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范文第1篇

对于北京城外的人来说，北京城很大，大圈圈里有中圈圈，中圈圈里有小圈圈。对于北京城里的人来说，北京城又很小，只能做那一亩三分地儿的事。尽管如此，北京城仍以它独特的魅力，圈走了全国众多的优势资源。与身边这些有形的圈子相比，另一个无形的圈子正在悄然变化。它就是环首都绿色经济圈。从京津冀一体化到首都经济圈再到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北京的经济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展历程？“圈里圈外”在这段发展历程下又有着怎样的探索？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宋迎昌，希望能够在他的讲述中梳理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未来发展的思路。

圈里圈外，若即若离

京津冀地区的合作发展，历经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宋迎昌的印象里，关于京津冀合作发展的呼声从未停止，甚至至今仍悬而不决。

1981年，就有一些官员和学者相继呼吁建立环京津经济协作区。1982年，北京市进行第一次城市规划时，京津冀地区的合作发展问题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86年，京津冀建立了第一个自发合作机制——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会议形成相关协议的约束性并不强，因此当时京津冀地区的合作发展更多地限于探讨层面。“那时候，专家学者主要在规划层面探讨如何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问题，后来政府层面开始不定期召开会议。随着接触频率的增多，目前论坛这种形式已经成为彼此沟通的良好渠道，它吸引着众多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企业家等前来积极献策。但是，从其发展进程来看，这种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力也不足，可以说在这个阶段京津冀地区合作发展并没有得到有效开展。”宋迎昌进一步解释说，“形成这种趋势的根源在于探讨的多，实际操作的少。特别是和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相比，政府间的合作以及政府、企业间的合作均相对较少，这种状况造成的后果是京津冀区域发展的明显滞后。”

这种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胶着状态，也使得京津冀地区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在此背景下，2004年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正式启动。这个微小的变化，在宋迎昌看来却是京津冀区域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拐点。“此后在长达7年的漫长等待中，京津冀逐渐立足区域长期协调发展，研究各方利益的共同点，探寻可行的合作路径，并最终达成共识。2011年，突出北京核心地位的首都经济圈的概念开始出现。不久后，河北省提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概念。从这些变化中，不仅可以看到北京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日益凸显，更重要的是河北将4市14县纳入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内，以构筑首都新型城市群。它的重要意义在于首都经济圈概念是以北京为核心向外拓展延伸，而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则从形成了对首都经济圈的对接。”宋迎昌表达道。

区域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近年来，“经济圈”、“经济带”、“都市圈”等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热议，也引发了人们的诸多思考。区域合作既不能“一圈了之”，也不能盲目地一窝蜂似的去跟这个“圈”那个“带”，而是要从维系经济圈的根本前提入手。

宋迎昌认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能否收到成效，关键在于经济的一体化。换句话说，就是在产业互补性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相关园区的发展来打造环首都绿色经济圈。

要实现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经济一体化，宋迎昌指出必须要解决两大现实问题。从首都经济圈增强辐射力讲，北京应该在已初具规模的“两城两带、六高四新”的创新和产业发展空间格局下，突出产业分工和布局的协调性、衔接性，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加大对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辐射程度，使其能够真正生根发芽。事实上，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融街、CBD等成为高端制造业、服务业高地的情况下，河北周边的环首都市区（县）是完全可以借助联盟、授权、特许等形式，将自身与北京相关产业纳入其中。尽管如此，目前的情况却令宋迎昌感到担忧。他坦言说：“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相比，受行政干预影响，政府对资源控制能力过强，使国有经济在首都经济圈中所占比重过高，其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京津冀之间因缺少互动性竞争而导致产业链分割、断裂现象明显。可见，核心城市要实现对周边城市的辐射，首先必须要清除行政干预这个最大障碍。”

从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对接看，二者目前的最大问题是环首都绿色经济圈仍处于“对而不接、近而不通、通而不畅”的状态。宋迎昌说：“虽然河北算得上是国家资源性产业较为集中的地方，但是很大一部分产业仍是低端产业，短期内河北又无法培育出与首都经济相挂钩的产业，北京与河北在产业关联上脱钩的‘两张皮’现状只能使他们在洽谈层面打得火热，但实质性进展缓慢。”

走向经济一体化，绝不是一纸合作协议、将行政区划打破那么简单，而是让互动关系成为应有之义。宋迎昌表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可以利用地缘优势，围绕北京的人口外溢效应，通过人员流动实现要素、资金、投资、技术等层面的沟通。这样，未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才能水到渠成。

重新定位，春暖花自开

昏日。人海。尘雾。城市的快速膨胀，让北京不仅遭受着城市病带来的阵痛，还面临着资源环境承载力逼近极限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规划也变得更为迫切。此时，再谈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经济一体化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区域发展的问题，同时它还承载着疏解首都城市功能的需求，因此需要在更多、更大的层面上构想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未来的发展。

在环首都绿色经济圈这一重大规划中，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将变得更加紧密，例如生态环境上的保障、能源的供给、水资源的供给等都需要一个合作圈，从这个角度而言它预示着一个多赢的前景。为了让彼此能够多受益，北京需要进行的调整很多。宋迎昌表示，“随着环首都绿色经济圈规划的深入推进，北京若要在区域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其自身的服务意识就必须要不断跟进。要从强调周边省市保障北京向主动为周边省市提供服务转变，要从强调服务首都自身向通过服务区域、服务全国实现自身发展转变。特别是要重新定位，加强和河北等周边地区合作，这既是解决北京自身问题也是解决河北问题的重要途径。”“河北要想获得长足发展，自身得有底气，目前河北可以把环首都绿色经济圈作为发展的契机，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升产业配套能力和水平，积极参与圈内产业竞争。”宋迎昌如是说。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范文第2篇

关键词：区域货币合作最优货币区(OCA)理论区域货币一体化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R.I.McKinnon)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P.B.Kenen)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欧洲、非洲单一货币的实践使区域货币合作由汇率合作上升到了统一货币管理的阶段。区域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这是货币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欧元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行机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完全没有的强有力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权(分别由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承担)，这是以欧元为中心的统一汇率制度运行的基本保证。亚洲货币合作必须借鉴其经验，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它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从而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资金的冲击。欧元的产生突破了以往国际货币合作仅限于汇率合作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创新后的货币体制更富有效率。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看，法、德两大主要国家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必须有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对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亚洲货币合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亚洲在推进货币合作进程中，应该加强该地区两个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发挥主要国家的作用。

3.美元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以美元、欧元等少数货币的新格局，以致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元之间。其次，它导致了货币这一传统的国家要素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再次，它暗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归宿终将为两极化或三极化而非多极化。

4.非洲区域货币汇率合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实力和意愿也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第3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范文第3篇

关键词：雾霾污染；京津冀；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X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06-0056-02

1 京津冀雾霾污染现状

“雾霾污染”和大气环境、空气中容纳的水汽、人为排放的污染物都有关系。在大气环境处于稳定状态且气温较低的情况下，水汽被容纳的越来越少，相对湿度越来越高，污染物向外扩散的程度越来越低，这种集聚效应加剧了雾霾污染。“雾”本身是没有污染的，虽然雾的出现使能见度降低，但它只是由大量微小冰晶或水滴组成的悬浮体。相反，“霾”是由许多极微细的气溶胶粒子（烟尘、盐粒等）组成，它们均匀浮游于空气中，致使大气浑浊不透明。

目前，京津冀三地的雾霾污染现状堪忧。无论是从近期的新闻报道中来讲，还是笔者的亲身体会而言，深切的感受到雾霾污染对人民身体健康的不利影响。2014年北京市除了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值达到国家标准外，PM2.5、PM10、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值都远远超过国家标准。2014年天津市的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值低于国家年平均浓度标准，但是PM2.5、PM10、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值都与国家标准相差甚远。河北省的情况更为严重，PM2.5、PM10的年平均浓度值相对京津地区更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历程

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三地面积为21.6万km2，仅占全国陆地面积的2.3%，但人口规模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4%，地区生产总值占到全国的近10%，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中是重要的一极。京津冀已经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第三个最具活力的城市群。

1982年，在《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首次提出“首都圈”的概念和内涵；1988年，北京与河北省6市组建环京经济协作区，并建立市长、专员联席会议等制度；在1996年之后北京所提出的首都经济圉构想发展战略和融合方式中，首都经济圉是“2+7”模式，即以京津为核心，包括河北省的7个市。2001年，大北京的治理思路，即大北京规划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提出，根据这一规划，大北京的范围包含了京津两地和河北省全省。这一规划为深度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做出了理论贡献。2004年达成的廊坊共识、连同商务部和京、津、冀、晋、内蒙古、鲁、辽7省区市达成的《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对于京津冀区域协作进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005～2013年，除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得到国务院的批复外，“十一五”规划也把2006年京津冀区域发展问题写了进去。在此期间，河北省分别与北京、天津签订了框架协议，以共同推动首都经济圈的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历程可谓坎坷，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存在诸多不同。其实，各方应该意识到京津冀一体化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赢。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京津冀三方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对规划的范围和三地的定位存在矛盾和分歧。同时，京津两地的积极性都不高，只有河北省对此情有独钟，根本原因是缺乏顶层设计，没有系统的规划和利益协调机制。此外，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和产业结构的滞后，也是造成京津冀一体化进展缓慢的重要因素。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加快，一系列规划相继出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蓝图终于即将实现，协同发展由过去的柔性约束变成刚性约束。交通发展、产业发展、创新发展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3 雾霾污染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3.1 雾霾污染逼迫京津冀必须走协同发展之路

雾霾污染的人为影响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以散烧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加上不科学、不合理的煤炭利用方式所形成的煤烟型污染；二是以机动车为主要特性的城市生活型污染；三是基础设施和城镇化过程中的基本建设行为，形成大规范的区域性地表扰动和二次污染，交通、建筑、生活扬尘以及生物质能的焚烧。

这些雾霾污染源不仅影响当地，而且会随着空气和水的流动漂浮到其他地区。例如，北京地区的污染源来源中，外来传输污染源占比24.5%。治理雾霾污染，任何一个地区都不能独善其身，况且单单靠一个省份或一个市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要治理雾霾污染，需要区域间联防联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与升级。由于区域内行政地位的差异、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河北省大量人口涌向北京和天津两个超大城市，给居住、交通、教育、医疗等方面带来了巨大压力，使大城市的资源环境和市政建设面临严峻挑战。例如，涌入京津大城市的人口越多，每千人的小汽车拥有量越大，机动车对雾霾污染的贡献率越高。由于河北省和京津两市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河北省之前的优先目标仍然是发展经济，所以承接了很多来自京津的具有环境污染的产业，使得雾霾污染呈加重趋势。

由上面分析可知，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性早已经引起了方方面面的重视，但迟迟未能达成共识，原因就在于行政壁垒的存在和划定范围的分歧，河北省的积极性很高但孤掌难鸣，且不愿意仅仅成为京津落后污染产业的承接者，希望在政策设计上得到更多发展的资源和机会，京津两地又没有动力去推动规划进展。另外，河北省在承接京津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时也有些力不从心，一是缺乏技术和人才，二是产业链条不畅。地区之间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无法平衡，可以继续磋商慢慢解决。如果没有雾霾污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还可能被延缓，正是雾霾这个最有分量的催化剂，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的举行，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转机。原以北京为中心的环首都经济圉规划，也变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一场雾霾终于让京津冀恍然大悟，整体发展原来是如此必要和迫切。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化与经济 内涵 动力 机制

区域文化的内涵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是第一个对文化定义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他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张佑林，2007）。这个定义包括了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英国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也分别界定了文化的定义。克鲁伯和克鲁柯亨合著了《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列举了1871-1951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随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传入中国，国内学者亦纷纷对文化概念展开研究。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金相郁，2004；双传学，2006），区域文化是指生活在特定区域的人群在从事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所创造和逐渐积淀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区域的地理环境、资源分布情况、社会生产模式、人文、历史进程和其他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区域文化具有独特性、共享性、整合性、凝聚性、开放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征，并具有自身结构运动的矛盾性和自身发展规律。

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互动

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不可分割，二者是互相融合、共同发展和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区域经济支持区域文化的发展，以确定区域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级别、性质以及区域人民的社会时尚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内在动力，可以提高经济效益、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研究、加快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是构成“经济文化力（陈依元，2001）、文化经济力”的重点，是提高区域发展活力和后劲、增强经济综合实力的有效途径。

在高收入国家.经济和文化有明显的收敛趋势，即经济与文化的融合。文化产业是区域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的产物，是指从事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为这种生产和经营提供相关服务的产业（李秀金，2006）。文化产业的繁荣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在多个方面都显示出了积极作用。首先，经济贡献。文化产品价值和服务的消费、文化从业者的直接生产力、文化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业人员数量和结构的变化都促使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文化精神和观念。区域文化来源于长期的心理积淀，能够继承、转变、甚至重新塑造新的精神、价值观和观念，而文化精神和观念反过来又能够直接刺激和引导个人和社会组织的兴趣偏好、消费观念、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王安琪，2011），从而影响主体的经济决策和经济发展。如吴越文化中的创新、冒险精神成就了江浙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再次，联动作用。区域文化赋予了其它产业文化附加值，并促进了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联合发展，产生综合联动效应共同影响经济总量。如文化产业带动了农业、旅游业，广播影视业带动了音像、动漫游戏软件设计、家电、广告展览等产业及服务市场；最后，人力资本。区域文化的发展一来为区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了就业人数，二来通过文化教育、文化培训、文化艺术活动提高了全体从业人员的文化修养和文化素质，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支持。

区域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动力

区域文化与经济协调互动发展的动力源一般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上级政府的需求，二是区域文化或经济单方面的需求，三是文化和经济双方的共同需求，动力源不同结果效应也是千差万别。结合我国实际，二者的互动是在区域文化与经济多重主体相互作用的内源性动力和上级政府的外源性推力共同作用下展开的。

（一）内源性动力

区域文化包含企业、科研院所、高校、中介组织、消费大众等多重内生主体，如图1所示，而这些主体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承载个体，区域文化和经济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推动二者互动发展的内源性动力。首先，文化企业、创意机构一方面将无形的文化转变为有形的商品、服务和衍生物，创造经济价值，提升文化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能级。另一方面把文化因素封装、融入到既有商品中，使产品实现更多的文化附加值（张曾芳等，2001）；其次，高校和科研机构利用高校雄厚的师资力量、办学经验和交流渠道，培养创新、创意人才，推动区域文化发展。高校和科研机构还可发挥各自的科研队伍、设备和基地优势、服务的网络，结合研究文化、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大问题，服务区域经济建设；再次，大众传媒和金融、咨询等行业中介机构的有效管理与服务也促进了区域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如传播互动的知识、信息和技术，参与重大合作项目的咨询论证，提高文化与经济互动的运作效率和效益，为区域文化和经济的互动牵线搭桥等；最后，区域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发展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他们是二者互动发展的“微观主体”。人们对精神文化越来越旺盛的消费需求、内生激情、无限的文化创造力、传播力和感染力，都成为了推动区域文化发展繁荣的源头活水。

（二）外源性推力

外源性动力则是由区域上级政府对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进行干预而产生的。中央政府具有助推区域文化与经济协调互动发展的意愿和实力。就意愿而言，自然资源要素的禀赋差异造就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区域文化的发展却形成了区域竞争的“软实力”。 政府制定和实施区域文化发展的战略与规划，对体系内各互动主体进行引导、规范和扶持。如党的十五大单独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首次专门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党的十六大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意见，明确了政府在文化领域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责任（李宁，2009）。党的十七大明确把“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的文化发展战略（陈少峰，2007）。国内各区域在国家文化建设新思想的引导下也纷纷结合当地优势文化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各种区域文化发展战略。

从能力的角度看，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快速、稳定的增长有力促进了区域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发展。1978年我国财政收入仅为1132.3亿元，2011年则增加到了103740亿元，增长了将近92倍；另一方面，政府能为文化实力较弱的区域提供政府保护。如法国、芬兰等国家为自己文化产业的发展制定了很多保护政策，比如限制美国进入其国内市场或采取配额等方式。此外，欧美、韩、日等国家文化的繁荣和高速发展呈现出了很好的带动和示范效应，也对我国区域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

区域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的机制体系

互动是主体之间相互影响及作用的交往活动，或是交互主体对其他主体的行动与反应过程（周绍杰等，2010），互动发展机制是区域文化与经济良性互动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为促进区域文化与经济的协调互动发展必须建立互动机制，以增强区域文化与经济的关联性，实现区域文化与经济的优势互补与共同繁荣，主要包括市场机制、合作机制、扶持机制和治理机制。

健全市场机制。市场机制是区域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的主导机制，是指遵循市场规律，推动区域文化市场和经济市场一体化发展，引导要素交流共享、企业合作和产业升级、产业链延伸，增强区域文化与经济各个主体之间的联系，提高要素配置和利用的有效性，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但是，单一的市场机制并不能确保区域文化与经济的协调互动发展，尤其是区域文化发展弱势地区。因此，构建区域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机制体系时，既要把市场机制放在首位，又要和其他机制相互联系，避免出现“市场失灵”。

完善合作机制。合作机制是指区域文化和经济各个主体在互动发展过程中，遵循平等协商，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的基本原则，在材料供应、设备使用和技术支持、融资、信息共享、人才流动、资源勘测，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外部经济联系和贸易等方面，搭建文化与经济全方位的交流、合作关系，实现二者优势资源的互补、共享或叠加。同时，要注意通过制度保障来实现公平互动。

搞好扶持机制。区域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的扶持机制适用于区域文化发展水平低、自我发展能力弱，缺乏与区域经济主体参与合作的“对等”能力的区域。区域政府在发展规划过程中，应更多考虑区域文化因素的客观要求，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扶持，如：实施财政补贴、减免税收、税收留成、优惠贷款、贷款担保、提供信息服务和帮助培训人员等。改善外部互动环境，提高文化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文化与经济共赢发展的目标。

完善治理机制。治理机制是指多个文化和经济主体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形成一个稳定的内生秩序，以保障区域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的长效运转（覃成林，2011）。治理机制虽然不完全直接作用于区域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发展，但往往通过其他三大机制对互动发展产生间接影响。治理机制的健全一方面可通过制度的变革和创新，促进各机制的相互融合；另一方面可由政府设立或民间自发形成的正式或非正式治理机构，共同搭建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制度化运行平台。

四个机制各有所长，同时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有机的整体（见图2）。

参考文献：

1.张佑林.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金相郁.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第三种解释[J].经济学动态，2004（3）

3.双传学.区域文化刍论[J].江苏社会科学，2006（6）

4.陈依元.新世纪经济文化力的竞争及对策[J].浙江学刊，2001（2）

5.李秀金.试谈区域文化的区域经济效果[J].求实，2006（2）

6.王安琪.文化产业与总体经济互动机制[J].商业时代，2011（13）

7.张曾芳，张龙平.产业链衍生：第五产业新说[J].江海学刊，2001（1）

8.李宁.国内区域文化发展战略比较[J].学海，2009（6）

9.陈少峰.发展文化产业的国际经验借鉴[J].人民论坛，2007（20-21）

10.周绍杰，王有强，殷存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功能界定与机制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5

11.覃成林.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研究[J].经济学家，2011（4）

作者简介：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范文第5篇

[关键词]美国主导；TPP；中国；出口贸易挑战

[DOI]1013939/jcnkizgsc201607188

军事以及经济是美国战略偏重亚太地区的首要元素。而与军事向东移动不同，经济东移会遭到相对顽强的"抵抗"。在经济水平式微、与亚太国家虚以委蛇和中国与亚太各国经济关系渐趋稳定的大背景，美国在战略部署方面不得不重新考量。TPP是美国企图应用“巧实力”来掌控亚太区域的经济贸易规则订立、构建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在希望最大化美国的权益的同时，防范中国发展过快，并将中国的发展纳入其掌控范围内。中国对应的策略，笔者认为是：深化与亚太区域国家的经济贸易关联，用订立自由贸易协定的模式稳定其经济利益，预防TPP对中国的挑战，找到发展的契机。

1TPP发展历程以及其特征

截止到其目前，TPP的发展有三个时段。

11第一时段

小国发展时段（2005―2008年）。2005年的夏天，新加坡、新西兰、智利、文莱完成了“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在该年的8月，协定签订成功，TPP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2006年，TPP协议与另外两类补充协议――《劳动合作备忘录》与《环境合作协定》陆续签订。尽管这个时段TPP正处于起步阶段，其市场竞争力以及地区竞争力还不大，然而其代表了四国的利益，并且开放程度高。

12第二时段

美国主导时段（2009―2012年）。2009年美国“介入”TPP，这也是TPP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一年，让TPP不再默默无闻。这段时间，美国主导下的TPP迅猛进步；另外，美国对TPP的主导权还在持续膨胀。美国不但开启了由其“导演”的多方谈判，从体制角度为TPP带去实质性的改变，这段时间澳大利亚、秘鲁、越南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也进入了这个集体；2012年6月，墨西哥与加拿大也进入了TPP团体。

13第三时段

美国主导下的美日合作时段。2013年3月，日本参加TPP谈判，这又为TPP增加了分量。日本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其进入不仅对TPP来说意义深远，并且对以往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全球贸易局面形成了影响，而且让亚太区域的国家开始感到威胁。尽管日本在2013年“消费者权益日”那天正式宣告参与TPP谈判，然而日本这个新晋国家让TPP对全球经济贸易局面的左右变得更为明显。

14TPP的特征

同以往的自由贸易协定比较，TPP呈现出很多新特征，例如其倡导完全废止关税，其是一项公开程度高的“活的协议”。另外，TPP协定将劳工标准与生态维护等版块全部归入其权衡的范畴。因此，TPP是“着眼于新世纪的综合类自由贸易协议”。

TPP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构建较为全面的自由贸易体制。与常规的自由贸易协议比对，TPP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上述废止关税构想，开放绝对自由的贸易活动，并取缔全部流入成员方市场的农业商品出口补贴，在原则上不允许存在任意的例外状况。

2美国主导下的TPP对中国的挑战

21我国在亚太区域的掌控力变小，有逐渐被排挤的危险

中国是亚太区域最庞大的经济体以及亚太经济进化的有利推手，我国在亚太区域的号召力也逐渐强化。当前，中国已订立协约的自由贸易区多达10个，正处于谈判阶段的自由贸易区达到6个，正在调研的自由贸易区达到2个。另外，还有一个优惠贸易安排。在目前的亚太经济贸易局面中，我国在亚太经济贸易格局中的影响已与20世纪不可同日而语；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份额正在缩减，甚而要失去与亚太区域国家的谈判砝码，这是美国最为头疼的局面。

美国进入TPP，其一方面是要约束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在亚太地区钉入一颗尖针，破坏亚太地区的团结；美国重新返回亚太，在高端制造领域与日本、韩国打得火热，以约束我国的产业升级速度以及商品附加值的提升；在低端产业上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合作，以其人力资源压缩我国的劳动力收入空间。

美国期望建设一个以美国马首是瞻，让对美国有利的体制来逐步替代他类体制。所以，TPP的进步让美国对亚太区域的掌控力变得更为强大，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变得不再像以往那么关键，甚至受到排挤。

22中国的出口贸易将受到负面影响

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尚处于关键时期，出口贸易对本国的经济有着极大的拉动作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是中国的重要出口对象，依照商务部对外贸易发展汇报：2012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增加85%，对东盟国家贸易增长102%，美国超越欧盟成为中国的主要出口对象。

因此，亚太区域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有着极为明显的影响力。TPP的出现，让TPP协议内的国家间不容许其他非TPP协议内的国家抢占贸易份额，这让我国对亚太区域的出口贸易大受打击，这类贸易转移现象会压缩我国经济增长的空间。

23我国的政治风险增加

美国主导TPP的真意不但是从经济上制约我国，亦有政治以及国家安全层面的原因。中国是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其在亚太区域以及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正在逐渐变大，这对美国的全球霸权主义是一类实质性的打击。美国以TPP为跳板，笼络日本、越南等国家，意图在经济上控制亚太地区，从政治上约束中国。

近段时间以来，中国与日本的“纠纷”、中国与越南的“黄岩岛冲突”的情况突变，美国就是其中的幕后推手，这也映射出美国主导TPP并约束中国的野心或政治企图――这在无形中增大了我国的政治风险。

3中国应对策略猜想

纵然大部分国家都认可美国打压中国的思路，甚而将自身与美国的亚太方略协同化，然而中国发展出现的世界要素以及商品市场的活泛，却是不争的现实；国家的利益在任何国家都是第一位的。

所以，对中国来说，深入加强本国与亚太区域的各个国度合作的强度，找到其与中国比较优势的契合点，就应该能够应对美国主导的TPP对我国的挑战；此外，中国也应权衡到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从本质上来讲，战略利益要凌驾于损失抑或成本，中国应抓紧一切机会发展本国的经济并与亚太区域各个国家形成牢不可破的经济关系，之后实现一体化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因此，中国在扩大经济贸易的前提下消除各个国家的顾虑，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利益来消除TPP对中国形成的挑战已经势在必行。

此外，强化与台湾等自由贸易区的联系，也是上述策略实现的有效途径。当前，内地与香港、澳门间订立的经济贸易协定依然有效；与台湾间经济贸易的合作频率越来越高。另外，国务院对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允许贸易的准入条件不再像以往那么苛刻，上海自由贸易区在航空运输、海上贸易、物流、关税等层面出台了一部分策略，这类策略能够协助产业快速升级并加大与中国贸易的地区的投资力度，从而形成产业聚集效应。

4结论

中国应尽量快速地转变以内需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手段，极力促使贸易均衡的到来，减少对大宗进口国家的依赖；甚至，中国要转变战略，参加TPP谈判。

参考文献：

[1]郭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下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国际共生路径[J].中国科技论坛，2014（10）：72-78

[2]孙晓霓，刘晴TPP对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及对策――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的视角[J].经济经纬，2015（2）：50-55

[3]贾引狮美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就TPP知识产权问题谈判的博弈研究――以TPP谈判进程中美国的知识产权草案为视角[J].法学杂志，2013，34（3）：85-93

[4]彭瑞驷TPP 冲击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专利规则探析――以 TPP 知识产权草案专章为切入点[J].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15（3）：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