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纠纷赔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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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纠纷赔偿协议范文第1篇

[关键词]反垄断法；垄断行为；诉讼时效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094-02

一、垄断的行为的法律性质与垄断纠纷类型

垄断行为是排斥与限制竞争的行为，反垄断法的制定是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竞争和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具有完善市场结构、维护市场秩序与保护市场经济安全的作用。我国《反垄断法》第三条规定：“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法自2008年实施以来，人民法院陆续受理了垄断民事纠纷，对于垄断行为的存在并不是自发垄断法颁布以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处理垄断纠纷是适用的反不正当竞争和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因此有观点认为对于垄断行为的责任追究不仅应当以反垄断法为依据，还应以民法通则作为补充，在反垄断法中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属于特别规定，对于该法没有规定的部分适用民法通则等法律。在2012年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审理垄断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制止垄断行为作出了规定，其中第十六条对于诉讼时效进行了细致规定。

二、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诉讼时效适用规则

我国的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胜诉权，对于诉讼时效以效率为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目的是在平衡权利人与义务人利益的基础上维护社会交易秩序、促进经济流转。所谓的“诉权”产生的法律效果分为两种一是时效完成，义务人获得以时效抗辩权，二是义务人在诉讼中一旦使用以时效抗辩，使得权利人败诉。诉讼时效制度是民法领域的一项基础性的法律制度，对属于其调整对象的权利具有统领作用。因为基于垄断行为而受到侵害的民事权利为普通的财产权利，属于现有的诉讼时效制度适用范围之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因垄断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通过纵观过民商法法律的适用范围，因垄断行为而造成的损害的权利属于一般性的民事财产权利，不需要法律规定对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特别规定。对此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在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上适用其一般原则即对时效期间的起算点采纳主观主义的标准，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

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和延长的事由上和效力上，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一般遵守民法通则的规定，但是对于垄断行为的特殊性还做了区分性的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原告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被诉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从其举报之日起中断。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决定终止调查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终止调查之日起重新计算。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后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重新计算。”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垄断行为施行的是行政执法程序，是行政行为，但是这一行政行为对于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民事诉讼程序有着具体的影响。行政执法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目的、功能是不同的。在民事诉讼中对于事实的认定不应依赖于行政执法程序，民事诉讼程序对查明争议事实应有独立性。但是在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权利人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垄断行为并主张自身权利是积极行使权利从而如同提讼般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反垄断法》第9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第10条规定：“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应的机构负责有关反垄断执法工作。”这些规定充分表明，我国反垄断执法主体是以行政权为轴心而展开执法活动的，诸如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及其下属机关等，均是行政机关。反垄断执法机关在垄断行为案件中的有着特殊地位，垄断的认定是比较困难的，反垄断法提供了一般的原则和准则，反垄断执法机关依据这些规定进行认定。因为社会经济生活不断变化与发展，反垄断执法机关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因为在反垄断司法程序是以反垄断执法机关为主体的，因此在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诉讼时效的中断、中止和延长与普通案件相比必然受到反垄断执法机关的影响。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与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之间会因为行政争议产生垄断纠纷，但这属于行政案件不属于民事纠纷的范围。当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与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之间因垄断行为产生纠纷并需要民事赔偿的纠纷，这样的纠纷均因垄断行为而引发，但是有可能纠纷的性质有所不同，会分为侵权行为的纠纷和合同纠纷。这两种纠纷在适用诉讼时效上是有区别的。

因合同产生的垄断纠纷在诉讼时效规则上从两方面来认定：第一个方面，因垄断导致的合同纠纷，争议内容通常都是合同的效力，比如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撤销合同或者请求解除合同，以及随后的赔偿损失和返还责任。在《反垄断法》规定了以垄断协议实施垄断行为的具体规定，如第十四条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1.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2.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3.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在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所签订的合同中如果是上诉法律规定的情况，那么就属于垄断行为，相对交易人可以提起对经营者的反垄断诉讼，在这样的诉讼纠纷中，相对交易人可以依据跟经营者所签订的合同来进行诉讼，属于合同纠纷。那么在诉讼时效上面可以依据合同诉讼的相关规定。在合同纠纷中，一般是根据请求权的法律原理分析诉讼时效。民法上的请求权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原权的请求权，比如在合同期内要求合同相对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一类是作为救济权的请求权，比如当合同相对人违约后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并赔偿损失的权利。依据理论界的普遍观点，诉讼时效的客体是请求权，而且应当是权利受到侵害之后产生的请求权。确认合同效力的请求，因其基础权利不是请求权而是形成权而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作为诉讼时效客体的请求权，是指救济权意义上的请求权。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被解除后赔偿和返还的请求权则受诉讼时效的制约。在垄断行为纠纷中所产生的请求权就是依据《反垄断法》第二章对垄断协议的规定使得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或者是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之间所签订的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被解除后赔偿和返还的请求权，可以适用合同法的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因垄断导致的侵权纠纷，相对人可能是消费者，也可能是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经营者。不论相对人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因垄断受到损害的权利都是财产性权利，并没有跟其他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有什么特殊性，在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上，与一般的民事权利是一致的。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被诉垄断行为已经持续超过二年，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损害赔偿应当自原原告时告向人民法院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对于因垄断行为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害赔偿问题在这一条进行了规定。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民法通则的原则性规定进行了细化，审理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关于侵权赔偿问题应予适用。

在垄断行为民事纠纷中的第三人对于诉讼时效的适用方面与上述的情况有所不同，应当进行有所区别的适用。在垄断行为民事纠纷中的第三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因垄断协议的存在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和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这就出现了因垄断协议的存在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不知道垄断协议的存在是否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的问题和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不知道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而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诉讼时效制度设置的主要目的在于促使权利人行使自身的权利，防止因为权利人的拖延，导致权利状态处于长期不稳定的情况，这一点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在反垄断纠纷中，无论是因垄断协议的存在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还是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遭受损害的主体，在其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存在垄断协议、行为相对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就不应起算诉讼时效。因为垄断协议的存在、市场支配地位的存在会影响相应行为的性质。但是，这些情形，只能在个案的审理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在垄断纠纷中，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仍应表述为还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因垄断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这一条对于第三人同样适用。

民事纠纷赔偿协议范文第2篇

【正文】

2012年5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司法解释”），自2012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司法解释共16条，是最高院在反垄断审判领域出台的第一部司法解释，明确了因垄断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受理条件、管辖、举证责任、民事责任等事项。司法解释的出台具有重大意义。在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因垄断行为引发的侵权及合同纠纷法院是否应当受理，以及在管辖、举证及民事责任方面均存有争议。此次司法解释的出台，对上述争议均作了相应的厘清。尤为重要的是，司法解释明确受垄断行为损害的民事主体有权向法院就该垄断行为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亦有权在民事诉讼中对垄断行为进行审查，与《反垄断法》规定的行政查处以及行政诉讼能够形成制度配合，能够大大增强反垄断效果。

一、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受理条件

司法解释第一条和第二条是关于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受理条件的规定。第一条是关于原告主体资格的规定。根据第一条规定，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以及因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而发生争议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是适格原告。第二条是关于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具体受理条件的规定。根据第二条之规定，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后，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或者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起诉的，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受理条件，法院应当受理。这里规定的“其他受理条件”主要是指《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民事诉讼案件受理条件。具体而言，有以下四个条件：（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也就是说，原告因垄断行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符合上述四个条件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受理。

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事实上与《反垄断法》形成紧密配合，在反垄断方面将形成制度合力。《反垄断法》主要由反垄断委员会及反垄断执法机构来负责反垄断，主要是行政机关反垄断，普通公民只能向这些行政机关举报垄断行为，尚无法律途径直接反垄断。而司法解释第二条则赋予受到垄断行为损害的民事主体直接起诉垄断组织的权利，且不以行政执法程序前置为条件。这意味着对于垄断行为的监督及治理不再是行政机关的独有权力，相关受垄断行为损害的民事主体也可以直接起诉，这对于我国反垄断将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二、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

司法解释第三、四、五、六条对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级别管辖、地域管辖、合并审理和移送管辖做了明确规定。

1、级别管辖

就级别管辖而言，此类案件原则上由中级法院管辖。这主要考虑到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有其特殊性，其较高的专业性、复杂性和较大的影响力。由于反垄断民事诉讼刚刚起步，由审判力量相对充足、审判经验相对较多的法院集中管辖，更有利于尽快提高审判水平、保证审判质量和统一裁判标准。当然，由于部分基层法院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等也具备相应的审判能力，能够保证审判质量，因此，从便民角度出发，司法解释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也可以由基层法院管辖。

2、地域管辖

就地域管辖而言，仍依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确定。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因案由不同，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依据《侵权责任法》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的侵权纠纷案件。另一种是依据《合同法》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合同纠纷案件。案件类型不同，其地域管辖也有所不同。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侵权纠纷案件一般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而合同纠纷案件则比较复杂。一般而言，如果合同中约定了一审管辖法院的，一般应从其约定。在没有协议管辖的情况下，一般由被告所在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合同履行地应根据合同类型不同具体确定。

3、合并审理与移送管辖

同一垄断行为引起的民事案件可以合并审理。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原告因同一垄断行为向有管辖权的同一法院分别提起诉讼，法院可以合并审理。这主要是基于节约审判资源的考虑。

就移送管辖而言，有两种情形：首先，民事纠纷案件立案时的案由并非垄断纠纷，被告以原告实施了垄断行为为由提出抗辩或者反诉且有证据支持，或者案件需要依据反垄断法作出裁判，但受诉法院没有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其次，在不同法院起诉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7天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先立案的法院可以合并审理。这主要考虑到群体诉讼案件有其共性，合并审理可以有效节约司法资源。

三、关于举证

《垄断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七、八、九、十、十二、十三条分别对于举证责任分配、专家证据等问题作了解释和细化。

1、举证责任

由于垄断行为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受垄断行为损害的原告在举证能力方面存在先天不足。因此，《垄断民事案件司法解释》设置了举证责任倒置、免证事实等制度，适当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责任。

就举证责任倒置而言，属于《反垄断法》第13条第1款第1项至第5项规定的垄断协议的，被告应对该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责任。这意味着，垄断企业对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等行为将要承担举证倒置责任。另外，对于公用企业以及具有独占经营资格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的具体情况，认定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适当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

就原告而言，虽然司法解释适当减轻了其举证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告就不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仍应根据案件不同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具体而言，有以下集中情形：

（1）就前述《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协议，原告虽不需要证明该协议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但应证明该协议确实存在。

（2）就滥用市场地位引发民事纠纷案件而言，原告应当对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和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承担举证责任。不过，原告可以以被告对外的信息作为证明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证据。被告对外的信息能够证明其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的，法院可以予以认定。另外，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原告可以对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的具体情况进行举证，法院可以据此认定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

2、关于专业人员调查及作证

《司法解释》第十二条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一至二名具有相应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委托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作出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经人民法院同意，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确定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鉴定结论的规定，对前款规定的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进行审查判断。这说明，反垄断案件，尤其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需要确定相关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在这个问题上，经济专业人士及机构的专业数据确定及事实认定是法院作出法律认定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专业人员的说明对事实的认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垄断民事纠纷的类型和责任

《司法解释》第十四条和十五条规定，被告实施垄断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的，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查明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令被告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根据原告的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将原告因调查、制止垄断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计入损失赔偿范围。被诉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无效。

这也就是规定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两种基本类型，一是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而引起的诉讼，通常属于侵权之诉；二是因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而发生争议引起的诉讼。

垄断可以通过如协议、协同一致的行为、行业协会的章程等很多形式表现出来。如果行业协会的章程违法了反垄断法，规定了垄断条款，那么行业协会也是实施垄断行为的主体。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这也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

在垄断民事诉讼中，只要原告有证据证明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或者因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而发生争议，均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垄断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五、关于诉讼时效

司法解释第十六条对此类案件的诉讼时效做了明确规定。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诉讼时效依据《民法通则》规定为二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

实践中由于存在很多特殊情况，因此需要根据不同情况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依据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原告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被诉垄断行为，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决定终止调查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终止调查之日起重新计算。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后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重新计算。

民事纠纷赔偿协议范文第3篇

一、治安调解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一)调解的适用范围、条件把握不准。由于民间纠纷概念本身的模糊性，民警对治安案件是否因民间纠纷引起把握不准，对可以调解的治安案件具体包括哪些行为类型亦不明确；有的民警甚至对只要是民间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均进行调解，认为调解是这类案件的必经程序，将“可以调解”错误理解为“必须调解”。

（二）重调解，轻取证。执法实践中存在一种“重调解，轻取证”的错误倾向，有的民警认为，既然是可以适用调解的治安案件，到时候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即可，没有必要花时间、费力去做调查取证工作。结果一旦调解不成，事过境迁，该取的证据无法取到，不仅导致难以认定是哪一方的过错，造成案件调解不下去，而且等到需要作出处罚决定时，也因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处罚不了。

（三）久调不结，案件积压。这是治安调解实践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一是治安调解没有明确的期限限制，民警头脑里没有形成调解的时效意识，抱着能调则调，不能调便拖的办法，奢望当事人不会长时间消耗精力而最终能达成和解，使有些案件一拖再拖，甚至长达一年也没有结果；二是有的民警热衷于治安调解，忽视案件的调查取证，在事实未查清，过错和是非责任未分清的情况下即仓促调解，使当事人之间达成调解协议的难度无形中增大，导致久调难结；三是治安调解协议缺乏应有的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能慎重对待自己在调解中的意思表示和主张，稍有不满意就有可能撕毁调解协议或反悔不履行，使得案件的调解出现反复，拖延了调解的时间；四是有的民警对经多次调解不成的，该及时进行治安处罚裁决的不及时裁决，担心处罚可能更加激化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对民事损害赔偿部分则告知当事人向法院，但当事人对法院诉讼的迟延和高昂的成本望而生畏，大多不愿去法院，又重新回到公安机关要求继续调解，而此时公安机关对调解能否成功则无能为力，案件长期积压在公安机关得不到消化，从而引发大量的疑难案件甚至可能酿成刑事案件。

（四）治安调解功能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安机关破案打击职能的发挥。当前基层公安机关在处理民间纠纷工作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境，首先是调解工作量逐年增大，民警不仅要进行治安调解，还调处着大量的一般民事纠纷。由于公安机关“110”报警台的设立，群众联系民警方便快捷，加之公安机关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因而一般民事纠纷发生后，群众首先想到的是找公安机关解决。公安机关为此耗费大量的警力，一个基层派出所有70％以上的警力要用于应付各类民事纠纷，其投入侦查破案、打击违法犯罪的精力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这必然严重影响到刑事打击和治安管理效能。而且调解工作难度大，社会矛盾纠纷的内容和形式日趋复杂，往往涉及到民事的、经济的、行政的等多种法律关系，而多数调解民警由于没有受过严格而系统的培训，缺乏相关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往往调解效果不佳，使有些纠纷久调难结，警力陷入其中，难以解脱。再则公安机关对一般民事纠纷并无实质的管辖权，调解缺乏法律支持和效力，派出所调解中难免有逾越权限，执法不规范之嫌。另一方面，随着大量的民事纠纷涌入公安机关，使得人民调解委员会、基层司法所等民事纠纷调解组织的功能日益弱化，群众有了纠纷不愿找这些组织而愿找公安机关解决，这又必然导致国家有限调解资源的浪费。

二、针对治安调解存在问题的几点对策

（一）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治安调解的范围和条件。将所有的民事纠纷求助全部纳入治安调解的范畴显然是做不到的，而将其一律拒于治安调节的范围之外显然也是于法无据、于理不容的，比较适宜的做法应该是对治安调解范围作出选择，将纠纷类型化，适宜公安机关调解的、当事人易于达成合意的民事纠纷公安机关可以积极主动的进行调解；单纯的民事纠纷、当事人难以达成合意的，即使当事人一方要求公安机关予以解决，公安机关也不宜主动介入，而应说服当事人到法院，对于可能因民事纠纷而引起治安案件，公安机关应做好治安教育工作，防患于未然，并作好跟踪反馈工作。做到在治安调解中有所为有所不为。

（二）加强对治安调解的监督。治安调解虽然占用了大量警力，但与打击、查禁、整治追逃等业务相比，调解工作长期处于从属地位，未受到足够重视，治安调解不作为考核指标，调解工作做得再好也不能立功受奖，违法调解行为也被排除在内部执法监督范围之外。应将治安调解纳入公安机关年度执法考评和目标考核范围进行考核奖惩，对违法调解行为予以责任追究。

（三）赋予治安调解协议以法律效力。现行制度规定调解协议没有法律效力，当事人随时可以反悔，有权向人民法院，一调解协议就成为一纸空文，这样，治安调解往往出现投入大产出小，耗神劳心不见效，费尽力气不讨好的现象，使得有些民警不愿意做这项工作，从而浪费了有限的治安调解制度资源，也不利于培养公民的诚信守约意识。20__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已赋予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以合同效力，而由公安机关主持达成的治安调解协议反而没有法律效力，这的确让人不解，建议立法赋予治安调解协议以合同的效力。

民事纠纷赔偿协议范文第4篇

【关键词】调解制度 社会原因 微观

“调”，从词构上看，意即言语的周旋、调和。“解”，从词义上看，含有解释、解除、劝解之意，从而达到将冲突偃旗息鼓的目的。“调”和“解”进行组合，则为解除纠纷，使之和解。调解反映了对主张对抗和竞争的诉讼理念的反对，主张合作和折中的意愿。在各国纷纷研究诉讼模式改革，构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调解制度一直被热议，关于是否应该利用调解手段来解决纠纷的争论并不鲜见。

调解符合民众的求和心态和法律发展需求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比较系统的法律框架，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法律规范基本到位，甚至一些制度的先进程度并不逊色于西方国家。但由于我国法制建设起步较晚，缺乏基本的思想基础条件和制度安排，人们对责权利等概念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并且，我国的法律体系是在大规模的法律移植基础上进行的，西方强调个人权利至上的法律观念，对规则和制度的极力推崇，这些观念与我们的传统法律环境并不相容，在许多方面显现出格格不入。

毕竟，“裁判是一种很奢侈的纠纷解决方式，故欲让所有的民事纠纷都通过裁判来解决是不现实的。”①广大民众在个人权利意识膨胀的支持下经历了繁琐的诉讼程序，复杂的规则，高昂的时间、金钱、身心成本的痛苦之后，重新审视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的调解制度，认识到古老的调解制度原本可以理顺许多冲突。虽然在一些学者眼里，调解是落后的文化遗存，而非先进的法律文化。②但是，调解制度深刻的历史性和符合广大民众的求和心态的特性使其仍有旺盛的生命力，并且，调解制度无可比拟的解决纠纷的优势是其得以独树一帜的基础所在。因此，对待调解制度，并不能决然地进行摒弃，而是应该在法治基础之上进行理性完善，有效克服其落后因素，使其与现代法治精神相适应。

当事人选择调解的具体原因分析

调解程序简易，具有高效性，可以有效减少成本，是市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作为纠纷的民事主体，当事人考虑更多的是各类成本的问题，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利益的最大？相对于裁判程序而言，调解程序简单、灵活、耗时短、收费低，当事人不会产生畏惧心理。这是调解制度对纠纷当事人产生直接吸引力的地方。

调解制度是以纠纷主体的协商、合意作为解纷的正当性基础，调解主体可对调解主持人员、方式、地点、时间进行选择，调解主持人员作为居中第三方进行主持，为纠纷主体提供协商场所，尽可能创造谈话的友好氛围，并非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纠纷的当事人，即便是有自己的解纷意见也只限于提出调解方案供当事人参考而已。相对判决程序而言，当事人耗费的时间成本大大降低。

依调解解决纠纷，当事人所要支出的经济成本比审判要低出很多，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调解案件的受理费用减半收取。再者，调解结案后不允许上诉，自然不会产生二审诉讼费用问题。同时源于调解合约的自愿性基础，一般无需强制执行，执行费用也不会产生。普通的民事纠纷大多是以经济利益为纠纷主要内容的，当事人选择解决纠纷的制度时，会对成本与收益进行估算，会倾向于选择成本低的制度。③简言之，调解制度程序简易，具有高效性，能有效减少各类成本，当然成为市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

调解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当事人的诉求。调解程序主张遵循自愿原则，强调纠纷主体对自身的程序和实体权利的自治处分。这是调解制度的实质。纠纷主体通过充分协商之后达成了“双赢”的调解合约，合约内容自然能够最大程度体现主体急需解决和实现的利益要求。

不仅如此，合约协议还可能囊括本次纠纷所涉及的其他需要同时得到解决的处理内容，纠纷主体可以通过调解自主分配和安排各自的权利、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调解协议的内容超出诉讼请求范围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而审判程序不一样，它只能就案判案，仅针对案件自身产生的法律关系得出解决纠纷的裁判，不会主动审理也不可能支持超出诉讼请求的其他要求。因此，判决与调解相比，渗透了许多“冷冰冰”的硬性因素，在许多方面不能全面地解决或实现纠纷主体的要求，所以，温和的调解制度就体现出民众对它的强烈需求。

调解协议基于自愿签订，纠纷主体自然会服从协议内容对自己的法律约束力，一般而言都会自觉主动履行，当事人的具体诉求可以在短时间内转为现实的利益实现，因此，调解协议具有客观的实现可能性。《规定》中第十、十一、十九条关于调解协议履行的激励机制更能让纠纷主体对调解程序积极配合并欣然接受。相比之下，判决在此表现出来的劣势是不言而喻的。司法实践中，许多当事人虽然拿到胜诉的判决书，但胜诉的判决仅仅表示庭审过程的结束，“执行难”情形相当普遍，纠纷当事人不得不对接下来的执行程序开始新一轮的担忧和焦虑。

调解制度可以提供纠纷主体对自身隐私信息的安全保护。现代社会，每个个体都有强烈的独立意识，自然人、法人、社会组织对于自身的各种隐私信息、商业秘密等都具备浓厚的保护意识。因此，当面对纠纷的时候，纠纷主体都会考虑究竟是否启动诉讼程序。无论在何种诉讼中，基本遵循的就是除非符合不公开审理的例外情形，一律公开审理的原则。因此，实践中当事人由于惧怕自身隐私信息曝光而不愿诉讼、不能诉讼、不敢诉讼的例子非常普遍。但调解程序的启动不一样，《规定》的第七条规定，当事人申请不公开进行调解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这意味着调解程序的启动可以实行保密原则，这样的规定对于以上的纠纷主体而言无疑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调解程序的巨大价值非诉讼程序能比，从而对纠纷主体起着深刻的影响作用。从民事诉讼的主要内容和形态上分析，很多诉讼内容属于离婚、继承、收养、赡养、抚养等家庭纠纷，以及经济往来中产生的商业利益纠纷。至于家庭纠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训诫，纠纷的主体一般均不愿意将纠纷曝光于众人的指指点点之下。而关于商业利益的冲突纠纷，纠纷主体也不希望让社会知晓评论，一为守护自己的商业秘密，二为维护自身的商业声誉。因此，用调解的方式对纠纷进行秘密地协商解决，满足了纠纷主体保护自身秘密信息的安全需要。

实践中选择调解的具体原因分析

法官对调解程序的需要。司法实践中，很多法院也对调解制度情有独钟，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倾向于以调解方式来解决案件。法院对调解制度的重视不仅是司法传统经验的积淀，而且具有诸多现实的原因。范愉教授对法院方面选择调解的原因总结如下：调解有利于当事人息讼；解决执行难问题；提高法院工作效率；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保证社会稳定。④除此以外，笔者认为法官偏重调解还有其他原因：

首先，反映了党关于司法建设的政策对法院审理案件工作的巨大影响力。人民法院行使着基层政权分支机构的职能，来自党的政策精神对于法院整体的工作起着标杆性的指挥作用，法院必须坚定地予以执行。

其次，调解对法律的要求相对较为宽松，能够给审案人员带来现实利益。调解能有效地减轻背负着沉重工作负荷量的法官的许多现实麻烦，调解制度在案件解决的程序设计方面、严格查明客观事实方面、对解决方案的法律准确性等方面的要求不像判决那样严格甚至苛刻，法官由此可以避免进行繁琐的调查案件实情、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及关联性的审查过程，还有冗长的庭审程序，并且在结案时可以不制作调解书，即便制作也不同于判决书，其内容要件仅包含“诉讼请求”、“案件事实”、“调解结果”即可，判决书要求的“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判决法律依据均无需写明。

再次，一些法官由于自身法律专业知识水平的局限，对案件的认识可能存在模糊不清的情形，此时选择调解方式结案，可以使法官自身面临的错案风险降低到最小。并且，调解方式结案没有上诉的问题产生，且再审可能性也比较小，故而法官又可以避免可能产生的负面评价。以上种种，说明了法官钟情调解方式结案既有源于公心，也有基于私心的多层缘由。

从医疗纠纷角度解剖现行法律的弊病，分析运用调解方式解决医疗纠纷的必要性。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是客观事实，但是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内容的衔接性、规定的正义性是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一，关于处理医疗纠纷的法律规定本身存在的弊病。关于处理医疗纠纷的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及《民法通则意见》、《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最高人民法院的《人身损害赔偿》、《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等司法解释。以上这些法律法规关于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呈现着严重的不统一的现象。

首先，《条例》的赔偿范围“窄”。考虑到医疗卫生行业的特殊性质，《条例》中关于医疗损害赔偿实行限额赔偿原则，一共包含11个赔偿的项目。而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原则是全面赔偿的原则，赔偿项目不仅包括《条例》的11个项目，且包括必要的营养费、必要的康复费、康复护理费、适当的整容费等4项，比照民法关于侵权行为的全面赔偿原则，《条例》赔偿的范围明显偏窄。

其次，《条例》赔偿标准“低”。具体表现在被抚养人生活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关于未成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相比法条来说，《条例》规定的抚养年限是抚养至16岁，赔偿的计算标准是按照患者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用标准，而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抚养年限是抚养至18岁，赔偿计算标准是按照当地的年平均生活费标准，依据《条例》的赔偿标准低很多；而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计算，《条例》规定的赔偿年限是根据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或者残疾的情形分别不超过6年和3年的赔偿年限，计算标准是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而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年限是自定残或死亡之日起按20年计算，标准是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很明显，《条例》规定的标准很低。所以，依照不同规定计算得出的赔偿数额差别异常悬殊，通常一起构成一级医疗事故⑤的案件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总额与一起普通民事侵权行为（比如交通肇事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案件赔偿总额相差一般达到十万左右的程度，有的案件甚至可能出现高达二十几万的差额。

第二，处理医疗纠纷的过程产生的法律问题。由于法律规定本身的不一致，必然导致医疗损害赔偿的过程乱象丛生。依照最高院颁布的《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中的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假定一患者由于医疗机构的过失医疗行为导致死亡，医疗机构产生赔偿责任，依照以上的规定的精神，司法实践中就产生了这样两种情形：一是患者家属申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鉴定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诉到法院，法官参照《条例》的规定审理；二是患者家属申请司法鉴定，鉴定结论认为患者的死亡与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医疗机构存在过错，承担全部责任，诉到法院，法官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审理。显然第二种情形中患者家属得到的赔偿数额要比第一种情形得到的赔偿数额高出许多。所以，现实中的医疗纠纷诉讼往往陷入“怪圈”：一旦涉讼，医方会想方设法利用《条例》，患方则绞尽脑汁规避《条例》。不管何种情形发生，都反映出法律规定本身存在不正义和不公平的情形，产生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虽然2010年7月1日生效的《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的鉴定和赔偿处理进行了统一的规定，但是《条例》规定内容的客观存在，仍然让法官在处理医疗纠纷的过程中感觉异常棘手。

第三，运用调解方式处理医疗纠纷成为强烈需要。医疗卫生是关乎民生的重要问题，医疗纠纷的频发是对医疗秩序的严重伤害，从而使社会秩序的整体稳定受到威胁，处理医疗纠纷案件给办案法官带来许多难题。面对法律规定自身存在的弊端，而且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法官作为纠纷的主要承担者，在处理医疗纠纷案件时，需要高度谨慎，尽量兼顾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及医疗行业所具有的特殊性，既要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以及《侵权责任法》的基本精神对医疗纠纷案件开展审理工作，又必须依照《条例》的规定内容对案件进行高技术地处理。然而，仅以判决的方式是无法满足这样高难度的处理要求的，此时，调解方式自然成为法官审结医疗纠纷案件的最佳选择。

社会现实对调解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的弊端而产生纠纷的情形并不鲜见，例如，因证券交易产生的侵权纠纷、劳资纠纷、利用网络进行的侵权纠纷、新型的消费者权益纠纷等，我国关于这些特殊领域的法律规定明显滞后，即使有相关规定，大多也对各种新型的侵权类型估计不足。因此，在办理类似的纠纷案件时，调解作为处理案件的主要方式非常必要。毕竟，解纷并不仅仅体现为给予纠纷主体充分的程序和实体的正义，同样重要的还有纠纷主体对案件处理结果的服从和遵守。（作者为桂林医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成都出版社，1993年，第174页。

②周永坤：“警惕调解的滥用和强制趋势”，《河北学刊》，2006年第26卷第6期，第166页。

③李浩：“调解的比较优势与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南京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24页。

民事纠纷赔偿协议范文第5篇

一、环境民事责任的定义、特征和作用

（一）环境民事责任的定义和特征

环境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违反环境法定义务实施环境不法行为致人损害应当依法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它是民事法律责任的一种,也是侵权民事责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又与普通的民事责任有许多不同。它具有如下特征：

1、环境民事责任主体的多样性。依我国现行环境法的规定，一切排污单位和个人系属机关、部队，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合伙，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亦或居民，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排污行为并对他人的环境权益造成损害，行为人均应依法承担环境民事责任。

2、环境不法行为的多样性。需要承担环境民事责任的环境不法行为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和途径。环境不法行为既可以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也可在生活过程中产生。同时，环境不法行为还可以水、大气、噪声，固体废弃物，放射性污染等多种污染形式通过环境介质进而对他人的环境权益造成损害。

3、环境损害后果的多样性。环境损害后果作为环境污染的结果具有多样性。它不仅表现为水、大气、声，土地环境质量下降或不再具备其应当具备的功能和作用，致使人类的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遭到破坏，还表现为直接对他人的人身、财产、精神权益造成损害和危害他人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4、环境民事责任的同质救济性。环境民事责任，作为不法行为人对于受到环境污染损害的被侵权人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它是通过由不法行为人对于受到环境损害的被侵权人给予一定的财产补偿，弥补被侵权人所遭受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的方式来达到私权救济的目的。因而不同于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侧重于保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立法目的。

（二）环境民事责任的作用

环境民事责任作为对于受到环境不法侵害的被侵权人给予物质救济的环境法律责任具有如下作用：

1、维护环境法治。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环境法治的基本要求。而环境民事责任正是环境法治违法必究基本要求在环境法域民事责任体系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有通过环境民事责任的落实与完善，环境法域的法律秩序才能得到实现。

2、制裁环境违法行为。环境民事责任的意义不仅在于通过追究不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从而使受到损害的环境法律规范恢复其圆满状态以维护环境法的尊严与权威，而且在于通过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进而教育违法行为人本人及社会公众遵守环境法律规范。

3、保障环境权益。环境立法的基本目的就是保护环境权益和人类健康不受侵犯与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环境民事责任体系的基本内容就是通过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从而使侵权人受到损害的环境法益得到补偿以保证环境权益的实现。

二、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及免责事由

（一）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行为人因违反环境法定义务实施环境不法行为致人损害而应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所必需的各种要件的有机统一。它包含如下内容：

1、损害后果。环境民事责任作为不法行为人对于环境权益受侵害的被侵权人所承担的财产责任，其前提和基础就是不法行为人的排污行为对被侵权人造成了损害后果。有损害则有补偿，无损害则无补偿是民事责任的基础，不同于环境刑事责任和环境行政责任是为了追究行为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因而不以违法行为造成损害后果为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损害后果只是违法行为人承担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轻重的选择要件。

2、排污行为。排污行为作为特定经济技术条件下，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行为，其本身具有一定的价值性，它是单位和个人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活消费的过程，在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尚无可或缺的附属行为。但环境侵权行为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行为，环境民事责任作为一种无过错责任，只要行为人所实施的排污行为造成他人环境权益的损害均应承担环境民事责任，而不以其主观上具有过错或客观上实施的排污行为违法为要件。盖因环境容量的有限性与生产与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排污量的数量与浓度的扩张不成比例，这既是排污者实施排污行为致人损害应承担环境民事责任的基础，也是国家环境管理政策由浓度控制向总量控制转变的原因。

3、排污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排污者的排污行为与被侵权人所受到的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既是行为人具有可归责任性因而应当承担环境民事责任的基础，也是被侵权人具备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资格并可向排污者提出环境损害赔偿请求的基础。唯环境损害的因果关系因其复杂性、专业性、科学技术性难以确定，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之所以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中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是由于因排污行为而获益的不法行为人相对于受到污染损害的被侵权人而言在经济、技术和专业方面占据更大的优势，因而更应当就其排污行为与被侵权人受到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二）环境民事责任的免责事由

是指由环境法所规定的行为人在因环境污染致人财产或人身损害时可据以主张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定事由。环境民事责任免责事由的属性为法定客观存在的事实，其作用是对抗或抵消受害方的赔偿请求以达到不承担环境民事责任的目的。环境民事责任的免责事由包括：

1、不可抗力。它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对于因自然或社会原因造成的非人力所能预见、避免并克服的客观情况所导致的环境损害，强行规定由排污者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不仅对于责任承担者有失公正，而且也不能发挥法律责任的教育警戒作用。因而在我国环境法中明确规定：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但对于虽然属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未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导致环境污染损害的，排污者依然不能免除其环境民事责任。

2、受害人的过错。它是指行为人因为故意或者过失未尽到自身应尽的注意义务而致其人身或财产因环境污染遭受损失。对于完全由于受害人自身的过错导致其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由毫无过错的排污者承担环境民事责任有悖法律公正的本义；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由受害者自身的责任引起的，排污单位不承担责任，但是当排污者对于损害结果也有过失，亦即污染损害是由于排污方与受害方双方的混合过错造成时，排污者则不能免责。

3、第三人过错。它是指由于排污方和受害方之外的第三人的故意或过失，使受害方的人或财产因环境污染遭受损失。对于完全由于第三人的过错导致受害方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因而免除对于损害结果没有过错的排污者的法律责任，更符合法律伦理和公平理念。因而对于由第三者的故意或过失造成的污染损害，由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当排污者对于损害结果也有过错时，排污者则不能免责。

另外，在发生侵害人与受害人混合过错的情况下，也可以减轻侵害人的环境民事责任。三、环境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及适用

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十种，根据《民法通则》和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环境民事纠纷的处理实践，可以发现，承担环境民事责任最经常采用的方式有以下5种：

1、停止侵害。停止侵害是要求环境侵权行为人结束侵权状态的法律责任形式。它发生在侵权行为正在进行，通过停止侵权活动就能使受害人的权益得以恢复的情况下。环境侵权行为在许多情况下都具有持续性，只有行为人停止其环境污染和破坏活动，受害人的环境权益才能得到恢复。比如，环境噪声污染，使受害人难以正常工作和休息，但尚未造成财产上的损害，就只能让排放环境噪声者停止侵害。在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中没有关于停止侵害责任形式的规定，在一些资源法律、法规中停止侵害的责任形式是以责令停止破坏行为的行政处罚形式出现的，明显地带有民事责任行政化的倾向。因此，在环境侵权方面，依照《民法通则》规定，要求侵权行为人承担停止侵害的环境民事责任。

2、排除危害。排除危害是要求环境侵权行为人清除因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而对受害人造成的各种有害的责任形式。它通常发生在环境侵权行为发生或停止后，对他人的环境权益仍然存在妨碍、损害或危险的情况下，之所以需要这种责任形式，是因为，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发生或停止后，其危害影响往往继续存在，使受害人的环境权益继续受到侵害。例如，某工厂将危险废物掩埋于饮用水源地，结果造成饮用水污染，如果仅仅要求该工厂停止在此地掩埋危险废物，显然无法使受害人免受污染危害。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工厂承担排除危害的责任，清除已掩埋的废物和被污染的土壤，并治理已经被污染的水体。排除危害的费用应由造成危害的人承担。

3、清除危险。清除危险是要求行为人消除对他人环境权益侵害可能性的一种责任形式。它发生在行为人的行为尚未对他人的环境权益造成现实的侵害，但已构成对他人环境权益侵害的危险或确有可能造成环境侵权的情况下。例如，某矿山企业开矿采煤，在没采取环境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就开始疏干地下水，如果达到可采煤的程度，将使当地的水位大幅度下降，使当地居民无水可吃，使当地森林和其他植被全部枯死。那么，在矿山企业一开始疏干地下水时，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就可以要求其承担消除危险的责任。依照《民法通则》，要求环境侵权行为人承担此种责任。

4、恢复原状。恢复原状是要求环境侵权行为人将被侵害的环境权利恢复到侵害前原有状态的责任形式。它发生在环境被污染、破坏后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能够恢复到原有状态的情况下，如果环境的污染、破坏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难以恢复或者恢复原状经济代价太高，明显地不合理，则可以用其他形式代替恢复原状。

在环境法中，恢复原状的程度如何掌握，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如果要求被污染破坏的环境都恢复到原有状态，是比较困难的，有时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么，就需要一个恢复原状的标准。只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就可以说恢复了原状。这个标准可以这样掌握：对于环境污染的恢复原状，可以以被污染的环境要素在当地适用的环境质量标准为依据，只要将环境要素的质量恢复到其环境质量的要求即可视为恢复了原状；对于环境破坏的恢复原状，只要恢复到环境要素原有的功能要求即可。例如，要求复垦的土地恢复到可供放牧的状态，要求被破坏的耕地恢复到可供耕种的状态，要求被破坏的草原恢复到可供放牧的状态或当地的植被要求，等等。我国的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中没有规定恢复原状这一责任形式，一些资源法律中在规定恢复原状的责任形式时采用的是行政处罚方式，这是由我国自然资源的国有性质决定的。实际上，在环境法中应当强调采用恢复原状的责任形式。因为环境立法的目的就是要使环境保持在良好状态，只有将被污染破坏的环境加以恢复，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5、赔偿损失。赔偿损失要求侵权行为人对其造成的环境危害及其损失用其财产加以补救的责任形式。它发生在环境侵权行为造成的环境危害及其损失不能通过恢复原状的方式加以补救或不能完全补救的情况下。赔偿损失是环境民事责任形式中应用最广泛和最经常的一种责任形式。它既适用于环境污染侵权损害，也适用于环境破坏侵权损害。赔偿损失的范围，既包括财产损害赔偿，也包括人身损害引起的财产损失赔偿；既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间接损失。对因环境侵权行为造成的财产上的损失，不管侵权行为人主管过错程度如何，应当全部予以赔偿。对因环境侵权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引起的财产损失，应根据人身受损害的程度确定赔偿的范围。对于经过治疗可以恢复健康的一般伤害，应赔偿医药费、住院费、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护理费、治疗期间的交通费和误工工资等；对于因环境侵权行为造成人身残废的，除赔偿必要的医疗费外，还应根据其劳动能力丧失的程度和收入减少的情况，赔偿因不能工作而减少的收入和残废者的生活补助费；对因环境侵权行为造成人的死亡的，侵权人除应赔偿死者在死亡前因医疗或抢救其生命所花的医疗费用外，还应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的必要生活费等。

以上环境民事责任形式，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其中致人人格权益损害的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环境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则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和赔偿损失。其中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适用于正在进行的环境危害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排除危害。赔偿损失适用于造成环境损害后果的环境危害行为，其目的是为了给予受害人物质补偿。赔偿损失不仅包括对于因环境危害行为造成的人物质损失的赔偿，而且包括对于因环境危害行为造成的人身权益遭受损害引起的精神损害的赔偿。这不仅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在司法实践中得到相关判例的支持。

三、追究公害民事责任的程序

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可知，我国解决环境污染危害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的程序有二：一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程序。二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直接向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审理。这是两种并列的程序。而且，后一种还是最终解决纠纷的程序。

（一）追究公害民事责任的特点尽管两种程序所依据的法律、处理的机关、以及法律效力等存在许多不同之处，但是，纠纷的共同性质—环境污染危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则使得它们有不少共同之处：

1、是平等双方当事人的公害赔偿纠纷。当事人因环境污染危害发生的纠纷属于民事性质，受害者一方因人身、财产受损害而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力;致害人一方则因实施了污染危害环境的行为而依法负有赔偿他人损失的义务。

2、执法或者司法机关是以“第三者”居间对民事争议做出调解处理或者判决。这与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对违法者实施行政处罚不同，后者是监督管理机关对相对人的单方行为，不以相对人的意愿为转移，对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而不予处罚，就是违法失职。

3、实行举证责任转移原则。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提供证据的责任，否则可能导致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在公害的民事纠纷中，如前所述，受害者很难提出有关证据。因此，国外不少环境保护法律早就改变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而实行举证责任转移原则。即法律只要求受害者提出致害者已有污染危害环境行为的证据，赔偿要求即告成立，若致害人要否认，就须提出保证。

4、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由于环境污染危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往往比一般民事责任中的因果关系要复杂和困难得多，这使得大量的公害行为逃脱了法律的惩罚。

5、实行较长的诉讼时效。由于环境污染危害的潜伏期长、短时间难以发现;要查明致害人，提讼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环境污染危害引起的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应当与其他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有所不同。

（二）公害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指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环境污染危害造成损失所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争议进行处理的步骤的总称。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精神可知，对环境污染危害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的行政处理，属于行政调解的性质，即通过行政部门的引导，双方当事人对争议进行协商，相互让步，达成解决纠纷的协议。之所以可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其基础是所处理的纠纷属于平等双方当事人的民事权益争议，当事人有权对自己的权力进行自由处分。行政部门主持下的调解处理，是我国多年业解决公害民事争议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程序，虽然这一种处理决定没有法律强制力。但是，时间表明，许多公害赔偿纠纷，都是在环境监督管理部门的主持下得到圆满解决。至于公害民事纠纷行政处理的具体程序，我国环境保护法至今未做具体的规定，但是，根据各地的实践，可概括为申请、受理、调查、调解、处理和执行五个阶段。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为环境保护走向法治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道路指明了方向，环境民事责任则为依法保护环境权益和环境管理相对人依法履行环境法定义务提供了法律保障。这都将为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与落实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国环境执法全书》解振华编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