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产管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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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管理行业范文第1篇

摘 要 针对金融资产管理剖析了发展银行理财业务的重要性，它不仅是银行业务拓展经营范围，而且也是市场的需要，更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需要。本文根据如何完善银行理财业务风险体系提出了一些必要措施。同时，在我国发展银行理财业务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金融 资产管理 理财业务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日益活跃，银行中的理财产品的创新和新型服务的发展速度也日益加快，如今，银行理财业务在国内外的商业银行的重要阵地中占着尤为重要的地位。但这种状况也仅仅是个初级水平，那如何根据实际的理论经验来促进银行的理财业务发展呢？

一、金融资产管理的基本内容及个人理财现状

经营业务内容：金融机构管理的主要内容是以单一客户的资产管理业务和通过发起的管理各类型的投资基金方式两种组成。其中，针对单一客户的资产管理业务中也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通过发起和管理各类型的投资基金方式中也包括信托单位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提供标准化的资产管理产品方式。经营业务定位：目前在国际上，主要的金融机构已经形成了一些大资产管理的概念，无论是否将金融资产管理业务形成一个经营实体，它都已经作为一个整合的业务品牌在经济市场上进行营销。

金融危机的压力促进了我国理财市场的发展，各种各样的金融理财产品五花八门。现财业务不仅是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也时投资组合管理的银行特性化服务方式。它也将是银行提高经营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趋势。其中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市场的需要和拓展经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需要。

个人理财就是指个人资产通过银行的理财业务实现保值或者增值的一种过程。在我国个人理财业务，即银行根据客户的个人或企业的资产状况以及风险的承受能力，为客户提供专业的一些适合客户的专业性的投资建议，引导客户科学地投资或购买债券保险储蓄等一些金融产品中，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从而满足客户对投资回报与风险的不同要求。而个人理财业务在国外是非常流行的一种金融服务。把金融服务于销售类产品并驾齐驱，市场经济发展，从而从客观上博取更多的客源。目前前景非常广阔，消费者已经意识到了金融产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很多银行已经把这项业务的发展作为竞争客户和业务的重要手段和新的经济效益增长点。

二、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

1．金融业分业经营的状况，有限的约束了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空间

现我国金融业目前还处于分业经营的状态中，与金融有关的机构如银行、证券、保险这三大市场也是相互的割裂，个人理财业务发展的空间收到束缚，所导致了只能在较为低级的层面上操作个人理财业务中的个性化服务。因此目前国内银行个人理财业务也还只在咨询、建议或者投资购买方案设计的层次上无法有新的突破，还不能完全定义为真正意义上的理财。

2．缺乏组织机构以及运行的保障

个人理财业务是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的新型综合室业务中所体现的，所以它的顺利发展完全依赖于业务整合。而在目前国内的形式，银行组织机构设置中，个人理财业务工作是归于银行的业务部。由于个人理财业务非常的广，几乎是全面包括，而其中包括的各种业务又不能在一个部门进行管理于实施，造成了业务的分割，无法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3．系统支持的缺口

建立并且能灵活运用库户资料分析系统是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基础，客户却不是一账户为基础的客户资料库在个人理财业务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银行可以通过剖析客户资料及时了解客户的需求，挑选优质客户，确定目标群体，以此为基础提供系统科学优质化的理财建议，实施理财服务，从而实现为客户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4．行业紧缺高素质理财规划人员

由于这项业务是一项较专业且综合性的业务，相对于理财规划的工作人员的要求比较专业，不仅需要全面了解个人银行理财业务产品的各项功能，还必须要掌握证券业、保险业等相关专业性知识，并必须要具有一定的公关交际和组织能力。目前，培养高素质的理财规划管理人员是我国金融业严重需解决的困难之一。

5．个人理财业务层次较低

个人理财主要目标实际上是在合理且安全的管理基础上，有足够的可用资金。但是在目前的国内现况，客户主要关心于资产的增值和投资收益，而在安全问题和财务自由上，减少了关注。由于社会金融投资环境在不断的变化，增值和收益目前还处于中等层次上面，客户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但由于可观的原因往往却难以达到。因此，客户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总之，银行理财业务的发展根本是其服务方式的演进。需要顺应市场发展需求的，针对不同的客户而进行的银行产品与服务。合理科学结合，并加以改造，使其具有较为明显的个性化理财产品。因此，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资产的管理，打破分业是打破现有状况的最重要手段。

三、措施

个人理财业务是为客户提供新型综合的服务，所以业务整合直接决定着他的发展。银行理财业务是服务方式的转变，要促进银行理财业务的发展，其人员本身就要提高这种服务意识。提高理财规划人员的个人专业素质是银行理财业务进展的保障。

参考文献：

[1]金飞雪.试论金融资产管理发展银行理财业务.财政金融.2010(02).

金融资产管理行业范文第2篇

关键词：资本运营 巴塞尔协议 商业化 金融风险

在国内金融业发展的商业化转型背景下，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代表，众多经济主体纷纷创新发展模式，拓展新业务，通过设立子公司的形式，以控股或全资方式将业务范围延伸至证券、信托、基金、金融租赁甚至银行等部门，此外，对于非金融业务的房地产行业也有所涉猎。与此同时，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管理链条不断扩展、股权关系日益复杂以及综合化经营步伐加快的发展现状下，其内部的非系统风险也在不断积累，如何提升风险预防和控制能力是各家公司需要首要考虑的问题。

巴塞尔协议下的国内外金融监管发展新标准

金融危机过后，巴塞尔委员会于2010年底了版本三的新《巴塞尔协议》（见表1、表2），协议拟定进一步提升资本计量标准，并且重新定义和强化了资本概念。在新标准中，协议要求商业银行和金融控股集团继续保持足够的资本水平以防范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充分增强金融业的损失自担能力。为了达到版本三的《巴塞尔协议》要求标准，金融资产管理企业必须在资本管理上加强策略研究，而对于商业化背景下的我国金融资产管理企业，伴随经营业务的多元化、市场化和综合化发展动态，无论是公司层面还是国家层面都需要在公司改制大潮中加强政策和经营机制方面的偏重研究。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制度颁布之前，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均以试行版《银行并表监管指引》作为指导，其次参考财政部出台的《金融类国有控股企业绩效评价暂行办法》以及银监会试行版《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等规章制度。在2011年3月8日之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了自己正式的管理章程，即银监会出台设立的试行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指引》，该章程的出台为商业化转型下的资产管理公司优化管理提供了最为全面的参考依据。

我国资产管理公司资本和组织结构特点

（一）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结构特点

经测算后的公司合格资本率达到监管部门的指定要求。以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例，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指引（试行）》中的规章标准为指导，经测算后的集团合格资本率符合最低资本数量要求，并且具有可以充当资产安全垫的超额资本准备。在净资产与总资产比例估算体系下，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合并杠杆比率为28%，与银行业杠杆率5%左右的水平相比具备突出优势，这也构成了目前国内资产管理公司发展的平均指标水平。国内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构成相对简单，主要构成为核心资本。以长城、信达、华融以及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为典型，这四家行业龙头企业普遍具有简化的资本构成，其实收资本、未分配利润、股东权益以及资本公积等指标都归属于核心资本，而附属资本在种类和占据比例上都相对较少。在商业化转型背景下，资产管理公司的长期政策和总体经济红利会使得盈余公积、资本公积及未分类利润继续保持上升势头，且会逐步建立起附属资本的补充渠道，可以预见其管理资本的总体数量会进一步增加。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补充工具有限，资本补充渠道相对较少。受到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的历史业务和公司体制方面的制约，目前国内金融资管行业的资本补充渠道和补充工具均处于捉襟见肘的局面。此外，由于资产管理行业历史发展较短，相关的行业数据积累量较小。因此，一个规范化、科学化和长期化的资产管理系统数据库亟需建立。

（二）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的组织结构特点

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组织结构是自上而下的，以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投资决策委员会和监事会分别对董事会会议负责，风险控制委员会全面负责公司资产风险控制，总裁以下设立资产管理部门、股权投资部门、财经研究所、博士工作站、不动产投资部以及总裁办公室等分支，形成了金字塔式的资本操作组织架构（见图1）。

对于政策性不良资产的处置是风险控制委员会的主要核心任务，商业化经营最初只是投资决策委员会的经营要求，因此，我国最初对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运营安全控制建立在金字塔组织形态顶端。即使是目前，在国内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运行已初具规模的发展趋势下，这一组织结构仍具有先天稳定性，而金字塔组织结构也使得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运营控制工作面临诸多挑战。

总裁以下的资产管理总部可借鉴的成熟资本管理经验较为缺乏。巴塞为委员会在《新资本协议具体考虑》一文中指出“银行等并表管理金融机构内部应设立正式组织，目的是对资本问题进行多方位的指示和引导”。在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对企业资本管理和风险控制都有明确的尽职要求，诸如“资本管理政策委员会”等组织的负责人都是由具备专门性知识的高级管理层人员担任，然而，这种专门性资本管理组织机构仅仅在少数几个大型金融集团中才有建立，资产管理公司的下属部门尚未建立健全此类职能，在行业监管条例较新的条件下，不存在成熟的经验模式以供借鉴。

风险控制委员会在现行条件下的风险控制工作基础相对薄弱。在资本管理控制理念尚未建立的背景下，国内资产管理公司依旧缺乏对于资本运营控制的科学和系统构划，部分大型公司的风控委员会虽然已经对于建立资本充足率指标有所尝试，但是这种尝试还远未形成资本硬性约束。此外，我国金融公司发展的现行股权结构和较强的行政参与特性也决定了商业化经营的尴尬地位，规范性的公司风控治理结构亟待建立，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运营控制外部条件需要更好的进行完善。

投资决策委员会受到资产管理行业的外部监管趋于严格。经历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各国都意识到了外部监管对于金融体系风险识别的重要性，巴塞尔委员会也进行了对于金融机构微观投资决策监管规则的变革工作，拟定了监管资本的风险覆盖范围，规定了监管的风险捕捉能力，在资本工具质量和监管杠杆率标准、反周期超额资本准备等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在我国，2011年3月出台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指引》进一步明确了对于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部门投资决策的严格化监管要求。

资产管理公司开展资本运用控制的解决方案

银行类金融机构资本净额和加权风险资产测算主要是以年度业务预算和未来业务规划为依据，这种资本控制方法对于金融风险的影响因素估计过于粗略，且不能准确把握违约率、风险敞口等风险作用因子，长期来看，这是对于计划资本充足率目标的扰乱，一旦遇到较大压力值测试就会产生系统性连锁风险，因此，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控制要防微杜渐，从以下两个方面规划整体资本管理解决方案：

一是综合研读最新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指引》寻求与资本管理监管要求的吻合一致。《指引》中提及的“资产管理公司资本并表管理以企业商业化转型和定量管理、定性控制作为考虑因素”条款要进行深刻分析，明晰“定性控制”的基础定位是资源配置优化和资本效率提升，“定量管理”的基础定位是杠杆率和最低资本指标。针对《指引》中的指标概念，资产管理公司要因地制宜的设计独立测算架构。

二是设立和补充完善资产管理公司资本管理的整体结构。不同于其他存贷类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构成和业务体系都具有自身独立性和特殊性，这也决定了公司资本管理水平的提升是长期性和渐近式的，因此，在此渐近式的水平提升过程中要不断补充和完善资产管理公司资本结构调整流程（见图2）。

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资产管理公司的商业化转型首先要树立资本管理观念，其次要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将业务流程与组织流程进行有机结合，将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员工等对于资本补充及公司发展之间的认识达成一致，从日常经营活动中加强资本约束力建设。资产管理公司要通过对于风险管理和资本规划理念的引入来提升资本精细化控制水平，通过改进管理流程和评估方法来实现总部和分支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沟通，并根据业务企划和到期执行状况来估计资本充足率，使得资本运营控制得以实现既定的设定目标，并有所优化。建设和依赖经济资本配置评价体系。金融机构资本使用效率和股东价值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经济资本管理，因此，建立以经济增加值EVA、风险调整后资本回报率RAROC以及经济资本占用ECO为核心的经济资本管理量化评估体系是强化资产管理公司资本约束意识和增强长期资本回报能力的重要措施（图2“α”过程）。规范资产管理公司资本计量首先要确保资本缓冲水平，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指引》以后，资产管理公司应将《指引》对本公司资本状况和经营管理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综合梳理各种资本项目的定义，在符合《指引》对于监管资本最低要求的基础上来稳定资本缓冲水平。技术性支持建设力度的加强。在内部风险计量模型、资本相关系统建设以及压力测试模型之外，资产管理公司还要在会计体系和资金定价转移体系等方面加强投入力度。资本管理技术支持系统的规划统筹对于科学开展资本管理工作意义重大。技术性支持建设体现为经济资本分配下的绩效考核一栏，其余诸如内部模型、内部评级以及高级计量在内的上层技术性工作则可以保证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操作安全在轨，这是构成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资本控制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课题组.实施巴塞尔协议III对我国经济金融影响研究[J].金融发展评论，2011（5）

2.张相贤.银行业监管新规定对中小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对策[J].商业时代，2012（23）

3.钱毅.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公司治理意蕴[J]，中国金融，2011（4）

4.左永刚.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提速-三家民资管理公司挂牌在即[J].证券日报，2012（3）

5.陈众.浅谈净资本管理办法下的信托公司财务管理-解读《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J].中国总会计师，2012（2）

6.袁卫秋.营运资本管理表征变量对公司绩效的定量分析[J].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2（3）

金融资产管理行业范文第3篇

关键词：债转股 去杠杆 防风险 国企改革

一、为什么实施新一轮债转股

新一轮债转股主要是为了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降低企业负担，防范化解银行不良风险以及推进国企改革。

（一）去杠杆，尤其是非金融企业和国企部门杠杆

《关于市场化银行债转股的指导意见》开篇就提出“切实降低企业杠杆率，增强经济中长期发展韧性”。高杠杆已经产生较大的债务风险，且给企业带来较大的财务负担，不利于企业转型。我国全社会杠杆率尤其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逐年上升。社科院测算，2015年全社会杠杆率达到249%，而1999年全社会杠杆率仅为145%。2015年居民部门杠杆率、金融机构杠杆率相对偏低，分别为40%和21%，企业部门（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达到131.2%，同比增幅远超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居民部门。根据国际主要国家数据，尽管当前我国全社会杠杆率处于中等，但企业部门杠杆率偏高。因此，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是新一轮债转股降杠杆的主要目的（详见图1）。

从工业企业内部看，虽然整体负债率从2007年58.3%降低到2016年12月的55.8%，但下降的驱动力在于民企，同期由59.11%下降到50.7%，国企反而从56.5%上升到61.4%。从全国国有企业（工业及其他）看，资产负债率从1997年63.1%上升到2016年12月的66.08%，其中央企从1997年的54.3%上升到68.46%，地方国企从68.66%下降至63.28%。分轻重工业类型看，轻工业下行，重工业上行。从大中小型企业看，小企业更加灵活主动去杠杆，负债率下行，大型企业负债率上行。因而，此次债转股着眼于去杠杆的领域主要在国有部门，尤其是央企、重工业、大型企业（详见图2）。

（二）推进国企改革

债转股不只局限于改善企业资产负债表、债务置换降低财务成本，更重要的是通过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引进社会资本和战略投资者改善公司治理，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强化预算硬约束、经营约束和推进转型升级。

（三）防范化解银行不良风险

随着上一轮债转股对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及主要商业银行上市，银行不良率降到较低的水平，尤其在2011年-2013年不良率稳定在1%以内。随着宏观经济下行及产能过剩下的通缩、利润下行，2014年-2016年银行不良率有所上升，2014年较上年上升0.05个百分点，2015年上升0.67个百分点，2016年三季度末较上年上升0.52个百分点至1.76%，农行达到2.39%，仅次于上市前，为6年半以来最高，不良贷款余额为近10年的高点；工行、建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1年以来的高点，中行为12年以来的高点。截至2016年9月末，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余额为1.5万亿，为2005年6月以来的最高点，近4年平均增速33%，不良率为2009年9月以来的最高点。随着连续降息，银行净息差缩窄及资产管理行业对银行经营的冲击，商业银行税收利润增长率到2015年末接近零。不良资产创新高及利润增速下行，银行业的风险也不断增加，有必要进行处置，市场化债转股有利于化解银行业风险（详见图3、图4）。

二、新一轮债转股与1999年债转股的比较

（一）相同之处

两轮债转股均是在宏观经济下行背景下出台的，具体体现为：经济增速下行、实体企业负债率高（1997年国企负债率为67.1%，1998年65.5%；2014年64.7%，2015年65.7%）、银行不良率攀升（1997年不良率27%，1998年35%；2014年1.25%，2015年1.67%）、经营业绩下行（1997年国企ROE1.7%，1998年ROE为0.4%；2014年ROE6.3%，2015年ROE5.2%）。

两轮债转股都与国企改革及防风险结合起来。1999年债转股涉及到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防范金融系统风险与国有企业经营风险；新一轮债转股涉及混合所有制改革，防范金融风险。

对债转股企业的条件有相对较高的要求，准入门槛较高。其中，199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关于实施债权转股权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只有“产品适销对路，质量符合要求，有市场竞争力；工艺装备为国内、国际先进水平，生产符合环保要求；企业管理水平较高，债权债务清楚”等是必要条件。新一轮债转股要求：“发展前景较好，具有可行的企业改革计划和脱困安排；主要生产装备、产品、能力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技术先进，产品有市场，环保和安全生产达标；信用状况较好，无故意违约、转移资产等不良信用记录。”

（二）不同之处

1.侧重目标

1999年债转股更加侧重于使国有企业脱困、解决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及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大面积陷入困境，立足“救”。新一轮债转股更加侧重于降杠杆以及去产能，核心是“去”和“转”。意味着前者是更加具有临时性的举措，后者着眼长远。

2.导致企业陷入困境的因素及时代背景

到1997年，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面已达39.11%，亏损企业亏损额665.9亿元，盈亏相抵，实现利润856.5亿元。1998年全国国有企业盈利面为31.3%，亏损3066亿元，盈亏相抵利润总额仅213.7亿元，亏损面和亏损额均超过1997年，成为2006年以前国有企业历史上亏损最高的年份，于是中央提出“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

1999年债转股时企业负债率高及陷入财务困境更多是资本金不足下的盲目扩张及外部需求冲击。一是资本金不足，但90年代初的经济过热导致企业仍然高速扩张，负债上升。二是社会负担较重，在冗员和社会包袱的背后是历史性的、体制性的因素等问题。三是在治理经济过热过程中遇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外需下滑，我国经济在1998年进入通缩状态，国有企业需要承受大额的利息支出，特别是周期性行业的压力更大。

新一轮债转股时面临亏损企业亏损额加大及亏损额增速上行、ROE和ROA下行的情况。盈利面自2010年60%下降至2015年57%；ROA从4.6%下滑至2.9%；ROE从9.2%一路下行至5.2%；亏损企业亏损额从2010年6300亿元上升到1.73万亿。主要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拯救经济下行而推出“四万亿”，产能急剧扩张，导致经济进入产能过剩下的通货紧缩及亏损额不断扩大。

3.市场化程度

1999年债转股主要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交易双方主体更多由政府打包式配对，难以做到完全市场化的公平合理，政府参与的色彩浓厚，跟当时国企改革与脱困“三年两目标”的紧迫性相关。获得债转股政策支持的只是特定时期内的部分国有大型企业，是当时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新一轮债转股处在供给侧改革的大环境下，并非只针对国有企业。债转股以市场的力量自主匹配协商形成，政府扮演了政策细则的制定者与牵引者的角色，与此同时债权人和债务人产权结构已多元化，市场化更加鲜明。

（1）价格与条件

主要是债务定价和股权定价两方面。

上一轮政策规定四大AMC应在国务院确定的额度内，按~面价值接受银行信贷资产，包括有关贷款额度本金和相对应的计入损益的应收未收利息，并转为股权持有；而本轮债转股由参与者自行协商决定企业债务定价。

本轮债转股由银行、企业和实施机构自主协商确定债权转让、转股价格和条件。债权转让、转股价格将依据市场形成，公允价格自主协商确定，国有企业的转股定价也遵循市场化原则，同时履行相关程序。具体而言，允许参考股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确定国有上市公司转股价格，允许参考竞争性市场报价或其他公允价格确定国有非上市公司转股价格。

（2）实施范围和对象

1999年债转股时银行贷款主要投向国企，当时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压力主要源于国有企业资本金不足及资产负债率高企，债转股将对象主要限定为国有工业企业的不良债权，涉及个别商贸企业。本轮以银行对发放贷款形成的债权为主，适当考虑其他类型债权，且债转股对象企业不再由政策限定为国有企业，而是由各相关市场主体依据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协商确定，保证通过市场化方式选择债转股企业。筛选企业时由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综合考虑其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对地方就业状况的影响以及其自身盈利能力、成长潜力等状况，与企业自行协商决定，将周期性的高负债行业、新兴产业作为扶持重点。

（3）实施机构差异

上一轮实施机构是四大AMC。1999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划拨400亿元成立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达、东方、长城、华融。成立的目的是负责收购、管理和处置国有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并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存续期为10年。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政策导向较强，不以盈利为目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行经营目标责任制，财政部根据不良贷款质量的情况，确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贷款的经营目标，并进行考核和监督。

新一轮债转股除四大AMC外，还允许地方AMC、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银行现有符合条件的所属机构、银行申请设立符合规定的新机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非金融机构，由地方政府根据《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以及《中国银监会关于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开展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资质认可条件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批准设立，之后经由银监会向地方银监局以及金融企业公布后，金融企业可向其批量转让不良资产。截至2016年底，共设有30余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截至2016年12月21日，四大行均已成立资产管理子公司，成立专营机构有助于加速问题债务出清，债转股将加速落地。

（4）资金来源

1999年债转股，由四大AMC接盘四大国有银行和国开行1.4万亿不良资产，资金来源于财政部注资、人民银行再贷款和向四大行的定向金融债券募集资金。其中，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2700亿，直接注资商业银行用于处理不良贷款，同时财政部出资提供资本金各100亿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向银行发行8110亿元金融债；央行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再贷款6041亿元，按照账面价值1：1剥离商业银行不良资产1.4万亿，其中4050亿进行债转股。

本轮债转股规定通过市场化方式筹集资金，引入社会资本，特别是可用于股本投资的资金，包括各类受托管理的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实施机构发行专项用于债转股的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并适当简化审批程序。本轮债转股在政策上支持众多的社会资本例如私募、保险和信托资金等积极参与。

（5）股东权利差异

上一轮四大AMC债权转股权后，作为企业股东，可以派员参加企业董事会、监事会，参与企业重大决策，但不参与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债转股企业是阶段性持股，是“临时股东”，因而缺乏关心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同时，企业干部管理制度影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股东的权利，地方政府往往不经董事会、股东会讨论就任命企业主要领导成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债转股企业难以有效行使股东的权利。

本轮债转股规定实施机构在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范围内参与公司治理和企业重大经营决策，进行股权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为企业的股东，可以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向部分企业派驻董事参与公司经营。本轮债转股通过市场化机制进行，金融机构在与高负债企业的债转股博弈中处于优势，可以更积极地参与到企业的运营中去，包括派驻董事、优化企业管理和禁止盲目投资等。

（6）损失责任

1999年债转股中政府兜底。新一轮债转股明确政府不兜底，风险与收益完全由自行协商的债权债务人承担。财政虽然不兜底，但仍会提供支持，《意见》称符合条件的债转股企业可按规定享受企业重组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根据需要，采取适当财政支持方式激励引导开展市场化债转股。

（7）退出机制

从退出渠道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企业股权，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向境内外投资者转让，也可以由债权转股权企业依法回购。但实际中，上一轮债转股中90%的债转股协议都要求企业回购，将其作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股权退出的主要途径，回购资金基本来自于企业自主资金。

《意见》提出，“采取多种市场化方式实现股权退出”，要求实施机构对股权有退出预期的，可与企业协商约定所持股权的退出方式。债转股企业为上市公司的，债转股股权可以依法通过二级市场转让退出，转让时应遵守限售期等证券监管规定。债转股企业为非上市公司的，鼓励利用并购、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区域性股权市场交易、证券交易所上市等渠道实现转让退出。而目前的债转股案例中，企业主体基本上都会有上市子公司或者自身拟上市，股票市场成为金融机构未来股权退出的重要渠道之一。

参考文献：

[1]施华强.国有商业银行账面不良贷款、调整因素和严重程度：1994-2004[J].金融研究，2015（12）.

[2]周小川.关于债转股的几个问题[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6）.

[3]国务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第297号）[Z].2000-11-10.

金融资产管理行业范文第4篇

作为一种公司理财行为―上市公司炒股本无可厚非,但长期以来,大多数人都对其持简单的否定态度,原因如下: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讲,如果有富余的资金,上市公司不如分红给股东,至少个人炒股的税收负担要比企业轻得多;而从公司发展的角度讲,上市公司炒股又很可能影响主业的发展。

但在国内诸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企业继续加大对主业的投资是否明智?其次,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动荡,企业是否应该保留更多的资金以确保生存和发展?如果是,那么这部分资金是否只能以现金的形式存在?最后,如果上市公司慷慨分红,中小股东们的处境是否会更好?2009年上证指数上涨了79.98%,涨幅不可谓不大,然而根据《中国证券报》与新浪财经的调查,也只有61.6%的投资者是盈利的。上市公司证券投资有一个极端的例子,那就是股神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微公司,巴菲特这位价值投资的宗师几乎从不向股东分红,而是将大量的资金用于投资。然而,伯克希尔的股东们却少有怨言。

因此,企业应该如何看待证券投资?如何进行投资才能够取得良好的回报,却又不影响其主业发展?这些问题已成为CFO待解之谜,值得企业CFO们重新思考。

本刊选取证券投资金额最大的雅戈尔和证券投资金额占总资产比例最高的兰生股份作为样本进行分析。以它们为主进行分析不代表我们认同其具有“正向”标杆意义,但至少它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负向标杆也是一种标杆。

上市公司如此倾力证券投资,表面上看精彩无限,只是这种“精彩”需要加上引号。

对1773家数据可比的A股上市公司进行统计后发现,2009年上市公司整体证券投资金额与上一年相比有了大幅增长:2009年末为1651.54亿元,而2008年末仅为792.90亿元,增幅为108.29%;与此同时,上市公司的总资产仅从119,754.94亿元增长到了146,774.51亿元,增幅仅为22.56%,这使得证券投资占总资产的比重由0.66%上升到了1.13%。

三大风格

从那些忙于炒股的公司所取得的收益来看,可谓喜忧参半,只有131家公司在证券投资中获得收益。其中,健康元一年狂赚2.8亿元令众公司汗颜。虽然炒股有赚有亏,但这些上市公司的投资手段却是花样百出。

1全面撒网型:买卖股票超百只风格如同散户

典型代表:金陵药业、浙江阳光

在参与证券投资的上市公司中,金陵药业和浙江阳光无疑是2009年炒股的“明星公司”,在全年244个交易日中,买卖股票数均超百只,而且涉足领域广泛,大盘、小盘、新股一样也不放过,如此炒股方式,堪比散户。

而浙江阳光2009年度实现投资收益749万元,同比净增459%,成为拉动业绩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过去的一年中,浙江阳光操作频繁,光顾股票数量达到119只。

要说浙江阳光一年买卖100多只个股属于大散户行为,那么金陵药业一年买卖342只股票,就算得上是超级大散户,日均买卖1.4只个股也让其他上市公司望尘莫及。其实,与浙江阳光一样,金陵药业炒股也形如一团散沙,只要是看好的个股,都会买入。

2专业打新型:动用千万打新

典型代表:外高桥、海马股份、嘉宝集团、东方电子

与金陵药业和浙江阳光花大量精力炒股不同,以外高桥为首的4家公司则热衷打新股。

从外高桥2009年年报可以发现,公司通过“打新”获得10只个股股权,其中,外高桥在所有大盘新股中,最青睐中国化学,共投资21.72万元,获配4万股。而在申购仙琚制药、得利斯以及上海凯宝时,公司运气也较好,均获得1000股,其余6只个股的持股数则为500股。值得注意的是,外高桥不仅在A股市场“淘金”,还在海外市场有所斩获,公司曾投资341.9万元参股VOSG(澳洲上市股票)

与外高桥一样,海马股份也是一家不折不扣喜欢打新的上市公司,而且该公司特别喜欢创业板。创业板一推出,海马股份便动用了千万元资金参与“打新”,最终获得特锐德、神州泰岳在内的7家创业板公司股份。然而根据海马股份最新披露的2009年年报,上述7家创业板公司已全部从海马股份证券投资序列中消失。

3定向增发型:疯狂认购砸钱41亿

典型代表:雅戈尔

与其他上市公司不同,雅戈尔在2009年股权投资则是以定向增发为主。据了解,雅戈尔2009年调研了已公布定向增发预案且较可行的263家公司中的98家,并最终参与了9家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投资,且均进入这些公司的前10大流通股东之列。其中,雅戈尔分别动用17.59亿元和6.88亿元参与了浦发银行和苏宁电器增发,这也是该公司去年两大重要的投资手笔。

去年下半年是雅戈尔最疯狂的时期,从7月至12月,雅戈尔以及旗下的控股公司上海凯石投资,分别认购了荣信股份600万股、安泰集团2000万股、浦发银行1.06亿股、御银股份1000万股、东方电气1200万股以及苏宁电器4000万股,另外还于10月10日与宁波银行签订《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之股份认购协议》,并书面确认实际认购宁波银行7050万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平均每月都有参与增发的记录。

由于动用资金参与增发数额已达41.02亿元,而累计对外投资也已达42.17亿,占雅戈尔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6.80%,已十分接近50%的大限。这也是雅戈尔董事会不得不于去年年底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以获得继续投资的授权议案。

如此钟爱定向增发,也给雅戈尔带来不菲的投资收益,根据其2009年年报显示,雅戈尔股权投资实现净利润高达16.25亿元,占其净利润32.64亿股近一半。

像雅戈尔这类如此热衷于参与增发的上市公司,在A股市场实属罕见,形成了一道独特的炒股“风景线”。

短线兴趣日衰

不过,在上市公司的证券投资中,交易性金融资产非但没有增加,反而从2008年年末的119.45亿元减少到了116.11亿元;真正增加的是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由673.45亿元增至1535.43亿元,增长了1.28倍。

企业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还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由其持有意图所决定的。2009年末,上市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证券投资的比例高达92.97%,而交易性金融资产只占7.03%,而2008年年末这两项数字分别为84.94%和15.06%。这或可体现出上市公司对短线交易 的兴趣日衰。

为了验证上述猜测,案例分析是必然的。但是,对上千家上市公司一一分析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对表1、表2公司作进一步的分析,结果很有趣,这20家公司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居然是增长的。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取得该金融资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近期出售或回购。

属于进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且有客观证据表明企业近期采用短期获利方式对该组合进行管理。

从上述定义来看,交易性金融资产似乎可被认为是上市公司喜爱短线交易的产物,不过,还是看具体案例吧!好在我们只需分析雅戈尔、长江电力和中海海盛就可以了,这三家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额占整个上榜公司的90%以上。

先来看中海海盛,这家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增加其实不具普遍性。中海海盛持有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海峡股份,002320)0.78%的股权,在“长期股权投资”科目中核算。2009年12月海峡股份上市后,“公司董事会按持有意图将海峡股份股票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之所以说中海海盛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增加不具普遍性,除了因为增加的原因是从“长期股权投资”转入外,我们还怀疑中海海盛将海峡股份股票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是一项盈余管理行为。事实上,海峡股份于2009年12月16日上市交易,而中海海盛许诺自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也不由海峡股份回购该部分股份,因此,很难说中海海盛“近期采用短期获利方式对该组合进行管理”。

与此同时,中海海盛的主业深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该公司的营业利润仅为6251万元,同比下降近70%。而就在这6251万元的营业利润中,公司所持有的海峡股份股票贡献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就占了6189万元。

即使我们的怀疑并非事实,也不能认为中海海盛偏爱短线交易。除海峡股份外,中海海盛还持有招商证券(600999)1.94%的股权,而招商证券于2009年11月17日也上市了,其年末市值为20.43亿元,远高于公司持有的海峡股份股票市值(6312万元)。

再来看长江电力,其交易性金融资产几乎全部为“华泰紫金现金管家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而且“公司已于2010年1月6日收回该项投资”。

至于雅戈尔,2009年年末8.93亿元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中有7亿元为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B,而2008年年末8.20亿元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全部为股票投资。如果剔除掉货币市场基金,则雅戈尔划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股票投资反而是减少了。

综上所述,上述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增加不能认为是它们更喜爱短线交易(更确切地说是股票短线交易)。

大多数投资理论(尤其是我们信奉的价值投资理论)认为,长线交易比短线交易更好,或许我们该为上市公司不再追求通过股票投资短期内获取暴利而感到欣慰。

贵在“个性化”

需要多说几句的是长江电力,为什么公司2009年年末才买入华泰紫金现金管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却又在2010年一开始就匆忙卖出?

从图1中我们可以发现,华泰紫金的净值在今年4月份后快速下滑,说明这款以“安全性好、流动性高”为特点的货币型理财产品也并非没有风险。查阅产品介绍,我们可以知道,该产品将不超过10%的资产用于打新股和申购一级市场可转债,而刊登在2009年8月8日《绍兴晚报》上的一份宣传资料 更是着力宣传其打新股的能力出众:“中签新股上市首日即抛出,只能获得首日涨幅收益。华泰紫金现金管家的投资管理具有强大的投研团队支撑,能充分挖掘新股投资价值,新股超额收益可期。例如,山河智能上市当天卖出,仅盈利170%,华泰紫金产品通过研究管理实现盈利960% 。”

看到上面的介绍,我们不禁有些担心:如果恰在股市高点时买了这款产品,就有可能遭受始料未及的损失。山河智能(002097)于2006年12月上市,要获得960%的收益率,至少到2007年8月份还须持有山河智能,这其实是在炒新股。

另据Wind资讯提供的数据,华泰紫金现金管家2010年第一季度末股票占总资产的比例为10.05%,而2009年年末这一比例仅为1.50%(该产品2009年第四季度资产管理报告数据)。

金融资产管理行业范文第5篇

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云、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朱洪波6月28日在2013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商业银行有望成为客户财富的整合者，要树立泛资产管理的理念，加强与证券、保险、信托和第三方财富管理等机构的合作，切实构建多元、开放、协作的财富管理服务架构。他们强调，财富管理具有跨业务、跨行业、跨市场等特征，风险的隐蔽性、传染性和复杂性较强，要加强监管协作，统一监管标准，消除监管空白。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要把住底线和规范发展，把金融创新和合规经营有效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信息透明度，建立风险防火墙，规范经营严控风险，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实现商业银行财富管理的健康持续发展。

财富管理需求快速增长

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云表示，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2012年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国民财富呈现出规模增长与结构优化的明显趋势。一是财富规模快速增长，近四年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9%，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10.4%，国民财富规模快速增长。据计算，2012年中国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达到80万亿元，比2008年翻了一番，年均增长率高达21%。未来在我国收入倍增计划的推动下，将带来财富更快、更公平的增长。二是中等收入阶层逐渐崛起。从农行的客户结构来看，2009年到2012年，金融资产介于10万到100万的个人客户年均增长36%。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等收入阶层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三是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日益多元化。2008年到2012年，居民储蓄存款年均增长17%，而银行理财产品余额年均增长高达72%，信托资产余额也保持了快速增长，近两年的年均增速为57%。股权、信托、私募、艺术品等逐渐成为高收入群体的投资热点。

“我行和波士顿咨询公司联合的2012年中国财富报告表明，中国可投资资产6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客户，已达到174万户，资产为33万亿元人民币。未来中国将持续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财富市场之一。”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朱洪波认为，强劲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的财富创造保持着快速的步伐。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左右，到去年已经达到了51.9万亿，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全社会的个人存款总量45万亿，银行的理财产品不含保本余额达到6.3万亿，信托公司的信托资产规模8.7万亿，保险公司总资产规模7.7万亿，基金公司管理资产达到4.6万亿。

越高端的客户对机构服务能力要求越严苛，因此业界通常以私人银行业务排名来衡量财富管理机构的专业服务水准。中国客户人民币为主的资产特征、本土商业银行积累的庞大客户基础、更具优势的服务网络与资源是中资行取得压倒性优势的原因所在，中国85%的高净值人士选用了中资私人银行进行财富管理。据介绍，2012年末，工农中建四家大型银行的私人银行客户数量超过12万户，管理资产规模超过1.7万亿元。

然而，由于目前中国财富管理行业面临诸多瓶颈，突出表现在服务理念落后、产品狭窄、管理信息系统滞后、风险控制和监控薄弱、专业人才匮乏等方面的瓶颈制约。无论是产品、服务、还是市场，中国的财富管理业务都远未能满足财富管理市场的旺盛需求，也远没有达到市场竞争的饱和状态。未来开发多元化的产品、为客户提供资产配置、综合的财务管理服务将是各大金融机构突破同质化竞争的主要手段。商业银行应充分发挥金融引导优势，财富管理一定要围绕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推动实体经济快速发展。

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根本方向

“未来中国财富管理市场将表现出客户不断细分、分工继续专业、服务能力模式不断创新的特点，对于商业银行和各财富管理机构而言，关键在于能否建立差异化服务能力，依据自身优势做好客户管理细分，在产品与服务领域创新独特的服务模式。走精细化、专业化、差异化的发展之路。”朱洪波说，财富管理的业务模式，要从产品销售向客户需求为驱动的财富管理架构、资产配置和投资组合转变，从代销业务向资产管理集成商转变，打造独特的竞争优势。

他认为，财富管理业务发展，有赖于全社会金融体系的完善，尤其是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改革，资本市场的稳健、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应用等。

对于商业银行未来财富管理业务如何发展，张云建议：一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方向。财富管理在为客户提供资产保值、增值服务的同时，能够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在此过程中要汲取金融危机的教训，防止过度衍生化和脱离实体经济。二是发挥好商业银行的平台整合功能。在当前分业监管的格局下，商业银行有望成为客户财富的整合者，要树立泛资产管理的理念，立足商业银行的自身优势，加强与证券、保险、信托和第三方财富管理等机构的合作，切实构建多元、开放、协作的财富管理服务架构。三是打造差异化、特色化的模式。商业银行要改变过去跑马圈地式的粗放经营模式，着力向专业化、精细化方向转变，更加注重客户细分和差异化服务。对于一般客户要以标准化产品为核心，实现客户资产的保值、增值。

“近期市场上出现的流动性紧张，某种程度上也与金融杠杆过高，影子银行快速膨胀，社会资金脱离实体经济空转有很大关系。”张云强调，财富管理一定要围绕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充分发挥商业银行金融融通和价格发现的优势，把金融引导到最需要和最有竞争力的环节，推动实体经济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