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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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1）12-0118-01

摘要：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我国民事纠纷的解决。本文通过对我国民事纠纷现在的简要分析，并提出纠纷理论框架、民事纠纷理论的解析，从而提出当代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民事纠纷现状的研究和解决有利于促进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处理，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纠纷，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关键词：和谐社会；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一、我国民事纠纷现状简析

根据最高法院网站上的2008年、2009年、2010年全国法院审理民事一审案件情况统计表传统的民事纠纷案件类型总体分为三大类：婚姻家庭继承纠纷、合同纠纷、权属侵权纠纷；其中，法院还将各地各类知识产权案件情况进行单独的统计。

从近三年统计数据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民事纠纷开始多发化，除了传统型的民事纠纷类型外还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传统的民事纠纷类型包括婚姻家庭纠纷、权属纠纷、合同纠纷及知识产权类纠纷。新型的民事纠纷主要是：环境侵权纠纷、产品质量责任、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网络侵权纠纷、涉农纠纷等。

二、纠纷理论框架

纠纷的概念，纠纷或是争议、冲突，是特定的主体在基于其利益之间的相互冲突下而产生的，可能是双边也可能是多边的对抗行为。顾培东先生认为，纠纷的本质是主体的行为与社会既定的秩序和制度及主流道德意识的不协调或对之的反叛。[1]法律纠纷，通常是指属于法律调整范围内的纠纷：既包括由于法律所确认的权利受到侵害或无法实现时提出的救济，也包括需要并可能通过司法裁决做出判断的各种利益纷争。“可诉性”或“可司法”概念通常是区分法律纠纷与其他纠纷的标准。[2]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晰的得知，纠纷与法律纠纷是有着严格的区别的，在当今社会之中，一种情况下是越来越多的纠纷都被引入法律领域进行解决，另外一种则是，有相当一部分纠纷不属于法律的裁决范围之内，如道德纠纷、宗教纠纷等，此外，目前出现了大量的民事纠纷通过私力救济途径得以解决。

三、民事纠纷理论解析

民事纠纷是涉及私法关系之间的纠纷，所谓私法关系是指涉及法律上平等地位的人之间的法律关系，[3]它是地位平等的主体由于相互之间的民事权益、义务或者责任而形成的法律纠纷。

民事纠纷有其自身的特点：（1）纠纷主体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2）纠纷的内容主要是有关民事权益、义务或者民事责任的争议，从而有别于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4]（3）民事纠纷具有可处分性。这是因为民事纠纷是有关私法的争议，而私法的基本原则是当事人“自治”，所以纠纷主体依法拥有对发生纠纷的民事权益的处分权。当然，这主要针对有关财产关系的民事纠纷而言的，有关人身关系的民事纠纷多不具有可处分性。[5]民事纠纷的内容分为财产关系纠纷及人身关系纠纷，同时又出现这两种纠纷相互并存交叉的情况。

民事纠纷作为占我国纠纷比例最高的纠纷类型，对于我国纠纷的解决，社会的和谐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四、纠纷解决机制解析

纠纷解决机制是指一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解决纠纷的制度、规则及程序。纠纷解决机制分为公力救济、社会型救济及私力救济方式。

纠纷解决机制的构成要素包括；（1）纠纷解决机构（及人员，解纷主体）；（2）纠纷解决的依据或是规则（法律与社会规范）；（3）纠纷解决方式（协商和解、调解及裁决等）。[6]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可以选择寻求不同的救济模式，如可以进行诉讼，也可以选择仲裁或者调解等诉讼外争议解决方式。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出现是根源于当事人对于纠纷解决方式的自主选择权，实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基于自己的选择对于解决的结果相对更容易接受。多元化解决机制也是针对我国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民事纠纷状况的有效解决，民事纠纷不可能全部通过公立方式得以解决，而且很多纠纷的类型并不适于诉讼等形式，采用其他的形式反而能够更好的将纠纷解决。同时它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相切合，有利于社会矛盾的缓解和社会稳定的实现。所以现在的法治社会的建立与调控都依赖于一个公正、合理和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

公力救济是指国家机关依权利人请求运用公权力对被侵害的权益实施救济，包括司法救济及行政救济。[7]司法救济即为法院的审判，这是我国解决民事纠纷最基本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最权威的方式，但随着社会不断出现的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现象，它也成为最受争议及亟待改革的救济制度。行政救济，就是在行政机关侵犯公民权益时，公民通过行政救济形式得到补救的法律制度。

社会型救济是指定位于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之间，包括调解、仲裁和部分ADR。调解是指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在人民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有关组织、在某一领域中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主持下，自愿进行协商，通过教育疏导，促成各方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办法。仲裁一般是当事人根据他们之间订立的仲裁协议，自愿将其争议提交由非官方身份的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进行裁判，并受该裁判约束的一种制度。仲裁活动和法院的审判活动一样，关乎当事人的实体权益，是解决民事争议的方式之一。部分ADR是指非诉讼解决方式，ADR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ADR概念主要是指非诉讼非仲裁非行政机关解决的纠纷解决方式，同时还不同于等形式。广义的ADR概念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ADR，也涵盖了最新出现的各种非讼纠纷解决方式。

自力或者私力救济是指即权利人自己采取措施保护自己权利的行为。权利人自我保护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依法采取留置、变卖，合理拒收、拒付等。

五、当代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

在现代法治国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一般都是以司法诉讼为核心进行构建的，是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的有机结合及相互补充，并不是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的简单排列。[8]因此，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设置，不仅要遵循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规律，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法治经验，更要立足于本国的社会现实，同时尊重社会习惯和民族传统。

在现代社会，解决纠纷是通往和谐的必由之路，因为构建和谐社会的这个重要的目标是可以定位于完善的法律以及通过法律所调整的完备、有效、创新的冲突控制和解决机制。传统的民事纠纷的解决多数在于诉讼以及调解，但在和谐社会中，此类传统的解纷方式已不能满足社会追求和谐的需要，我们必须完善既存的解纷机制并加以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可行性。

总的来说，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利于促进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和巩固，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充分发扬，尊重多元社会的多样选择。有利于促进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处理，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纠纷。

参考文献：

[1]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范愉：《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清华出版社2007年，70页.

[3][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和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4]绍明：“民事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略论”.

[5]邵明：《民事诉讼行为要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6]范愉：《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2007年8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

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民事纠纷；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递进模式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4-0083-02

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种多样，每个人在处理事物和人际关系时总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和关键，然而可以分配的利益和资源是有限的，无法绝对满足各方：因此在人们纷繁复杂的交往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矛盾纠纷。

调整社会关系的方式途径很多，按照强制力、权威性从小到大排序为纠纷当事人自行和解、民间组织机构调解、仲裁以及诉讼。

目前在我国，民众将诉讼作为解决民事纠纷首选途径的现象一直存在。以笔者的实习经历为例，笔者于2011年2月至2011年5月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实习，实习期间的工作任务分配包括庭前文书的制作发放、参与案件庭前调查、旁听庭审及合议庭分析案件以及宣判后案卷的整理归档。成都中院民一庭负责的民事案件范围涵盖婚姻家庭纠纷、劳动争议、交通肇事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所有权确认、其他侵权纠纷等。一个合议庭平均每星期从立案庭接收的符合立案形式条件的纠纷案件有50个之多。在严格的审限压力下，法官和书记员每天必须不停歇地忙碌。笔者实习所在的合议庭最忙碌时曾经一天之内就四个案件进行了庭前调查谈话并且就八个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

法院如此高密度的处理纠纷使得纠纷、案件处理越来越趋于形式化，合议庭针对案件的关键问题没有充分的时间和人力进行详细地了解推敲，便容易出现判决结果有失公正；同时越来越多的纠纷当事人通过诉讼寻求帮助无形之中也加重了解纷成本，庭前调查谈话是案件正式进入庭审阶段前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案件主审法官会在该步骤对案件有一个较为详细全面的调查了解，直接影响之后可能出现的庭审，同一天当中法官会就多个案件进行庭前调查，很多当事人常常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等待自己所属案件的调查排序，庭前调查若双方没有达成和解即择日庭审、等待宣判执行。总结起来，当事人花费在一个民事诉讼中可预期的成本一般有——准备立案材料的时间和金钱，花费工作日时间去法院立案庭递交材料，待法院立案后再前往法院领取庭前材料，根据法院安排的时间进行庭前调查，再参加庭审、最后领取判决书予以执行。合议庭处理完一个案件通常历时一个月：庭前调查（以庭前谈话或者法官前往现场实地调查为主）至少一次，庭审，合议庭合议，制作判决书，最后整理归档的案卷材料两至六卷不等。

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诉讼是很特殊的一种纠纷救济模式，作为众多解决纠纷途径的一种有着其自身的特点，相应的适合适用的纠纷范围必须符合它的特点。假如被滥用，不仅浪费国家资源和民众的时间金钱；而且处理结果不一定能使当事人满意，反而弊大于利。

诉讼解纷的程序性与专业性很强，通过多环节的审查判断过程彰显司法的公正威严，从而使得判决所得出的纠纷解决结果在民众面前更具有威信力。不仅如此，由拥有法律专业知识和素养的法官来充当中立的裁判者会让复杂疑难案件得到逻辑清楚、条理明晰地分析，这就意味着诉讼适合用来解决情况复杂、争议点较多、案件事实不明确的纠纷。现实中，民事纠纷大都流向诉讼，其中很大比例的案件属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类型。而当事人执著选择诉讼作为救济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类诱因：“争议双方沟通不良导致矛盾激化”；“对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认知不清，不论发生何种纠纷均诉至法院”或者“认为只有法院的判决才能针对对方当事人形成威慑力，从根本上保障自己利益的实现”。因此，大力发展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引导民众了解认知其他的纠纷救济手段达到理性选择救济途径是分流纠纷、减轻司法工作负担、帮助各种纠纷得到更有效快速解决的重点。

一、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的自身完善

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主要体现为当事人自行和解、民间组织调解（人民调解）、仲裁、法院庭前调解。

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从现在看来普遍呈现适用率低、管理混乱的情况。1996年民事一审案件调解比例为20.2%，二审案件为18.9%；2000年民事一审案件调解比例为8.9%，二审案件为10.3%；2003年民事一审案件调解比例为9.0%，二审案件为8.6%。缺乏监管产生的处理纠纷的随意性及适用率的低迷导致民众对诸如人民调解、仲裁等诉讼外的认知机会大大减少。所以在为纠纷寻找救济手段的时候，民众就不愿意再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重新了解学习一个陌生的但是可能更适合的纠纷解决方式，加上媒体近年来为宣扬法制建设，鼓励民众建立起权利意识而大肆报道例如“一元钱官司”的新闻，让广大民众把权利意识和诉讼意识错误地等同起来。

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范文第3篇

[关键词]ADR;纠纷解决;替代性

一、ADR简要概述

(一)ADR的概念

ADR是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的缩写,又称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又叫做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美国是ADR制度的发源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诉讼一直被认为是解决纠纷的最有效的方式,然而,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诉讼制度普遍陷入了前所示有的危机之中,诉讼迟延、成本巨大、弱势群体利益无法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在“诉讼爆炸”的压力下,创设并发展了ADR制度,及时解决了大量涌入法院的“诉讼洪水”。之后ADR特指现代美国本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ADR机制包含调解、仲裁和依附法院的ADR及谈判四种基本形态。

(二)ADR制度的特点

在解决民事纠纷中,ADR有着诉讼所不具备的优势:首先是成本低,迅速和便利的特点,ADR程序的简单明了和高度的意思自治,消除了诉讼程序给当事人带来的理解困难,使当事人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参加纠纷解决。以简易的事实认定代替了严格的举证责任,使当事人可能不借助律师而自行纠纷解决;通过ADR容易获得符合情理的妥协,使得当事人易于接受和乐于执行等等。[1]法院附设调解是美国司法ADR的主要形式之一。美国调解的大量使用有一个重要原因,在设立了“法院强制调解”制度的法院,法官会要求争议双方在进行诉讼之前首先利用调解解决争端,若调解不成,再行。拒绝的一方当事人如果没有得到比调解结果更有利的判决时,则要承担拒绝调解以后双方所产生的诉讼费用。这种带有惩罚性质的措施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增强了调解的可接受性。再者,法官一般不直接介入调解。根据美国的普遍司法理念,法官一般不宜直接介入调解。因为,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通过当事人选定或法院指定的中立的第三方解决双方的纠纷,调解程序和内容都具有相当的任意性,而调解的主持人往往会努力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深刻介入纠纷协商过程,说服或建议双方当事人努力作出相对合理的妥协并达成调解协议,这样的角色与法官中立超然的法律地位格格不入。所以,只有极少数的法官会乐意亲自参与到调解过程中,促成双方当事人调解解决纠纷。[2]

二、有关ADR制度的争论

虽然ADR制度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广泛运用,效果也非常显著,但是在理论学界仍然存在争议:(一)ADR制度在追求低廉和迅速纠纷解决的同时,可能导致一些非正义的结果。ADR上具有较高的灵活性,以追求效率为最大目标。但是,在自由与秩序这一对价值矛盾中,由于偏爱自由,ADR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背离秩序,而无法全面达到正义的要求。灵活性正如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赋予了ADR无限的生机,另一方面又可能导致对程序正义的忽视。同时,对实体法律的自由选择权也为当事人规避强行法及一般法律原则提供了方便。ADR的范围有向涉及公共利益及政策性领域发展的迹象,而这些领域本不宜通过ADR加以调整。(二)某些ADR在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缺乏制度保障。特别是在程序方面,亟待在一些方面加以严格规制:调解人或中立者的资格;对当事人诚实参加的规定(避免滥用其程序拖延纠纷的解决)等。在当事人双方的地位不平等和程序保障又不力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的协商极有可能是不平等的,这一点是ADR最大的隐患。一般而言,ADR不能完全满足当事人的法律需求,对于那些希望通过ADR得到与判决相同结果的当事人来说ADR是难以做到的。[3](三)过分的发展或强调ADR可能会导致社会忽视审判的功能,以及对国家的司法权造成一定的侵蚀。

三、在当今中国社会构建和发展ADR制度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针对ADR存在的问题,当代世界各国都着重从制度化、规范化加强ADR的建设。随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现代社会中被广泛大量地应用,其功能和地位也日益提高,并已逐步被纳入法制轨道,形成了以民事诉讼为主导或核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同时,改革民事诉讼制度与开发利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已经成为现代司法改革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一)在当今中国社会构建和发展ADR制度具有必要性1.重构ADR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解决民事纠纷,化解民事矛盾是实现和谐社会的一种重要保证,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稳定的环境。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的两个方面,二者并行不悖,两者的关系协调互动,均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虽然纠纷当事人享有意思自治,但这是在法制轨道内的意思自治,体现了纠纷解决机制的灵活性与适应性。2.是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未来发展趋势自上个世纪7O年代以来,ADR在美国逐渐发展起来,随后在世界各国盛行,从以往人们之间的各种民事纠纷主要通过法院诉讼方式加以解决,发展到以仲裁、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手段的普遍重视和广泛应用,代表了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未来发展趋势。随着人们对ADR方式自身优点及价值认识的深入,运用ADR方式解决民事纠纷将成为未来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应该重视这种国际社会对民事纠纷解决机制选择的发展趋势。[4]3.是“诉讼爆炸”下减轻司法压力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权利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增强,好象所的的纠纷必须能过诉讼程序解决才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一时间造成“诉讼爆炸”的现象,为了缓解这一现象设立ADR制度,将一定比例的司法资源投入到ADR各项方法的运作中去,以实现有限的司法资源的合理分配来满足人们对纠纷解决机制的需求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客观需求。另外,ADR方式分流了法院诉讼的案件,减轻了法院的审判压力,使当事人间的纠纷可以及时解决,提高了法院诉讼的效率。4.是实现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程序选择权的一种保证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和谐社会下并存,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适用何种方式来解决纷纷。ADR各种方式的存在便利当事人行使市场选择权,使得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范围将越来越大,有利于改善当事人告状无门,申诉难的局面。这也是法治建设的必然结果。

(二)在当今中国社会构建和发展ADR制度具有可行性

1.ADR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然而,近年来,随着对法治和审判的崇尚,调解之类的非诉讼纠纷解决开始萎缩。但是我国毕竟有着历史悠久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的传统,拥有各种调解、仲裁制度及丰富的经验,国民对这些方式也有着认同,因此,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已有了很好的基础。我们今后所要做到的是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并适时发展新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2.国外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先进经验现代意义的ADR制度最早起源并发展于美国,之后逐渐影响到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美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简便、快捷、经济、有效等优势,在民商事纠纷解决领域内,与诉讼分庭抗礼,呈现出无限生机。其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不仅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允许他们自主选择解决纠纷所适用的程序,而且不断通过完善和发展为当事人提供更多、更有效的纠纷解决途径。其成功地缓解了法院的压力,提高了纠纷解决效率,对于快速解决纷争起了很大的作用,对我国解决目前法院普遍存在的严重积案问题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5]

四、在当今中国社会构建和发展ADR制度需要注意的问题

1.更新诉讼理念。在我们传统的诉讼理念中认为诉讼解决机制优于非诉讼解决机制,随着社会的现代化的进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已被人们所认同,诉讼解决机制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二者各自有其调解的范畴和领域,二者并行不悖,实现着纠纷解决的共同目的。所以要重构我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理念的更新。

2.既要吸收人类法治文明的积极成果,又要结台中国的国情和实际ADR作为为类法治文明的积极成果是值得我们去吸收、借鉴和移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照搬照抄的“拿来主义”。我们有着与国外不同的的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政治文化传统,面对不同的社会背景,各国一的法治也具有不同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学习借鉴其他民族的法治文明在于创新,就要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和实际,既要敢于创新,义要注意分析和鉴别,对不符合我国同情的做法,予以扬弃,加以改造。

3.提高法律工作者的专业素质

美国的ADR程序名目繁多,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美国提交诉讼的案件只有5%真正走到审判程序,其余95%在审判程序前就被解决了。因此美国的ADR对于快速、低廉、友好解决纷争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与美国的法律工作者的高专业素质是分不开的。社会组织参与到纠纷解决的程序中,关键是有一个较完备的ADR服务提供系统和有经验的ADR人才队伍,以增强ADR的吸引力。所以提高法律工作者的专业素质是构建ADR的一个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齐树洁总主编,沈恒主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原理与实务》.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3余妙宏.《浅析和谐社会及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的重构》.载《云南大学学报》,2005,第18卷第6期

4徐俊.《浅议中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之重塑》.知识产权律师网

5陶海荣.《美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践及其启示》.中外民商裁判网

6马丽.《和谐语境下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法院网

注释

[1]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14页

[2]陶海荣.《美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践及其启示》.中外民商裁判网

[3]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15页

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范文第4篇

关键词：环境纠纷；行政调解；非诉方法

中图分类号：D915.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2.34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2-80-03

环境纠纷是指因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改善及其管理而发生的各种矛盾和纠纷。[1]从法律属性上来看，环境纠纷可分为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刑事纠纷。环境纠纷行政调解的主要对象是环境民事纠纷。环境民事纠纷，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就其环境权利和义务而产生的争议。由于环境民事纠纷涉及的是当事人享有自由处分权的私权，纠纷的解决具有可协商性。所以，适宜于以调解方式加以解决。采用调解手段，协商解决，使纠纷处理更符合各方面的意愿可以弥补因技术落后可能导致的公平性欠缺。[2]实际上可以说，目前中国的大部分民事纠纷是通过各级环境监督管理部门调解处理的。[3]所以，建立和完善环境纠纷的行政调解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环境纠纷行政调解的内涵

环境行政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和方法，以解决环境纠纷为目的，以自愿为原则，以第三人的身份，居间对当事人之间的环境纠纷进行调解，促成当事人达成协议并消除纠纷的活动。这种调解，在实践中有3种形式：一是由环境保护部门主持调解；二是由上级主管部门调解；三是由其他行政部门调解。环境行政调解具有以下特点：

(一)具有合法性

它是行政机关依法进行的一种行政行为。这种行政调解权是依法律法规授权而产生，因此这种行为必须是依照环境法律规范和有关民事法律规范解决纠纷。

（二）具有自愿性

调解以当事人自愿为原则，是否选择行政调解由当事人自主决定，调解不是的必经阶段，主持调解的环境行政机关即使提出调解方案，也要当事人自愿接受才能成为调解协议。而且调解协议的达成是当事人相互妥协的结果，完全体现当事人双方意志。

（三）调解的内容限定为民事范围

这种调解的对象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环境污染赔偿纠纷，包括赔偿责任纠纷和赔偿金额纠纷两类。

（四）不具有强制性

根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公民、法人或组织对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的仲裁，调解或者处理不服的”不能申请复议，人民法院也不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因此调解协议达成之后，主持调解协议的行政机关不能强制，也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它只能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一旦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则调解协议自动消失。当事人不服调解结果的还可以提讼，请求司法救济。

二、环境纠纷行政调解的应用之利弊

（一）环境纠纷中行政调解的优势

1.文化传统优势。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儒家的“礼之用，和为贵”和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都是赞美和谐的，“而无诉不过是和谐的家族、和谐的社会在司法上的要求和反映”。[4]同时，公民对行政机关的依赖心理和“厌诉”的心里一样的根深蒂固。在纠纷发生后，公民会首先想到向有关行政机关投诉，请求行政解决。只有在这种努力不产生效果时，公民才会迫不得已的选择诉讼。

2.专业技术优势。行政处理机关属于公权力机关，具有普通公众所不能掌握的资料、信息和设备优势。一般来说人民政府下设的环境行政机关承担着对环境公害进行监管、对环境纠纷进行处理等职权，因此拥有专业的技术队伍和相应的环境检测技术手段、取证手段，依法享有现场检查、调查、采样监测、拍照录像等行政权力，可以对环境侵权者依法行驶各项行政管理权力，并可以对正在进行环境侵害的行为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因此，行政处理具有高效、及时的特点。[5]

3.保护环境利益优势。众所周知，对抗性的诉讼必然会产生一个非明确、权利义务清晰的结论，而这一点对环境纠纷而言，恰恰是最招致批评的。因为环境纠纷具有涉及面广、权利义务关系复杂、责任认定时争议大、损失难以确定等特点，因而不适宜作出“winner-take-all”或者“win-or-lose”的司法裁决。[6]环境民事纠纷不同于其它的民事纠纷，它不仅仅涉及的是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还关系到社会环境公共利益。而一般的民事调解只是协调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而忽视社会公共利益。环境纠纷的行政调解，调解人是政府，它有能力也有义务考查环境利益。从而更好的促进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4.调解与资料收集互补机制。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处理公害纠纷时，对受害当事人进行个人的救济的过程，也是从纠纷和结果中获得相应的资料的过程，并因此制定相应的行政方针、政策，健全防止环境污染和环境纠纷处理机制，确立相关的规则。从而能为以后的环境纠纷问题提供积极预防帮助。

（二）环境纠纷中行政调解的不足

缺乏一套行政机关处理解决环境民事纠纷需要遵循的完整缜密的处理程序，行政机关之间的管理权限和划分也比较混乱，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多个行政机关都处理同一案件或遇到棘手的环境纠纷时相互推诿的现象。[7]我国环境纠纷行政调解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环境纠纷行政调解法律制度不健全。目前我国缺少环境纠纷调解的法律依据，特别是行政调解的依据。实践中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调解主要依据有：《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6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6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4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7条。从这些法律文件我们可以看出三个特点：第一，立法过于原则。我国的环境纠纷行政调解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来支撑，只是零星的散布在单行性污染防治法律的法条中。而环境纠纷的妥善解决需要一套完善的法律依据, 而无论是我国的环境保护基本法, 还是单行性污染防治法律, 对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法律规定, 都相当简单,过于原则。第二，程序规定不明确。就行政调解而言,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程序, 以便行政机关及时处理环境纠纷。实际上, 调解这种典型的非诉讼解决环境纠纷的方式, 在程序法的发展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并且包含着自身程序化的契机。由于缺少较为完备的程序性规定, 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在解决纠纷的同时，很可能为了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现象。第三，法律依据的层次不高，导致了效力的不高。当事人双方协商的，环境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但并不禁止。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一般是污染损害事实清楚、加害方承担责任主动诚恳、受害方也是不叫实事求是的情况下才容易成立的。[8]

2.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主体部门不明确。行政调解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在实践中我国环境纠纷调解的主体部门主要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当地的人民政府。这里的行政主管部门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于此类的民事纠纷调解不重视。因为相对于民事调解，环境监测和环境处罚要更直接和有效。而且调解的经费来源无法保障也是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不愿意进行的一个因素。第二，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专业调解员的人员素质问题。这些调解员既要懂得环境污染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同时也需要熟练掌握相关的民事法律知识。并且还要对当地的实际情况有着深入的了解。目前，我们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尚没有足够的条件去处理这些问题。

3.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主体不独立。在很多的地方，环境纠纷调解还遇到很多的不公正的因素的制约。环境纠纷特别是环境污染纠纷，通常是由企业造成的污染，而这些企业又是当地的经济支柱。环保部门在正常处理纠纷时，就会受到来自政府的影响。因此，纠纷处理的公正性和中立性难以得到保障。所以独立的预算及人事管理制度成为保证行政调解的公平、公正开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4.环境纠纷行政调解的配套。从法律效率的角度来看，如果只有判断能够实现法律所保护的最优效率，那么判决是有效的，而不是作出的判决是无效率的。[9]近年来，随着公民环境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高，环境纠纷案件陡然增加，加上环境法律法规自身的特点和调解涉及到很多技术方面的问题，使调解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就需要多部门的配合，设立市场化的检测机构和评估机构，建立健全有关的国家标准。但是，目前我国的环境检测技术落后，取得的数据不全面、不确切，而且环境污染被破坏的危害后果无法计算，加之环境污染和破坏的作用机理复杂，影响因素众多，第三方的检测和评估机构缺失，很多领域没有相关的污染的国家标准或者是旧的标准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阶段的需要等一系列的因素，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我国的环境纠纷行政调解的开展。

三、我国环境纠纷行政调解的完善

（一）完善实体和程序立法、提高行政调解的效力

我国目前并没有专门的环境纠纷行政调解法律,有关行政调解的制度多见于《环境保护法》和其他环境污染防治单行法之中。环境纠纷行政解决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有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方面的专门立法，如：日本的《公害纠纷行政处理法》、《韩国环境争议解决法》和美国的《行政纠纷处理法》。因此, 有必要通过立法制定专门的环境纠纷行政调解法或者在环境基本法下设专章或专节, 规定行政调解的专门机构、 调解的程序、 调解的效力等。[10]

本文认为应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行政调解制度在解决环境纠纷的问题地位和体系所处的地位，以科学界定行政调解工作组的法律地位，从而进一步强化行政调解的效力，使其能够依赖程序本身加以解决，也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发挥行政调解制度的长效机制作用。

完善相应调解程序，主要是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只能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才能进行调解。这样防止行政调解被滥用。二是管辖的范围。应先受理，再审查有无管辖权，如若没有则移送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并告知申请人。因污染的鉴定和来源的特殊性，使有的当事人可能无法知道哪个行政主管部门才有具体的管辖权。三是适用举证倒置原则。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决定了，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没有能力举证，所以就需要对强势一方多负举证责任。四是调解协议书需要双方签字，备案和告知当事人相关的权利。

（二）明确环境纠纷行政主体，增强调解人员法律素质

1.设立专门的环境纠纷处理机构，承担环境纠纷调解职能。我国目前有关法律直接或间接的将环境行政调解的主体制定为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看似是很明确，但实践中很难确认哪一个具体的行政部门是这里所说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特别是跨区域、跨流域的环境纠纷。所以成立一个新的环境纠纷调解机构或者明确具体的行政调解主体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2.保障用于环境纠纷处理的经费和提高调解居间人的素质。首先是资金的保障，国家应下拨专门的资金用于行政调解工作的正常开展，其次要提高相关人员的业务素质，因为有关人员肯定是具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素质，所以要加强他们的法律素质。一方面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培训；另一方面加强调解居间人和与基层人民法院的联系，使调解工作能够随时得到法院的支持和帮助。

（三）加强配套制度建设

鼓励和发展第三方专业的环境监测及污染损害认定及评估机构，制定认定程序和认定标准, 订立确定损害赔偿的具体计算方法。使发生环境纠纷的时候可以找到确实的依据。以此保障评估结果的公正和准确。同时要出台损害程度的国家和地方标准，及时根据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更新旧的现有的国家和地方标准。切实做到有据可依，为环境行政调解的顺利进行和发挥更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提供支持和保障。

参考文献：

[1] 蔡守秋.关于处理环境纠纷和追究环境责任的政策框架[J].科技与法律,2005,（01）:111.

[2] 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8][日]加藤一郎、王家福.民法和环境法的诸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4] 张晋藩.中国法律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

[5]齐树洁、林建文.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6] Nancy K. Kubasek and Gary S. Silverman, Environment Law,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44-46.

[7] 王灿发.论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途径[J].政法论坛，2003,（8）.

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民法是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包括人身关系及财产关系。民法为我们的人身及财产提供基本保障。但是由于部分人法律意识的薄弱，以及在个人利益的冲突下，违反民事法律现象时有发生。民事主体违反了民事法律义务规范而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利，由此而产生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民事争议包括人身关系的纠纷以及财产关系的纠纷。文章将以违反民法造成人身伤害而引发的纠纷为例，探讨民法对于事故纠纷的调整。

[论文关键词]民法 民事纠纷 法律 人身事故 高校

人身意外伤害事故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我们将从现有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的角度展开分析，对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纠纷的解决进行多维思考，希望在依法治国大环境下有一个合理的解决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下面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某高校学生违反学校规定翻越学校围墙，到校外上网。因担心被发现在奔跑途中摔倒在地，造成重伤。家人认为因其在学校受伤，提出要学校承担全部责任。该同学住院期间，学校先后垫付医疗费用共两万多元，并且帮其领取保险金2万元，出院后其家人多次到学校要求赔偿，并说学校如果不进行赔偿，将到有关部门上访。在本案中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是该同学受伤学校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学校若需承担责任，则需承担何种责任，由谁来承担相关的举证责任。二是该同学家人到学校闹事其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公安部门是否有义务采取强制措施制止该项违法行为。三是在该同学拒绝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问题的前提下，学校能否以其拒不偿还垫付的医疗费用为由提起民事诉讼，然后就学校是否构成侵权责任一并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四是人民调解工作秉承的原则是什么，在当事人不同意司法机关介入的纠纷中调解书的法律定位问题。本案的典型之处在于整个案件处理看起来都是有法可依，而实际处理却不能步入法制轨道解决问题，这正是当前高校学生意外伤害事故问题处理的难点所在。

二、高校学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处理所遇困境的根源分析

高校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法律对其保护应当体现特殊性，高校学生一般年龄都在18周岁以上，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 11 条的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学校对学生承担具有监护人角色的义务也仅是对处于未成年阶段的学生而言的。作为高校学生而言，学校对其不具有监护的义务。《侵权责任法》第3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该法第39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该法第40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从我国民事立法的有关规定来看，法律主要是对于未成年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的人身损害赋予了享受特殊保护的权利，赋予承担监护义务的学校更高的安全保护义务。《侵权责任法》对学校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的人身伤害实行过错推定归责原则，学校负有举证责任。而对限制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的人身伤害，则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承担责任。《侵权责任法》区分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在学校受到的人身伤害按照不同的归责原则进行处理，充分展示了立法者将公平维护民事主体的权益放在首要的考虑因素。对未成年人进行特殊保护成为我国民事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在不同时期的民事立法和不同的民事法律中都是一脉相承的。很显然高校学生，除少数的特殊情况之外，都不属于法律所特殊保护的对象。从法律上就上述案件进行分析而言，高校对该同学没有监护义务，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未尽到管理、教育职责”，因此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三、我国有关人身伤害事故问题解决的复杂性的影响因素

当前司法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司法机关一味追求和谐，息诉率、调解率成为法院考核的基本标准之一，在这种指挥棒的指导下，法官可能会以牺牲公平、公正法律理念为代价。很多法院把提高诉讼案件的调解率、结案率作为指标性的政策进行宣示，作为一种对司法行为的政治性要求，这种要求与一些传统意识的交互作用，进而更加强化了调解的强制性。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之后，无疑对调解工作注入一剂强心针。2011 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的制定，指导各级法院更好地运用调解手段化解矛盾，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坚持合法自愿原则，对依照法律可以调解、根据案情能够调解、调解处理效果更好的案件，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各级法院一审民商事案件调解撤诉率达65.29%。着力构建贯穿立案、审判、执行全过程，覆盖刑事、民事、行政、执行各领域的调解、协调、和解工作机制，尽可能通过调解化解矛盾纠纷。加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发挥人民调解组织、社会团体、律师、专家、仲裁机构的作用，通过在法院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等做法，引导当事人就地、就近选择非诉方式解决纠纷。提出积极推动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结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加强三者之间在程序对接、效力确认、法律指导等方面的协调配合，共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解决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措施

高校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对其进行特殊的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是民法调整的内容，也是行政法和社会保障法调整的内容。在法律设置上既要考虑学生利益的保护，又要注重学校利益的保护。必须树立法治社会的理念，严格依法办事、依法维权，才能从根本上建立和谐校园。防止任何一方滥用权利，或者通过其他非法定的方式解决纠纷，形成社会不稳定事件。只有将其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规避法律、甚至不愿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的做法，真正实现实际上的公平正义。

当前社会纠纷的解决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除司法途径解决之外，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1982 年宪法第一次把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组成部分，为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健全和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宪法保障。宪法还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基本职能是“调解民间纠纷”，这就明确划清了人民调解组织同国家机关和一般群众团体的界限。1982 年颁行的《民事诉讼法（ 试行） 》第14条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性质和人民调解的原则作了规定。1989 年，国务院颁行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1990年4月，司法部了《民间纠纷处理办法》，从而全面规定了人民调解制度的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9月5日通过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及司法部于2002年9月 11日通过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一次从司法解释上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作了明确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2011 年通过的《人民调解法》对人民调解进行了定位，确立了调解的原则，规定了程序和调解协议的法律地位，这些对于通过人民调解解决问题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人民调解法》中一项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即合法性原则。这也是实施人民调解的底线，不能以当事人自己具有民事处分权为由排除合法性原则的适用。同时该法第32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也充分说明立法者对司法审查作为纠纷解决最后一道屏障的尊重。因此当前我们的司法政策———“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已经与立法精神相背离，当事人选择向法院起诉即选择了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救济途径，法院不应当主动进行调解，片面追究调解结案率。应当在《民事诉讼法》中重构法院调解制度，应当明确法院调解必须由双方当事人主动提起，调解不成法院应当按期进行判决。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事实、责任的承担、调解内容的合法性表述、双方的予以处分的权利和调解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