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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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解决机制范文第1篇
虽然经济法纠纷与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刑事案件之间存在交叉之处，但是经济法纠纷是发生在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是经济法中经济权利义务的争议。经济法纠纷由于不是在商品交换或者民事活动中发生的纠纷，经济法纠纷双方当事人由于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的不对等，因此它与民事纠纷不同;也不是在一般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发生的纠纷，也不属于行政纠纷;另外，经济法纠纷如果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也不以刑事案件来解决纠纷。在经济法纠纷中，多数情况下至少有一方当事人是行使行政权力的国家行政机关，即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但也有纠纷的双方均为社会组织或个人的。经济法纠纷按照法律主体分类可以分为: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纠纷，比如上下级国家经济调节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和平级国家经济调节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行使国家经济调节权的经济调节主体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纠纷;国家经济调节主体进入经济市场参与投资经营时与经济市场中其他的经济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国家经济调节行政机关与第三方受国家经济调节行为影响的主体之间的纠纷;被调节主体之间以及被调节主体与受影响的第三方的主体之间的纠纷;国家或团体公共利益代表人与损害公共利益者之间的纠纷。此外，经济法纠纷还可以根据纠纷发生的领域、行业、有无涉外因素、可诉性等多种划分方式进行划分。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必要性
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国家经济调节主体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再配置或者再分配的活动中，而产生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之争，都是经济法纠纷。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有限性，国家经济调节主体无论如何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都将打破配置或分配既有的平衡，在使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也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利益受损的一方为了能够最大限度规避损失，这就导致了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之争;另外，国家经济调节主体在调节经济活动中，一旦滥用经济调节权，将导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就将导致经济法纠纷的出现;不同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导致经济法纠纷的出现。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如果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无法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无法合理分配资源，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纠纷的途径和方法一般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司法解决被认为是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解决纠纷的途径，经济法纠纷也有解决的方式。但是，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比如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和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由于仲裁机构为社会组织，不能对国家行政机关行使仲裁权，所以不能用仲裁的方式进行解决此类纠纷。此外，如果不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当事人对仲裁结果不服时，就必须提交法院进行解决。理论上来说经济法具有可诉性，也就是说经济法纠纷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即经济法纠纷，可以诉求法院寻求解决。经济法纠纷不同于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刑事案件，这些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不适用于经济法纠纷，我国的经济法纠纷大都采用行政解决作为最终的解决途径，没有诉求至法院。通过司法解决机制途径来解决经济法纠纷，才能使得经济法纠纷得到有效解决;通过司法解决纠纷，才可以有效地监督和制约国家行政机关权力的行使，也就是制约国家权力机关的经济调节权，从而避免了经济调节权力的乱用，防止了腐败的滋生。
三、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经济法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有干预、管理和调控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法调整的对象，主要包括国家规范经济组织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规范经济秩序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在宏观微观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等。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决定了经济法纠纷的多样性，刑事诉讼可以解决经济法纠纷中涉及刑事犯罪的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可以解决行使经济调节的国家行政机关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可以运用民事纠纷来解决那些不涉及国家行政机关的经济法纠纷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但是，现有的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三大途径都不能有效解决经济法纠纷，寻求新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即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成为当务之急。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需要在检控机关、受理机关、以及诉讼程序等方面做出特别的规定，可以创设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法纠纷的有效途径。(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民事诉讼制度是涉及平等主体之间利益的纠纷，经济法纠纷当发生在平等的主体之间时，可以通过民事司法解决，包括普通民事司法诉讼制度和特别民事诉讼制度。但是，经济法纠纷的主体之间往往地位、能力是不平等的，这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司法解决制度进行机制改革，可以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措施，或者对当事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提供法律援助、以及简化诉讼程序等措施，纠正当事人双方地位不平等的现状;还可以通过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纠正司法解决的公正度和效率;加大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保障司法公正开展。解决经济法纠纷的特别民事诉讼制度包括公益民事诉讼制度，还包括团体民事诉讼制度、公益民事诉讼制度等。(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涉及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利的组织或者个人，针对的往往是具体的行政行为，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和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调节经济的是由国家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的经济调节权，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被调节主体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受影响的第三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都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普通行政诉讼制度扩大了案件受理的范围，建立了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方面做了修正，来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包括公益行政诉讼制度、行政执法诉讼制度和机关诉讼制度。
四、结语
经济纠纷解决机制范文第2篇
【写作年份】2013年
【正文】
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即由行政主体设立或主持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行政主体主持下,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通过说服教育等方法调停、斡旋,以促使双方当事人友好协商,并达成协议,从而有效的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包括行政申诉、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听证、仲裁、行政复议等基本形式。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和发展反映了当代社会治理的需求,已逐步成为服务型政府为社会公众提供的一种公共服务资源。主要表现形式如交通事故民事赔偿的行政调解、治安案件损害赔偿的行政调解、知识产权确权与侵权的行政裁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调解与仲裁、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行政裁决等。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为当事人提供了一条区别于司法诉讼的公力救济途径,可以兼容协商性与裁决性程序,它将行政权力的能动性、直接性和高效性与协商性、横平行及专门性相结合,同时具有民间性纠纷解决机制所不具备的专家优势和权力资源,容易取得当事人选择与信任。在一些特殊纠纷处理中,有着其不可替代和或缺的作用。
一、行政解决纠纷的制度价值
行政机关作为社会管理的专门机关,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中有着其天然的制度价值。
1、纠纷解决途径多元化需求的价值
第一,社会治理功能的要求。行政调解制度在自身的发展和运行中被赋予了种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功能,例如动员组织教育民众、宣传普及政策法律等形式,在实现社会有效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具有重大意义。第二,行政管理现代化的要求。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熟,行政机关干预职能不断退缩,转而要求行政机关通过民主管理与协调当事人自愿协商的方式进行社会管理。第三,纠纷解决多元化机制构建的要求。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增长,在自愿选择纠纷解决途径和司法终局救济并存的前提下,行政机关当然的成为纠纷解决途径选择的途径之一。
2、制度本源价值
第一,便捷性。与诉讼纠纷解决制度相比,行政纠纷解决制度更具便利性,诉讼纠纷解决制度受制于严格的诉讼程序,而行政调解无需经过繁琐的诉讼程序,也无需费用。第二,专业性。在较为专业的领域行政调解比其它纠纷解决制度更具专业优势,与人民调解制度比较,人民调解在解决邻里纠纷、化解社区矛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存在调解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法学知识欠缺、权威不够等不利因素,例如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劳资纠纷、征地拆迁纠纷等,行政调解主体多为具体职能部门,能充分利用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为当事人提供更有效的调解,且较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更具有权威性,纠纷裁断的结果有利于当事人的接受并付诸履行。第三,利于制度形成。在某些特定类型纠纷领域,尤其是缺乏相关法律规则指导时,通过行政调解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探索合理的规则,能形成快速的反馈和治理机制,并有助于法律规范的形成,预防同类纠纷的反复发生。
二、行政解决纠纷制度运行的现状
行政机关解决纠纷制度,是行政机关履行社会管理的职能的基本要求,任何行政机关均可对其职责范围内的相关纠纷进行调解。如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对特定的行政争议进行调解、基层政府对因土地承包引起的纠纷进行调解、公安机关对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治安违法行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进行调解、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消费纠纷进行调解等。
以消费纠纷为例。市场经济的繁荣,消费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围绕消费主体与经营者之间发生的消费争议,总体数量是很庞大的,虽然其涉及消费争议的标的往往较小、法律关系往往较简单。但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往往容易激化矛盾,引发人身与财产侵权或更大的纠纷,甚至刑事案件,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我国在对消费行为进行规范的管理过程中,出台了《商标法》、《价格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产品质量法》、《城乡集市贸易管理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和地方性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共同规范了消费争议的解决方式,即协商和解、调解、申诉、仲裁、诉讼。还规定了消费争议的主管部门(1)负责对一般商品、服务进行综合管理的工商行政部门;(2)负责食品、药品、化妆品质量为的食品卫生部门;(3)负责商品质量、服务标准、商品计量问题的技术监督部门;(4)负责商品价格或服务收费问题的物价部门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组织、协调、督促有关行政部门做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家督,预防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行为的发生。及时制止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但在实际中,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远远没有达到制度设计所预想的效果。这与立法技术的模糊性密切相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8条以“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部门和其它有关行政部门”的模糊用语,淡化了负有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其它机关职责,使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关实际中只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虽然全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宣传,而且还建立了12315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线,但是从实际调查中来看,效果却不像想象中的那么明显。
以渝东南地区某县为例,2007年到2011年5年来,平均每年受理消费者纠纷案件不超过100件,这不能说是因为消费纠纷不多,而是消费纠纷化解渠道不畅所导致。从群众调查中发现,往往在遇到消费纠纷时不能找到有效的纠纷结局途径,争议标的不大就自认倒霉,争议较大又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往往会“大动干戈”用“拳头”解决问题。这不仅成为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而且存在矛盾激化的社会风险。在对县级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消委会”的调查中发现,消费纠纷作为社会生活中总量不可估量的一类纠纷,纠纷解决机构居然连一个调解室都没有,而且也没有建立相应的纠纷调处电子管理台账、纠纷解决调处流程规范性文件、调处人员管理制度、格式化调解协议书等一些纠纷解决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一些消费纠纷往往涉及物价、质量、卫生等多个部门,而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往往无法形成联动,对于消费争议当事人而言往往为了一个纠纷的有效解决,要到多个部门之间奔波,跑上几天、等上几月才有一个结果,最终是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等算下来又得不偿失。对于相关行政机关来讲,由于没有具体明确的法律指引,没有建立相应的消费纠纷调处制度和部门,对消费维权所涉及到的问题,往往能推则推,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对待。这不仅有违制度设计的初衷,而且直接导致消费纠纷解决制度的群众评价降低,致使大量的消费纠纷无法通过行政途径进行解决,从而为社会稳定留下不小的隐患。
因此,笔者认为,消费纠纷作为社会纠纷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纠纷解决的制度建设中,应当依托“消委会”纠纷调处平台的建设,形成消费纠纷相关行政部门的内部联动机制,不断完善调解组织、规范调解流程、建立相应的调解制度、配备相应的调处人员,使消费纠纷调解平台逐步体现其价值,及时有效的化解消费纠纷。
三、行政解决纠纷制度的现实困境
行政解决纠纷制度具有效率高、成本低、快捷、主动、灵活、专业的特点,但在现实运行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制约着行政解决纠纷制度功能的发挥。从运行机制来看,大多数行政机关没有形成统一的纠纷解决管理机构和制度规范,各自为阵,无法形成纠纷解决的联动机制,在应对和处理复杂性、突发性纠纷案件中往往不能及时调处,甚至有可能激化矛盾,使矛盾纠纷影响范围扩大,在社会中造成不良影响。从效力上看,行政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法律法规一般规定行政调解达成协议后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签名、盖章后具有法律效力。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对行政调解的效力予以明确:“行政机关依法对民事纠纷进行调处后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或者作出的其他不属于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具体来讲,主要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依据不明。对于民事争议的行政解决纠纷制度,没有统一的立法规定,具体规定散见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等不同类型与层级的法律文件中。实践中,究竟哪些民事真意可以进行行政调解,调解哪些民事争议应当属于行政机关职能的范畴都不够清晰,导致了一些本来能够进行行政调解的民事争议大量进入诉讼程序,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延误了纠纷的解决。
第二,制度不全。行政解决纠纷制度缺乏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健全。例如,其一,虽然很多法律、法规、规章都规定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调解职能,但没有明确具体承担行政调解职责的工作机构和人员,没有规定行政调解机构和人员应当具备的任职条件和资格,由此导致了行政机关调解的专业性、独立性和公正性缺乏保障。其二,缺乏统一、完整、系统的行政调解程序安排,大多数行政调解的步骤、方式、时限等很大程度上仅仅依赖于各地的摸索和实践经验,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容易受认为因素的左右,影响了行政调解的社会效果。
第三,运行不畅。由于没有明确的立法指引和制度支持,大多数行政机关没有行政独立的调解机制,没有配备专门的调解人员和调解场所,对矛盾纠纷的解决总是被动行事,甚至推诿、拒绝以减少行政运行的成本。这使得行政解决纠纷制度只是在理论界呼声极高,但在实务操作中却不见其效。
第四,联动不足。社会转型时期,复合性、群体性纠纷的不断增多,往往涉及面广,社会反响强烈,群众呼声极高,处理不及时或不合理极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因此,在处理该类纠纷是,往往需要多方联动、积极协调、合理配合才能使矛盾纠纷及时化解。而行政解决纠纷制度由于依据不明、制度不全等原因,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有的部门积极处理,有的部门消极推诿,从而导致矛盾纠纷解决的联动机制链条断裂,矛盾纠纷不能得到及时化解,甚至导致矛盾纠纷的激化。
四、行政解决纠纷制度的有益探索
经济纠纷解决机制范文第3篇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7-108-02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各项事业均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并取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但同时，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城市的扩张与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形成了巨大的矛盾，伴随而来的环境污染与破坏已无法避免，引发的环境纠纷也日益增多，且矛盾冲突愈演愈烈，已经严重破坏了社会的稳定，针对此类纠纷，传统的诉讼解决方式已无法全面高效的进行及时的处理，环境纠纷ADR制度正在此时走入了大众的视野，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一、我国环境纠纷概述
（一）环境纠纷的概念
环境纠纷也可被称为“公害纠纷”，这一说法起源于日本，是人们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与冲突。目前学界并没有对环境纠纷确定一个明确的定义，本文认为，应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环境纠纷的定义。广义上的环境纠纷指可能发生在所有适格的环境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由于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的分配产生的纠纷，包括民事、行政、刑事领域。而狭义上的环境纠纷仅仅指的是环境民事纠纷，发生在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本文接下来主要探讨的是狭义上的环境民事纠纷。
（二）环境纠纷的特点
1.环境纠纷具有专业性。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科技进步的同时必然会产生附带的垃圾与废弃物，例如电子垃圾、化工厂排出的污水，在处理此类环境纠纷案件时，往往需要具有专业技术的人员或机构对背后所涉及的专业性原理进行鉴定和说明，但受害当事人一方往往只是普通的公民，并不具有这种专业知识，从而造成了举证方面的困难。
2.环境纠纷中双方当事人的力量对比不平等。在目前发生较多的产业型环境纠纷中，存在着双方当事人力量严重不平等的现象，加害方一般均是具有一定实力的工厂或企业，甚至可能会受到地方政府的扶持，相反，受害方则通常为普通居民，双方不仅在经济实力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专业技术的掌握上，收集证据的便利性方面，受害方处于一种明显的弱势地位。
二、ADR制度概述与环境ADR机制
（一）ADR的概念及特征
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也被称作“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最早起源于美国，我国长期致力于ADR制度研究的范愉教授为ADR所下的定义是：“对诉讼以外的其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程序或制度的总称。”ADR最初主要用于解决劳动争议，如今已发展成为包括谈判、调节和仲裁及其派生形式在内的纠纷解决方法体系。ADR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程序上的非正式性。ADR具有简易灵活的特点，相对于诉讼程序的复杂性和高成本，这种特点凸显了ADR特有的程序利益，能够降低当事人纠纷解决成本，节约了司法资源。
2.形式的多样化。ADR具有较强的民间化性质，其机构的数量和覆盖面均有明显优势，同时，司法性ADR和行政性ADR各有特定的形式和适用范围，在功能上可形成互补。
3.纠纷解决过程的非对抗性。ADR以促成和解以及和平解决纠纷为价值取向，双赢与平和是其中最受到关注的价值，也是当代世界对ADR最为认同的优势。
（二）环境纠纷ADR机制
ADR机制运用到环境纠纷解决领域是在上世界60年代，当时在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尤其是工业技术的蓬勃发展，人类越来越依靠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增长，环境的破坏日渐严重，此时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提高，造成了环境诉讼爆炸式增长，而法院无法及时有效地处理如此规模的诉讼，而诉讼制度的局限性也在此时体现出来，由于诉讼程序的严格性，案件从受理到判决通常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长此以往环境纠纷案件处理的效率必然降低，降低了法院在群众心目中的公信力。环境纠纷又是一种新的纠纷形式，法律本身具有的滞后性决定了仅仅凭借诉诸法院以期解决纠纷并不现实，在这种背景下，环境纠纷ADR机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环境纠纷ADR机制的出现对传统环境诉讼制度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由于ADR处理纠纷过程的平和性，对环境纠纷这种新型纠纷，更应该从维持社会稳定的起点出发来解决，考虑到当事人双方今后的关系维系，应该把消除对立作为解决纠纷的出发点和价值取向，与严肃的审判相比，非对抗性的ADR程序更容易使当事人在一种平和的氛围中解决，可以有效地缓解社会冲突，拓宽受害人寻求救济的有效途径。
三、我国环境纠纷ADR机制的现状及问题
环境问题已经上升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国家在环境立法方面也体现出了政府处理环境纠纷的决心。最新的《环境保护法》修正案已经于2014年4月24日修订通过，将于2015年1月1日正式施行，最新的《环境保护法》针对备受关注的环境公益诉讼作出了进一步具体的规定，包括有权进行公益诉讼的主体等。在环境立法迅速发展的同时，与法律法规相配套的环境纠纷民间调解等其他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也一直存在并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具体来说我国环境纠纷ADR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协商解决
协商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就纠纷自行达成一致的解决意见，其实协商本质上是一种交易，双方当事人通过不断反复的协商过程，使双方最终能够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使得纠纷得到和平解决。这种纠纷解决方式成本较低，故在现实中采用较多，但协商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污染者通常又不愿主动承担责任，协商的优势因此得不到很好的发挥。
（二）调解解决
调解是指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介入中立的第三人，对双方进行劝说，促使当事人能够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从而使纠纷得以解决的过程。目前我国针对环境纠纷的调解主要包括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扮演第三人的角色，对环境侵权案件中双方当事人针对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进行调解，并作出行政调解书的调解方式。人民调解的主要组织形式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为我国特有的制度，根据自愿的原则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员通常情况下熟悉本地区的社会情况，可以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解决纠 纷。
（三）仲裁解决
仲裁是指纠纷双方根据有关规定或双方协议，将争议提交到一定的机构，由该机构居中裁决的制度。我国目前并未将仲裁列入法定解决环境纠纷的方式，也没有专门的环境纠纷仲裁机构，但在我国的某些地区如上海、黑龙江已经开始进行环境仲裁的试探，但达成的仲裁协议仍不具有法律效力，使得环境仲裁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
可以看出，环境纠纷的ADR机制在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但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首先是缺乏多样性的ADR解决模式，仅仅依靠协商与调解已不足以应对日渐复杂化的环境纠纷；其次，非诉讼制度与诉讼制度未能形成良好的衔接，虽然ADR机制对环境纠纷诉讼制度形成了良好的补充，但协商、调解达成的协议通常不具有法律效力，协议的履行完全依靠当事人的意愿，也就意味着当事人完全可能推翻协议拒绝履行，最终仍将诉诸法院，不利于我国环境纠纷ADR的良性发展。
四、我国环境纠纷ADR机制的完善
（一）建立环境仲裁制度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仍未将仲裁作为一种解决环境纠纷的法定程序，使仲裁具有的高效性、保密性、专业性等程序优势无法在解决环境纠纷中体现出来。首先，可在《环境保护法》中将仲裁明确规定为解决环境纠纷的其中一种法律途径，使利用仲裁解决环境纠纷有法可依；其次，根据我国目前国情来看，可并不急于建立专门的环境仲裁机构，因其成本太高，只需在现有基础上对仲裁机构加以制度上的完善，由普通仲裁机构负责环境纠纷即可；再次，基于环境纠纷包含的专业性，在选任仲裁人员时，应特别关注那些有着环境科学背景的人才；最后，在环境仲裁管辖问题上，应实行地域管辖，因环境问题的地域性，实行地域管辖更有利于现场的取证。
（二）设置专门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构
这是全世界多数国家所采纳的做法，如日本的公害调整委员会，我国可以采取以下做法：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内部建立专门处理环境纠纷的机构，该机构有权对环境纠纷进行调解、作出裁定等行政处理，具体来说就是秉持着先调解的原则，工作人员积极从中斡旋，努力争取调解的成功，如调解失败则应立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且行政处理决定应被赋予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否则行政处理决定将会变成一纸空文，使群众对政府失去信心。
（三）赋予和解、调解协议以法律效力
除法院进行的司法调解外，法律并未赋予民间在处理环境纠纷时达成的和解、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使得和解与调解制度的功能受到严重的制约。和解或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基于意思表示一致而达成的契约，故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条件下，应将和解、调解协议视为当事人之间缔结的合同，当事人应履行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全面地履行，如有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依据协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在全面了解情况后，应认定不积极履行一方当事人须承担违约责任，并同时以强制执行制度作为后盾保障。
（四）加强ADR与诉讼制度的衔接
在处理纠纷时我国同时存在着诉讼制度与非诉讼制度，但二者之间的协作不足导致了仍不能形成一套完整的纠纷解决体系，故目前应加强诉讼与非诉讼的衔接，使二者能够合理分工，形成良性“互动”，才能更好地处理环境纠纷。可以针对环境纠纷实行非诉讼先行制度，使ADR成为解决环境纠纷的法定前置程序，这样可使得诉讼的权威性加强，也可形成一套完整的纠纷处理程序，诉讼制度与非诉讼制度也得到了一个严密的衔接。
参考文献：
[1]范愉.非诉讼程序（ADR）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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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同峰.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几点思考.法制与社会.2012.
[4]廖建求、郑涛.论环境纠纷非讼解决机制.政治与公共管理.2009.
经济纠纷解决机制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法责任 基本特点 实现机制
在我国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中，经济法责任的理论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热点和难点，而且在这一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多争议。所以进行经济法责任的理论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经济法责任理论是经济法基本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进行经济法责任理论研究，也有助于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及其基本特点
在我国，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但是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从各个不同角度对经济法责任含义的理解不尽相同，致使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在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研究，本文理解的经济法责任是指经济主体因其违反经济法的规定或不当行使经济法中的权利而造成的不利后果，责任主体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经济法责任有其独有的本质属性，是其他法律责任所不能替代的。因此，我们只有充分的了解经济法责任的特点，才能科学合理地设计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通过对已有成果的研究和笔者自身的思考，本文对经济法责任的特点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社会性。经济法责任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法本身就是社会利益的产物，是国家用来调节和维护社会的经济秩序的法律；二是，制定经济法责任制度时，社会的公共利益是其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经济法责任不仅具有经济性，而且还具有社会性。
（2）双重性。我国民法的主要内容是保护公民个人的利益不受侵害，其法律责任的特点是倾向于对受害者的补偿，也就是法律责任中的补偿性特征，而行政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国家的利益，其法律责任则以惩罚性为主，也就是法律的惩罚性特征。由于经济法的本质主要用于是国家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使得经济法责任同时具有补偿性和惩罚性的双重特征，这也是经济法责任跟其他法律责任的不同之处。
（3）综合性。众所周知，当今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再加上国家的宏观调控。因此，为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规范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干预行为和营造公平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这就是经济法产生的原因。经济法弥补了我国现有民法、行政法在某些方面的不足。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环境越来越复杂，某些经济违法行为可能同时触犯多个法律部门的规定，使得其违法行为在民法、行政法等单一部门法律范围内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需要运用经济法综合性的角度才能解决复杂的经济纠纷问题。这就是经济法责任综合性的表现。
二、我国现行的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及其局限性
守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是构成我国法律实施机制的四个基本要素。目前，我国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基本是借用我国民法、行政法中的实施机制，其自身还没有独立的法律责任实现机制。实际中屡禁不止的经济违法现象告诉我们，我国现行的这种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存在着很大缺陷。一方面，忽视了经济法本身独有的社会性特征。这使得经济法责任与其它法律责任不同，它是直接同社会利益相关的；另一方面，忽视了经济法责任形式与我国现有民法、行政法的法律责任形式的差异性。例如经济法责任在保护权利方面就是有别于民法、行政法的。这些都是我们在完善我国现有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因此，我们只有充分理解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本质，才能构建适合经济法责任特色的实现机制。
三、完善我国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的探讨
我国对宏观经济主体进行调节的主要依据就是经济法，其功能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以及构建全体社会经济成员普遍和谐发展的经济秩序。完善我国现行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是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要，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
通常，我们所说的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主要是指它的司法实现途径，也就是经济诉讼问题。我国现有的经济法律、法规对经济社会中的经济主体规定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关于经济主体的诉讼权则没有明确的表现，致使对经济法责任的实施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混同的现象。比如将经济纠纷案件错误判定为民事纠纷案件，或把民事纠纷案件错误的判定为经济纠纷案件，这也是我国现有经济诉讼理论不健全的具体表现。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纠纷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固定、单一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已经不能很好的解决现有的很多经济问题，因此，完善我国现行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完善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综合性的去考虑问题，必须摆脱我国目前单一部门法律领域的那种固定、单一的法律责任实现机制，而应该根据经济法自身的独特本质属性选择使用或合并使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中某些好的实现机制，并运用民事、行政和刑事三方面综合性的角度来看待经济纠纷中的有关问题，只有建立这种复合型的责任机制才有可能彻底的、有效的解决经济纠纷中的复杂问题，也能给予经济纠纷中的受损害者充分合理的裁决和救济。
此外，诉讼机制是实现经济法责任的重要手段。因此，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经济法诉讼机制是当前完善我国现行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要完善我国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首先就必须先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诉讼制度。在制定我姑经济诉讼制度时，我们首先必须对我国当前政治、法律 和文化的特点有正确的了解，这是我们进行经济诉讼制度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次，我们要充分理解经济法的特殊性。由于经济法调整对象是整个市场经济范围内所有的市场主体，使得其调整方法必须是综合性和多样性的，因此，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我们不可能设计一套标准统一、能适用于经济活动中所有经济纠纷的经济法诉讼制度，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根据经济纠纷异常复杂的实际情况，对不同类型的经济违法行为灵活的采用不同的诉讼处理策略。例如：如果是经济主体违反经济法的违法行为，按刑事诉讼处理；而如果只是一般普通公众之间的民事纠纷，则按民事诉讼处理。但是，在我们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已有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等三大诉讼机制并不能解决好所有的经济纠纷问题。一旦遇到现有三大诉讼不能解决或者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法纠纷问题时，如果我们继续固执的套用已有的三大诉讼制度去解决复杂的经济纠纷问题，就会发现现有的诉讼机制有些力不从心了。因此，我们就必须在已有的诉讼机制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设置一些特别的规定，创新原来那种单一固定的诉讼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需要。经济法自身的独立性决定了经济法诉讼机制也应独立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或刑事诉讼，但这并不能阻碍它借用传统三种诉讼制度中的某些好的方法，因此，经济法诉讼制度应该多元和开放的。
如前所述，我们已经认识到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经济法责任也有别于其他法律责任，它具有独立性特征。因此，在研究经济法责任问题时，我们必须正视和正确理解经济法责任自身这种独有的本质属性，而不能将它与别的法律责任等同看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出科学、合理和有效的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金彤方.经济法责任理论探析[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颜运秋.经济法责任基本问题研究[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0,(10).
[3]唐光丽.浅论经济法责任的基本特征[J],知识经济,2009，(2).
经济纠纷解决机制范文第5篇
摘要：近年来，由民事纠纷而引发的刑事犯罪案件数量在检察机关承办的公诉案件中呈逐年上升趋势，本文就这一情况产生的原因、特点及检察机关在处理及预防此类型犯罪方面可采取的对策进行阐述。
关键词：民事纠纷 犯罪 “民转刑”案件
一、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
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益、义务或民事责任为内容的社会法律纠纷。刑事犯罪与民事纠纷本属于不同的法律领域，但是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价值观念的转换，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亦呈现异常严重的态势。一方面，民事纠纷数量大幅增加，纠纷主体寻求运用解决机制日益频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类社会文化的冲突加剧，各类社会矛盾激化，部分社会主体的法律观念淡薄，加上当前社会贫富分化差距越来越大，少数贫困群体的心理失衡，产生纠纷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民事诉讼及相关制度处理纠纷的理念和程序设计上存在诸多问题，无法适应各类民事纠纷的处理要求。民事诉讼程序的专业性及复杂性、基层组织调解功能的弱化，也致使小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甚至进一步恶化。
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辅之以必要的条件，就会激化，或者说爆发。许多刑事案件并非一开始就具有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而是由于民事纠纷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转化而成。近年来，由婚姻家庭、经济、邻里、劳工、琐事等民事矛盾纠纷引发的刑事犯罪案件增多，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二、由民事纠纷引发刑事犯罪案件的特点及成因
（一）“民转刑”案件特点
1、犯罪主体中农民及农民工比例高，受教育程度低
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对“民转刑”案件犯罪主体的统计表明，犯罪嫌疑人中农民及农民工的比例达到30%1以上，据某些外省市检察机关的统计此比例甚至达到80%以上。北京市检察机关统计此类案件犯罪嫌疑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与其他地区检察机关的统计数据一致。
2、多为因经济纠纷、劳资纠纷、侵权赔偿纠纷、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
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的统计，因经济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在“民转刑”案件中比例最高，为40%左右。此类案件多数为犯罪嫌疑人为追索货款、欠债等问题引发犯罪。发生比率较高的为因劳资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如犯罪嫌疑人王某为某餐厅厨师，后因餐厅整顿被解雇，李某为索要工资多次与老板协商，并到相关劳动部门反映，未得到及时解决，后情急之下持餐厅菜刀将餐厅老板身体多处砍伤。因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引发刑事犯罪的比例也较高。例如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2009年2月至3月接连受理三起故意伤害案件，均是由家庭中夫妻矛盾引发的，其中二起案件是由于夫妻间感情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对方有婚外情的发生，而产生矛盾，引起的家庭暴力案件，另一起是夫妻双方在离婚时由于财产分割问题产生矛盾，另双方积怨较深，一直未得到正确的化解，最终丈夫持刀将前妻砍为重伤。
3、“民转刑”案件中暴力犯罪案件所占比例偏高，后果严重
因民事纠纷引发的刑事犯罪的犯罪类型相对集中，暴力型犯罪所占比例较高，最突出的为故意伤害案件。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对2007年以来“民转刑”案件类型进行统计，故意伤害案件占总数的60%。其他暴力犯罪如故意杀人、抢劫、绑架、聚众斗殴、非法拘禁案件的比例也比其他类型案件相对要高。
（二）形成原因
1、犯罪个体原因
第一、犯罪个体普遍自身素质较低，在民事纠纷产生时易产生刑事犯罪的主观故意，导致刑事犯罪发生
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对2007年以来对刑事犯罪案件的调研，发现此类型犯罪主体农民工及受教育程度低于初中水平的人员占90%以上。由于缺少科学文化教育，这些人更容易表现为心态脆弱，情绪浮躁，心理失衡，行为失范，甚至不讲道德、不讲亲情，只讲个人利益，往往以极端的方式处理矛盾纠纷。这种内因还体现在法制观念淡薄，不能自觉地用法律和法规约束自己，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容易冲动，不能通过正确的途径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多感情用事，采取简单粗暴的维权方式，导致矛盾激化，酿成刑事案件，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引发刑事犯罪的发生。
第二、犯罪个体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导致民事纠纷处理不当引发刑事犯罪的发生
首先，农村地区受到客观因素影响，人们的文化水平偏低，对于社会道德和生活方式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并且家族亲属意识较强，容易因个人利益、家族矛盾，以及农村地区特有的土地以及水利关系产生民事纠纷，同时，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在这类地区作用不很明显，民事纠纷不易得到正确解决而引发刑事犯罪案件的发生。
其次，城市中的闲散无业人群以及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社会底层人群容易引发“民转刑”案件。城市中经济发展较快，社会成员的地位及贫富分化更为明显。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在经济上、文化上以及社会地位上均属于弱势群体，生存环境相对较差，生活中容易与他人产生矛盾或者家庭关系出现不稳，并且容易受到社会救济方式的忽视。这类人群也由于自身经济基础及生活环境的影响，遇到家庭或者经济纠纷后多数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在矛盾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解决后更容易产生绝望、厌世、甚至是仇恨的心理，从而引发刑事犯罪的产生。
再次，家庭内部环境不和谐，引发刑事案件的发生。家庭氛围对人的行为意识有着重大的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较之其他社会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因此联系家庭成员日常生活的经济、情感、子女、生活琐事等一系列问题十分容易引起矛盾和纠纷，单亲家庭及再婚家庭等相对特殊的家庭关系中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基础往往较为薄弱，因此在处理家庭矛盾时更容易产生家庭暴力等情况，从而引发刑事犯罪的发生。
2、社会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原因
第一、社会救济不到位
目前社会基层组织的调解工作能力总体不高，及时发现矛盾、化解矛盾的能力有限。中国现行体制下，村委会、居委会、治保会、司法所、派出所等都有调解民间纠纷的权利和职责，但是部门之间没有形成协调作战的观念。“民转刑”案件的民事纠纷大多发生在邻里、亲属、同事等相互熟识的人员之间，导致基层调解组织缺乏发现问题的敏锐性和主动性，加上部分调解工作人员工作方法不当、工作责任心不强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习惯坐等纠纷上门，导致矛盾积怨加深。
第二、公力救济程序繁琐不易行使
诉讼是一种极具职业专门性的技术性活动，在认知方面不易为一般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并且对于那种“法律适用模式”的诉讼（即以法律规范为大前提，以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最后作出判决），当事人参加诉讼的程度受到一定的限制，从而在心理上与诉讼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妨碍了对诉讼的利用。与其他民事解决纠纷机制相比，民事诉讼的程序复杂、繁琐，时间持久，成本高昂，常常让人望而却步。绝大多数“民转刑”案件的当事人认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民事纠纷成本高、时间长、判决执行难以保证，因此不愿采取诉讼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民事诉讼的严格规范性和国家强制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不适应特殊个案所需的灵活性解决要求，也难以满足当事人之间不伤和气与维持原有关系的要求。
三、预防“民转刑”案件发生的对策
（一）加大普法宣传，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
有针对性地开展全民普法宣传活动，普法宣传形式要多样化，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多方位进行，宣传的内容要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针对不同的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普法教育活动，如在农村地区以及针对农民工群体，根据其文化素质、对法律的理解能力等实际情况，普法活动应当浅显易懂，结合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制教育；针对无业人员以及社会生活的底层人员，在帮助其解决生活、工作等实际困难通的同时，向其进行普法宣传教育，使公民能够正确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用理智战胜冲动。
（二）进一步加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深化运用
拥有调解民间纠纷职责的基层组织包括公安机关、基层法庭、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治保会等，这些组织在预防调处民间纠纷、防止矛盾激化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多个部门也会形成权责不明、互相推诿的弊端，因此，建议将调解权限收归某一部门，该部门负责协调、组织相关部门具体实施调解工作，以立法形式加以明确，并将职权职责加以详细规定，建立责任倒查机制，以达到责任与权力相对应，建立积极有效的调节防控机制。如某地成立矛盾调处中心，整合了镇司法所、派出所、各行业主管部门、涉农部门、各村调解会，社会团体以及镇退休干部、退休教师等方面的力量，由综治委聘请上述人员作为中心工作人员，对一些重大复杂的纠纷案件进行联系调处，形成综治部门牵头、部门联动、多方参与的大调解格局。
（三）发挥政法部门职能，切实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各级政府对“民转刑”的危害性有充分的认识，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尤其是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机构应加强对私企等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充分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各级民事审判、调解及法律服务部门，在处理民事纠纷时，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原则，为遏制“民转刑”案件提供一个全方位、立体交叉的社会屏障。对可能引发的的案件，政法部门要加大督办力度，加快化解调处的进程，建立预警机制。基层调解组织发现民事纠纷，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提前“预警”，有效处理，防止“民转刑”案件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