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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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范文第1篇

关键词：高收入国家；分工理论；分工深化；功能式分化；现代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021-07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逐步下滑，对于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不绝于耳，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2010年的人均收入就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①。而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当一个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有可能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难以再继续上升到高收入水平。那么，中国经过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成为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一、缘起：陷阱和高墙

经常用来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是拉美等国家的情景，这些国家大都有过快速增长、又长期处于停滞的经历。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5000元左右一路上升到70年代初的8000元左右，然而从1974年到1996年，其人均收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在长达20多年时间内一直处于6000―8000元左右的区间之中。类似的情况有巴西的1980―1995年（5195元）、墨西哥的1981―1998年（6717元）和智利的1971―1988年（5597元）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相关报告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情景，前者是一国的工业化没有正常持续进行的状态，人均收入在4000―7000国际元（报告称之为“陷阱”）；后者是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的状态，人均收入为11000国际元左右（报告称之为“高墙”）（刘世锦等，2011）。报告指出，拉美等国家之所以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是其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导致后发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工业化和高速增长过程难以持续进行。该报告认为中国不会落入拉美国家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构成“真实挑战”的是其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后，能否成功地实现转型升级，像德国、日本、韩国等一样跨越“高收入之墙”③。该报告还根据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经验，预测在2015年前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下一个台阶，实际GDP增速将从“十二五”

（2011―2015年）时期的年均9.7%下降到“十三五”（2016―2020年）时期的6.5%。考虑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高达10.6%，而且在2001年至2010年这十年间也基本上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速。研究报告在当时就提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并预判了下降的时点和幅度。在事后看来，这些预判有着惊人的准确性。有鉴于此，此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和“中国发展研究奖特等奖”等殊荣。

当然，任何研究既有独到成功之处，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对于此项研究而言，较多的质疑集中在：一是依据的国际经验仅限日本、德国、韩国等几个经济体，样本数量太少，使得总结出的“挤压式增长”和“经济增速下台阶”等“典型化事实”其实并没有那样“典型”，有限的样本也难以支撑起严格的计量检验。二是预测只根据国际经验作简单的类比外推，考虑到不同国家在各自经济增速下滑时所处时代不同，国际环境、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等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简单类比的方法不免有“刻舟求剑”的嫌疑，存在不小的主观性和偶然性。因此，相对于较为粗疏的理论框架和预测方法而言，此项研究的问题不在于预测结果的准确度太低，而是太高，如此高的准确度可能更多地要归因于运气和巧合，而不仅是理论的合理性和方法的有效性。

尽管如此，此研究敏锐地观察到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的一致性，其人均收入水平分别在德国10440元（1969年）、日本11145元（1974年）和韩国10974元（1994年）（刘世锦等，2011），且均处于工业比重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城市化步伐放缓的局面。如上所述，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生阶段转换、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时间也存在不小的跨度，为什么会有如此一致的人均收入水平呢？这也许不完全是巧合所能解释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中国确实遵循的是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类似的发展路径，那么目前中国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与当年的德日韩等经济体又存在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中国是否也能像这些经济体一样顺利地完成经济增速下台阶的过程、实现转型升级而跨越高收入之墙呢？报告并未给出明确的回答。无论是冠以“陷阱”还是“高墙”的名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仍然是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二、增长、分工与交易费用

对“中国能否顺利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疑问，一些主流的看法认为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更多由要素数量投入的增加转向要素使用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此如何推动创新、提升技术水平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或增长方式）转变的重中之重，这也是当前社会的普遍观点。

然而通过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国过去30多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低。有研究指出，日韩等亚洲经济体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速大约在7%―8%，其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一半左右（即年均增速3.5%左右），其他则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能达到两位数，不是在要素生产率提高上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国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也在3.5%左右），而是要素投入和人均资本的积累比其他经济体增加得更多、更快④。

与此同时，“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之间也并不完全是非此即彼、互相替代的关系，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是密不可分的。例如一个新机器设备的引入，既带来了投资的增加，也导致技术水平的提升。尽管在理论上可以明确区分“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在现实中两者往往一起产生作用，甚至只是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如上所述，中国在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逊色，将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完全解释为只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增长，并不符合事实。

更关键的是，虽然将中国能否进入高收入归结为能否实现发展方式（增长方式）的转变，或更为准确地解释为能否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从而提出推动创新和转型的战略和措施，这样的政策思路并没有错。但是，又是哪些因素影响着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妨碍其创新和转型而不能进入高收入行列？那些顺利迈进高收入的国家又做对了什么，能够保证其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呢？这些仍然是有待继续探究的问题。

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增长理论，更多地是站在分工水平和产品结构既定的前提下，用各种要素投入和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解释经济增长。换言之，新古典经济的增长理论既不考虑分工深化提高专业化水平而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也很难引入由分工而致的新产品和新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收益（杨小凯，1998）。

但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分工的不断深化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由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助于分工程度的持续深化，而分工深化带来的生产方式迂回和生产效率提高，使得产品成本下降和产品数量增加，反过来又会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形成了一个“分工深化―市场扩张”的循环累积过程，有力地推动着经济的持续增长（Young，1928）。在上述过程中，无论是物质资本（机器）的引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是技术的进步乃至相应的制度变迁，都既是分工不断得以深化的原因，更是分工深化所带来的结果。例如许多应用于具体生产过程的专门技术和设备，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很难产生出来的，或者即使产生了也没有用武之地⑤。因此，分工深化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最为核心的因素，伴随着市场扩张，它与资本、技术和制度等发生着密切的双向互动，从而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工持续深化”被看作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同义反复，“分工水平”也成了“生产力水平”的代名词。因此站在分工理论的视角，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继续增长而迈入高收入社会，就成为一个分工水平能否持续深化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分工状况决定着其经济增长的表现，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分工的不断深化？既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水平提高所导致的生产效率改进，那么为什么在许多国家这样的改进不能持续不断地进行呢？斯密认为，分工源于人们交换的愿望（即交易能带来双方利益的改善），但分工的深化程度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在交易费用的视角下，市场规模的大小其实就是交易费用高低的表现之一，如果交易费用（交通、运输费用）减小，市场规模就会增大。在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下，分工既会带来收益（生产效率提高），也会产生成本（交易费用增加）。在张五常看来，交易费用包括鲁宾逊经济（即单人经济）中不存在的成本，在经济中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任何成本都应计算在内。经济产生分工，就会需要制度的协调，即使是不存在交易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成本（制度成本）⑥。因此，分工能否深化取决于其所带来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对比，若分工所导致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收益能够超过相应增加的交易费用，那么分工深化就能不断进行，反之则分工水平难以持续提高，经济增长就会趋于停滞。一旦把交易费用的概念引入分工理论后，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探讨与分工相关交易费用的相对大小（与分工带来的收益相比）。为此，他们开始对各种交易费用进行分类和仔细考察，例如区分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即合同签订之前和之后的交易成本），或者是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引入和对各种交易费用的详细研究无疑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分工的理解，然而如果只是把分工能否深化归因于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似乎也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人们会继续追问：又是什么影响着交易费用的高低呢？如果将交易费用看作是“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甚至是无所不在的“制度成本”，那么仅仅基于“生产效率改进、交易费用降低”的经济视角来解释整体制度的演进，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影响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并非只有经济力量。或者说，尽管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决定着分工的深化程度，但影响交易费用高低的，并不只局限在经济领域，探究决定交易费用和分工水平高低的其他重要因素，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三、从分工到分化

当把分工问题放到更宽泛的领域加以探讨，有两个人的著作对笔者的思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是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另一个是金观涛教授的《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虽然分工看起来只是一个在经济领域下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但它却与社会系统的其他领域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一个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对其“分工状态”有着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不同形态社会系统的变迁，意味着其分化模式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也带来分工状态的本质不同。传统社会向着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理解分化模式演变、分工水平变化和经济增长变迁的关键。因此，结合“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理论”，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分工和增长现象做出更有穿透力的解释。

卢曼的分化理论根据系统分化的形式区分了不同的社会类型。系统分化（system differentiation）是指在系统之内重复建立系统的过程，即一个系统如何生成不同的子系统⑦。卢曼认为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主要有三种理想类型：即“分支式分化（segmentary differentiation）”“层级式分化（stratified differentiation）”和“功能式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分支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相同的次系统，层级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不同的上下阶层，而功能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功能不同的次系统（如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⑧。

原始社会是分支式分化形成的社会系统，其分支（家庭、部落等）均为自给自足、功能相同的小型社会单位。分支式分化导致的是量的扩张，而没有质的变化，它不具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无法承担更为精巧的社会功能，更不可能有较高程度的分工和经济发展水平。

传统社会以层级式分化为主，虽然也存在着各种功能不同的领域，但本质上是一个在统一价值观念（例如宗教意识形态）笼罩下按照单一分层规则所形成的等级分明的金字塔结构。层级式分化按照统一的意识形态赋予不同职业以各自的等级，在金字塔塔尖的统治阶层（国王、主教等）可以凭借自身的等级支配着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等不同领域。换言之，整个社会虽然分化为不同功能的领域，但这些领域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等级高的群体可以同时身兼多种功能而实行统治，表现为一种功能泛化（functionally diffused）的治理模式，典型的特征便是政教合一或政教融合的统治形态。

现代社会以功能式分化为主，其突出特征是个人从传统社会的有机体中独立出来，统一的意识形态让位于更为多元的价值信仰，承担不同功能的各个领域日益成为界限分明、相对独立的自治系统。现代社会中的每个领域之内虽然也存在着层级秩序（例如政治领域存在权力大小的级别、学术领域存在职称高低的层级等），但各个领域的层级划分只能遵循自身的规则，不同领域之间的规则不能混淆（例如政治领域的规则不能引入到学术领域，导致权力越大则职称越高的结局）。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多个领域、多个分层规则并存的网络型结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层级划分规则，而是遵循各个领域相对独立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式治理。

如果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分工仅意味着一个人把越来越多的工作时间用于越来越少的工作领域，即一种专业化的过程。然而，分工的展开不仅涉及个体的意愿和努力，也取决于相应的激励环境，而这个环境的塑造则深受整个社会分化模式的影响。在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中，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职业，也产生出相当规模和深度的社会分工。然而，首先人们选择职业的范围受到层级的不同程度限制，一个人的出身等级极大地制约其职业的选择（极端的例子如传统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种姓级别与职业种类一一对应）；其次，社会分工水平也会受到层级结构的限制，社会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就会触碰到统一意识形态和层级规则的天花板而不得不停滞下来；再次，在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下，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无法得到保障，在各自领域中的人们难以仅凭借自身的专业化水平提升获得合理的回报，阻碍了分工的持续深化⑨。

所以在现代化转型理论看来，只有在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统一意识形态和单一分层规则被打破后，个人拥有了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人们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凭借自身的专业化努力而跻身更高的阶层。虽然社会仍然会有笼统的精英/普通民众、上层/下层之分，但不同领域的精英阶层遵循的是各自的规则，某一个领域的上层人士不能任意僭越到其他的领域，由此保证了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性，也使得各自领域的分工深化可以不断持续。

表面来看，分工深化只是一个经济领域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然而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及由此相伴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会深深影响着这个社会的分工水平。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虽然也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分工和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但其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深化的持续展开，也难以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的有效提升。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现代社会，才真正破除了限制分工深化的樊篱，营造出专业化水平提高可以带来相应回报的激励环境，从而推动分工的无限深化，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

四、中国的分工、分化与现代化转型

运用上述的“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理论”来审视中国的问题，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世袭因素相对少、社会流动性比较高。自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以来，国家派出的政府官员而非世袭贵族逐渐成为地方的实际治理者。钱穆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单只皇室一家是世袭的，“政府里便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⑩。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推行在理论上实行了“将政权开放给任何人”的目标。绝大多数人无论出身，只要有才学和一定的运气就可能通过考试进入到社会的上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即使贵为宰相，许多也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有研究发现明清社会上层的垂直流动性甚至是现代西方国家也难以企及的B11。因此，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也是层级式分化为主而形成的金字塔结构，但不同阶层中的人员却非完全固定，上一辈处于社会的下层，下一辈可能转变到上层，反之亦然。较少的身份世袭因素和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使得人们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和更大的阶层变动可能，这也使得层级式的社会结构更为灵活和宽松，可以产生和容许更高的社会分工规模和深度。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能够取得比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此也是密切相关的。

然而，传统中国社会也具有层级式分化的鲜明特征，即单一分层规则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在以儒家为主的统一意识形态的支撑下，整个社会按照单一的政治权力规则被区分为不同的等级，由此形成了“官本位”体制，贯穿传统社会几千年，一直延续至今。所谓官本位，即人们以追求政治领域的行政权力（即“做官”）为指向。在官本位的层级式分化下，权力级别的划分原则弥漫到不同的社会领域，其他领域的发展或多或少均要受到行政权力的直接影响甚至支配。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明显体现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士大夫政治”之中，士大夫作为集读书人、官僚、地主、乡绅等各种身份为一体的阶层，承担着维护道统、服务朝廷、教化百姓等多种功能，是整个社会治理的主体和社会运行的黏合剂，但由此带来的负面结果是官僚阶层的非专业化和治理的功能泛化。所以，尽管传统中国社会有着更为宽松的社会结构和较高的社会分工水平，但仍然突破不了层级式分化所设下的限制。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同样也难以产生出现代的经济增长。

虽然与过去相比，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治理的特征仍然明显，总体上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处在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由金字塔结构向着网络型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之中。社会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仍然不够清晰，权钱交易、权学交易、权法交易等不当现象仍屡见不鲜，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化水平亟待提高，功能泛化的现象仍然普遍，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的定位和关系都有待进一步厘清。

因此，回到最开始的中国能否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问题，从分工、分化和现代化转型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要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持续增长，实现创新和转型升级，就需要分工的继续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也意味着社会应该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转变，由此伴随着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逐渐过渡到网络型、治理模式从功能泛化转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所以打破官本位体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将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的重中之重。

五、未尽的讨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日益发现，无论是运用“社会系统分化理论”还是“现代化转型理论”，上述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其实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均意味着“中国会逐步走向一条由西方经验所导致的发展道路”。这其实是一个韦伯式的命题，那就是“为什么西方独特的发展经验和道路，会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和意义？”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引言”中曾经问到：“究竟哪些情势一起作用，导致了那些在西方，并且仅仅在西方这里，才出现的文化现象――而这些现象，至少我们通常都以为，它们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效力？”B12

如果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的发展必然会遵循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所总结出来的社会演进模式，并由此来推断中国未来的进程和应该做出的转变，这是不是又成为了另一种类型的“刻舟求剑”呢？

西方国家功能式分化的社会，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传统之上的，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运行都基于个人权利。在这种文化传统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下，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内在的权利和责任，仅凭个人串联着互相分立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和政治领域。就像先生所采用的经典比喻，西方社会就像捆柴，单个个体就是一根根的柴火，再由若干根柴火组成一捆一捆的捆柴（即一个个社会团体）。每个社会团体同样具有个人权利衍生出来的权利和责任，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形成相对分明的界限，因此社会的结构是一个团体格局。这种基于个人权利而形成的团体格局，对于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西方之所以会逐步演变成这种基于个人权利和团体格局而导致的功能分化式现代社会，与其所秉持的救赎和求知两大终极价值、独特的历史进程等一系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B13。

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个人是社会关系网的中心点、而非孤立的个体。中国的社会关系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其关系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人会与所处圈子中心的人发生联系（即所谓关系），联系的紧密程度和所遵循的规则取决于处于不同圈层的人与中心的人远近程度，即血缘和亲缘等关系的密切程度，这种关系的远近程度是儒家通常所称的人伦。中国社会结构就是这样一个个人的社会关系共同交织所组成的差序格局B14。

很显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产生出不同的观念和制度，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其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国这种“关系主义”和“差序格局”的特征下，中国一定会向着那种“功能分化”式的社会演变方式前进吗？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从增长、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要维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分工持续深化，而要推动分工持续深化则需要社会由层级式分化转向功能分化式”的逻辑命题成立，从而推出“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分工的持续深化，也需要转向功能式分化的社会”的结论，那么在“差序格局”和“关系主义”的文化传统下，中国的功能式分化又该如何具体实现呢？换言之，中国式的功能分化社会又表现出哪些与西方不同的特征呢？这同样是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

至此，为了回答“中国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这个问题，从“增长”“分工”一路追踪到“分化”“现代化转型”，再继续讨论到“社会格局”和“文化传统”，似乎已经离开最初的问题太远了。根据推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11772国际元，已经超过了前述“高收入之墙”的11000国际元标准。即使根据当年价美元计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也达到了8000美元左右，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在2020年、最晚也会在2022年能够跻身世界银行设下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看起来“中国能否迈入高收入国家”，已经是一个即将由事实所验证、无须再多加讨论的问题了。

然而我们却不能这样盲目乐观，无论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高收入之墙，其标准仅仅只是几个数值，更为重要的是数字背后所反映的观念和制度的变化。中国迈向高收入，本质上是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环节，而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目前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即“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仍然任重而道远。即使从经济领域来看，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和增长模式的变化，过去30多年高歌猛进的发展阶段已经结束，中国这艘大船逐渐离开了原有的航道，来到了一片真正未知的水域，未来的征程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继续展开探索。同样如上所述，从“增长”“分工”“分化”到“现代化转型”的探讨依然没有结束，中国在自身传统下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能够走向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道路仍然有待研究。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如何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背景下，在不同观念、制度和器物碰撞的过程中实现“以古引今、以中化西”B15，真正解决“孔子+马克思”的难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也许还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注释

①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达到4270美元（当年价美元），迈入了世行所设定的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从1987年开始，按收入高低把各国分为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四类。2010年世行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在3976―12275美元区间内。参见http：///DATASTATISTICS/Resources/OGHIST.xls.

②数据参见Maddison（2010）.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单位“元”为1990年国际元（1990 Int. GK$），文后未加其他说明，“元”均指1990年国际元。根据数据推算，中国2010年的人均GDP为8127国际元。

③Fatás和Mihov（2009）提出了“高收入之墙”的概念，指人均GDP8000―13000美元（2007年汇率法）的收入门槛。他们指出，凡是人均GDP超过13000美元的国家，其制度质量指数（世界银行2005年）的得分都比较高（沙特除外），而绝大部分人均GDP低于8000美元的国家，制度质量指数的水平都较低。因此，一国要跨越高收入之墙，必须在政治稳定、政府效率、法制建设、反腐败状况与管制质量等制度建设上有良好的表现。

④参见乔纳森・安德森：《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52―165页；刘世锦等：《我国未来生产率提升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14年，第173号（总第4670号）。

⑤杨小凯曾用一个“私人建房”的生动例子来比较中国和美国分工水平的明显差距。在美国，私人修建别墅中“复杂灵活的推土机”“现场水泥浇灌机”等专业化设备的使用，与其拥有较高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密不可分的。参见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⑥例如在计划体制下，各种原材料和产品虽然由计划调配而不存在市场交易，但同样也会产生政府部门、企业等主体之间因互相协调产生的制度成本，而且这个成本往往会高于市场调节下的交易成本。参见张五常（1998）“交易成本范式”，Economic Inquiry，Vol.36，转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17―518页。

⑦⑧参见G. Kneer， A. Nassehi：《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导引》，鲁贵显译，巨流图书公司，1998年，第148页，第181页。

⑨例如在行政化的教育科研机构，教师或科研人员需要更多借助于行政级别而非研究水平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回报，由此导致科研的专业化水平难以有效提高。

⑩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B11参见何炳棣：《的成功阶梯：社会流动的方面1368―1911》，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B12参见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B13例如权力高度分散化的封建社会、大一统的天主教会制度、科学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等。

B14参见：《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24―27页。

B15唐文明教授认为当代儒学面对现代性的立场应该是“以古持今、以中化西”。参见唐文明：《迎接儒学复兴的新阶段》，《天涯》2016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美]弗鲁博顿，[德]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M].姜建强，罗长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刘世锦，等.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3]韦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J].经济学（季刊），2009，Vol8，（2）：743-768.

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范文第2篇

[关键词]精准治理；特色小镇；创建路径 文章编号：2095-4085（2017）05-0068-02

精准治理，是目前国家针对小镇建设所提出的一项新的治理模式，要求在明确治理目标的基础上，借助群众的力量对治理过程进行监督与评估，以充分体现小镇特色，提高国内小镇发展水平。

1精准治理视角下的特色小镇构建原则

精准治理视角下特色小镇的构建，应坚持多元化、网络化、本土化以及精细化的原则：（1）统一化原则：传统的小镇建设，通常以政府为主导来完成，群众无法参与其中，因此小镇的构建结果，也往往达不到群众的要求。精准治理视角下特色小镇的构建，应本着统一化的原则来实现，应使群众、政府以及相关技术人员，能够组成一个整体，进一步提高小镇的建设水平。（2）网络化原则：在社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群参与小镇建设的途径不断增加，在特色小镇的建设过程中，应坚持网络化原则，使群众能够通过网络平台，将自己的意见反馈给政府，确保小镇建设结果，能够与群众要求更加符合，提高小镇建设的科学性。（3）本土化原则：不同城市的不同小镇均具有不同的特点，小镇建设应在应用精准治理模式的前提下，坚持本土化原则，构建特色小镇，使小镇的特色得到充分体现，使其文化得到弘扬。（4）精细化原则：应在确定治理目标的基础上，将各个目标详细体现。例如：针对改善小镇环境质量的治理目标，应细化为提高小镇街道清洁度、优化小镇给排水系统、治理小镇河流污染等。坚持精细化原则对小镇加以治理，构建特色小镇，是确保治理效果能够达到最好的关键。

2精准治理视角下的特色小镇及其创建路径

2.1招商引资

小镇一般处于城乡结合部以及新城新区位置，与城市相比，小镇劳动力更加低廉，环境相对更好，但缺陷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考虑上述问题，应将特色小镇的创建目标，确定为“发挥小镇优势，吸引城市创业型以及小型企业，解决小镇居民就业，提高小镇经济发展水平”。应通过对互联网的应用，招商消息，以小镇优势――劳动力低廉，吸引小型以及创业型企业进入到小镇中，满足小镇居民的就业需求，同时，提高小镇的发展活力，增加GDP，提高小镇经济实力。

2.2本土化建设

小镇在土地、资源以及人力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招商引资能够为小镇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提供保证，但很难体现小镇的特色。对此，小镇应充分分析自身的资源以及气候等方面的特点，使“特色小镇”得以构建。例如，可以将在农业果树栽培方面具有较强优势的小镇的治理以及创建目标，确定为“构建农业小镇”。首先，政府应通过网络收集人民意见，确保能够了解小镇每一个区域人民种植果树的种类，确定果实成熟的季节以及大致产量。其次，政府应向小镇居民宣传构建农业小镇的重要性以及优势，吸引果农投资。最后，在投资者的监督下，由政府组织构建“农业产业园”，将各种类型的果树，种植在产业园中，产业园对外开放，吸引城市人民来到产业园中体验果实采摘等小镇居民的生活。提高小镇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小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开辟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同时使小镇的特色得以体现。

2.3多元化发展

充分利用小镇特色是提高小镇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构建特色小镇最为直接的途径，但如长期依赖自身特色，必定会导致小镇的发展呈现单一性过强的局面。农业的发展对气候依赖过强，在气候对农业发展不利的年份，小镇的经济必将遭到重大打击。考虑上述问题，还应将小镇的治理以及创建目标确定为“提高小镇工业化水平，发展多元化经济”。政府应通过网络，统计当前小镇居民的数量以及待就业居民数量，以此为基础，在小镇内部发展工业，使工业企业能够有效消化小镇内部剩余劳动力，在解决小镇居民劳动力过剩问题的基础上，为小镇经济发展以及价值体现提供保证。需注意的是，工业企业的引进对小镇环境的影响较大，对此，镇政府应提高对环境治理问题的重视度，在引进工业企业的同时，对其资质进行严格考察，同时，借助人民的力量，对企业进行监督，在发现企业废水与废气排放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同时，对其进行严厉处理。

3特色小镇建设前景

在精准治理模式的要求下，目前我国特色小镇的建设，已经初现成果，但受发展经验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特色小镇的创建，仍存在一定问题。在未来，应将相应问题的解决作为重点，进一步提高特色小镇创建水平。

3.1人才问题及解决方法

大数据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各高校专业人才进入社会后，就业区域一般以北上广等大城市为主，人才不足的问题，在特色小镇的构建过程中显著存在。对此，政府应提出相应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加入到特色小镇的构建中，在工资水平以及其他方面提出福利政策，为特色小镇的构建提供人才支持，确保精准治理模式能够更好实现。

3.2居民消费理念问题及解决方法

与城市相比，小镇居民消费理念相对落后，消费力不高，货币流动量少，对小镇经济活跃程度的提升产生较大的不良影响。对此，镇政府首先应通过降价策略吸引小镇居民购买各类产品，增强小镇内部消化能力，在逐渐改变居民消费理念的同时提升价格，逐渐提高小镇居民消费水平。此外，小镇外部消费力不足也会对特色小镇的构建以及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造成阻碍，政府应加强宣传及营销，使核心城市居民加深对小镇特色的了解，提高小镇的吸引力，将外部消费者更多的吸引到小镇中来，使小镇的特色广为人知，为特色小镇的构建提供保证。

3.3文化问题及解决方法

居民文化水平低，本身对营销以及各类产业了解程度低，工作类型以体力劳动为主，对于特色小镇的构建以及精准治理效果会产生一定影响。政府应加强宣传，提高居民对提升文化水平重要性的认识程度，同时联合农业以及工业等领域的专业人员，每周组织居民进行培训，针对有关专业知识进行讲解。例如，以果树种植为特色的小镇，应邀请农业领域的专家为居民组织培训大会，针对果树的栽培技术、增产增收技术以及营销方法等向居民进行宣传，提高特色小镇构建的科学性水平，促使小镇“提高经济效益、体现小镇特色”等精准治理目标的有效实现。

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六安;四化同步;农业现代化

项目名称：全省党校系统重点课题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加快推进六安农业现代化研究

收录日期：2015年12月11日

党的十报告提出“四化同步”发展战略，即“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六安撤地设市以后，市委、市政府坚持“以适度超前的城镇化，带动相对滞后的工业化，促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全市信息化”发展战略，六安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取得了长足进展，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明显提升。截至2014年底，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分别达到41.44%和40.2%。相对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六安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迫切需要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一、六安农业现代化取得的成就

六安市地域广阔，环境优美，物产丰富，盛产多种名特优稀农副产品，粮、油、麻、栗、茶、茧、肉、禽、水产等农副产品产量居安徽省前列，是国家重点商品粮生产基地。近年来，六安市以农村综合改革为动力，坚持以工业的理念抓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积极打造优质农产品基地和现代农业园区，加快建设农业产业集群，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一）农产品加工水平稳步提升。六安市委、市政府提出并实施千亿元农产品加工“168”工程，即“着力打造粮食油脂、畜禽水产、酒茶果蔬、羽茧棉麻、竹木草柳和农产品物流服务等6大产业集群，在各县区建设8个产值超50亿元的农业产业化示范区或现代农业示范区，力争到2015年全市农产品加工产值达到1，000亿元”。目前，农产品加工园区和产业集群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已经规划建设了12个初具规模、特色各异的现代农业生产加工园区。

（二）农业标准化建设步伐加快。为了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提升市场竞争力，六安市制定了《六安瓜片产品质量标准》、《六安瓜片茶叶产地环境条件》、《皖西白鹅品种标准》等地方标准、企业标准和各项生产技术规程，畜禽、蔬菜的生产加工全面建立质量可追溯制度。品牌农业成效显著，共有102家企业、298个农产品进行“三品”认证，经环境监测合格的绿色食品粮食基地150万亩，水产养殖基地60万亩，无公害蔬菜、绿色食品蔬菜基地60万亩。由于不断加大农业标准化生产政策扶持力度，已经建成蔬菜、茶叶、水果国家级标准园13个、省级标准园18个、部省级畜禽规模标准化养殖场45个，部省级水产标准化示范场29个。

（三）农民组织化程度持续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核心和基础。要尊重和保障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充分激发农村生产要素潜能。按照积极发展、逐步规范、强化扶持、提升素质的要求，加大力度、加快步伐发展农民合作社，切实提高引领带动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已经组建了粮油、生猪、家禽、茶叶、油茶、茧丝绸、毛竹、大麻、渔业、蔬菜、中药材、园艺、水果等多个市级农业特色产业协会和县区分会，吸纳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产品经营户共2，500多名会员。目前，全市有农民合作社6，281家，其中全国示范社30家。

（四）农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非常健全，因为它能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克服农业经营主体规模较小的弊端，获得大规模的生产效益。六安市不断加强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共设立400多个机构，有千名农技人员包保服务生产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涉农企业。推行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粮食生产15个主推品种，覆盖率达70%以上。选派800名科技特派员，创建了90家专家大院，建立科技特派员创业链工作站24个。

二、六安市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因素

（一）农业基础设施薄弱。薄弱和落后的农业基础设施无法支撑现代农业发展。六安属于欠发达地区，由于资金投入不足等原因，造成目前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农业的抗风险能力薄弱，遇到旱涝等特殊年份，必然受损。六安的高标准农田比重偏低，旱涝保收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28.61%。农村病险库塘较多，通讯、仓储、运输等基础条件仍然较差。特别是交通条件落后，阻碍了生产要素和农产品的快速流通，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由于资金不足，设施农业进展缓慢，规模也偏小。

（二）农村生态环境恶劣。六安的农村环境没有受到重要的工业污染，突出的问题是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农药、化肥造成的面源污染。化学肥料的大量投入，使有机肥的施用比例由20世纪70年代前的85%左右下降到现在的不足30%，有近1/3的农田长年不施或较少施用有机肥，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对化学肥料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大量使用化肥对农田生态系统造成了损害，有机质、全氮、速效钾都不同程度下降，同时土地板结现象越来越严重。农膜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也日益突出，六安的农膜平均残留量和平均残留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不合理的耕作制度也加剧了农业环境质量的恶化。例如，大力发展畜禽养殖业是加快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但是污染问题比较突出。长期以来，由于污染治理投入不足，多数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存在雨污未分流问题，污水收集系统和废弃物处理设施（包括沼气生产、有机肥生产等）不完善，导致有沼气生产的无沼液、沼渣贮存场所，沼液沼渣综合利用不完全甚至未综合利用，没有末端治理措施。农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均缺少处理设施，无害化处理率低，造成环境污染，并有逐年加重的趋势。

（三）农业劳动力素质较低，科技人才缺乏。农业劳动力素质低是制约农业现代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农业科技进步的速度加快，新的农业技术不断推陈出新，这对农民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体来看，六安的农民文化素质较低，20～40岁左右的农民中有部分只有初中文化水平，50岁以上的农民中部分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甚至还有少数文盲和半文盲。加之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长期滞后和费用较高，农民的技能素质得不到快速提高。由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大量高素质的农民工都进城镇了，“抽水机式”的农村人才输出机制使得农村人才流失严重，“村庄空心化、农业副业化、农民老龄化”，“386199部队”加上残疾人构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农业劳动力的年龄和素质结构问题日益凸显，发展现代农业的人力资本不足问题逐步显现。目前，六安市各类科技人员2.5万人左右，只占总人口的0.35%，特别是农业科技人员占全部科技人员的比例不足20%，这与农业大市是不匹配的，而且大部分分布在乡镇农技站及其以上单位，常年工作在生产第一线的农业科技人员很少。农业科技人员缺乏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农户不能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延伸自然资源价值链条，农村丰富的资源优势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造成“靠山吃不上山，靠水喝不上水”、“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尴尬局面。

（四）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六安市农业资源丰富，特别是粮食生产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2014年全市实现了粮食播种面积、总产、单产三超历史，粮食总产量连续11年丰收，六安市首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位”殊荣，农业产业化水平理应很高。但由于六安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少，特别是国家级的龙头企业少，不能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另外，专业人才和技术缺乏，导致多年来只能对农产品进行简单加工就销售，产业链条短，不能带动农业服务业的发展，品牌效应和规模化水平都很低，产品的附加值和农业企业的效益也低，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日益加剧。这是造成农业在GDP中占很高比重的主要原因，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

三、加快推进六安农业现代化的对策

（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淠河防洪治理、史河防洪治理等骨干工程建设，突出加强以农田水利建设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实施塘坝扩挖、沟渠疏浚、集体泵站更新改造和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以粮食主产区为重点，集中投入，连片推进，突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进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和农田整治项目实施，大规模开展中低产田改造，做到沟、渠、田、林、路、井、电综合配套。加强和改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科学推进农村，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向种田能手、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提高土地利用的科学性，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信息化和电气化，改善农业设施装备条件，提高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

（二）着力发展绿色农业。六安市委市政府提出了绿色发展战略，是立足市情、顺应时势的大战略、好战略，是六安未来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理念。就农业来说，就是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可持续农业。当前的主要抓手就是紧密结合《安徽省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六安市新型城镇化试点实施方案》、六安茶谷建设规划、淠河生态经济带建设规划等重要规划，制定好六安农业发展的“十三五”规划，突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绿色主题。具体就是要结合平原、丘岗、山区等不同地貌特征，合理布局农业特色主导产业，着力打造“一镇一业”、“一村一品”，打造农业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循环低碳农业，加大农业污染治理力度，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三）培养现代化职业农民。教育是培养现代化职业农民的治本之策。针对六安市农民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都比较低的实际，各级政府必须下大力气加强对职业农民的培养，职业技术院校要按照发展现代农业的需求设置相关专业，经常给青壮年农民“充电”，不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相关知识。日本的成功做法非常值得借鉴。近年来，日本推出了一项“接班人计划”，政府招募愿意从事农业的大学毕业生，由政府出资到农业院校学习两年，毕业后再跟随家乡种植大户当五年研究生，经考评合格，又愿意终身从事农业，由政府提供各种优惠政策，种植不少于20公顷的土地。日本的这项计划很有吸引力，每年指标很快就能完成。

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水土保持监测技术；城市水土保持中；应用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oil and water loss in the hazards and effective are analyzed, and t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technology in the city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effective application.

Keyword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technology;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the city; application

中图分类号：X85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对作为水土保持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水土保持部门通过科学有效的监测，得到各项准确数据，有利于合理有效措施的制定，进而确保水土保持工作取得良好的成效。但是，我国的城市水土保持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我们要加大对水土保持监测的研究与应用。

一、水土流失的现状和危害

1、水土流失的现状我国作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加上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地理条件，使得水土流失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环境问题中。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的水土流失面积超过我国土总面积的1/3，将近有360万km2，其中有170万km2是由于水力侵造成的。根据土壤流失严重有关方面统计，我国每年有50亿吨的流失土壤总量，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而每年有大约有16亿吨泥沙进入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区。因此，我国的水土流失总体表现为：分布范围广、面积大，给我国的水土治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2．水土流失的危害 水土流失所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不仅会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大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受到影响, 洪涝灾害加剧发展。由于大量的泥沙淤积，使得水利设施的调蓄功能降低，同时，天然河道的泄洪能力也随之降低，进而加剧了洪涝灾害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其次，土地退化现象严重，耕地面积逐渐减少。水土流失会使土层变薄,造成严重土地砂砾化、石化，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进而土地农业利用价值降低，与此同时，大量的水土流失还造成了植被的减少，降低了地面覆盖率和土壤持水力，当遇到干旱时，农业产量就会下降，甚至无收，人畜饮水也出现困难。二、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重要性

1．水土保持监测有利于确立水土保持决策

我国水土流失面广量大、成因复杂、危害严重，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严重影响到我国的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还严重影响了群众生产、生活。因此，当前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及时、准确、全面、了解我国水土流失程度、水土流失地区分布及其产生的后果危害，科学评价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成效，掌握生态环境状况等等，可以说，这些都深切关系到我国民族的生存发展。因此，必须利用水土保持监测技术，加强合理、科学的监测，做出正确的决策判断。所以，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2．水土保持监测有利于水土保持走向现代化水平

当前，虽然水土保持监测技术的应用，使得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监测预报作为水土保持基础性工作，仍旧存在一定的实践性问题，比如：监测设施设备、监测网络建设、监测手段及其监测成果，而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监测网络体系。例如：发达国家美国通过大量长期的试验观测，制订出水土流失通用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和完善了相应的信息系统和空间数据库，对水土流失的面积、分布、程度进行准确的定位、定量，及时反映了水土动态变化，实现了水土保持的针对性、科学性，起到了良好的防治治理效果。因此，这就需要我国加强水土保持监测技术的应用，有效利用监测预报，提高水土保持治理现代化水平，同时，这也是我国面临的巨大任务，为此，我们必须从基础入手，做好水土保持监测预报工作，使之更好为我国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从根本上提高水土保持行业的技术水平及其社会影响力。

三、水土保持监测技术在城市水土保持中的应用

水土保持监测技术的应用一种非常有效的水土保持手段，因此，我们要提高监测手段，提升水土保持监测的现代化水平。目前，国家已经加大了对水土保持监测技术的投入，加快开发水土保持监测建设项目，实现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进而从根本上提高现代化水平。例如：GIS、GPS、RS等技术的应用和开展，进一步推进了水土保持监测的研究运用，将传统的常规监测技术与现代化高科技进行有机结合，建立数据信息系统和空间数据库，实现了监测、传输、处理、的一体化，全面及时反映水土保持动态状况，促进水土保持监测跳跃式发展，实现水土保持技术和水平的现代化。

首先，遥感技术的应用

一般来讲，影像购置、遥感影像处理软件运用、影像的采取、纠正及调色等，这些遥感监测的技术的具体流程，另外，还包括了外业调查，土地、植被信息获取、科学影像的形成、实地解译标志、矢量图层， DEM数据运用、结合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数据分析和研究，从而得出准确的坡度信息，构建坡度矢量图层，最终达到动态监测所需要的结果。

其次， GPS 技术的应用

GPS 定位技术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主要特点就是精度高、功能全、速度快、保密性好、抗干扰性和目标性强。在项目开发建设中，GPS 技术促进了生态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监测、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理想的监测效果的充分发挥。

然后，红外测距仪的应用

所谓红外测距仪，就是能够对所在点到目标物进行一定的数据测量，比如角度、水平距、斜距等参数值。另外，还可以进行面积测量和体积测量，面积测量就对准各测点后，可以得到准确合理的面积值。而体积测量则是通过测量点坐标，进行数据处理，最终获得体积值。

总结：

总而言之，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问题严重，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建设和国民的生活水平的发展，因此，我们要加入对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投入，运用和依赖新型监测技术，准确分析各项有关数据，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方案和对策，充分发挥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作用，保证水土保持工作的顺利完成，为我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曾红娟.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信息系统研究[J].地球科学进展，2011，234(56)：72-74.

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范文第5篇

今后一段时期，我市教育工作的推进路径是：围绕“一条主线”、深化“三项改革”、突出“六个重点”。以“人民满意”为主旨，以“优质均衡”为主题，以“教育现代化”为主线，不断加大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力度，积极突破制约教育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奋力推动我市教育事业新一轮大发展大跨越，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一条主线”。即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现代化包括教育理念、办学条件、师资队伍、课程设计、教育管理、教育制度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过程。我市教育现代化建设分两个阶段：到201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20年在全省率先实现现代化，教育综合竞争力进入全国同类城市先进行列；开展三级创建：创建教育现代化学校、教育现代化乡镇、教育现代化县区;着力点是实现教育“六化”：条件标准化、教育信息化、办学集团化、教学小班化、管理民主化、队伍专业化。去年，我市组织开展了首批教育现代化学校创建和认定工作，全市11%的幼儿园、21%的中小学、30%的中等职业学校达到了认定标准。今后，将深入落实市府办印发的《东营市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按照“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统筹进行、动态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教育现代化建设目标责任制、责任追究制，制定评估标准和实施细则，加强督导检查，努力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推进机制。

深化“三项改革”。一是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深入开发实施丰富多彩的选修课程、校本课程、研究性课程，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鼓励学生创造性思维，增强其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改进美育教学，增强学生体质健康，提高学生人文艺术素养。改革完善考试招生制度，研究制定初中学生学业考试改革方案，优化考试方式和内容。稳步提高优质普通高中指标招生分配比例，稳妥推进优质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探索实施创新拔尖人才培养试点。改革完善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制度，明确质量标准，制订质量监测指标体系，开展质量监测和“绿色评价”。二是改革完善资源配置方式。以科学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把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贫困县区、薄弱学校倾斜，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校际之间的差距，用2—3年时间逐步解决“大校额”、“大班额”、“择校热”等问题。以惠民政策保障教育公平，持续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政策，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水平。以规范管理维护教育公平，通过依法治教、规范招生秩序、“阳光分班”等途径和措施，不断提高教育管理水平。三是改革完善教育保障机制。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制定深化我市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推进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集团化办学的意见等政策措施。围绕绩效工资分配、教师梯级发展、教育系统人、名师引进、教育附加管理、小班化教学保障等方面，研究制定相关措施。围绕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鼓励先行先试，积极突破制约教育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教育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