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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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范文第1篇
关键词：汇率目标区；离散浮动汇率制度；外汇市场压力指数
作者简介：刘柏，男，吉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从事国际经济问题研究；张艾莲，女，吉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从事金融问题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及应对升值压力研究”，项目编号：11BJY14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汇率与国际收支协动变化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0YJC790164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4-0076-06
引 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汇率作为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货币购买力比值在对外经济中的影响程度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国际间密集的货币兑换活动也体现了汇率的持续动态性。目前，国际外汇市场每日平均交易额大约达到了1.5万亿美元。在2011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达到了14.2万亿美元，相当于每日平均成交581亿美元。尤其是近些年来，我国逐步开放金融市场，拓宽程度和领域不断加大，外汇市场的交易量日益增长，从2007年至2011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年均增长40.3%。外汇市场规模的逐步扩大需要有效的汇率制度保障，才能使得对内和对外经济稳定发展。
在传统的汇率制度体系中，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是最常见的制度。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水平保持稳定，保障了进出口贸易的顺利进行，但是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需要对汇率进行干预，从而导致内部经济结构出现失调，继而引起国际间汇率的剧烈变动，因此固定汇率制度对于中央银行具有重大的压力。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因为汇率水平更为有效地体现了市场的供需状况，所以对国际收支的调控较为迅速，同时也相应降低了中央银行为了维持固定汇率水平所承受的压力，但是浮动汇率制度下较为频繁的波动会诱发投机活动，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会引发市场危机。在国际汇率制度发展历程中，遵循严格意义上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几乎不存在。现在，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是在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寻求恰当的过渡机制。
由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二者都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所以Williamson提出了汇率目标区概念，这个概念融合了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的特点。原意是指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所遵循的法则，即中央银行预先设定汇率水平浮动的上下空间，当汇率在浮动空间上下限范围内波动时，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预，但是当汇率水平超出上下限时，中央银行会采取措施干预外汇市场，以保持汇率在预定的空间内波动。Williamson（1985）[1]对汇率目标区进行了详细阐述，并提出了市场干预计划。对汇率目标区做出重要贡献的是Krugman。Krugman（1991）[2]结合连续条件和平滑链接条件，将随机微分方程应用于目标区与汇率动态分析中。在汇率目标模型中提出的前提假设条件是汇率目标区具有可信度；居民具有理性预期；货币需求随机扰动项变动服从布朗运动；中央银行在上限和下限进行持续性干预时，汇率水平越逼近上下限，干预力度愈强；国外产品与国内产品具有完全替代性。基于上述假设，设汇率模型为：
其中， 表示经济基本面；
变化。基本面包括两个要素，其中m是中央银行实施的政策工具，v包含其他影响汇率的因素。假设上述因素遵循布朗运动，并且汇率的预期变动为零。Krugman（1991）设定汇率波动存在目标区，即 ，当汇率水平逼近 或 时，中央银行进行调控。在目标区具有可信度的条件下，政府的干预行为将改变经济个体的预期行为。当汇率水平接近上限或下限时，汇率向中心线移动的概率高于从中心线向上限和下限移动的概率。同时，市场参与者能够预期政府的干预行为，即：
所以目标区呈现非线性状态，称为“蜜月效应”（honeymoon effect）。汇率是基本面的函数，汇率与基本面的关系不是传统的直线行为，而是平滑S曲线。大量实证研究针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S曲线意味着汇率基本上处于接近上限和下限的区域而不是目标区的其他区域，所以汇率的边际分布是U形的，条件方差是∩型。
Krugman模型的重要结果之一是S形曲线斜率在任何区域都小于1，即“蜜月效应”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当汇率接近目标区的上限时，中央银行将采取干预措施，降低货币供给量，提高通货膨胀预期，促使外汇市场汇率升值，降低汇率。在基本面因素既定条件下，目标区汇率的波动弱于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波动。“蜜月效应”体现了目标区的稳定性本质。模型的第二个结果是S形曲线斜率最终逼近目标区边界的零斜率，说明在目标区的边界处，汇率函数是边界的水平切线，称为“平滑接触”。当汇率位于目标区的零斜率边界上，意味着汇率对基本面的反应不敏感，因为在目标区边界处，基本面预期存在不连续的状况。Krugman认为汇率目标区是汇率目标趋势受限的浮动汇率制度。
Krugman的研究引发了后期学者对汇率目标区的关注和研究，Frenkel和Goldstein（1986）[3]认为，汇率目标区是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的结合体。以Krugman模型为基础，学者对汇率目标区进行了大量研究。Bertola和Caballero（1992）[4]对Krugman的前提假设进行了修正，并认为存在两种情况对汇率进行干预，第一种情况是在汇率水平逼近目标区的上限和下限时，中央银行会遵循原有的设定，通过干预市场基本要素将汇率引至中心线；第二种情况是在不改变目标区上限和下限之间的幅度的条件下，建立新的目标区中心，借由市场基本要素干预汇率。在汇率与基本面变量关系的阐述方面，Lundbergh和Ter?svirta（2003）[5]采用S曲线表现二者之间的关系，当名义汇率接近目标区上限和下限时，相同程度的基本面经济变量改变对于汇率的影响程度趋弱。
一、我国有管理的离散浮动汇率制度构建
自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发展的不断变化促使汇率制度处于不断变革之中。1994年年初，我国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改变了开放之初的固定汇率制度，实施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年我国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可兑换，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完全自由兑换。2005年7月，根据实际经济运行状况的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了新一轮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可以视为以BBC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即以浮动幅度（band）、货币篮子（basket）、爬行（crawling）为特征，对汇率进行微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影响汇率制度的因素各不相同，我国经济历经30多年的改革，在各方面都发生了质的改变。其一，最基本的影响要素是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的4545.6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471564亿元，增幅约达10274.08%，并仍然处于持续增长状态。总体而言，传统理论表明经济增长会引致本币升值，但是影响效果是复杂的。我国经济实力的持续提升也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其二，影响汇率制度的直接因素是国际收支状况，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和结构持续改善且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贸易顺差连续快速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也显著增长，并为累积巨额外汇储备奠定了基础。出口竞争力的增强，使得对人民币的国际需求增加，也对汇率升值造成了压力。其三，利率水平之差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虽然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还未完成，但是利率的市场化作用日益凸显，利率的变动幅度比改革开放之初频繁，且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动性日趋增强，利率会通过套利资本流动对汇率产生影响。经济各方面的发展使得汇率制度依赖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汇率制度也要随经济转换而改变。
在资本项目未完全放开的前提下，我国实施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体现了市场参与者对汇率水平无法形成完全精准的理性预期，因为中央银行对市场的干预造成二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而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对汇率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币值的上升或下降依赖于市场参与者的心理预期。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拓深放大，外汇市场所带来的汇率波动风险对金融机构、进出口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者等经济主体具有重大冲击，而外汇风险防范和抵御能力成为微观主体和宏观载体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经济改革仍处于前行阶段，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未能实现高效的融资，利率市场化进程还未完成，所以理论上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的现行经济状况，在有限的范畴内可以对汇率理论和框架进行相应的修正。
基于汇率目标区理论，为了避免汇率制度剧烈变动所引致的潜在风险，可实施有管理的离散浮动汇率制度，即在短期内维持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制度，在外汇储备充足的条件下，通过调整国际收支的各项构成所涉及的经济活动，对外汇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力量进行频繁的小型政策干预，抵补原有的过度依靠买卖美元的对冲机制，以维持汇率水平的小幅波动，降低外汇风险；在长期内，当经济发展出现基础性改变，导致实际汇率变动偏离原有经济基础面决定的汇率发展趋势和区间时，应对汇率实施大幅度的离散浮动，使得汇率水平处于新的置信区间内，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需要。在通过直接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冲销和间接调整国际收支结构两种手段对汇率进行调整过程中，后者的间接手段更为有效（Zapatero和Reverter，2003）。[6]国际收支项目进行调整基于微观层次，通过对对外经济活动参与者间接作用于宏观经济，因此政府主管部门能够借助缓解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问题，延续汇率维持稳定的时限。并且，政策制定者基于目标实现，通过国际收支项目调整从而制定汇率浮动的区间是可行的（Cukierman，Spiegel和Leiderman，2004）。[7]
通过有管理的离散浮动汇率制度的调控，在短期内汇率水平小幅振荡使得外汇风险处于窄幅空间，外汇市场的供需双方能够有效预期并防御风险，从而提升交易效益，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在长期内，当外汇市场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基本面发生实质性改变时，汇率会发生大幅变动，交易各方会采取规避风险的技术手段和措施，所以当离散性汇率变化发生时，仍然处于市场参与者的风险预期范围内，可将风险损失控制在小范围内。在设定有管理的离散浮动汇率制度的波动幅度时，在充分给予汇率浮动灵活性的同时，要体现汇率的价格机制和资源配置功能。既避免幅度过宽，使得目标区失去调控汇率的作用，又要避免幅度过窄，使得汇率弹性削弱，干预措施过于频繁。波动幅度应根据现实的金融市场状况、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和外汇储备情况进行设定，因为我国外汇储备充足但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所以波动幅度不宜过大，尤其是要视国际金融市场和波动状况而定。
二、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实证分析
有管理的离散浮动汇率制度的基础是汇率目标区理论，而对于基准值和置信区间的确定诸多学者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界定，但是离散浮动的基础条件和标准将成为管理当局研究的重点。外汇市场压力指数恰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更是政策制定者确定离散浮动的风向标。有了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的度量，就可以根据经济目标的需要确定未来外汇市场的走向。
在外汇市场上，汇率水平体现了供给和需求双方力量的改变和制衡，但是由于汇率形成机制的特殊性，传统的名义汇率水平不能有效地体现这种力量的改变，因此Girton和Roper（1977）[8]提出了外汇市场压力概念，基于这个概念产生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exchange market pressure index，简称EMP）能够较全面地度量和昭示外汇市场供需力量的核心变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适用的范围较为广泛，从固定汇率制度到浮动汇率制度都可以有效地度量。一国对外经济活动通过国际收支状况的变化体现外汇储备规模的升降，并且国际经济学中利率平价理论说明了利率在汇率形成机制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外汇储备和利率的变动情况是影响汇率波动的主要因素。鉴于此，采用名义汇率、中美利率差额和外汇储备构建外汇市场压力指数。
从1994年1月至2012年6月的我国名义汇率的走势图可见，汇率水平受到汇率制度改革的影响呈现了阶段式的变化，处于持续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在2005年汇改之后，人民币的升值幅度迅速攀升，这体现了我国经济基础面在近20年间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进入21世纪，我国外汇储备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虽然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外汇储备出现了短期的增长放缓，几近水平状态，但是总体而言，外汇储备斜率较高，这也是推动人民币升值的要素之一。
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中，采用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以及美国利率是因为在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和金融项目投资活动中，美国占有较大比重，如2012年6月对美国出口占总体出口总额的20%左右，进口所占比重达10%以上。我国外汇储备近些年有了腾飞式增长，超过3万亿美元，其中也以美元为主。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的模型为：
其中，EMP是外汇市场压力指数，ER是名义汇率，i是本国名义利率，i*是外国利率，FR是外汇储备，t是时间。 是 的标准差， 是 的标准差， 是 的标准差，b是各变量标准差的倒数之和，即：
在我国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的计算中，汇率变量采用的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利率变量采用的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美国联邦资金市场利率和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隔夜加权平均利率。因为我国在2005年7月进行了汇改，样本区间为2005年8月至2012年6月。构建后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走势如图3所示。
由图3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走势可见，在2005年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后，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变化基本在两倍标准差的狭窄通道内上下波动，整体趋势围绕零界值，波动幅度不大，标准差仅为0.005。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的趋势波动幅度更为狭窄，说明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汇率制度进行的改革使得外汇市场风险度有所收敛，处于目标区间范围内。
三、我国当前应坚持有管理的离散浮动汇率
20世纪70年代之后，发展中国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改革，在市场开放的进程中经历了经济困境和市场冲击，这些经历说明在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市场发展不尽完善的基础上进行的经济开放需要恰当汇率制度的有效保障，尤其是面临资本项目开放，作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安排应更为灵活。加入WTO之后，我国步入逐步开放金融市场的阶段，资本项目也不再处于封闭状态，在市场化程度不断增强的条件下，汇率弹性的自由度应渐进放大，才能适应日益频繁的市场冲击，采取更为灵活的措施平抑市场波动。从长期看，由于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对货币政策调控有着高度的依赖性，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不可逆转的金融全球化浪潮又势必对货币政策的效力产生重大干扰，因此，人民币汇率机制向更富弹性的方向转换，应当成为我们的战略选择。[9]
我国经济虽然有了腾飞式增长，但是我国金融市场还未达到高效的融资配置，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系统还未完善，利率还未实现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变化的目标，市场参与者的经济理念和行为还有待于提升，在现阶段人民币还不具备实行完全浮动汇率制度的基础。因此，在短期内，给予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实行有限制的汇率目标区式的浮动，在长期实行有管理的离散浮动是适应我国经济阶梯式增长和变革的需要。
有效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国内经济运行和对外经济往来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能够在维持经济稳定的同时提高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灵活性，降低风险。在我国进入“十二五”期间，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并采取必要的汇率调控措施具有重要的作用，有管理的离散浮动汇率制度能够适应我国在经济转轨期间阶段性经济增长特质。有管理的离散浮动汇率制度能够在短期内频繁小幅释放经济基本面变化和市场供需双方力量改变导致的币值浮动压力，在长期内经济发展导致的区制变化累积引发的实际汇率与均衡汇率水平的偏离一次性释放对于经济造成的较大冲击，也会促使汇率水平再度从偏离修正为符合经济基本面。
我国汇率制度的改革进程体现了阶段性的汇率制度离散调整，彰显了外汇市场压力所致的汇率区制性改变。2005年汇改后，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变动处于狭窄通道内且趋势波幅更接近零线，体现了汇制改革符合经济基础面决定的汇率变动，为国内经济运行和对外经济往来提供了有利保障。
适应经济基本面发展状况的汇率制度是经济增长和抵御外部风险的前提，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增强对抗外部危机的能力，应采取如下措施：首先，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资金往来日益频繁，在增加资本项目规模的同时，提高金融机构自身的竞争实力，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其次，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加深，与其他国家的联动性越强，越需增强外汇市场的灵活变动性以应对国际市场的无穷变化。再次，外汇储备的增强是外汇市场压力的主要因素，在累积外汇储备的同时，应扩大国内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并拓宽资本的外部流向，以避免人民币升值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短期内利用升值预期套取资金并外逃，抵御潜在的国际资金流动风险。最后，应多元化外汇市场的金融产品和种类，避免单一地依赖特定金融产品，无法实现预期的无风险收益率。
参 考 文 献
[1] Williamson， J. The Exchange Rate System[M].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5.
[2] Krugman， P. Target Zones，Exchange Rate Dynamic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3），
[3] Frenkel， J. A.，Goldstein， M. A Guide to Target Zones[J]. IMF staff papers，1986，（33）.
[4] Bertola， G.，Caballero， R. Target Zones and Realignment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3）.
[5] Lundbergh， S.，Ter?svirta， T. A Time Series Model for an Exchange Rate in a Target Zone with Applicat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3， SSE/EFI.
[6] Fernando Zapatero， Luis F. Reverter. Exchange Rate Intervention with Op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2003，（22）
[7] Cukierman， Alex，Spiegel， Yossi and Leiderman， Leonardo. The Choice of Exchange Rate Bands： Balancing Credibility and Flexibilit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lsevier， 2004， （2）.
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范文第2篇
一、今年以来，伴随着工业经济总量增长全面回落，工业经济运行质量也出现了急剧下滑，这样的总体态势，给近期工业经济运行迅速回升增加了诸多不确定因素。
工业经济相对低迷运行中的探索思考——以宁波规上工业一季度运行态势为基本样本长，14个县区中有7个出现了负增长，6630家规上企业中有3189家出现负增长。从主要工业产品实物量生产观察，随着以房地产为代表具有较强需求拉动行业的降温，原材料工业回落尤为显著（见表1）。与此同时，一季度销售产值依然维持着负增长态势为-1.6%，由此产销衔接也创下21个月新低，约为95.7%。与此相对应，产成品存货同比增长12.2%%，超过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2.2个百分点。工业经济运行质量也出现了急剧下滑：一季度利润总额和利税合计同比分别增长 46.4%和-27.6%；35个行业大类中有28个利润出现负增长（其中9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29个利税出现负增长；14个县区中有10个利润同比出现负增长，9个利税同比出现负增长；6630家规上企业中有1983家出现亏损，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增长74.4%。亏损企业增加与亏损额上升并存，反映出目前工业企业经营状况的困难；而工业经济效益相对低下，给下步工业经济产出总量迅速回升增加了诸多不确定因素。
二、鉴于宁波工业产品市场分布结构，出口增长深幅下探是导致工业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以高耗能行业为主导、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工业经济主格局，更是造成此次下行首当其冲的主要成因之一。
按照目前宁波规上工业产品市场取向格局，其内外销比例基本维持在4︰1水平。一季度规上工业出货值同比增长-11.0%，国内销售市场同比增长1.1%，在内外市场共同作用下，一季度工业销售产值增长-1.6%，仍末走出负增长阴影。较长时期来市场需求不足，继续制约着工业经济产出总量放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的艰难。高耗能行业即纺织、化纤、造纸、化学原料、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金属冶炼、电力、石油冶炼行业，一季度其工业总产值占同期规上工业48.2%，同比增长-0.7%，对全市规上工业增长负贡献率为1.4个百分点。高耗能行业增速回落，暂时缓解了宁波长期居高不下的能耗压力。一季度，高耗能行业中，除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电力及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两个行业的能耗同比略有上升外，其他六个行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纺织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能耗回落最明显，同比分别下降14.1%、13.8%和12.1%。民营工业经济 是宁波最具活力经济群体，然而正如三年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度影响时那样，目前民营工业经济对环境变化所表现出的敏感性再次得到印证，一季度民营工业经济完成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0.4%，增长速度低于全市平均水平0.41个百分点。辩证地看，由于民营工业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充足性，注定其对市场变化反映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应该是其对市场变化所作出的正常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反应结果将促使其在市场环境发生负向变化时尽可能少地遭受损失，民营工业经济自保导致的阶段性生产收缩，有时是对市场机制理性感悟的结果，无可厚非；然而，同时也存在着部分民营工业企业面对市场波动表现出措手不及，无奈地-改变既有的生产节奏，导致生产经营的被动和困难，但这并非主流。一季度数据显示：私营企业亏损面为27.0%，分别低于集体经济、有限责任公司23.0个和2.0个百分点，也低于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7.1个和9.7个百分点。
三、去年以来，点多面广以加工业为主的中小工业企业因市场不景气（尤其国际市场不景气）而出现的生产收缩，由于工业产业链的传导效应，目前已经波及到以规模经营为主要特征的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这样的回落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触及全市工业经济基本面。
去年以来，全市点多面广以加工业为主的中小工业企业出货值从去年年初增长20%以上到去年底已经回落到7%左右，其中小型工业企业去年12月当月已经出现负增长（-0.8%）。由于工业产业链的传导效应，这种回落态势目前已经波及到以规模经营为主要特征的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今年一季度大型工业企业出货值增长-39.8%，进而拖累大型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下行，同比增长-4.6%，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约4.6个面分点，这是继2009年初以来再次出现的深度回落。从工业经济运行质量观察：一季度规上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的亏损面分别为30.7%和25.7%，同比分别上升9.0个和6.5个百分点；规上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分别增长-75.1%和-17.7%，而规上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分别增长216.5%和66.1%。一季度数据还表明，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产出经济总量占规上工业67.9%，占全部工业的54.8%的，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当前宁波工业的基本面，其效益急剧下滑，为预后宁波工业生产迅速回升增加诸多难度。鉴于宁波工业经济总体格局，这样的波及一旦过度漫延，势必影响全市工业经济基本面。然而短期内试图利用政策修复基本面或寻找增量弥补基本面也非易事。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带有传统计划经济烙印的过度调节手段，如不加舍取的刚性保增长等，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所带来的预后综合效果极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四、融资成本继续高企、劳动用工相对不足、能源约束刚性显现等矛盾和问题在工业经济下行过程中“涛声”依旧，而更大制约因素来自传统经济管理方式——如一味依靠各级财政巨额转移支付的政策思维，又如较长时期来政府主导而形成“多高”行业正在逐步成为全市工业经济的基本面。所有这些，势必给预后工业经济稳中求进式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今年一季度，全市规上工业财务费用同比增长34.5%，其中利息支出同比增长37.8%，大大高于同期主营业务收入（负增长3.2%），利息支出占同期银行贷款余额的年化率约为7.2%，同比上升了1.1个百分点；规上工业职工平均人数同比增长-3.2%，这是继2009年一季度以来再次出现的负增长；由于“十二五”以来，全市乃至整个浙江省没有新增规模火力发电机组有效投入，工业用电硬约束已经刚性到来：从供给角度观察，一季度全市发电量198.96亿度，同比增长-8.23%；从使用角度观察，全部工业用电84.4亿度，同比增长-1.1%，其中制造业用电同比增长-3.6%。要素刚性制约及要素成本高企，使工业企业综合成本加速抬升，今年一季度数据表明，主营业务成本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86.2%，同比上升2.1个百分点，三项期间费用占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8.2%，同比上升1.1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央政府在积极探索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上加大力度，试图破解工业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工业企业融资难问题，从预后看，对于具有市场潜质的经济主体而言其融资难问题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然而，资源、能源刚性约束是长期存在的，试图通过政府计划调控手段缓解这种约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且这样约束的目的就是要形成强大的倒逼机制，促使工业经济转型升级。辩证地看待当前用工难是十分必要的，劳动力市场供方数量相对下降，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全国经济发展均衡性在提高，作为需求方也倒逼着工业企业集约使用劳动力，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前宁波工业经济格局能够应对多要素的约束吗？从数据看，高能源占据型的石化行业、高人力资源占据型的纺织服装行业（简称“多高”行业）等传统优势产业 ，一季度产值达1327.7亿元，约占同期规上工业的51.0%，日渐成为宁波工业的基本面。工业经济要素的硬约束与宁波工业“多高”行业并存，有可能会给稳中求进式的工业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是宁波工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必经的历史阶段。于是，当前全市工业经济下行态势首当其冲就在所难免了。面对目前态势，与其着力去“修复”抑或“弥补”工业经济基本面，倒不如下定决心调结构。实践告诉我们，转型升级工作往往在内外环境紧约束下，更能形成强烈有效的市场倒逼机制，这无疑比政府“亲自”去有计划地刚性参与更具有经济性、平稳性和可操作性。
五、事实上，“十二五”以来，政府强力推动的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工作，目前仍处于初步展开期，远没有成为宁波工业经济发展的主流。换个角度审视，初步展开时期不可避免地对即期工业经济增长会起到一定程度的调整性作用，而这样的调整是工业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无疑是积极的，会给预后工业经济发展留下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全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宁波“十二五”期间工业经济发展重要目标，也是工业经济转型升级重要体现。今年一季度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 实现工业总产值为451.8亿元，占规上工业的17.3%，份额比去年底虽提高约0.2个百分点，然而仍没有成为宁波工业经济发展的主流。从其成长角度观察：今年一季度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为-3.3%，低于全市平均水平3.3个百分点。成长性暂时低下，充分反映出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初创期之艰难，而这种艰难有时更表现为各级经济管理部门共识的欠缺。换个角度观察：高新技术推广也是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今年一季度，全市累计高新技术产值762.1亿元，同比增长2.5%，高于整个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速2.5个百分点；高新技术工业总产值占整个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29.2%，比去年上升4个百分点。上述两组数据表明，工业经济不仅表现为正在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向转型（尽管还处于初步展开期，进展相对缓慢），而且在既有传统产业中也程度不同地发生着技术升级。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对当前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有一个理性认识。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是企业自主行为，也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相对的过程，政府在其中只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引领作用，政府以有限的财政存量决不可能成为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包办者；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又是痛苦的过程，痛苦承受者有时并不仅仅指向企业，政府可能在一定时期内要直面阶段性调整所带来的发展速度相对减缓的局面；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更是充满着稍纵即逝的契机，弃旧创新需要过程，而置身于此过程又充满变数和挑战。既然政府已下定决心“调结构”，就必须面对在此过程中所出现的暂时困难，同时为暂时困难作出的必要调整。这样的调整是工业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无疑是积极的，注定将会给预后工业经济留下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唯其所选，坚定其选。
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范文第3篇
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社会各方面对国内经济形势及其走势非常关注，看法也不尽一致。在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存在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是正常的，但是，作为宏观调控和经济综合部门，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中央在深入分析、全面估量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作出了科学判断：尽管影响我国经济平稳运行的不利因素仍然较多，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经济增速保持在预期范围之内。我们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正确估量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
（一）经济增长缓中趋稳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8%，其中，一季度增长8.1%，二季度增长7.6%，无论是季度还是上半年的增速，都高于年初确定的7.5%的预期目标。尽管增速出现了下滑，但在世界上仍然是比较高的，不仅高于美国、日本、欧元区等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同时，进入二季度后，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领域正在发生积极变化。5、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6%和9.5%，增幅均比4月份的9.3%有所提高；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比前5个月提高0.3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由一季度下降2.1%转为上半年增长4.4%；5、6月份外贸状况也有所改善，进出口增速均比4月份明显回升。这些指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增长出现了缓中趋稳态势。
（二）内需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今年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消费、稳定投资的政策措施，着力释放国内需求潜力，取得了积极成效，内需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上半年，在旅游、文化等服务消费持续较旺、民间投资增长较快的作用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4%，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4%，其中民间投资增速高于固定资产投资5.4个百分点，所占比重提高到62.1%，扣除价格因素，消费和投资都保持了较高的增幅。上半年，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7.7%和49.4%。
（三）农业形势进一步向好
全国夏粮总产量达到2599亿斤，比上年增产71.2亿斤，其中冬小麦产量达到2286亿斤，增长3%，历史性地实现了“九连增”；油菜籽产量1292万吨，增产46万吨；蔬菜产量继续增加，肉禽蛋奶和水产品生产稳定发展。早稻种植面积8800万亩，扩大170多万亩，有望获得较好收成；夏播面积增加，秋粮长势良好，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充足。这些都为全年农业稳定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四）物价涨幅明显回落
今年物价涨幅延续了去年8月份以来的回落态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由1月份的4.5%逐步回落至6月份的2.2%，上半年累计上涨3.3%，控制在年初确定的预期目标内。房地产市场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效，城市住房价格总体呈回落态势，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房价格同比下降的城市有57个。物价涨幅的逐步回落，不仅为实现全年物价调控目标奠定了基础，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宏观调控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五）结构调整取得新的进展
一是工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政策引导和市场趋紧的情况下，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兴产业的主动性明显增强，使上半年工业生产呈现“一快一慢”态势，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比工业增加值增速高1.8个百分点；高耗能行业增长速度放慢，落后产能进一步淘汰，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4%，低于工业增加值增速1.1个百分点。
二是服务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7.7%，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3.5%，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物流、信息软件、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快。
三是区域发展的协调性继续增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主要指标的增速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区域合作和产业转移积极推进，东部地区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四是节能减排成效明显。上半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3.4%，降幅比去年同期提高2.6个百分点，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排放量分别下降2.2%、2.5%和1.8%，氮氧化物排放量由上升转为下降0.2%，为实现全年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
（六）重点领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
一是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有序推进。除西藏和新疆外，其他省份均已启动实施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方案，总体反映良好。
二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3年任务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取得新的成效，颁布实施了“十二五”时期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在全国311个县启动实施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建立了新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基本药物价格比制度实施前平均下降30%左右。
三是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政策的42个实施细则如期出台。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进一步激发，政策环境进一步改善。
四是财税、金融改革迈出新的步伐。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进展顺利，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继续扩大；利率市场化迈出重要步伐，扩大了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工作积极推进，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债券市场品种创新和改革步伐加快，新股发行和退市制度进一步健全。
五是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艺院团、新闻出版等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取得积极进展。
（七）保障改善民生取得新的成效
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范文第4篇
中国2008年经济发展或受
通胀压力阻碍
据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报道，尽管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不太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但是通胀压力有可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
美国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有经济学家担忧，美国经济增长放缓有可能对中国和印度的经济造成影响。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衰退和信贷危机使得美国消费者消费能力和企业需求下滑，并进而影响中国出口。
美联储利率的大幅下调也给中国等国家造成通胀压力，因为这些国家本币与美元汇率挂钩。中国2007年11月份的通胀率达到6.9%。中国政府也指出，通胀和过热是2008年经济发展的最大威胁。
澳大利亚发展银行预计，即使收紧银行贷款，中国2008年的经济增长率仍将达到10.5%。此外，一些市场人士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神话需要重新评价。前力拓首席经济学家Phillip Crowson指出，奥运会后中国对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有可能出现“暂停”。
美联社：
华尔街寻求中国投资
世界金融体系发生重大转变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的中文教师已经越来越难以寻找，而中文则逐渐成为华尔街的第二语言。目前，华尔街投行都在寻求得到中国的注资。
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开始积极与国际金融机构达成交易。摩根士丹利、贝尔斯登、黑石和巴克莱集团都位列这一名单上。由于次贷危机的冲击，许多投行都希望得到注资以维持财务的健康。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和中东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Villanova商学院教授Alan Donziger表示：“无论对中国的私人还是政府来说，更多的参与美国经济总是有益的，这是美国巨大贸易赤字的结果。这些投资将降低美国的独立性，但不可避免的是美国也必将融入到全球经济中。”
Punk Ziegler & Co分析师Dick Bove认为，中国通过投资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他表示：“中国向摩根士丹利投资50亿美元。除了未来的投资收益以外，中国没有获得任何等价回报。这是世界金融体系的重大转变，对美国有负面作用。”
《英文虎报》：
分析师看好2008年香港股市
据《英文虎报》报道，美国股市2007年最后一天表现不佳有可能对香港市场造成负面影响。然而，分析师认为，香港股市将在小幅下跌200点之后大幅反弹。
分析师预测，在经历了2007年的大幅上涨之后，香港股市2008年可能会出现动荡。不过，尽管外部条件不佳，但是港股市场仍能带来较好的回报。其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强劲的经济基本面将对股市产生推动作用。
霸菱资产管理公司亚太基金投资组合经理杜敬创(Khiem Do)表示：“2008年，我们对香港和中国的市场仍然保持看好。”尽管市场情绪出现不稳定，但宏观经济和上市企业的基本面仍能推动股市。
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范文第5篇
（一）金融危机使射洪经济增长势头放缓，但并未改变工业发展的基本面
国际金融危机施虐的2008年，是射洪工业发展史上极不寻常、极其艰难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工业经受了年初雨雪冰冻灾害、“5.12”汶川特大地震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由于应对得力，工业发展仍然取得了较好成效。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值114.19亿元，同比增长25.07%；实现增加值37.29亿元，增长18%；实现销售收入113.95亿元，增长49.81%；实现利税14.88亿元。从调研情况显示，纺织行业和包装行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其次是化工和机电产业；食品行业影响相对较小；冶金行业开始复苏，建材行业由于灾后重建，反而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金融危机及自然灾害并未使射洪工业企业伤筋动骨，也并没有改变我县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面。2009年开年以来，全县按照“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和“止滑提速、爬坡上行、加快发展”要求，利用灾后恢复重建和国家扩大内需的契机，主动应对工业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困难和矛盾，工业发展保持了止跌回升的迹象，实现了开门红，工业经济回暖趋势显现。
（二）当前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和加剧，射洪工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形势仍需冷静看待
工业经济虽有企稳回升迹象，但经济下行风险依然存在，这是射洪工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随着后危机时代来临，国际市场消费继续低迷，全球市场需求没有出现实质性回升，工业品价额继续下跌。这些问题和矛盾必须加以高度重视。
同时在国家扩大内需、振兴十大产业等有力措施的推动下，国内实体经济活动有趋于活跃的迹象，也有利于射洪工业经济发展。从省内工业经济发展形势看，在灾后重建的推动下发展形势也好于全国。从全县工业发展情况看，受金融危机及其他部分客观原因影响，年初全县先后有7家企业出现停产，目前已经全部恢复生产，全县77家规模企业生产经营渐趋正常。
二、科学看待射洪工业发展
我们不仅要深刻认识到这次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全球性、联动性、综合性和不确定性特点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更要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积累的雄厚基础和应对危机的丰富经验。目前射洪经济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外部冲击并未改变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四川省应对危机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发展的措施，也为射洪战胜困难保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重要保证。全县出台了《关于抓住灾后重建机遇扶持现有工业企业做大做强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激发企业家创业热情，加大投资力度；共安排2000万元设立工业发展资金，积极发挥政府资金的杠杆作用和乘数效应，引导社会资金加大对工业的投入；同时和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行协商联合成立了射洪开发性金融合作领导小组及开发性金融合作办公室，首次授信借款额度8000万元；用活特殊金融政策，政府搭台，组织银企深度对接，缓解企业融资难。
三、发展射洪工业经济的对策措施
（一）理清思路，明确目标，引领射洪工业止滑提速加快发展新路径
经济总量偏小，企业规模不大，发展速度不快，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在全市排名靠后……对于地处川中丘陵的射洪来说，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子尽快扩张地区经济总量？如何尽快走出长期以来徘徊不前的境地？我们提出了引领射洪工业止滑提速加快发展的思路与目标。思路上：围绕“工业主导、三化联动”发展战略，按照“内涵扩张盘活存量，招商引资做大总量，改造提升提高质量”工业发展思路，以工业园区建设为平台，以重点项目推进为载体，以产业集群发展为方向，推进射洪工业止滑提速，实现工业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
（二）创新举措，力促射洪工业止滑提速加快发展取得新成效
1、抓产业规划保资源整合。发展壮大优势产业，加大优势产业链整合力度，形成一批区域配套、上下游贯通、横向关联发展的产业链。在产业发展问题上，加强资源整合，重点发展食品、化工、纺织三大支柱产业，打造机械电子、生物制药两大新兴产业，努力构建射洪“3+2”产业发展新格局。
食品产业。以打造沱牌百亿企业为依托，重点发展舍得、陶醉、沱牌曲酒等中高档酒，引进发展高档啤酒，带动下游产业链如包装、物流、酒瓶等发展，建设西部酒业基地。
化工产业。以美丰股份、美丰集团公司为龙头，建设百亿化工企业，开发尿素及三聚氰胺下游产品产业链、碳氨、复合肥等化肥产业链、天然气制甲醇、二甲醚、醋酸及醋酸纤维等甲醇产品产业链，促进锂电开发、锂化工等系列产品精深加工。
纺织产业。以华纺银华、佐鲁银华为龙头，发展高档纺织制品加工，促进印染技术改造升级换代，发展服装加工业。
机械电子产业。以富士电机、隆鑫科技为龙头，大力发展汽摩车配件、电动自行车整车和零部件生产，形成电动自行车零部件――车身――整车生产的产业链，建成省内重要的设汽摩配件生产基地。
生物制药产业。发展沱牌药业、绿康药业等重点医药企业，促进生物制药和中医药技术发展。
2、抓平台建设保产业承接。按照 “专业化、规模化”发展要求，急需加大射洪 “一区三城”产业园区整合力度。目前沱牌、美丰、银华三大工业城继续按照原有功能定位加快推进和实施。重点是要推进以洪城新区为主的平台建设，争创省级经济开发区，在高标准设计原则的指导下，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治污排污设施，以工业创新、要素集聚、产业孵化为吸引力，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带动其他园区科学发展，逐步实现“一区三城”一体化发展格局。
3、抓招商引资保经济总量。进一步创新招商引资工作理念，按照“专业招商为主，全民招商为辅”的思路，立足现有的食品、化工、纺织、机械、包装等支柱产业比较优势，以大企业、大集团为依托，以产业链为载体，认真筛选、编制、包装项目，有针对性的招商，做到有的放矢。
4、抓项目推进保经济增量。在开工建设工业重大项目的同时，要确保已建项目的投产运行，同时做好新建项目的论证储备工作。将项目建设与新兴产业发展等下一个4万亿投资结合起来，力争每年新上一批上亿元的大项目，增强发展后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