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范文第1篇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的全球化发展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波及全球范围的几次大型金融危机中就可以看出，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还不够完善还需要能够有效的发现和防范金融风险。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

(l)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金融监管者需要利用会计准则来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的公平有序竞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市场将会不断发展壮大金融市场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问题，为了加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者必须借助会计准则来提高金融监管的力度。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上仅仅依靠金融监管是不够的是需要会计准则来约束企业的金融活动的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基础是金融监管的重要工具。金融监管内容的制定是依靠会计准则来进行的，因为是先有会计准则接着才有金融监督和管理。所以说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

(2)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工具之一。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一种工具，比如说会计准则有对金融资产减值方面的相关规定对于企业金融资产减值的确认、计量和计提都有着详细的规定那么企业在会计准则的要求下做好金融资产的减值计提金融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增加大量的减值准备，以抵御在经济衰退时资产价值降低带来的损失媛解金融风险。

(3)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具有相似性。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虽然有着不同的目标，有着不同的监管层次和内容，但是这两者之间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它们产生的背景是相同的沛场经济的盲目性带来的市场混乱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正常运作就需要对市场上的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管，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就应运而生了。其次二者都有着政府管制的强制性这两者是以一定的法律规范而存在的，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规范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再次启们的最终目的是相似的，虽然说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维护社会公平捉进社会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捉进社会资金的合理流动。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是相辅相成的是市场经济健康运作的重要工具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可以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得越来越快并且能够快速的发现金融风险并采取一定的措施防范金融风险。

二、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协调发展

(l)尊重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的独立性。将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结合起来不是说要将二者合二为一而是让两者协调发展。首先就要充分肯定会计准则的地位肯定会计准则在金融市场上的监管地位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是独立存在的。会计准则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实现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它具有专业独立性。所以说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在企业的发展各个环节力求实现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捉进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启是具有独立性的。

(2)发挥会计准则对金融监督的基石作用。从前文中可知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基础是金融监管制定的理论依据，金融监管是在会计准则的基础上进行监管的，所以说要让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需要会计准则发挥基石作用在制定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金融监管务必做到对金融市场上每一个细节的监督和管理，让金融监管能够涉及到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一个方面。在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客观性时要将所有涉及到的内容以非常明确的形式制定出来能够将企业的经营活动都纳入到一定的监管体制中来。会计准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启是需要在市场经济中与时俱进的要不断创新和发展所以说要看到市场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进行会计准则的更正完善。

(3)积极完善金融监督。会计准则要不断发展和完善金融监管也是如此金融监管需要在会计准则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庄要是从以下一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信息质量的检查制度逐渐提高信息的透明度第二将金融监管与外部审计结合起来赴外部审计对金融监管进行监督捉进金融监管实施的到位和有效性第三完善金融监管机制沛场经济的日新月异使得金融监管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了并没有实现对金融市场的有效兼顾所以需要及时的完善和创新。

(4)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督加强合作。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要加强合作从不同的方面实现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捉进金融市场的稳定。由于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又有着高度的内在同一性所以有合作的基础两者从不同的方面逐渐提高金融市场信息的透明度从不同的方面逐渐加强对市场的约束力，使得市场运转更加审慎，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进行捉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总结

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金融安全网 最后贷款人 存款保险制度 审慎监管 真实票据论

为了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仅仅从宏观上来影响商业银行适应性的货币创造是不够的，还必须辅之以微观监管，通过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为宏观调控奠定坚实的基础。从政府干预经济的本质看，货币政策更多的是一种行政行为。事实上，任何一种宏观调控手段都必须存在相当的微观监管并与之相配套，否则再好的政策设计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一、 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目标和内容



关于政府对金融监管应达到什么目标，除了传统的“3S目标” 外，[1]国外的监管理论对此论述较多，其中以T.F.卡吉尔和J.G加西亚(1985)的观点较具代表性。他们认为，金融监管的目标主要有四个:第一，通过货币控制来实现物价稳定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第二，保证存款机构特别是其负债起货币作用的健全性和生存能力;第三，保护存款人;第四，改善金融体系中流动的效率。他们的观点与其说是金融监管的目标，还不如说是政府对商业银行监管的目标。而Mathias Dewatripont和Jean Tirole(1993)的分析更是简单明了，他们认为政府对银行监管的主要目标就是保护储蓄者和银行体系的有效运行。[2]

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保护，G. J. Stigler (1971)在《贝尔经济学杂志》春季号上发表的“经济管制理论”一文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凡是管制，照例都是首先为被管制的活动或行业的利益而设计和执行的”，[3]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对银行监管的主要目标是保护银行，将银行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为宏观金融调控提供稳定可靠的微观金融基础，最终达到保护存款人和稳定宏观经济的目标。

由于各国经济发达程度和金融环境的不同，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内容存在较大的差异，可将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具体监管措施概括为以下几类:[4]

第一，市场结构控制:主要控制各地区金融机构的类别及开业的家数，保证金融服务的多样化和可得性，避免竞争加剧，同时监管当局又不愿看到在银行业中垄断现象的出现。

第二，业务种类控制:主要是监控银行从事监管当局批准的金融业务，一些国家禁止商业银行涉及非金融业务，在分业经营的国家禁止商业银行从事非本专业的金融业务。

第三，谨慎性控制:主要是限制商业银行风险过度集中和过度投机行为，如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对单一客户的最高贷款限额，以及发放按揭贷款的最高成数限制等。

第四，保护性控制:主要是在银行破产倒闭时，如何保护相关行为人的利益，如对商业银行实行存款保险等。

二、 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制度分析



微观金融监管的制度是从金融安全网的角度来加以制订的。金融安全网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金融监管当局的审慎监管;二是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三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林平(2002)将三者的特点概括为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审慎监管主要侧重于事前预防，通过加强风险监管来维护银行安全;而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则主要侧重于事后监督管理，分别通过提供流动性援助和保护存款人来维护银行安全。下面结合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内容，对上述监管制度的设计展开分析。[5]

1.审慎监管制度分析

审慎监管是对商业银行监管的主要原则。在实践中尽管存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根据该原则制订和的一系列有关银行监管的指导性意见和原则，但由于各国对审慎程度的理解各不相同，各国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力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中最大的是对商业银行业务范围应该限制到什么程度才能控制其风险的形成、积聚和外化，以达到事前预防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目的。

在各国的实践中，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型银行可以提供各类金融服务。号称金融百货公司(Financial Department)，其主要理论基础是范围经济和资产组合理论等;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专门化金融机构(Financial Boutique)，在历史上其业务范围曾受到严格限制，其主要理论基础是风险隔离和比较优势理论等。尽管两者看不出明显的优劣之分，但随着金融创新活动的深入和放松监管，商业银行业务范围会不断扩大，全能化成为大势所趋。

叶辅靖认为，现阶段我国的金融风险具有三重性[6]: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共有的金融风险;二是产权不明晰和不正当权力引起的体制风险;三是金融不发达阶段的弱者风险。分业经营在防范我国的特有金融风险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现阶段要坚持分业经营。但加入WTO对金融业的影响越来越大，发达国家又相继放弃了分业经营的模式，这对我国的分业经营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实际上我国修改后的《商业银行法》也在处理混业经营问题时，以“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为商业银行业务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埋下了伏笔。

2.最后贷款人制度分析

最后贷款人(The Lender of Last Resort)一词最早出自于1873年英国著名记者Walter Bagehot (1826-1877)的“伦巴第街”一文中[7]。他提出英格兰银行在需要时发放贷款给那些流动性差但还有清偿能力的银行，成为他们最终的流动性来源。由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大多与再贴现(再贷款)的操作联系再一起，人们往往注意它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而忘记了它的初衷是为危机中的银行提供最终的流动性来源，正如Frederic S. Mishkin所描述的，“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体系，就是针对1907年的银行恐慌而设立的。它设立的本意是作为银行危机时期的最后贷款人，也即当其他人无法向银行提供储备时，为了阻止银行倒闭，美联储应向银行提供储备”。[8]关于最后贷款人的制度设计存在下述争论:

第一，中央银行与监管当局的定位。近年来国际上全能银行的模式越来越流行，相应监管体系的理论也从金融机构说转向金融功能说，各国纷纷将原属于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逐步分离出来，并把分离的金融监管机构整合为一。英国的情况便是如此，长期以来，英国由英格兰银行、证券投资委员会分别负责银行业和证券业的监管，此外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在监管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随着金融混业的发展，英国政府将英格兰银行、证券投资委员会和其他金融自律组织合并，成立了独立于英格兰银行之外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2000年6月，英国通过《金融市场与服务法案》，从法律上进一步确认了上述金融监管体制的改变。但是，根据《1998年英格兰银行法》和英格兰银行与财政部和金融服务局的备忘录，英格兰银行仍需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实际上机构分立后，也只是将原来的内部矛盾外部化而已，中央银行仍旧会存在角色冲突，问题的核心是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制度安排如何制订，在理论界存在“含糊其辞”和“明确承诺”的制度安排之争:前者是指中央银行事先不明确承诺肯定会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以此维护市场纪律，促使银行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和抗风险的能力，同时约束银行的道德风险;后者则是指为提高人们对那些有资格得到紧急援助银行的信心，明确承诺一定会对这些银行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同时加强未取得承诺资格银行的市场约束力。不管哪一种制度安排均会存在一定的缺陷，[9]前者可能产生公众信任的风险和挤兑风险;后者的可操作性不强，入围的银行可能产生道德风险。中央银行如何找到两者的平衡点确实是一门艺术。

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金融市场开放突显出我国金融监管理念滞后、金融法律建设滞后等等问题。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本文建议我国进一步推进金融监管制度改革，转变金融监管理念、加强金融法制建设、逐步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以强化金融监管功能、提升金融监管的水平。

一、引言

开放金融市场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也给我国的金融监管带来了更大、更多的困难。如果我国的金融监管不能适应这种新的格局及其带来的各种变化，必将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良性发展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金融市场开放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几大挑战

1、混业经营模式成为发展趋势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加快，随之而来的是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快速转变。这种经营模式的转变体现在实行混业经营的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涌入和国内金融机构逐步走向混业经营两个方面。

（1）混业经营的国际竞争者大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按照我国政府的承诺，2007年以后我国金融市场将全面对外资开放，允许外国金融企业全面加入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在中国营业的所有银行机构都将获得许可，可以在全国的所有地方经营任何货币的业务。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已有21个国家和地区的72家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了254家营业机构。另据统计，目前被外资参股控股的金融企业共计67家，其中银行16家，信托公司4家，保险公司19家，基金管理公司19家，汽车金融公司4家。随着金融业开放的推进，在境外跨国金融集团的混业经营压力下，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会越来越被动。

（2）国内金融机构逐步走向混业经营

金融市场开放后，我国国内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已成大势所趋。国内金融机构在同国外金融机构展开的竞争中，由于国外金融机构的背景是综合性金融集团，大都采用混业经营模式，具有许多综合优势，而国内的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相对而言几乎都是单一资本、单一业务，几乎都存在资本单薄、互相调度资金空间有限以及专业人才分割、知识面较窄的缺陷，在竞争中肯定处于劣势。因此，在国外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下，我国金融机构将进一步受到国际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的影响，逐步走向混业经营。事实上，我国政府已开始对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政策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国内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的业务合作已日趋加强，已初步形成了三者之间业务渗透、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同利用现有市场资源、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并呈现了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趋势。例如中信集团拥有中信银行、信诚人寿 、中信证券、中信基金、中信信托等子公司，业务横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领域；光大集团控股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公司、光大永明保险公司、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些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之间业务关联非常密切，事实上已经存在混业经营。

2、金融监管理念滞后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基本上停留在政府管制和保护阶段，金融监管当局依然遵循着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和经营行为，限制金融机构合并的金融管理理念。然而，在世界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国际上金融监管理念也因而不断发生变化，从最初单纯立足于安全的监管目标，发展到以效率优先、兼顾安全的新型监管理念。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后，为了拓展自身的业务范围和抗风险的能力，获取更高的利润，内外资金融机构将不断地进行业务创新和金融工具创新，开拓和经营非传统性的业务，金融创新不断出现，因此，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以金融安全为最终目标的金融管理理念已然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发展趋势。

3、金融法律、法规建设滞后

金融监管的实质是法制管理，从金融监管的内容来看，一般应包括市场准入监管、市场运作过程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从金融监管的手段与方法来看，主要依据法律、法规来进行；在具体监管过程中，则主要运用金融稽核手段来进行。由于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靠由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因此造成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基础环境发展滞后。虽然目前已出台有《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多部法律与法规，但条款比较概括、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有的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务的发展和金融监管的需要。在现实中，金融机构从市场准入、业务运营，到市场退出、违规处理等等方面都存在大量的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明确和解决。

三、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几点建议

面对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和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对我国金融监管的挑战，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对完善　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提出以下建议：

1、转变金融监管理念，提升金融监管的水平。

金融市场开放和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要求金融监管理念的转变，即在安全基础上，更注重效率与创新。在当前的金融监管中引入激励监管的观念，充分尊重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

首先，从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转变。当前我国金融监管的内容主要是以对金融机构的审批和金融机构的合规性监管为主，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和规范性监管则涉及不多。在金融机构发展初期，以合规性监管为主是必要的。但是从风险监管角度分析，这样的监管措施往往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因为风险监管措施强调的是发现风险后如何控制风险、减少风险、增加抵御风险的能力，追究造成风险者的责任。长期以来，金融监管机构习惯于设定一系列管理规定，进而据此检查金融机构的合规性，而风险导向的监管更为强调动态性的监管，强调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随着银行业的创新和变革，合规性监管的市场敏感程度明显降低，促使监管机构转向风险导向性。巴塞尔委员会据此也了一系列的文件，强调和鼓励各国监管机构重视风险监管。

其次，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监管经验。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已有一定的发展，金融业正逐步向国际化迈进，如果仍缺乏对金融机构发展中的风险预防、保护以及最后支持的基础，将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在我国，一旦金融机构出现经营风险，政府往往是以行政方式出面干预，对金融风险的违规行为做出纠正。这种被动的事后处理方式，影响了金融业发展的稳健性，导致我国金融监管能力和金融业整体运营效率的低下。所以，我国的监管机构有必要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完善风险监管。

第三，努力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在我国金融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努力提高监管水平，要借鉴国际先进监管经验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新资本协议》的原则，跟上国际金融业务和监管技术的发展；通过建立科学的评级体系和实施综合并表监管，提高以风险为本的持续性审慎监管能力；规范监管工作，提高监管工作透明度和监管效率；建立国际监管组织的合作协议与机制，在信息共享和交流的基础上更好地实施监管。

2、加强金融法制建设，强化金融监管的功能和作用。

法律体系是金融机构监管制度的主要保障和归结点，把监管工作建立在严密、系统的法律法规之上，使监管工作依法进行，并以此保障监管行为的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统一性，这既是金融监管自身的内在要求，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经验。因此，面对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潮流，政府应尽快适应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的需要，可以借鉴国外成功的管理经验和理论基础，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理，废除或完善相关条款，同时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内部需求变动增设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形成从市场准入、经营范围、风险管理、市场退出等各个方面的金融监管法规体系。此外，还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程序和标准实施监管行为，确保监管行为自身的合法性、合规性，防止金融监管违法、失当行为的发生。 转贴于

3、强调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的结合，尤其应重视内部控制的作用

有效的金融监管必须注重外在约束和自我约束的有机统一，即在对金融机构进行外部监管控制同时，强化其内部风险控制制度，提高自我监控水平。因此，我国在强化国家金融监管的同时，还要注意建立完善我国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机制，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内控自律管理体系。只有金融机构内部形成良好、严格的内控机制，外部的金融监管才能发挥效能，这既是金融监管最基本的约束机制，也是国家实行金融监管的基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经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发现很多金融机构的问题出在内部控制上。因此，监管机构要促进和督察金融机构完善内部控制，只有将外部监管和内部控制结合起来，才能保证金融机构稳健的运行。如果脱离了严密的内部控制机制，再完善的外部监管也会成为便的缺乏基础，无法发挥效用。

4、逐步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

为了适应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我国需要逐步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是以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发展为契机，形成覆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及其它金融业务的统一金融监管机构，对现有分散的金融监管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逐步解决监管重叠与监管缺位并存等问题，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全面性，推进金融业务的创新与发展，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参考文献：

1、巴曙松：《一行三会成铁路警察 金融监管各管一段》，2005年02月06日 《中国经济周刊》。

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外资银行；监管；金融监管

截至2007年5月末。共有42个国家在华设立了75家外国银行。在25个城市开展业务。已批准改制的外资法人银行12家，外资银行的营业性机构186家。其中，改制后的法人银行分行79家，外国银行分行95家，中外合资银行3家，外商独资银行7家，财务公司2家，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86家，法人银行12家，16家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提升国内银行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促进中资银行的发展，加快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外资银行的大规模进入。必将对我国的银行业竞争格局、市场秩序甚至金融安全产生重大影响。鉴此，我国应加快与外资银行相关的政策调整、体制改革和宏观管理工作，尤其应当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外资银行监管的理论基础

外资银行是东道国引进的具有外国资本的银行。外资银行监管是指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金融主管机关及其执行机关或有关机构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际公约对外资银行机构和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业务经营和市场退出等进行监督和管理，促使其合法稳健运行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具体来说，外资银行监管由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监管目标及监管方式四个基本要素构成。

(一)外资银行监管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世界各国在外资银行监管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经济学理论，为外资银行监管奠定了理论基础。

1　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理论

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即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是指私人信贷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和相关贷款者具有某种内在特性，即这些机构不断经历着危机和破产的周期性波动。这些金融机构的崩溃会传导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产生总体经济水平的下降。该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Veblon)提出，但人们公认系统地提出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理论的是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他认为，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信用创造机构和其他相关贷款人的内在特性引起信贷资金供求不平衡。这样就会导致金融危机，使银行经历周期性危机和破产风潮。另一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也从周期性角度来解释金融体系风险的孕育和发展。他认为宏观金融风险的产生与积累是不同经济人非理性或非均衡行为的结果。

2　社会利益理论

社会利益理论亦被称为市场调节失效论。该理论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时期。当时人们迫切要求政府通过金融监管来改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低效率和不稳定状态，并恢复公众对国家货币和金融机构的信心。社会利益论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由于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竞争的结果会使社会利益最大化。但市场不能在竞争方式下运转即市场失灵时。必须有一种降低或消除同市场机制失灵相联系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管制。市场机制失效的原因在于市场本身具有市场缺陷。从金融市场看，其市场缺陷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银行业的不完全竞争性，即金融机构的竞争与其他行业一样存在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问题。第二，银行的负外部性。银行的负外部性包括一家银行机构破产导致多家银行机构破产的连锁反应的系统失灵风险以及由于过度竞争造成一般贷款标准和利率的降低的传染效应。第三，信息不对称。一般说来，在金融市场上存在两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一是在存款市场上，存款人难以了解银行的经营管理和资产组合状况，存款人在信息方面相对于贷款人处于劣势。二是在贷款市场上，由于借款人对其投资的项目拥有更多的信息。银行难以准确认定借款人具体投资项目风险的高低而相对借款人处于信息劣势。因此。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减少金融体系的信息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

(二)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价值分析

法律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于一定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反映了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价值追求。从法理上分析，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主要体现了以下价值目标：

1　秩序价值

秩序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与法律永远相伴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秩序”。通过对外资银行监管，加强外资银行的内部控制机制，以及来自政府管制、行业自律、市场约束等外在控制机制来维护东道国、母国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市场秩序。同时，通过外资银行监督法律制度，明确金融监管当局的组织体系、职责、运转程式等，实现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从而进一步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2　安全价值

安全价值是指法律能够直接确认和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自由等。满足人们的安全需要。外资银行的经营活动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交易活动比一般国内银行更为复杂，也面临更多的经营风险，必须通过监管立法保证其交易的安全性，从而保证外资银行资产和广大客户及存款人信用的安全。同时。由于金融市场固有的市场缺陷。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容易面临系统风险，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还可能导致东道国整个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国际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通过外资银行向东道国传递也会给东道国的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威胁。与此同时，外资银行的自身经营安全对母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各国为了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的安全，都要对外资银行进行法律监管，用法律手段调整跨国银行与其他社会主体所形成的社会关系。

3　效益价值

效益价值是指法律能够使社会和人们以较少或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外资银行风险监管追求的效益价值主要是一种经济效益价值，同时强调社会效益价值。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经济效益价值在于：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内容安排须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具有可操作性；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在运作过程中须注重成本―效益的比较，降低监管成本，引导外资银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社会效益价值在于：通过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经济的整体利益；通过外资银行监督法律制度加强外资银行的信息披露，保护存款人、投资者的利益，维护社会公正。

虽然各个国家对外资银行监管立法的价值追求在实践中存在着差异，同时，一国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外资银行监督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也有所不同，但秩序价值、安全价值、效益价值却是大多数国家金融监管立法的法律价值追求。

二、外资银行法律监管的国际合作――巴塞尔体制及其对我国的实践意义

(一)巴塞尔体制主要内容

上个世纪70年代早期发生的一系列跨国银行危机。加深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监管合作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1975年，西方“十国集团”在瑞士的巴塞尔聚会，正式成立了“银行规章条例及监管办法委员会”(Committee on Banking Regulations and Super-V‘lSOry Practices)。简称“巴塞尔委员会”(现已更名为“银行监管委员会”(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lon)。巴塞尔委员会的诞生，标志着国际银行监管合作的正式开始。巴塞尔体制主要确立了以下原则：

1　跨国银行监管国际合作原则

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加强跨国银行监管国际合作，协调东道国与母国各自对跨国银行进行监管的责任是巴塞尔委员会的重要工作。1975年《对银行的国外机构监管原则》规定：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母国与东道国对银行共同承担监管的责任，东道国有责任监督在其境内的外国银行；东道国监管外国分行的流动性和外国子行的清偿能力，母国监管外国分行的清偿力和外国子行的流动性；东道国与母国的监管当局之间要相互交流信息并在银行检查方面密切合作。监管合作要克服银行保密法的限制，允许外国银行总行直接对其国外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否则东道国监管当局可以代为检查。

1983年。巴塞尔委员会在1975年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银行“并表监管法”，并对母国与东道国职责进行了适当的划分。1 996年巴塞尔委员会的《跨国银行行业监管》，为母国并表监管的实施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

2　资本充足率原则

1988年《关于统一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也即《巴塞尔协议》，其基本精神是要求银行监管者根据银行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构成，并依照其承担风险的程度规定最低资本充足率，建立风险加权制。该协议要求资本充足率，即银行总资本与总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应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比重不得低于4％。在2004年6月通过的《统一资本标准和资本框架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中确立了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市场纪律。

3　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

巴塞尔委员会1997年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弥补了母国统一监管原则和并表监管法的缺陷，制定了有效监管体系的25条基本原则，即核心原则。这些原则强调跨国银行业务应实行全球统一监管；应对银行业进行全方位的风险监控；将建立银行监管的有效系统作为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

(二)巴赛尔协议对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实践意义

我国是巴赛尔协议的签字国，但是考虑到我国金融市场的特殊情况和我国目前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现状，我国政府宣布暂不执行巴赛尔协议，这是我国政府目前关于开放金融市场的正确选择。巴赛尔协议是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自身立场考虑的结果。而且跨国银行的母行大多数设在巴赛尔成员国，因此，巴赛尔协议的一些原则更符合其成员国的利益。同时，巴赛尔协议成员国都具有非常成熟的跨国银行管理经验。但是，巴赛尔协议毕竟是目前跨国银行监管方面最有影响力、适用范围最广、最有成效的监管指标和原则，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逐渐地与巴赛尔协议的规范原则接近并吸收为本国的监管制度。在对待巴赛尔协议的立场上，我国应该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其内容予以取舍。

就我国目前的银行业来讲，无论是在管理体制方面，或是组织模式、资本状况、法律地位、经营等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均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足以成为我国不实施巴塞尔协议的理由。这不仅是因为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统一国际规范和准则的巴塞尔协议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银行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同时，实施巴塞尔协议也是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健全的金融法规体系。推动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国际化与国际合作，促进我国银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三、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律体系及其完善

我国的外资银行立法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从外资银行的专门立法看，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主要包括：国务院2006年1 1月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以及银监会同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4月30日的《委托注册会计师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审计管理办法》，1999年5月6日的《外资银行外部审计指导意见》；银监会于2003年12月8日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2004年3月8日的《外资银行并表监管管理办法》等。除上述专门立法外，我国还相继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这些相关立法与专门立法一起共同构成了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体系。其中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是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的基本法律规范。适应了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新形势。

虽然我国已确立了较为完善的外资银行监管法律框架，对于外资银行的监管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法律法规中。关于法律监管目标的规定不明确。第二，中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立法层次较低，缺少高层次立法，对法的效力和执行有一定影响。第三，在现有的法律监管体制上，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这三个部门的职能缺乏严格科学的界定。第四。外部审计的社会监督作用尚有待于进一步发挥和加强。

针对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当完善相关立法和相应机制，提高外资银行监管的有效性，进一步防范和控制外资银行的金融风险。

(一)明确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目标

明确金融监管目标是实现监管高效率和监管有效性的前提。就其他国家来看，大多数国家对外资银行监管目标都有明确的规定。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储备法》第一条明确规定。该法的立法目的之一是“建立美国境内更有效的银行监管制度”。其具体目标为：一是维护公众对一个安全、完善和稳定的银行系统的信心；二是建立一个有效的、有竞争力的银行系统服务体系；三是保护消费者；四是允许银行体系适应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我国现行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目标未作出明确规定，只是在《条例》的第一条说明：“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和完善对外资银行的监督管理，促进银行业的稳健运行，制定本条例。”这种监管目标的缺失与模糊必然造成在监管中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从而不利于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从外资银行监管的实践及其本质要求来看，笔者认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所要达到的目标应是多层次的有机组成的体系。该体系主要应包括下列内容：第一，维护外资银行的稳健运营。该目标有助于维护整个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进而最大程度地保护投资者尤其是存

款人的利益。第二，维护存款人、投资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存款人、投资人和其他社会公众在信息取得、资金规模、经济地位等各方面相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处于弱势地位。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特殊保护，已日益成为世界各国金融立法关注的重点。第三，促进内外资银行公平竞争。内外资银行的公平竞争是外资银行稳建运营的重要保证。

(二)完善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立法体系及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机制

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立法存在诸多问题。从目前情况看。外资银行监管法律体系的完善应当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是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和WTO规则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出台一些新的金融法律法规。二是完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o该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是我国对外资银行进行调整的专门立法。但有些内容尚缺乏操作性，例如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公司治理及交易关联等制度还需进一步细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三是完善外资银行的相关立法，建立和完善市场准入制度、银行保密制度、存款保险制度、最后贷款者制度、审计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为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提供制度支持。四是在外资银行监管体系的完善中。应当提高立法技术。使各部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之间相互衔接。以实现法制的统一性并便于执法者的操作。

我国目前尚未实行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对金融业的监管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进行。而对外资银行而言，虽然其在中国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专门从事银行业务，但其母国总行多为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它可以通过从事不同业务的分支机构来实现混业经营。这就要求金融行业监管的协调合作。但我国现阶段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协调机制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三大监管机构在具体监管业务上的分工和协作也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为了建立责任明确、分工合理、公正透明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实现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运作，应该由国务院制定相关条例对现有金融监管机构的权责、运作机制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三)加强对外资银行的外部审计监督

由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依法对金融机构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公正性进行审计属于社会监督的范畴。随着国内国际业务复杂性的不断增加。外部审计师对银行公布的财务会计报表是否“真实而公正”地反映了银行的财务状况以及报表报告期的银行经营情况的审计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监管当局在监管过程中，利用外部审计师的作用已经成为对外资银行监管的一种发展趋势。198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审计委员会联合《银行监管者与外部审计师之间的关系――关于审计的国际宣言》，对银行监管者的作用、外部审计师的作用、监管者与审计师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该宣言对于东道国与母国监管当局对银行及其附属机构的监管提供了很好的蓝本。

外部审计师对外资银行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公正性进行审计，有助于利害相关者对外资银行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风险程度等方面作出正确判断，增强其在资金、管理、业务和信用方面的透明度。有效的外部审计监督对外资银行不稳妥的业务活动和不健全的内控机制无疑会起到警示、遏制和督促的作用。从而进一步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

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高　管薪酬　资本充足率　国有化

中图分类号：F830.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9)012-06-03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和学者对以往的金融监管理论以及监管体制进行了大量反思，在总结过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G20、美国财政部、欧盟和英国金融服务局发表了很多分析报告。对这些报告进行研究，可以看出当前全球金融监管发生的重要改变和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在此主要讲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该不该限制金融业高管的薪酬

在过去的金融监管概念下，高管薪酬不属于监管的法定内容。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让限薪的呼声愈发强烈，这一方的理论依据有三点首先，目前金融高管的薪酬机制过于奖励短期财务业绩，助长了高管的过度风险承担行为，鼓励过度投机。与此相对应，高管的职业生命有限，任期一般是五年或者十年。部分高管为了个人收入最大化而过度承担的高风险业务，将由后继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一一如存款人或投资者承担。所以，很多人主张金融高管的薪酬应该是政府监管的内容。近期中国政府也出台了规范央企高管薪酬的相关规定。其次，业绩激励与股价挂钩使金融机构倾向于市值最大化，在有限责任制和金融安全网(如存款保险制度)下，股东对风险的容忍度可能高到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存款人)的程度，从而对金融机构或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和安全构成威胁。再次，鉴于金融业的高杠杆率，综合考虑倍数和时间跨度因素，高管薪酬的“基薪+业绩薪酬+期权”形式是否合适值得研究。因为金融高管的薪酬往往和市值挂钩，加之期权激励，由此引发的外部性有可能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比方说金融高管的基薪外收入可能是基薪的5倍乃至以上，那么大部分收入构成就必然与高风险业务表现相关。实际上，这些在有限任期中所创造的利润所对应的风险在其任期内难以实现足够对冲。

虽然限薪的理论很充分，但是在实践中遇到很大困难。首先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可能因为过于严苛的限薪，使得金融人才流动到其他行业，降低了本行业的竞争力。因为金融高管的人力资本定价很困难，所以这是最难的一个问题。其次，如果金融机构在限薪行动上没有协调一致，首先进行限薪的机构可能面临“先发劣势”，其员工可能流失到竞争对手。再次，监管者很难确定最佳薪酬水平，人才定价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案。最后，金融业内部不易平衡，不易寻得商业银行和证券业人才定价的边界。目前的解决方案是改革薪酬决定机制和薪酬结构，充分发挥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特别是增加股东大会在高管薪酬上的发言权和董事会下设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在业绩评估中综合考虑财务和非财务指标，非财务指标包括对风险管理制度、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的遵守：鉴于经营管理的风险可能滞后较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业绩奖金大部分应采取公司股票或与股票挂钩的形式递延发放，并且可以被追回。

二、重新审视金融机构越大越好越强的观点

金融机构应有适度规模，规模过大对机构本身和社会均不利，因为：首先，可能造成规模不经济，超过管理边界，使得“太复杂而不好管理”。例如庞大的资产负债表、众多复杂的交易对手关系以及众多利益相关者使得风险难以管理。其次，大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和支付系统中的核心作用，使其成为系统性风险的潜在根源。第三，“大而不能倒”或“太关联而不能倒”，易产生道德风险，使得政府的隐性担保助长金融机构的低效率和高风险承担行为。

目前理论界对混业问题有了新看法。大家发现混业经营，不一定能通过分散利润来源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也不一定能实现交叉销售机会带来的协同效应。相反，某一块业务的问题可能把其他健康业务“拉下水”，比如A[G的CDS业务。同时有零售存款基础的银行进行高风险的证券自营交易业务，会增加存款保险制度的负担。商业银行的基础性业务(存款，贷款、支付清算)具有社会基本功能，不宜与高风险业务混在一起。目前国际上有几个分拆案例需要注意，例如花旗集团从”金融百货超市”中相继剥离零售经纪业务Smith Barney、商品交易业务Phibro和寿险业务Primerica荷兰国际集团的剥离更加明显，银行和保险将被分拆，欧盟委员会裁定到2013年之前要把它的资产规模缩减到6000亿欧元。

三、关于资本充足率监管问题

这个问题对于银行下一步具体的经营有很大关系。首先，就是所谓的资本充足率存在的顺周期问题。其次，现在对很多流动性风险的关注也不够。另外，就是银行资产当中很多交易类资产和证券化资产风险偏低，这样资本充足率监管非常不够。就此，有人提出对交易类资产和证券化资产的资本要求应该再增加，这会在目前的基础上提高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现实中，不可能无限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因为这会降低银行信贷供给效率，增加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成本。同时，这个增加对于银行业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假如因为觉得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或拨备率不够，就一再追加，最后的结果就是使得这个行业很难存在利润。

危机之后，针对交易类、证券类权重的计算、资本工具多样化的选择、资本构成的质量，巴塞尔新协议当中的顺周期的改革、资本的缓冲机制这些问题，上述报告中已经提出了很多建议，大大地丰富了原来巴塞尔框架内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比如对资本构成和质量的重视，因为较优先股和次级债而言，普通股更能吸收亏损，保障银行放贷能力，所以在金融危机中普遍强调有形股本权益(tangible common equity)的概念。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顺周期性的改革也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由于市场风险框架中资本估算的基础指标一一风险价值(VaR)的计量具有顺周期性，因此，应使用压力测试进行补充。同时，使用简单，透明的杠杆率指标作为基于风险加权资产计算的资本充足率指标的补充，将有助于控制经济上行期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规模的过度扩张，兼具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的意义。而我们对流动性风险的认识也需要加深。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来自资产与负债的期限不匹配，即资产的期限长于负债或”借短贷长”，这是由银行承担的期限转换功能决定的。就流动性风险的资产方来源而言，一些机构即通过变现资产进行流动

性管理，但金融危机表明，极端情况下市场流动性可能急剧恶化甚至消失，不”减价出售”很难达到变现资产的目的。就流动性风险的负债方来源而言，一些机构依赖短期限的批发性融资，而这些融资渠道是不稳定的，在信用紧缩时往往最先受到冲击。

另外一个更有意思的变化就是广义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广义资本充足率监管包括资本金，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金。就存放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而言，一方面在货币政策调控方面的作用逐步下降，另一方面却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增加。我原来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发现许多问题金融机构清算的时候，这是唯一的高质量资产，存款准备金实际上发挥了”强制缓冲资本”作用。广义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不仅是资本充足率，而且是存款准备金加上存款保险。在银行清算的时候，或者考察银行资产稳定性的时候，其广义资本可以作为其基础。落实广义资本充足率监管之后，资本充足率就可以根据经济周期及时调整。事实上，存款准备金的调整与资本充足率监管相比更加灵活，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有时候不仅仅是货币政策需要，同时也是为了金融机构稳定性的需要。这个理论的突破可以丰富我们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手段上的多样化，也可以丰富银行监管当局和货币政策当局在这方面的一些配合。未来资本充足率监管将来发展的情况可能会远远超出我们现在的想象。

四、对问题机构的处理机制

自从雷曼兄弟破产之后，欧美各国发现原有的系统性风险处理机制非常不够，在危机处理的手段和方法上非常不足。当某个机构出现危机的时候，无论是中央银行，还是监管当局，都很难搞清楚这个问题有多大，并且发现原来的监管信息和中央银行持有信息根本不足以应付危机机构。所以，不是钱给的太多，就是给的不够，或者定价不合理。这次美国财政部为首的美国监管当局在危机处理上，发明了很多资本市场适用的方法与手段，比如担保机制、对于货币市场基金的保险、注资转股，期权交易等等方法，包括现在很流行的压力测试。对规模庞大、业务和结构复杂的金融机构，若要补充资本，监管当局不一定清楚资本缺口有多大，这是美国进行压力测试的目的。

在本轮危机处理过程当中，不断有新问题出现，比如跨国机构破产后不同国家存款者的偿付问题、资本金缺口和信息不对称等。监管当局和中央银行在处理危机时，最难决策的问题就是问题机构流动性不足、面临挤兑时，到底是应该救助还是让其破产。美国规模较小的机构已经破产124家，而对于那些稍微大一点的银行，在这次危机中，欧盟，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都首先采取了救助的方法，按我们中国说法，就是给再贷款。这样的做法成本很大，而且对于原来的存款保险制度也是有颠覆性的损失。所以，在问题机构的危机处理上，简单的救助做法显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需要研究新的危机处理办法。目前新方法中比较典型的有英国金融服务局的恢复与处置计划(“生前遗嘱”)。即每个机构，尤其是大机构”活着”的时候就得想好其“死”即破产的那天怎么办。也还要求有恢复计划，要求金融机构说明：在严重压力情况下其如何应对，包括资本恢复计划和流动性恢复计划，上述应对计划的执行条件和步骤以及执行中可能遇到的法律，财务和运营上的障碍，应对最大交易对手的倒闭，说明如何及时地将客户资产转移到第三方，等等。

五、金融危机中国有化的作用

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处理当中，普遍地使用国有化的手段。甚至连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都有文章指出，美国要进入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有化成了最后救济大银行的杀手锏，成了一种特殊的金融监管的手段，这对于金融监管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突破。美国不得不让部分银行国有化，很多美国人自身都觉得有悖于美国精神。可是为什么好多西方国家选择不得不放弃这个理念而选择国有化银行?此外，为什么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很多国家，这次银行国有化的速度和进程比我们想象的要快?最根本的原因是市场理论对于危机下的银行体系不再有适用性。危机之下，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无法获得私人部门融资，破产又会对金融体系造成巨大冲击时，国有化便成为金融稳定的工具。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花旗集团和英国的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均经历了政府先提供优先股融资，然后将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