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现代化调研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社会治理现代化调研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社会治理现代化调研范文第1篇

@渝教动态

市政协副主席谢小军一行调研教育工作

1月11日，市政协副主席谢小军一行到市教委调研。市教委主任周旭对重庆市2013年教育工作作了汇报，并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市委四届三次全会精神，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谈了2014年教育工作打算。谢小军强调2014年教育要在三个方面继续着力：一是深入调研，把握教育规律；二是更加重视教育质量的提升，最大限度地满足老百姓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三是重视各级各类师资队伍建设。

“百姓身边好学校”建设启动

1月7日，重庆市教委召开工作视频会，启动“百姓身边好学校”建设。教委即将出台《重庆市义务教育学校教育质量标准》，从管理、德育、课堂教学、学生身心健康等方面对学校进行考核。这将极大地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助推教育核心价值观的正确回归。

校长推荐上北大，重庆22人上榜

1月12日，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候选人名单出炉。全国500多名学生通过初审、面试并成功进入候选名单，其中，重庆共有10所中学推荐的22名学生上榜。被推荐的学生基础学业成绩须位居全年级前1%，原则上要求获得过数学、化学、物理等竞赛奖项，还要有广泛爱好。巴蜀中学的王冰璐曾凭“带饮料杯卡的棋盘”获得国家专利，重庆八中学生李长鸿曾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闯关到12”节目并获优胜。

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来渝考察

1月6日，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教授来渝考察，同意将曾经就读的磁器口小学和28中分别命名为丁肇中小学校和丁肇中实验中学校。重庆大学党委书记欧可平向丁肇中赠送了《重庆大学记忆——校友丁观海教授》的个性画册，画册中收录了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教授在重庆大学任教时的珍贵历史档案材料。

社会治理现代化调研范文第2篇

1 丰富和拓宽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渠道

1.1 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的主渠道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进课堂，如何使思政课真正成为高校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途径是每一位思政课教师都要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对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理论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大学生成长规律，密切关注大学生主体的现实需要，建立“课堂专题教学、课外实践教学、MOCCs翻转课堂教学”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使大学生在多样化的教学模式中，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过程，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性如何体现。从而使广大学生真正认知、理解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并在认知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除此之外，思政课教师还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丰富教学手段，创新教学方法，努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知识的讲授与大学生的人生追求结合起来，实施情感体验式教学、案例式教学、讨论互动教学、研究性教学等教学方法，使大学生切实体会到思政课的实际指导作用，实现社会主义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入耳、入脑、入心。

1.2 显性与隐性宣传教育相结合，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方式

高校要从显性宣传教育和隐性宣传教育两个方面下功夫，不断丰富宣传教育方式，实现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准确认知。

首先，丰富显性宣传教育方式。班会、团会是宣传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直接的方式。学生教育工作者可根据所带年级和专业的实际情况定期召开主题班会或团会，对贴近学生实际，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内容的问题进行讨论。如可开展“文明诚信从我做起”主题团会，启发大学生指出日常生活中哪些是不文明、不诚信的行为，并鼓励学生分析这些不文明、不诚信行为的成因，从而引导学生如何做到讲文明、讲诚信。

其次，加强隐性宣传教育的力度。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也受潜移默化的影响，榜样的力量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隐性宣传的重要手段，辅导员在评优评奖的过程中，加大国家奖学金、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大学生文明之星的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除此之外，加强寝室文化建设，也是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的重要手段，室友是对大学生思想行为影响最大的群体，和谐的寝室关系是大学生成长的重要保障，因此辅导员在日常工作中要重视寝室文化建设，引导学生正确处理同学之间存在的问题，营造和谐的寝室环境。

2 全方位、多角度，创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台

大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不能仅停留在认知层面，更应该融入到日常生活。高校要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为大学生创造更多的平台和途径，激发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自我教育、自我实践提高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

2.1 积极引导大学生参与学校自身建设

高校要从学生整体利益出发，引导学生参与学校自身建设。如学校相关制度的制定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诉求，在制定与学生相关制度的过程中，要有一定比例的学生参与到整个过程中，从而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人翁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民主意识。同时，各学校还要定期开展校长接待日活动，让大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校级领导要充分倾听学生代表反映的问题，对于学生反映的共性问题，学校相关部门要积极做出反映，及时进行反馈，使大学生真正成为高校的主人。除此之外，在学校进行重大决策的时候可以开展“我为学校发展献计、献策”活动，相关组织部门要对学生提出的建议进行认真的筛选和充分的论证，对那些符合学校实际，利于学校发展的对策和建议予以采纳，从而营造和谐、民主的氛围。

2.2 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依托，开展实践调研活动

高校依据思政课的培养目标和要求，结合本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围绕大学生面临的主要人生课题，引导大学生利用假期深入社会进行调研。实践调研活动可以个人调研、团队调研和集体讨论研究三种形式进行。个人调研以大学生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调研，并撰写“成长报告”；团队调研以4―8名同学自由组建团队针对社会中常见的实际问题、大学生比较关注的社会问题进行专题调查研究，并在团队中进行讨论，最终形成关于某个社会问题的调研报告。集体研究是以全班学生对时代的热点问题的进行讨论。针对不同的组织形式，提出不同的具体要求，力求提升广大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社会治理现代化调研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职院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模式 创新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12C-0043-03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的重要课程，也是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因此，积极开展实践教学，加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教学的建设与改革，提高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和有效性，是当前广大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都应当思考的重要课题。本文以现代职业教育理念为出发点，分析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高职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途径。

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必须始终贯彻现代职业教育理念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培养培训了大批中高级技能型人才，为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我国发展仍处在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必须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中央的决策部署对我国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对职业教育的部署是“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新一轮的职业教育改革也正在全面启动，如何提高和培养高职高专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强化教学、学习、实训相融合的教育教学活动”，并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决定》对高等职业院校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在理论教学适量安排下，要加大实践教学的改革力度，加大课程中实践教学的课时安排，至少要达到理论课时与实践课时1∶1，有条件的院校甚至可以超过这一比例要求;教学过程中要增加实践教学手段，增加社会实践活动，包括社会调查、专家讲座、学生演讲、下基层锻炼等形式，要加大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运用，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信息化手段，实现思想政治课教学资源共享，充分地运用新媒体现代教育技术、虚拟技术和现实技术、网络视频教学等教学资源，以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二、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对现代职业教育理念缺乏深入的认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职业教育需求，形成由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有机衔接，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继续教育相互沟通的现代职业教育系统。现代职业教育是为了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变革，系统培养生产服务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类型。现代职业教育理念主要包括职业教育现代化、职业教育社会化、职业教育产业化、职业教育终身化等四个方面。高职院校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目的，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现代职业教育理念认识不足，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和研究深度不够，过于强调教育者的主体地位，没有从高职院校的办学特点、办学特色和学生素质、能力培养更高的层次来看待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没有能把握时代信息，对青年学生特点没有很好地掌握，造成工作思路与理念不明确，主观意识上将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人为地分离开，没有认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目的也是为了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占比例较大，对实践教学的认识存在不足。部分高职院校的教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必要性的认识不到位，片面地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要还是讲大道理、讲国家政策，实践教学无需太多考虑，教学的课时大多是在课堂上讲授，仍然保持“教师为主体的地位”;没能正确认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教学思路不清晰;将实践教学当成独立的教学手段，没有与理论教学相联系起来，一味强调实践教学就是走出校门参加社会实践;实践教学的课时只占到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课时的三分之一，有些院校甚至更少。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教学方法与手段单一。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对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课教师队伍严重不足，大部分教师承担着大量的教学任务，出现教学方法与手段单一、教学设计落后、课程内容相互重复、教师为了完成教学进度疲于应付等现象，同时，也造成教师没有更多的时间对课程进行研究与探讨，讲授式教学贯穿教学过程，没有切合有效地开展与实际生活、工作紧密联系的实践活动，久而久之使得学生对参与实践教学热情大减，严重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三、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

（一）适应现代职业教育形势，及时转变教育理念。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适应新的教育形势，与时俱进转变教育观念，日常多深入学生，聆听学生的呼声，采用科学有效的教育方式和技术手段，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互融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和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要对学生充满信任，充分考虑学生的特点，坚持以人为本，最大限度激发大学生的自为意识，严格防止教学过程是“单向灌授”的形式，树立“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观念。

（二）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培养目标。一是通过实践教学使学生能够利用所学理论知识结合社会现状和时下学生关心的问题进行分析与调研，培养学生明辨是非、正确取舍的能力，培养全局观念和辩证思维。二是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教师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起到主导的作用，学生的独立思考需要教师的积极鼓励和引导，对实际问题的调研报告需要学生自主完成，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三是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结合当前“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的教学模式，通过社会实践和到企业锻炼，培养学生的职业操守和企业责任感，同时也能让学生尽快适应岗位要求、适应社会，增加实践经验。

（三）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和创新。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因此，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结合时代特点和教学内容，教学中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要有的放矢地采取和运用工学交替、任务驱动、项目导向、课堂与实习地点一体化等行动导向的教学模式，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情景模拟、案例分析、辩论、分组讨论、角色扮演、启发引导等多种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和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理论知识;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信息化手段，实现思想政治课教学资源共享，充分地运用新媒体现代教育技术、虚拟技术和现实技术、网络视频教学等教学资源，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的作用，进而提升学生自身的综合素养，以此来积极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与创新。

（四）构建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主渠道，它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理论教学的任务，开展实践教学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重要环节，其实践教学重在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构建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

1.充实和加强课堂内的实践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课堂上要将理论知识与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相结合，灵活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对所讲授的内容进行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改革，通过课前的任务布置，让学生先分组进行收集所学内容的资料，教学时采用个体演讲、小组座谈、分组讨论、专题辩论、剧本表演、论文撰写等多种教学手段开展专题教学活动，例如，“诚信与我”、“我的职业生涯规划”等专项模块，课堂上教师引导学生说、谈、讲，有问题及时纠正，从而培养学生理性分析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2.丰富和拓展校内实践教学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校内实践教学要立足高职院校实际，依托主题活动开展实践教学。例如，让学生开展“校园里不和谐现象”调查，“校园文明你我行”主题活动等。社科部主办，学院团委和学生社团协助，组织学生针对校园内不文明的现象和卫生环境等方面展开调查，组织宣传，让班级召开主题班会，培养与提升学生文明、积极向上的高尚风格与责任意识;开展“宿舍6S管理”主题活动，依托学生工作部门和各系部，针对宿舍“脏乱差”现象，进行宿舍的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学生通过宿舍的文明建设向学院的精神文明迈进。再如，开展“学风建设提升年”活动，通过开展文明班级建设和宿舍文化建设，强化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规范学生的学习行为，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目的，使广大学生能够自觉遵守学习纪律，创建优良学风。

3.扩展和延伸社会实践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品格，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重要课程。因此，社会实践意义重大，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社会实际，从社会热点问题和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入手，通过参观、访问、考察、调研、志愿服务等方式进行，要与政府、企业、街道办事处、红色革命教育基地等共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依照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有组织地安排学生到这些实践教学基地参观、访问和学习，让学生带着任务去完成所布置的社会调查任务，然后让学生撰写调查报告，对所了解到的情况进行分析和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培养学生独立分析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加强和完善实践课的组织与领导。建立完善的实践教学组织领导机构，学院分管教学的领导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学院社会科学部在制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实践（下转第49页）（上接第44页）课的课时和实践教学人员的安排;学院人事处、教务处、后勤处在人员编制、活动经费、课时待遇、实践场地安排等方面做好保障。这将有助于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的圆满完成。

5.注重和加强活动的过程考核。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过程考核制度，思想政治理念课包括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两个部分，教师在进行成绩考核时，要注重过程的考核，加大过程的考核力度，增加演讲、答辩、撰写论文、座谈、现场反馈等多种形式形成学生的最终成绩。

总之，积极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创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是当前高职院校每一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都应该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宗河.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到2020年形成现代职教体系[N].中国教育报，2014-06-23

[2]刘建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特征及其资源配置原则探析[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8）

[3]赵伟.培养目标的新界定和我国职教格局的重塑[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7）

【基金项目】2013年度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立项课题（2013LSZ055）

社会治理现代化调研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地流转；差序格局；差序治理；社会信任；市场治理；非市场（人情）治理；合约方式；书面正式合约；口头非正式合约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1003009

一、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土地流转，发展适度农业规模经营是实现农村土地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措施。农地流转是与农业现代化、要素配置市场化水平相适应的农业生产要素的重组过程。一方面，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外流，近年来农地流转面积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农地流转规模与农地现代化以及要素市场化的内在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将交易双方联系起来的纽带是流转合约，而农地流转合约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存在着口头非正式和书面正式等不同方式。那么，现实中农民在进行农地流转时会选择何种类型的合约？深入研究农户农地流转合约方式的选择及其机理，在当前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适度农业规模经营以及农地合理有序流转的现实背景下，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现有关于农地流转合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合约类型（如定额合约、分成合约）、合约期限（如短期合约、长期合约）（Cheung，1969）、合约治理（罗必良，2015）等方面，对于合约方式选择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以对合约选择现状的描述为主。事实上农地流转市场普遍存在着市场化和非市场化两种交易方式，且整体而言农地流转较多集中在亲友、街坊邻里等熟人社会中（Belay et al，2004；Gao et al，2012）。Grossman & Hart（1986）和Hart & Moore（1990）倡导的“不完备合约”（Incomplete Contract）思想较好地阐述了为什么农地流转过程中关系型合约得以发挥重要作用，而农户是否采用关系型合约则主要受制于信任程度（Siles等，2000；Macours等，2004）。（1998）认为中国农村最突出的特征是具有“乡土性”，人们以血缘和亲缘维系着稳定的乡土社会，若农地流转发生于亲友、邻居等熟人之间，此时法律意义上的书面正式流转合约显得并不必要，也就是说在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构成了农地流转的重要规则。叶剑平等（2010）通过对中国17省份的调查发现，82.6%的农地转出和81.8%的转入并未订立书面正式合约。洪名勇等（2015）通过对贵州三县的调研结果显示，在农地转入时采取口头合约的比例达到90.14%，转出时为89.89%。刘文勇等（2013）认为，在熟人社会中，农户之间信息的高度对称性使农户选择口头合约的交易费用接近于零，因此农户在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上普遍存在“重口头、轻书面”现象。与此同时，赵其卓和唐忠（2008）对四川绵竹的调研却发现，农地流转以书面正式合约方式为主，签订书面正式合约的比重为67.6%。

可见，在中国农村农地流转总体上以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为主，但在不同^域具有差异性。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农户流转农地时更多地选择口头非正式合约，而农户又在何种情境下倾向于采用书面正式合约？其背后的机理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从我国农村特定的文化背景出发，基于差序治理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对农户农地流转合约方式的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说；同时，采用对辽宁和江西两省1 628户农户入户调研的一手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说进行验证，进而探讨影响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1.理论基础：差序治理

同西方社会“团体格局”（相对独立的个体间的交往）情境下的社会关系不同，提出“差序格局”概念，形象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特点：“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2012）。“差序格局”的概念阐释了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中人与人的信任关系是以自己为圆心、依次向外扩散的，这意味着自身同他人关系在信任程度上存在着亲疏远近之分。驱动这一波纹的“石头”则是立足家庭并以家庭为核心的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在乡村社会的投影形塑了地缘关系。换言之，我国乡村社会情境下的人际交往通常是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石，并因此催生“差序格局”。

在乡土社会自然经济情境中，家庭扮演了社会基本组织这一角色，内化为一种集生产、消费、分配、生活、教育以及情感乃至社会保障等功能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家庭以及家族，几乎垄断了内部成员全部的社会稀缺资源，除了土地、货币以及财产这类有形的资源，还包括地位、声望、名誉、权利以及心理满足等无形的资源。而掌握各类社会有形和无形资源的能力，决定了作为社会网络关系中心的这个人或者这个家庭同他人之间信任关系的程度。黄光国（2010）将这些社会信任关系网络依次概括为强关联、熟人关联、弱关联和无关联。完全陌生的人之间表现为无关联；通过一般的交换和联系后，便生成了弱关联关系；与街坊邻居通过较为经常和长期的联系和了解，构成了熟人关联关系；而血缘和姻亲构成了强关系的生成机理。这种“差序格局”除了是一种道德范式外，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稀缺资源进行分配的方式或格局（孙立平，1996）。

差序格局中，个体之间由于信任关系的不同而对应不同的互动规则：强关联属于情感型关系的范畴，其互动遵守血缘及亲缘间的需求规则；熟人关联不仅蕴含情感型关系，还包括工具型关系，适用人情规则；弱关联属于工具型关系，表现为弱关联关系的主体之间可能仅仅听说过对方但不熟悉，譬如校友、同乡等，不过个体间能够利用弱关联去“套近乎”，使得双方变得较为熟悉，弱关联的主体适用公平规则，对于短期内的投资回报较为注重；无关联意味着主体之间是完全的陌生人，同样适用公平规则，但相比弱关联，无关联关系更可能诱发机会主义行为（罗家德 等，2012）。

不可否认法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与日俱增，但在广大农村、在差序格局下，“关系”发挥重要作用的土壤一直存在（Winn，1994）。时至今日，村落共同体依然表现为熟人社会（万俊毅，2011）。差序格局中，不同的关联关系与相应的治理机制匹配，可将其界定为“差序治理”（高名姿 等，2015）。本文将“差序治理”细分为“市场治理”和“非市场（人情）治理”。无关联和弱关联关系中的公平规则应该通过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的形式予以保障，因此将其界定为“市场治理”；强关联关系中的血缘及亲缘间的需求规则、熟人关联中的人情规则更多的是通过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因此将其界定为“非市场（人情）治理”。

2.研究假说：差序治理与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

农地流转对象涉及不同主体，比如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主、农户等，农户又可细分为同村农户和外村农户。刘一明等（2013）通过对全国890户农户的入户调研表明，7477%的农地流转给了亲友邻居，因此中国目前的农地流转主要表现为“关系型流转”的特征（罗必良等，2013）。基于差序治理理论，根据流转对象的不同，可将农户的土地流转分为四类，即转给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转给外村农户、转给同村农户以及转给亲友（见图1）。

以企业为代表的规模经营主体，一般与转出农地的农户互不相识，因此体现为无关联关系。由于彼此间缺乏信任，容易诱发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在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上双方均更倾向于书面正式合约，流转租金在这四类主体中也是最高的。农户若将农地转给外村农户，体现为弱关联关系。一般的，由于转出户与外村转入户分属不同的自然村，但多数情况下同属一个行政村这里的“外村”是指自然村。一般的，农户将农地流转给外村是指流转给本自然村以外的农户，“本自然村”与“外村”多数情况下同属一个行政村。本课题组的实地调查也佐证了这一论断。由于转出户与外村转入户分属不同的自然村但常同属一个行政村，因此其关联程度要强于“无关联”；但与流转发生在同一个自然村农户内部所呈现的“熟人关联”相比，其关联性又相对较弱。，因此，可以通过“套近乎”等方式建立起联系，但与本自然村内部的流转相比仍然缺乏信任，流转双方可能更倾向于采用书面正式合约的方式来约束双方行为，流转租金一般低于流转给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在无关联与弱关联关系下，流转双方是一般交换的关系，宜采取市场治理范式，用签订农地流转书面正式合约的方式（正式制度）约束双方行为。

当农地流转发生在同一自然村内部时，在熟人关联情境下村民之间信任程度较高，由于人情关系、名誉和声望等非正式制度对村民有较大的约束力，因此通常采取口头非正式合约的方式，且同村内流转的租金一般高于亲友间流转。亲友之间具有血缘以及亲缘关系，属于强关联，农地很多时候是免费给亲友耕种的，与村内流转相比，农地转给亲友时采取口头非正式合约的可能性更大，租金也较村内流转更低。与市场治理不同，熟人关联及强关联中，由于双方遵循人情规则，在血缘、亲缘、地缘以及声誉、名望等非正式制度的情境下，农地流转时更倾向于采取口^非正式合约，因此更适宜采用非市场（人情）治理范式。

研究假说：农地流转发生在农户与亲友或与同村农户之间时，农户更倾向于非市场（人情）治理范式，采用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农地流转发生在农户与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或与外村农户之间时，农户更倾向于市场治理范式，采用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本文讨论的合约方式分为书面正式合约和口头非正式合约两种。在实际调研中发现，除这两种合约方式外，还存在第三种证明及非规范书面协议（也称书面非正式合约，指农户间私下签订的在法律意义上不具有效力的书面协议）等方式，本次对赣、辽两省农户的调研中这两种合约为38份，但不管将其划分到书面正式合约还是口头非正式合约都不科学，且数量较少，因此这两种合约方式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课题组2015年1―8月在辽宁、江西两省的农户调查，共涉及15个乡镇、56个行政村的1 700多户农户，其中有效问卷1 628户。结合农民收入水平、水土条件、地理位置等差异，选择以下四县区（市）为调研点（详见表1）。为保证样本随机性，四县区（市）各随机选3～4个乡（镇），每乡（镇）选3～4个行政村，每村随机选30户左右的农户入户调查。由于本研究所需样本为发生过土地转出行为的农户，经过对不适宜样本的处理，最终样本包括55个行政村的516户转出户。

注：苏家屯区位于沈阳市郊，是介于城市与农村间的地域综合体；东港市属于丹东市管辖，地处东北亚、环渤海和环黄海经济圈交汇点，具有港口城市特点；丰城市属于江西宜春市，耕地面积达124.44万亩，是典型的粮食主产区；遂川县位于江西西南边陲，是吉安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也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工作重点县。

从表2不难看出，当前农地流转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差序治理的特征：当农地流转发生在亲友以及同村农户之间时，农地流转的租金较低，采用书面正式合约的比例也较低；当农地流向外村农户以及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时，采用书面正式合约的比例远高于亲友及同村农户间的流转。对流转租金分析，从流向亲友时的167.13元到流向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时的463.78元，也逐渐呈现出一种从人情化向市场化过渡的特征。在违约率方面，在516户转出户中仅有7户发生违约，总的违约率为1.36%，说明违约风险可控，且采用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的违约率更低一些。

2.模型构建

在对农地流转的大量实证研究中，已有文献主要基于Logistic和Probit模型进行统计分析。农户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有些不容易直接观测到（潜变量），但可以用一些外显指标进行间接测量，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潜变量及其具体指标值。因此，本研究选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差序治理、农户特征、农地流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四个方面来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构方程模型是运用统计中的假设检验方法对有关现象的内在结构进行主体行为分析的统计方法，其对潜变量、测量误差和因果模型具有独特的处理能力。结构方程模型整合了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测量模型描述潜变量与指标间的关系，结构模型则描述潜变量间的关系。

测量方程为 ，结构方程为 其中，x为外生观测变量，y为内生观测变量；ξ为外生潜变量，η为内生潜变量；Λx为外生观测变量在外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Λy为内生观测变量在内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B为内生潜变量间的关系，Γ为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ζ为构方程的残差项，反映了在方程中η未能被解释的部分。

3.变量选择

本研究的内生潜变量为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其取值为1或2，口头非正式合约赋值为1，书面正式合约赋值为2。结构方程模型包含4个外生潜变量，共13个指标，分别为差序治理（转出农地的去向）、农户特征（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是否是党员、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农业资产现值）、农地流转特征（转出农地质量、流转租金、流转期限、流转面积）和外部环境特征（村干部是否干预农地流转、二轮承包期内自家承包地是否发生了调整、水利灌溉设施是否有保障、所在村庄道路状况），各变量的解释说明以及预期符号详见表3。

4.实证分析结果

运用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的Amos 21.0平台软件进行结构模型验证，一般情况下，CMIN/DF0.85，RMSEA

注：CMIN/DF为拟合优度，NF为非常规拟合指标，GFI为拟合良好性指标，CFI为比较拟合指标，RMSEA为近似均方根误差估计。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结构模型反映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包括影响方向及强度。从表5可看出，四个外生潜变量在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影响上均有较高载荷，表明本研究所选取的外生潜变量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具有较强解释力。差序治理在1%水平上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产生了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特征、农地流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也均在5%水平上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产生了正向显著影响，与研究预期一致。作椴钚蛑卫淼目晒鄄獗淞浚“转出农地的去向”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户将农地转给不同关联程度的主体时，会选择不同的治理方式，验证了研究假说：农户将农地转给无关联及弱关联关系的交易主体时，更倾向于市场治理方式而选择签订书面正式合约；而转给熟人关联及强关联关系的交易主体时，则更倾向于非市场（人情）治理方式而选择订立口头非正式合约。

差序治理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事实上，除此之外，农户特征、农地流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等也都对合约方式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表6表明了可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影响，具体如下：

（1）农户特征方面，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是否是党员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长、程度越高，越容易接受并运用正式制度（比如法制观念、市场经济思想等）来维护自身土地权利，因此更有可能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转出土地。户主若具有党员身份，在农村社会中一般会跻身“精英阶层”，思想觉悟较高、原则性较强，相比一般群众也更容易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转出农地。

（2）农地流转特征方面，转出农地质量、流转租金、流转期限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农地质量越高，农户获得产出以及潜在利益的可能性越大，因此签订书面正式合约能够更好地保护农户的经济利益。作为农户在流转农地时最为看重的方面，流转租金是农户可以实际获得的流转收益。在租金较低时对江西、辽宁两省的实地调研发现，不少农户外出务工后，为了避免自己承包的土地撂荒，便将农地给亲戚朋友或者邻居代耕代种，作为回报一般只需每年给予原土地承包者几十至上百公斤粮食，有的甚至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农户可能并不十分在意合约形式；但当租金较高时，为了保障自身收益的合法性以及产权安全，农户则更倾向于签订书面正式合约。农地流转期限越长，存在的违约风险以及不确定性越大，因此，相比短期流转，长时期流转更需要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来约束和规范，以防“敲竹杠”以及道德风险的出现。

（3）外部环境特征方面，村干部是否干预农地流转、二轮承包期内自家承包地是否发生了调整、水利灌溉设施是否有保障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若村干部对农地流转进行干预，农户更可能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以应对村干部干预。相比承包地未曾调整过的农户，二轮承包期内自家承包地发生过调整的农户对农地产权更为重视，出于维护自身土地权利完整性等的考虑，会更多地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若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有保障，能够更好地应对干旱少雨等自然灾害，从土地上获得稳定性收益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农户对有水利灌溉设施保障的农地更为看重，将其转出时也更多地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差序治理的分析框架，从转出户角度探讨了农户在进行农地流转时的合约方式选择问题农地流转涉及转出户与转入户两个主体，本研究并未对转入户进行讨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中国农村传统的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关系建构了农民群体社会信任的差序格局及其治理，这种局域的信任和关系网络使农村土地流转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人格化的倾向；但当农户将农地流转给熟人社会之外的主体（比如涉农企业）时，往往又呈现出市场化的特点。当农户将土地流转给无关联及弱关联关系的交易主体时，其公平性往往通过正式制度的形式予以保障，即采取市场治理范式，而市场治理需要书面正式合约方式与之匹配；当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强关联及熟人关联关系的交易主体时，血缘及亲缘间的需求规则、人情规则等非正式制度往往会发挥更多的作用，即采取非市场（人情）治理范式，而非市场（人情）治理与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相匹配。基于对江西、辽宁两省实地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合同方式选择是在差序格局下差序治理的结果。

农地流转的合约方式选择之所以受到差序治理的显著影响，是由于农户与各种交易主体之间的关联程度不同，而关联程度又可以通过社会信任来表达，社会信任是不同主体之间基于长期化、稳定性的交融与互动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契约。同村农户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较高，但对外村农户以及外来的涉农企业等则具有较强的排斥心理。这种信任格局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农村乡土社会相对封闭，随着农业现代化、要素配置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边际将不断外移，农村社会信任关系也随之外扩，进而推动农村生产要素的非人格化交易以及合约的规范化进程。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可一蹴而就。

综上所述，农地社会差序治理的形成源于农户与不同主体间亲疏远近和社会信任关系的差序格局，农户在农地流转中的合约方式选择深受差序治理影响。在农地流转市场化特征并不明显的情境下，流转时交易双方的亲疏关系以及彼此间的信任程度显得尤为重要。熟人社会和乡土情境下的人情交往规则不容忽视，因此，各级地方政府不宜为追求理论上的纯粹性而采取行政命令等方式迫使农户使用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流转农地。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是农户综合考虑交易成本、风险、社会信任及个体差异等多方面因素的均衡结果，如果强推以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流转农地，不但削弱了农户的选择和处置权，还将增加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虽然从理论上讲，与书面正式合约相比，口头非正式合约的稳定程度较低，履约风险较大，但从本次调研结果看，目前农户在农地流转时采取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的比例远高于书面正式合约，且口头非正式合约履约效果良好。所以，各级地方政府在有序推进农地流转的进程中，应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将选择何种合约方式的自赋予农民，当然也需要做好规范引导工作。

总之，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农地流转等农村、农业政策时，一方面要充分体现和发挥正式制度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应注重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农民的行为偏好和决策深受乡土情境中人情关系、社会信任、村规民约、公序良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因此，各级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乡村社会语境，充分发挥本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积极作用。各地区在推进农地流转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域以及乡土特征的差异，在充分尊重各相关主体意愿及利益的基础上，给予地方一定的试错权，鼓励并支持各地积极探索与本地实际相契合的农地流转合约方式，从而为农地合理有序流转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参考文献：

.2012.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名姿，张雷，陈东平. 2015. 差序治理、熟人社与农地确权矛盾化解――基于江苏省695份调查问卷和典型案例的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6）：6069.

高珊，黄贤金. 2012. 农村市场化对农户耕地流转的影响[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1（7）： 816820.

洪明勇，龚丽娟.2015.农地流转口头契约自我履约机制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8）：1320.

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利游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江淑斌，苏群.2012.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基于动力视角的研究[J].经济经纬（2）：110114.

刘文勇，孟庆国，张悦.2013.农地流转租约形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8）：4348.

刘一明，罗必良，等.2013.产权认知、行为能力与农地流转签约行为[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5）：2328.

罗必良，何一鸣.2015.博弈均衡、要素品质与契约选择[J].经济研究（8）：162174.

罗家德，李智超.2012. 乡村社区自组织治理的信任机制初探[J].管理世界（10）：8393.

孙立平. 1996.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J].社会学研究（5）：2030.

万俊毅，欧晓明.2011.社会嵌入、差序治理与合约稳定[J].中国农村经济（7）：1424.

王岩，石晓平，杨俊孝.2015.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新疆玛纳斯县的调研[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1）：1924.

叶剑平，丰雷，蒋妍，等.2010. 2008年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调查研究[J].管理世界（1）：6473.

张四梅. 2014. 人口结构变动视角下的我国农村土地流转[J].经济地理34（8）：131136.

赵其卓，唐忠.2008.农用土地流转现状与农户土地流转合约选择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3）：1319.

钟契夫.2000.资源配置方式研究――历史的考察和理论的探索[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

BELAY K，MANIG W. 2004. Access to rural land in Eastern Ethiopia：Mismatch between policy and reality[J].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Tropics and Subtropics（JARTS），105（2）：123138.

CHEUNG. 1969. Transaction costs，risk aversion 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J]. JL&Econ，12：2342.

GAO L，HUANG J，ROZELLE S. 2012. Rental markets for cultivated land and agricultural investments in China[J]. Agricultural Economics，43（4）：391 403.

GROSSMAN S，HART O. 1986.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4（4）：691719.

HART.1990.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8（6）：11191158.

MACOURS K，DE JANVRY A，SADOULET E. 2004. Insecurity of property rights and matching in the tenancy market[R].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 Resource Economics，UCB.

SILES M，ROBISON L，JOHNSON B，et al. 2000. Farmland exchanges：selection of trading partners，terms of trade，and social capital[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Farm Managers and Rural Appraisers，63（1）：127140.

WILLIAMSON O.1979.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2：233261.

WINN J K. 1994. Relational practices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law：Informal financial practices of small businesses in Taiwan[J]. Law and Society Review，28（2）：195232.

（辑：杨睿；段文娟）

收稿日期：20160828；修回日期：20160931

社会治理现代化调研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组织 社会治理 经验 启示

当前我国正在构建新型的社会治理体制，需要进行一系列观念的更新与重建，其中最主要的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构建一种适应市场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新型治理理念。只有真正更新社会治理理念，尊重各方各类利益诉求，才能认识和把握社会治理创新的意义与作用，带动社会治理方法和手段创新。社会组织对于提供服务，拓展公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实现社区、乡村基层自治，践行新型社会治理理念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要树立社会化的理念，最大限度地依托社会组织和基层组织等治理主体，尊重自治，推动社会自律，使社会治理政府化转向社会治理社会化，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成了一件至关重要的工作。

一、主要做法和经过

贵阳市观山湖区秉着积极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构建了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人才三者良性互动的“三社联动”工作机制，在实践中践行“小政府、大服务”的管理模式，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发挥社会组织在缓解社会矛盾、融洽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社会服务功能，有组织地引导群防群治，构建社会和谐。

（一）落实发展政策，引导发展方向

贵阳市观山湖区通过深入调研，分类发展，倾斜政策，加大扶持等措施，重点发展志愿服务、社区服务、公益慈善、文化体育和自治维权等五类基本型社区社会组织。截止2015年12月，全区已登记注册社会组织共有79家，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58家，社会团体21家。平均每万人拥有1.6个社会组织。虽然没有超过江苏省现代民政示范区要求的每万人拥有8个的标准，但是全区社会组织业务范围覆盖敬老养老、幼儿教育、文体娱乐与艺术、社区卫生服务、助残助孤、志愿者服务、环保、社会工作等方面。

具体做法：一是降低准入门槛。通过广泛宣传，多层次开展相关业务培训，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以及《观山湖区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园工作方案》和《观山湖区社会组织资金扶持办法（试行）》的要求，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视情继续适当放宽会员数量及开办资金要求，进一步简化手续。对备案组织已达到登记注册的协助其到民政局注册登记；二是扶持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深入各社区调研，指导基层挖掘社区好的服务项目，选好项目带头人，把项目社会组织化，对社会组织中开展活动好的从专项扶持资金给予支持。同时挖掘社区热心公益人士、骨干分子带头成立社区社会组织；三是积极开展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是社会组织生命力的源泉，我区注重引导各社会组织开展贴近居民、满足群众需要的各类活动；四是加大财政投入，对社会组织教育培训、活动开展、基地建设、人员配备等方面给予支持，社会组织数量和质量得到显著提高，服务能力得到明显增强。

（二）实施公益创投，提升能力建设

2015年起贵阳市观山湖区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社区公益创投实验活动，依托社区搭建平台，引导社会组织服务，通过创新机制、资金保障、培育与孵化等措施，助力初创期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通过公益项目为抓手，引导社会组织挖掘社区居民需求、设计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并逐步实施满足社区群众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与此同时，以项目化管理为抓手，针对社会组织实施开展项目活动经验欠缺大多没有专业社会工作人才支持，期望得到更多专业力量的指导的需求，贵阳市观山湖区组织专业社工与实施公益项目的组织对接，全程督导公益项目的活动策划、项目实施、效果评估等，促进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公益项目顺利实现有关项目目标的同时，也进一步推进社会组织规范化、专业化建设，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水平，扶持壮大初创期社会组织。

（三）凝聚社工力量，激发组织活力

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专业社会工作人才为支撑，为解决。

社会组织专业社工人才缺乏这一瓶颈，云龙区民政局采取多渠道，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培养建设社工人才队伍。解决这一问题，从而唤醒社会组织的活力，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治理功能。

一是提升现有社工队伍能力水平，促进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良性互动。不定期邀请专家、专业人员开展系列社工人才培训、社工户外素质拓展训练、建立成长支持小组等活动，提升现有社工队伍能力水平。组织社工人才与社会组织对接，参与社会组织活动，引导社工能把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运用到社会组织服务中，达到“发展社会工作，增强社工素养，提升服务水平”的目的。

二是加强对社会组织负责人和社会组织团队成员、志愿者的专业化培训，积极引导他们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贵阳市观山湖区积极探索，把开展志愿服务与推进“三社联动”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志愿者注册管理、志愿服务信息收集、记载、保存机制、志愿服务星级评定与回馈激励机制、志愿服务记录信息化等各项制度。将社工与志愿者这两部分人力资源有效结合，实现互动合作，资源互补，以社会组织为平台，“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公益项目联动运作”的方式，推进社工、志愿者、社会组织在公益领域的深入合作，产生“1+1+1”大于3的效能，在全区引导形成了“专业社工引领志愿者、优秀志愿者组建公益性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共同开展社区公益服务”的良好局面。

三是引导优秀社工人才领办成立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以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理论和技巧服务于社会有需要人群和社区，创造最佳社会服务效益，推进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专业化进程。

二、经验与启示

贵阳市观山湖区在实践中进行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探索，在践行新型社会治理理念，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初步形成了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三社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格局，并探索出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人才为支撑，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为指导，实施公益项目为抓手，达到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培育发展新的社会组织、培养一批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倡导公益和社会治理新理念的目的。

贵阳市观山湖区在2015年社会治理和群众工作满意度调查中，群众满意度达89.38%，同比增长0.74个百分点，位列全市第一。

由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社会公共事务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的特征，社会组织参与治理依然面临一些自身无法解决的困境，需要各方协力解决。同时新的社会治理理念在民众的心里还不是很清晰，人们还需要一个认知、理解、接受到实践的过程。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不仅要增加社会组织的活动频率，还需加强社会治理理念的教育和宣传工作，培育发展特色品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治理，加强社会组织的自身建设，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度等方面做进一步尝试。

通过从实际出发，贵阳市观山湖区结合实地调查分析，在探索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反思不足，提出下一步发展建议，即：社会治理理念的教育宣传常态化，监管社会组织构成要素常态化，弘扬公益精神常态化，社会组织内部结构设计规范化，加强社会组织的自身建设现代化，培育自筹资金能力强的专业经济协会重点化。以明确理念、大胆设计、开拓创新、突出重点、鼓足精神、合法实践来规划新一轮社会组织的建设，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

随着“小政府、大服务”管理模式、“政社互动”的试行，政府逐步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购买服务，社会组织的发展必将呈现前所未有的内生动力。社会组织扎根于社区的土壤，以社会工作人才为支撑，通过“三社联动”，倡导“以人为本，慈善为怀”的社会互助精神，增强全社会“助人、互助、自助”的公益意识，吸引社区居民更多的热情参与，树立了良好的道德风尚，以治理现代化助推和谐社会的构建，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和改变整个社会。

参考文献：

[1]郑琦.社会组织监管：美国的经验与启示[J].社会主义研究，2013（2）.

[2]吴津，毛力熊.公益组织培育新机制――公益组织孵化器研究[J].兰州学刊，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