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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组织,强化责任
针对鹤壁市留守儿童问题,市委领导高度重视。市委有关领导专门听取了团市委关于留守儿童工作的情况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团市委十分重视关爱留守儿童工作,将其纳入重要工作议事日程,成立了以团市委书记为组长、副书记为副组长的关爱留守儿童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由学校部、权益部、少工委联合负责的工作小组,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工作机制。同时,各县(区)团委也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团市委与各县区团组织负责人签订了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关爱留守儿童工作责任书,实行定人员、定责任、定奖惩的工作责任制,将工作实绩与年度工作考评挂钩,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此基础上,团市委计划在全市各级团组织中开展以“平安留守.快乐成长”为主题的留守儿童关爱活动,对关爱留守儿童工作进行全面部署,确立了以活动开展促工作进步的基本思路,为切实做好留守儿童关爱行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创新方式,丰富载体
针对留守儿童缺乏有效家庭管理教育的实际情况,团市委计划鼓励动员基层乡镇、农村和社区的团干部担任留守少年儿童的“义务家长”,为留守少年儿童的学习、生活、安全等提供力所能及地、有针对性地帮助,给予他们亲情般的关爱。“义务家长”每季与留守少年儿童家长或监护人联系两次;“义务家长”每月与帮扶少先队员至少联系一次。“义务家长”在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重要节假日对帮扶留守少年儿童进行一次家访,力所能及地给留守少年儿童生活上一些资助;“义务家长”每学期与在外打工的留守少年儿童家长书信或电话联系一次,通报留守少年儿童情况。
三、立足职能,深入宣传
团市委立足自身职能,充分发动各级团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广泛深入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溺亡宣传教育工作。一是组织志愿者队伍进社区、进学校、进广场,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溺亡专题宣传;二是安排各级团组织动员公安、检察、律师等队伍中的志愿者、法制副校长等,分别前往各主要中小学,利用“法制课堂”“法制讲座”等形式,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宣讲;三是组织开展“两法一条例”宣传,让志愿者走上街头,通过展板和传单进行宣讲,让社会更加了解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四是利用宣传活动,抓紧中小学生在校时间开展未成年人自救自护教育,组织各学校团委、少先队开展防灾演练;发动志愿者前往贫困山区小学开展预防溺亡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并发放青少年自救自护教育卡通书、防溺亡宣传单等。
四、借力新媒体,扩大覆盖
一是以12355青少年维权热线为平台,采取组建专业工作人员队伍的模式,由法律、心理等方面的专家和志愿者为青少年提供法律、心理、维权、自护等方面的免费咨询服务和受理对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行为的控告、投诉。计划今年将开展一次面向留守儿童的热线仪式,配合新闻媒体介绍热线的使用方法和具体作用,扩大热线在我市留守儿童群体中的知晓度,切实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多种形式层次推进,深化留守儿童帮扶活动。二是充分利用团属微信、微博、网站等网络新媒体开展相关宣传工作。在团市委微信公众号“青春鹤壁”和官方微博进行不定期预防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小知识,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吸引未成年人阅读,开辟专栏进行宣传,通过视频和图文宣传安全教育专题知识;同时组织各级团组织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播放关于中小学生预防危险、安全教育视频,扩大宣传范围,尽量多地覆盖广大未成年人,利用微信微博阵地每周开展未成年人保护“一法一条例”的宣传,通过网络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
五、存在的不足及建议
工作开展以来,我们虽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有:
(一)由于团市委人手力量不足、经费困难,在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存在覆盖范围不够广的问题。
(二)宣传形式比较传统,宣传手段和内容仍显单一在今后的防艾宣传教育工作中有待进一步创新。
结合存在的不足,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
(一)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及内容继续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一)促进子系统内部的联系,维护子系统内部的稳定
1.封建皇权通过履行经济职能促进经济子系统内部的联系,通过消除不稳定因素维护这一系统的和谐。(1)封建皇权通过履行其经济职能把分散的农户联系起来。古代中国国土辽阔,小农经济又使人们处于十分分散的状态,无力应对天灾人祸和兴修大的水利工程,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需要它来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我国古代各个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它们通过兴修水利工程、道路和运河来满足农业生产的灌溉和交通运输等需求,保证经济子系统的顺利运行和发展。封建皇权还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农业生产,通过委派地方官吏来“劝民农桑”、宣教“农本”政策、促进农业技术传播,督察农业生产。这样,封建皇权通过履行其经济职能,把经济子系统内部分散的诸要素一定程度上联系起来了。(2)封建皇权通过消除子系统内的不稳定因素,维护经济子系统的稳定。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极力消除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维护农业生产系统的稳定。一方面,他们经常扮演调和阶级矛盾的角色。如实行“均田制”,让少地或无地的农民获得一份土地,这是传统社会的政府利用其强制力进行土地资源配置的正式制度。这使很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成为自耕农。地方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容易激化与百姓的矛盾,于是皇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豪强和官僚对土地的兼并,维持这个系统的基本平衡。另一方面,他们也赈灾,救助受灾农民。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灾难频繁发生的国家,灾害一旦发生,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威胁到王朝的存亡,因此封建统治者也不敢掉以轻心,通过赈灾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并以此来显示皇权统治的仁德及其合法性所在。在封建皇权的强力干涉下,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威胁乡村社会系统的不稳定因素。
2.通过“乡绅自治”维持乡镇政治子系统内部的联系与稳定(1)“乡绅自治”有利于收集民间的意见,联系广大农民。社会系统的维持并不能完全靠压制,尤其在“天高皇帝远”的乡镇地区,权力的运行不能完全单向度的由上而下,因为“政治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人民的意见是不论任何性质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这是自下而上的轨道。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11]皇权止于县,把乡镇管理的权利交给了乡绅,这样就有利于收集和反馈民间意见,实现一定程度的上通下达。乡绅与异地为官的官员不同,他们没有离开故土,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乡里百姓往来密切并且有着休戚与共的厉害关系。他们能够把自己了解到的或收集到的有关乡村与村民的信息反映给当地的官员,避免了官方直接面对数目庞大的村民,也避免了因官方不了解民情,做出错误决策而导致官民的直接冲突。因此乡绅起着重要的上通下达的作用,保持了系统信息的畅通。(2)“乡绅自治”有利于平衡官方与农民的利益,维护政治子系统的稳定。乡绅一般都是官方举办的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的儒生,他们具有“官方和半官方的身份”,[12]是封建皇权在广大乡村的人。“绅权”依靠的并不是暴力,而是基于其经济能力、身份地位、家族势力和个人德行所获得的一种敬服。[13]所以,乡绅是一种农村社会的内生型权威,它不具有国家这一外生型权威的暴力性质,因而,有功名而无官职的“乡绅”成为把封建皇权与乡镇居民联系起来的桥梁。乡绅因其来自民间的身份,决定了乡绅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地方利益。通过乡绅自治,可以形成中央与地方利益尽可能地协调。乡绅的角色是双重的,即起到保护乡民和乡里社会的作用,也起到替统治者管理乡民的作用。所以官方利用乡绅管理广阔的农村地区,不仅得到乡绅的支持,也得到百姓的信赖,也维护了整个子系统的稳定。
3.通过“科举考试”维持乡村文化子系统内部的联系与稳定(1)通过科举考试有效整合乡村的文化精英。科举考试的成熟与完善对意识形态下沉到乡村,形成广大乡镇地区的文化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举考试是一种选官制度,对广大乡村开放,它不论出身、不论门第,使广大农村的居民也可以通过这一管道,做到“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凭能力获选,不靠亲戚关系或家族人脉。”[14]这给许多农家子弟带来了希望,他们希望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这一举措产生了极大的向心力,有效地把广大乡镇的文化精英凝聚起来,成为对中央皇权的积极支持者。而且这一选官制度也注意到选拔人数在地区之间的平衡分布,极力消除地域差异,保持各地之间的文化联系。各地儒生由于对儒学的共同兴趣而相互往来和交流,促进了儒家的思想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也在广大乡村地区形成了文化上的统一。(2)通过科举考试维护了儒家意识形态在普通村民心目中的独尊地位,保证了意识形态系统的稳定。封建皇权紧握科举考试这一“指挥棒”,以儒家学说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这样促使了儒家学说在广阔的乡村的传播,一些农家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较高的身份和地位。科举考试也造就了一批乡村的儒生,考取功名的乡绅往往成为当地弘扬儒家文化的中间力量,即使是没有获取功名的儒生,在传播儒家文化中也是功不可没,他们把儒家文化融入到小说、戏曲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艺中,深刻影响了居住在乡村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使乡村居民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同时乡村有条件的村民通过培养自己的孩子读书,让他们考取功名,为儒家的意识形态系统输送人才,形成一个内部的良性循环。儒家意识形态产生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又通过封建皇权的大力弘扬,并且与植根于乡村的选官制度相结合,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和对社会的整合力,抵制了其它意识形态的竞争,保持了“独尊”的地位,最终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意识形态系统,并且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
(二)强化社会子系统相互之间的制约,维护社会大系统的稳定
1.通过巩固小农经济,防止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失控(1)落后的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有利于封建集权统治。小农经济环境下,广大农村居民保持一种分散的状态。他们这种分散的状态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马铃薯”,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无法对抗封建皇权。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人们所能够建立起来的组织,只能通过血缘关系的纽带形成的宗族组织。这种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组织是中国封建统治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这种家族组织通过儒家意识形态而与国家组织协调起来,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封建君主就是这个放大了的家庭的总家长。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子系统就是矗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以及这样的经济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之上。封建皇权保护小农经济就能够维护乡村社会的宗法结构,宗法结构的稳固保证了家国同构的中央皇权的行使。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人口的流动,从而导致宗法关系的松散,威胁到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也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小农经济而遏制商品经济的原因之一。(2)巩固小农经济有利于巩固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封建意识形态。儒家意识形态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也为这一基础服务。在很多方面,儒家可被视作以家庭为榜样、为国家建立道德原则的意识形态。[15]没有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的封建家庭结构,儒家意识形态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封建皇权通过保护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可以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如果放任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则必然改变封建家庭结构,产生多元的思想,最后冲击到儒家意识形态。
2.通过政治权力强化对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制约(1)通过政治权力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萌芽的商品经济一直得不到发展。因为封建统治者认识到经商可以迅速致富,所以他们“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16]他们“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17]这样商人的人身和财产自然就得不到保护,甚至常常受到侵害,商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手工业为官方所垄断,民营手工业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梁漱溟先生说的,“后一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在经济上已盘旋而不进”[18]就是这样导致的。这种状况有利于皇权的统治,小农经济的落后和封闭,使广大的乡村农户就像一个个的“马铃薯”,分散而无力,需要统治者“从上面赐予他们雨水和阳光。”[19](2)通过政治权力进行思想文化控制。封建皇权对农村的管理单靠武力或严密的官僚组织是不够的,需要广为群众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因此,通过政治权力,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一方面,统治者大力弘扬儒家文化。自汉朝以来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获得明显的效果,儒家意识形态开始深入人心。封建皇权通过完善科举制度,达到对乡村的意识形态控制。科举考试使乡民可以通过学习儒家学说而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这使广大的乡镇儒生专注于研究儒家学说而放弃对其他学说的思考。另一方面,他们广设“文字狱”进行思想控制。对任何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和文化进行彻底的清洗,这样达到对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使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3.通过弘扬儒家文化,巩固小农这一经济基础,维护封建皇权对乡镇的政治统治(1)巩固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有利于巩固小农这一经济基础。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包含着“重农”思想,儒家思想家主张“民以食为天”、“不夺农时”、“不违农时”等,把农业生产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荀子甚至认为财富只能从农业中产生,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强本论”,把农业生产与富国富民联系起来,并且明确提出“工商众则国贫”的观点,成为后来很多朝代重农抑商的理论根据。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极力维护小农这一经济基础。它有一套与农村家庭伦理紧密相关的完整价值观,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规范,有利于维持一个农业社会的正常运转。(2)大力弘扬儒家学说维护了封建皇权的统治。任何封建朝代都不是单靠武力就能够统治的,所以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导致对统治者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封建皇权通过对儒家学说的弘扬,达到了降低其统治成本的效果。一方面,儒学能够顺应专制皇权发展的需要,通过文化制度对皇权的充分肯定,把皇权的统治法理与宇宙的秩序“融为一体”,达到“对权力的无限性、任意性和全能性政治模式的全力构建。”[20]另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乡绅充分利用儒家的教化功能,使人心服而达到管理的目的。这种教化可以“防止因思想的混乱而导致社会的动乱,也是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乡绅都是由取得功名的候任官员或者退休官员组成,精通儒家学说,因此他们的思想与整个国家的统治思想一致,可以向百姓灌输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达到教化民众进而控制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乡绅的帮助下,使广大乡村“形成了国家官僚机构枝干下的广泛而稳固的根基,从而把一个巨大的农业社会不可思议地组织起来了。”
二、我国传统社会乡镇社会治理的教训
(一)封建皇权的高压统治使一切新生事物无法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成长起来封建皇权为了维持系统的平衡,扼杀了一切新生事物。在经济方面,除了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外,还极力阻止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的形成。皇帝具有对于天下一切财产的最高所有权,只有在这个最高权力的有效统摄之下,其它一切“下位性”的占用权才可能是“合法的”。这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政治统治方面,封建统治者除了维持高度中央集权外,在农村则极力维护乡村的宗法制。宗法制有利于通过家族的力量实现对个人的人身控制。个人只是家庭和家族的附属品,受到父权、夫权和族权的严格控制,限制了民主制度的发展。德治与法治是对现代社会进行良好管理的两大法宝,我国的传统社会的管理者在倡导德治的同时却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形成。法治的本意是包括对最高皇权的制约,但是我国传统社会皇帝的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惩罚臣民对神圣君权制度和宗法社会秩序的触犯。[24]这样就使得法治始终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由于中国皇权制度的法律只能越来越多地屈从和服于权力的专制性,所以与这个进程相同步的,就是人们对于法律的正面制度意义,给予越来越多的怀疑、限制乃至否定。最后,封建皇权对思想意识形态的强力控制导致了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万马齐喑”的状态。思想文化领域由领先世界到跟不上世界发展的潮流,人民处于蒙昧之中,这又反过来影响了经济与政治的发展。
(二)传统社会的社会治理无法改变一治一乱的循环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因权力高度集中而具有很强的脆弱性。先生注意到,“在传统结构中自下而上的轨道是脆弱的;利用无形的组织,绅士之间的社会关系,去防止权力的滥用,不但并不能限制皇权本身,而且并不是常常有效的。”在这种体制中,人民发挥的作用甚微。单靠皇权制约的官僚机器,难以避免的盛行和蔓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进行了最严厉的惩罚,但是仍然无济于事。历史上开明的皇帝总是少的,昏庸的皇帝总是占很大的比率,同时一个开明的皇帝,短期内开明是可能的,而长期的开明却是少见的。当皇帝昏庸时就无法有效监控整个官僚体系,也容易导致宦官和外戚专权。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庞大的官僚集团就会侵占田地、欺男霸女,形成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破坏了经济子系统的平衡。最后也使意识形态失去效用,形成的局面,改朝换代也随之发生。这也是我国传统社会摆脱不了一治一乱的循环的原因。每次改朝换代都导致大量平民死亡,国家陷入动荡中,若干年才能恢复。而且每次改朝换代之后,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这样就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
三、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对当前创新乡镇社会管理的启示
我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模式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不管怎样,它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可贵的财富,为我们今天创新乡镇的社会管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有益的启示。
(一)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传统社会,我国的经济长期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阶段,成熟的市场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这也是近代以来我国落后的根源之一。今天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认识到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市场是当今能够把广阔的农村联系起来的重要手段。正是市场的存在,促进了农村的社会分工,使人们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因此政府对乡镇的有效管理就应该符合市场发展的要求,在乡村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机制,建立起符合市场发展的健全的法制环境,形成有利于公平分配的利益均衡机制,有利于市场良性发展的产权机制。乡镇政府机关,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创新社会管理模式。要在市场意识淡薄的广大乡村,担负起市场培育的职责。乡镇政府本身也要充分认识市场的规律,自觉遵守市场规则,并根据市场规则来检讨自己的行为,减少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减少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干预,而是通过法律法规等间接手段,引导乡镇居民发展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创立合作社等,为他们提供市场信息、资金、技术等服务,引导他们积极有序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通过市场的发展,把乡村与城市连接起来,与全国乃至世界联系起来,把农村这个经济系统变成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全面开放的系统,改变农村封闭落后的状况。
(二)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与公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相适应我国传统社会社会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但是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力体系毕竟只下沉到县一级,为广大农村的自治留有一定的空间,这也恰恰是封建统治能够长期维持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前,“全能型”的政府不但抑制了人民的参与热情,而且也没法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先生认为,要提高乡村管理的效率,“不是加强远离老百姓的中央权力,而是,相反的,应该在基层自治事务中去加强启发和领导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逐渐多元,社会事务繁杂多样,以前的管理模式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在创新乡镇社会管理的实践中,要转变管理理念,抛弃传统的为民做主的思维,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实现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乡镇等政府部门不是把政府权力下沉到乡村的每个角落,而是积极推行村民自治,落实“群众事务,群众管理”的原则,让群众成为管理的主体。只有给乡村社会留下一定的自治空间,才能有利于民意的上传和下达,有利于保持整个系统内信息的畅通,有利于新生事物的发展,也可以避免公权力的过度干预而形成好心办坏事,管了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造成官民对抗。政府甚至要主动培育乡村民间组织,让它们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分担乡镇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责,形成一个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管理模式。同时也要通过群众的积极参与,来促使政府依法办事,改变传统社会权大于法,使权力无法真正得到制约而造成基层政权无法无天的现象。
(三)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为指导,这一价值体系为维护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统一人民的认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毕竟是与小农经济、与封建专制统治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在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舆论不一”也成为常态。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我们除了要继续执行主席提出来的“”外,还需要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达到规范人们的行为、统一认识和整合社会的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的产物,它与新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相协调,是征求了各方面意见,综合所有认识后形成的,并且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的“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因为具有“最大公约数”的特点,才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理念必然要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相统一、相协调,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来检讨政府的管理行为,做到行有依归。同时乡镇管理部门也要通过自己有效的管理行为引领乡村的社会舆情,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成为新时期凝聚广大乡镇居民,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的精神武器。
四、结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首次确立了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因此,初步探索生态风险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实际上,在全球化时代,工业社会既为人类创造了安逸舒适的生存环境,也将人类置身于充满危机和风险的社会之中。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Beck)指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1]15当前,在风险社会中,生态风险日益威胁着人类生存的自然根基,人类“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1]13。虽然中西所处的生态治理语境不同,但面临的生态风险问题却是大同小异的。全面认识中国的主要生态风险,深刻剖析中国生态风险的主要来源,科学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的路径,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面临的主要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由环境的自然变化或人类活动引起的生态系统组成或结构的改变而导致生态系统结构或功能损害,危及生态系统安全的可能性。生态风险既表现为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频发等全球化现象,也表现为人炸、资源浪费、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等区域性现象。现代化的生态风险具有一种内在的全球化的趋势,“风险的普遍化伴随着工业化生产的全球扩张,不管风险在哪里被生产出来,实际上,食物链将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联系起来,它们超越了国界。”[2]36在生态风险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代中国的生态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人炸
人炸是指世界人口增长率的急剧上升和人口基数呈指数增长的现状。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2010年末总人口为13.41亿人。人口问题在我国已经成为弱化一切优势,冲淡一切成就的公分母。当前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一是人口数量对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仍然较大。二是人口素质正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瓶颈。三是人口结构性矛盾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四是人口分布不合理影响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布局不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适应[3]。总之,为了满足大量人口的消费需求,中国对生态资源进行过度开发,造成了资源供给紧张,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形成了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压力。
(二)资源浪费
资源浪费就是资源的配置的方式不合理或是资源配置的机制不科学所产生的浪费;因资源的未充分利用或过度消费性使用造成的损失。自然资源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根基。但是人炸势必加大自然资源的压力,出现资源短缺,这对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了全面性的压力和危机。然而,资源浪费更是加大了中国的生态风险。首先,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重化工业的发展,将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从而加剧资源供求的紧张状况。其次,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也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再次,城市化推动了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大量占用了宝贵的土地资源。最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资源综合利用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严重滞后。
(三)能源危机
由于石油、煤炭等目前大量使用的传统化石能源枯竭,同时新的能源生产供应体系又未能建立,导致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工商业等产生一系列问题,这就是能源危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近年来能源安全问题也日益成为国家生活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日益成为中国战略安全的隐患和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带动了能源消费量的急剧上升。自1993年起,中国由能源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的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煤炭、电力、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在中国都存在很大缺口,其中,石油需求量的大增以及由其引起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成为中国能源安全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四)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是指人类活动产生的有害物质或因子进入环境,引起环境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危害人体健康和生物的生命活动或者破坏生态与环境的现象。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状况日益严重,复合型环境污染加剧。具体来讲,水环境每况愈下;大气环境不容乐观;固体废物污染日益突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二次污染严重。同时,环境污染已从陆地蔓延到近海水域,从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从一般污染物扩展到有毒有害污染物,形成了点源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排放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复合的态势。在某些区域已出现大气、水体、土壤污染相互作用的格局,对生态系统、食品安全、人体健康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4]167-168。
(五)生态恶化
我国的自然生态系统本来就很脆弱,由于无序开发和高强度的人类生活,导致因盲目开发带来的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越来越多,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减少,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下降。原始林已所剩无几,森林质量降低;草地退化,湿地萎缩,土地沙化和石漠化加速,沙尘暴现象频现,水土流失严重;地下水位下降,地面沉降;生物多样性锐减,有害外来物种入侵频繁,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导致各类自然资产损失与自然灾害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财产的直接经济损失日益增大。
二、防范生态风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路径
在当代中国,生态风险日益加剧,环境问题逐步突出。应对生态风险,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之路。
(一)预防式生态治理贯穿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部过程
所谓预防式生态治理,就是指治理贯穿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部过程,不仅要治疗已经出现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且要前端预防各种潜在的生态风险,防患于未然。源头严防,是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治本之策,也是预防式生态治理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初步构建了源头严防的制度体系[5]321-322。首先,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这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制度。其次,要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最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此外,我们还要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切实从源头上预防各种生态风险。
(二)系统性生态治理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体系
所谓系统性生态治理,就是指生态治理主体将自然生态当作一个有机系统,统一协调各层级各地域管理主体的行为,共承治理任务,共担治理责任,共分生态风险,共享生态安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其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系统性生态治理的一些基本制度,它包括: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落实用途管制;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之,系统性生态治理将融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体系。在全球化时代,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着生态危机,已步入了世界风险社会。全球生态治理迫在眉睫。我们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全球生态治理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评价观念方法的改变
教学目标的达成,教学方案的设计,都要思考评价的问题。测量与评价作为教学环节的一部分,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有不少人对测量与评价的认识却并不正确。有人把测量与评价的目的看成是为了分等级。结果,它就变成了有些教师或家长奖惩学生的依据。还有些人对测量与评价的关系不明确,他们只重视编制测量试卷,而忽视测试前的目标制定及测试后的结果评价。其实,测量与评价和教育的其他环节具有相同的目的,就是最终要促进学生的发展。日常教师自编的试题能否反映学生的能力以及反映的是何种能力,都需要经过对试题的严格分析,才能确定。那么测验与评价的定义是什么呢?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简单地说,测量是评价的一种手段,是指根据某种标准制定的有多个问题组成的用以鉴别能力或其他个别差异的工具。在初中教学中,评价是指采用各种方式系统收集有关学生学习行为的资料,在对资料进行处理之后,根据预先设计的教学目标给予价值性的分析与判断。因此,测量的结果需要进一步的评价来解释说明,评价也可以采用测量以外的其他方法(如观察、访谈)收集资料,然后加以处理。不过,测量法对团体来说是实施最简便、客观性最强的手段。评价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按照它的目的可分为:诊断性评价(如对学生的不良学习行为进行分类确定)、最佳表现评价(如学校中的考试)、典型性评价(如对学习态度的评价)等。按照评价的内容还可以分为智力测验、成就(学业)测验、能力倾向测验、人格测验等。
初中历史教学心理学的测试与评价除了对学生的学业与能力两种测试加以分析评价外,还对课堂教学评价的原则、特点与方法进行介绍,目的都是为历史教学目标的实施与检测、教学效果的反馈以及对学生学习时出现的种种心理现象进行描述与解释,提供科学的依据,从而为改善与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发展服务。
二、陈述性知识的测量与评价
获得《历史与社会》陈述性知识的建构方式由简到繁分为三类:(1)符号学习;(2)事实学习;(3)有组织的知识学习。为了促进上述三种方式的学习效果还需要采用适当的策略,它们主要有复述策略、精加工策略和组织策略。因此测量与评价学生获得陈述性知识的问题就要关注下面四个要素:(1)表征;(2)方式;(3)机制;(4)策略。这也是设计测验的依据。
题目的设计应采用:(1)概念关系判断。测量的内容是学生有关知识命题特征。反映了学生在一定知识背景、学习环境下对知识重点疑点的把握。(2)概念图的建构。它反映了概念关系的功能作用和它们之间的联想能力,也是学生对有关知识综合贯通的表征能力。(3)论述题的表述,它是对学生获得知识意义表征能力的综合测量。根据认知建构主义的观点,论述题的表述要反映学生对有关知识表征的主题、框架的能力水平,据此了解学生结合知识建构的过程和方式,并能根据学生回答的内容做出推论。(4)策略性知识的反映。
对上述四种题型的问答都存在一系列的认知策略。尽管认知策略的测量与评价十分复杂且还要涉及后面的论述的程序性知识测量与评价问题,但我们要在陈述性知识测量与评价中有所反映。如对复述策略的测量要反映学生在学习内容上划线、摘录或圈出重点。精加工策略的测量方式很多。它反映了学生对有关知识内容内在联系和新旧知识联系的水平。组织策略的测量方式也很多,其中对学习内容概念的建构很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对策略的测量与评价一般采用通过对知识获得的测量与评价情况间接得到。
三、程序性知识的测量与评价
《历史与社会》程序性知识的本质是产生式系统的建立。对程序性知识的测量就是根据产生式系统形成机制和判断标准设计测验加以评定。具体操作上要以知识获得的任务分析原理为依据。而对程序性知识进行测量与评价就是对其中关键步骤或环节予以判断。如智慧技能是一种程序性知识,它包括:(1)辨别;(2)具体概念;(3)定义性概念;(4)规则;(5)高级规则。
(1)辨别:测量与评价辨别目标。我们可以给学生呈现一个标准刺激,然后再呈现一些可供选择的刺激,要求学生回答哪个刺激与标准刺激相同。
(2)具体概念:测量与评价的具体概念目标要看学生能否从有关内容中识别出已习得的概念;所采用的测验形式常常是选择题,选项中包括概念的正例与反例,让学生做出选择。
(3)定义性概念:测量与评价定义性概念形式有选择式和建构式。选择式与具体概念测量方式相同,建构式要求给出学生一个以前未见过的概念的正例或反例,要求学生解释该例子为什么是或不是,概念的例子尤其需要学生自己的话来问答。
(4)规则:测量与评价规则目标形式主要是建构式。这就是说测量与评价规则不是看他能否说出这条规则而是看他能否运用规则办事,尤其是在不同情境中仍能找出规则并运用它办事。
(5)高级规则或解决问题:这种能力是综合运用几个规则,创造一个新规则的能力。测量与评价解决问题目标宜采用建构式测验。
一、猜谜语掌握文明标志
谜语历史悠久,历史沧桑磨灭不了它的发展轨迹,淹没不了它曾有的辉煌灿烂。猜谜语以其特有的知识性、趣味性深受五年级学生所喜爱。
本册第一组教材中,要求学生了解一些中华民族古老的历史和传说,知道四大发明的内容,知道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在世界的领先位置以及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促进作用,让学生萌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正所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为了让学生牢记这些历史文明的标志,我在课前发动学生搜集有关谜语。“每人至少搜集两则谜语”,让每个学生都有参与交流的资本。“多多益善”,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记住谜面和谜底”,使学生主动地去认读、思考、识记,一方面巩固了已学握的历史知识,另一方面碰到新的历史知识亦能主动地去识记。再者,谜面以事物的特征来影射,形象生动便于记忆。语言讲究押韵而有节奏,读起来琅琅上口。学生在记住谜面和谜底的同时也理解了历史的内涵。“做到谜底保密”,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对学生来说是学习的一剂“强力剂”,大部分学生会主动思考,选择一些他们认为新颖的、不是人人知晓的谜语,这样,他们就会在大量搜集的基础上进行筛选,自主学习的效果大大提高。
二、编儿歌学历史事件和人物
儿歌虽然短小,却是融德育、智育、美育于一体的“万花筒”,对儿童思想品德的形成,美好情感的培养,行为习惯的养成,乃至于人格的塑造都有着潜移默化、无可替代的作用。
我在教学时联系教材内容,采用编儿歌等方法,使学生有一种新奇的感觉,引起了学生的兴趣,提高了记忆效果。学生在学习的同时也深受启发,在编写儿歌时也大胆地采用了多种形式。有学生在学习了《文明的曙光》一课后编写了下面一首儿歌:
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代代传。
神力开天地,女娲补天永传扬。
燧人取火煮熟食,神农百草有妙方。
轩辕黄帝灭蚩尤,华夏民族起炎黄。
精卫填海感天地,仓颉造字鬼神泣。
尧舜禹汤遇贤让,文明古国自此立。
在学习历史年代、历史朝代、政权名称或某一朝代的封建帝皇等,用一般方法学生也难记住。我亦鼓励学生采用编制成歌诀的形式,化难为易。
三、自定旅游路线了解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