现为过多、过宽、低效，严重压制了金融市场主体的自主范围和决策空间。问题的根源仍然在于忽视了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和优先性与金融监管机制的补充性和有限性，导致监管机制的配置出现错位。值得期盼的是，近年来有限监管的规则已经纳入政府行政改革的总体思路中，2004年颁布的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规定，“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行政机关不要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显然，要在金融监管法的立法、执法等各个环节中切实地贯彻有限监管的原则，对于立法部门、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而言，无疑都意味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金融监管的基本出发点范文第2篇
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已很明显，相关创新活动层出不穷。各类机构纷纷介入，除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之外，电子商务公司、IT企业、移动运营商等也非常活跃，演化出丰富的商业模式，模糊了金融业与非金融业的界限。
理解互联网金融的三个要点
理解互联网金融的概念，需要抓住三个要点：
第一，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前瞻概念。理解互联网金融，要有充分想象力。
第二，互联网金融较传统金融而言，同时具备了“变”与“不变”。“不变”体现在互联网金融中，金融的核心功能不变，股权、债权、保险、信托等金融契约的内涵不变，金融风险、外部性等概念的内涵和金融监管的基础理论也不变。“变”体现在互联网因素对金融的浸入，主要来自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精神的影响。
第三，互联网金融的三大支柱分别是支付、信息处理和资源配置。任何金融交易和组织形式，三大支柱只要其一具备了相关特征（注：不要求三大支柱都具有相关特征），就属于互联网金融。这也是本报告对互联网金融的构造性定义。此定义涵盖了目前互联网金融的主要形态，而且我们认为所谓“互联网金融”与“金融互联网”的划分（或者争论）没有必要。
互联网金融还需20年才能发展成型
尽管如此，到本报告完成时，互联网金融远没有发展成型，乐观估计这至少还需20年。因此，互联网金融既不完全是总结历史，也不完全是概括现状，更多是设想未来。尽管如此，互联网金融依旧扎根于理性思维，并非乌托邦式的空想。
本报告对互联网金融的研究正是基于以下三个“理性之锚”：
第一，互联网金融立足于现实。现实中已经出现的互联网金融形态，是我们推演未来发展的出发点。
第二，互联网金融符合经济学、金融学基本理论，就如同现实物体运动遵循物理学基本原理一样。不管是对互联网金融已有形态的解释，还是对互联网金融未来发展的预测，目前的经济学、金融学基本理论都提供了足够的分析工具。这是本报告根本的方法论。
第三，互联网金融研究的基准，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对应的无金融中介或市场情形，这也是互联网金融的理想情形。
三大支柱助推互联网金融发展
本报告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研究理念，既放眼于国际，也立足于中国实践，对互联网金融的国际国内发展情况、发展支柱进行了深刻剖析、大胆推演和充分举证，致力于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提供有力借鉴。
一方面，我们认为，金融互联网化是一个必然趋势。以网络银行、手机银行、网络证券公司、网络保险公司、网络金融交易平台以及金融产品的网络销售等形式出现的金融互联网化，顺应了互联网时代金融业发展的要求。
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远不仅是金融互联网化。三大支柱的发展将助推互联网金融呈现新兴的发展态势。
首先，支付领域的创新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注入创新基因，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实质就是电子货币的流转；二是移动支付除具备支付功能外，同时还可具有金融商品的属性。移动支付从表面上看，是把支付终端从电脑端向手机端等转移，实质是货币在不同账号之间的转移；三是移动支付与第三方支付的融合，放大了支付实现货币转移这一优势。
第二，大数据的应用解决了互联网金融发展中信息处理的问题。数据是金融机构的核心资产。大数据改变了传统数据及其分析方法，对金融领域产生了重要甚至革命性的影响。目前，大数据在征信和网络贷款中的应用发展较为成熟，如，Kabbage和阿里小贷已发展成为基于大数据的网络贷款的典型案例。未来，大数据将逐步应用于证券投资和保险精算中。
第三，P2P网络贷款和众筹融资是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的新兴力量。在国外，P2P网络贷款及众筹融资方面已有典型案例，P2P如LendingClub等，众筹如Kickstarter等。在国内，一方面P2P网络贷款和众筹融资虽已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但发展尚未成熟。另一方面，P2P网络贷款在中国的实践，还需解决风险、自律、监管等问题。众筹融资在中国的实践，还需解决激励机制、风险及市场设计等问题。
以监管促发展
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目前各国政府都还处在探索阶段。我们认为，对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不能因其发展尚处不成熟时期，就采取自由放任的监管理念，应该以监管促发展，在一定负面清单、底线思维和监管红线下，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
第一，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及特殊性。我们认为，须参照此轮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改革的理念和方法，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并在监管中考虑互联网金融的一些特殊性。
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的两个突出风险特征在监管中要注意。一是信息科技风险。对信息科技风险可以采取非现场监管（使用监管指标）、现场检查、风险评估与监管评级、前瞻性风险控制措施，也可以使用数理模型来计量信息技术风险；
二是“长尾”风险。对“长尾”风险，强制性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时间持续的金融监管不可或缺，而金融消费者保护尤为重要。
第二，互联网金融应以监管促发展。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应综合运用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并通过加强监管协调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互联网金融的功能监管可分成审慎监管、行为监管、金融消费者保护等三种主要类型，而机构监管方面则急需对P2P网络贷款和众筹融资进行监管。
金融监管的基本出发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安全；金融体系；开放
所谓金融安全，指一国金融体系能够抵御和化解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各种风险威胁及利益侵害，保证金融功能正常发挥、金融秩序稳定运行的一种状态。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关系到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资本流动加速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任何国家的经济都已不可能固步自封和封闭式循环，对外已成为当代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在各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一国的经济安全问题往往超越政治安全、军事安全而成为决定国家安全的主导因素。因此，在我国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条件下，确保民族金融安全，已成为我国现在必须着手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依照人世时的承诺更大限度地向外资开放，资本的自由流动给我国经济、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带来了更多的难题，金融安全问题在全面开放的环境下显得尤为突出，我国金融业现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金融领域产生了一些潜在的不安全隐患，形成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主要问题如下：
(一)银行体系中存在巨额不良贷款
在国有企业资金从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以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系统在20余年时间内一直在扶持国有企业发展、保持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主导地位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发挥着所谓“第二财政”的作用。多年来，信贷资金财政化形成的国有商业银行的“供血机制”维持着一种货币不断向私人部门漏出的低效循环。尽管近几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普遍重视信贷质量管理，但不良资产仍然有增无减。
(二)金融资源配置不当
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多数是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的，而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以及作为金融发展和安全所依赖的微观主体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不尽如人意，还没有建立起权、责、利相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存在利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侵吞国有资产，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严重影响了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为中小型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和准金融机构缺乏，中小企业也很难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
(三)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进程中，银行的商业目标与政府干预存在矛盾
一方面，银行作为市场中的盈利性企业，要兼顾自身利益和承担风险，但政府的过度干预使银行仍要最大限度地体现政府的意志，为实现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提供无节制的资金帮助和支持，使银行的业务活动偏离了作为商业银行的目标和业务原则；另一方面，银行的生存又对政府产生极大的依赖性，将银行经营中的商业性风险转嫁给了政府。
(四)金融监管与法制还不能适应金融安全的需要
金融监管的组织机构、人才队伍、技术手段等都与现代金融监管的要求存在差距。同时，现有的金融法律、法规在某些方面明显滞后、不够完善，与我国的金融改革和保障金融安全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有些政策的调控还过多依赖行政手段。
此外，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也不尽如人意，证券公司和保险企业的基本财务状况非常不理想，存在大量的违规行为，且金融机构间存在很强的连带关系，使金融体系面临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二、日本确保金融安全的对策措施
近年来，为了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因不良债权问题而引发的金融体系动荡，摆脱经济持续低迷的状况，为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提供支持，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金融政策以保证金融机构的持续经营：
(一)合理的对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理
银行业的公共性不单是维持信用秩序和保护存款者，在银行的资金供给方面也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是，这种资金的社会分配，有着依照市场原理决不能实现的特性，在泡沫经济时期，金融机构将获得最大收益为经营目标，对房地产、股票等以投机为目的的资金进行积极贷款。但是，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金融机构不但没有获得收益，连本金也无法确保收回，变成“不良”资产。因此，泡沫经济时期银行的行动已经证明，听任银行的自主性是绝对实现不了公共性这个目的，深感危机的日本大藏省以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定性”为出发点，改变长期以来对金融机构不良债权的保护策略，对金融稳定性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改革，通过金融管制和监管等稳定性政策，防止金融体系出现混乱。具体为：
首先，降低中央银行贴现率。中央银行贴现率下调的结果是，金融机构从中央银行借款利率负担直接向下压，存款利率一律下调，在尚未波及到贷款利率的时间滞差当中，确保了存贷款差额利润，为改善业务收益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次，明确自有资本比率，实施分类监管。日本政府以加速不良债权处理为目标，了“早期纠正措施”，对从1998年4月起达不到自有资本比率规定的金融机构进行经营改善。当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度达不到标准时，可以向内阁府直属金融再生委员会提出救助申请，由政府出面通过设立过渡银行的方式，帮助剥离金融机构不良债权，经过一定时期之后公开向市场出售。在分类监管方面，日本着手建立了以自有资本比率为核心的动态风险监管体系，使得对于证券公司的风险监管可以实现动态化、预警化、差别化。日本的证券监管机构密切监管日本的证券公司的自有资本比率，促使其保持在一定水平，如果这个比例降到一定程度，就及时介入，避免在十分被动的资不抵债情况下再介入，成本过高。
再次，推行由大藏省倡导的合并、改组计划以及与此相应的财政资金救济金融机构策略。1994年2月，大藏省明确指出，如果金融机构在长期的经营战略中选择合并时，“政府会尽可能进行支援、协助”，并且以“维持信用秩序”的观点出发，进行适当地指导、帮助，对经营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政府明确表示将积极推选包含存款保险机构的资金援助在内的合并措施。
(二)不断加大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到日本，至使银行坏账达100兆日元，证券公司和银行纷纷倒闭，日本金融系统出现激烈的动荡，金融秩序和安全受到极大威胁。从1997年开始，日本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形成了以金融厅为主导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厅现已成为日本金融行政监管的最高权力机构，全面负责对所有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并逐步走向了金融监管的良性循环。
日本政府的金融监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效控制和管理货币供给，实现货币供求均衡，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第二，确保负债性商业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和安全，提高商业银行的生存能力，增强金融市场的内在稳定性；第三，保护债权人、
存款人的利益，约束债务人行为，维持金融市场稳定和秩序；第四，改善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有效配置和社会公平。为此，日本金融厅出台了金融监管的新措施：加强财务分析，及时掌握银行经营风险；实行同步检查。加大金融集团监管力度；严格规章制度，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督；积极采取措施，加速解决银行不良债权问题。
(三)建立了较完善的金融保障体系及危机应对措施
常规的保障对策包括中央银行因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而实施的“最后贷款人(LLR)”政策、存款保险制度和其他事后救济措施。日本于1971年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严重的通货紧缩迫使日本政府将存款保险偿付上限额扩大到全额保障，政府尽量促使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和其他更为优良的机构合并，消除危机隐患。面对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1999年2月日本银行把银行间市场隔夜拆借利率诱导目标从0.5％降低到零，实行了史无前例的“零利率政策”，此后日本的短期利率长期处于零水平。现在日本的“零利率”环境不仅使日本国债价格保持稳定，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日本的资产价格，从而缓解了日本经济危机的爆发，稳定了市场心理。
三、对我国保障金融安全的启示
(一)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和竞争体制、形成与开放环境相适应的竞争能力
一方面，国有银行必须建立国家控股的多元化产权式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积极发展规范民营经济机构，建立金融业竞争体制，培育金融业规模竞争力，解决资产质量和资本金问题。另一方面，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让政府部门充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从宏观对金融运行进行调节，使金融机构摆脱对政府的依赖。
(二)加强金融业的综合监管
首先，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针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制定涵盖所有业务领域的监管规章和标准，并对现有的各项法律法规进行必要的修订和完善，切实做到监管者有法可依，经营者有章可循。其次，各级金融监管委员会参照国际惯例，按照“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对金融机构实行综合监管。此外，应建立对金融机构的评级制度并定期向社会公布各个金融机构的不同等级，强化金融机构自身对经营风险程度的识别，增强自我约束能力及资信透明度。
(三)对资本流动实施有效调控和监督
金融对外开放和放开资本项目必须适时、稳妥、有序，优化外资结构，把握合理投向，严格控制资本的非法流出入，减少其可能获利的机会，跟踪监测外债风险指标，严格确认境外发债主体的资格，加强对境外机构借用中长期外国贷款的管理，同时相应地建立国家偿债基金等，以有效预防突发的金融风险。
金融监管的基本出发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金融消费者 金融消费者保护 文献综述
一、国际上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的研究
金融消费者保护在国际上很早就开始了理论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Michael Taylor在《A Regulatory Structure For The New Century》（1995）提出的“双峰理论”（Two Peaks），他认为金融监管存在两个并行的目标，一是审慎监管目标，二是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目标。前者旨在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后者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防止与减少金融消费者受到欺诈与不公平待遇。
而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的研究成为热门。其中，Sharon L. Tennyson在《Analyzing the Role for a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gency》（2009）中提到之前很多讨论都集中在消费者是不是非理性以及辨别能力不足，所以需要家长式的监管机构来进行“照顾”。而且不当的消费者保护是否会带来金融危机。而Sharon L. Tennyson认为这种讨论其实是错位的，消费者保护是金融市场中是必须的。因为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消费者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辨别金融产品的品质。而消费者要获得这些信息需要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所以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消费者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而Erik F.Gerding在《The Subprime Crisis and the Link between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nd Systemic Risk》（2009）一文从次贷危机入手，首先认为次贷危机的产生告诉我们审慎监管与消费者保护必须分离。其次，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个人进行风险保护，同时也可以防止系统性风险。该文所提到的系统性风险，是指在次贷危机中消费者借贷的高违约率，这种不可预测和高度相关的违约会使整个市场都处在风险之中。而金融消费者保护可以通过降低消费者借贷违约的层级、使违约更可预测、降低违约的高关联性等方法来缓和这种风险。Susan L. Rutledge在名为《Consumer Protection and Financial Literacy： Lessons from Nine Country Studies》（2010）的报告中考察了九个中等收入国家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与该国民众理财常识（Financial Literacy）的联系。该报告认为良好的消费者保护可以确保消费者做出较为明智的决定，并且不会受到到欺骗和不公平的待遇以及个人隐私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基于这个原因，金融消费者保护也需要得到重视与加强。
另外，还有很多学者基于各个角度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性进行论述。Gail Hillebrand在《Before the Grand Rethinking： Five Things to Do Today with Payments Law and Ten Principles to Guide New Payments Products and New Payments Law》（2008）一文中从消费者分期付款的角度看到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是监管当局需要提供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原因。Bruce I. Carlin和Simon Gervais在《Legal Protection in Retail Financial Markets》（2009）一文中，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理论分析，同时对金融机构时常提供信息服务给金融中介这种行为进行考虑，由此提出一个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不仅仅是法律上的义务，更是对市场参与和经济增长的有益驱动。Roman Inderst和Marco Ottaviani在《Consumer Protection in Markets with Advice》（2010）则着眼于中介的佣金模式，认为现有的佣金模式存在道德风险，会导致金融中介给予消费者不恰当的购买建议，在此基础上提出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保护。
二、我国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的研究
相比国外，我国学者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上通过建模来进行论证的较少，大部分都是通过法学或法经济学角度进行阐述。如吴弘、徐振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理探析》（2009）指出，由于金融市场上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在经济实力、专业知识、产品信息等方面实质性的不平等，以及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会不断出现金融消费者利益受损的现象，金融监管当局应当整合立法、司法、执法资源，加大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同时，他们还分别从社会学、经济学以及金融监管理论的角度，分析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理论依据，认为经营者阶层与消费者阶层的利益冲突，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来平衡；契约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来矫正；逐步取代“经营者”的“消费者”，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来保障。
朱晓磊、姚佳在《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消费信贷法律规制的重思―以保护金融信用消费者为视角》（2009）一文中站在经济法学的角度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始终根源于消费者本位理念，是公平理念和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是消费者本位理念的升华，因此，充分地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实属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平衡金融信用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实现，也才能进一步促进金融消费的发展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韩冷那在《从征信体系实践论金融消费者信息权益的保护》（2010）从征信问题入手，认为在金融消费中，金融机构站在绝对的优势地位，金融消费者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在消费者金融知识和信息普遍缺乏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没有履行“一对一”的告知和教育义务，可能造成个人的信用记录在无主观故意的情况下产生不良信用信息。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消费者保护势在必行。
另外，高明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基于委托模型的研究》（2011）、孙天琦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市场失灵、政府介入与道德风险的防范》（2012）、顾根银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探究》（2012）分别集中于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与信息严重不对称、消费者金融专业知识贫乏与认知偏差等方面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进行研究。
三、我国关于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的研究
金融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概念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延伸，我国早已有学者对消费者概念进行研究。如王利明2002年就在《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一文中认为消费者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消费者这一概念是与经营者相对应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指的“消费者”原则上仅限于自然人，而不应当包括单位，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应当受合同法调整。
王伟玲在《金融消费者权益及其保护初探》（2002）一文中较早地使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提法，并结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阐述了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内容。2006年12月，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第一次采用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指出要更好地满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充分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频繁使用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我国学界也开始大量涌现关于对金融消费者基本理论的探究。
如张伍愚和刘敏的《金融消费者概念合理性探析》（2010）从金融消费者的特征与投资者概念的区别及该群体适用法律规则的特殊性进行分析。该文作者认为，“金融消费者”较“投资者“有着理念及规则适用上的优越性。首先，在外延上具有伸张性。因为金融消费者一词统摄了金融诸业中的一方当事人，无论金融创新的速度多么快捷，“金融消费者”皆能以不变应万变，囊括这些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自然人购买者。而“投资者”的概念仅出现在我国的证券类法律法规中，一般仅指称证券市场上有价证券的购买者。其次，除了专业投资人进行的营利性投资之外，普通的证券投资仍可以看成是一种金融消费。并且随着随着金融技术、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产品的日益复杂，作为金融消费者的“投资者”日益趋于信息弱势地位，对投资者、股东如若采取民商法上私权救济的制度设计，停留于权利义务的简单设定，难以确保其利益得到合理保护。邢会强在《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督察机制及其对消费者的保护》（2009）与《金融危机治乱循环与金融法的改进路径――金融法中“三足定理”的提出》（2010）明确提出应将“消费者”概念延伸至金融领域，金融领域中的客户、存款人、投资者、股东、持有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者等，无论是个人还是符合一定标准的小企业，都应视为金融消费者。李健男在《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新论―以中国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机制的构建为视角》（2011）认为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应该以解决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交易中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与对信息的严重依赖并存”这一核心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由于金融消费交易的特殊性，即使是企业法人（不含金融企业法人），在金融消费交易中，与个人消费者一样会陷入“信息严重不对称与对信息的严重依赖并存”之中，都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特别保护。最后他做出界定：金融消费者，是指在金融交易中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同时对金融经营者一方的信息披露存在严重依赖性的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但不包括金融企业法人。
从比较法的视角来对金融消费者概念进行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廖凡的《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与范围：一个比较法的视角》（2012）。他在文章中指出传统消费者概念适用于金融领域时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现有金融行业立法在保护性上的不足，使得在我国构建金融消费者概念具有现实必要性。同时国外立法实践表明，金融消费者概念与范围主要是实践塑造的产物，与金融监管模式和监管体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对于我国来说，应从现实情况出发，现今较为可行的做法是对金融消费者进行宽松的界定，使其涵盖整个金融服务领域，而在消费者保护制度方面则遵循最低限度协调原则，只做出总体性、原则性的规定，由行业监管部门基于行业特点和监管需要指定实施细则；与此同时，保留和延续既有的证券投资者概念和投资者保护制度，实现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两个概念、两套制度并用。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焦瑾璞的《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2013），因作者的官员身份，某种程度可以代表官方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认识与理解。焦瑾璞在该文中分析认为金融消费者的内涵首先是具备一定专业能力的自然人与一般自然人，其次还包括证券、保险投资者。在外延上为：一、已接受、正接受以及正考虑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自然人都应在金融消费者保护范围内。二、间接因其他人金融消费而与金融机构产生权利义务关系的自然人也属于金融消费者的范畴。
此外，还有郭丹的《金融消费者之法律界定》（2010）、于春敏《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2010）、周荃《金融消费者概念之提倡》（2011）、谢松松《金融消费者保护基本问题研究》（2012）等文献均对金融消费者概念进行研究。
由上可知，关于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探讨，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金融消费者是否应限于自然人、传统意义上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是否应纳入金融消费者范畴这三个问题。
四、小结
可以看到，尽管金融消费者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与保护等相关理论上许多重要问题仍旧未能达成共识，存在较大的争议。甚至如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本身是否应该被单独提出，是否应该被格外立法保护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没有一个共同的声音。从我国来说，虽然有争议，但“一行三会”均已各自在其之下成立了金融消费者（投资者）保护机构，金融消费者保护是大势所趋。而现今急需的是在立法上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进行界定，同时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具体化，精细化，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
参考文献：
[1]全先银，程炼.奥巴马金融监管改革方案评析 [J].国际经济评论，2009（9）.
金融监管的基本出发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网络银行 风险 风险监管
随着中国加入WTO，世界各国的银行纷纷进驻我国抢占市场份额。在这种条件下，我国各家银行机构都加快了业务创新的步伐，网络技术开始在银行业中发挥其独特的优势。网络银行的发展给社会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对银行业的监管和风险防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就以此为出发点，对我国网络银行具有的各种风险、问题及其管理进行了探讨。
一、网络银行面临的风险
根据美国各银行监管机构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的普遍认识，网络银行面临传统银行的所有风险，比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在此笔者只简要分析网络银行面临的特殊风险。网络银行业务是基于开放的INTERNET来开展的，它使网络银行具有了一些新的风险。
1.网络安全风险。目前网络银行业务的办理基本都是电子化，要求网络银行的网络系统必须安全可靠，虽然目前网络银行都设计了多层安全系统，不断的应用新的防护措施，以最大限度的保证虚拟服务柜台的平稳运行，但安全风险仍然是网络银行面临的最大风险。首先它容易受到因特网黑客的侵袭；其次是网络银行的内部职员易于通过自己的身份和职权优势去窃取客户的信息，比如转移资金等，使银行和客户蒙受资金上的损失。
2．系统开发设计风险。网络银行的所有的操作都无需工作人员与客户的面对面交谈，那么网络银行系统设计或实施上的不完善、对外部服务提供商的依赖等都会给银行带来各种操作风险。可能会使一部分消费者对网络银行失去信心，造成客户的流失，同时对网络银行在社会人群中的宣传和推广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3．客户的操作风险。在传统银行服务中都有一定的凭证作为提供服务的依据，当出现问题时也有据可查，但是网络银行是在虚拟环境中进行，业务办理等缺乏有效单据或证明，出现问题时客户有可能否认他们曾经授权的交易，这样银行就可能会蒙受经济损失。
4．法律风险。网络银行所面临的法律风险比传统银行要高很多，近几年有关的法律纠纷事件逐渐增多。我国法律对于网络银行方面体制上的不完善增加了网络银行的不稳定性，是阻碍其快速发展的负面因素。
二、网络银行风险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1．法律法规不完善。我国目前针对网络银行的相关法规还不是很完善，迄今已经颁布的法规也只是很有限的办法和制度，这给当前的市场监管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一旦出现问题就很难明确的划分责任范围。
2．业务范围难以界定。网络银行允许客户进行购买保险或有价证券的交易，这就导致了银行、证券、保险三业的边际业务、中间业务的增加，分业监管的难度加大。
3．缺乏专业的监管人才。银行的风险监管对管理人员的要求很高，他不仅需要掌握银行交易管理等知识，还应当具备管理决策、计算机方面的能力，现有人员的知识结构还无法完全满足对技术风险的要求。
4．境外业务监管空缺。目前我国的网络银行监管措施还无法适应网络银行的跨国界运行的特征，不同国家之间的金融监管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一致。
三、网络银行风险监管的建议和对策
1．建立和完善网络银行监管方面的法律。网络银行的进一步发展势必成为今后银行业发展的趋势，只有建立和完善了监管方面的法律，才能使得工作可以有据可行，增加人们对网络银行的了解和信心，挖掘潜在的客户；同时法律法规的完善，也规范了金融市场的经济秩序，对市场的进出者进行严格的身份验证等，能有效的降低潜在的风险事故的发生概率。
2．规范网络银行的业务范围。国家可以制定相关的文件来明确网络银行的具体业务，使之与保险、证券等其他公司业务区分，这样做可以维持金融市场秩序，给保险、证券等相关行业留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也可以明确各个市场的监管内容，做到有针对性，不会留有监管的盲区和漏洞。
3.加强专业人员素质的培养。尽管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传统的银行中有部分劳动被计算机所代替，但是技术监管人员必须由高素质人才来担当。加强金融监管人员的计算机培训，使他们具有业务和技术多方面的知识，适应现代金融监管要求。
4．加强国际间的网络银行监管合作。因为网络银行业务的跨国特征，国家间可以加大金融监管的交流和合作，共同商议或制定必要的安全认证体系，明确国际间业务责任，有效的打击国际间的网络洗钱、网络非法避税等问题，降低跨国银行和跨国金融犯罪。
四、总结
目前网络银行的发展在我国处于初期阶段，发展过程中解决网络银行的安全问题，有效的防范风险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给予了一些建议，希望能弥补我国在监管方面的缺陷，为网络银行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张成虎:网络金融[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2]潘 勇 余 跃:国内网络银行风险研究[J].南方金融,2007年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