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的民事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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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的民事起诉范文第1篇

1997年3月至1999年6月，乔红霞在担任甘肃两家公司经理期间，先后以公司名义与青岛澳柯玛集团销售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和协议书，为其在兰州、秦安等地区销售家电产品。

双方纠纷开始于1999年10月，澳柯玛公司因乔红霞公司拖欠货款不还，向青岛市市南区法院起诉，要求乔红霞偿还货款及利息。之后，由于管辖问题，市南区法院将此案移送至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而另一边，2000年3月，乔红霞又将澳柯玛公司告上了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后者返还多付货款及扣率、返利款。乔红霞向法院出示了多份双方购销合同和协议书，2001年5月，兰州中院以此判令澳柯玛公司偿还乔红霞方1500多万元。之后，澳柯玛公司不服，上诉至甘肃省高院。当年11月，甘肃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2年1月，兰州中院执行判决，从澳柯玛公司账户划走930多万元还给乔红霞方，并冻结了澳柯玛集团总公司持有的国家股196万股。

不料，帮助乔红霞胜诉的几份合同和协议书，却将她带上了青岛中院的刑事审判庭。

青岛市中院在审理澳柯玛诉乔红霞公司这一经济纠纷案的过程中，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将案件移交到青岛市公安局。公安局立案侦查之后，2003年10月，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对乔红霞提起了公诉，称乔红霞采用添加的手段变造了3份购销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书，此外，还伪造了另一份补充协议书与一份返利协议书，而乔红霞正是以这些合同与协议书为主要证据，赢得了甘肃两院的经济纠纷案并获得1500多万元的偿还款。检察院认为，应以诈骗罪追究乔红霞的刑事责任。

11月4日，乔红霞被逮捕。而青岛市公安局也在“案发后”追回“赃款”人民币39万多元及美元30万元。11月19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乔红霞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庭审中，乔红霞是否“添加变造、伪造7份合同、协议书”理所当然成了双方争辩的焦点，但是对照甘肃省两级法院的判决书与青岛中院的刑事判决书，却不难发现，甘肃两院所依据的合同和协议书却并不完全是青岛市检察院指控的这7份。而另一个庭上辩论的焦点是：如果乔红霞变造、伪造合同和协议书情况属实，是否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乔红霞民事胜诉并执行完毕的情况下，就同一案件事实按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是违反刑法精神的。”乔红霞的辩护律师、北京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许兰亭律师说，“本案纯粹是一起民事纠纷案，不是刑事诈骗犯罪。”许律师认为，乔红霞是通过甘肃两级法院审判和执行以合法程序取得1500多万元的，如果已经生效的民事裁判不公，应当通过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再审来纠正，“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强行追究刑事责任，把法院执行款当作赃款追回去”。

值得注意的是，乔红霞于2002年9月3日被青岛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4日经青岛市检察院批准逮捕。在此期间的9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曾对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就“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作出答复（［2002］高检研发第18号），《答复》中指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对此，青岛市检察院有关人士称，尽管在决定是否立案起诉乔红霞之前见到过这一答复，但由于这一答复只是由高检的法律政策研究室作出，并不是司法解释，不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记者为此电话采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有关人士称，既然该答复是针对地方检察院有关请示而作出，有关方面应当照办。对于青岛市检察院未按《答复》中的指示办案，该人士称：“我们以前没遇到过类似情况”。

据悉，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曾分别就一些地方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越权非法干预经济纠纷案件的情况下达过相关通知。1989年公安部曾针对“一些基层公安机关以查处诈骗等经济犯罪案件为名，直接插手干预一些经济纠纷案件的处理”的情况下发了《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通知中指出：“工作中，要注意划清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的界限，决不能把经济纠纷当作诈骗等经济犯罪来处理。一时难以划清的，要慎重从事，经过请示报告，研究清楚后再依法恰当处理……”

经济纠纷的民事起诉范文第2篇

一、依法原则，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进行调解，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依据社会公德进行调解；

二、自愿平等原则，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三、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调解工作纪律

一、不得徇私舞弊；二、不得对纠纷当事人压制，打击报复；

三、不得侮辱、处罚当事人；四、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五、不得吃请受礼。

调解程序

一、受理纠纷：

1、当事人请求调解的纠纷及时调解；

2、发现纠纷要主动受理及时调解；

二、调查分析：

受理纠纷，要迅速查明纠纷发生的原因和争议焦点，及时判明纠纷性质，是非曲直，进行研究分析；

三、调解：

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做好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充分说理，耐心疏导，学习法律规定，消除隔阂，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议。

汇报制度

一、每周向主管领导汇报一次纠纷排查及调处工作情况；

二、每季向党委会汇报一次纠纷排查及调处工作情况；

三、重大活动和重要工作部署及时向党委会汇报；

四、每月向司法局汇报工作情况。

登记制度

一、受理民事、经济纠纷应填写登记表；

二、调解民事纠纷，调解结果要进行登记、建档保存；

三、重大疑难案件的讨论研究，要填写案件讨论登记表，登记表要附卷；

四、向司法局请示、报告重大疑难案件，并做好登记。

经济纠纷的民事起诉范文第3篇

作者：张方圆

内容摘要：内地与港澳地区同属一个主权国家，但是拥有不同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属于不同法域，存在不同法域的区际法律冲突。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何种管辖原则解决涉港澳案件的管辖问题，是相关法院和当事人所面临并首当其冲的现实问题。本文将针对这一问题的产生及解决做相关的分析。

关键词：涉港澳民事诉讼 管辖权 司法协助

香港、祖国后，与内地的民事交往不断扩大，民商事纠纷也日益增多，已越来越显示出我国涉港澳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不完善。作为区际法律冲突核心内容之一的管辖制度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更是经常困扰着有关的法院和当事人，解决与港澳之间的区际管辖冲突有时甚至要比解决国际之间的管辖冲突还要复杂和困难。因此，针对此类民事纠纷的特定情况，处理时，在如何确定并适用我国涉港澳民事诉讼程序上存在不少矛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 内地和香港处理涉两地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规定

（一），香港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规定（澳门略）

1，香港法律将涉外民事管辖权区分为对人诉讼的管辖权和对物诉讼的管辖权。对人诉讼，是指直接针对某一个人的诉讼，旨在通过法院责成某人为或不为某项行为。这种诉讼一般只拘束诉讼当事人。根据香港法律的规定，被告身在香港，而法院的起诉文件能在香港送达被告，或被告自愿接受香港法院的管辖权，或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而法院根据《最高法院规则》规定，批准将起诉文件于外地送达被告等三种情况下香港法院可就对人诉讼行使管辖权。对于对人诉讼，香港法院是从“有效”原则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管辖权的。

所谓对物诉讼，是指原告请求法院维护其财产权益的诉讼形式。对物诉讼除了拘束诉讼当事人以外，还可以拘束有关的第三人。对物诉讼主要包括决定物之所有权或其它权利的诉讼、海事诉讼和有关身份行为的诉讼。其中前两种对物诉讼也采取按“有效”原则确定法院的管辖权。对关于身份行为的诉讼，香港法院一般根据当事人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是否在香港来决定它是否具有管辖权。

2，香港的冲突法对国际冲突法和区际冲突法不作区分，所以香港冲突法对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规定也应当适用于涉大陆民商事案件。此外，根据《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除继续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则对法院审判权所作的限制外，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所有的案件均有审判权，包括涉大陆案件。在处理涉大陆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时，也会依据上述规则。

（二），内地关于涉港澳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规定

1，涉港澳民事诉讼管辖权的相关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为《纪要》）和《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为《解答》）中。根据《解答》的规定：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在诉讼程序方面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办理；在实体方面，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和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五章的规定，应适用香港、澳门地区的法律或外国法律的，可以适用。

根据上述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内地法院行使涉港澳民事诉讼管辖权参照涉外诉讼处理。此外，对涉港澳合同案件、侵权案件和离婚案件等实行特别管辖。（详见解答的相关规定，此处不一一分别列举）

2，肯定平行诉讼，并规定内地诉讼具有优先效力。

（1），平行诉讼，是指相同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基于相同事实以及相同目的在两个以上的的国家或地区进行诉讼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而另一方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者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不予准许；但双方共同参加或者签订的国 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纪要》中也指出，“凡中国法院享有管辖权的涉外、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外国法院或者港澳地区法院对该案的受理，并不影响当事人就同一案件在我国人民法院起诉，但是否受理，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这说明我国对于涉外平行诉讼是基本肯定的，并规定国内诉讼具有优先效力。对于当事人提起的涉港澳平行诉讼则不加限制。

3，承认协议管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答》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因合同纠纷和物权纠纷（除涉及不动产物权的纠纷外）提起的诉讼，双方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内地法院行使管辖权；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向内地法院起诉，另一方应诉，并进行实体答辩的，内地法院也可行使管辖权。这实际上肯定了涉港澳案件，双方当事人可以采用明示或默示的方式约定管辖法院。

二、 我国现行涉港澳民事诉讼管辖权规定存在的问题

（一），对涉港澳案件的定性比较模糊，不利于纠纷的解决

除了《纪要》和《解答》对涉港澳案件的民事诉讼管辖权做了一些具体规定以外，并没有其他的相关规定。所以，在处理涉港澳民事诉讼时，往往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各地法院各行其是，造成涉港澳案件管辖权的混乱，这就使涉港澳案件的处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1，我国内地与港澳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同法域的区际法律冲突，冲突内容不仅涉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法律性质，还涉及到几大法系之间的差异等，冲突的情况十分复杂，中国内地作为不同的法域，在香港的冲突法上甚至如同一个“外国”。处理涉港澳案件会遇到处理涉外案件遇到的全部冲突法问题，仅以一个国家主权为出发点将涉港澳案件作为域内案件对待，适用域内民事诉讼程序法是完全不现实的。

2，内地和香港属于同一主权国家，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利益差别，但并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管辖权的扩张和争夺已属次要。频繁出现“一案两审”等管辖权冲突，甚至出现同一事实和法律关系不同的裁判结果，将严重影响港澳和内地之间的审判权威和双方互信，加强协调避免冲突反而显得十分迫切。在此情形下，显然不能直接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解决涉港澳案件的管辖问题。

（二）目前的相关规定和受案原则，无论对港澳当事人还是对大陆方当事人都是不利的。

经济纠纷的民事起诉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经济法 可诉性 公益诉讼

一、经济法诉讼理论研究

（一）经济法可诉性的概念

一般经济法的可诉性概念可理解为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狭义指的是在经济法实施权力时，为了更好地判断经济纠纷中的责任，经济法纠纷主体可以对审判方提起诉讼；从广义上经济法的可诉性则可理解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若有不满是否能向法定机构进行申诉或者仲裁，使经济法行为主体的权益不受侵害。需要注意的是广义概念中提到的法定机构不只是指法院，只要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或仲裁委等都属于法定机构的范围。

（二）经济法可诉性的必要性几点总结

第一，可诉性在法律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措施，是法的基本属性。可诉性越强，就代表着法律更完善，经济法作为众多法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诉性在经济法中同样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可诉性也是经济法的自然属性。法律权利是指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法律关系主体可以自主决定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许可和保障手段。它是一个和法律义务相对应的概念，指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某种权能或利益。法律权利主要表现为权利享有者可以自己作出一定的行为，也可以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但是由于法律利益具有的稀缺性和有用性等特点，就很容易出现未上升到法律利益的非利益主体，从而出现寻求利益救济的途径，这时就充分体现出诉讼的作用和关键所在。

第三，经济法中不可避免的经济冲突造就了可诉性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冲突的发生和种类也随之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就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冲突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不可小觑，最严重的后果往往恰是经济冲突导致的。经济冲突无法自行和解，只能通过法律诉讼得到解决的途径。因此，就经济冲突的严重性而言就已经决定了经济法可诉性的必然要求。

第四，外国经济法中可诉性的经验吸取。国外经济法诉讼主要有两种方式，分别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以西方国家为例，西方国家人民普遍以权利为重，尤其是在启蒙运动之后，法治社会逐渐成形，权利救治得到推广。同时无论是英美法体系还是大陆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经济法中明确了对权利的司法救济。其中主要以经济公益诉讼的方式来表现可诉性更为突出。我国经济法可诉性基础的奠定与成功吸取国际经验有着不可推脱的联系。

二、我国经济法诉讼存在的问题

（一）目前经济诉权规定还不够详细

目前诉权规定还无法达到当前公益诉讼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在二战之后逐渐升温的人权观念，诉权正好呼应了这一观念并作为实施的有效途径得到了国际宪法的保护。但是在我国经济法的发展中很容易忽略诉讼方面的规定，以至于我国法院在处理经济纠纷时，如果出现了非法院管辖范围或者法律中未有明确规定的事件，就会有一些法院不予受理甚至直接驳回起诉。在这种经济诉权不完善的情况下如若出现相关纠纷就得不到解决。因此，在我国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建立更全面的经济诉权规定，补充经济法结构体系中的不足之处，确保司法实践能够稳定执行。

（二）经济司法的权威不高

目前我国的司法部门在执行司法工作时，大部分都要受到政府行政部门的干预，司法审查制度还没有建立。但是由于毕竟是两个体系因此政府在制约司法工作很容易产生弊端，政府的一些经济行为与司法偏离，也妨碍了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尤其是经济法虽然有审判的权力，对于查处经济违法行为的更多是行政执法机关的职权，这种现象决定了经济司法的权威不高。

（三）经济法司法体系不健全

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经济法能够起到经济和发展的有利制约作用。经济法的实施，通过解决经济纠纷等事件，最大的起到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的作用，但是虽然目前法律已经对基本的义务做出了规定，尤其是有一些复杂的经济职权都做出了相关规定，却对纠纷处理方面的规定甚少。在我国经济运行中，由于司法权在行使时要受到政府行政的干预，而司法又无法全面监控政府的经济调控，这种局面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法可诉性的发展。

（四）检察机关在经济法诉讼中的缺位

诉权是由诉的法律制度所确定的，赋予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基本权利，是指公民所享有的请求国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权利。即赋予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在其权利受到侵犯，或者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执时，具有进行诉讼的权能。诉权完整内涵包含程序含义和实体含义两个方面：程序含义，是指程序上向法院请求给予司法救济的权利。实体含义，是指请求保护民事权益或者解决民事纠纷的权利，亦即公民有权请求法院同意其在实体上的具体法律地位或具体法律效果的主张。从我国司法实践中了解到，一般诉权只存在于触犯刑法的行为在人民检察院中的起诉，同时，宪法中也明确规定了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是检察院，这都表现出了经济主体的权利无法更好地得到维护的现象，经济法的可诉性也随之被削弱。

三、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

（一）以法律制度为基础加强经济法可诉性

第一，明确经济法主体。经济法主体亦称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依法享受权利（权力）和承担义务的社会实体。它是经济法律关系构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法律关系的直接参与者，既是经济权利（权力）的享有者，又是经济义务的承担者，是经济法律关系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因此，在经济法司法实践中明确规定经济主体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突破法律关系建立经济法体系。在经济诉讼受到经济法的约束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明确经济主体应当承担的经济责任，可以建立明确经济主体、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体系，并有利于进行责任追究。同时，经济法实践中还应该明确法律责任。如果立法中责任不明确，则不利于法制权威的实现。因此，在经济法的实施中在主体具有经济诉讼权的同时还应明确规定责任制度。

（二）拓展经济法诉讼原告的范围

在当前经济发展和法律运行的环境中，扩大经济法诉讼原告的范围是必然趋势，即将有起诉权的原告范围从只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群体扩大到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组织。由于在经济法运行中一般主要表现为公益诉讼，所以即使没有侵犯到个人利益却已经侵害了公众利益。因此在诉讼权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应突破传统理论，排除直接利害关系诉权人的约束，适时地调整能够适应新时期发展的诉讼方法，将经济法诉讼原告的范围扩大到社会公众、行业协会、消费者、潜在竞争者甚至覆盖相关职责的机关等。

（三）详细界定经济法诉讼的适用范围

经济法诉讼的适用范围一般可以定义为无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为了保障社会公共利益进行起诉，或是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并且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时进行起诉行为。通常经济起诉案件的适用范围可以概括为一下几点。

第一，危害环境案件。良好的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甚至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爱护环境，保护环境成为现代公益活动的首要提倡目标，也因为如此危害环境案件正式列入了经济法诉讼的范围之中。

第二，产品质量纠纷案件和消费侵权案件。产品质量案件在生活中算是比较普遍，涉及到的主体也比较复杂，主要牵涉的对象就是企业和民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更加偏重于公共利益的保障范围。而消费侵权案件中就更突出地体现了经济诉讼法的重要性，因为如果弱势群体没有起诉的机会，利益就会受到侵害。

第三，宏观调控行为案件。在干预市场经济的行为中宏观调控行为范围最广，也最具影响。由于在民主社会中具有每一项侵害行为都应当受到追诉的权利，因此宏观调控案件也同样可以被受理。

第四，侵犯国有资产的案件。一般情况下，对于不执行国家政府投资管理体制的行为应归纳到经济公益诉讼的范围之中，为了保障国有资产人们有权通过司法手段进行干预。

四、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法的可诉性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属性，是全面保障行为人经济权利的诉权法律，因此经济诉权也是社会主义法治下的重要法律构成。经济法在实践过程中有效实现的是对经济法权的救济，主要是通过诉讼体制是否健全来保障经济法的权力。作为我国的法律核心，经济法不仅关系着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更影响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种种论述证明，发展经济诉权首先就需要突破传统诉讼观念，吸取国际先进诉讼理论，本着公众利益为重的原则发展经济诉权发。

参考文献：

[1]瞿雯雯.论经济法的可诉性及其模式选择.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10（4）.

[2]刘创.将经济法诉讼纳入公益诉讼的法律思考.法制与社会.2008（10）.

经济纠纷的民事起诉范文第5篇

日前，省高院赔偿委员会正式通知曾伟奇，决定于10月26日在自贡中院对曾伟奇申请赔偿义务机关———自贡市公安局刑事违法追缴赔偿案举行公开听证。据悉，这是省高院第一次“空降”自贡开庭审案。

涉嫌诈骗：7年羁押551天

1996年10月7日，自贡机床厂向自贡市公安局报案，称曾伟奇在与机床厂签约共同承包焊管分厂后，采取虚增发票的方式将低价购买的设备加价卖给机床厂，造成国家财产蒙受巨大经济损失。10月8日，自贡市公安局开始对曾伟奇涉嫌诈骗立案侦查，并于当月对曾予以取保候审。在以后的7年当中，曾伟奇两次被刑拘，两次被捕，4次取保候审。到2003年10月10日一审宣判无罪被取保候审，并于当年12月25日终审宣判无罪释放，曾伟奇在拘留所度过了551天。

7年中，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个体老板成了惊弓之鸟：只要一听到警车声就会不由自主地收拾洗漱用具，等候警察上门。7年中，曾伟奇的第二任妻子受不了巨大压力，带着儿子离他而去。7年中，曾伟奇从一个腰缠万贯的大老板变成一个不名一文的穷光蛋。在不断申请赔偿的过程中，这个当年一掷千金的老板完全依靠远在贵阳的父亲资助生活费，租住在一间简陋的民房里等待最后结果。

两次审理：被告终判无罪

2003年6月5日曾伟奇再次被捕后，自贡市大安区检察院于当年7月16日向大安区法院提起公诉，指控曾伟奇在与自贡机床厂联合办厂的过程中，采取增大设备购价等方式骗取人民币98万余元，致使国家财产遭受巨大损失。要求依法追究曾的刑事责任。

大安区法院审理认为，曾伟奇在向机床厂提供设备的过程中确实采取了提高价格的方式，但与后来双方协议确认的价格基本一致。被告人按双方确定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合法财产是否构成诈骗，公诉机关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法院一审判决曾伟奇无罪。随后，大安区检察院以判决错误向自贡中院提出抗诉。2003年12月15日，自贡中院终审裁定维持原判。历时7年的曾伟奇诈骗案终于尘埃落定。

“追缴赃款”：收我财物200万

根据曾伟奇向自贡市公安局的索赔清单，从1997年10月10日开始，自贡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先后以“收缴赃款”、“保证金”、“没收保证金”等名义，收缴“奔驰”、“尼桑”等品牌轿车3辆，“大众”旅行车1辆（4辆车价值113万余元），现金55万元；迫使曾伟奇向机床厂“退赔”“林肯”轿车等财物51万元。共计人民币219万余元。

曾伟奇认为，案件经法院终审裁定不构成诈骗，所谓“追缴赃款”的行为就应当认定为违法，所有被“追缴”的财物理应退还。同时，自贡市公安局还应对上述财物的资金利息予以补偿，并对自己被违法拘留57天按照《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曾伟奇还要求自贡市公安局赔礼道歉，为自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公安局答复：检察院也该赔偿

自贡市公安局在对曾伟奇的索赔答复意见书中称，尽管法院判决曾伟奇无罪，但公安机关对符合立案条件的报案进行立案调查，并将追缴的赃款赃物返还给机床厂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自贡市公安局称，该局1997年2月和1999年11月两次以涉嫌诈骗对曾伟奇实施刑事拘留，自贡市检察院1999年12月及2003年6月两次以涉嫌诈骗决定对曾伟奇逮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赔字第十号复函规定，基于同一案件，同一事实，同一犯罪嫌疑人，先被公安机关拘留，后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检察机关应当一并承担赔偿责任。曾伟奇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57天，应向自贡市检察院提出赔偿请求。

自贡市公安局还认为，曾伟奇称自贡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先后收缴其现金55万元的说法有误。由于办案人员在填写收据时“误写”和曾伟奇自己计算时“误加”，“追缴”和“没收”曾伟奇的现金只有32万元，并非曾所说的55万元。公安机关决定将现金32万元依法返还受害人。公安局称，1997年4月1日刑警支队开具的收据是追缴曾伟奇“退赃款”2万元，但办案人员在填写时误将小写金额写为20万元且日期错误。1997年收取曾伟奇5万元保证金后又根据规定予以没收，曾伟奇将两笔钱相加为10万元是错误的。关于曾伟奇要求公安机关退还他退赔给机床厂共计51.7万元的请求，自贡市公安局认为系机床厂因经济纠纷直接收取的曾伟奇财物，公安机关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曾伟奇称自己共有3辆轿车和1辆旅行车被收缴，要求予以退赔。自贡市公安局认为，公安机关扣押的“大众”牌旅行车是曾伟奇向某单位购买报废汽车后予以拼装的，赔偿理由不成立；经查，尼桑轿车和桑塔纳轿车至今都没有过户给曾伟奇，曾没有请求赔偿主体资格，公安机关没有侵犯他的合法财产。另外1辆奔驰轿车因曾伟奇不能提供进口证明，且发动机号已经被更换，依法应予没收。

自贡市公安局表示，对曾伟奇合理合法的赔偿请求愿意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由于这些财物已返还自贡机床厂，请求法院直接责令收益人退出财物返还给曾伟奇。

律师说法

纯属经济纠纷公安违规插手

在曾伟奇反复被拘留、逮捕，最后又宣告无罪的过程中，当地法律界高度关注此案。自贡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律师发表了观点。

该律师认为，此案是一桩明显的公安机关违反“一部两院”关于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的典型案例。该案的实质是曾伟奇在与机床厂的合作中形成的经济纠纷，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如果机床厂认为曾伟奇提高设备价格的行为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可以通过诉讼要求法院判令曾返还不当得利，并可以通过强制执行来达到目的。自贡市公安局在立案侦查的过程中应该完全明白案件的实质，不应该以侦办刑事案件的方式来帮助机床厂解决经济纠纷。

检方把关不严错误逮捕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