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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对照研究
中图分类号:B8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1)002-0146-04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1.02.省略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situation of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prisoners'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their mental health.Methods:Twenty left-behind children of prisoners who were selected from one prison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were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Twenty ordinary left-behind children who were selected from 406 primary and middle students were used as control group by maximum matching method.The two groups were assessed with the 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the Mental Health Diagnosis.Results:The scores of anxiety to others and physical symptom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risoners' behind children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10.23 vs.4.70,11.50 vs.5.50,Ps<0.05].As for the Prisoners' left-home Minor Children,support utilization w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predictor for mental health(β=-0.51,P=0.021).Conclusion:The mental health situations of the prisoners' left-behind children are not as good as the ordinary left-behind children.To enhance the utilization of the social support may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situations of the prisoners' left-behind children.
【Key words】 prisoners;left-behind children;mental health;social support;controlled study
(Chin Ment Health J,2011,25(2):146-149.)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不但面临着家庭的不完整,生活生存的压力,而且在心理上承受着比同龄人更多的压力。报道显示[1-4],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具有更多的心理问题,如,自卑感强烈,过分敏感,人际交往存在问题等。但关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实证研究却不多。白丽英等以福建善恩园中劳教人员未成年子女为研究对象,发现劳教人员的男性未成年子女的人格特征为偏内向、情绪不稳定、社会化水平低;女性未成年子女的人格特征为偏内向、情绪不稳定、倔强孤僻、社会化水平低[5]。薛雷在2009年以西安某儿童村中服刑人员孩子为研究对象,发现服刑家庭儿童青少年情绪问题突出、自信心不足;服刑家庭儿童青少年个性倾向内向,情绪过于敏感、易冲动,情绪稳定性差[6]。以上研究重点关注慈善机构中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人格特点,未对留守家中,与母亲或其他抚养人住在一起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心理状况进行实证研究,也未探讨该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与其他影响因素(如社会支持)的关系。
社会支持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具有直接的、普遍的增益作用[7],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帮助个体应对应激,减少应激对个体的伤害,或者促使个体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对心身健康起到缓冲器的作用[8]。但是也有的研究显示社会支持与压力、心身健康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是一种复杂的交互作用[9]。而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这一特殊群体面对特殊的压力,他们的社会支持状况如何,其与心理健康具有怎样的关系,这也是本研究所关注的。
1 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研究组:2009年5-7月在山东潍坊市及其下辖7个县市区,根据山东潍坊监狱提供的有7~17岁子女的服刑人员名单(本研究考察父亲服刑对孩子的长期和稳定影响,所以均选用已服刑3年以上)98户,通过监狱现场发放(由母亲带回家,受试答完后寄回。共发放48份,回收13份)和邮寄(直接寄回受试家中,答完后寄回,共50份,回收7份)两种方式共发放问卷98份,获得监狱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有效问卷20份,其中农村小学学生7人(男3人,女4人),农村初中学生9人(男6人,女3人),城镇初中学生4人(男3人,女1人);年龄7~17岁,平均(13±3)岁。与母亲在一起生活17人,与祖父母等一起生活3人。
对照组:同年6月从本地区一所农村小学、初中随机取样四、五年级各1个班,共92人;初二2个班83人。另外随机选取一所城镇小学四、五年级2个班118人、初中二年级2个班113人。从中采用最大限度配对法(考虑城镇和农村、年龄、性别等因素),选取父亲或父母均在外务工的学生(留守时间在3年以上)20人为对照组,年龄10~15岁,平均(12±2)岁。其中17人的父亲在外务工,他们更多与母亲在一起;3人的父母均在外务工,他们与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等在一起。
1.2工具
1.2.1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ental Health Diagnosis,MHT)[10]
共100个项目,包含8个内容量表(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冲动倾向)和1个效度量表。每项以“是”或“否”回答,分别计1、0分。总分为8个内容量表得分累加,得分越高,说明该被试心理状况越不好,每个分量表的得分越高,说明所测试方面的问题越严重。
1.2.2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scale,SSRS)
原量表[11]共10项目,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刘霞等[12]对量表中的一些条目进行了改动。改动后的量表共包括11 个条目,其中第1~5 题、9~11 题选择1~4 项分别计1~4 分;第6 题从A、B、C、D 四项计总分,每项从无到全力支持分别计1~4分;第7、8 题如回答“无任何来源”计0分,回答“下列来源”者,有几个来源就计几分。修改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4 [12]。
1.3统计方法
应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非参数秩和检验(2 related-test)、斯皮尔曼相关和逐步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两组受试心理健康诊断测验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评分比较
因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所以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结果显示:研究组在MHT的对人焦虑、身体症状维度上得分均高于对照组(表1)。2.2 研究组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相关分析显示,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支持利用度得分与MHT总分及学习焦虑、过敏倾向、恐怖倾向、躯体症状分量表分呈负相关,社会支持总分和主观支持分与MHT的孤独倾向分呈负相关(表2)。
进一步以MHT总分为因变量,以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分为预测变量,用逐步进入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进入回归方程的只有支持利用度(R=0.51,R2=0.26,R=0.26,β=-0.51,P=0.021)。回归方程为:心理健康=-0.51×支持利用度。
3 讨 论
3.1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心理健康状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留守服刑人员子女对人焦虑倾向高于一般留守儿童,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父亲的服刑,使他们在众人面前感到不安,对人际关系没有信心。同样,在躯体症状方面,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比一般留守儿童更多地表现出心跳异常、脉搏混乱、想呕吐、食欲不振、肚子痛和失眠等问题,可能是因为他们通过躯体的症状来表达父亲服刑带来的压力,避免直接面对父亲服刑所产生的痛苦。国外关于服刑人员子女的研究也证实了他们具有更多的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13-14]。
岳蕙兰等[15]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集中表现在恐怖倾向、身体症状和对人焦虑上,而本研究显示,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在对人焦虑和身体症状维度上得分均高于对照组。提示,相对于普通孩子,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对人焦虑和身体症状也是突出的心理问题。
在本研究中,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在总分与一般留守儿童没有差异,可能是因为本研究所关注的服刑人员子女是与自己亲人(主要是母亲)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们的心理健康情况与救助机构(如太阳村)的孩子相比要乐观[5-6]。参照国外的模糊丧失理论(ambiguous loss theory)[16],两组没有呈现差异还可能是因为一般的留守儿童与留守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都经历了家庭结构中父亲或双亲的模糊丧失,虽然这种模糊丧失与一般意义上的丧失不同,但同样会给个体带来一些创伤,而这些创伤又会对个体产生应激,从而最终表现出心理问题。
3.2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社会支持状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留守服刑人员子女的社会支持总分及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方面与对照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这说明父母服刑这一因素没有影响到孩子的社会支持。可能原因是,虽然父亲入狱,但有其他亲属的照料和关心,有周围环境中老师、同学的帮助,所以无论现实的支持还是感受到的主观支持,留守服刑人员子女并没有缺少。
3.3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本文相关分析结果提示,社会支持有利于留守服刑人员子女的心理健康,体现了社会支持对生活应激的缓冲器的作用[8]。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只有支持利用度进入回归方程,解释量为26%,说明支持利用度对其心理健康具有一定的影响。这与已有研究结果[17-19]一致。这说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如果善于倾诉困难并主动求助,社会给予的帮助能够其利用,会有利用他们的心理健康。
综上所述,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总体心理健康状况良好,与一般留守儿童相比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对人焦虑和躯体症状方面的心理问题较一般留守儿童突出。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获得的社会支持与对照组相比没有显著差异,他们获得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其心理健康,而提高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将更有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心理健康。但由于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群体小、取样难度大,加上对该群体的研究经验有限,所以样本例数少,限制了对该群体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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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政府流程再造;网络办公;武汉城市圈
政府流程再造简称GPR,是国家信息化及政府信息化的重要阶段,是在电子政务的环境下,政府部门为了提高政府绩效和服务品质,使政府工作流程更为规范和优化,而对治理理念、工作原则、流程结构、政府行为等进行的改革。
一、武汉城市圈政府流程再造管理体制中的各种微妙关系
1、政府流程再造中的“政府—社会关系”。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是高度集中制,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和活动渗透到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问题日益突出,政府不能再孤立的解决社会问题,必须同社会公众及其他组织共同管理,才能使社会各方利益达到均衡。所以,政府、社会、公众共同治理模式已经成为现今社会最重要、最合理的治理模式。
2、政府流程再造中的“政府—企业关系”。政府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模式,使社会基础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造成了政企不分的状况。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导致企业缺乏自主性,限制了企业的发展,无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因此,应重新定位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把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从企业中彻底分离出来,建立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形成现代企业制度,把企业变成市场中独立发展的经济实体。政府的信息化可以高效方便地为企业办理各种业务,武汉城市圈的企业可以在武汉城市圈门户网站上办理企业设立登记、土地房产登记、破产注销等业务;也可随时了解政府颁布的各项政策法规,依法办事。
3、政府流程再造中的“政府—公民关系”。政府流程再造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为公众服务,以民众的利益为归宿,把民众的满意度作为施政目标的政府。政府代表着公共利益,要重视公共资源和行政资源的有效运作,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兼顾公众的参与度。政府流程再造要提倡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借助网络手段把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服务者角色强化。武汉城市圈门户网站的设立,使圈内九个市政府及职能部门提供业务服务比以前更加方便快捷,社会公众获取政府信息更加快速、方便、准确而且价廉,圈内的政府与市民可以双向互动、信息沟通、紧密联系。
4、政府流程再造中的“武汉城市圈九市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政府流程再造提倡“无缝隙政府”,通过一个共享平台,让过去互不关联的团体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建立政府机构间的联盟关系,共同合作,共创未来。因此,武汉城市圈内九个城市的政府机构必须消除彼此间的壁垒,在机构之间形成战略同盟,共建“两型社会”,并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新型政府责任体系,严格统一各级行政机关的职权,依法治理。
二、武汉城市圈政府流程再造组织结构设计
传统的行政管理,政府组织机构是科层制,横向按专门职能划分部门,纵向按等级层级结构进行管理,行政管理工具主要以纸质的公文为基础,武汉城市圈内各市政府的行政管理必然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因此,必须对武汉城市圈内政府流程进行再造,利用电子政务建设、武汉城市圈门户网站搭建武汉城市圈政务信息共享平台,推进武汉城市圈的经济社会发展。
政府流程再造是一个借助现代管理学的企业再造理论,以流程为核心,以公众为导向,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支撑,打破传统政府组织得以建立的种种前提,对政府运作流程进行彻底的、根本性的反思和再设计的政府创新过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大幅提升政府效率,提高治理绩效。武汉城市圈政府流程再造应以满足圈内市民、企业需求为导向,以整合优化政务流程为中心环节,以提高圈内政府行政效率、“一站式”公众服务为目标,建立圈内服务链。政府流程再造不仅是管理技术的革新,而且还是管理理念的更新。它需将过去机械、封闭的传统官僚体制转变为富有活力、高效灵活的政府组织结构。其在具体改造过程中,必须依托湖北省电子政务建设系统来实现武汉城市圈政府流程再造,该流程再造组织结构图如图1所示。
三、武汉城市圈政府网上办公流程再造技术实现
行政办公实际就是对公文的拟制、审核、传递、处理、保存、销毁、存档的过程。传统的办公模式(见图2)主要以纸质文件为主,依靠人工传递文件,耗时长,效率低,出错率高。武汉城市圈内有九个市级政府,传统的公文流转模式远远不能满足现在快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依据省电子政务统一平台,建立比传统纸制公文更加可靠的多种安全保障机制,来保证电子公文在武汉城市圈内的顺利流转,武汉城市圈内政府电子公文传输流程如图3所示。
公文处理流程分为收文流程及发文流程,具体流程如图4所示。收文处理流程:签收—登记—摘编—审核—拟办—批办—承办—注办—组织传阅—催办—查办。办事员收到来文后,在系统中进行统一登记、编号、送相关部门批办,由部门文员(秘书)登记后交部门或单位领导处理,根据来文要求处理完毕后,在文件处理单上填写办理结果,交回部门文员(秘书)整理、立卷,并交档案管理部门归档。发文处理流程:拟稿—会商—审核—签发—编号—注发—复核—缮印—校对—用印或签署—登记—分装—发出。领导授意,起草人拟稿(电子文档),通过OA办公系统协网办公,网上各级部门领导审稿、会签、填写意见,形成电子文件直至最后归档。
四、武汉城市圈政府流程再造案例——企业年检
传统信息高度分割的体制下,信息层级传递,每个部门、每个工作人员只负责自己职责内的业务,当事人需每一环节逐一申办业务。政府流程再造后可实行一站式服务,武汉城市圈内的九个城市可通过共享系统将政府各个部门统一起来,用户(企业、市民、政府机构)利用共享系统的政府服务窗口即可办理所有业务。如武汉市每年都有许多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营业执照的企业到登记机关提交年检材料,进行年检。政府流程再造后,武汉市企业可通过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网址:whhd.省略)在网上申报年检,也可到登记机关办理年检,办理流程如图5所示。而外商投资企业在武汉城市圈内的黄石市办理年检手续可根据下面的流程图(见图6)进行,其法定办理时限7天,承诺办理时限7天。
五、结语
武汉城市圈政府流程再造不是一两日可以完成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其他因素都会影响城市圈内的政府流程再造。因此,武汉城市圈应加快完善电子政务建设,使政府各部门通过网络实现信息即时沟通,形成新的信息共享机制,从而实现政府各部门相关联的各种业务和管理职能的整合。
【参考文献】
一、乡镇农村垃圾的综合治理路线
乡镇农村垃圾治理方法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处理方法及维持治理意义上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政策、措施和程序,可分为软、硬两类方法。软方法主要指经济手段、科技手段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治理除包含垃圾处理外,还包括垃圾管理及政府与社会互动等层面对垃圾处理的作用,软方法虽然不能引起量变,但对后续回收、生物转换、热转换和填埋都会产生较大影响,应列入垃圾治理方法之一;硬方法主要指垃圾分流分类、物质回收利用、生物转换、热转换和填埋处置。传统上,垃圾处理方法主要指生物转换、热转换和填埋处置三类,没有包括分流分类与物质回收利用,前者在以消纳垃圾为首要目的时代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后者因物质回收利用权属经贸部门而未被垃圾处理管理部门纳入垃圾处理范畴。由此可见,目前应综合评估的垃圾治理方法有经济手段、科技手段、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垃圾分流分类、物质回收利用、生物转换、热转换、填埋处置八种。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下,乡镇农村垃圾治理的主要准则依先后顺序为无害化、资源化、节约资金、节约土地、居民满意和减量化6项。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要求无害化和资源化,尤以无害化处理最为重要;提高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及解决垃圾处理资金短缺需要节约资金;资源节约与保护及经济与城乡可持续发展要求节约土地;和谐社会建设要求居民满意;循环型社会系统建设要求资源化和减量化。在此先后顺序条件下,利用层次分析法,可以得到经济手段、科技手段、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垃圾分流分类、物质回收利用、生物转换、热转换、填埋处置八种治理方法的权重,并由此得出以下结论:
1、物质回收利用、生物转换、热转换和填埋处置四种硬方法的权重相当,不存在谁先谁后或谁好谁差的选择问题,只要能落地,其中任何一种或几种都可选用。
2、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和分流分类应优先于物质回收利用、生物转换、热转换和填埋处置。考虑到全面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需要举国机制及配套政策,非一座城市更非一个乡镇可以独立推动,当地政府仅能选择性地落实此制度,因此,当地政府的重点是因地制宜地推动垃圾分流分类,为提高物质回收利用、生物转换、热转换和填埋处置的效率效益创造有利条件。
3、经济手段和科技手段是最为优先选用的治理方法,当地政府应高度重视,出台垃圾收费、奖励与惩罚等经济措施,出台政策鼓励垃圾治理科技创新与进步。
综上所述,乡镇农村垃圾治理应大力善用经济手段和科技手段,优先推进垃圾分流分类,因地制宜地推进物质回收利用、生物转换、热转换和填埋处置。
二、乡镇农村垃圾的综合治理流程
垃圾治理过程包含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有流动就有方向,有必要理顺流程。尽管从处理效果来看,一些治理方法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选择问题,但从物流角度来看,还是存在排序问题的。根据上述综合治理方案,可给出乡镇农村垃圾的综合治理流程(见图1),该治理流程包含三方面信息:一是明确垃圾治理的各个环节及其衔接关系,二是明确各环节的主要内容,三是明确各环节的责任主体和作业主体,没有给出资金等方面的信息。
垃圾治理流程涉及政府、企事业单位、村民和社会组织。政府是垃圾治理的责任主体,同时也可参与物质回收利用、生物转换、热转换和填埋处置等垃圾处理作业。企事业单位、村民和社会组织是垃圾治理的主要作业主体,应专业化、社会化和产业化。
乡镇农村垃圾治理涵盖源头减量与排放控制、垃圾收集与转运、物质回收利用与生物转换、能量回收与填埋处置五个环节,可能的物流共十八种方式(见表1)。
乡镇农村垃圾治理应建立专门的收运队伍,定时定点收运,大件垃圾及有毒、有害、危险废弃物也可采用电话预约收运方式。垃圾收运由生产者或生产者委托的收运单位、垃圾处理企业指定的收运单位和政府授权委托的收运单位三类承担。生产者或生产者委托的收运单位主要承担农资垃圾包装物和失效农资产品的收运;垃圾处理企业指定的收运单位主要承担无毒无害的一般废弃物的收运(有些地区由事业单位承担);政府授权委托的收运单位主要承担农药瓶等有毒、有害、危险废弃物及家具、家电等大件垃圾的收运(有些地区由事业单位承担)。
区(县级市)应合理规划乡镇农村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物质回收利用与生物转换设施宜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服务区域,宜以中、小规模为主。热转换(能量回收)与填埋设施宜以一个或几个镇为服务区域,宜以大、中规模为主。乡(镇)政府应保证适当处理能力的物质回收利用与生物转换设施正常营运,区(县级市)政府应保证适当处理能力的热转换与填埋设施正常营运。填埋作为一种应急措施,应具备一定的填埋库容。
三、落实乡镇农村垃圾综合治理方案的重点工作
(一)建章立制,促进乡镇垃圾治理法治化
建立健全乡镇农村垃圾管理机构,编制乡镇农村垃圾治理规划和管理办法、乡镇保洁与垃圾处理经费管理办法、垃圾计量管理办法、设施建设与营运需求执行办法、垃圾处理服务购买与分配办法、设施建设与营运监管办法、垃圾处理考核办法等,完善乡镇垃圾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理顺区(县级市)、乡(镇)、村委会和居民联动机制,建立垃圾处理服务购买与分配机制,建立行业准入与退出机制,建立垃圾处理考核机制,建立垃圾处理设施监管机制,建立经济激励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促进乡镇垃圾治理法治化,推动乡镇垃圾治理稳步发展。
(二)因地制宜,推动乡镇农村垃圾治理方案具体化
一是建立农资垃圾收运队伍。供销社下属农资公司专营农资,有能力承担农资垃圾的收运,这是农村地区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有利条件。农村地区应理顺城市管理(环卫)部门与经贸部门(供销社)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供销社的优势,引导供销社代表农资生产者回收利用农资垃圾,鼓励供销社代表村民回收利用农产品垃圾。
二是因地制宜选择生物转换方法。可供选择的生物转换方法有饲料化、特种酶制取工业乙醇、蚯蚓(蟑螂)堆肥、堆肥和厌氧发酵制沼。餐厨垃圾饲料化处理的技术较成熟,机械化程度高,占地较小,资源化利用程度高,具有技术优势与经济优势,但生态风险难以预测。特种酶制取工业乙醇目前仍停留在实验室研究阶段,有待对原料成分、操作参数等进行系统研究,商业化用于餐厨垃圾处理还有待时日。蚯蚓堆肥投资少,简单易行,但土地利用效率低,一般只适用于餐厨垃圾分散处理,1亩地每年只能处理100t有机垃圾,生产2-4t蚯蚓和37t高级蚯蚓粪,蟑螂堆肥也具有类似特点。好氧堆肥技术简单、成熟,广泛用于园林绿化垃圾、秸秆等农林垃圾的处理,但占地大、周期长、臭气难以控制、产品销路不畅,宜控制在中小规模,缺氧堆肥(沤肥)也具有类似特点。厌氧发酵制沼占地小,资源化与减量化效果好,臭气易控制,具有推广前途。各地可根据有机垃圾的产量、性质、土地及资金等情况,选择适宜的生物转换方法,对于人口较多的自然村、行政村或更大服务区域,可采用厌氧发酵制沼,对于人口稀少或偏远乡村,可采用沤肥或蚯蚓堆肥等适合于小规模处理的方法。
三是建立与治理流程相适应的资金流,吸收社会资金参与,控制资金投入,确保资金链环环相扣。
(三)创新突破,建设乡镇农村垃圾治理试点
建设乡镇农村垃圾治理试点工程,探索垃圾处理各环节及其组合方式的优化,引入市场机制,引进社会资金及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开发与开放乡镇农村垃圾处理服务市场,创新垃圾处理服务模式,积累产业化经验。由试点晋级示范,再到推广,发挥榜样的带动作用,形成一户带一村、一村带一乡(镇)、一乡(镇)带一片的良好局面。
四、乡镇农村垃圾治理案例
(一)长沙市乡镇垃圾治理模式
长沙市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推广“户分类、村收集、镇中转、县处理”的垃圾清运处理模式,在偏远山区、经济实力差的乡村,实行分类收集、就地填埋模式。要求农村做到“三有”:户有垃圾存放桶、村有垃圾收集池、乡(镇)有垃圾中转站;做到“三无”:无暴露垃圾、无卫生死角、无乱堆乱放。为了强化乡镇干部及村干部治理农村环境卫生的责任意识,长沙市决定每半年组织评出“十佳乡镇十佳村”和“十差乡镇十差村”,评比结果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同时纳入对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不讲卫生的乡镇,在评选中将被“一票否决”。
[关键词]大数据;数据质量管理;数据治理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8.133
[中图分类号]F830.49;TP31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8-0-01
1 建立数据质量策略
各个应用系统、业务部门都拥有对其运作至关重要的数据,因此,了解数据是非常重要的。建立数据质量策略与数据治理流程中“了解数据”的步骤紧密连接。首先,在数据治理组织识别了业务驱动的数据治理关键绩效指标后,就很容易确定具有最高价值的数据属性。其次,数据治理组织还需要制定可接受的数据质量水平策略。最后,数据治理组织需要制定处理数据质量问题的策略和规程。
2 建立数据治理组织架构
健全的数据治理组织是全面开展数据治理工作的基础,数据治理组织应包括管理人员、业务人员和技术人员,缺一不可。数据治理组织可以设置三种角色,数据治理委员会、数据治理业务组、数据治理技术组。
数据治理委员会:由组织领导、信息技术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部门负责人组成,委员会负责制定相关制度、目标、规范、流程、标准等,沟通协调,保障数据治理工作的全面顺利推进。
数据治理业务组:由业务部门的业务专家、系统管理员组成,负责业务系统参数、基础数据维护,保证系统正常使用;另外还要负责审核、检查、整改业务数据,保障数据质量在数据产生源头的高度和精度。
数据治理技术组:由信息技术部门的专业IT技术人员组成,包括系统开发人员、数据治理人员、数据库管理员。系统开发人员负责系统数据录入功能符合数据校验标准和数据治理标准;数据治理人员负责开发数据质量检测规则、监控数据质量、批量修改数据等工作;数据库管理员负责系统数据的备份、恢复、审核等工作。
3 设置数据质量基准
数据必须具有合适的质量,才能解决业务的需要。可通过多种方式评估数据集的质量。①效性。数据值具有可接受的格式。例如,员工编号为6位文字数字字符。②唯一性。数据字段中没有重复的值。③完备性。数据字段中没有空值。例如,邮政编码应该始终填入到地址表中。④一致性。数据属性与可能基于该属性本身或多个属性制定的业务规则一致。⑤及时性。数据属性表示没有过时的信息。例如,没有客户合同拥有已过期的有效期。⑥准确性。数据属性是准确的。⑦符合业务规则。数据属性或数据属性组合遵守指定的业务规则。
4 建立主数据中心以实现对主数据的管理
要满足收入增长、成本减少和风险管理等基本战略目标,数据治理组织需要控制业务部门中的数据。这些信息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关于客户、产品、材料、供应商和账户的关键业务数据)常常称为主数据。
主数据十分重要,分散在整个企业的业务流程、系统和应用程序中。数据治理组织现在已认识到了主数据的战略价值,在大部分企业和组织中,多个应用系统、不同部门间需要共享数据的现象非常普遍,建立主数据中心不仅能避免各应用系统相互共享数据形成网状结构,同时能够保证对外提供准确、一致的数据。这其中,凡是需要交换、共享的数据都纳入到主数据范围,形成一致的、完整的、准确的核心业务数据,统一由主数据中心完成对外提供数据的任务。建立主数据中心不仅仅是技术工作,除开发、维护外还需要制定开发规范、管理规范、管理流程,共同规范主数据的使用。
5 实现数据质量管理和数据治理的良好结合
数据质量管理应当是与整个公司组织的数据治理体系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数据标准为数据质量管理提供质量检查规则来源,而数据是否符合标准,是一个典型的数据质量问题,通过部署数据质量管理系统,可以对数据标准的落地实施提供监控和检验手段。
元数据管理系统可以作为数据质量管理的一个输入,辅助数据质量检查脚本的自动生成;而数据质量管理系统中存储的检核规则等信息又是一项元数据,应当被元数据管理系统采集。
数据安全管理中定义的数据所有者,是构建数据质量治理闭环流程,确定数据整改权责的重要依据。
6 数据质量管理流程的关键要素
数据质量管理流程应当涵盖从“数据产生”到“数据集成”再到“数据使用”在内的全过程,为了进行有效的数据质量管理,数据质量管理的不同功能点应当分布在流程的恰当环节,基于基础数据平台类系统构建数据质量管理系统,并将源系统、相关应用以及相关信息技术和业务用户都纳入到数据质量的发现-修正-跟踪-评估的闭环流程当中,是实施数据质量管理的最佳选择。
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一旦发生危机事件,将呈现出显著的“放大效应”。因此,上海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尝试探索出一套与国际大都市相适应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办法。
综合举措
由于上海没有煤矿和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所以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的重点和难点是危险化学品的应急管理。上海以“源头管控、过程管理、区域联控、整体提升”为主线,关口前移、重心下移、立足长效,推进危险化学品“减量、集约、受控”,探索从“负面清单”到实现“正面清单”的管理。
实施源头管控,完成布局调整。2010年世博会前,完成了外环以内、黄浦江上游水资源保护区内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的布局调整。
加强过程管理,分步实施禁限控措施。在第一批《上海市禁止、限制和控制危险化学品目录》基本达到预期目标的基础上,2014年出台第二批《上海市禁止、限制和控制危险化学品目录》,规定了88种全市禁止、170种中心城区禁止以及178种限制和控制危险化学品目录,实施“负面清单”管理,为第三批实施“正面清单”管制进行积极的探索。
推进集中经营、逐步规范流通领域。出台指导意见,在奉贤、闵行、金山和青浦4个区推进危险化学品集中经营平台建设,对危险化学品的流动、流向、服务实行过程控制和全程监管,为下一步实现危险化学品闭环管理打好基础。目前,4个试点区的集中交易市场均正式挂牌运行,已引进200多家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落户。
建立安全生产信用体系,助力安全治理。根据上海市13个重点领域,围绕“以制度建设为核心、信息记录和共享为基础、流程优化再造和系统建设为支撑”的总体构架,构建完善上海市安全生产领域信用体系。针对各类市场主体建设“上海市安全生产(危险化学品)信用系统”,将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建设项目安全职卫审批、隐患督办治理和事故调查处置等日常检查、发现的相关信息适时录入该系统,自动生成企业安全生产基础信息。以分类、权重、分层(级)形成企业安全生产信用档案,并作为实施安全分类分级监管的重要依据。同时,实施“失信惩戒”制度,向社会公开曝光企业失信行为,从而形成强大舆论约束。2014年7月,在“上海安全生产网站”上公告了8家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构建体系
上海市正以安全生产法制建设、责任落实、隐患治理为重点,构建和完善城市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安全生产法制体系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重要基石。在立法方面,上海市创设了一系列符合辖区安全生产实际的制度规定,出台了《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上海市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规章。明晰了“两级(市、区县)政府、三级(市、区县、办事处)管理、四级(市、区县、街道或乡镇、社区)网络”以及“综合监管与专项监管分工负责的”监管体系。
健全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属地监管、直接监管”的责任体系,使法律法规更具执行力,也将法治意识传递至基层。在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同时,通过《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对上海市安委会办公室以及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综合监管职责予以法定化,并通过《关于进一步强化地区安全生产责任的意见》对属地监管职责予以规范。在此基础上,以下达安全生产控制指标、责任签约承诺、年度履职考核为抓手,充分发挥上海市安委会办公室的平台作用和安全监管部门“指导、协调、监督”的综合监管职能,推动各区县、市安委会成员单位、控股(集团)公司有效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创新隐患排查治理体系。一方面,上海创新总体制度设计,出台了《上海市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严格规范隐患排查、监控、建档、报告、督办要求,基本形成分级分类挂牌跟踪督办,社会共同监督的隐患排查治理常态、长效机制,改变原来安全生产区域创先评优、指标考核的传统做法,并纳入社会综合治理网格化管理体系,加大安全生产在综合治理考核中的比重,完善基层隐患发现报告和网格化属地治理机制。
另一方面,突出常态化治理,抓好制度落地。将隐患当作事故对待,对重大事故隐患责任单位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督促企业遵守承诺,限期完成整改,依法实施安全生产“一票否决”。每年对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事故隐患由上海市安委会办公室实施挂牌督办,督促行业、部门分层分类落实重点治理工作。2011-2013年,上海市共消除危险化学品、道路交通、燃气管网、加油供气、消防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26项市级重大事故隐患;2014年“大叶公路沿线长输管道违章占压事故隐患治理项目”等市级督办事故隐患治理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转变政府职能
转变政府职能,积极谋划深层次改革。通过有效改进审批流程、合并审批项目、拟定下放审批权限、规范要素要件、采用告知承诺、简化审批材料、发挥社会组织等方式,对上海市安全生产行政审批工作进行整体优化重塑。整合建立了安全生产行政审批信息系统,优化实施了内部并联审批、监察效能跟踪的行政审批流程。
整体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审查上,合并审批项目、简化审批流程。实施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和职业卫生审查与评价报告“二合一”。在专业服务机关资质审批上,简化审批内容,鼓励引导一家专门服务机构同时具备安评、卫评两种资质,加大安全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融合力度。在安全培训管理上,取消机构资质审批,推进安全培训市场化运作、行业自律,推进安全资格考试体系建设,积极探索安全资格证书管理简政放权工作。
在社会组织培育上,引导发挥技术支撑作用。大力发挥技术服务机构、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作用,将审批中的技术环节审查交专家或者专业机构委员会实施。探索政府部门负责完整性审查和合格性审查、社会组织负责技术审查的新模式。同时,积极采取定期盲审、结果公开、警示约谈等多种措施,督促相关机构完善质量控制体系,创造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环境。
在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物质和设备上,做到与先进单位、地区和国家同步,有专人管理,确保物资完好。一旦有事,要备得有、找得到、调得快、用得好。
在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宣传和教育上,尤其在基层单位,要少一些口号标语,多一些安全提示和演练,第一时间、第一反应非常重要。第一反应者的素质和自救、互救的能力往往决定他们在事故发生时能否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