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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公司,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因其良好的业绩一度辉煌,其股公司治理模式被许多国家奉为圭臬。然而我们认为,由于国情不同,“好的公司治理”仅仅是一种相对和动态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复制的。本轮金融危机更有力地向我们证实,在公司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上根本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信条。
“股权结构越分散越好”的信条反思
长期以来,我国许多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于大股东手中,甚至是国家控股。“一股独大”容易导致关联交易、董事会独立性不足、小股东权益受到侵害、公司控制权市场无法发挥作用等诸多问题。有学者主张,我国上市公司应效仿英美公司,通过国有股减持、增发社会公众股等方式,实现股权结构的充分分散化,以解决“一股独大”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种“股权结构越分散公司治理越好”的观点是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有失偏颇。公司治理的核心是正确解决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之后,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委托问题,最优的公司治理结构应是股权分散和股权集中的一种适度平衡。股权结构分散下的英美公司治理事实上存在难以克服的内部人控制等委托问题:分散的小股东通常没有能力监督管理层,而且由于“搭便车”的问题也不愿意监督管理层;管理层为了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可能无视公司长远的利益,在公司发展战略及经营管理上严重背离其应尽的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从这个角度看,在股权相对集中的情况下,大股东倒是往往能够有效地监督管理层。而我国的法律传统、意识形态、行业特点和市场发展程度决定了我国现阶段大型金融机构不可能推行公司股权的高度分散化。同时,股权集中公司和股权分散公司面临的基本公司治理问题差别很大,不能简单模仿照搬,应从实际出发,有选择地停止使用根据处理股权分散公司治理经验建立起来的治理标准,努力发展适合股权相对集中的公司的良好公司治理标准。
“独立董事越多越好”的信条反思
从表面上看,我国上市公司基本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建立了以董事会为核心,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架构。为解决股权过度集中导致的董事会由大股东或管理层操纵问题,监管机构开始重视设立独立董事,以增强董事会监督高管层、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能力。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真理再向前多迈一步往往可能变为谬误。
我们认为,公司治理的实质是各相关方利益之间的一种有效制约和平衡。为了避免控股股东不当侵犯中小股东利益和内部人控制问题,独立董事应该占有董事会的一定比例,但并不一定是越多越好。从本轮金融危机也可以看到,英美银行业公司中的独立董事的数量并非不足够多,但众多的独立董事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每个人都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独立董事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除了要求独立董事具有形式上的、最起码的外部独立性之外,更应该对每位独立董事的工作经历、专业水准、人格品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应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独立董事的专业性本身及其为董事会高效运作所作贡献的实质方面,而不是简单纯拘泥于独立董事人数多寡的形式方面。
“股权激励力度越大越好”的信条反思
理论上流行的看法认为,股权激励机制作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激励高管层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而且激励力度越大越有利于解决委托人和人目标函数不一致的问题。在实践中,几乎所有的英美上市公司都实施了股票期权或股票增值权计划,将高管巨额薪酬的相当大比重与公司利润高度挂钩。我国许多上市公司也纷纷引入了股权激励机制。
本轮金融危机中,西方国家金融机构股权激励机制的失灵遭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值得我们对备受推崇的股权激励机制进行理性思考。我们认为,单靠股权激励机制并不能够很好弥合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分歧。诚然,公司高管通过努力经营提高公司业绩会导致公司股价上涨,既增进了公司和股东的收益也增加了高管的股权激励性收入。但是,如果公司治理的体制和机制不完备、有缺失或监督不到位,公司高管也可以通过操纵财务报表上的收入、牺牲长期利益以谋求短期高效益和高股价等方式来实现个人报酬的最大化。此时高管收入与股东回报最大化或者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就发生了冲突。
另外,现有股权激励机制往往强调奖赏和激励的方面而偏废了惩罚和约束的方面,容易助长公司高管的过度冒险行为和金融机构的短期行为,使其不顾审慎性要求和公司的长期持续发展,从而带来的巨大风险隐患。本轮金融危机中的事实证明,即使在冒险中失败,金融机构的有些高管也能够通过在另一家金融机构谋职或自己创办企业来安然脱险。
“股东利益至上”的信条反思
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将股东利益至上视为不容置疑的信条。如资产专用性理论主张,股东为企业投入了大量的专用性资产,承担着企业经营的风险,因而应拥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并在企业中处于支配地位。委托理论则强调,董事会和管理层作为公司股东的人,应对公司股东负责并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
我们认为,对于现代企业而言,企业的经营管理不仅影响股东利益,还涉及债权人、客户、员工、供应商、社会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尤其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高杠杆率在有限责任原则下致使股东对公司的资产投入和风险承担远低于银行客户、低于存款人或贷款人。同时金融机构由于内在脆弱性和风险扩散性而对经济金融秩序具有极强破坏力,片面地强调和简单地奉行股东利益至上信条会激励股东与管理者过度冒险,侵害存款人、贷款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实际上,本轮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就是奉行股东利益至上信条的金融机构,它们在盲目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严重损害了客户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结果反过来自身也深受其害、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大而不倒”的信条反思
在美国,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观念由来已久,影响深远。当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随之而来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这似乎印证了“大而不倒”的正确性。最近,这种观念萌发了解决“大而不倒”问题的所谓思路,就是如果某金融机构规模过大以至于不能倒闭,那就通过拆分或者其他方式来削减其规模。
我们认为,简单地将“大而不倒”作为一条原则,盲目地加以坚持是不对的,这种观念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难以得到支持。首先,“大而不倒”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规律。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政府和监管机构也无力拯救所有濒临破产的大型金融机构,必要时有选择、有序地允许其倒闭是现实和合理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大而不倒”观念容易引发典型的道德风险问题,纵容大型金融机构的投资者、管理层和债权人只追求规模的无限扩张并毫无顾忌地从事高风险的投机活动,而一旦风险恶化后则设法逃避市场的惩罚。
事实上,纠正或解决“大而不倒”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即一定要限制金融机构的规模。因为,规模很大程度上是依据需要发展而来的,是系统运行主客观协调统一的结果,而且一定的规模本身可以降低经营成本,给股东、消费者、客户乃至整个经济创造价值。规模经济理论在这一点上是没有错的,人为地限制一家金融机构的规模也是没有道理的,甚至是削足适履的愚蠢之举。对于“大而不倒”带来的有关问题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同时寻找解决的途径。从外部来说,应该寻求建立一个良好的监管体系,在允许金融机构满足个人和机构客户需求的同时,确保即便最大的银行遇到麻烦时,也能够在总体上不危及纳税人和整体经济的情况下有序破产。从内部来说,则需要始终强调“审慎经营”的原则,牢固树立风险观念,避免盲目地片面地求大。机构发展不仅要 “做大”,还要“做强”。
“国际监管准则不容置疑”的信条反思
目前,国内金融监管准则存在着不断吸纳国际监管准则的趋势。在实务上,不少商业银行的董事和高管也言必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或国际会计准则,唯其马首是瞻,似乎这些国际监管准则是不容置疑、必须无条件加以遵守的。
我们认为,对国际监管准则要有客观的认识。国际监管准则作为发达市场国家或国际权威机构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经验的总结,有许多东西值得借鉴,而我国商业银行要实现国际化也需要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监管准则尽善尽美、不容置疑。本轮金融危机暴露出国际监管准则的顺经济周期性缺陷就是明证。就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而言,资本充足率计算中的风险权重在经济上行阶段通常较低,资本充足率因而较高;而在经济下行阶段则完全相反。因此,金融机构倾向于在经济上行阶段通过信贷扩张与资产购买等方式提高杠杆率,从而导致繁荣时期的泡沫累计;在经济下行阶段则通过信贷紧缩与资产抛售等方式降低杠杆率,从而拖延衰退时期的复苏时间。类似地,以公允价值计价的会计准则也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极易形成“价格下跌――资产减记――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加剧了市场恐慌和市场波动,对金融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可见,国际监管准则也是处于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我们不必奉为圣经,而应结合实际批判性地加以吸收、利用。
几点启示和建议
本轮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汲取发达国家公司治理教训的绝佳机会。毋庸讳言,后危机时期,我国金融机构将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挑战以及由此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从外部来说,要有个治理环境,包括加强金融监管的问题;从内部来说,则要认真研究解决科学发展和改革创新等重要问题。
加强金融监管
重视系统效应的监管责任。本轮金融危机在金融监管方面最主要的教训之一,是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效应及其监管责任的疏漏。危机发生之前,似乎任何一个金融机构都可以提出一个政策目标,且这些政策目标都被狭隘定义以便量化,而对于系统效应的责任则被遗漏。单一金融机构的理性和稳定运行不一定能带来整个金融体系的理性和稳定。因此,建立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标、以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效应为监管对象的宏观审慎监管机制是健全稳定的金融体系、加强各机构公司治理的重要基石。
建立综合监管模式并加强国际监管合作。本轮金融危机充分表明,随着金融创新的活跃和金融产品的发展,传统金融子市场之间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跨业监管和跨境监管以及国际间的协调和合作显得日趋重要。建立覆盖面宽的、科学合理的综合监管体系有利于消除监管空白,减少监管重叠,提高监管效率。随着我国金融综合化经营规模的扩大,亦有必要加紧探索改变多年来单一的、缺乏沟通协调的条块分割的分业监管模式。同时,随着“走出去”战略的选择和实施,应积极推进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避免各国监管竞争纵容各自金融机构的高风险行为,从而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
未雨绸缪,开展逆经济周期监管。本轮金融危机中北美的加拿大和欧洲的西班牙经济及金融系统受到冲击较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强化监督,防患于未然。加拿大在美国次贷风靡全国时,仍要求银行住房贷款要坚持原则,坚持底限,对金融衍生工具的适用有严格的控制;西班牙金融监管当局则早在5年前就开始进行逆经济周期监管,从而在全球危机爆发时没有陷入泥潭。由此,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引以为鉴,强化监督,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或侥幸心理,在具体监管策略和方法上可以借鉴和探索开展逆经济周期监管。
强化风险管理
坚持稳健经营理念。金融危机中,很多问题公司的风险管理制度不可谓不严密、风险管理技术不可谓不精良、风险管理人才不可谓不优秀,问题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出在没有坚持审慎原则,没有牢固树立稳健经营的理念。无论是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都不同程度地淡化了风险理念,放弃了原则,追逐短期利益,从而忽视过度冒险政策的后果。事实证明,只有控股股东、董事、高管和普通员工都牢固树立稳健经营的理念,并将其外化为公司的决策及其实施行为,才能及时有效地预测、评估、防范和化解风险。
加强全面风险管理。当代金融机构处于各种风险互相交织、互相演化的发展环境中。这更需要金融机构从多元立体的维度审视并控制各种风险。董事会应在风险管理方面充分发挥导向和制衡作用。一是明确公司风险偏好和风险限额,并要求管理层在发展业务过程中严格执行。二是将“风险扣除”的概念引入高管薪酬结构,利用激励约束机制引导管理层平衡发展与风险的关系。三是建立畅通的风险信息报告渠道,使董事会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最全面的公司风险信息。四是根据公司整体风险状况和外部经济金融形势,督促管理层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风险。
合理设计薪酬激励机制
确立公正透明的薪酬决策程序。薪酬激励机制的首要改进方向是确保高管薪酬经由公正的决策程序确定(如执行董事不参与高管薪酬方案的决策程序,董事自身的薪酬方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以及提高薪酬方案的透明度(包括使用简明的非专业术语披露薪酬方案总成本、绩效评价标准、薪酬计算方法和调整方式等)。
构建公平合理的薪酬构成体系。本轮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就是要综合考虑基本薪酬、年度奖金和长期激励等激励工具在薪酬结构中的比重,合理匹配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薪酬水平与经营业绩及风险的关系。为了有效抑制金融机构管理层盲目追求短期利益的冒险动机,基本薪酬的绝对水平要比较高,提高绩效薪酬中长期激励的比重,降低短期激励的比重,并将长期激励的兑现条件从股票价格等市场指标更多地转向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内部绩效指标。
强化薪酬激励机制的约束功能。从本轮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如果薪酬激励机制光看业绩而不看风险、只重奖而不重惩或者奖惩失当,就会失去应有的激励约束功能,沦为管理层谋求私利的工具。实践证明,高管绩效薪酬要根据公司整体风险水平进行调整,使风险成为管理层提高绩效薪酬水平的重要约束因素。同时,要特别重视未来风险在薪酬确定中的作用,对高管层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的员工实施薪酬的延期支付。
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加强董事会建设,增强董事会的决策能力和监督能力。通过本轮金融危机使我们深刻认识和体会到,公司治理的好坏,与董事会作用的发挥与否有直接关系。董事会要真正发挥作用,首先必须关注和加强研究新形势下银行科学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重大问题,并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高素质董事会是公司决策科学、高效的保障。在选任银行董事时,除了要考察董事候选人是否符合任职资格,更重要的是考察其是否具备胜任董事职位的眼界、胆识和能力。银行的董事会应由与银行业密切相关的多元化知识结构、经历、背景和资源的董事所构成,每位董事的个人专长能够与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等特质相匹配。董事会内部运作的理想境界并不是一团和气,而应该是在共同的战略目标下,坦诚相处,各抒己见,“和而不同”。而在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之间则应该努力形成权责分明、各司其职、相互协调、有效制衡的运作机制。且董事、监事的定期培训应该坚持,不能放松,对董事、监事和高管层成员的履职能力和尽责情况评估亦十分重要。
在创新中求发展
金融创新是双刃剑,用得好,它是金融发展的动力,如果放任自流或过度滥用,必将导致风险高度累积和爆发。本轮金融危机金融机构无视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过分追求短期利润,而外部缺乏相应监管,加之金融产品设计过分复杂以及滥用资产支持证券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严重脱离实体经济需要和风险掌控能力,进而引发金融风险呈几何式增长以致于完全失控。但是应该看到,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并不是金融创新本身,而是在创新背后所掩藏的人性的贪婪和恐惧。在我们高度关注伴随金融创新而来的负面效应的同时,不能简单地否定其重要性。从历史看,金融创新是金融业持续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事实上,不论从本国经济金融发展考虑,还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的金融创新尚处于起步阶段,远远不能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创新运用不是过度而是不足。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今天,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迫切需要在创新中求发展,而不能犹豫彷徨,停滞不前,更不能因噎废食,重回老路。应紧紧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和银行业发展带来的难得机遇,以科学发展为引领,大力推进改革和创新,在坚持“成本可算、风险可控、信息透明”的基本准则下,紧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和新经济的需要,合理设定自身的战略定位,有步骤、有计划地主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在不断创新中解决发展的问题。
关注企业社会责任
从1998年到2008年,中国的创投产业不过发展了短短的10年。而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的统计,2001年,活跃在中国市场的创投基金可投资到中国内地的资本存量仅为115亿美元,而在2008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244亿美元,十年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1%。
2009年,创投们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寒风中进入了又一个十年发展期,虽然全球金融危机的阴云尚未消散,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为整个中国创投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此时,上一个十年积淀的经验,对他们安然度过国际金融危机有何启示?创业板的推出为创投们带来了哪些机遇?
关注已经投过的项目
在过去的十年中,创投行业的发展为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从清科研究中心的统计数字就可以看出,创投的投资案例稳步递增,2001~2005年每年创投投资案例数量保持在200起左右,2008年创投投资案例数量达到607起,而十年间创投支持的中国上市企业市值已逾800亿美元。对此, 联想投资董事总经理陈浩很有感触,他谈到:“中国的创投不仅帮助企业家们快速成熟,也让中国企业有了更为规范的治理机构,更为透明的管理模式。”
而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的创投又该如何规避风险?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一直以来,中国的创投往往关注的是如何投到好的项目,而很少关注自己的LP(有限合伙人),尤其是如何跟LP进行沟通。在谈到这个问题时,IDG创业投资基金创始合伙人熊晓鸽谈到了自己的感受,他说:“为什么在全世界都看好中国经济的时候,中国的创投们融到的资金反而少于国外的创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跟LP们沟通不够,没有帮助LP了解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
除了与上游LP的沟通,创投的策略也会发生改变。过去创投们可能关注的是要投多少个项目,而在2009年,他们更关注的是已经投过的项目。在这方面,首先关注的是统一创投和企业家的利益。在2008年之前,企业家可能更多考虑的是企业如何增长,而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如何降低成本、如何进行内部管理,这与创投的利益有可能不一致。对此北极光创始人邓峰谈到:“在出现危机的时候,企业家的利益和创投们的利益有可能不一致。如果不调整利益一致性的话,可能会造成企业家和风投两条心,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甚至做出一些有违商业道德的行为。”
最后,就是创投的本地化。虽然很多创投都是本土的团队,在本地决策,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帮助企业在海外上市,融到的也是海外LP的钱。而在目前,人民币基金越来越活跃,从LP和创投自身来说都需要进行本地化。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周逵说道:“其实这个趋势早就开始了,我们也一直在朝这方面准备。一旦国内资本市场变成一个主要的资本市场,我们这个团队怎么样为它去服务,在未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这将是我们帮助公司和自己建设的主题。”
3G带来的新机遇
在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放了3G 牌照,在中国3G前景带动的产业链热潮中,风险投资也在不断寻找投资机会。在谈到3G带来的新机遇时,蓝驰创投合伙人陈维广说:“ 3G跟2G有很大不同,一些在2G时代不可能实现的应用,在3G时代都有可能实现。对于创业者来说,如果有一些非常好的新应用,都可能吸引到风投的目光。”而在发放3G牌照的前后,也有一批3G应用的公司获得了风投。北京维旺明公司在3G发牌的前夕,获得了高原资本领投、法国VENTECH基金及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田溯宁跟投的合计1000万美元A轮投资,空中网也获得诺基亚成长伙伴约680万美元的投资。而看好3G应用的创投并不在少数,纪源资本合伙人孙文海笑谈:“在前段时间,我们跟另一家风投同时看上了一家做手机浏览器的公司,由于两家公司的关系比较好,不好下手去抢,最后我们只能忍痛割爱,把项目让给了对方。”
而除了3G的新应用,3G的商业模式也是创投们关注的重点。3G的最大卖点是数据业务,但最大的风险也在于数据业务的不成熟,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目前,移动增值业务的发展势头不错,手机上网、彩信、彩铃、手机游戏、IVR等业务都取得了不错的业绩;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相继推出了手机电视、流媒体等准3G业务。但是,3G还需要更多的创新业务和创造出崭新的盈利模式。打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在手机上看小说,内容提供商和营运商将如何进行利润的分成?根据KPMG的测算,在2G时代移动运营商作为网络运营商和门户提供商将分得95%以上的收益;而在3G时代,移动运营商只能分得50%的收益,内容提供商将分得接近40%的收益,而这也给风投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创投看重的是企业价值
自1998年12月,原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尽早研究设立创业板块”以来,创业板在我国的筹备工作已经走过了十多个年头。今年3月31日,中国证监会在其官方网站正式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简称《办法》),该办法已于5月1日起正式实施。
[关键词]金融危机;财务管理;启示
引言
如果从2007年底美国发生“次级贷款”危机算起,被称为世界性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至今已近两年了,现在还再探讨这个题目,似乎有炒冷饭之嫌,但在笔者看来,理由有:
理由之一:有人说,金融危机使我们失去了很多,但不应失去思考;它摧毁了我们许多,但不应摧毁价值。还有人说金融危机百年一遇,但要充分认识到它给我们上了生动而又深刻的一课,是年轻人锻炼成长的好机会。它给我们多了一种经历、一种见识、一种历练、一种本事。不论从哪个角度,都必须通过思考,认真总结经验,不能轻易地放弃金融危机给人类思考的价值。
理由之二:人们经常说形势决定任务。当前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对世界经济寒潮何时消退的形势做出科学的判断,以便确定当前任务。
就我国而言,在经济寒潮何时消退中存在多种意见,其中有两种代表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国经济2008年底就触底,2009年第三季度就能走出低谷看到曙光;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次经济寒潮2009年才能见底,2010年才能有起色。应当说,这两种意见都有各自的道理。
主张2009年下半年就能见到曙光的理由,媒体已有许多的披露,这里从略。下面主要讲主张201 0年才能有起色的理由。
信息时代,世界虽大也只不过是个地球村,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这里先关注世界多数经济专家的看法。他们认为,这场经济危机目前仍见不到底,也很难预测什么时候能见底。因为政府救市方案只能缓解,而不能根治;实体经济深层次矛盾依然在激化,经济调整还将进一步展开。有的专家还预言会出现第二波金融危机。拿超级大国――美国的经济来说,经济危机还在继续,其经济仍然在恶化,失业在增加,消费率(占GDP的比重)从70%降到60%等。这是因为,美国生产要素已缺乏增长动力,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能够填平金融海啸造成的巨大窟窿,更不知如何维持美元稳固的世界地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因预测到这次金融危机而得奖)日前表示:到2011年世界经济将真正进入萧条期,人们将看到零利息、通货膨胀和无复苏景象,这种情况还将延续很长时间。前不久,新加坡宣布一年期存款利率是百万分之一,也就是一百万存款的利息是1元。这不是零利息又是什么?
我国的状况又是如何呢?由于这次金融危机是通过美元和五花八门衍生金融工具向世界各国扩散,并渗透到世界各国经济中。既要看到我国经济基本面及发展优势和潜力,也要看到我国所面对的外部严峻环境和自身的困难。而对于后者。主要有四点判断:
第一。经济增速继续下滑。2009年一季度GDP同比只增长61%;全国财政收入1.46万亿元,同比下降8.3%。用电量和运输量一般是研究宏观经济走势的风向标,而一季度用电量还在下降,说明经济产出仍是下降趋势。有人具体指出,2009年我国经济可能出现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同时减速的险情。先说投资。投资增长的原因,是经济增速的拉动。现在经济下滑,投资自然就没有积极性。再说消费,这几年主要是靠汽车、房地产拉动,而这两个产业又是靠消费信贷刺激起来的,然而百姓的消费力已经被透支了。
第二,以城市化提高消费率并不理想。三十年城市化人口要有9亿,而现在只有4亿多。而今又有1000多万的农民工返乡,农村的消费很难拉动,目前又很难找出新的经济增长点。类似于家电下乡这样的策略并不理想。东部不想买,西部又买不起。有的还说,家电是因为不能出口,才转销到农村的,而价格优惠13%,只等于出口的退税而已。
第三,央行认为,房地产目前仍有回调的危险。商品房开工面积还在下降。其调整时间约需要3年,仍要引起――系列行业的调整。
第四,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产业的分工,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对外贸易的高依存度,短期内难以逆转。如我国与美国的年贸易额高达3000多亿美元。而我国出口却在下降,2009年一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降24.9%。我国经济面临美欧经济衰退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巨大考验。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已到尽头的说法并不可靠,现在仅是进入止稳状态。因此,如何从认识危机产生原因和怎样科学认识危机的问题出发,进而总结经验、丰富知识、提振信心、沉着应对、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共克时艰这些问题,今天仍然严肃地摆在面前,需要我们做出响亮的回答。
因此,今天来探讨这个题目并没有过时,更不是炒冷饭,仍然具有理论与现实的针对性。
基于此,根据有关文献及笔者学习的体会,这里先讲金融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即根源;再讲当前人们对金融危机的几种认识;接着讨论一下怎样科学与辩证地看待金融危机;最后,根据上述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形势,谈一谈金融危机给财务管理和会计工作带来的思考和启示。
一、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
至今,有些人仍然感到这场危机来得莫名其妙。在谈原因之前,先通俗地说一下什么是经济危机。
一个国家的经济,由过热到停滞,再走向衰退,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发生经济危机。从其表面现象来说,就是你所生产的东西,有钱的人不需要,而需要的人又买不起;或者说,大家需要的东西无人生产,不需要的东西却还在大量制造。严重而又全面的经济危机,是以下述7种现象为其主要特征的:一是经济严重泡沫化(商品价格严重脱离价值);二是经济结构失衡,生产相对过剩;三是银行严重亏损,有的倒闭;四是很多企业破产,大量员工失业;五是发生通货膨胀或是通货紧缩;六是经济下滑;七是经济秩序混乱。当人类被动地接受惩罚后,又会回到价值规律上来,使经济得以恢复。但以后又会再出现经济危机,使经济呈现周期性、螺旋式上升。因此,经济危机既有始,也会有终,所以称其为经济发展的周期性。
那么,产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应当说,各个时期产生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危机至今还在继续。此时,要对这场金融危机做出全面的寻根究源还不是时候。下面根据有关资料,讲五个主要原因。
(一)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
美国人有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的习惯,今天敢花明天或是后天的钱。然而。天上掉不下馅饼。这就要碰到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有钱保证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常规的做法是借债和捞钱。
先说借债。美国人在世纪之交,储蓄率已是0,且敢于借钱花,负债的水平相当高,据说已达10多万亿美元。这是什
么概念呢?拿我们的人民币来说,10多万亿美元,相当于70万亿人民币。而我国2008年的财政收入约6万多亿人民币。即使什么钱都不花,12年左右才能还清债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也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有人说过。美国是太多的人花了还不起的钱,世界太多的人又把钱借给了不该借的人。如很多国家都买美国的国债,我国到2008年底总共持有美国的国债7274亿美元,占美国国债的23.6%,已经超过日本,是美国国债第一大持有国。现在,我们还在买美国的国债。
再说捞钱。多年来,他们挥舞着美元的大棒,认为经济的增长已不是依靠主要的生产要素,而是热心地去制造科技网络泡沫、房地产泡沫和衍生产品泡沫等等,以便捞钱。有这样的社会存在,就很容易养成投机的心理。投机虽是市场的剂,但漠视风险的过度投机所制造的泡沫总是要破的,也就是必然要受到价值规律的惩罚,使市场失去稳定的基础,引发金融危机。例如,近年来,在高利润的诱惑和激烈竞争的压力下,投资银行逐步地放弃需要资本金很少、以赚取佣金的主业务,而是不务正业和本末倒置地大量介入“次级贷款”市场和复杂衍生金融产品投资。而衍生金融产品又具有众所周知的杠杆效应,可以放大收益和风险,交易主体只要交少量的保证金就可以完成高回报的交易。高杠杆率使得投资银行对融资依赖增强,一旦投资银行不能通过融资维持流动性时,就容易引起投资银行的破产。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就是教训。
(二)金融创新过度和不恰当使用
虽然金融创新对金融的发展具有推进器的作用,但又有放大风险的一面,是把双刃剑。因此,必须把金融创新风险置于可控的范围内。美国是推崇金融创新的国度,现在究竟有多少衍生金融工具,谁也无法搞清楚。它们又是如何创新和使用金融创新工具的呢?如美国的房贷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商业银行和房贷公司流动性差的贷款,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其转换成债券在市场上发售,投资银行又利用其金融工程技术,通过创新再将“次债”进行分割、打包、组合并在市场上分别出售。由此衍生层次变迭加,信用链条拉长。其结果是没有人去关心这些衍生金融产品的真正基础价值。从而助长和推动了极度的短期投机趋利化,最终酿成了严重的金融市场危机。可以说,美国本轮金融危机就是“次贷”危机所蔓延的结果,“次贷”危机是美国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过度和不恰当使用金融衍生品的产物。
总之,好大喜功和寅吃卯粮,终究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同时,也使我们想到,我们党所提出的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是何等的正确和有眼光。
(三)对经济疏于监管
正反的经验均证明,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必须依法进行监管。建立在法制和监管基础上的一些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和制度,是一个健康和有序的金融体系赖以运行的基石。市场主体如果脱离监管和法制的约束,过度追求盈利,盲目竞争,市场就可能滑向无序,金融危机就极易发生。而美国自由金融主义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顶峰,必然导致金融市场的系统性崩溃。总理2009年初在剑桥演讲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场金融危机使我们看到,市场也不是万能的,一味放任自由,势必引起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社会分配不公,最终受到惩罚。总理还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实体疏于监管,一些金融机构受利益驱动,利用数十倍金融杠杆进行超额融资,在获取高额利润同时,把巨大的风险留给整个世界。这充分说明,不受管理的市场经济是行不通的。
(四)不合理的高薪激励
有关机构的研究资料表明,2007年美国大企业高管薪水水平是普通员工的275倍,而大约30年前,则是35比1。在中国,据媒体的披露,中国银行董事长是150万,相当于美国30年前的水平。金融机构对高管激励措施,往往与短期证券交易收益挂钩。在诱人的高薪躯动下,华尔街的精英们为了追求巨额短期回报,纷纷试水“有毒证券”,借助于金融创新从事金融冒险。如前所说,美国的房贷机构、经纪公司将贷款发放给没有还贷能力的借款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则将房贷资产打包卖给投资者,重奖之下放弃授信标准。离开合理边界的高薪激励,是这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祸首之一。
(五)数学模型的滥用
数学模型本身是科学与严密的,但却是静止的,而资本市场则是生动活泼和瞬息万变的。数学模型依赖一些脱离现实市场条件的抽象假设和历史数据,因而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作为投资决策参考,不能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过分依赖模型进行投资决策是不科学的,必须对模型计算结果给予科学判断。恰恰是不准确的投资模型,使得华尔街分析师、精算师忽略系统性错误,并在证券化分析、系统风险估算,甚至违约率计算上出现预测失误,最终成为这次美国系统性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因。
存在决定意识。金融危机,既然发生了,人们会有怎样的认识呢?
二、对这场金融危机现有的几种认识
下面列举现有的三种认识。
(一)巴不得一夜之间就能告别经济危机
据有的媒体披露,1998年东南亚发生了金融危机,泰国人一夜醒来,每个家庭的财富缩水了20%。本次金融危机已造成世界4万亿美元损失,大体上每人平均约3万元人民币。这对非洲绝大多数的国家和我国有些地区来说,都是天文数字。对我国来说,尚未见到这样的指针和数字。尽管我国经济基本面还是好的,但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蒙受了损失,其程度估计不会亚于泰国人。根据媒体的披露,给我们留下较深印象的有:
第一,经济下滑。如2008年国家的GDP和财政收入增幅都比上一年下降。
第二,股市沪A从六千一百多点跌到一千六百多点,降了72%左右。2008年A股的市值减少了20多万亿元,创证券市场开张侣年以来的记录。因市值减少,中国经济证券化比率也从2007年157.5%回归到2008年的53.87%。
第三,就业面缩小,失业增加。毕业大学生就业难,有一千多万农民工返乡,使许多家庭的收入缩水,生活陷入了困境。
第四,企业的业绩下滑,职工的工资和奖金减少。
不难想象,上述的这些情况给生活带来了压力,又给精神上带来烦恼。甚至使人容易产生悲观失望情绪,对经济和生活失去应有信心。例如,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人比7年前还穷,历史倒退了7年。世界上已有4位亿万富翁自杀。4月22日,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的主要来源之一――房利美的CFO也在家中自杀。邻居都讲他是好人,同事讲他的能力出众,去年还获85万美元奖金。自杀原因可能是压力太大。俄罗斯的亿万富翁因金融危机也少了一半。香港的百万富豪在2008年减少了6.6万人,平均流动资产(基金、股票、外汇、债券及其它流动资产)减少120万港元。因此,许多人巴不得在一夜之间就
能挥手告别经济危机。
(二)盼望房价能越低越好
我国房地产的价格时有上涨过快的情况,很多低收入家庭买不起房子。政府根据这一现象,采取了如运用税收和利率杠杆等调控的措施,鼓励买房。有的人希望政府能进一步运用行政手段,打压房价,价格越低越好,使大家都能买得起房子。
(三)希望天天有便宜货
为了促进消费,刺激经济,政府采取了包括发放消费券在内的许多措施,帮助困难群众。许多企业也为了使自己手头有真金白银,以便在危机中取得主动,采取了包括降价在内的许多促销策略,有许多商品的价格低于成本。这种策略使得部分人认为,经济危机没有什么不好,工资一分也没少,而衣食住行乐都在降价,天天有便宜货可买。有的人一买东西,就可以用好几年。
上述这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想法,是否全面与科学?
三、必须以科学、辩证的眼光看待这一场金融危机
针对上述三种想法,相应地讲三点:
(一)应充分认识到金融危机的客观性和不可抗拒性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放弃了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价值规律必然要起作用。所谓的价值规律,讲的是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目前还无法加以直接计算,只能借助于价格(货币)加以表现。由于供求关系,价格会随价值上下波动,但最终决定价格的是价值。市场经济正是通过价值规律的价格机制进行调节。即通过价格信号知道要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所以,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
市场经济同样存在着许多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在追逐利润的竞争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生产的无政府主义,会使生产具有很大盲目性,进而引发经济结构失衡,从而出现开头所讲的那些经济危机现象。这些现象,不是买卖双方或是某个人特意安排的,而是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受到惩罚后才能知道的,属于事后的惩罚,当发现并要纠正时已经来不及了。因此,经济危机是无法阻挡也逃脱不了的。换言之,经济危机不是那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东西,而是具有客观性质和不可抗拒性,并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另一条经济规律,叫做经济周期规律。这也是实行市场经济这一资源配置形式,在创造高速生产力同时,必须付出的代价,或是不可克服的弊端。正因为如此,认识并深入理解金融危机应成为人生的必修课。
(二)商品房价格并非越低越好
商品房价格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思维上往往会出现“剪不断,理还乱”的状况。
首先,从理论上看,商品房价格不是由主观愿望决定的,它最终是被商品房的价值所决定的。也就是价格太高了,背离其价值,很多人买不起,这当然不行,也不可能长久下去;反之,如果太低了,亏本生意没有人会做。其价格问题,只能由市场决定,由价值规律进行调节。决不能倒退到商品价格均由政府规定的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况且,据统计,房地产行业牵涉到五十几个行业,如钢铁和水泥等行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占到GDP的比重10%,与相关的56个行业加起来占到GDP的40%。这里有个如何照顾到更多人利益的问题。
其次,商品房价格问题,同很多经济问题一样,是一个两难选择的问题。温总理2009年2月28日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住房人均不足10平方米的要超过千万户以上。但是。笔者认为实际比这要多。因为每年的大学生有600万人,不久就要结婚,这需要多少房子?总理这里想说的是,商品房目前还存在着很大的需求。可总理没有讲另一方面,也就是现在居民手中有钱,光储蓄就有25万亿多元,这还没有包括基金、股票、债券、外汇等。可为什么老百姓手中有钱。又有需求,而商房却大量积压?其症结是开发商与消费方想法不一致,没有找到合理的价格。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处于究竟是倾向老百姓还是倾向开发商这种两难选择的境地。十个行业的振兴计划只有房地产行业可能与此有关。如何解决需要与价格的均冲性问题,这正是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的任务。最近中央发表了房地产白皮书,称由于需求的刚性,再降房价的可能性很少。
最后,关于是不是必须让每个人都能买得起房子的问题,号称世界上收入最高的美国,也只有30%左右的人有房子,其它的人都是租房子住,很多人租住政府的廉租房。其实,经济高度商品化后,人力资源也高度地在流动,买个房子会感到很拖累。
总之,商品房价格要降到合理的价位,并非越低越好,也不是越高越好。商品房价格不能严重背离价值。
(三)商品低价促销问题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经济学中有个基本常识,只有投入小于产出时,社会不仅能生存,而且能发展。因此,任何社会都要节约,力争以尽可能少的投入来取得尽可能大的产出。这里讲的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节约,时间节约规律被称为是最高级的经济规律。社会对节约要求的强制性,也适用于企业。现在用时间节约规律来看促销的现象,企业能长期用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吗?如果是这样,企业一定不能生存。现在的促销只是一种战略,而且他们失去的也希望能在今后得到补偿。促销对于经济危机来说,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更不是长远之计。
由此可见,上述的三种想法均不大科学,且存在片面性,也不符合辩证法。对于金融危机,科学的态度应是:一方面是要承认和尊重规律,人类在它的面前是渺小的;另一方面,要提振信心,积极地去面对。也就是说,30年前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享受了市场经济带来的快速发展;今天我们也要勇敢地面对市场周期性波动。
四、金融危机对财务管理和会计工作的启示
对财会工作者而言,这次经济危机,可以暴露和反思以往在财务管理和会计工作上的不足,把它看成是彰显和提升财务理念的好机会,把财务管理和会计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当今,每个企业都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以下的建设和管理。
(一)必须加强财务管理的战略研究和建设
财务管理应采取什么战略?这是财务管理的首要问题。过去,有相当多的企业随波逐流,人家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什么赚钱就做什么。而不去研究、咨询、分析和制订战略,确定经营模式。根据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今后应看重考虑的问题主要有:
1 企业的生产经营要着重于实业
当前的危机是危中有机,关键看能否抓住机遇。现在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所投入的每一分钱,在战略上都要立足于科学发展,再不能回到传统发展的老路上去。也就是在保速度、保增长的同时,要做到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因为只有培育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点,才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是应对危机的长久及治本之策。在制订企业经营和财务管理的战略时,我国的实体经济应名副其实,生产经营应重在实业。
虽然融资等问题离不开资本市场,但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资本市场上,特别是股票投资。
2 要慎用各种理财的金融衍生产品
本来,金融创新的根本目的是要规避风险和套期保值,并非危机的根源,但如果滥用或将其视为投资工具,就会成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2007年全球外汇资金和金融衍生产品全年交易量达3259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GDP总和的67倍,已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求。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特别是要慎用各种理财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要注意掌握使用中的“度”。那么,其度如何把握呢?据数据介绍,一般可以遵循以下的原则:
第一,总量适度的原则。要以规避风险和套期保值的需要为标准,而不是要通过投资获利。否则又将演变成不可抗拒的风险。
第二,程控的原则。对金融衍生产品投资要有内控机制,如果是无法控制,则不能投资。
第三,稳步推行原则。先推行简单、风险低的产品,等待水平提高以后,再向复杂、风险高的产品过渡。
说到财务战略,热门的话题是楼市和股市,却很少有人去关心居民储蓄以及货币量扩大的问题。可把它比喻为定时炸弹、笼中虎、或是堰塞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和溃堤?估计在未来GDP温和增长下还可能发生通货膨胀。对此,在理财战略上怎么应对?
(二)加强风险导向型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
内部控制随环境变化,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针对现代企业风险无时不有、无处不存的这一环境,COSO委员会于2004年颁布了企业风险管理框架(ERM),认为以前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包含在企业风险管理框架之中,足以说明对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视。从中明白,风险发现就是收益发现的过程。这次金融危机不知有多少企业倒下(20世纪30年代有15 000多家银行倒闭)?2009年的头两个月,美国又有14家银行倒闭。尽管各个企业倒闭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共同的原因是对风险的管理不到位,资金的风险管理做得不好。根据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育与启示。当前资金的风险管理应针对性地做好三个方面:
第一,现在相当多的企业,仍然存在着不是内部人控制就是外部人控制的局面,这是造成资金风险管理有名无实的重要原因。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要建立科学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有效的授权与监控机制。因为在风险投机收益的诱惑面前,监督往往无效。制衡才是最有效手段。
第二,要加强企业的文化建设,特别是要加强责任感的建设。这是因为:一方面风险管理绝不是管理阶层几个人的事,而是要贯穿企业管理的每一个过程和每一个人;另一方面,制度不是万能的,新的情况与问题会不断发生,这就要求做到在授权之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第三,大国之间的摩擦或由于某个国家的金融危机,都会对收汇造成致命的打击。还有不断创新金融的工具,它们都充满风险,需要对此高度警惕。
(三)树立“现金为王”的观念
资金是企业“血液”。对此,人们在平日里也许不能充分领悟,但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就不再难以理解了。这次的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现金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事实表明。由于现金流动性不足,不能偿还到期债务而破产的不在少数,甚至有的企业还是盈利性破产。因此,在预期融资困难时,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企业就必须储备尽可能多的现金,以保全企业的生存。尽管金融危机不是经常爆发,但又很难预期。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希望企业的基业常青,控制负债水平,保持科学流动性,持有必要的现金储备,就显得十分必要。这就是所说的“现金为王”的观念。同时,在方法上,要重视企业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分析和应用,把现金流量表放在首位。
这并不是说持有现金多多益善,而是要注意收益与风险的匹配。从理论上说,资产的盈利性与流动性具有替代关系。企业现金保持量越多,流动性就越强,但极端了会严重影响其盈利性;企业现金保持量少,盈利性就强,但极端了会严重影响其流动性,这就是利益与风险的匹配。如何做好匹配,宏观经济行业环境、国家货币政策、公司财务状况等都是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有很深学问。现有人对1998年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现金持有比率[=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总资产-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进行了比较,发现美国企业的现金持有比率为6.4%、英国为6.1%、日本为15.5%、我国台湾为11.6%。相比而言,国内大陆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比较高: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比率约为16.8%。1998~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平均现金持有比率约为24%。各国比率相差的原因是什么?没有答案。
(四)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再认识和提出新的认识
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实施了与世界趋同的新会计准则。其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引进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经本次金融危机实践的检验,其科学性及效果如何呢?
先做简单的回顾。1990年9月10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时任主席理查德・c・布雷登,在参议院银行、住宅及都市事务委员会作证时指出,历史成本财务报告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于事无补。他首次提出应当以公允价值作为金融工具。但是近20年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一直存在争论并不断进行调整、修订与完善,经历了风风雨雨。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公允价值计量与金融危机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金融界与会计界的焦点。对其看法有不同声音:
据资料证明,欧美政治家曾经把矛头指向了按市价计算的所谓公允价值的会计准则。他们认为,在金融危机时,公允价值计量会令很多金融机构的资产价值被严重低估。为了让资产负债表好看,又会被迫抛售损失比较大的资产,进一步压低了这些资产价格,造成恶性循环。因此认为公允价值计量是加剧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
现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刘玉廷在参加一次座谈会时指出,金融危机与公允价值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超前消费及衍生金融产品泛滥。它原则上是经济问题而非会计问题,公允价值仅是一种计量工具,是一种事后反映,并不是促成危机发生的原因。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计量方法上还需要研究。
对这些意见怎么看?笔者认为,公允价值计量从表面上看来,只是一种计量的方法问题,这没有错。但它客观上会导致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项目发生波动,从而会影响着经营者与投资者行为,是有经济后果的。问题还在于,所谓的公允价值取得,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同时,公允价值既有如实反映的一面,又会有各人理解不同的一面,很容易纵并运用于盈余管理等。具体到本次金融危机,其主要的表现是:公允价值在反映企业金融资产的价格上过于敏感,很多时候会成为资本市场助涨与助跌的工具。也就是在市场狂热时,它可以加剧市场狂热;而当市场陷入恐慌时,则可以加剧市场陷入恐慌,这就是人们所讲的推波助澜。针对这些问题,应该通过这次金融危机的实践进行分析,并得到相应启示。现总结以下几点:
第一,要注意流动性管理。流动性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现金支付能力,它是企业资产配置和资本结构管理的结果。因此用公允价值计量资产和负债,要以流动性为目标,要能保证企业在持续经营的前提下,有足够现金头寸。
第二,提倡交易对象的管理。交易对象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在管理上,应运用该法获得交易对象的情况概要,对各项财务的指标影响进行判断,包括收益、资本、财务比率是否达到企业内部控制标准。
第三,重视处理好与投资者的关系。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尤其是不可观测数据的采用、管理层的判断等,更是企业需要详细披露的内容。同时管理层需要重视与投资者沟通,并解释财务指标的变动,使投资者了解企业的价值等。
总之,公允价值计量不是恶魔,也不是救世主。它是现今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全面否定它并不可行。在思想方法论上,不能简单化,而要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也就是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使用要注意硬约束。今后,公允价值这种计量方法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不断地进行再认识并提出新认识。
关键词:东南亚传导;金融危机;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2-0051-04
一、问题的提出
亚洲金融危机前,很多东南亚经济体都存在货币高估(以泰国最为典型)、经常项目赤字和外汇储备规模不足等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后,其在汇率政策、资本账户、外汇储备、债务结构和地区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步。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东南亚经济体不但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且在很多国家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应对可能的金融市场波动。如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国际储备值分别为650、2292、51639、622、89756百万美元。 随着东南亚区内贸易的快速发展和我国经济体的崛起,东南亚已经能够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中“脱钩(Decoupling)”的乐观情绪普遍存在。[1]但事实证明,受金融危机影响东南亚各国经济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甚至萎缩。无论是金融渠道、还是经济渠道,当前这场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都深深影响着东南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二、金融危机影响东南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金融渠道
(一)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与亚洲金融危机相比,国际金融危机下东南亚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有了显著下降,资本充足率基本上达到或者超过国际水平,资产回报率也在不断提高(见表1)。除菲律宾发展银行等少数商银行外,东南亚的商业银行很少持有次贷相关金融衍生品。据路透社统计,东南亚国家持有的次贷相关金融衍生品在2008年9月底的市值总额约为4.89亿美元,从而使得东南亚免遭巨额损失创伤。[2]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发达经济体无论在国际货币体系或国际金融市场中都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其经济衰退或放缓势必通过全球资本流动、金融市场调整和金融资产重新估价对东南亚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就东南亚的商业银行本身而言,其风险管理能力和经营能力等都与国际性大型商业银行相去甚远。在一定程度上,东南亚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较弱的金融创新能力使得其难以与欧美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展开充分的竞争而幸免于次贷危机。
(二)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金融危机使得全球金融体系面临“去杠杆化”的问题,东南亚资本市场也面临重新估值的问题。2008年,东南亚经济体的资本市场普遍呈现下跌的走势,而雷曼事件导致东南亚资本市场大幅度下跌,其中越南胡志明股市跌幅最大,全年跌幅达到66.02%,跌幅最小的马来西亚吉隆坡指数跌幅也达到39.38%(见表2)。从东南亚上市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走势看,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股价下跌幅度普遍大于一般的工业股票,这也从侧面反应了投资者对东南亚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经营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执怀疑态度。因此,即便是东南亚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没有出现较大问题,国际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却在下降,国际投资者减持东南亚的风险资产,甚至一些东南亚本土的投资者也更多地将资本投向更为安全的美国国债。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2008年从亚洲资本市场流出的资本净值达到200多亿美元,超出了前两年的净流入。
(三)对汇率的影响
此次金融危机中除新加坡外, 东南亚各国的汇率在波动中趋于贬值成为大多数东南亚货币的基本态势。其中印度尼西亚卢比贬值最大,2008年全年贬值16.25%,其次是菲律宾比索,贬值14.7%(见表3)。
三、金融危机影响东南亚的经济渠道
随着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全球贸易、金融市场的依存度日益加深,全球经济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一个经济体的问题都将通过对外贸易、市场预期等各个链条向外传导扩散。当前国际经济面临着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弥漫着较强的避险态势,从而影响到东南亚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而欧美发达经济体经济衰退导致东南亚外需市场急剧下滑,使得东南亚长期以来依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巨大压力。
(一)进出口贸易下滑严重
根据菲律宾国家统计局2009年8月24日公布的数据,2009年上半年,菲律宾进出口总额为375.86亿美元,较2008年同期551.8亿美元下降32.8%,其中出口为172.21亿美元。同比下降32.8%,进口203.6亿美元,同比下降31.1%;根据越南统计总局2009年8月31日公布的数据,2009年前8个月的进出口总额分别同比下降28.2%和14.2%。根据印尼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第一季度,印尼出口贸易额为229亿美元,同比下降32%。进口190.7亿美元,同比下降36%。根据泰国商业部的最新数据,2009年上半年泰国出口总额共682亿美元,同比下降23.5%,进口总额572.2亿美元,下降35.4%。根据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的最新数据,今年第一季度石油贸易同比萎缩39%,非石油贸易减少24%,上一季度石油及非石油贸易分别下滑4.4%和11%。综上所述,东南亚对外贸易渠道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
(二)FDI流入加剧下降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时,东南亚的FDI流入仍然呈现出大规模流入状态。2008年雷曼事件以后,东南亚的FDI流入呈现出加剧下降的态势(见表4),这一方面反映出在欧美发达经济体经济步入衰退和金融体系面临“去杠杆化”背景下,投资者本身面临诸多问题以及出现风险规避行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投资者对东南亚经济发展前景的不乐观。以2009年泰国和越南的情况为例,2009年1-7月,泰国有588个项目申请,低于2008年同期的701个项目,投资额仅为2223亿铢,而1-7月共批准促投项目482个,低于2008年同期的666个项目,投资金额1153亿铢。另外,越南外国投资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1-8月,越南共吸收外资104.53亿美元,同比减少81.6%。
(三)海外汇款流入放缓
东南亚是全球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地区,众多的东南亚侨民每年通过汇款支持其国内家庭或者亲属的日常生活、就医以及学习。在部分比较贫困的家庭收入来源中,海外汇款占据50%以上的份额。而金融危机导致东南亚海外汇款流入放缓甚至减少,以此恶化了东南亚的社会贫困问题。以东南亚地区海外汇款流入最多的菲律宾为例,2008年下半年以来,菲律宾的海外汇款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见图1)。
四、金融危机再次冲击东南亚的反思与启示
(一)从短期看:包括东南亚经济体在内发展中国家难以与欧美发达经济体“脱钩”
金融危机导致欧美经济衰退,并通过对外贸易和金融市场动荡等多种渠道影响到包括东南亚在内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欧美经济衰退导致进口下跌,使对欧美消费市场严重依赖、并对全球经济周期高度敏感的东南亚和我国等出口国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东南亚经济体与欧美发达市场的金融联系非常重要但又难以量化,欧美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导致全球性金融动荡对东南亚经济体融资状况的影响变得更加复杂。另外,次贷危机诱发初级商品价格大幅下降,一些东南亚经济体的贸易条件因此严重恶化,进而加剧经济下行风险。总而言之,在短期内,东南亚经济体系的增长模式难以从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内需驱动型经济模式,实现与欧美发达经济体“脱钩”。[3]
(二)从长期看:次贷危机对于东南亚的影响凸显出非均衡经济发展模式在外部经济环境变化时可能会承受更大的调整压力
东南亚经济体依托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巨大消费市场、通过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次贷危机也显示出美国“寅吃卯粮”消费模式调整的必然性和紧迫性。从2008年的数据看,美国的储蓄率也在不断上升,反映了美国消费模式正在朝着预期的方向调整。对于我国而言,我国在东南亚乃至全球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但过去几年东南亚区内贸易比重以及东南亚国家与我国的对外贸易快速上升只是反映了全球供应链中纵向一体化的深化,并非东南亚地区本身经济增长的自主性在增强。考虑到以我国为核心的生产纵向一体化发展,实际上东南亚的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欧美的消费市场,一旦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东南亚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容易遭受发达经济体波动的冲击。对于我国而言,东南亚的教训启示我们实施内外均衡的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性。
(三)从外汇储备看:需要重新审视外汇储备在经济发展中地位和作用以正确规避金融市场的波动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部分东南亚国家由于外汇储备不足导致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此后,东南亚国家实施了较为保守的汇率政策,并追求外汇储备的最大化来规避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对本国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伤害。而此次金融危机对东南亚的再次冲击启示我们,面对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外汇储备并非万能的。从金融角度看,在雷曼事件引发全球性金融恐慌的时候,东南亚的外汇储备的确有助于应对危机,减轻了美元短缺的压力,但是欧美发达经济体金融市场的紧张仍然通过信贷市场条件收紧、资本外流等多种渠道影响到东南亚。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东南亚经济体积累的大规模外汇储备最终流向美国,东南亚过度积累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是对经济增长资源的浪费,间接减少了可用于东南亚地区内部经济增长的资源。菲律宾中央银行行长唐德科就东南亚与金融危机的关系中指出,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未来需要思考如何实现适宜的外汇储备,而不是简单且单纯地追求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扩张。就当前的情况看,随着金融危机的恶化,美联储实施“宽松量化”的货币政策,大规模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虽然这有利于美国抵抗经济衰退,但可能会使美元进一步贬值,使得积累了大量美元资产的东南亚经济体的外汇资产状况大幅恶化。
(四)从地区性货币金融合作角度看:此次金融危机进一步反映出东南亚地区性货币金融合作进展落后于经济金融发展的需要
从历史看,东南亚地区性货币金融具有明显的危机推动性质,大多数的东南亚地区性货币金融合作都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建立的。十年来,东南亚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推进地区性合作,包括各国货币互换协议和外汇储备集合等。但在次贷危机的背景下,我们发现东南亚的地区性货币金融合作进展不够快、力度不够大,且明显缺乏战略性和前瞻性。对于我国而言,需要加快推进东南亚当前货币金融合作的领导者和推动者地位和作用,例如通过构建共同的外汇储备管理体系,提高东南亚地区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
综合分析,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到东南亚经济金融发展。由此我们得到启示:一方面,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随着生产纵向一体化发展,各国经济增长都是紧密联系的;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极具消费潜力的大国,要增强经济增长的自主性,必须更加重视均衡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Gabor Pula, Tuomas A. Peltonen: Has emerging Asia decoupled? An analysis of production and trade linkages using the Asian international input-output table[DB/OL].ecb.europa.eu.
【关键词】 金融危机 启示 商业银行
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为21世纪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使得美国经济进入衰退,而且导致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遭遇寒流,甚至进入冷冬。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从投资银行蔓延到商业银行。迄今为止,美国已有15家银行倒闭。其中最大的银行是IndyMac,该行拥有320亿美元资产和190亿美元存款,它也是美国历史上破产的第三大银行。美国金融巨擘花旗股票连续多个交易日下挫,其市值仅为210亿美元,不及其2006年年底时2740亿美元的1/10。根据IMF的统计,全球金融业将因次贷危机而损失1.4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工行市值的7倍之多。
一、次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1、在金融体系与金融机构方面
所谓次级按揭是指向负债较重,资产信用评级在620分以下,多数没有固定收入凭证的“劣质客户”提供贷款。在激烈的竞争面前,诸如新世纪金融和Countryside这样的按揭贷款发放机构降低住房信贷消费准入标准,把大量的房地产按揭发放给没有能力偿还贷款的中低收入购房者。出现了零首付以及向“劣质客户”提供贷款的行为。贷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仅需声明其收入情况,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次级贷款一般是无本金贷款,在开始几年只需每月偿还贷款利息,只用偿还超低利息,之后利率将重设,并且在3-7年可调整利率贷款。从实际利率看,大部分次级贷款基于浮动利率,即贷款利率随短期利率变动而变动。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又通过以次级按揭还款为抵押品的衍生证券把中低收入购房者偿还贷款的风险转移给了风险接力赛中的接棒者。发放贷款的机构大多“只贷不存”,为了不断获取资金,维持放贷规模,这些机构通过二级市场中的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筹集资本,使得大量投资者聚集到次级贷这个链条上来。由于这些次级贷款是建立在低利率和房价不断上涨的基础之上的,而自从2004年开始,美联储连续的升息政策,将基准利率从1%调到5.25%,使得借款人成本激增,加上楼市开始下滑,动摇了整个次级贷款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使得次级按揭还款出现拖欠的情况日益严重,违约率不断提高。抵押贷款企业纷纷宣布倒闭,2007年3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因为超过84亿美元的债务无法偿还提出破产保护。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的时候,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随之降临。
2、投资者方面
这些金融衍生品的生成过程很复杂,一般的投资者是没有能力去辨认是建立在什么价值基础上的,不具备理解这些衍生证券所携带的金融风险的能力。投资者的不理智一面,使得投资者在发现错误的时候反应过度。
3、监管方面
由于监管方面的缺失,政府把对这种金融衍生品的监督责任交给了评级机构。但这些评级机构并没有真实,准确的反映次级债券的风险情况。做出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评级,使得投资者在没有充分能力去理解整个金融衍生品风险的情况下依靠这些评级结果,做出错误的决策。我国持有雷曼兄弟债券的中资银行有7家。中国建设银行持有雷曼债券1.914亿美元,占公司总资产的0.29%,中国工商银行(包括境外机构)持有雷曼债券1.518亿美元,占公司总资产的0.01%,中国交通银行持有雷曼银行债券7002万美元,占公司总资产的0.02%。而我国银行国际交易涉及次级贷逼近100亿美元。随着次级贷款风波的不断升级,我国金融机构因次级贷损失高达49亿人民币。目前国内国外宏观经济都存在一定的下滑可能性的情况下,我国国内商业银行将面临资产质量恶化以及利润增长放缓的状况,并且已经有14家上市银行已经出现了借款人违约数量增加以及流动性收紧的迹象,商业银行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不良资产。我们应当重视这场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教训和启示,发挥后发优势,让我国的商业银行走得更快更稳。
二、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启示
1、严把信用风险关口
强化风险控制,确保偿付能力,量化风险。在结合巴塞尔协议8%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建立符合相应风险管理需要的资本金充足水平和贷款呆账准备金。同时应严格准入标准,把握信用风险的关口,并做好贷款担保和抵押的动态管理,防止因为2009年房价可能进入下行通道导致的抵押物价值不足的问题,保持信贷业务持续稳定发展。近年来,大部分商业银行已将住房信贷作为新的利润增长点来加以发展,有的商业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在信贷资产中的比重高达40%以上。我国目前房贷证券化产品很少,并且发行量比较小,房贷大部分只涉及银行和购房者。2005年12月15日,建设银行推出国内首个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2007年12月建行又推出自己的41.6亿元人民币的证券化产品。这与整个抵押贷款市场的规模相比,证券化率非常低。与美国银行业以及房地产业相比较,我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规定首付比例20%-30%,还贷收入比不得超过50%,而且在我国,商业银行一般都保持1元的贷款抵押物的市值一般超过2元。这些措施降低了借款人违约的概率,有效保证了银行系统的稳定性。但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弱趋势越来越明显,为了防止大规模违约风险的发生,在发放住房贷款时应该更加注意挑选信用记录好,收入稳定,还款能力强的客户作为发展对象。
2、保障金融安全,注重风险管理
(1)商业银行的基本原则是“存款立行,风控保行,服务兴行,科技强行”。如果商业银行过多的依赖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融资而忽略自己的主业将把自己置身于巨大的风险当中,北岩银行的破产就值得我们引以为戒。英国国内第五大抵押贷款机构也是最具活力的银行之一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大量通过吸引存款、同业拆借、抵押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来融资,并投资于欧洲之外的债券市场。这次由于受到次级贷的牵连导致流动性不足而最终破产,引发了英国银行100多年来的首次挤兑行为,并实际上迫使英国政府为英国银行业体系的负债。因此商业银行发展不应脱离自己立行之根本,否则一旦外部环境变差,商业银行将面临巨大风险。
(2)做好风险评估,切实把握风险,而不是盲目跟进。把握好度,在进入不熟悉和缺乏足够风险控制的业务领域时要谨慎。我国的商业银行与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相比较而言,在业务种类和范围,风险管控上都有一定差距。由于在许多业务领域缺乏经验,所以应在充分了解这些业务的时候再进行投资决策,尽可能地防范风险。
(3)要注重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对风险进行管理。从外部和内部的风险管理是使风险得以控制的关键所在。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处理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通过颁布政策、规定等措施有效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商业银行应该严格按照各项规定运作。首先,在外部监管方面:一是我国银行业的监管机构主要是银监会,但是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审计署、财政检查专员办等也在某些范围内对银行进行着监管。由于各部门都有自己的标准,且处罚措施不一,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为了增强监管的有效性和力度,加强各个监管部门的沟通,对现存的监管体制进行适当的修改,权利适当的集中,从而提升效率和降低监管成本。二是切实提高金融创新的信息透明度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基本条件,因此应当加强监管以及信息披露的强度,对商业银行面对的主要风险要及时披露。金融创新是银行发展的动力但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既要看到它可以提高金融效率和促进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在金融发展方面发挥的助推器作用,但同时,次贷危机也表明,金融创新可以放大风险,可能产生巨大的财务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因此要又有强有力的风险保障机制。在市场上投机意味非常浓烈的时刻,市场主体往往并不关注真正的价值基础,反而不断的去推高这个市场,让这种泡沫蔓延。而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金融危机正是巨大的泡沫破裂的后果。美国次级债危机的教训之一就是信息披露一定要充分、及时。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当中,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由于这些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过于复杂而且不透明,在不了解这些金融创新品的原理和相关的风险信息时,仅以评级机构的不负责任的某些结论来购买这些次级债券,从而成为大量的风险积累的牺牲品。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后,我国也在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6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中采取了一定应对措施,明确要求对商业银行所持有的金融债券的类别和金额,委托理财、资产证券化、各项、托管等业务的开展和损益情况进行披露。其次,在内部控制方面:第一,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完善机制,保证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由于委托――关系的原因,“股票期权”,“大比例分红”等激励措施使得高管阶层和各级员工不顾公司长远利益和金融体系稳定的短期逐利行为,使金融创新变了质。第二,建立问责制度。如果企业制度中缺少问责制度和高层管理不当收入追回机制,使得那些让公司破产倒闭的高管们还能逍遥度日。把权利和责任有效的联系起来,监督和追查对错误负有责任人的。促使企业人员更加注重风险,从而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降低风险。第三,我国商业银行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应当将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防范风险”放在首位,保证各项经营活动都建立在合理风险控制的基础上。但目前我国大部分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仍然不够完善。各商业银行应注重培育和强化风险意识,引进在风险管控方面有经验的人才,不断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在国内外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加强内部审计和对风险的预测和分析,为将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做好预案,按照银监会于2008年初下发的《商业银行压力测试指引》提出的指导性建议,逐步引进并深入研究压力测试技术。
3、更具有前瞻性
随着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国已经不能做到在金融危机面前独善其身,所以要提高对国际风险的敏感性和前瞻性以及应对风险的能力。时刻对保持国际局势的变化的警觉。在能力范围内去分析国际上发生的各项事件对商业银行的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好应对措施,不打无准备之仗。
(注:本文作者为兰州银行行长助理、计财部总经理。)
【参考文献】
[1] 杨绍平、杨宇:次贷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住房金融业务的启示[J].现代商业银行导论,2008(10).
[2] 王华:关于我国银行业监管制度问题的若干思考[J].现代商业银行导论,2008(10).
[3] 王英贵:美国次级房屋贷款及其抵押债券危机的成因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