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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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际标准合同示范合同发展中国家意思自治

一、国际标准合同的产生的基础

19世纪初,保险业和铁路运输业等公用事业开始发展,对于这些公用性组织而言,由于相对人的不特定多数性及交易的重复性,为了交易的便捷便开始制定能重复使用的合同约款,标准合同遂开始出现。所以,标准合同是应现代商事交易由双向转向多向、从一次易向连续易的变化而产生。但是谈到合同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契约自由和杜摩兰(1500—1566)的意思自治说。如果我们把双方当事人的协商一致认为是赋予契约以生命,并将平等、自由与公平等不言而喻的民法原则当成是契约的健康标准的话,那标准合同的出现似乎是扮演了一个“契约杀手”的角色。①但是同时标准合同天生是与传统合同自由、平等的背离,这种背离并不是人为主观所造成的，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造成的,是客观的,而且这种背离是对形式上的合同自由的修正与发展,它为我们开始通向实质上的合同的自由、正义开启了一扇大门。所以标准合同的出现并非是将全部抹杀现实契约原有的本质,而只是把人们从理想中带回现实中来；相反其还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就如英国的迪普洛面勋爵所指的：“这些合同中的定式条款都是经过了多年的实践后而固定下来，它们由那些能够代表某一行业的经常从事此类交易的人制作，经验证明，它们能够促进贸易的发展。”

纵观标准合同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点。标准合同正是在合同自由原则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开始出现的。对于那些一方当事人固定,另一方为不特定多数人双方而言,为避免交易的麻烦,制定内容确定化的文本以便可以重复多次使用,这无疑是最简便的方法。同时标准合同并不是天生就存在的，其仅仅是近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商业交易日益繁盛,特别是公用事业的大量出现，如保险、铁路运输等，使得标准合同得以兴起并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目前普通人订立的合同总数中,标准合同的数量大约占95%以上。一位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标准合同占现代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数量的99%,称“我们生活在标准合同的世界里”。所以标准合同已经在公用事业中立稳了脚跟,得到广泛的运用。传统的契约理论渐渐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同时人们的思维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正如有学者认为“⋯⋯在近代民法中,民法遵循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把一切人都抽象地当作契约主体,不考虑主体间现实经济能力与缔约能力的差别,追求的只是形而上学的平等,至于具体的当事人在现实中处于何种经济环境、相互实力有何悬殊,则非所问⋯⋯”。②对合同自由的追求唤起了人们标准对合同的重新认识,开始了对合同的实质性的自由的深思。

二、国际标准合同的概念及范围

对于标准合同的概念和范围,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其理解各不相同。但归纳起来不难发现标准合同具有这样的显著特征:即标准合同总是采用书面的形式,其条款总是事先准备好的,该合同的格式由缔约方的当事人交给另一方的当事人。但是除上述的情况外人们不能提出一个一般的定义因为在商业实践中“标准合同”这个术语在使用上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即示范合同格式和定型化合同。正如国际贸易法的泰斗施米托夫(Schmitthoff)所强调的这两种合同的含义决不是等同的。

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供律师和商人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对它进行修改和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的合同格式，其就好比一块可供雕琢的木头,在遵循其固有特性基础上可以精雕细琢;而定型化合同是缔约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具有确定内容的合同格式，除无关紧要的具体细节外，一般不得加以改变。有的称其为“订不订由你”；在英国又被称为格式合同,如同品牌店的待售成品玉佩。而且在考察国际贸易关系中对标准合同中的弱方当事人予以保护的问题时，对这两种标准合同之间的区别就尤为重要。有关比较如下:

1．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以修改,可供商人和律师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对他们运用可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的合同格式。而定型化合同是缔约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具有确定内容的合同格式,除无关紧要的细节外,一般不得加以修改。

2．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以而且是应该的,加入或完成补充条款或附件，否则合同也没有意义。而定型化合同原则上不可以,其是一方当事人强加给另一方当事人的合同。

3．示范合同格式不具有强制性，而定型化合同具有强制性。所以由单独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制定的定型化合同对于剥削弱方当事人的危险性显然比采用示范合同格式要更大些。不过，国际贸易中使用这些定型化合同的场合要少于国内贸易，因为这种合同以垄断或支配性的经济地位作为先决条件，而在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这样的条件并不存在。③这样的条件仅在个别行业的贸易中存在,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处于垄断地位,从而把价格强加给各石油加工与批发公司。所以，笔者认为标准合同并不等同于国际标准合同。国际标准合同将更多地倾向于示范合同格式。而在国际贸易中，定型化合同的概念包括两种完全不同的合同，其具有不同的经济结果。其中一种在经济上是无害的，例如，在国内法上已实施的国际公约，公约中的规定免责条款不得依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而取消。如，《海牙公约》、《华沙国际航空运输公约》等。这些公约设法在利益相关的当事人之间建立一种公平的平衡关系。另一种则必须予以慎重的考虑。例如，多国公司订立的强加给合同的另一方的合同。如，OPEC。

而在国际贸易中，示范合同文本主要是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学术团体、国际组织的可以反复使用、不具有国家强制执行力的合同文本。如我们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经常遇见和使用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建设部的《工程建设合同示范文本》、国际咨询工程师协会制订的FIDIC合同条款。在此特别是行业协会拟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与由个别企业拟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一样，也是一种示范性合同。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从严格法律意义上讲，行业协会并不具有国际法上的地位，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组织。正如梁西教授认为：严格法律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应是“若干国家为特定目的以条约建立的一种常设机构。”④可见，这里的国际组织指的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那前面提到的一些行业协会组织，也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组织，而且只是一个民间组织或民间机构。

三、国际标准合同的优势

国际示范合同可供律师和商人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修改以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笔者认为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国际标准合同的制定推行者并非全是贸易双方当事人，所以并不能代替贸易当事人。否则就有悖于“契约自由”的原则；其次在实践中也往往无可能实现，每个交易都是统一的标的，统一的价格。因此，笔者认为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推行国际标准合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取代各种具体的贸易合同，而是为了帮助完善和规范各种具体的贸易合同，即为交易当事人订立具体交易合同提供一个范本，而具体的内容和交易条件的变动是由贸易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的，这样才符合实际需要。同时笔者认为不需将国际标准合同的效力过度的神话，而非要强求国际组织制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具有国际条约的效力。对现有的国际惯例和有关国际条约中的某些条款，笔者认为其实也是由某些示范合同或标准合同的条件演变发展而来的。

对于国际标准合同文本,不论是学术理论、社会舆论，还是交易的当事人,贬多褒少,大家主要是从国内的格式合同的角度来看，认为标准合同的提供者违背了契约自由的原则,使得合同对方当事人的意思难以真实表达和实行,侵害了合同双方的利益。而笔者认为,市场竞争类似博弈过程。正如亚当.斯密所认为的，博弈是市场参与者从各自的动机出发相互作用的一种状态。所以法学研究者、企业、消费者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得出对国际标准合同文本不同的评价也是正常现象，而且合同文本本身就是对经济行为的法律化描述。但笔者始终坚持国际标准合同是对合同自由的一种追求。但是有的学者却持相反的意见：标准合同文本一般是合同当事人一方事先制定好的文本,对方当事人要么接受,要么拒绝,没有谈判、修改的余地。有学者说国际标准合同的兴起与盛行,无疑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一个挑战,美国学者格兰特·吉尔莫甚至认为格式合同是导致契约自由死亡的原因之一。⑤而笔者引用史际春先生的一句话:我们认为,惟有更多地从积极一面看问题,把因为社会和经济的社会化而给契约自由带来的限制,以及合同内容更直接体现社会意志,视为社会经济发展之必然,是一种进步,方能在科学的基础上构造契约自由和不自由的辩证法。因此笔者认为,国际标准合同的出现并不是对合同平等与自由的背离,而是一种修正,是民法从抽象概括和假设的分析法向以客观的经济现实为基础的分析法的过渡,是合同自由形式化的剥离以及向开始关注和追求实质合同自由的转折。

但是，客观地讲,合同本身是中性的,而且国际标准合同的优点也说明标准合同提高了效率,从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契约正义。相反在交易中居于强势地位的一方,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对合同上的义务负担和风险作不合理分配,致使利益的天平严重失衡。

四、重视保护弱势的发展中国家

笔者认为国际标准合同天生是阳光的,尽管由于制定者的趋利避害性和经营的垄断性,使得它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利益的倾倒性,但它通过公开大胆地承载着社会对其的评价和监督,刺激着合同制定者向合同另一方利益的重视和条款的改善,“采用仔细而专门拟订的国际标准合同或一般条款,在缔约时明确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还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讼”⑥。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要保护的弱方当事人与国内市场有很大的区别。在国际贸易中，弱方当事人是发展中国家当地的地方企业。所以保护国际贸易中弱方当事人的需要是结束对他们的物质资源的剥削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工业高度发达国家的义务。目前，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法来保护国际贸易中的弱方当事人。

第一，弱方当事人的代表自始就参与合同的起草，并在起草的过程中能够发表他们的观点。例如，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际商业惯例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国际商会惯例委员会的历次会议,并参与了该“示范合同”制定工作的全过程。我国选派的专家在广泛听取国内机构和业内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分别于1995年1月和1997年1月两次递交书面报告,就“示范合同”草案提出评论和修改意见,国际商会认真研究了中国代表的两份报告,并在最终形成的《国际销售示范合同》中采纳了我国代表的大部分意见,从而为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赢得了利益,且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声誉⑦。

第二，国际标准合同与合同条款的未来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制订统一法和统一规则，而不是制订传统意义上的公约。统一的规则比严格的公约更加灵活、适用。如果其对于每一位当事人都是公平合理的，那它们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适用。第三，要保持警惕，以防单个企业使用的定型化合同超越了法律允许的范围。

总之,对国际标准合同的控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必须把涉及到的每一个角落都考虑周全,才能使国际标准合同这种既特殊又普遍的合同形式其利得以发挥,其弊得以控制。

注释：

①陈很丽．从标准合同看国际销售示范合同之定性．北方经贸．2005(9)．

②尹继良．标准合同与合同效率、自由、公平．律师世界．2002(4)．

③[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④梁西．国际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⑤柳甄．格式合同的理论及其适用．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0(6)．

⑥史际春，邓峰．合同的异化与异化的合同．法学研究．1997(3)．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法；诠释意义

国际法是随着国际交往的出现与频繁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产物。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具有重要的解释功能，它可以诠释国际法的产生、效力依据等问题，从而消除了国际法理论中的一些困惑。

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法的诠释

1．对国际法产生与发展的诠释。首先，理想主义认为国际法可以保证世界和平并规范国家行为。在此推动下，战后签订了一系列国际条约并成立了国际联盟，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次，新自由主义主张国际机制、规则、制度是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有效手段，强调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并且注重国际制度，促成了国际经济立法的繁荣，WTO的成立，各种经济合作协定的制定都与此有关。再次，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法属于一种规范，即社会认同，该理论把国际法上升到观念的高度，超越了国际法是否为法的争论，从而使国际法作为一种规范的国际地位被广泛接受。

2．对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的诠释。理想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法可以保证世界和平，把国际法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来看待，这带来了战后国际立法的繁荣。建构主义理论提升了国际法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国际法属于各国共同意志的表达并期待一致遵守的“社会规范”，它将对各国的国际行为模式与价值选择产生一定的强制性效果。各国对国际法的观念和意识，属于“文化”范畴，是具有权威效果的非物质力量，应充分重视国际法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建构主义将国际法视为观念，超越了国际法是否为“法”的争论，使国际法的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位置。

3．对国际法发展动力问题的诠释。国际法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律秩序的需要。但诸如观念、利益等国际因素也可能促进国际法的发展。新自由主义认为观念因素能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观念帮助治理世界，原则化观念指导国际法的具体领域的制度建构，可见，观念对国际法的发展起到一种理念性的动力作用，国际法就是由观念上升而来的。任何一项国际制度首先都是一种观念，当它被国际社会接受后，上升为制度，才成为有约束力的国际法。

可见，利用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国际法的一些宏观问题，可以使人们对国际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具体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对国际法的诠释

1．博弈论诠释了国际法的产生过程。博弈论是研究利益冲突的双方在竞争中制定最优化策略的理论。博弈论认为国际法是各国博弈后所达成的一致，关键在于各方的利益能否均得到平衡。如果能够达到平衡，国际法便确立；如果不能达到平衡，国际法无法确立。这在WTO国际立法中显得比较明显。各方在每一回合的讨价还价，如果最终达成一致，则可以消减关税以及各种补贴等；而在农产品市场准入、国内补贴等方面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所以无法确立规则。可见，国际法的产生就是博弈的过程，是各方利益协调的过程。

2．相互依存理论诠释了国际法得以存在的原因。该理论认为国际法存在的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对国际制度的渴求。国际法并非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自给自足的独立体，它受国际社会需求的制约。晚近国际经济立法的勃兴乃是出于各国发展经济，迎合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而国际法立法范围也朝着诸如向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及太空和海洋的利用等方面拓展，出现议题多元化的趋势。相互依存理论之所以可以解释国际法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它道出了国际法存在的国际社会基础，任何制度不是无端凭空存在的，它必须有依存于当下的社会建构，制度的供给要受社会需求的制约。正如梁西先生所言：“国际法是根据国际社会的需要而存在的。”

3．国家利益理论诠释了国际法的最终目的所在。国家利益意指国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免受外来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则。无论哪种国际关系理论，都认为国际制度（国际法）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不同的只是对国际法本身地位的看法，或者是对国家利益范畴的不同观点，对国际法作为利益实现的工具这一点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可以说，国际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正如王逸舟教授所说，国际制度（国际法）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因素。超级秘书网

国家利益理论可以解释国际法最终目的所在的原因在于：首先，国家利益是达成国际立法的动力，一国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需要借助国际制度来作为手段，这使得国际法得以产生；其次，以国际法为手段追求国家利益已经成为当下的主要趋势，例如在WTO的体制中，各国利用WTO规则，要求他国消减关税、放开市场等，都是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的，而不是以往的靠武力攻占、开拓殖民地等传统手段；再次，没有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便没有存在的基础。即使国际法还具有维护国际秩序之类的作用，但秩序也是建立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的，因此没有利益存在，国际法也就不会存在。

三、结语

国际关系理论是诠释国际法的新路径，它对国际法之外而影响国际法产生与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与考察并得出结论，进而再用这些结论来论述国际法，开阔了视野，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同时，国际关系理论也影响国际法的发展，是国际法发展的理论条件，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参考文献：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3篇

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对于因果关系的研究都是重要的课题。大陆法系因果关系理论，于1858年由奥地利学者柯拉哲 （JuliusDlaser）在其发表的《奥国刑法专论》一书中首先提出； 并由德国法官布利 （Maximilianv.Buri）在其1873年的著作《论因果关系及其责任》一书中加以展开。其间，伴随着当代犯罪行为理论以及责任判断合理化法则之探求，因果关系理论的演进——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入——虽不乏思辩的色彩，但总的指导思想是不脱离犯罪和刑事责任的范畴，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撑。至于注重实用的英美刑法中的双层次原因理论，则更是取之于实践而又用之于实践。由于这一课题与哲学联系的密切性和本身的复杂性，因此，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因果关系理论都是学说纷呈，莫衷一是，而在我国，这一问题尤为突出。任何问题的研究都建立在概念的基础上，所以对因果关系问题的研究，首先便要对其定义加以确定。

一、对刑法因果关系进行定义的原则

对刑法因果关系进行定义则要以哲学中因果关系的概念为指导。而不论是对哲学还是对刑法因果关系下定义之前，一条基本的原则必须遵守，这不仅对定义的作出至关重要，而且对厘清刑法研究中对因果关系的种种错误认识也会有所裨益。

一般而言，刑法因果关系往往表现为实行行为从外部对客体进行侵犯，导致对社会的危害结果的产生。危害结果的产生首先在于事物内部具有发生这种变化的根据，即社会关系本身具有在这种外在力量作用下产生变化的可能性。危害行为干预了事物正常的发展过程，从而使客体出现了违反其正常发展规律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是由危害行为引起的，也可以是由危害行为促进的。

所以，我国传统的认为刑法因果关系必须是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的必然性联系的观点有待商榷。如果从哲学上理解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只能是产生于事物内部的根据，而作为危害结果产生的外因的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是必然性联系。上述观点的根本错误就是混淆了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别，学科的差别导致定义的多样性，抹杀哲学和法学在因果关系上的界限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造成理论上不必要的混乱。

二、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范围

简而言之，研究刑法因果关系是为了让行为人对特定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其有无和大小取决于犯罪行为的存在与否及危害性程度。刑法因果关系是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而国家设立刑事责任是有选择性的，它在很多程度上具备国家意志的主观决定性。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的范围和要件的确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性的影响。国家在立法时，都要根据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性这一标准，从客观上众多的行为当中选择特定的一部分行为宣布为犯罪，从某一类行为当中所可能包含的众多事实特征当中，选择确定某些事实作为决定刑事责任有无和程度的标准。

从以上可以得出，立法者在法律中选择确定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所存在的因果联系必须具备何种形式，以及达到何种程度，才认为需要由行为者对此结果承担责任时，不可能不考虑刑事责任的性质和特点对它的限制。但并不是所有的因果关系都要进入刑法研究的视野。而且，结果的发生都在于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并不是某一单方面的原因决定的。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的任务就是要考察行为与结果是否客观上存在因果关系，在这基础之上，还要论证存在的因果关系是否可以作为追究行为人责任的依据。不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在实质上把因果关系划分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通过对因果关系的两次限制以解决因果关系的存在问题。

三、刑法因果关系的客观性

因果关系是事物现象间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一种形式，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刑法中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客观存在的，它既不依行为人主观上能否预见为转移，也不依司法人员的主观判断为转移。①

刑法学当中所说的因果关系的客观性，主要是指事实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它的存在既不依人的意识和意志为转移。人们只能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去认识它、发现它，而不能改变它。只要客观上某危害行为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起了作用，无论这种结果发生是否合乎某种规律，是否符合人们的日常认识，出现的几率多大，都不影响这种关系有无的认定。反之，只要客观上不存在这种关系，即使行为人积极追求这种结果，事实上也产生了这种结果，可这以结果客观上系由其他原因造成，行为人的行为并未对这一特定结果的产生起作用是，就不能因为其主观恶性大，就认定行为与该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事实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并无争议。

对因果关系的客观性的讨论极具代表性的是相当因果关系说的提出，焦点集中在对法律因果关系的客观性的认定。日本学者就批判这一学说把主观的内容纳入因果关系之中，把责任和因果关系的问题混同。②我国学者则认为相当因果关系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相当因果关系在理论上存在致命缺点，它把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看作是人们思想中的一种‘习惯确定’，因此陷入了唯心主义因果关系的泥潭。”③

然而这样的批判并非公允。有学者认为，相当因果关系说虽然是以社会一般经验作为决定刑法因果关系有无的标准，但这种经验是人们对客观的因果规律的主观反映，因而其基本内容已然是客观的因果规律，而非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想；同时，相当因果关系说的使用是建立在存在必要条件这一客观的事实因果关系的基础之上，是根据追究法律责任的需要而对事实上的必要条件进行的一种限制性选择，而并不是人为地在本来并不存在因果联系地两种现象之间硬加上因果关系，因而不能说这是完全违背因果关系客观性的。④

既然立法者从客观上众多的行为当中选择特定的一部分行为宣布为犯罪。刑法因果关系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刑法因果关系同样也面临着立法者选择的问题。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不约而同把因果关系分为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以相当因果关系说为代表的法律因果关系的学说所犯的错误并不是对刑法因果关系的客观性的否定，而是把客观的因果关系和主观的方面罪过的混淆。申言之，刑法因果关系只是确定刑事责任的一个前提，而不是全部，所以对法律因果关系的认定应该脱离犯罪构成中其他要件。相当因果关系说中的主观说认为应以行为人所认识的或者所能认识的事实为标准，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因果关系。客观说认为应该由法官以社会一般人对行为及行为后发生的结果能否预见为标准，作出客观的判断。折中说则以行为时一般人所预见后者可能预见之事实以及虽然不能为一般人所预见而为行为人所认识或者可能认识的特别事实为基础，判断因果关系之有无。⑤这三种主张在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是否属于法律因果关系时，都得根据社会一般观念来确定，也就是根据人们爱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一般因果观念，来决定法律因果关系的有无。这实际上时将人们观念中的一般因果观念完全等同于法律观念，法律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它并不同于社会成员的意志，完全以社会成员的认识标准作为法律标准的缺陷显而易见。

由此可见，以事实因果关系为前提的法律因果关系所形成的各种学说并不是对因果关系客观性的否定，学说在论证因果关系存在与否的合理性的存无才是问题产生之源。

注释：

① 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② [日]大塚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③ 李光灿等：《刑法因果关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④ 洪福增：《刑法理论之基础》，刑事法杂志社，1977年版，第36页。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4篇

1.丹麦的设计背景

1.1作为北欧国家的丹麦

北欧国家在地理、文化、语言、政治、经济等方面具有很多的相似性和趋同性，历史上这一地区的政治单元分分合合，相互交融，经过数世纪的演变才逐步形成现在这样五个独立的国家。作为其中一员的丹麦在各个方面表现出许多北欧特质，这些也深深地影响着丹麦的设计风格。

北欧国家地处偏远的欧洲大陆北部，多属高纬度国家，受海陆位置和西风环流的影响，这里比同纬度地区气温明显偏高，但温和的夏季仍然短促，冬季依旧寒冷而漫长。北欧地区属于多云的地区，降雨量大，充沛雨水滋养了这里广阔的森林。由于北欧地区的冰盖消退的时间晚，这里的森林林木种类比较少，生态环境比较单一。除木材外，其他的天然资源比较缺乏，特别是矿产资源比较稀缺。

受地域环境的影响，北欧国家在历史上较为远离欧洲主体的成熟文化，但也形成了自身浓重的地域文化色彩。寒冷的气候不适宜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这使得北欧人不得不栖居于室内，也导致他们非常重视家庭的温暖生活，讲求舒适性和人情味。而久居室内的行为也形成他们较为平和、宁静和细致的气质特征。这亦影响到他们对材质的特殊关注和对精制细腻的细部追求。

在农业社会和早期的工业社会中，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依赖性很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贫乏的资源使得北欧国家相较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是贫穷和落后的，并一度产生了令人生畏的“北欧海盗”。能商则商，不商则盗，北欧海盗们无形中促进了欧洲大陆先进文明在北欧国家的传播。然而落后却不屈的民族往往能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保持着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在十九世纪末兴起的北欧民族主义运动中这种精神特别得到了充分体现，各国都不遗余力地挖掘和恢复自身的文化传统，并将民族文化振兴和国家经济振兴联系在一起。

同样，落后也无法阻挡北欧人对民主、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19世纪以来，北欧国家为摆脱贫穷落后的国家状况而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摆脱了经济上的贫穷，并建立起为世界所瞩目的国家福利体制和社会民主制度，形成一个全民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成为北欧国家的代名词，而这也导致了北欧国家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主社会结构，各阶层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差距较小。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有着一种务实、平和、理性的工作和生活态度，讲求工作的效率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他们要求一种稳定安宁的生活状态并追求良好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情趣，节俭经济的同时又要优雅体面。而国家的艺术领域的审美情趣也正是由这些社会的主体来决定和影响着，于是设计没有朝着贵族化和奢侈品的方向发展，而是体现出一种理性的大众化和平民化倾向。

1.2作为北欧国家的丹麦

丹麦处在欧洲大陆的一角，与其他北欧国家相比，丹麦与欧洲大陆的联系更加紧密。它的文化中既包含着北欧国家的共同特点，又相对更多地受惠于欧洲大陆的成熟文明，展现出更为优雅的一面。

丹麦面向英国和西欧的海岸线漫长，交流方便。历史上丹麦皇室与英国皇室之间有着密切的通婚关系，贸易关系源远流长，这使得英国的设计风格也对丹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相较于北欧的其他国家，丹麦的设计透露出更多的优雅、从容之感。

丹麦与德国国土紧密相连，德国的设计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着丹麦的设计领域。简洁而严谨的形式、对功能的重视也突出地体现在丹麦的设计中。

现代主义设计思想也是从欧洲大陆传播到丹麦以及北欧其他国家。然而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运动传入丹麦时已没有初期的气势，却带给了丹麦更多的思考缓冲时间，新思想与国家和民族的既有传统相结合。于是丹麦的现代主义保留了功能主义与简洁的形式，同时又软化了过于冷漠生硬的线条，从而产生了更为柔和、更富于人情味和地域特色的现代主义。

2.丹麦现代景观特点

2.1功能完善，形式简洁平和，富有人情味

丹麦的景观没有华丽的装饰，也不追求磅礴的气势，景观的构成总是出于对功能的分析研究，这无疑是现代主义的设计思想。然而，丹麦的设计却很少出现冰冷的直线，笔直坚挺的棱角总是被温和的曲线所代替。正是这“让线条带一点点微笑”，使得丹麦的设计更带给人一种温情。而这其实是基于对功能的更广泛的理解，是一种人文功能主义的手法。正如芬兰著名建筑大师阿尔托所说，“技术功能主义只有扩展到心理学领域才是正确的。”形式服从于功能，形式也能够完善功能。于是我们看到的是简洁、平和、优雅和更具人情味的景观。

位于哥本哈根博物馆岛的BertelThorvaldsensPlads就是一例。这是一个博物馆前的广场，南边紧邻丹麦国会大楼。在这里没有复杂的活动要求，场地最大的功能要求就是对周围古老建筑的烘托。于是设计师用了一个几乎与地面平齐的浅浅的水池，池中是之字型的花岗岩条带装饰。没有过多的元素，也没有突出的标志物，景观只是谦逊地融在建筑的氛围中。但一个薄薄的水面，一个甚至会由于粗心而被忽视掉的艺术品，却把丹麦设计的简洁、优雅、精致、平和表现得淋漓尽致。阳光下，水池闪着濯濯的光，倒映着天空和周围的建筑，历史和现代在这里共荣。

Havnegade庭院则是一个居住区环境设计的实例。作为一个被建筑围起来的三角形地块，庭院完全是属于这个组团建筑的居民的，更像是一个扩大了的私家庭院。从功能上讲，这里要求的是可供不同人使用的丰富的空间。而从人文功能上讲，则更强调一种生机和情感。于是设计师在这片庭院中只留下了一个重要特征——草坪上一道迂回曲折的山毛榉绿篱。柔和而蜿蜒的曲线充满温情，而层层叠叠的绿色则围合出一个个不同的使用空间，也将院子点染得生机勃勃。

而Christinansbro是哥本哈根Nordea银行的新总部庭院，面向码头。由于建筑的安全私密性要求，这些庭院并不与办公楼贯通。庭院的主要作用就是满足公司职员视觉放松和思维放松的要求。设计师Sven-IngvarAndersson采用了两种处理方式。一些庭院中铺满白沙，矮篱和三年一换的小柳树在其上组成地毯般的图案，笔直的石板条穿插其中。白色与绿色的搭配加强了视觉刺激，而小柳树则增加了竖向上的变化和绿色感受，同时又不会过多遮挡来自建筑的视线；而另一些庭院则设计了极缓的水台阶，向码头方向缓慢跌落。建筑像从水中升起，而水又似乎流向大海，既加强了建筑与周围环境的联系，也暗示着曾经在这里出现的码头水面两种庭院都没有追求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但十分简单的处理手法却使环境无比纯洁，充满禅意，也带给银行职员心灵和视觉的双重享受。

2.2关注场地历史

对历史的关注和重视是一种态度，大到国家和民族而小到场地。在丹麦的景观作品中，如果说国家历史传承和民族传统是一个设计的背景、产生的是一种潜在影响，那么场地历史则常常作为具体设计的一个契入点。景观设计师总是探索用不同的方式将场地的历史展现出来，并与现在的功能、形态等相结合，创造符合自身结构的新的景观。

GammelDok曾经是一个船坞码头，但在20世纪20年代这里干涸了，并被覆盖成为一块陆地。现在这块陆地周围是建筑展览中心、丹麦艺术工艺品中心以及政府外事部门的办公楼。面对这样一个曾经的码头，设计师JeppeAagaardAndersen努力挖掘场地历史中“水”的特性，用一个切合原有水面形式的水池来暗示曾经的船坞，并用一个“半岛”强化这种感觉。在曾经的木甲板的位置，设计师用枕木沙石铺地，重塑历史的路径。而靠近水边的地方则完全采用木平台，仍旧与场地的历史感受相呼应。整个形态处理简洁、材料选择古朴，设计没有过多的处理手法，却将场地的历史特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2.3挖掘材料特性

丹麦的设计总是深入研究材料的内在特性，使材料以最佳的表现形式出现。地方石材的使用就是一个鲜明而生动的实例。

丹麦的景观设计师喜欢使用产自北欧的花岗岩。在哥本哈根城市步行街的一系列广场项目中，设计师没有做过多的装饰改造，许多广场只是简单地用花岗岩对场地进行重新铺装。这些花岗岩铺地与城市的建筑协调统一，以一种谦和的姿态把主角的位置让给建筑和空间，而又从丰富的细节中展现自己的精彩。

天然石材的丰富纹理、色彩和结构也带给了设计师多样的设计可能性。设计师抓住丹麦多雨的气候特点，通过石材的使用使简单的设计变得丰富，耐人寻味。雨中，天然石材（如花岗岩）的花色纹理比干燥时更加清晰、更加突出也更加美丽。丹麦的一些设计师选择不同纹理和色彩的花岗岩来拼合场地铺装，并构筑小品，使场地更加生动有趣。

Vejle交通站广场（trafficterminal）就是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场地面积3000平方米。广场上，一个椭圆形的浅浅的溢水池上立有一个名为“天梯”的浅浮雕柱，这似乎形成了广场的全部。而其实，这个广场最有特色的是石材铺地。广场的地面是由6种不同规格和颜色的石材组成，他们以不同的组合方式连接，形成了45种不同的图案。特别是在雨中，各种色彩、纹理的相互穿插，清晰而明确，形成强烈的动感，好象水波在荡漾，生动而有趣（图9）

2.4关注细部、工艺精细

丹麦设计简单，但却丝毫没有简陋之感，反而处处体现出优雅和品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精致的细部处理和近乎完美的工艺丹麦有着悠久而闻名于世界的手工艺传统，而资源的缺乏又使得丹麦选择了以工艺作为国家发展策略。正如彭妮。斯帕克（PennySparke）在她的《设计顾问》一书中所说：“德国以科学之名销售设计，意大利以艺术之名，斯堪的那维亚以工艺之名，而美国则以商业之名。”

丹麦的景观设计中，作为景观细部构成要素的灯具、座椅等设施常常是针对每个具体项目而单独设计的。

JarmersPlads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广场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保险公司总部大楼前。广场采用了和保险公司大楼立面相似的材质、一致的比例关系，创造出一个完全的建筑室外客厅。灰色的挪威花岗岩板升起于地面，形成一个与建筑呈精确垂直关系的平台。与建筑立面呼应的地面铺装划分亦将座椅和灯具纳入体系。简洁的条形座椅与灯结合，使得每一个元素的位置都严谨而理性。而嵌于座椅内的灯不但散发出低于膝盖的灯光，同时也将座椅的方向性、结构性突现，带来场地与建筑的统一感除了灯具和座椅的细致，连接街道和广场的花岗岩平台的金属楼梯如同一件高品质的工业产品，简洁而精致为此项目而特意设计定制的产品与场地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细部关系，展现了一种整体的统一。正是依靠这些精心处理的细部和极其精湛的工艺，才使得简洁的要素和简单的结构却能显示出优雅和品位。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5篇

令人吊诡的是,依据移民见解,运用成形的理论原则来建造网络。网络具有多种功能性,使个体之间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形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行为主义者认为网络是动态的社会配置,但并不是所有人在网络调配中都有同等的空间。波利所构思的网络节点是个体和体系(它们都是离散实体)。这些实体全都单独存在,不与其它事物连接,除非他们之间建造了关系,然而即使这样,他们仍然明显表现成独立的实体。波利拥有广阔的网络视野,并且借用了布尔迪厄(Bourdeiu)的术语。不管是建造生态的“生命网”、社会的“社会网”,还是研究物质文化的目标网络都主要看这些离散实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实体本身。

2从关系网络视角理解国际体育移民现象

波利的网络设想可以作为国际体育网络实体的一系列连接点。因为制度实体对个人而非个人流动性起作用。网络中的一些东西有必要去除。除非网络是一个万能的全球系统。即使全球网络也不可能把每个人都包含在内。另外,大家还关心这些结果的价值(无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大家立刻想到这些判断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对于一种实体来说任何积极的结果都有它消极的一面。此外,影响一个人的流动性因素可能对其他人毫无作用。如果一个移民到达了一个地方,就位置来说,这个人是作为个体到达了那里。如果一个人因失业而去迁移,只是为了在其他地方就业,那么这个人实际上没什么变化。人们更关心的是网络中的体系角色;虽然波利描述了三名非洲足球运动员的迁移轨迹,他们的迁移通过体系通道得到发展,但是这些体系缺乏多层动力。足球俱乐部是关系网络的一部分,国际足联也是。那么跨国公司、传媒集团和国家体育管理局呢？在网络中个体都具有惰性,他们和公共机构都是离散实体,不可能避免多层面的突况。例如,加阿姆斯特朗和米切尔记录了马耳他和尼日利亚的跨国足球联系。

20世纪末,许多尼日利亚足球运动员被招入马耳他联盟(堪称欧洲超级联盟之一)中。因为他们都有雄心壮志,所以受到了邀请,尼日利亚人发现把年轻的运动员送往马耳他会给他们带来商机,那些运动员也会慢慢适应欧洲的足球环境,最后给尼日利亚人带来丰厚的利润。本质上,他把自己当作一名人及马耳他足球俱乐部的伯乐。然而这个准人并没有与任何主管部门或俱乐部建立正式的联系。马耳他和尼日利亚足球协会没有建立任何制度关系。所有那些来到马耳他的年轻人都是通过想成为商的家人或朋友推荐的,一些人在争取马耳他俱乐部经营权时败下阵来,非洲足球运动员也失去了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