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基层治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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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基层治理成效范文第1篇

本文作者：焦俊峰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治安治理资源整合的社会基础考察

治安治理作为国家政治的一部分，其过程必然涉及权力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具体分配。治安治理决策的制定、实施、评估、调整等环节，反映了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同时，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反过来也影响治安治理的效果。因此，本文主要从市民社会理论层面理解和使用“社会基础”一词，即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7］。前述以国家和社会为载体的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需要考察市民社会基础。作为有威权统治传统的中国，整合社会治安资源应注意中国社会的发育程度，即中国基层社会是否拥有维护社会治安的力量、能力、方法和制度资源等。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对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有重要影响，其核心在于基层社会和公众参与治安治理的深度和广度。除了公众参与，社会结构、社会信任、社会关联类型等也会影响社会治安治理的运行过程。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层面分析基层社会对治安治理资源整合的影响：一是在基层社区范围内，从微观层面考察基层社会和公众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在县域范围内，从中观层面分析社会力量对治安治理的影响；三是在国家范围内，从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宏观层面分析市民社会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从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的政治现状考量，治安治理资源整合面临的困境在于：社会资本存量的匮乏和市民社会发育状况不理想。①首先，虽然中国的社会力量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建国后高度发达的行政体系以及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性对基层社会结构的建设性破坏导致市民社会尚未构建起来，国家力图培育的基层民主与预期目标之间仍有较大差距，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尚不成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治安治理在基层社区的运行，社区警务、社区矫正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即是例证；其次，市民社会的不成熟往往伴随着社会资本的匮乏，社会结构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削减了静态社会结构下遗留下来的社会资本存量，导致当前中国的社会资本总量比较匮乏，社会参与的热情、广度、深度均不够，缺乏制度化的手段和途径。由于社会的转型，我国缺乏长效的制度和机制调动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开展治安治理工作，这是社会参与的实践困境。在国家治理理论中，发达的公共精神是良好社会治理的决定性因素，但传统中国的治理模式无法孕育发达的公共精神，而公共精神的缺乏又导致传统中国无法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在当今中国，治理模式的转变为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对发达的公共精神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8］。对于治安治理而言，社会参与的贫弱也就意味着治安治理效果的下降。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以社区为依托，从培养社区的“公共精神”着手。治安治理能够取得成效的基础和关键不在于政府及其警察，而在于社区及社区公众。一方面，社区公众对安全的诉求是警察开展工作的动力和方向，社区公众是公共安全的直接受益者，对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治安问题有最为直接的感受，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是警务决策重要的信息源；另一方面，社区公众参与是治安治理的重要内容，不仅仅是提供建议和意见，更重要的是直接参与到治安治理中来，社区公众能否参与、参与的范围与程度是否合理、参与方式是否科学是治安治理能否取得效益的关键所在。由于力量的分散和组织能力的相对缺乏，公众的参与并非顺理成章，而必须依靠政府及其警察的组织、协调，以整合社区公众的力量，发挥社区公众的作用。因此，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公共精神”。公众参与治安治理必须使其意识到：作为社区成员，社区治安事关自己切身利益，诸多治安问题仅仅依靠政府及其警察难以解决，自己有义务参与治安问题的解决。参与治安治理不是代替政府及警察，也不是简单的协助，而是作为主体之一共同解决治安问题。所以，公众在配合警察搞好治安管理和犯罪控制中除了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社区安全系数和心理满足外，亦能提升自己的公民观念［9］。与西方相比，我国社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普遍不高。社区公众的参与分为两类：一是动员性参与；二是自觉性参与。在我国，动员性参与一直是主要的参与方式，但这种参与方式的持久力不够，随意性较强，难以保持长久的效力。据托马斯•海贝勒2003年至2004年在中国沈阳、重庆和深圳的一项调查（调查对象为38名市、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各级地方官员和140名经筛选出来的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程度普遍不高。比较而言，沈阳的社区参与程度最高，其中大部分人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员工，邻居之间相互认识，人们对国家的期望很高，党员在社会参与中占有较高比例；重庆的社区参与程度处于中等水平，人们对国家的期望明显小很多，党员在社会参与中的比例也较低；深圳的社区参与程度最低，原因是移民城市内部缺乏地域性联系，人们相互不认识，而且由于收入和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群体具有较强自我意识的生活态度［10］。虽然该项调查不能说明整个中国的社区参与状况，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由于传统中国是一种威权统治，在这种统治模式下，民众习惯于服从而不是参与，造成当前培养“公共精神”存在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即便是在以邻里守望为主要方式推行社区警务的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公众对邻里守望的参与热情也在下降。这说明，即使在社区参与程度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治安治理中的社会参与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我国，必须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官僚体制下国家力量效率低下和社会力量发育不足的现实难题，通过各种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社区自我管理活动等，培养社区公众的参与精神，并使传统的动员式参与逐渐转化为自觉性参与。只有社区发育成熟了，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才能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并得以自觉自发地长期实施。

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路径设计

在治安治理实践中，我国一贯重视对治安治理社会资源的挖掘，注重发挥群众在治安治理中的作用。但从具体实践看，这种做法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社会参与治安治理在某些情况下意味着安全责任的转移，即本应由政府完成的维护治安的职责被转移到基层社区，这种做法从政治上和法律上受到质疑。从理论上看，政府在将治安治理的某些责任转移给市场化的组织后，可以集中精力于必须由政府完成的工作。但是，公共安全供给的市场化与私人化一方面缺乏相应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则使原本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私人产品所固有的差异性和不平等性，有公共安全富人化的嫌疑。因此，在社会转型中，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作为辅助力量，与政府协作提供公共安全可以弥补国家治理资源贫弱的结构性缺陷，但政府必须牢牢掌控治安服务的质量标准和监督权，以弥补和遏制治安服务市场化与私营化的消极后果。其二，由于制度创新的缺失以及分散化的改革导致社会资源的整合效果比较有限。从全国来看，不少地方根据地方治理经验创造出了适合本地实际的整合机制，但作为常态化的制度并未系统性地确立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治安治理资源的运用。的确，由于性质、权力内容的不同以及具体方法的区别，治安治理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发挥的空间和效果存在一些差异，这就需要用具有实践操作性的制度进行整合，优势互补，以取得良好的治安治理效果。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分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力量和基层社区之间以警察为纽带，建立长期的协商沟通机制，将双方的力量有机整合；二是国家力量与市场化组织、基层社会与市场化组织之间以契约方式由市场化组织完成对公共安全产品的生产供给，为治安治理提供市场化的补充。通过制度创新和市场化手段，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发动基层社区的力量开展治安治理。首先，这种模式坚持依靠国家现有的制度资源，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协调作用，使警务工作围绕着基层自治活动展开，避免了公安机关直接指挥带来的抵触和对抗情绪，也使居委会的凝聚作用有了充分的发挥。其次，这种模式根据不同情况通过方法创新充分挖掘基层社区的力量，即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场化的保安组织，将公安机关的工作与小区物业、大型商贸城、娱乐场所、金融单位和重点企业等区域的保安工作联系起来，有效整合利用这些区域的治安治理资源；另一方面则通过有偿服务以及动员方式发动下岗职工、低保人员、退休人员、治安积极分子组成专门的安防队、义务巡防队，整合社区的人力资源。再次，这种模式坚持立足社区，根据社区的具体问题提出对策，将社会矛盾与社区问题解决在社区，以保证社区的稳定和谐，从根源上解决犯罪诱因，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及其对抗犯罪的能力。具体思路是：在社区外的公共空间，国家力量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资源和方法资源，继续提供公共安全产品，通过日常巡逻和案件查处，维护社会治安。但这种方法提供的是无差别的安全服务，仅仅靠政府及警察的服务难以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层次化的安全需求。对此，可以通过自治化和市场化两种方式予以弥补。自治化是在政府及警察的指导下，基层社区组建自己的力量开展治安防范。但这种传统方式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需要融入一定的市场化手段。如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治安治理资源整合机制的创新中，通过宣传、发动群众重组了324支共计1614人参与的义务巡防队负责社区白天的门栋（店）关照和义务治安巡逻。并在对传统的义务性群防组织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基础上，着力加强安防队、保安队、义务巡防队的建设。以每月由社区统一筹资发给适当报酬的运作方式，从社区下岗职工、享受低保的群众中挑选了520名年富力强者组成260支安防队。①更为普遍和可行的做法是，根据“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通过市场化的机制推行保安有偿承包安防责任制，即以契约的形式将局部区域的治安治理活动交给保安服务公司。当然，这种方式下，国家力量并非不再参与治安治理，而是通过定期的治安联席会议方式与社区代表、保安组织沟通协商，共同参与治安治理。事实上，在这种模式中，警察组织和社会力量无法割裂，社会力量参与治安治理必然需要借助于警察组织的各种资源，否则其合法性以及治理效果都将存在问题。这种模式涉及国家资源、自治资源和市场资源三个主体和指导协商、市场契约两种合作机制，其性质各不相同。政府及警察和社区之间是协商指导关系，而社区和市场化的保安组织之间是契约关系，为了确保机制的有效性，必须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从目前来看，上述模式运行较好的社区代表有武汉市民意街社区，其具体做法是经费由社区收取、管理和监督，安保队的组建也由社区自己负责，派出所只对具体的技术进行业务指导，并对具体的责权利分配进行监督［11］。这种做法既避免了公安机关重复收费的嫌疑，又充分发挥了基层社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基层社区存在差异，具体的治安问题也有其独特性，作为国家力量的警察组织由于其工作的普遍性难以深入了解和充分考虑这种差异，作为社会力量的基层社区又缺乏警察组织所拥有的权威性治理资源，无法充分利用官方资源去解决所在社区的治安问题。合理的解决途径是，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进行资源整合，双方通过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对自我利益偏好的修正、对具体目标方法手段的选取最终形成共识，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实现治安治理目标。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基层治安状况较好的社区，警察组织与社区往往有比较好的互动，这些社区可能没有正式的协商制度，但非正式的沟通与交流同样可以起到协商的作用。通过有效的协商沟通，代表国家权力的派出所与基层社区达成共识，以此为基础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在“群防群治”理念的指导下，有效整合治安治理资源，形成科学的治安治理资源结构。这种资源整合机制运行的结果使得多元主体在治安治理中的关系出现多样化，凸显了治安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具体表现为由警察组织主导并以平等的地位与社区进行交流与协商，根据各自的价值需求达成治安治理目标上的一致。在目标的指引下，双方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通过具体的方法手段实现既定的治安治理目标，以维护社区良好的治安秩序，满足警察组织的职能要求和社区公众的安全需求。

社区基层治理成效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自治；居民参与；社区服务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社区治理内涵与我国社区发展的三个阶段

内涵

社区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区治理成效如何将直接关系着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社区治理的实效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城市治理的微观体现，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首先应当从社区治理开始。

“治理”与“统治”相对而言，社会治理理论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是社会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对我国的社区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它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治理是一个社会层面上所有行动者参与的结果。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以及各种社会机构或私人机构都不是独自解决复杂、动态和多样的社会问题。因为他们不可能各自拥有解决问题的所有资源。因此，只要在这个社会层面上得到公众的认可，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治理主体。第二，多元治理主体之间有一定的互动。治理理论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存在着界限的模糊性，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治理主体的参与结构往往具有多样性，可以是一种契约性合作，也可以是政府让渡部分管理权限给其他的社会组织，不再坚持政府职能的排他性和专属性，而是更加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第三，强调参与的主动性。按照治理理论进行社会管理时，强调参与者的自愿主动，而不是强制的被动行为。治理理论期望达到的最佳状态是在整个治理系统内部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主动性和自主性。第四，注重管理手段和方法的创新。强调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再囿于传统政府社会治理模式的束缚，主张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和技术，以提高社会管理的绩效。

单位体制、单位人作为中国的重要政治社会遗产，上世纪40年代开始萌芽，50年代逐渐形成，六七十年代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巩固，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弱化。在这个过程当中，社区中的街道职能慢慢的被强化，形成了多元化利益主体、动态化的资源配置结构。根据西方理论视野下的治理观点和我国目前的城市治理实际，我们可以把社区治理定义为：以社区为基础，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在管理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不用的治理主体依托各自资源而进行的相互作用模式。

社区发展的三个阶段

社区治理作为社区发展的一个目标，其治理模式也是随着社区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所调整变化。目前看来，我国社区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行政型社区、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

1.行政型社区。主要是政府主导，政府实际上处于社区治理的核心地位。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居委会是居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实际操作当中，都是把居委会纳入到政府管理体系当中，与街道办一样变成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居委会作为最底层的一级，直接听命于其所在辖区的街道办，平时办公经费来源以及工作内容的决定都要根据街道办的安排，因此，时常受到政府下派的各种行政事务的困扰，其最主要的功能，即自治功能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这种治理模式下，不仅仅是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功能发挥受到限制，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活动和建设的积极性无疑都会大打折扣。行政型社区是目前社会管理格局中最活跃的一种存在模式，它的形成受我国政治社会发展中人治思想的影响深厚。究其根源，单位制作为上世纪我国计划经济的重要特征，在当时环境下，对社会资源配置、满足社会成员需求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当时的城市管理制度下，发挥了巨大的功能。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街道职能的不断强化，人民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单位制的治理格局已不能适应当下的社会治理需求，其功能和地位必定不断弱化，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就当代中国社会整体转型变迁的进程而言,“单位社会的终结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

2.合作型社区。政府通过授权，把原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社会管理职能权限转交给社会组织来承担。实际上是政府放权，通过找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利用其自身丰富的资源，达到更好的社会管理效果。

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对社区的资源投入仍然是以政府部门为主，政府的职能转变和社会组织的职能加强同步进行。这种模式是在上世纪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逐渐弱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这种“非单位制”型的社会格局改变了我国传统的政府管理的微观基础，政府无法再通过对其直接控制的单位将社会成员纳入到整个社会管理体系当中，所以政府需要整合社会资源，通过调动社会组织，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将自主但分散的社会成员重新组织起来，进行社区治理。对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双赢的过程。至此，我国的社区治理应当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然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模式必然会遇到其发展瓶颈期，居委会，业委会，社会组织，和街道，政府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种多元社区治理主体的博弈势必会影响到社区治理的长期效果。

3.自治型社区。由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对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和决策，政府从法律上、制度上为这些组织提供的发展提供保障，并进行监督。根据目前学术界围绕社区自治的各种观点来看，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居民自治取向的自治，二是地方取向的自治。不论哪一种取向，对社区自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府与社区之间的简单割裂，也不能理解为社区完全自组织的自我治理，而是与社区治理相关的各方利益相关者通过社区内的决策中心对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共同治理，尽管实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自治”还有很长的路，但它是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发展的最终归宿。

二、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法律缺位

进行社区治理并最终实现社区自治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持和保障。然而，我国的《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对居委会的地位、性质、任务、工作制度等作了规定，但是明显过于原则化，实际操作性不强，像对社区的界定，社区自治的性质，管理运行方式等都处在无法可依的状态，给居委会的工作内容带来了很大的模糊性，也为各级政府把居委会当做一些行政事务的落实层和最终操作层留下了空间。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为居民自治依据的唯一一部法律，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其内容已经不适应当前社区建设的新形势，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比如，第六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根据居民居住状况，按照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一般在一百户至七百户的范围内设立。 而在许多大城市，像上海，武汉等地，一些住宅小区规模明显扩大，这项规定明显已不符合现实情况。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从立法层面予以解决。

居民参与度不高

首先，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热情不高，从观念层面上分析，旧有的“单位参与意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阻碍了社区居民社区自治参与意识的形成与塑造。其次，参与社区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对社会生活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目前还大量存在，社区居民某种程度上也习惯并认同了政府行为，被动接受安排的多，主动参与管理的少。即便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大部分情况下也是参与具体实施过程，民主决策等方面的参与则普遍不多。另外，社区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不够成熟，没有形成全社会都来参与社区建设的氛围和环境，影响了社区管理工作的深入展开。

公共配套不完善

目前一些城市社区功能主要体现在社区服务上，如在上海，主要是为老年人、残疾人、少儿提供社会福利服务，为居民提供家务劳动、文体活动等便民利民服务，服务对象相对固定，服务内容比较单一。另外，从总体上看，发展社区服务，完善公共配套设施的主要困难是资金不足，缺乏资金保障的长效机制

职能异位

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职能，而这些街道承担的行政事务，其中大部分又摊派给了下面的居委会来承担。目前，居委会的成员组成中，年龄多在40岁以上，以中老年群体为主，每天疲于应付街道交派的各项任务，本应面向社区居民服务的居委会，在大多数时间却为政府和社区其他职能部门做许多份外的或与社区居民联系不大的工作，使得居委会的工作内容和服务对象都发生了异位，居委会服务基层群众自治的功能难以发挥。

三、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的几点建议

实现社区治理形态从政府主导到公民自治的变革，其实质就是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尽管目前，实现完全的居民自治困境很多，但仍可以从理论层面进行一些可行性的探讨。

加强法制建设，确保有法可依

修订完善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社区治理有法可依。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的新问题新情况，流动人口的迁移、人口老龄化、动拆迁的转移安置等问题，使居委会在管理上力不从心。因此要通过立法或对现有法律的修订，廓清居委会的职能，权限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从而使政府更好地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社区治理有法律的保障。

培育社区居民自治参与意识，完善参与机制

社区治理理论的核心是参与、自治、共享。通过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居民能否有效参与社区事务，一方面取决于居民是否有成熟的社区理念；另一方面取决于是否有完善的参与机制。因此，一是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社区活动，为不同背景的居民提供交流场所，塑造共同的社区价值。二是以人为本，坚持社区需求，用共同需求来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三是完善居民参与机制，通过法定程序制定相关规章，形成一套健全的参与机制，以保证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增强服务意识

在社区建设的同时，要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推进配套设施建设。一是通过搭建自治平台，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自治作用。发展志愿者队伍，推动社区志愿服务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治服务与管理。二是优化社区软环境，打造特色服务，开展特色活动。三是利用电商打造社区服务平台，实现从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服务。目前中国服务业产值仅占GDP的30%，而挖掘社区服务的商业潜力，在我国亦大有可为。

对政府职能进行科学定位，拓展社区自治空间

合理界定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边界，进一步明确政府、街道和居委会的各自职责，政府职责有专门的部门来履行，不随意向居委会摊派。确需居委会协助的行政事务，要有明确的经费和人员，以减轻社区工作负担，创造必要的自治条件，使居委会真正的回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定位。

参考文献:

社区基层治理成效范文第3篇

一、深化改革，加强服务，城乡统筹取得良好成绩

我局以树立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为统领，以预防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为主线，大力加强各项业务建设，不断提高服务大局、依法行政、服务人民群众和创造性开展工作的能力，取得了一定成绩和良好成效。

一是完善基层司法所建设。我局于2013年底全部完成基层司法所建设，目前，全市共有司法所316个，其中新建52个、购置79个、政府划拨97个，改建20个，租用7个，灾后重建40个。316个基层司法所已全部立户列编，其中直属所208个占65.8%；挂牌所95个，占30.1%；另外，武侯区13个司法所与街道的综合治理、维稳、机构进行整合，实行大科室制，成立了促进和谐建设办公室。全市司法所共有工作人员942人，其中专职司法助理员510人，兼职司法助理员432人；专职司法助理员中，司法行政专项编制318人、地方行政编制155人、事业编制37人。经过建设，全市基层司法所办公设施建设得到改善，现有轿车30辆、面包车21辆、摩托车91辆，共计142辆；计算机359台，少部分司法所配备了音响、电视机、摄像机、照相机、传真机、打印机。

二是认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为提高人民群众法制意识，依法办事，建设法制社会，我局认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2013年以来，围绕“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中心工作，全市基层司法所共开展法制宣传13336场次，受教育人数为11157888人次。通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为人民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引导人民群众合理表达诉求，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三是创新司法行政工作。我局在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积极创新司法行政工作，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需要。2013年，我局撤销了老干处、法制教育处，增设法律援助处、人民调解处，2014年又增设警务督察处，整合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处和基层处，在基层建立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完善法律服务体系，并把法律服务体系延伸到乡镇，为人民群众直接提供法律服务。2008年，全市共招进司法助理员165名，有效改善司法队伍素质，增强司法队伍力量，促进司法行政工作深入发展。在这基础上，通过为人民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帮教安置、社区矫正工作，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法律需求；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安置和社区矫正工作，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使人民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满意度明显提高。

四是取得显著工作成效。自年来，我局司法行政系统为基层政府提出司法建议3733条，被基层政府采用3197条；协助基层政府处理社会矛盾纠纷17789件，处理成功17012件；参与疑难复杂民间纠纷调解11976件；开展矛盾纠纷排查7045次；防止群众上访1777次；防止群体性械斗754件；参与“严打”整治活动及专项治理活动20146人次。这些所取得的成绩获得了基层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在抗震救灾工作中，都江堰市司法局崇阳司法所所长张忠理被司法部授予二级英模，一个基层司法所和两名基层司法所所长受到司法部表彰。

二、司法行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我局在深化统筹城乡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中取得明显的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能忽视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基层司法所建设方面。

1、人员编制不足，空编严重，补员不及时

司法所承担着人民调解、社区矫正等九项职能，工作任务日益繁重，但人员编制严重不足，全市316个司法所，仅有专项编制318人，与司法部的要求相距甚大。全市司法所共空编79人，不能满足司法行政一线工作需要。在缺编少员的情况下，司法助理员调离后长期得不到补员，严重影响司法所司法行政工作的正常开展。

2、司法所管理体制不顺

一是缺乏统一的管理体制。目前，司法所存在由司法局直接管理的直属所，和由乡镇（街道）直接管理、司法局给予业务指导的挂牌所两种体制。我市316个司法所中，直属所208个，挂牌所95个。由于挂牌所的人财物全部由乡镇（街道）管理，导致挂牌所人员兼职多、任务杂、流动大，队伍不稳定，难以正常开展司法行政工作。

二是司法行政专项编制违规下放到街道。市人事局、编办、司法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基层司法所管理体制的通知》第7条“凡统一招录的基层司法助理员，其编制、组织、人事关系必须统一由各区（市）县司法局管理，严禁下放到乡镇和街道。”五城区103名政法专项编制的司法助理员中，共有80名政法专项编制违反该文件规定下放到街道，这部分人员组织、人事、工资关系均在街道，大部分从事综合行政、招商引资、民政等非司法行政工作，五城区司法局对这部分人员事实上“管不住，用不到，调不动”。

三是政工机构负责人未进入党组班子，全市20个区（市）县司法局除青白江区司法局政工负责人进入党组班子外，其余均未进入，弱化了对司法工作人员的管理。

3、司法工作保障条件不完善

一是司法经费缺乏刚性保障。目前，我市司法所没有基本经费保障，主要靠挤用司法行政机关经费和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来获得，且数量有限，致使司法工作运转困难。

二是缺乏基本的装备保障。我市司法所车辆等装备保障建设长期落后，明显不足，不能满足随机性、急迫性等工作，影响司法所工作效能。

三是信息化建设落后。我市司法所尚无与上级司法局建立纵向的办公信息网络，也无任何业务专网和业务应用系统，对反馈工作信息与交流工作情况带来很大不便。

三、加强存在问题的几点建议

要深化统筹城乡管理体制机制，解决存在的问题，提高司法行政工作效能，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按照中央的精神和“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提升司法行政工作水平与能力，服从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这里面要着重加强和规范基层司法所建设，使基层司法所树立大局意识和服务意思，努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着力预防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为维护社会基层稳定、建设和谐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1、落实和规范司法所人员配置及管理

一是要在司法所总的编制内，确保人员到位，每个司法所应当配备至少3名工作人员，其中设所长1人，司法助理员1名；一圈层区市县司法所至少配备三名辅助工作人员，二圈层司法所至少配备二名辅助人员，三圈层司法所至少配备一名辅助人员。二是要保证司法助理员专编专用，现有编制空编的应及时补充，如到期不补充的，由市里收回编制统一调配。三是由市政府协调省人事部门，将司法助理员空编职位纳入统一招考，解决空编问题。四是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庭、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建设的通知》文件要求，由各区（市）县司法局根据工作需求和工作人员空缺情况报区（市）县政府确定，公开招聘一定数量的辅助人员充实司法行政一线。招聘人员的经费纳入财政综合预算。五是把全市316个司法所建成区（市）县司法局的派出机构，实现区（市）县司法局直管，对政法专编和地方编制人员推行实名制管理，形成机构编制管理与组织人事管理、财政管理相互协调配合的制约机制，提高调入、调出审批权限，强化监督管理。六是制定计划，逐步将95个挂牌所改设为直属所，由区（市）县司法局直接管理为主，乡镇（街道）管理为辅，按规定设立办公场所、配置工作人员、任命司法所长。建议区（市）县党委将区（市）县司法局政工机构负责人按规定配备到党组。

2、纠正司法所不规范现象

建议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市人事局与司法局共同成立专门督查组，督查五城区落实成机编办号等文执行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发出限期整改意见函，清理纠正不规范现象，将违规下放到街道的政法专项编制收回到司法局。司法助理员全部实行实名制管理，确保专编专用。

3、进一步加强司法所基础设施建设

要按照要求管理使用好司法所办公用房，严禁挪用、拆迁、出租、出让和转借办公用房，凡挪用、挤占司法所的，必须交还司法所使用；新建和改扩建的司法所要按照司法部《关于统一司法所标识的通知》（司发通〔2009〕124号）要求，统一规范使用司法行政徽，统一规范司法所办公场所标牌，保持所容所貌整洁，树立司法所良好形象。

4、进一步加强司法保障工作

社区基层治理成效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市社区；管理；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城市社区管理中的问题及若干建议

收录日期：2012年3月26日

城市社区是在城市中的一定地域内发生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有特定的生活方式，并具有归属感的人群所组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区成为人民群众生活安居乐业的生活基地，社区管理也已成为城市管理的重心。20多年来，虽然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已取得很大的成绩，但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影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现状仍不容乐观，城市社区管理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社区管理的行政化色彩较浓。街道、居委会是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基层组织，在城市社区管理中，它们继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在管理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

政府在街道设置办事处，通过办事处来管理各种事物。街道办事处处于政社不分状态，它作为政府行政机构的最基层组织，既是行政管理主体，又是社会管理主体，成了一个全能型组织。它由于承当过多的行政管理职能，过大的工作量，导致其无法减轻政府的社会管理负担，也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社会管理职能，更无法满足社区成员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此外，居民群众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其工作方式的行政色彩仍然较浓，居委会是受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必须服从街道对日常工作的安排，终日忙于繁琐的具体事务，行政工作负担过重，无力在社区利益主体的矛盾冲突中发挥协调作用。这些必然导致居委会协调作用缺失，弱化了居委会的管理职能，降低了管理效能。

2、社区管理的组织力量还较薄弱。目前，在社区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来源、基本设施等方面都与其承担的职责任务不相适应。有些工作区政府没有设置相应的机构，无法履行管理职能，即使有设置机构但人员以及设备力量都较薄弱，使任务的完成大打折扣。街道办事处本应为辖区居民排忧解难，但由于其权力小，无法完全行使政府职能。所以，在城市社区管理上，责、权、利很难相互统一，执行部门有权执法但却无法直接把法律落实到社区，而街道和居委会虽然能做到但又缺乏相关的权力，导致相互配合不到位，工作效率低，条块之间推诿扯皮，这些必然制约了街道和居委会社区管理职能的发挥，影响了社区管理的成效。

3、街道办事处在社区管理中的职能不明确。街道办事处作为城市社区管理的基层组织，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理应履行一部分行政职能，但目前在社区管理的具体操作中，街道却对自己社区管理的职能不明确，集行政、执法、街道经济发展等任务于一身，使其从派出机构转变为综合性机构。由于街道无法承受繁杂的社会管理事务，只能是把自己的部分职能转移到居委会身上，使居委会不得不承担了一部分行政职能，而自身的自治管理功能日益减缩。这最终必然导致街道无法充分发挥其综合管理职能，管理效能下降，而管理成本却大大提高。

4、社区管理缺乏统一的相关法律法规。城市社区管理应该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但目前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少之又少，以致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界定，不利于社区管理，使许多本来应该属于政府、企业、社团的事物却往往由社区来做，目前也没有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对社区志愿者服务活动进行规范管理，使其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

5、社区管理缺乏规范的管理制度。社区管理需要一整套规范的管理制度，但目前在实际运作中社区管理制度却欠规范，街道办事处对自身的管理范围未有明确的制度界定，导致无权管理甚至越权管理，而且到目前为止，社区管理在实际工作中也尚未建立条块结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导致一些管理部门权力高度集中，无法从制度上对其管理质量和违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和惩处。

6、社区管理人才匮乏。目前，社区居委会的管理人员大多是老人和妇女，管理能力薄弱，已不能适应社区管理工作的要求，虽然这些年有一些大学毕业生应聘到居委会工作，但仍是杯水车薪。所以，目前迫切需要文化层次较高，拥有现代社区管理和市场经济知识或相关专业的人才进入社区管理层。这是当前城市社区管理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对策建议

针对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采取一系列的对策来不断健全和完善城市社区管理。

1、理顺各方关系，明确各自职责。理顺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三者的关系。区政府应履行对社区全面领导的职能，而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应管好自己该管的事，比如对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综合治理、精神文明建设、街道经济发展等行使相应的组织领导，综合协调，监督检查的行政管理职能，对于不该管的事则转移出去。同时，在环境卫生和保护、园林绿化、市容市貌等方面也应行使综合执法职能。社区居委会作为最基层的城市社区组织，其对社区管理具有义不容辞的职责，所以要加强居委会的自身建设，由于它既不是一级政权，也不是行政性单位，不具备行政性的指挥和制约手段，在实际工作中更多的是靠自己组织的凝聚力和社区居民的自觉参与。在日常工作中，要关心和解决居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以及靠居民自身无法解决的实际问题，为居民群众排忧解难，真正履行居委会的服务职能。只有这样，才能理顺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三方面的关系，明确各自的职责。

2、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完善生活环境。随着我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区居民对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也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要加强交通、卫生、环保、绿化等市容环境的综合管理，通过各种方式为居民提供便利的生活服务，使居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不断的提高，并且为居民创造和提供优良的生活环境。要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改善社区的环境质量，为社区居民的安家乐业创造一个优美、清新和愉快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空间，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3、要培养新型社区管理人员。为了适应现代社区管理的要求，必须加强对社区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使街道和居委会的干部提高对现代社区管理和服务内涵的认识，更新观念，转变思维。与此同时，应注重培养新型社区级干部，可以考虑向社会公开招聘基层干部进入街道、居委会任职，在工作和实践中学习和锻炼，同时，招聘大专以上毕业生，充实到街道和居委会，提高街道和居委会人员的文化层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城市社区管理的质量，满足社区居民不断提高的对生活质量、生活环境的要求。

4、利用多种宣传形式，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的各种活动。要利用多种宣传形式，以正确的指导思想引导群众参加各种社区活动。如开展社区健身工程，在社区设置健身场所，组织各种健身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身体素质。同时，要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配合开展各种有益身心的文娱活动。此外，对社区内的老年人，应给予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建设和完善老年活动室，让社区内的老人老有所乐，安度晚年。从方方面面来提高社区居民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

5、加强社区管理的法制建设。社区的正常运行需要法制建设作为前提和基础，社区管理离不开健全的法律法规。所以，为了使社区管理能够有序地开展，必须建立、健全有关社区的法律法规体系，依法对社区进行管理。首先，应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且制定一些配套的制度；其次，街道办事处的行政执法人员必须严格执法，这是社区管理法制化的保证，也是社区管理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

6、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在社区管理中应树立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因为人是社区的主体，社区管理必须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所以，在社区的日常管理中，必须要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而且一定要把社会效益摆在首要位置，比如，重视社区的环境卫生、医疗保健、安全保障、社会服务等建设，使社区居民真正感受“社区是我家”，对社区拥有归属感，并积极参与社区的各项活动，参与社区的管理与建设，共同建设美好社区家园。

主要参考文献：

[1]熊琴.城市社区管理问题研究综述.社区管理，2006.8.

社区基层治理成效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稳定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208-02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社会管理领域的一场改革，事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当前社会正处在转型升级阶段，此时社会问题不断出现，新老矛盾叠加交织，是社会矛盾易发多发的一个重要时期，原有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快速而深刻的社会变迁的需要。社会管理工作点多面广、复杂多变，关系全局，影响深远。能否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稳定的发展局面，这对党和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是一次全面考验。

一、适应社会变化要求，积极转变社会管理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指南，决定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只有通过理念的创新，才能引导人们采取正确的行动。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既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民生的改善，同时也带来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的变化。但在社会管理领域，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的思想仍然十分突出，热衷追求GDP增长，对社会建设缺乏热情；强调官本位思想，习惯采用管制办法，服务意识淡薄；喜欢大包大揽，不善于借助社会力量。旧的管理理念和方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变化发展的要求。因此，创新社会管理首先是理念的转变。一是树立“多方参与、源头治理”的理念。改变重政府作用、轻多方参与的思想，发挥好社会力量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自治、自律作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社会管理合力。从青睐硬性行政手段，到重视运用经济、行政、道德、科技等手段综合管理。从习惯到处“灭火”，重事后处置，到突出源头治理。二是树立“社会本位”的理念。“社会本位”是相对于“政府本位”而言的。要改变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的思想，政府要重新划定自己的作用边界，培育社会组织，把一部分空间交由社会自我管理。三是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社会管理的本质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由此可见，社会管理不仅是一个管理控制的问题，也是一个服务的问题。要改变以往重管理防范、轻服务的思想，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努力实现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统一。

二、强化社会管理职能，加快推进社会建设

指出，社会管理要搞好，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职能定位不断发生变化，不论哪个时期，都强调把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主要职能，但受重经济建设倾向的影响，社会管理职能在实践中未能得到足够重视和充分履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已成为制约社会管理体制完善的首要因素。要按照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形势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政府职能定位，在继续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确立政府在推进社会事业中的主导地位，改变目前政府投资偏重于经济建设而对社会事业偏少的格局。加强社会管理，必须从社会建设抓起。社会建设内容广泛，既有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建设，也有体制、制度、机制等方面的建设。民生问题是社会管理源头，必须把民生优先作为社会管理的治本之策。要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着力解决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保、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社会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资源投入。国家公共资源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投入，是社会管理最重要的财力资源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投入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领域的公共资源一直呈增长趋势，但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需要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公共资源的投入仍然不足，公共财政社会净支出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仍然偏低。

三、改进社会管理方式，提高社会管理效率

社会管理方式影响着社会管理的成效。由于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不够灵活，硬管理有余，软管理不足，缺少柔性管理，导致一些公共管理政策或行为严重偏离群众意愿，甚至完全背离社会管理规律，结果越管理越乱，越管理群众越不满意。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就是把服务寓于管理之中，从防范控制管理向人性化、服务型管理转变；从“捂、推、拖”的方式向“抓早、抓小、抓苗头”的方式转变。改变主要靠行政手段实施社会管理的方式，更多地学会依靠群众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尽可能通过平等地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办法，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使社会管理做到依法管理、科学管理、人性化管理。实施社会管理离不开强有力的法制保障。守法，是社会的底线，也是社会管理的基石。社会的成熟程度，决定着社会管理的质量，成熟的社会要求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律赋予的权限里审慎履行职责。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基本方式，是社会法规和社会政策。要按照法治政府的要求，加强社会管理领域的立法工作，完善社会管理的政策法规，将各项社会事务纳入科学管理、依法管理的轨道，不断推进政府社会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改进执法方式，依法调节社会利益关系，依法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四、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培育自我管理能力

社会组织快速健康发展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前提。新型的社会管理，不应是政府的单向管理，而应是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这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不断扩大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的社会空间，是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重要环节。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节，社会冲突矛盾的化解，公民素质的提升，新型社会规范的形成，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以及对社会管理工作的社会监督，需要全体公民的广泛参与。事实证明，当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得以健全，各类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能力得以增强，才能有效协调利益群体的各种关系，推进社会和谐发展。新时期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关键是要充分挖掘和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功能，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形成政府调控机制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新型社会管理格局，促进中国社会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要加快社会的自我发育，增强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扩大社会自我管理的范围。社会管理根基在基层，力量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要把工作精力和注意力更多地放到基层，整合基层社会管理服务资源，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增强基层服务管理能力，使基层组织成为化解矛盾、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载体。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着力点。以加强社区建设为重点，完善社区工作运行机制，加快社区信息化建设，构建社区综合管理和服务平台，夯实社会管理的基础工作，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居民的有效对接。

五、完善诉求表达机制，确保表达渠道顺畅

源头治理是治本之举。矛盾化解在小、化解在萌芽，是低成本管理社会的前提。大量研究表面，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诉求表达机制的缺失。建立方式多样、规范有序、畅通高效的诉求表达渠道，是及时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提高社会动态平衡能力的重要条件。在解决社会矛盾、研究发展问题上，尊重群众意愿、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非常重要，要改变“为民做主”的传统思维，创造“让民做主”的条件和氛围。要创新群众诉求机制，积极搭建多样化的沟通对话平台，在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上，以听证、表意、监督、举报等方式向群众提供表达的渠道，充分表达各自诉求，消除“言塞湖”。完善公共决策的社会公示制度、公众听证制度和专家咨询论证制度，扩大公众参与程度。完善工作机制，注重民意收集与信息反馈，积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建立矛盾各方的协商协调机制，正确反映和协调各种利益诉求，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关切，确保各种利益表达渠道顺畅，尽可能通过平等沟通、协商协调、教育引导等办法化解社会矛盾。要把社会矛盾化解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抓深、抓实、抓细，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活动，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作用，整合各方面力量，有效防范和化解劳动争议、征地拆迁、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企业重组和破产等引发的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六、加强信息网络管理，创造和谐网络环境

信息网络建设是社会管理的薄弱环节，也是党和政府加强社会管理的创新空间。在网络时代，网络议题越来越广泛，非理性情绪有滋长之势，局部冲突容易被放大，社会矛盾交织难辨，社会情绪加速感染，经网络迅速传播后，往往变成了“网络”。虚拟社会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日益直接与重大，加强虚拟社会管理成为当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课题。网络在成为社会管理新工具的同时，也正成为社会管理的难点。要加强网络监管，制定网络监管方案，建立网上动态管理机制，有效整合网监力量资源，加强对网络的实时动态管控，实现虚拟社会现实化管理。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建立健全网上舆情分析研判机制、引导处置机制，及时跟踪舆情动态、研判舆情走势、评估舆情影响，积极主动地引导网上舆论，掌握网络舆论主动权。要进一步完善网络管理法律法规，加大网络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要建立社会预警系统，关注现实中的各种风险议题并及时处理，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防患于未然。同时，要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发挥网络在提供便民服务方面的作用，实现网上办公、网上审批、视频、舆情引导，方便群众诉求，实现社会管理和具体信息的获取，成为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通道。

参考文献：

[1] 马凯.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J].求是，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