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纠纷和民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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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纠纷和民事纠纷范文第1篇

民事合同纠纷执行难这一现状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长期积累而来的，执行难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公众的权利保护意识和风险预防意识不强很多被执行人在订立合同时就没有履约的诚意，甚至没有财产，不具备履约能力。由于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缺乏权利保护意识和风险预防意识，在合同订立之前没有对债务人的资信进行调查，或者在债务人的经济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缺乏对风险的认知和判断，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合同订立之初就存在极大的风险。在风险发生后，当事人又对造成的损失承担缺乏正确的认识。在自己的合法权益无法实现时，则试图通过诉讼程序来弥补自己的过错，使自己的损失得以挽回，而不能认识到法律救济也存在风险和条件，以及执行不能的风险是当事人应当承担的法律风险。

(二)社会信用的缺失，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成本偏小一方面，社会信用的缺乏，导致被执行人躲债赖债行为盛行，造成被告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的执行困境。另一方面，社会信用的缺失，纵容了民事执行中的违法行为，也导致被执行人不履行债务的成本较小。从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来看，如果不履行债务的成本大于履行债务的成本，债务人就会自觉履行债务;反之，债务人则会选择逃避履行债务。

(三)执行过程中的违法操作，使社会对执行的认同度不高，加剧被执行人的对抗情绪目前的法院生效判决的实现大多是依靠强制手段，而缺乏对义务人主动履行判决确定义务的引导。在执行的过程中，执行工作人员没有与被执行人进行充分的沟通和说服教育，而是直接采取强制措施，容易加剧被执行人的对抗情绪，不利于被执行人的自觉主动履行意识的形成。有的执行工作人员存在“官本位”意识，在采取强制措施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违法违规执行，未能有效保障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甚至对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也容易导致社会公众对执行的误解。

(四)司法腐败现象加剧执行难度，社会影响恶劣虽然司法腐败、乱执行以及渎职导致的执行难，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并不普遍，但是在社会中的影响极其恶劣，极大降低司法的公信力。致使很多当事人在寻求法律救济的过程中稍有不如意，即使判决合法，也会怀疑其中存在司法腐败、法官徇私情、渎职存在。

(五)地方保护主义、行政权的干预阻碍法院执行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存在，一些地方对本地重点骨干企业或利税大户搞“挂牌保护”③，法院的执行往往阻挠重重，举步维艰。而当今法院财政、人事依附于地方的局面，在客观上是法院抗压能力差，有些可以执行的案件不得一拖再拖。还有一些执行的协助单位不履行协助义务，甚至向被执行人通风报信、出谋划策、设置障碍，干扰执行工作，增加了执行的难度。特别是涉及被执行人与执行法院不在同一地区，而需要协助执行时，行政权的干预则更为常见。

(六)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对执行工作有导向作用在全球性的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濒临破产，合同履行能力不足，由此导致的合同纠纷申请执行的案件剧增。一方面，法院要保护申请人的合法的债权的实现，就要对企业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另一方面，执行则会加剧企业的危机，使企业更无生还的余地，不符合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大局。这种情况下，执行工作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点，以求达到二者的利益最大化。如果二者利益无法协调，则需要对优先保增长还是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宏观的选择，而使损害减少到最低。

二、民事合同纠纷执行难的制度分析

现行《民事诉讼法》及《民诉执行程序解释》规定对当事人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如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等，其目的在于实现法院的生效判决。但是在法律作出了相关规定后执行难的现象依然存在，究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执行方面的相关配套规定不够完善。具体表现在:

(一)对民事主体资产及负债状况缺乏法律调整从法律规定来看，人民法院的执行措施很多，权限也很大。但是执行这些法律条款的的前提首先是，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十分清楚的了解。这又依赖于国家队民事主体特别是自然人的资产及负债状况的法律调整。民事主体资产的形式有许多种，这些资产可以是存款、股票、现金、实物、无形资产以及各种收藏等等。它们的处所以及流向只有所有权人最清楚。法律对“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后如何实现债权人合法权益缺乏进一步规定在民事案件执行的过程中，经常遇到除了法律规定的执行豁免财产，被执行人再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不能执行的情形。由于被执行人生活困难或其他原因无履行能力，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仍无法找到可供执行的财产，被申请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

(二)法院执行措施需要进一步具体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常常会遇到法律提供的只是指导性的措施，而缺乏具体的操作方案。如被执行人只有一套价值较大的房产，如果将其房产置换成价值较小的住房，则可以部分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同时又可以保障被执行人的生存，但能否进行置换缺乏法律依据;即便可以置换，置换的操作程序、由谁主持、费用由谁来承担，这些法律尚未明确。如果由法院主持置换，在执行中执行法院为其找好置换的房子，被执行人如果拒不搬出原来住房又该如何操作?这些都需要法律的进一步明确。

三、解决民事合同执行难的建议

(一)制定确切的民事执行方面的法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加深，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逐步繁荣，执行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执行工作方面的立法已显得过于单薄，立法滞后的现象已经明显暴漏。因此，迫切需要制定更加确切的执行方面的配套法律。在有的国家采取了单独的强制执行法的体例，在实践中的优势也值得我们借鉴。

(二)加强对民事主体的资产及负债的监管民事执行的实质是财产执行，执行案件立案后必须设法找到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如果我国能够加强对民事主体的资产的监管，将有利于解决当事人财产难寻的问题。建立完善的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并明确被执行人不依法申报的责任;建立统一的账户管理体系，尽最大可能的解决多户头、公款私存等问题;完善立法，加强相关部门对企业、法人注册资金的监管以及责任，减少空壳法人以及抽逃资金的出现。

民间纠纷和民事纠纷范文第2篇

摘要：近年来，由民事纠纷而引发的刑事犯罪案件数量在检察机关承办的公诉案件中呈逐年上升趋势，本文就这一情况产生的原因、特点及检察机关在处理及预防此类型犯罪方面可采取的对策进行阐述。

关键词：民事纠纷 犯罪 “民转刑”案件

一、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

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益、义务或民事责任为内容的社会法律纠纷。刑事犯罪与民事纠纷本属于不同的法律领域，但是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价值观念的转换，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亦呈现异常严重的态势。一方面，民事纠纷数量大幅增加，纠纷主体寻求运用解决机制日益频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类社会文化的冲突加剧，各类社会矛盾激化，部分社会主体的法律观念淡薄，加上当前社会贫富分化差距越来越大，少数贫困群体的心理失衡，产生纠纷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民事诉讼及相关制度处理纠纷的理念和程序设计上存在诸多问题，无法适应各类民事纠纷的处理要求。民事诉讼程序的专业性及复杂性、基层组织调解功能的弱化，也致使小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甚至进一步恶化。

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辅之以必要的条件，就会激化，或者说爆发。许多刑事案件并非一开始就具有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而是由于民事纠纷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转化而成。近年来，由婚姻家庭、经济、邻里、劳工、琐事等民事矛盾纠纷引发的刑事犯罪案件增多，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二、由民事纠纷引发刑事犯罪案件的特点及成因

（一）“民转刑”案件特点

1、犯罪主体中农民及农民工比例高，受教育程度低

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对“民转刑”案件犯罪主体的统计表明，犯罪嫌疑人中农民及农民工的比例达到30%1以上，据某些外省市检察机关的统计此比例甚至达到80%以上。北京市检察机关统计此类案件犯罪嫌疑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与其他地区检察机关的统计数据一致。

2、多为因经济纠纷、劳资纠纷、侵权赔偿纠纷、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

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的统计，因经济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在“民转刑”案件中比例最高，为40%左右。此类案件多数为犯罪嫌疑人为追索货款、欠债等问题引发犯罪。发生比率较高的为因劳资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如犯罪嫌疑人王某为某餐厅厨师，后因餐厅整顿被解雇，李某为索要工资多次与老板协商，并到相关劳动部门反映，未得到及时解决，后情急之下持餐厅菜刀将餐厅老板身体多处砍伤。因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引发刑事犯罪的比例也较高。例如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2009年2月至3月接连受理三起故意伤害案件，均是由家庭中夫妻矛盾引发的，其中二起案件是由于夫妻间感情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对方有婚外情的发生，而产生矛盾，引起的家庭暴力案件，另一起是夫妻双方在离婚时由于财产分割问题产生矛盾，另双方积怨较深，一直未得到正确的化解，最终丈夫持刀将前妻砍为重伤。

3、“民转刑”案件中暴力犯罪案件所占比例偏高，后果严重

因民事纠纷引发的刑事犯罪的犯罪类型相对集中，暴力型犯罪所占比例较高，最突出的为故意伤害案件。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对2007年以来“民转刑”案件类型进行统计，故意伤害案件占总数的60%。其他暴力犯罪如故意杀人、抢劫、绑架、聚众斗殴、非法拘禁案件的比例也比其他类型案件相对要高。

（二）形成原因

1、犯罪个体原因

第一、犯罪个体普遍自身素质较低，在民事纠纷产生时易产生刑事犯罪的主观故意，导致刑事犯罪发生

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对2007年以来对刑事犯罪案件的调研，发现此类型犯罪主体农民工及受教育程度低于初中水平的人员占90%以上。由于缺少科学文化教育，这些人更容易表现为心态脆弱，情绪浮躁，心理失衡，行为失范，甚至不讲道德、不讲亲情，只讲个人利益，往往以极端的方式处理矛盾纠纷。这种内因还体现在法制观念淡薄，不能自觉地用法律和法规约束自己，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容易冲动，不能通过正确的途径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多感情用事，采取简单粗暴的维权方式，导致矛盾激化，酿成刑事案件，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引发刑事犯罪的发生。

第二、犯罪个体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导致民事纠纷处理不当引发刑事犯罪的发生

首先，农村地区受到客观因素影响，人们的文化水平偏低，对于社会道德和生活方式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并且家族亲属意识较强，容易因个人利益、家族矛盾，以及农村地区特有的土地以及水利关系产生民事纠纷，同时，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在这类地区作用不很明显，民事纠纷不易得到正确解决而引发刑事犯罪案件的发生。

其次，城市中的闲散无业人群以及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社会底层人群容易引发“民转刑”案件。城市中经济发展较快，社会成员的地位及贫富分化更为明显。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在经济上、文化上以及社会地位上均属于弱势群体，生存环境相对较差，生活中容易与他人产生矛盾或者家庭关系出现不稳，并且容易受到社会救济方式的忽视。这类人群也由于自身经济基础及生活环境的影响，遇到家庭或者经济纠纷后多数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在矛盾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解决后更容易产生绝望、厌世、甚至是仇恨的心理，从而引发刑事犯罪的产生。

再次，家庭内部环境不和谐，引发刑事案件的发生。家庭氛围对人的行为意识有着重大的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较之其他社会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因此联系家庭成员日常生活的经济、情感、子女、生活琐事等一系列问题十分容易引起矛盾和纠纷，单亲家庭及再婚家庭等相对特殊的家庭关系中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基础往往较为薄弱，因此在处理家庭矛盾时更容易产生家庭暴力等情况，从而引发刑事犯罪的发生。

2、社会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原因

第一、社会救济不到位

目前社会基层组织的调解工作能力总体不高，及时发现矛盾、化解矛盾的能力有限。中国现行体制下，村委会、居委会、治保会、司法所、派出所等都有调解民间纠纷的权利和职责，但是部门之间没有形成协调作战的观念。“民转刑”案件的民事纠纷大多发生在邻里、亲属、同事等相互熟识的人员之间，导致基层调解组织缺乏发现问题的敏锐性和主动性，加上部分调解工作人员工作方法不当、工作责任心不强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习惯坐等纠纷上门，导致矛盾积怨加深。

第二、公力救济程序繁琐不易行使

诉讼是一种极具职业专门性的技术性活动，在认知方面不易为一般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并且对于那种“法律适用模式”的诉讼（即以法律规范为大前提，以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最后作出判决），当事人参加诉讼的程度受到一定的限制，从而在心理上与诉讼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妨碍了对诉讼的利用。与其他民事解决纠纷机制相比，民事诉讼的程序复杂、繁琐，时间持久，成本高昂，常常让人望而却步。绝大多数“民转刑”案件的当事人认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民事纠纷成本高、时间长、判决执行难以保证，因此不愿采取诉讼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民事诉讼的严格规范性和国家强制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不适应特殊个案所需的灵活性解决要求，也难以满足当事人之间不伤和气与维持原有关系的要求。

三、预防“民转刑”案件发生的对策

（一）加大普法宣传，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

有针对性地开展全民普法宣传活动，普法宣传形式要多样化，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多方位进行，宣传的内容要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针对不同的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普法教育活动，如在农村地区以及针对农民工群体，根据其文化素质、对法律的理解能力等实际情况，普法活动应当浅显易懂，结合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制教育；针对无业人员以及社会生活的底层人员，在帮助其解决生活、工作等实际困难通的同时，向其进行普法宣传教育，使公民能够正确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用理智战胜冲动。

（二）进一步加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深化运用

拥有调解民间纠纷职责的基层组织包括公安机关、基层法庭、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治保会等，这些组织在预防调处民间纠纷、防止矛盾激化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多个部门也会形成权责不明、互相推诿的弊端，因此，建议将调解权限收归某一部门，该部门负责协调、组织相关部门具体实施调解工作，以立法形式加以明确，并将职权职责加以详细规定，建立责任倒查机制，以达到责任与权力相对应，建立积极有效的调节防控机制。如某地成立矛盾调处中心，整合了镇司法所、派出所、各行业主管部门、涉农部门、各村调解会，社会团体以及镇退休干部、退休教师等方面的力量，由综治委聘请上述人员作为中心工作人员，对一些重大复杂的纠纷案件进行联系调处，形成综治部门牵头、部门联动、多方参与的大调解格局。

（三）发挥政法部门职能，切实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各级政府对“民转刑”的危害性有充分的认识，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尤其是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机构应加强对私企等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充分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各级民事审判、调解及法律服务部门，在处理民事纠纷时，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原则，为遏制“民转刑”案件提供一个全方位、立体交叉的社会屏障。对可能引发的的案件，政法部门要加大督办力度，加快化解调处的进程，建立预警机制。基层调解组织发现民事纠纷，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提前“预警”，有效处理，防止“民转刑”案件发生。

民间纠纷和民事纠纷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事纠纷；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递进模式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4-0083-02

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种多样，每个人在处理事物和人际关系时总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和关键，然而可以分配的利益和资源是有限的，无法绝对满足各方：因此在人们纷繁复杂的交往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矛盾纠纷。

调整社会关系的方式途径很多，按照强制力、权威性从小到大排序为纠纷当事人自行和解、民间组织机构调解、仲裁以及诉讼。

目前在我国，民众将诉讼作为解决民事纠纷首选途径的现象一直存在。以笔者的实习经历为例，笔者于2011年2月至2011年5月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实习，实习期间的工作任务分配包括庭前文书的制作发放、参与案件庭前调查、旁听庭审及合议庭分析案件以及宣判后案卷的整理归档。成都中院民一庭负责的民事案件范围涵盖婚姻家庭纠纷、劳动争议、交通肇事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所有权确认、其他侵权纠纷等。一个合议庭平均每星期从立案庭接收的符合立案形式条件的纠纷案件有50个之多。在严格的审限压力下，法官和书记员每天必须不停歇地忙碌。笔者实习所在的合议庭最忙碌时曾经一天之内就四个案件进行了庭前调查谈话并且就八个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

法院如此高密度的处理纠纷使得纠纷、案件处理越来越趋于形式化，合议庭针对案件的关键问题没有充分的时间和人力进行详细地了解推敲，便容易出现判决结果有失公正；同时越来越多的纠纷当事人通过诉讼寻求帮助无形之中也加重了解纷成本，庭前调查谈话是案件正式进入庭审阶段前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案件主审法官会在该步骤对案件有一个较为详细全面的调查了解，直接影响之后可能出现的庭审，同一天当中法官会就多个案件进行庭前调查，很多当事人常常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等待自己所属案件的调查排序，庭前调查若双方没有达成和解即择日庭审、等待宣判执行。总结起来，当事人花费在一个民事诉讼中可预期的成本一般有——准备立案材料的时间和金钱，花费工作日时间去法院立案庭递交材料，待法院立案后再前往法院领取庭前材料，根据法院安排的时间进行庭前调查，再参加庭审、最后领取判决书予以执行。合议庭处理完一个案件通常历时一个月：庭前调查（以庭前谈话或者法官前往现场实地调查为主）至少一次，庭审，合议庭合议，制作判决书，最后整理归档的案卷材料两至六卷不等。

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诉讼是很特殊的一种纠纷救济模式，作为众多解决纠纷途径的一种有着其自身的特点，相应的适合适用的纠纷范围必须符合它的特点。假如被滥用，不仅浪费国家资源和民众的时间金钱；而且处理结果不一定能使当事人满意，反而弊大于利。

诉讼解纷的程序性与专业性很强，通过多环节的审查判断过程彰显司法的公正威严，从而使得判决所得出的纠纷解决结果在民众面前更具有威信力。不仅如此，由拥有法律专业知识和素养的法官来充当中立的裁判者会让复杂疑难案件得到逻辑清楚、条理明晰地分析，这就意味着诉讼适合用来解决情况复杂、争议点较多、案件事实不明确的纠纷。现实中，民事纠纷大都流向诉讼，其中很大比例的案件属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类型。而当事人执著选择诉讼作为救济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类诱因：“争议双方沟通不良导致矛盾激化”；“对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认知不清，不论发生何种纠纷均诉至法院”或者“认为只有法院的判决才能针对对方当事人形成威慑力，从根本上保障自己利益的实现”。因此，大力发展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引导民众了解认知其他的纠纷救济手段达到理性选择救济途径是分流纠纷、减轻司法工作负担、帮助各种纠纷得到更有效快速解决的重点。

一、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的自身完善

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主要体现为当事人自行和解、民间组织调解（人民调解）、仲裁、法院庭前调解。

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从现在看来普遍呈现适用率低、管理混乱的情况。1996年民事一审案件调解比例为20.2%，二审案件为18.9%；2000年民事一审案件调解比例为8.9%，二审案件为10.3%；2003年民事一审案件调解比例为9.0%，二审案件为8.6%。缺乏监管产生的处理纠纷的随意性及适用率的低迷导致民众对诸如人民调解、仲裁等诉讼外的认知机会大大减少。所以在为纠纷寻找救济手段的时候，民众就不愿意再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重新了解学习一个陌生的但是可能更适合的纠纷解决方式，加上媒体近年来为宣扬法制建设，鼓励民众建立起权利意识而大肆报道例如“一元钱官司”的新闻，让广大民众把权利意识和诉讼意识错误地等同起来。

民间纠纷和民事纠纷范文第4篇

一、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绩效考评工资每人每月平均为300元，从年8月份起，资金从社区矫正专项经费中列支。

二、考评分三个档次，一档为优秀，二档为中等，三档为一般；考评比例一档人数占总人数的30%；二档人数占总人数的50%，三档人数占总人数的20%。

三、考评采取专职社工自评、司法所初评、区社区矫正办公室最终评定相结合办法实施。

四、考评实施细则所列款项，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综合考察年度社区矫正工作绩效进行。

五、考评主要依据日常工作数据（包括有关文件、材料、报表）以及上级部门对社区矫正日常检查、抽查和实际掌握的情况进行。

请各有关单位认真遵照上述标准执行。

关于对人民调解员实施绩效奖励的通知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规范人民调解工作，充分调动基层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在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中的作用，根据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本着公平、激励、“以奖代补”的原则，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人民调解员绩效奖励是指对人民调解员成功调解纠纷案件的一种补贴。根据“谁调解，奖励谁”的原则，按照民间纠纷调解成功的件数及民间纠纷难易程度给予不同的奖励。

二、人民调解员实施绩效奖励的对象，专指街道、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中人民调解员（不含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以人民调解卷宗为载体，要求人民调解工作数据统计和上报及时准确，调解程序正确，制作调解协议书规范，证据材料齐全，一案一卷形成规范档案。

三、人民调解员的奖励经费从每年区财政安排的调解经费中列支，一般奖励总额控制在调解经费的10%，根据民间纠纷的难易程度，区别社区调委会与街道专业调委会，确定以下奖励标准：

1、社区调委会

社区调委会每成功调解一起民间纠纷，有制作书面调解协议且卷宗规范的，每件奖励30元，口头调解成功并有记录的，每件奖励5元，但奖励件数不超过总件数的30%。经过调解未达成协议，引导其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的民事纠纷，每件奖励减半。

2、街镇调委会

街镇调委会调解成功，有调解协议或经过调解未达成协议、引导其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的民事纠纷，每件奖励50元。

街镇、社区调委会调解成功的重大疑难或有群体性上访倾向的民事纠纷，每件再酌情加30-50元。

四、人民调解员每调解一起民间纠纷，要如实地进行登记，并按月上报街镇司法所。调解奖励按半年集中发放形式实行，各司法所每半年统计一次奖励金额，填写区人民调解申请办案奖励登记表，上报区司法局基层科。

五、案件卷宗须有调解申请书、民间纠纷受理调解登记表、调查笔录、调解笔录、人民调解协议书、回访记录和与纠纷有关的相应证据材料。

六、各司法所要按月对辖区内各级人民调解员履责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发放办案奖励的依据。

民间纠纷和民事纠纷范文第5篇

一、作者的问题意识

《介于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在于介于民间调解和官方审判之间的纠纷处理的“第三领域”。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民间调解制度盛行，而“衙门”这一官方结构必然也是会接入到民间的纠纷处理之中的，而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中间，是否存在一个半官半民的纠纷处理地带？这是作者首先试图解决的问题。《集权的简约治理》一文中将视角从狭小的司法转向了更大范围的其他的治理领域。作者以往的研究经验得出:西方有关治理的理论分析一般都局限于正式官僚机构，把它们和民间社会的自治构建成为一个对立的、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但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地方基层治理是否也是如此呢？是否也诸如司法领域一样存在着第三领域？其特征为何？

二、作者的分析工具：历史和实证的研究方法

虽然这两篇论文的着眼点各有不同，但是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则是大同小异的。一方面运用了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是基于法院的档案材料出发，从数百个案件的卷宗和档案之中来分析，另一方面又运用了历史分析方法，着眼于清代的法律制度，以其为作者理论的基准，得出结论并且展望未来。具体来说，《介入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一文作者同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得出了清代诉讼的三个阶段：从初步告状到县官做出初步的反应为止的第一阶段、正式堂审的第二阶段，以及正式堂讯的最后一个阶段；通过对在《表达与实践》一书中所研究的628个案例的分析，得出确知有126件是在初步告状后到正式堂审之前在庭外由民间调解的。《集权的简约治理》一文，作者在第二部分即以历史证据作为自己的论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一方面作者以极大的历史跨度来描述这种“第三领域”，另一方面又以真实存在的现实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这些史料包括晚清宝坻县例证、民国顺义例证、晚清和民国获鹿县的税务管理例证、东北地区海城县的乡村学校和教育管理例证、清代四川巴县的衙门行政例证。

三、内容梳理:作者的核心命题

《介于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与《集权的简约治理》两文关注的是一种半官方半民间的纠纷解决和治理模式。在清代民事纠纷处理的实际过程中，存在着村社族邻的非正式性调解和州县衙门的正式性审判，以及介于这两者中间的第三领域。清代民事诉讼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头一阶段从告状开始，到县官做出初步反应为止，接着是正式堂审之前的一个阶段，在此期间衙门与诉讼当事人以及可能的纠纷调解人之间经常会发生不少的接触，最后一个阶段即是正式的堂审，而案例表明，大多数的案件结束于诉讼的中间阶段。作者还是通过具体的案件，来表明了这种纠纷处理的运作模式。从这些具体的事例，可以看到这种第三领域的纠纷处理方式，区别于严格意义上的非正式的调解制度。后者完全没有官方意见的介入，完全是社区中亲邻的自行调解，这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调解；同时，这也区别于完全正式的官方司法即衙门审判，后者受制定法和国家强制力的约束。

作者对“第三领域”的定义是：“第三领域”概念是相对于西方政治学理论“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而言的，是指国家与社会之间充满张力的区域，在这个居间性区域里, 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虽然这一观点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但是笔者以为这中“第三领域”是存在的。以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为例。根据黄宗智先生在其他著作里的论述, 民事纠纷处理的第三领域是将正式与非正式的两种司法体制都包括到一种谈判协商的关系之中。那么，这种机制应当是民间力量和国家力量共同介入的位于正式司法和非正式司法之间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虽然有国家正式力量的介入，但是本质上仍然是纠纷解决仍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笔者认为，从现今的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和做法中是可以发现这种领域的存在的。比如说，法院委托调解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笔者认为，这种委托调解制度一方面是由是由法院之外的主体来主持调解，一方面这种调解又是发生在当事人之后，法院已经介入其中，对于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法官有权根据法律规定进行审查。因此，属于作者所描述的“第三领域”的纠纷解决方式。这也很自然地会让人联想起清代当事人在告状到衙门后，社区介入促成调解协议的达成的做法。

同样的，在刑事司法领域也存在所谓的“第三领域”。如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和被告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中，自诉人可以和被告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以和解的方式解决案件, 最终息讼销案。一方面法院已经介入了司法程序，另一方面当事人在其中有着很大的自。这种处理方式也可以看成是作者所谓的这种“第三领域”的存在。又如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国内学者也经常将之和“恢复性司法”不加区别的使用。这种刑事和解制度不是纯粹的民间“私了”，也不是完全的公检法机关主导。“第三领域”的理论恰好可以解释这种运作模式的优势：依靠民间私了无法保证正义的实现，也会丧失国家强制力的权威；而完全不顾各方当事人的需求可能仅仅能起到“案结事了”的作用，无法真正地定分止争。

参考文献：

[1] 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 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