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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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风险点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F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5-0126-02
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复杂的。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概括为“技术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五种不同的形式。不管是被动的卷入还是主动的迎合,全球化的影响已经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哪一个国家或社会能够游离于全球化影响之外。进入21世纪，中国在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发展，在经济转轨、社会转轨的关键时期，转型风险和全球风险双重叠加使得我国的风险境遇更加复杂，不仅风险数量多，而且性质复合――过程风险与结构风险共振。因此正确认识风险社会，建立风险治理的有效机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风险社会的背景
贝克说，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因为所有有主体意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风险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但只是在近代之后随着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与过去已经有本质的不同。传统风险的表现形式以自然灾害为主，因而就其自然的不变性所带来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如地震、洪水、海啸等；但现代风险社会的形成是人的因素作用的结果。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和成就生活的机会，同时也给我们带了“毁灭性的进步”，如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环境污染等工业化的副作用。风险社会的到来，不仅带来了社会面貌的嬗变，而且导致人类思维范式和行为模式的改变，甚至从制度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一句话，风险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特征和理解世界的无所不包的背景。
二、全球化风险中我国面临的风险分析
贝克在2001年11月于俄罗斯国家杜马上的演讲中说，全球风险社会的新含义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运用我们的文明的决策，我们可以导致全球性后果，而这种全球性后果可以触发一系列问题和一连串的风险，这些问题和这些风险又与权威机构针对全球范围内的巨大灾难事例而构筑的那一成不变的语言及其作出的各种各样的承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这样一个社会阶段或社会状态中，根源于人类实践的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形成根本性的威胁，潜在的风险一旦转化成为现实的危害，极可能是整个人类生活的崩溃。具体到我国所面临的风险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风险的来源日益多元化，风险的种类不断增加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风险的来源日益多元化，风险的种类不断增加，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风险也越来越多了。
2.制度风险更加突出
中国正处于高速的社会转型期，但是在这个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制度缺失”和“制度缺陷”都会引起社会风险。
3.风险的普遍性与不平等性并存
首先，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且具有普遍性。某些风险是人人都无法逃脱的，它们因为空气、水、风和食物链而变得“无边界”，环境、安全、健康这些问题对于每个人都无二异。因此，每个人都被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传染病的流行等风险所困扰。其次，风险又具有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性表现为越往社会上层，风险越分散；越往弱势群体，风险越集聚。贝克指出世界风险会影响所有的人，而不论其财富、阶级和性别如何。当被生产出来的风险不断地加重和广泛传播、又随着分配的轴心围绕安全而不是平等而运转的时候，风险地位便会使阶级地位过时（Beck,1992:38）。
4.风险意识和观念增强
现代科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应用，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为人的风险感知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核泄露、疯牛病、“9・11”、非典、禽流感、地震――无论归咎于风险的增量还是公众认知的提升，风险的层出不穷，使人们切身感受到置身于一个真实的风险社会之中，增强了风险感知、风险意识和对风险社会认同。虽然人们的风险意识提高了，对许多风险的了解加深了，但在某些后果严重风险面前常常反应过度，引发公众不必要的恐慌，作出非理性的选择，从而带来负面影响。典型的事件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金融危机的连锁反应，心理的恐慌放大了风险的破坏力。
5.传统发展模式造成了高风险性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不是效率型、内生型的经济增长（Plul Krugman）,而属于外生型的经济增长，是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以大力发展外贸，尤其是大进大出的进出口为主要手段参加全球生产链的分工，形成一种世界工厂的模式。这种模式使得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GDP的平均增长高于8%。但与此同时，这种增长伴随着日益增长的风险。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对外资依赖性越大，经济的稳定性就越差，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也越大。二是我国作为世界加工厂处于国际产业链的最底端，这是以资源浪费、环境的破坏和劳动力的低报酬作为代价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增加了风险源。三是我国以拉动GDP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造成投资过多而消费过少的局面。长期以来中国消费率的低迷对宏观经济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由于消费需求是社会总有效需求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一个过低的消费需求对维持均衡的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利的，使得中国经济风险更加严峻、危机四伏。
三、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
风险社会的到来，其超出了传统意义范畴和危机应对理念。如何建立一套科学、合理、高效的风险防控和预警机制，增进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成为当前各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现实课题。
1.提高全民防范风险意识与技能
风险越少为人们所认识，就会有越多的风险产生。因此风险治理的首要环节就是培养风险观念，用正确的风险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风险意识是生活在风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理性思维，是正视风险心理状态和面对风险的积极态度，所以强化公民的风险意识势在必行。
2.促进应对风险主体的多元化建设
风险社会的来临使得社会中的各利益相关主体都面临考验，都需要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任何一个主体都不可能独自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它需要政府、专家、公民社会、公民自身等同谋协作、复合治理。即当前中国的社会风险不仅需要公共领域的治理，也需要私人领域的治理，还需要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合作。政府应建立与社会的合作关系，这有助于政府及早获取风险信息，从而赢得治理风险的有利时机。这就要求改变以往那种以政府或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建立起包括政府、企业、非盈利组织、专家、公众等社会多元主体在内的风险治理体制，形成各方管理各自风险、政府管理公共风险，保险业参与风险共担的风险治理新格局。
3.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既然风险是现代化经济的进程中“无法预料”和“不可免除的特征”，风险是与财富一样在不同社会阶层中进行分配，那么其主要矛盾和问题的社会表现其实就是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也就是说，在很多方面，这些急需社会公平与正义解决的问题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伴随着阶级、阶层地位和财富拥有的不平等，为社会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分配风险。政府和决策者是否在全社会推行公平正义价值理念，则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4.加强风险的控制
风险往往不会在其已经发生了影响和人们已知造成了破坏之后继续显示其风险的价值，而是以此为界点，将继续孕育着在已经发生的破坏结果之后新型的、潜在的、且并非具复制性或重复可被克服的风险要素。风险意识的核心不在于现在，而在于未来。所以将风险控制在现有社会系统运作和发展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要发展当然存在风险，但风险有大有小，小的风险是必须要承担的。要控制的是高风险。政府必须对自身的行为、对社会利益群体的行为甚至对某些个人的行为所带来的风险有所评估。当个人或企业行为对他人构成风险时，政府就会通过管制保护和减轻风险。
5.要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
中国应该把重点放在加快现代治理机制的构建，有效地应对全球性风险和制度转轨风险。在转轨过程中，如果国家的治理能力被削弱，必然造成整个转轨的失序，成为所有社会风险爆发的导火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不仅要改革国家内部的治理结构，提高国家对市场和公民社会的监管能力，还要调整国家与市场、公民社会的关系，使它们形成合作互补关系，社会的风险意识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
6.加强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
虽然政府应承担起风险社会治理的基本责任，但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和政府知识、能力的有限性使提高政府行为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只能部分地缓解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风险并不是为某个国家或地区所独有，而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很多风险，比如生态风险，都是跨区域的，甚至是全球性的，只有实现区域间政府合作，乃至国际合作，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因此风险治理也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责任，而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在充分考虑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广泛开展国际与区域合作，是实现风险共治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论全球化的影响[C]//李惠斌.全球化与公民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0.
[2]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J].,译.与现实,2003,(3).
[3]杨雪冬,等.全球化与风险秩序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曾家泉,夏玉珍.转型期社会风险预警与干预机制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08,(4).
[5]张成福,谢一帆.风险社会及其有效治理的战略[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5).
[6]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7]王爱军,赵定涛.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一个新视角:国家宏观交易费用论[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2).
社会治理风险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现代性；风险；风险社会；和谐社会
一
风险是与人类相伴而生的一种现象，但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却如贝克所言存在于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转变过程中。当前，风险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在西方，关于风险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流派：一是以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他们主要从制度层面来研究风险。他们认为风险的出现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风险的解决不是要消除现代性制度，而是对它们进行反思性变革。二是以尼克拉斯・卢曼为代表的关于风险的复杂自系统理论，主要从系统理论出发来阐析风险问题。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选择的社会中，不得不面对风险，现代社会的分工形式和不同的功能系统中的决策是风险问题产生的根源。因为这些问题分散在不同的功能系统中，所以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三是以玛丽・道格拉斯、威尔德韦斯和斯科特・拉什为代表的风险文化理论，他们主要从文化层面来研究风险。在他们看来,当代社会的风险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加剧,相反仅仅是被察觉、被意识到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与风险社会不同,“风险文化依存于非制度性的和反制度性的社会状态之中，” [1]它体现出对风险社会的自省与反思。
虽然表面上看来，学者们对风险的认识各有差异，但透过这种差异，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对风险的一些共识。实际上,风险(risk)就是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是一种客观事实,又是人们的一种认知体验。风险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 “是一种表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 [2]是现代性的后果,它预示着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由传统或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 “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3]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主要风险就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而且，当人类由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转向时，风险也呈现出模糊性、全球性、更广泛的关联性、平等性、不可控制性等不同的特点。
二
风险与人类共存，人类社会正是在与风险的相互抗衡中不断发展的。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是，我们要看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样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在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所以，社会转型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也是我国当代社会风险形成的重要原因。
1、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是产生社会风险的物质起因
社会转型表现在经济领域就是经济形式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竞争性使经济运行充满了风险。一方面，经济发展的自发性、盲目性易导致社会风险的出现。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的经济，这种调节既具有灵活性、又具有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这就使社会发展具有风险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必然会导致风险的出现。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期的竞争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竞争缺乏规范、不正当竞争严重、竞争不足与竞争过度并存和竞争的补偿机智不健全。这种不正常状况必然使竞争具有高风险性，使社会处于高风险状态。
2、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是产生社会风险的政治诱因
所谓社会政治转型主要是指我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的人治社会向现代的民主法制社会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民主化能唤醒人们的民主意识、提高人们的政治素养、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同时，民主化的推进也不可避免地会与传统的保守观念、守旧势力发生碰撞，出现人心骚动、社会动荡，从而产生一些无法预测的政治风险；法制化的运作一方面能规范社会行为、稳定社会秩序，但另一方面在其正常的推行过程中会产生种种阻力，出现人们无法预测的政治风险。
3、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是产生社会风险的精神原因
社会文化转型是指社会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虽然传统文化并不一定意味着保守、落后，现代文化也不一定意味着开放、先进，但总体上看，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是社会历史发展之必然。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是由单一文化向多元文化的转变过程。无论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还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文化，其实质都是一种单一文化。改革开放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当代中国的文化既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继承，更对其展开了反思，同时，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文化进一步与国外文化进行了交流和碰撞。这种交流和碰撞使中国文化发生了大的变化，并逐步融入世界文化之中，正在形成多元并举的文化模式。多元文化共存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它对促进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过程中，产生于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不同文化又必然会出现冲突和碰撞。这种冲突可能会使思想道德发生混乱，终极信仰发生危机，从而导致文化风险的产生。
三
当代，风险已经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现实，它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正在向全世界不断扩散，使人类进入后果严重的风险社会。中国现在虽没有进入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但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仍然面临着经济领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各种各样的风险。不过我们也要看到，风险及风险社会对人类来说，并不仅仅意味着灾难和危险，它同时也预示着机会和希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不断强化风险意识，树立和谐发展的理念，努力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积极开展全球风险治理，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不断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强化风险意识是社会风险治理的先决条件。虽然和谐是当代社会的主流，但是在这个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中，风险事件的频繁发生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然而，由于人们缺乏对风险的认知、判断和评价，结果可能出现两种对待风险的极端态度：一种是极端的恐惧。这种人在生活中由于对风险的极端恐慌和焦虑，从而对其产生一种过度的防范，导致惶惶不可终日；另一种是极度的漠视。这种人对风险的态度是听天由命，对风险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这两种态度都无助于风险问题的解决。我们必须要树立正确的风险理念，培养健康的风险心态，采取科学的社会生活方式 ，正确面对风险，不断强化风险意识。
培育和谐的发展理念是社会风险治理的观念选择。发展有风险，但风险又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避免的，这关键取决于人们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树立和谐发展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努力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自身的和谐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以最小的风险获得最大的发展。首先，和谐发展必须凸显人的发展，把人作为价值的核心，把满足人的全面需要和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评价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效益的根本和最终标准。其次，和谐发展必须强调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社会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及生态协调发展的过程，只有社会系统内部的各种要素之间相互协调一致才能降低发展的片面性、单一性和短视性所带来的风险，才能维持社会发展的可持续状态。第三，和谐发展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社会发展不和谐就会产生风险、出现危机，如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和谐发展的理念，就可以不断降低发展的风险，更好地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从而实现从风险社会向和谐社会的飞跃。
建立有效的社会风险管理机制是社会风险治理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风险是无法回避的。虽然贝克认为当前风险已具有不可控制性，但我们还是要努力避免之。为此，我们必须建立健全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社会风险分析系统、社会风险控制系统和社会风险补偿系统等有效的社会风险管理机制来应对风险。我们必须运用多种风险控制手段、采取多种风险防范措施、实行多种风险补偿办法来全面、系统、动态地防御目前日趋严重的社会风险，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开展全球风险治理是社会风险治理的未来走向。人类正处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一方面使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交往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强化，同时这种全球往和依存关系又使得全球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各种风险具有全球性的特点。风险的全球化意味着任何国家的内部风险都可能演变成为外部风险，进而很快波及到与其有紧密联系的国家和地区，最后可能将整个世界引入风险和灾难中。这一切都表明，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单靠民族国家本身和冷战时期建立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一些国际组织和机制已很难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身处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社会中，要有效地治理风险，必须走全球风险治理之路，实行风险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风险治理机制的互动化，风险治理方式的宽泛化。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和谐中国，才能把世界构建成一个和谐世界。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J].与现实，2003，（4）.52.
社会治理风险点范文第3篇
2014年最后一天，上海外滩跨年活动中发生36人死、48人伤的踩踏事件，一向被认为政府管理水平最高的上海市发生了这样的风险事件，再一次敲响了风险防范的警钟。特大型城市因其人口规模大、空间聚集度高，公共管理难度大，具有中小城市和村镇没有的风险的脆弱性，一场大雨、一次火灾、一个大型活动就可能引发巨大的灾难。因此，对当前特大型城市的风险要有深刻的认知。从个体角度看，风险认知问题涉及影响个体对风险预测和评估的因素。从社会角度看，风险认知问题涉及影响风险的组织、社会和文化因素。目前，无论是个人、组织还是社会，普遍存在不当的风险认知，这是许多社会风险的根源，是风险治理必须首先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消除目前存在的一些不当风险认知
（一）提高全社会风险意识，不仅要重视危险回避，更要关注风险防范
在笔者完成的一项风险认知的问卷调查中，排在最前面的被人们认为最危险的10项风险源分别是：核泄露、毒气泄漏、战争、燃气爆炸、核武器、传染病流行、恐怖袭击、地震、癌症和交通事故。这个结果显示，人们更多地关注那些对生命危害性更大而发生概率低的风险，而对于那些发生概率更高的身边的风险却重视不够。对于危险，每个有常识的人都会去本能地躲避，而面对众多的风险人们却经常忽略了。因为风险是对于危险发生可能性的认识和判断，每个人的知识、经验不同、接触的信息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判断，致使许多高的风险源被忽略。
为什么同样的事故会反复发生？反复发生就说明其属于高风险，而这种高风险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应对。当灾难事故发生后，个人、社会、国家都会不惜代价做出应急响应，但往往在杜绝类似灾难和事故的努力上却远远不够，因为人们并不习惯为可能的危险付出成本。比如，一个人得了癌症，全家会不惜一切代价治疗，但很多人不愿意自费去做一次体检。公共管理也一样，在灾害救援、事故应急上政府财政可以紧急拨出专款，但财政对防范风险的常规预算往往不足。我们都懂得“防患于未然”的道理，在风险治理方面，我们要转变观念，学会如何科学地为“没有发生的危险”埋单，也就是以小的风险防范经费支出来节约大的事故应急经费。
（二）对事故和灾难的风险性反思要推动制度的健全和政策措施的完善
风险认知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对发生的事故、灾难的风险性反思不足，这就造成同类事故不断发生，低级错误一再复制。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调查报告值得赞赏的一点就是提到不能“因噎废食”。我们看到因为一些学校组织学生课余活动发生事故后，教育部门明确要求取消这类活动，这不是真正的对事故的反思。风险性反思不仅仅是追查事故原因，追究责任人。对事故和事件的反思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思想上，除了要让涉及的个体获得风险认知，更重要的是要形成全社会的风险认知，一次、一类风险的发生应该推动一种制度性解决，通过制度和政策措施避免和降低此类和相关类别的风险。
（三）改变人们普遍忽视风险距离的侥幸心理
笔者最近的一个关于汽车使用风险的研究发现一个奇怪的结论。我们在考察影响驾驶员危险驾驶行为一系列的变量时发现：倾向违反交通规则和法律的态度、驾驶员驾驶过程中的愤怒情绪和紧张情绪、驾驶员驾驶过程中对刺激性的追求、驾驶员具有的应付突发事件的防卫驾驶能力，都使得风险驾驶行为增加。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是：对不当驾驶行为危险性的认知越高，越倾向风险驾驶行为。也就是说，驾驶者明知超速、不系安全带等行为是危险的，他们依然这样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很多人认为风险是存在的，但他们侥幸地认为危险不会落在自己头上。而风险社会下正确的风险认知应该是，使得每个人都意识到风险可能时时都会在自己身边发生，时刻不能放松。
（四）建立有效、及时的全媒体系统，实现准确、恰当的风险“媒介化”，来降低风险
现代社会中许多风险是人们认知不足的， “风险社会”的风险多数属于“媒介化的风险”，即风险事件通过各种不同媒体的表述、呈现，成为大众了解到的风险信息，这个过程就是风险的媒介化。如果说传统社会的风险意识来自自身及周围人的经验的话，现代人的风险认知和风险焦虑主要来自媒体。而风险媒介化的过程本身可能会造成风险失真，一种情况是媒介化过程释放了错误的信息，另一种情况是风险媒介化不足或缺失。
在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移动互联时代，风险的防范要依赖恰当媒介化的风险信息。比如，北京“7·21”暴雨灾难后，北京市政府开始在特殊气象时向市民发送风险预警短信。如果上海的安全部门提早发出举办地点变更的信息，或者在2014年12月31日晚上及时发现人群聚集的风险，采用微博、微信、短信发出提醒，呼吁市民不要前往外滩，外滩市民迅速离开，这场灾难可能就不会发生。因此，要利用目前互联网、社交媒体在传播中的优势，结合传统媒体，形成全媒体的准确、有效的风险媒介化体系，防范和应对各种风险。
（五）普及风险防范知识和技术，提高风险认知能力
媒介化后的风险在认知过程中也可能失真，因为风险认知是一个风险信息主观化的过程，这就不可避免出现风险的个体差异，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风险信息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行为。对于一些新的风险，人们没有感知和判断能力，或者把风险放大或者把风险缩小。有些人会信谣、传谣，有些人则能够轻易识破谣言。究其原因，就是风险社会理论提出者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是知识依赖的”。现代社会信息的传播途径多样化，信息量巨大，过量的信息就需要人有能力筛选，矛盾的信息会使人出现判断错误，而不充分的信息也可能使人们的风险认知发生偏差、行为失当。对于特大型城市来说，时刻暗藏着各种风险，政府部门应该组织专业机构和全社会来排查风险，编制风险地图以及市民风险防范的指南、功略，采用灵活多样的文字和可视化手段，及时更新的风险信息和风险防范措施，提高全社会的风险认知和应对能力。“个体化”社会要依靠新的社会动员方式实现公共风险治理
（一）提高风险认知水平的目的是提高风险治理效果
风险认知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个体层面的风险认知、群体层面的风险认知、社会和政策层面的风险认知、文化与价值观层面的风险认知。个体如何规避风险取决于个体的风险认知和风险应对能力，社会如何应对风险取决于风险的社会认知和社会政策水平，也依赖于风险的传播和社会的风险知识，以及全社会的风险防范技术，使不断形成和固化的社会行动上升为一种文化和价值理念。要提高风险治理效果就要从影响风险认知的不同层面人手，同时采取措施从个体层面提高每个人的风险认知能力、风险意识。从风险的社会政治制度人手，深入到风险治理的文化建设的高度，才能实现高水平的风险治理。
（二）认清特大型城市社会风险的新特点、新形势
目前风险治理的突出特点是“个体化”社会背景下的公共风险规避，但这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矛盾。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也明显表现出个体化的特征，特别是特大型城市，单位社会式微，家族社会已经不存在，代之以核心家庭，而年轻一代越来越追求个性和人格的独立，甚至一些家庭成员的个人财产也是独立的，个体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但个体化的社会所要面对的却是社会化的风险，越来越多的风险不是个人可以规避和承担的，需要社会协同应对。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就是典型的个体化社会下的公共风险，跨年活动参与的单位基本上是个体、家庭或少量朋友小集体；当大量个体聚集，便形成了风险，一个人的在场成为别人的阻力和伤害，而这个过程中多数在场的人又是不自知的。
对于特大型城市来说，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我们计算了北京汽车拥有量和道路面积之间的关系，发现北京的道路刚刚够容纳北京所有的500多万辆汽车，并保持一个安全行驶的车距，而且要行驶的话须步调一致，同步、低速、匀速。实际上，整体道路面积下汽车总量理论上的匹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道路分布在整个北京行政区域，而汽车多数活动在中心区和主干道，在多数时间、多数汽车停驶的状态下北京的道路已经拥挤不堪。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局部交通接近瘫痪，如果遇到突发事件，就会酿成灾难。就像北京“7·21”大暴雨京港澳高速房山段几百辆车淹没在洪水中，每辆车都互相成为了路障，陷入险境无法逃脱。
（三）通过自组织、民间机构，利用新媒体形成新的风险应对和治理模式
个体化社会意味着社会的组织和社会动员更为困难，也意味着个人将不得不学习独自面对风险社会的新挑战，要求个体具备成为风险应对主体的能力。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个体所能规避和应对的是个体风险，社会共担风险依然需要组织化和社会化的应对和治理。因此，在正式组织无法满足风险治理的情况下，应该培育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如北京“7·21”暴雨致使快轨停运，机场滞留旅客几万人，北京望京小区居民利用微博半小时集结了20多辆私家车，免费送旅客回家。
除了鼓励社区、民众自组织进行风险防范外，应该鼓励那些具有特定专业技术的公司和民间机构积极参与风险治理。比如，目前电话和短信诈骗现象普遍，依靠公安部门很难实现源头治理，而类似360手机卫士这类软件的做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通过一些接过诈骗电话和短信用户对来电号码的标注，并把这些数据通过分享转化为提醒信息，有效地减少了诈骗电话和短信的成功率。除了鼓励360这样的企业行为外，更应该把这种风险防范的手段扩展为电信运营商的基本服务，同时鼓励其他商业机构开发更有效的应用手段。
社会治理风险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疫苗事件；安全风险；合作治理
我国重大公共疫苗事故偶有发生，有部分学者提出应加强对此类事件的反思与经验总结，以降低类似事件发生的概率，减弱事件的负面影响力。近年来我国非常重视疫苗安全性监管，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为什么近十年来在前期已经发生的疫苗事件中人们没有汲取足够的教训，仍然致使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在蓄积之后爆发？不能及时发现错误是由于不良的组织学习造成的，如何有效的从事件中学习，实现类似事件的预防，事后妥善的应急处理以及系统治理能力的提高是我们探究的主题。从事件中学习（LFI）基于组织学习理论和学习型组织理论，指组织从发生的事件中提取经验的能力，并将这些经验转化为在未来避免事故发生的措施和行为，从而达到提高整体安全性的目的。从事件中学习的过程首先是对事件做初步报告，之后进行完整的调查，得到事件发生的原因。在完成调查后，总结重要的学习要点，并将这些学习要点针对不同的组织和员工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分享和传播。但从事件中学习强调不仅仅是将“学习”定义为获取信息的过程，而应将集体感知、反思、做出改变、实践和持续的知识流动作为“学习”过程的重点。本文基于LFI理论，结合2010年到2018年的重大疫苗事件和监管制度分析，探究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的风险情景下，多元主体集体思考、交流信息、协调联动的进程，以风险情景、利益相关者参与和风险沟通为核心，尝试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疫苗安全风险治理模式。
1疫苗事件风险治理实践回顾
非常规偶发事件会对组织造成较大影响，使得组织认知与惯例不得不进行系统性重构，同时又有助于组织汲取经验和教训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山东疫苗事件”之后，杨华峰在厘清我国药品安全监管的演化变革中，审视了我国药品安全从行政监管走向协同治理的路径。从错误中学习的关键在于通过科学的方法将由情境和事件暴露出的模糊无序的事实转化为清晰的、一致的和连贯的认知，进而实施变革实现系统的改进，达到组织优化和预防事故的目标。表1整理了我国2010年到2018年期间发生的4起重大疫苗事件，目前组织从事故中学习的能力不足，风险治理模式系统性不强，多主体间的风险沟通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策略方案，监管主体缺位，社会反思不足。可以看出，从事件中学习的过程贯穿了我国疫苗安全风险治理的发展之中。在疫苗事件治理中，我国在保障国民人身安全，事件处理的反应速度和调查过程越来越科学合理，打击违法犯罪以及相关人事的惩处力度越来越大。但由于没有系统的分析和学习，在从疫苗事件的学习过程中，每个阶段只针对了突出缺陷环节进行反省和改革，而没有通过进行系统的改革和优化。
2我国疫苗安全风险治理的学习过程
2．1政府风险治理的学习进阶路径。以政府风险管理的四阶段理论对案例事件发生后政府治理行为进行分阶段讨论。按照政府风险管理的四阶段理论，政府的风险管理水平从低到高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粗放式阶段、规范化阶段、精细化阶段和人性化阶段。在山西疫苗事件和湖南疫苗事件中，中国政府对事件处理被动应急，重在厘清责任，治理主体不突出，各部门没有很好的协调处理，属于粗放式阶段；在山东疫苗事件中，多部门以问题疫苗为主要风险源进行了统一领导、处理过程标准清晰，事后问责和追责惩罚力度大，但忽略了大量问题疫苗的激惹性给社会公众带来的情绪波动，以及媒体的不同角度报道使事件带来了不可控的社会风险，山东疫苗案的安全风险治理从粗放式阶段向规范化阶段发展；从山东疫苗事件到长春长生疫苗事件的发展中，监管部门主动追责，科学治理，多部门参与系统管理。特别是长春长生疫苗事件中，相关部门快速了问题疫苗补种方案回应了公众对疫苗安全的担忧，从个体、社会和政府三个方面都做出了较好的处理，已经进入了人性化发展阶段。从事故中学习强调通过对事故的调查、分析和总结，组织相关部门从事故中学习经验教训，实现组织中集体意识的形成，并对实践进行改革，保持组织中持续的知识流动，从而系统性的达到更高层次的治理阶段。逐步实现多主体参与、内外部联动，达成在整个风险所有权的链条中细化处置风险的制度建设。2．2重大疫苗事故与法规反省学习分析。从2010—2018年我国在药品生产流通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相关药品监管法律的修订情况。在9年中，法律修订次数和平均时间间隔与事件发生的频次和导致事件发生的环节息息相关。事件发生的频次越多、导致事件的环节涉及面越广，其法律的修订频率相较于其他时间段更高。《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和《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都是在重大疫苗事件发生之后，针对事件的问题环节首次施行的法规条例，体现我国目前从事件中学习存在的强针对性和局限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平均修订间隔时间为15年，但在山西与山东两起疫苗事件期间的修改间隔仅为2年。对重大事故的反省学习、原因分析、追责结果为持续改进提供了驱动力和思维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法律的完善，同时也为法条出台了相应的管理办法和实施条例，实现更好的实施效果。
社会治理风险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风险投资；公司治理；研究述评
一、引言
风险投资（简称VC）是20世纪以来全球金融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创新之一，已经在世界各国的资本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风险投资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就意识到风险投资对企业产品创新和业绩增长的重要性，并积极加以引导和推进。经过30多年发展，风险投资作为企业外部融资的重要方式，其投资总额和投资案例，都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从1985年我国建立第一家风险投资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以来，到2014年有超过8000家活跃机构从事风险投资活动，管理资本超过4万亿人民币，市场规模较30年前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投中集团CVSource数据库统计显示，2014年风险投资案例中有80%都伴随着风险投资管理人进入被投资公司董事会，由于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因此可以推测，风险投资在被投资公司治理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科集团吴家明的研究报告印证了这种说法，他们认为风险投资已经进入了“投后管理时代”，即风险投资通过积极参与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活动，来提高其经营业绩，增加其企业价值，最终实现自身投资增值的目的。面对实践中风险投资不断参与公司治理的现象，国内外学者开始探讨这种行为的意义。以Lerner（1995）和Gompers（1995）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风险投资的介入能够提高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水平，进而增加经营绩效和企业价值，他们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有风险投资介入的公司，在经营不善的时候，CEO更换的可能性更高，并且董事会的监督性更强（主要表现为董事人数增加）；而以Howorth等（2004）和Monks（2006）为代表的学者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风险投资只会追求自身的投资利益，不仅无益于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改善，相反，还会与管理层“合谋”，共同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尽管风险投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存在争论，但是Jensen（1989）认为，风险投资是一类“积极股东”，为了自身的投资利益，有动机参与被投资公司的管理活动（主要是治理活动），通过监督和约束管理层行为，引导其为自身的利益服务。在这个过程中，风险投资具有“外部性”，他们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改变了与他们具有一致利益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此，Hochberg（2012）认为风险投资已经成为一种调整组织结构的公司治理机制。综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原因、路径和结果，并做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指出了风险投资治理被投资公司的能力和动机，并讨论了“股东积极主义”在其中的作用；第二，分析了风险投资通过股权和职权两种途径来发挥治理效应的方式；第三，从会计操纵、治理机构和机制以及问题三个方面，综述了已有文献存在的争议，进而探讨了风险投资治理的结果。此外，本文也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出了风险投资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以期能够帮助未来的学者在本领域继续做出贡献。
二、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原因
风险投资之所以能够成为“积极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风险投资的单次投资额较大，如果失败会损失巨大。Smith（1996）认为，机构投资者由于持股量大，很难在不影响股票市场波动的情况下退出公司。所以他们有动机“用手投票”，通过《公司法》赋予的股东权力来抑制管理层的投机行为。风险投资是机构投资者的一种，因此，他们有动机参与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活动，监督管理层的行为。例如，2014年，众多风险投资机构纷纷介入我国上市公司，要求更换管理人员，调整董事会结构。第二、风险投资的专业知识使其具有治理能力。风险投资机构一般汇集了投资、经营和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可以全面评估被投资公司的管理层行为，并设计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促使其与自身的利益相一致。同时，风险投资还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能够为被投资公司融资、拓展市场、寻找低价供应商提供便利。第三，风险投资的投资模式决定其不得不进行公司治理。风险投资一般投资于未上市（Pre-IPO）的公司，这样的公司股权交易受到限制，如果风险投资不进行积极治理，一旦管理层发生“侵占”，那么风险投资就无法通过“退出”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因此，风险投资只有依赖积极监督，通过改变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来约束管理层，促使其经营行为符合自身的投资利益。
三、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路径
以往的研究显示，风险投资对被投资公司的治理路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股权行使股东权力。在实践中，公司引入风险投资一般有两个途径，其一是保持原所有人的股份数目不变，通过扩充股份的方式吸收风险资本；其二是保持股份总数不变，由某一原所有人（一般为创始人或其家族成员）出让股份给风险投资。不论上述哪种情况，被投资公司原有的股权结构都会发生变化，而风险投资正是在这变化的股权结构中要求自身的权力，进而改变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根据委托理论，风险投资成为股东后，就变成了公司的委托人，他们有权利监督人———管理层的工作，并对其私利行为加以限制。另一种是通过董事会行使董事权力。风险投资进入被投资公司董事会后，会审查其财务报表、战略计划和投资方案，以使其管理层的经营符合自身的投资利益。同时，风险投资也会利用自身的社会网络和专业知识为被投资公司提供增值服务，增加其经营绩效和公司价值。由于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因此风险投资在董事会中的积极行为会改变被投资公司原有的决策机制，进而影响其公司治理模式。
四、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结果
理论研究对风险投资参与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价值认证和道德风险。价值认证理论认为风险投资具有认证、监督的功能，可以提高对内部人的监督，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利于被投资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而道德风险理论则认为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投资收益，无益于被投资公司治理水平的改善。基于此种争论，本文以下部分就从这两个角度来综述风险投资的公司治理结果:
1.对会计操纵程度的影响
在认证理论下，风险投资会积极监督和激励被投资公司的管理层，并降低外部投资者和内部人的利益冲突，因此坚持该理论的学者认为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其会计操纵程度较低，会计信息质量较高。例如，Ball和Shivakumar（2008）就发现，与没有风险投资介入的公司相比，有风险投资介入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较低。Morsfield和Tan（2006）以及Hochberg（2012）也有类似的发现，他们以IPO为时间点，发现风险投资的参与能够降低公司的盈余操纵，提高财务报表的可信度。但是，道德风险理论不这么认为。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风险投资具有“逐名动机（Grandstanding）”，其为了在资本市场上建立声誉，有动机进行会计操纵，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调节被投资公司的经营绩效，以便自己在退出时能获得最大的投资收益。Chou等（2006）和胡志颖等（2012）的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他们发现风险投资在IPO时和IPO后都有盈余管理行为。显然，这种行为会增加公司内外部投资者的冲突，不利于公司治理。
2.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影响
在认证理论下，Hochberg（2012）的研究认为，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有更优的治理结构和机制，尤其在被投资公司IPO时，风险投资可以很好地监督管理层行为，向资本市场投放积极信号，增强投资者信心，降低IPO折价率。Lerner（1995）的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在进入被投资公司董事会后，可以优化其决策过程，并在CEO更替时，增加自身董事数量以增强监督力。Suchard（2009）也发现，在有风险投资的公司中，董事会独立性更强。而在道德风险理论下，Howorth等（2004）认为风险投资为了获得退出收益，有可能和公司内部人合谋，形成不利于中小投资者的治理结构和机制。Monks（2006）同意此种观点，并提出风险投资的介入无益于公司治理的改善。此外，张学勇和廖理（2011）利用中国公司的数据检验得出，外资背景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其治理结构要优于无外资背景的。王会娟和张然（2012）也发现，私募股权投资（包括风险投资）有外资背景，其治理结果更好（表现为管理层薪酬契约更具敏感性）。由于外资风险投资机构存续时间更长、实力更强、经验更丰富，因此，可以推测成熟风险投资机构更重视被投资公司的治理状况。
3.对问题的影响
认证理论认为风险投资的介入能够降低被投资公司的成本，缓和委托矛盾。王会娟等（2014）提出，风险投资能够影响被投资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具体表现为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更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而且现金股利支付率更高。由于现金股利的支付更能体现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此风险投资的介入有利于减轻问题。冯慧群（2016）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看法，其提出风险投资能够降低中国上市公司的两类成本，有效地抑制管理层“侵占”和控股股东“剥夺”，优化委托问题。而道德风险理论却认为风险投资会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公司内部人合谋，形成问题，增加成本。Lee和Wahal（2004）提出，风险投资为了帮助支持的公司尽快实现IPO，会美化其经营绩效，以博得资本市场的青睐，这样就损害了不知情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导致了矛盾。杨其静等（2015）也提出，风险投资的参与既没有帮助被投资公司提高经营绩效，增加投资者的利益，也没有对其进行监督，发挥公司治理效应。这样，风险投资的存在就无益于矛盾的缓和。综上，可以看出，已有的文献在风险投资治理结果上存在分歧，而Chahine等（2007）认为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制度环境不同，他们认为风险投资只有在完善的金融和法律条件下才能发挥治理效应，因此，在我国，风险投资要进行公司治理，还有赖于政府在金融和法律方面的改革和推进。
五、结论
与展望本文基于实践中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现象，对其产生的原因、作用的路径和结果进行了综述，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风险投资是“积极股东”，为了保证自身的投资收益，既有动机也有能力介入被投资公司的治理事务，监督管理层行为，引导其为全体投资者利益服务。第二、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通过股权行使股东权力，另一条是通过董事会行使董事权力。第三，学术界对风险投资治理的结果存在争议，但是一致认可风险投资的参与会改变被投资公司的会计操纵程度、治理结构和机制以及矛盾。面对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不断加深，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形势，学术界应该在以下方面加以研究:
1.探索国企混改中风险投资的治理效应
2013年，国家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尤其在国有资本投资项目中引入非国有资本。在政策引导下，国有企业率先开始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简称“国企混改”）。这极大引起了资本市场的关注，2014年，众多风险投资巨头进入国有企业，成为国企混改的先锋。风险投资参与国企混改，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优势:其一，风险投资作为带资源的资本，可以通过强大的资本运营能力、广泛的信息渠道和社会资源，给国有企业带来机制上的革新、治理上的提高，弥补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率、激励机制、市场敏感性等方面的短板；其二，风险投资会通过资本市场的竞争价格来进入国有企业，避免了上一次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资产贱卖”的问题。鉴于风险投资在国企混改中的优势，要想使其进一步发挥治理效应，国家必须做好政策层面的建设，增加国有资产定价机制的透明性，保证风险投资在进入后拥有话语权，只有这样，才能打消风险投资的顾虑，积极参与国企混改。
2.探索注册制下风险投资的治理效应
2014年，中国证监会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这是逐步推进股票发行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的重要步骤。2015年，注册制以授权国务院的形式出现，其速度超过市场预期，这为风险投资行业带来了重大利好。由于风险投资进入创业企业后一个重要的退出途径就是IPO，而核准制下我国IPO资源又是稀缺的，这就极大地限制了风险投资的发展。显然，注册制的实行扩大了IPO资源，顺畅了风险投资的退出道路，可以极大地促进风险投资的成长。在注册制下，风险投资会出现两极分化，一些具有战略眼光，能够带来增值服务的机构会得到巨大的投资收益，因为其投资的公司价值高，能够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而一些错判形势，不能推进所司价值增值的机构就会投资失败，面临淘汰的局面。如何提高被投资公司的价值？公司治理是关键！风险投资只有严格监督管理层的行为，使其为全体投资者利益服务，才能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为其提供增值服务，进而提高其经营业绩和公司价值。因此，注册制下，风险投资必须要治理、会治理、能治理，才能保证投资收益。
3.探索风险投资治理的法律边界
风险投资治理的法律边界是其治理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关键。近年来，风险投资进入被投资公司后产生了诸多问题，例如公司管理层转移资产、滥用资金，风险投资人过度干预经营事务等等。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风险投资的治理边界不清晰。如果风险投资不能监督管理层行为，那么其投入的资金就存在风险；而风险投资过度控制管理层行为，又会导致越权，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如何界定风险投资的治理范围和内容，既体现其投资者权力，又保证其他利益相关者不受侵犯，是风险投资有效发挥治理效应的关键。
作者:冯慧群 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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