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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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文化的关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威海市 城镇化 文化建设

城市化或城镇化是乡村人口不断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是指第二、第三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城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

文化建设作为城镇化战略中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步骤，在城镇化建设大局中发挥着积极而深远的作用。一方面，文化是城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城镇化的过程就是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活动，是社会生活全方位的发展变化，城镇化的发展必然要求文化建设；另一方面，文化建设能推动城镇化的发展，文化作为一种新兴产业，还可以创造出经济价值，正逐步成为城镇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一、城镇文化建设的现状

图 威海市1999年至2008年经济、文化、人口相关数据

注：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经济信息网”和威海市文化局统计数据

从走访调查情况可见，城镇文化设施明显不能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发展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城镇文化建设观念滞后

一大批基层乡镇政府对文化工作在城镇化建设中的地位认识不足，特别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下，相当多的人认为文化工作是软任务，是花钱多效益少的社会公益事业，可搞可不搞，又不愿意花钱投入，致使城镇文化阵地建设滞后，文化工作者心灰意冷，缺乏积极性。

对城镇文化建设观念滞后也直接体现在是否形成建设主体合力上。调查中发现，以一些艺术馆为代表的“高端”文化建设脱离了普通百姓的日常文化需求，这明显暴露出了文化建设主体对象上的极端性与片面性。只有社会全体成员都吸引到文化建设中来，才能使文化建设得到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

2、基础设施落后，服务体制不健全

从威海市基层文化建设来看，虽然建有文化馆、图书馆等文化设施，但建设标准与当地实际也相差较大。“新农村文化大院”作为城镇化文化建设的主要阵地，也是威海市城镇化战略中文化方面的特色内容，也出现了“一缺场所，二缺设备，三缺管理”的“三缺”局面。

文化基础设施是保证文化方针落实效果的重要保障，是传播先进文化的载体。而文化服务硬件上的落后也暴露出了管理制度上的不健全。从实际情况来看，威海市城镇文化管理体制基本实行的是混合式管理模式，由市文化局负责管理文化站人员的工资和服务范围，而具体文化工作则由城镇政府负责，即“市局管人，城镇管事”。这种传统的文化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文化建设的创新式发展，往往会出现互相推诿的低效运转状态，其必然后果就是文化建设始终落后于城镇化的整体步伐。

3、文化产品不足，文化消费能力低

实地走访可见，小到农村文化大院，大到社区文化站，文娱活动并未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而得到明显改善，时间上依旧局限于节庆活动等传统时段，内容上伴有低俗化倾向，而体现时代特色的创新成分较少。此外，在文化站、馆建设中，报刊杂志类读物数量明显多于科技文学类读物，且普遍存在着借阅程度低、更新速度慢的情况。

同时，拥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化品牌建设不足，文化经济潜力没有被充分挖掘，导致大批文化资源的浪费。虽然物质生活的改善极大地刺激了原农村居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求，但从其生活消费支出的安排来看，除购房、看病、保子女读书及日常的生活开支外，基本没有剩余来供居民进行文化消费。

二、城镇文化建设的意义

1、加强城镇文化建设，提高居民科学文化水平，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居民持续增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首要任务。使城镇居民，尤其是普通农民，持续增收最有效的途径，是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严格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所谓现代农业，就是以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为主要标志的农业。所谓市场经济规律，首先是产生的产品要适合市场的需要。市场经济有两个显著特点，即具有契约经济和法律经济的特点，并且市场经济有严格的市场运行规则。所有这些，对刚刚由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且从总体上看文化水平还不高的广大农民来说，的确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这时，城镇文化建设，尤其是针对广大农村的文化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2、加强城镇文化建设，提高居民思想道德水平，是经济建设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城镇化建设不仅要大力发展经济，不断改善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还要与时俱进地推动居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努力培育文明向上的社会风尚。从目前广大农村地区的一些地方和农民来看，集体主义思想，团结互助精神有些淡化，法律意识淡薄，诚信度不高，发展意识、竞争意识不浓，文明意识、健康意识不强，一些传统陋习，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新风尚、建设乡风文明要求格格不入。必须通过加强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推动思想道德建设，不断提高居民的思想道德水平，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康顺利进行。

3、加强城镇文化建设，不断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

农村文化建设是城镇文化建设的基础，农民不仅要富，农民还要有乐。从农村的实际情况看，虽然我们党和政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农村文化建设还是相对滞后，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需要。因此，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就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城镇文化建设的建议

1、正视农村现状，展望城镇未来

随着社会发展，农村在社会体制建设和机制运行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思考。但是，除了正视农村政治、经济状况外，还应正视农村自然状况和文化现状，因为农村自然状况和文化现状对社会和个人的潜移默化影响将伴随着城镇化的整个过程，从而使城镇文化建设呈现出特殊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展望城镇化未来，小城镇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消失，这些必然给农村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间习俗带来深刻影响，这种未来城镇化发展的继承性与创造性并举的状况，为系统筹划城镇化建设大局提供了历史经验，应从城镇文化建设起步开始就立足长远。

2、以创新机制为保障，有效推进建设步伐

文化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组织城镇文化建设现状调查，有针对性地走访有代表性的城镇综合文化站。同时，应在健全了投入保障机制的同时，把城镇文化建设工作列入镇、村领导任期责任目标，把文化建设工作同干部工资、奖金挂钩。

城镇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化工程，离不开方方面面力量的参与和支持。威海市乡镇一级的文化建设应被纳入全市文化建设中进行统筹规划，从而使其从城镇化建设之初就被凸显出来，避免出现“先搞经济，后顾文化”的滞后状况。在建设改造资金上，借鉴其他地区经验，如“各级财政补一点、有关部门帮一点、村集体出一点、社会各界捐一点”的灵活性办法，多渠道筹措；在实践模式上，采取结对帮扶的形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城镇文化建设。

3、激发主体能动性，突出个性特色

注重激发和引导城镇居民作为文化建设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既是政府职能部门的责任，也是城镇化整体建设的强力支撑。城镇文化建设，固然离不开政府的投入，但城镇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投入和精神文明水平的稳步提高，关键要靠人自身。

法治与文化的关系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民俗文化 保护 旅游开发 辩证关系

论文摘要：本文阐述了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存在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重点说明两者之间辩证地存在着统一关系。

旅游开发作为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实力所普遍采用的方式，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辩证的矛盾统一关系。

一、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

我国二十多年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实践与理论探讨中，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旅游开发带来的浓厚商业文化侵蚀着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带来的强势现代流行文化冲击着民俗文化。受到侵蚀、冲击的民俗文化，改变着拥有这类民俗文化的地域群体的整个价值取向，改变着群体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这种改变体现在物质、精神及行为规范等方面，在民俗文化变迁历史进程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突变特征。

与主流的汉文化相比，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属于稀缺的文化资源，弥足珍贵，突显出巨大的文化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适当的方式极易转换为经济价值。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各地普遍将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以摆脱贫困为单一战略目标或者为主导性目标，忽视了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旅游开发必然会把强势主流文化引到当地，使当地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完全暴露在外来文化环境中，当地以落后经济为基础的弱势民俗文化必然会受到经济实力较强的异文化的强烈冲击、以及旅游开发所具有的浓厚商业文化对传统的朴实的民俗文化的冲击，在仅以追求经济利益导向的旅游开发背景下，导致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的流失、甚至丧失。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优势核心资源在于独特的、稀缺的、原生态的民俗文化，通过旅游开发，将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丰厚的经济收益，改善贫困的生活条件，但旅游开发过程中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却随之削弱，被强势文化逐渐同化，宝贵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资源逐渐消失，旅游吸引力也将随之消失，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设想终将成为泡影，依靠旅游产业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也成为不切实际的设想。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构成了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对立关系。

二、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统一关系

实际上，旅游开发在科学合理的政策指导下，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会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旅游可唤醒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性、增加民俗文化价值、提高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豪感等。开发民俗旅游“既是挖掘民族文化、展演民族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被价值化的过程”。

因此，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两者之间并非单纯的矛盾对立关系，应从民俗文化所处的客观现状来看待旅游开发对民俗地区文化的正面效应。旅游开发作为民俗文化经济价值的转换器，在转化价值的同时，也承担着宣扬民俗文化、挖掘文化价值的角色。在宣扬文化与挖掘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出现的伪造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个别现象，因此，对于恶意伪造行为，应以政策法规手段进行有效管治。在宣扬文化、利用文化获取经济价值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过度商业化现象，也并非是仅仅存在于我国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独特现象。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的与民俗文化保护相背离的一些现象，其根本原因并非在于旅游开发本身，而是在于旅游开发目的导向设置出现偏颇。根据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依托的文化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因果与依存关系，一个民俗地区的旅游开发首先应是保护民俗文化、其次才是发展旅游经济。在没有保护好民俗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实现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只能是“杀鸡取卵”、难以实现长期发展。因此，旅游开发的首要任务应是保护、挖掘民俗文化资源，围绕着首要任务的次要且平行的任务才是转化民俗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获得经济利益。

依托某一旅游项目保护、传承、挖掘某一个或某些民俗文化事项，以旅游的六大要素形式呈现给游客，在保护、传承、挖掘、呈现独特文化的同时，可以自组织地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收益的顺势转化。现实中，在策划旅游开发项目时，往往首先考虑这个项目能获得多高的经济收益、能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多大的带动作用，而不是以能否保护好一个或几个文化民俗事项为首先考虑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本末倒置的民俗旅游开发理念，导致了与民俗文化保护不和谐的现象及文化破坏大量出现并难以扼制。

民俗地区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关联性。一旦某个民俗地区的特色文化流失或消逝，其经济价值也会随之消减。因此，民俗文化保护是根本，无论是政府的政策、旅游开发项目、还是来自各方的力量，都应以民俗文化资源保护为核心，这样文化价值可持续转化为经济价值才有根本保障。

因此，以民俗文化保护为核心导向的地方政策指导方针的确立、旅游开发的角色定位与开发理念的重新审视，成为加强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统一关系的重要前提。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政策引导将旅游开发统一到文化保护的大系统内，协调文化保护与经济收益的矛盾性，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经营理念的创新提高两者的内在一致性，建立起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可以遏制民俗文化的流失与变迁速度。

参考文献:

[1]钟敬文，董晓萍.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6.（11）：11-17.

[2]李援朝.中国民俗文化知识读本[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1）：3.

法治与文化的关系范文第3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开发；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F592.3.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139－04

引言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

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现、表达、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制品和文化空间。例如，具有较高历史和艺术价值的传统戏剧、音乐、文学、艺术、工艺技艺及无形的文化载体，还有具有民族特色的衣食住行、生活风俗、信仰风俗、节日风俗、人生礼仪风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繁荣与创新，蕴含着民族的精神特质与文化沉淀。然而随着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文化一体化的加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正渐渐受到现代商业文化的冲击。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强调对观念层次的保护，强调活态的保护，展现文化生态环境，不只是用语言文字或者现代科技手段记录、保存，而是要引入市场机制，通过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互动来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旅游开发是对民族智慧的结晶进行包装、展示和宣传。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它的介入又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趋于舞台化，商业化，难以呈现自己的原生态精华。如何认识并统筹处理好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保护与开发协调发展，对政府、文化教育机构、传承人、旅游企业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群体、多文化共生态的省份，天然民族资源和地理环境的有机结合显示出该地区原生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厚重。在2006年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31项40处入选“国家级”，排名在浙江、福建之后位列全国第三脚。

1、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

贵州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按类型分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民间口头文学。二、民间歌舞和民族音乐。三、民族民间工艺。四、民族节日。具体如表1所示：

2、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以上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以丰富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民族风情展现了自己“博”而“精”的特点。博是民族文化渗透的范围广，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精是民族风情各不相同，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形态与技艺精华。例如同是侗族的歌曲，侗族大歌和侗族琵琶歌在伴奏乐器，演唱手法上就有诸多不同。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贵州民族文化的瑰宝，在丰富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弘扬民族精神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社会现代化和城镇化建设的浪潮中，人口的迁徙，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担负着民间手工技艺的传承人日益减少，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政府想通过旅游开发走文化产业化之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市场，将之形成文化品牌效应。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化的过程中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必然会造成原始文化形态的失真。因此处理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对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种双赢模式的构建将会大力推动全民打开文化的宝库，守望濒危的文明。

二、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辩证关系

1、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对立性

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旅游开发对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区有着诸多消极的影响。

第一，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遭到破坏。旅游开发中商业化的驱使歪曲了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为了迎合游客的审美偏好，许多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背离了文化本身的涵义，趋向于商品性与演艺性。例如，传统活动、节日庆典和民间工艺通过“包装”变得舞台化和日常化，丧失了本身的圣洁感和文化价值。另外，通过对旅客猎奇心理的揣摩，一些民族风俗被改造，夸张，导向奇特、原始、神秘、甚至野蛮、低俗，导致许多优秀文化遗产变味、衰落和失真。旅游开发中商业价值的追逐同样也破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很多民间艺术都是只选择其中有商业价值的部分断章取义的进行开发与传承。

第二，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有性与丰富性遭到冲击。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好的地方大多是交通不便，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政府为了拉动当地经济增长，促进旅游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随意开发。由于旅游开发不当，很多地方出现民族活动，非物质文化商品雷同，节目安排粗制滥造。例如，苗族蜡染技艺，苗族银饰技艺在很多少数民族景区甚至是非少数民族景区都能见到，并且没有自己的特色跟主题。此外，旅游活动的开展打破了当地相对封闭的传统文明，当地民族比较容易接受游客带来的“现代文明”，原有的民族文化及民族审美情趣都在不知不觉的发生变异。现代文明挤压了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存在空间，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受到严重冲击。

2、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统一性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旅游开发为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营造了肥沃的土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绝迹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脱离了现实中的经济性与实用性。而旅游开发所重新挖掘、复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明，迎合了游客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好奇与渴求心理，借助旅游业使不断衰落的传统得到复兴和光大，使日渐失去市场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重新赋予市场价值与社会文化价值，进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繁衍营造了肥沃的土壤。

第二，旅游开发为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市场支撑。旅游开发产生的市场导向使政府，旅游企业自觉的打造自主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以文化品牌注意力来唤起经济增长点。进而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形成集民族工艺品经营，民族歌舞表演，民俗民风展示及民间技艺宣传为一体的多层次综合性的文化产业链。这对提高当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知名度，加强社会各界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旅游开发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新的保护途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只有与旅游开发相结合才可能起到长足有效的保护作用。当前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大都采用摄影录音，整理记录等静态的方式，也有注重对传承人的培养。但这些都不足以展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并且缺乏保护的原动力。而引入旅游开发，让人们从旅途中提高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参与、感悟及体验，既能扩大文化传播度，又能提高民众的保护意识。如，结合抢救式保护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探索之旅”；结合数字化博物馆开展“穿梭时光寻找濒危的文明”；结合传承培训机构和学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修学之旅”；结合民间活态保护，在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开展民间技艺、民俗民风的“武林大赛”。

第四，旅游开发提升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人的积极性。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涉及政府、文化教育机构、传承人、旅游企业等多方位的利益相关群体。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一方面，可以唤起当地居民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豪感，激发传承人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性。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政府、企业和文化教育机构对当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保护。

法治与文化的关系范文第4篇

你院关于季素梅、张勇诉泰兴县人民医院确认血亲关系一案执行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意见。即根据医院发生的错换手牌的事实以及血液足印鉴定结论，可以认定季素梅现抚养的孩子是马兆霞的，而马兆霞现抚养之子不是马兆霞的，所以马兆霞应当将她抚养的孩子交出来。如果马兆霞不交出孩子，对其拒不交出孩子的行为，则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采取强制措施。如果有刑法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行为，也可适用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但要充分做好当地党政等有关部门的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持，以防矛盾激化。

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季素梅、张勇诉泰兴县人民医院（第三人马兆霞、生炳林）确认血亲关系一案执行问题的请示报告

                                 〔1988〕苏法民字第189号

最高人民法院：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季素梅诉泰兴县人民医院（第三人马兆霞、生炳林）确认血亲关系一案的执行问题已多次向我院请示。该案在当地影响很大，拖得时间久。经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提出了倾向性的处理意见，但政策上没有把握，特向你院请示。现将案情及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一、案情事实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马兆霞，女，28岁，汉族，泰兴县人，泰兴县十里甸乡三太村二队农民。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生炳林（系马兆霞之夫），男，33岁，汉族，泰兴县人，泰兴县十里甸乡三太村二队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季素梅，女，28岁，汉族，泰兴县人，泰兴县邮电局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勇（系季素梅之夫），男，29岁，汉族，泰兴县人，泰兴县生资服务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兴县人民医院。

法定代表人：程建民，院长。

1985年1月24日，马兆霞、季素梅先后于2时45分和15时40分在泰兴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各生一男婴。同年1月28日上午9时许季素梅在医院给小孩喂奶时发现露在襁褓外的小孩左手腕上，系着“马兆霞之子”字样的布牌，当即向医院提出。当班的助产士周红珠未按医院的规定认真查对，错误地作出了判断，并换了小孩手牌。季素梅出院后一直有质疑，便向泰兴县人民医院领导作了反映，并于1986年9月20日向泰兴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血亲关系。县法院受理后于1986年12月9日，委托泰兴县工农兵医院对季素梅、张勇夫妇及其所抚养的小孩的血型进行检验。结论是：季素梅、张勇夫妇的血型均为B型，小孩则为A型。同年12月17日，县法院委托泰兴县公安局提取了季素梅现抚养之小孩的左足印，连同县人民医院所存马兆霞、季素梅所生小孩出生时的左足印，送江苏省公安厅进行痕迹鉴定，鉴定结论是：季素梅现抚养的小孩左足印与马兆霞分娩时住院病历中的新生儿左足印同一。

审理中由于马兆霞、生炳林未配合法院对其所抚养的小孩提取血液、足迹进行鉴定，第一审法院虽做了大量工作，马兆霞夫妇也不肯承认小孩领错，使问题处于僵局。其间，季素梅夫妇及其家人多次上访县法院、县人民医院及县委，以致影响了县法院和县人民医院的正常工作。针对此情，第一审法院经向上级法院请示后，于1987年1月26日去马兆霞家准备强行取证，又因马兆霞有意逃避而未成功，反而致前去的承办人受围攻，三人受轻伤，棉大衣、照相机、帽子等物被抢（后经县委组织了调查组，追回了所抢去的东西，但未能查出为首肇事者）。

1987年3月4日，第一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关于“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的规定，公开了审理了此案，并当庭作出判决：一、季素梅、张勇现抚养的小孩系马兆霞、生炳林亲生。马兆霞、生炳林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将小孩领回抚养，不得虐待、遗弃。二、马兆霞、生炳林应将现抚养的小孩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送交泰兴县人民医院代为抚养，直至全案审理终结。在此期间的抚养费用由人民医院负担。三、诉讼费30元由泰兴县人民医院负担。马兆霞、生炳林不服，以双方所生小孩未有错牌之事。小孩没有搞错，现作出的检验、鉴定依据不足为由提起上诉。第二审法院于1987年9月3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如何执行终审判决后，由于马兆霞、生炳林未能自动履行，季素梅、张勇夫妇便于1987年9月18日向第一审法院申请执行。1988年3月26日泰兴县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提出咨询，督促第一审法院尽快执行。群众对此案至今没能执行也很关注。第一审法院于1988年6月上旬曾试图请所在乡党委、政府负责同志出面作马兆霞、生炳林的疏导工作。但马、生坚持无理要求，一要保留小孩居民户口；二要赔偿其人民币一万元。对此，第一审法院认为，再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做马兆霞、生炳林夫妇及其亲属的思想疏导工作，敦促被执行人自动履行。若经多层次思想教育无效，即依法发出执行通知书和张贴执行公告，限定时间，责令马兆霞、生炳林夫妇接受亲生小孩，同时交出身边抚养的小孩。若马兆霞、生炳林夫妇在公告限定的期限内拒不交出小孩，甚至将小孩藏匿起来，将首先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对马兆霞、生炳林实行司法拘留，在拘留期满后，马兆霞、生炳林若仍不交出小孩，就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二审法院审判委员会同意第一审法院的意见。

三、我院审判委员会意见该案自立案迄今已两年之久，为了避免孩子越大越难执行，在审理过程中，承办人已会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结果均无效，以致法院干警被打，东西被抢。现原审第三人马兆霞、生炳林在法院终审判决后，不仅没主动交出身边他人的孩子，亦没领回自己亲生子，甚至还提出无理要求，拒不执行已生效的法院判决。鉴于该案影响之大，同时还涉及到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参照全国法院业大民诉法教材关于子女抚育的执行问题的精神，为使本案判决切实得到执行，我们将继续会同县、乡、村的有关部门，充分做好第三人的思想工作，让其主动执行判决；如第三人仍拒不执行判决，同意第一、二审人民法院倾向性的意见，按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强制执行。若拘留后仍不执行判决，可按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治与文化的关系范文第5篇

一、工作机制运转情况

镇为贯彻“法治文化进乡村”精神，按照依法治村工作要求，大力宣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强化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引导乡村村依法自治，帮助健全村组织、民主管理、完善村规民约，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在此过程中，村积极响应组织号召，率先锤炼，获得“省级法治示范村”称号，村如今也正以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的姿态创新推进“法治文化进新村”工作，力争成为镇下一个法治示范村。

二、法治文化进新村工作经验和做法

（一）建设法治主题长廊。将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定期载入法治宣传专栏，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漫画、挂画，等置于广告牌，观光道两旁，凉亭之内等位置，结合具体事例“说”法，确保法治宣传贴近群众，贴近基层。

（二）建设农村法治图书角。“水景家园”建成后，以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为依托，建立法律图书室，并配备一些常用法律书籍，定期对群众开放，并配备一名专业的“法律明白人”，为群众解决法律疑难，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引导群众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习惯。

（三）定期开展法治小讲堂活动。成立一支由村主任为首，各组组长为成员的专业的法律宣传队伍，每月开展一次开展法律宣讲活动，宣讲内容以最新的法律法规及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婚姻法、土地法、农业法等。

（四）加强法治文艺建设。充分利用村妇女文艺队平台，编排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法制文艺节目，深入聚居点，开展法制文化宣传活动，把法治文化理念渗透到群众心里。

（五）结合本地新村人文地理环境特点，大力传播“法为上、人为本、调为先、情为牵、和为贵、让为贤”的传统理念，重点从“法、理、情、德、利”方面进行阐释，利用道德词汇、动漫绘画、典型事例、灯笼、对联、壁画等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潜移默化传播法治文化和法治理念，树立起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意识。

三、问题和困难

（一）群众法治观念淡漠。在传统观念中，人们普遍有一种耻讼、贱讼观念。受传统法律意识影响，农村群众重视传统礼俗，轻视法律规范，法治观念淡漠，习惯于按传统观念参于社会生活，评判他人与社会、解决纠纷及维护自身权益。如部分农村群众重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重视订亲、结婚仪式等形式，忽视婚姻登记，由此引发婚姻关系纠纷。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在处理矛盾纠纷时，以息事宁人为目的，往往凭自己的权威、经验和习惯来解决，把法律规范抛之脑后，结果却往往是“压下了这头，翘起了那头”。

（二）群众文化生活匮乏。我镇农村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相对滞后，造成乡村文化生活贫乏苍白。大部分群众仅能通过电视、报刊等有限的渠道接受外界信息，内容不丰富，形式单一，范围不广。文化活动场所和文化设施建设较为滞后，农村文艺作品缺乏，文化活动品味普遍不高，不能满足广大农村群众精神生活需求。致使一些群众转向赌博、搞封建迷信等一些不健康的活动。

（三）农村普法效果不佳。普法宣传教育往往在法制宣传日，逢场之日，在人流量较大的城镇区域开展，在距离城镇相对远一点的村子，在普法的次数和质量上明显下降，个别偏远的如箭杆林村、白马村一年难以接受一次法治教育。普法宣传手段单一，往往以发宣传资料、上法制课、挂宣传标语等传统宣传形式为主，加之农村群众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对普法宣传内容接受度不高，兴趣缺乏，致使普法效果大打折扣，无法取得预期效果。

四、下一步努力方向

农村法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培育法治文化对于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必须让群众真正参与其中，才能有效构建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环境。

（一）融入新村建设，打造农村法治品牌。村“水景家园”，村“茶苑新居”作为我镇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对于改善农村群众居住环境，提高农村群众生活水平具有重要作用。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产与生活、物质与文化同步提升。在培育农村法治文化的过程中，要坚持把法治文化塑造与新村建设有机结合，根据新村聚居点建筑风格，在新村聚居点高标准建立一批法治文化广场、法治文化公园、法治文化长廊、法治文化墙，形成各具特色的农村法治品牌，让群众在休闲娱乐中得到法治文化的沁润，接受法治理念的传播。

（二）弘扬传统文化，丰富农村法治元素。指出：“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统文化根在农村，儒家思想主张“天人合一”、“中庸之道”，推崇的“仁、义、礼、智、信”，无不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具有积极意义。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必须注重法治文化的表现形式，要充分利用皮影、剪纸、山歌、快板、对联等群众基础性好的传统艺术形式，把法治文化的理念与它们有机融合，大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让群众在参与中逐渐喜爱法治文化，接受法治文化。

（三）加强道德建设，提升农村法治内涵。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要把法治文化建设与道德建设有机结合，大力弘扬孝道、伦理等传统道德观念，大力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不断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