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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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方法论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15-0234-01
一社区概念的界定
目前国内学者大多从社会学角度对社区概念进行界定，多强调地域性的概念，通过与社会、国家、城市、社会群体等不同概念的对比中得出社区的含义，“更多的社会学家是从一定地域社会关系结构的角度，或者从社区的功能与地域空间相结合的角度社区下定义”。
一种观点从社区与社会对比的角度诠释社区概念，“在方法论上，社会是一个一般的概念，它的性质是无法使用实证资料来论证的”，“研究者只能做出范围较小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研究――社区研究，从社区研究中取得实证资料来论证社区的性质并进而推出社会的性质”。这种定义方法将社区作为社会的特例，是从哲学角度对社区进行的界定。它比较重视社区、社会的对比，并对这两种经常被人们搞混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基本厘清了社区、社会的含义；不足之处在于它只是用对比的方式告诉了人们社区不同于社会，而缺乏从自身出发的论证，没有明确指出社区应该包含的基本要素，因而无从说明社区的本质。
另一种观点是从社区与国家、城市及社会共同体的对比关系中对社区加以解释。该观点认为国家“始终是和不可侵犯的要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社区是“早在私有制产生之前人类就有了自己的共同体方式”，社区要表达的是“居住在同一社群、同一地方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交往模式”，因而从本质上或者是产生历史上，社区和国家都是截然不同的。当论述社区和城市的关系时，“城市是人类劳动分工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而社区“既可坐落于农村又可坐落于城市，二者具有一定的交叉性”。与社会群体的对比关系中，作该观点认为社会群体是“由一定社会交往关系联结起来的人类集体生活共同体”，血缘、地缘、业缘起纽带作用，而社区则是“地域特色鲜明的社会共同体”，其中加入了地域性的要素。
二社区管理体制
首先是社区管理主体。在定位社区管理主体方面，国内外学者的基本观点一致，大家普遍认为社区管理涉及多个主体，“社区建设离不开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的努力”。但对于如何确定不同管理主体尤其是政府作用时，学者们产生了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在只是在建立社区服务体系的初始阶段发挥重要作用，承担培育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政策支持的责任，并利用自身的权威性和号召力发挥主导性作用。这种观点主要是基于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的现状而提出来的，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但并未对各治理主体之间关系明确定位，只是着眼于当前状况而未有长远目光。另一种观点认为，社区服务组织者是基层社区组织，是社区服务中主要的依托力量。因为这些基层组织“直接面对社区，最贴近社区人民群众，最了解社区的基本状况，最了解社区居民及其他成员的需求”。这种观点实际上充分肯定了社区基层组织在社区服务体系中的作用，从社区治理角度指出了基层组织在提供服务方面的优越性，并认为政府只是起到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的作用，是“小政府、大社会”理念的体现。
三社区文化建设
（一）社区文化概念
由于理论界对社区文化研究角度不同，对社区文化内涵的界定也不相同。有人认为“社区文化，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人们所创造、孕育、形成的人文环境、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总和”；有人认为“社区文化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区域当中，人们各方面的行为所构成的文化生态系统。它既包括这一区域内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包括该区域内社会成员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道德情操、生活习俗、审美方式、娱乐时尚等。”
（二）社区文化的作用
在对于社区文化作用的探讨上，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有人认为社区文化有益于营造“社区精神”，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增强社区成员的认同感并满足居民的精神需求；有人从更大的层面提出了社区文化建设有益于“完善城市功能，树立城市品牌，打造城市特色”；有人认为社区文化建设可以促进社区自治的发展，通过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居民的自治意识，增强居民的团体意识；也有人认为培养社区文化可以提升社区的凝聚力，形成良好的社区风尚，也有益于社会环境的安定。总体来说，社区文化建设的意义首先在于社区自身的稳定、团结、和谐，还可以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从整个城市乃至社会层面上都有良好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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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方法论范文第2篇
[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6-0025-02
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靡西方国家社会科学领域的治理理论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反思政府、市民社会与市场相互关系和寻求政府、市民社会和市场良性互动的产物。现已逐渐成为社会管理与治理的一个重要理念和价值追求。关于治理的涵义，目前学术界给出的定义多种多样。但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国际组织――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研究报告中给出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我国学者俞可平则认为，治理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利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2-1〕
尽管人们对治理涵义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基本理念是相同的，关于治理的共同特征，学术界的认识基本一致。
第一，公共权力的多元性。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凡参与公共事务处理的主体都可能形成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社会权力中心。
第二，组织边界的模糊性。无论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还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都形成了一种平等竞争的、合作协商性的互动关系，依靠彼此间的利益协调和相互博弈达到公共管理的目的，从而模糊了彼此间的权力界线和所承担的责任。
第三，各类主体的相互依赖性。由于政府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或者各类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权力依赖关系，必须彼此交换资源、持续协调才能顺利实现各自的目标，最终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参与性自主网络。
治理理论实质是在对政府功能的进一步定位和完善、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协作，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以谋求“善治”的社会体制。
当前，我国为了寻求社会的和谐发展，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和完善、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市民社会的培育以及实现三者之间的协调互动都已提上了日程。因此，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治理理论对探究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完善，以及实现三者相互关系的良性互动，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启示和方法论意义。
二
不仅治理理论涉及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三个重要层次，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如此。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治理理论首先是建立在完善的政府、市场经济和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作为方法论工具，我们在借鉴这一理论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要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完善我国政府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
我国的政府体制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缺位、越位、错位现象依然存在。目前，完善我国的政府职能，应从重新塑造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上来认识，这样才能使政府从微观经济领域脱身出来，加强自身在社会管理领域的积极作用。
为此，在管理方式上，政府要改变传统的管理方法，应实现以下几种转变：一是从管制到服务。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种经济主体越来越多，各主体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社会结构和社会事务越来越复杂，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政府必须改变过去所使用的管理手段，加强服务职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和提供良好的环境。二是从规制到协调。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健全，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但这些自治组织的和谐运转仍然需要政府作为一个总的协调者，所以政府的行为应实现从着重规制到着重协调的转变。三是从法制到回应，社会治理以互动性为基本特征，实际上是增加了公共事务的回应性。回应性并不是否定法制，而是在法律的保障下更好地促进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参与。
(二)在逐步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培育和完善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民社会
在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之后，我国公民社会已初具规模。其重要的特征是民营企业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级正在形成；中介组织逐步发育；社区自治不断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逐渐增加。“实际情况是，转型每天都在私营部门的企业家中发生，在发明新事物、创造新方法而未遭官僚机构阻止的公民中发生。”〔3〕
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的公民社会是在社会整体变迁和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制度环境存在着巨大的空隙和黑洞，社会的调节系统诸如法律、道德、行政都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无论是其本身还是其所处的环境，都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许多制度安排存在严重缺失；社会结构两极化较为严重，中产阶级发展得不够快；民间资本的大量流失；社会的道德基础脆弱，诚信成为最稀缺的社会资源；公民意识总体上来说还比较薄弱，等等。〔2-2〕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中国公民社会即使建立起来，也只能是畸型的与病态的。而且，这样的公民社会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因此，为了进一步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应从以下就个方面着手，加强公民社会的建设。
(1)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市场经济建设。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产生和不断发展的物质基础，能够为公民的独立提供有力的保障。要逐步完善当前的市场经济，必须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等，通过这些措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从而为公民社会的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2)不断优化社会结构体系。一个社会是否和谐，应当看它的整个社会结构是否和谐。这些社会结构主要包括就业结构、民族结构、地区结构、职业结构、阶层结构等，而在所有的社会结构中，阶层结构尤为根本。社会结构的合理，根本在于阶层结构合理。
许多研究者都指出，富有弹性的“橄榄形”社会阶层结构最为合理和稳固。但目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特有的“洋葱头形”，这是一种不甚合理、甚至混沌的社会结构类型，所反映的是社会阶层生长和发育与社会发展的非对称状况。这种阶层结构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极为不利。因此，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已成当务之急。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就应该促进阶层的“扁平化”。为此，应通过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来保证社会利益的合理。
和谐社会是利益分配公平的社会。一个社会的利益分配是否公平，最终体现在它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否合理上，因此，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着力点在于不断优化社会阶层结构体系。〔4〕
(3)健全有关公民权利义务的法律体系，使公民成为法律意义上平等的独立主体。同时，必须强化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使纸上的权利变成现实的权利。
(4)切实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并大力发展独立于政府及其它权力机关的社会中介组织，逐步形成与公共权力的对抗力量。
(5)培育理性的公民文化。“文化是体制之母”〔5〕任何制度都是文化的产物，或者可以说，是文化造就了制度。因此，我们不能只重视制度建设而忽视文化建设。培育公民文化，就要培育公民的民主法制意识、自由平等观念、契约观念、社会责任观念、公共道德观念等这些思想意识。培养公民文化，还要注意结合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使之与源自西方社会的公民文化相结合。
当然，治理理论不仅强调了这三个方面本身的建设和完善，更强调这三个方面的良性互动，只有三个方面的协作互动，才能达到“善治”的结果。但是，在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和前提条件下，这三个因素还存在着功能性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表现在：第一，政府功能的不到位和越位等情况还普遍存在；第二，经济上的交往原则被错误地引进公共权利领域和公共领域，这种现象也很普遍；第三，公民社会还没有发挥自己应有的功能，还不能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减轻社会管理成本的作用。这些又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功能性障碍。〔6〕只有逐步消除以上这些功能性障碍，形成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联动和整合机制，并且只有三者协调运行，才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
社区治理方法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时事评论；简约高效；核心素养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时事教育是思想政治课的基本任务，也是思想政治教师的基本工作，高考题的设计也基于时事背景，这就要求政治教师必须关注时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探索和反思，我实施的课堂前5分钟时事评论深受学生的欢迎，丰富了课堂内容，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了政治课堂效率；在课外，学生收集相关时政素材，进行分享，结合思想政治学科知识进行评析，从而使学生的知识视野、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以及思维水平均得到提升。课前时事评论的引入实现了时事资源与课堂教学的有机结合。但是具体操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困难：
1.怎样选择适合高中文科学生的时事素材？
2.如何更好地发挥教师指导者、促进者的作用？
3.教学目标定位还不太清晰、准确。
4.实践的方式还有待丰富、完善。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希望能够通过深入的探索，进一步寻找其教学规律，以指导实际教学。实现政治课堂教学的简约、高效。
（二）意义
中学政治学科的核心素养是：政治认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课前时事评论契合了这一最新的课标要求，有利于中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矛盾的能力。
学生经过之前的学习，在整体的认知水平、学习能力上已达到一定的程度。该阶段学生虽具有可塑性强的特点，但从一般人格发展阶段上看，中学生对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容易呈过分反感的趋势。因此，通过课前时事对中学生进行适当合理的引导十分必要。
此外，时事内容在高考中均占有重要比例。因此，要从根本上提高学生解决相关问题的水平，必须结合时事热点进行教学。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充分激发学生独立思考政治问题的兴趣，从而提高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效果。
二、理论基础与依据
（一）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学习任何一门学科的最终目标。认识论认为：人的正确思想来源于实践，一个观点的形成需要由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形成。我们必须从课本中学习相关基础知识对其达到一种感性认识，然后经过头脑整合有一个理性的飞跃，最后用这种认知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的过程检验认知的正确性。只有使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实践之间建立联系，才能与学生产生共鸣，使他们自主学习，并外化为指导行为的思想。中学生学习，不仅仅是掌握它的原理方法论，更重要的是把方法论作为我们更好生活的准则。在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开展时政教育，要求教师把教材的基本理论知识与当前社会上的热点问题相结合，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思考、分析把握事物的发展脉络，把所学致所用，切实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一旦巧妙地引入时事热点，将政治理论与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学生就会觉得思想政治课的内容就在自己身边，学习之后对自己的生活有帮助，并会自觉把所学知识进行内化吸收，自然就能产生要学好思想政治课的动机与兴趣，从而提高政治课堂教学效率。
（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美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提倡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改造”。教育能传递人类积累的经验，丰富人类经验的内容，增强经验指导生活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从而把社会生活维系起来和发展起来。改造经验必须紧密地和生活结为一体，促使个人成长，因此杜威又提出“学校即社会”，他认为人们在社会中参加真实的生活，才是身心成长和改造经验的正当途径。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课前时事评论正是贯彻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把真实的社会引入课堂，让学生不再置身“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象牙塔，而是以社会公民的角色积极参与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对各种社会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积累社会经验，为今后参与社会生活做好准备。
三、核心概念界定
（一）时事
指最近发生的国际国内大事和政治新闻，时政性是其基本的特征。课前时事评论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体现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状态和趋势。简单地说，就是收集最近发生的国际、国内大事和关系社会民生的话题，分析筛选作为课前时事评论重要的教学素材。
（二）评论
要求师生间就某一话题自由发表看法与见解，并由感性到理性的层次进行简要的评价、分析。这对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有重要价值。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
时事教育与思想政治课教学相结合，在国内外呈现不同的发展状况。
（一）国外相关研究
学生事务管理平台一直是国外学校关注的焦点之一，也一直处于探索阶段，在结合时政进行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国外学校一贯坚持的是“引导渗透”。“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management of foreign student affairs in order to guide the form of Education Management”一文中这样写道：Students’club activities he has strict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each club activities must have a professional teacher to guide.Issues related to sensitive issues，racial issues，political issues have also been restricted in the community，he did not give funds and other ways to restrict.Al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t national conditions，but the same is that they also have a guide，there is penetration，to their dominant values to allow students to accept.这是时政与社会实践课堂的结合，从而实现思想教育的目标。
安富海在《国外公民教育实施途径研究述评及启示》中提到“以培养公民行动能力为着力点，注重实践性是美国公民教育的显著特点。走出课堂、走出课本、深入社区是美国公民教育的显著特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让学生通过自愿的社区服务来感受作为公民的意义。至此，参与社区活动就成为美国培养公民行动能力的一种重要方式。社区活动内容主要包括改善环境，帮助老人，支持慈善事业等。美国不仅将国民服务定为国家政策，而且还大量拨款支持和资助边服务边学习的活动。今天，社区已成为美国学生了解、接触社会的良好平台，也是美国学生锻炼和提升实践能力的主要场所。
杨尊伟、王红在《加拿大公民教育探究》中提到“社区服务是学生接触现实世界问题、进行直接经验学习的主要途径。学生在其中可以参与多种社区活动。此外，学校课程吸纳社区服务也成为一种趋势。加拿大的很多学校都提供国际学士学位，其毕业条件之一就是要有社区服务经历。加拿大的一些学校还引入与课程相关的社区服务，以缩小学校和周围环境的差距。”
张明澍在《美国公民教育研究》中提到“美国的公民教育课程是开放式的，注意让学生到实际生活中验证书本上的知识。学习历史、地理时，大多数学校都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博物馆、展览馆、历史上的遗迹和名胜；学习选举过程时，往往组织学生走访选举组织机构、政党机构，如果赶上选举年，还要实地观察选举，有的学校还搞模拟的竞选和投票。”
（二）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对于时事评论与思想政治教学相结合的研究，专业的理论和专著不多，大多都是一线教师在新课改的大背景下，通过自身的简单探索得出的部分经验性总结和感悟，开设时事教育课程的学校也大多是时政新闻播报。
宋丽在《试论时事教育与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中，通过对贵州省金县五中开展时事教育调查得出时政教育与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关系以及实现时事教育与思想政治课教学相结合的对策。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要求在选择时事素材、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和教学时间的分配、教学目标的定位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五、目标及内容
（一）目标
贯彻中学政治学科的核心素养。“政治认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是中学政治学科的核心素养，通过课前5分钟引入时事评论，培养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祖国的前途、民族的振兴和人类的命运；培养学生人民当家作主和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分析各种社会现象的能力并积极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从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内容
1.课前时事评论教学目标定位。课前时事评论把鲜活的时事新闻引入到课堂教学中，作为该课堂重要的教学素材，在激发学生兴趣的同时，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变化发展，培养服务社会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给予学生更多的思维空间和“自主探究”的权利，尊重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激活了学生的思维，这是实现思想政治课简约、高效课堂教学的有效尝试，也是贯彻“小课堂，大社会”这一理念的有效途径。
2.课前时事评论教学内容选择。课前时事评论选题上要注重其内容的时效性，开放性时事的内容是复杂的，有积极健康的，也有消极腐朽的，需要在教学中做好引导准备。
3.课前时事评论教学时间分配。由于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任务比较紧，在课堂教学时间的分配上存在困难，时间一般安排在课堂前5分钟，目前主要在非毕业年级开展活动。希望进一步探索实现课前时事评论课堂教学简约、高效的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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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方法论范文第4篇
一主题，就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
社会和谐与制度创新
学者们指出，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推进社会建设需要改革创新。加强社会建设，必然要求对社会事业、社会体制机制、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管理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创新，这样才能寻求到有效治理现代社会的机制、结构和管理方式，才能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冲突与合作、变化与稳定的相互关系中发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新办法。当前，应积极推动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改革创新。
“所谓社会正义，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定义，就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在发言中着重分析了社会公正问题。他指出，社会公平主要有两个维度：制度安排与百姓认可。这两个维度可以为社区制度创新提供分析框架。就社区制度安排的公平来说，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社区居委会自治组织之路、社区民间组织健康发展之路、社区服务体系有效成长之路。就社区居民认可的公平来说，涉及社区成员的满意度、认同感、幸福感等。
“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解决与制度创新关系密切。”清华大学教授李强强调通过建立解决社会矛盾冲突机制来促进社会和谐。他认为，目前我国社会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影响社会和谐的现象和因素仍然存在。因此，应建立健全解决社会矛盾冲突机制，加强制度建设，主要包括民主法制建设、利益表达机制建设、社会协调机制建设等。
社会变革与哲学思维
学者们认为，从哲学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研讨，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无疑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对于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仍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北京大学教授丰子义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行了阐述。他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这一概念，但是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入考察，他还是具体阐发了有关现代性的重要思想，并对现代性作出了新的实质性的理解。马克思主要不是从观念中而是从现实中来寻求摆脱现代性危机的出路，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变革是时代的潮流，对变革问题的哲学研究需要加强。”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袁吉富认为，对于变革问题，可以分别从个人层次、组织层次和社会层次上予以考察，由此可获取对于变革的微观方面、中观方面和宏观方面的认识。当前，从组织变革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变革尤为重要。因为人们的社会活动基本上都是在社会组织中进行的，而整个社会其实就是由诸多组织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的。
社会发展与历史方位
学者们在论坛中热烈讨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问题，一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社区治理方法论范文第5篇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17
近年来，民族社会工作本土实践的初步探索及民族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界的大力倡导引发了我国内地研究者对民族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相关议题的关注。其中，“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是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检视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研究发现，虽然这一主题的研究并未能精确匹配，但事实上该主题的研究已颇具历史。究其成因，主要是由于这一主题研究涉及的“社会工作”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两个关键词，这些不同的逻辑关系并非是理论或概念上的区分，而是由于其在历史实践中的不同发展脉络而形成。
一、美国相关研究概况及评述
（一）“同化论”主导下的研究渊源
西方国家“少数民族”的内涵、社会工作的实践进程均与我国存在诸多差异，以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进程最具典型性的美国为例，由于其社??工作发展的原发内生性，其针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工作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在历史实践中就具有高度的交叠性。在美国，“少数民族”的内涵，即除了欧洲大陆迁移的萨克逊人外，所有原住民（包括印第安人、阿拉斯加人等）、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等。在社会工作发展伊始，在萨克逊人的价值观中，这些与其存在差异的族群是落后的，有待改变的。因此，“慈善组织会社”、“社区睦邻运动”，其内容的重要应有之义就是对城市中这些“少数族群”的“道德提升”。就此而言，美国的“少数民族”社会工作在实践之初的内涵中暗含如下预设：第一，少数族群是落后的、有待改变的；第二，其需要改变是由于其是从“原始”或“农业”生产生活方式进入了“工业”、“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从“非主流文化”融入“主流文化”；第三，对少数族群的社会工作服务主要是在城市中，因为这些人群聚居于城市的“下只角”，其需要改变的原因也是其无法立足与适应城市生活。基于此，“民族社会工作”的内涵即涉及社会工作服务于聚居城市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原本并不源自于城市，而是源自于由“乡”（原始或农业社会）向“城”（现代工业社会）的流动，其社会工作服务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内涵基本等同于其针对移民与原住民开展社会工作的内涵。因此，美国“移民和原住民社会工作”的相关研究具有直接参考价值。
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前，由于当时美国社会“同化”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导致其移民与原住民社会工作实务并不注重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与歧视压迫，因此，有关城市中移民与原住民的社会工作研究也并未被贴上“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的标签而单独被提及，只是在诸多研究中赋予了城市“贫困人口”或“弱势群体”的内涵。
（二）美国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研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少数民族社会工作才进入社会工作实务与研究领域，并出现了一大批相关著作，如该领域第一部著作是Solomon于1976年出版的《黑人增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总体而言，在相关研究中，偏重临床的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与注重社会行动的反压迫反歧视社会工作是该领域的两大基本取向。
第一，个体主义的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是“多元文化主义”。其由美国学者Horace Kallen于1915年首次提出。对于如何界定其内涵，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其中Sanders认为，肯定文化多样性的现实，让个人尽量保持传统文化的特色，并使不同的文化传统融入社会，从而反对单一的主导文化[1]。而Cashmore认为其核心观念是：“不同民族或文化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和谐共存[2]。上述两个定义从多元文化主义的个体与社会属性两个层面予以揭示，体现了其尊重民族文化差异与保持和谐共存的哲学内涵。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指引下，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工作需从文化敏感的视角来开展少数族群服务[3]。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建立在对案主所拥有的多元化民族身份的理解基础上，把对不同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理解与社会工作的理论相结合，以案主所属的民族群体身份和社会阶级地位的价值和地位为导向[4]。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时，需询问案主愿意选择何种方式进行工作，而不是想当然采用多数民族的惯例，或关于少数民族群体的成见[5]，应将焦点集中于案主对自身文化经验的阐释[6]，需保持文化敏感性，同感案主的文化背景，探索其需求所在。同时，在方法与技巧方面，Harper & Lantz提出八项跨文化治疗要素，并辅以案例分析不同族群的跨文化方法[7]，还有研究者Morales & Sheafor采用生态系统评估模式讨论若干微观和宏观案例[8]。总之，民族敏感社会工作是在多元文化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整套关注少数族群案主及其所在群体文化差异，并在实务中尊重并利用这种差异的方法与技巧。此种社会工作取向具有明显的改良主义倾向，是在不改变现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开展的实务。
第二，结构主义的反压迫反歧视社会工作。反压迫反歧视社会工作以作为思想基础，倡导对现有不公平社会结构的改造。伴随“反种族主义”运动的高涨而深受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的青睐，而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随之涌现。Thompson指出，歧视产生的重要方面是研究历史结合了某些生物类别的低劣假设[9]。显然，上述观点揭示了对少数族群的歧视与压迫来自于萨克逊人固守的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观，并将这种进化观固化在其统治地位的过度政治化和结构化上。Dominelli强调反压迫理论的中心是，分化产生社会认同，而社会认同又产生压迫的方式[10]。由此可见，在美国，反歧视反压迫的社会工作实务致力于打破这种错误社会观所带来的对少数族群在社会结构上的歧视与压迫。而在反歧视反压迫的民族社会工作焦点中，Morley指出，反歧视与反压迫社会工作的核心是围绕着个人及结构层面的运作如何导致权力不平等，以及如何察觉、批判与消灭这些不平等[11]，同时，在实务方法上，Dalrymple & Burke指出：“利用机构资源和专业性帮助，把工作放在感情、观点和行动之间的联结上，以便支持弱势群体。”[12]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除美国外，英国、新西兰、加拿大与欧洲等地倾向于使用反压迫实务取向取代反歧视实务取向。就反歧视反压迫社会工作的发展而言，无论其术语如何变化，但其哲学基础与核心内涵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其价值取向是结构主义的，其实务模式是社会行动取向的。
（三）对美国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研究的评述
综观美国少数民族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脉络，其起源于社会工作诞生之初，但被单独提及并予以深入探讨却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在此之后，文化多元主义与反歧视反压迫取向成为该领域研究与实务的主要取向，对西方国家影响甚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取向仍未超越原有的实务模式与研究方式，并未真正形成有关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独特实务模式与研究范式。
与此同时，更为关键的是，由于中国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呈现巨大差异，在借鉴其民族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时也有诸多方面值得深入反思。一方面，就民族敏感社会工作而言，在西方国家，其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移民与原住民，其移民与原住民的形成与发展与我国少数民族形成与发展有着质的区别。这种质的区别体现在文化的统一性与延续性程度上。在美国，其移民与原住民文化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其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发展脉络是断裂的，民族敏感的社会工作十分强调保持少数族群文化的独立性，而在我国，各民族的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借鉴中形成的，并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因此，我国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并不是完全独立与断裂的。这一点在我国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与实务中需引起注意，其适应性问题，应谨慎对待，在本土实践中需进一步探讨与摸索。另一方面，就反压迫反歧视社会工作而言，西方国家的研究结论也并非可以照搬，因为其社会制度与我国也有质的区别。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民族问题，其民族歧视与压迫问题本质是阶级压迫的表现。而在我国，目前少数民族，包括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的问题是由我国改革开放的和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而产生，属于社会转型阶段必然出现的问题，并非由压迫与歧视而产生。因此，对待西方国家这种社会运动式的民族社会工作取向更需谨慎对待，更需在本土实践中加以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二、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研究概况及评述
在我国台湾地区，与内地“少数民族”概念最为接近的是“原住民”的概念。而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对应的概念为“都市原住民”。在台湾地区，有研究者认为，原住民社会工作在1996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成立之后才开始被考量[13]。而有研究者对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将其分为三个阶段：1987年以前，社会工作同化融合期；1987年至2000年的过渡期；2000年至今多元文化社会工作发展期[14]。综合来看，不管是哪种划分方式，都体现了台湾的原住民社会工作是由“同化论”占主导思想的原住民社会工作逐步过渡到以“多元文化主义”为主导的原住民社会工作。其中，标志性的转向事件就是“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的成立。
（一）“同化论”主导下的台湾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
在台湾“原民会”成立之前，“福利殖民”成为现代国家同化原住民族的社会规训，不让原住民以自己传统知识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被迫进入残补式福利框架，以一种“加码式”的福利津贴来解决原住民问题[15]。随着台湾地区的都市化，原住民移民都市的人数急速增加，原住民对家乡仍怀浓厚乡情，但认同距离却持续扩大，虽置身在都市现实中，却无法真正认同或融入都市社会，另一方面，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失，原乡部落解组、老幼失联问题也呈现严重化趋势。1984年“台湾原住民族权利促进会”成立，其激发了原住民觉醒及领导抗争运动，使政府对原住民的社会福利服务跨越以往强调生活改进的阶段。但在这一时期，台湾地区针对原住民社会工作的主要取向，即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福利政策对处于城市中的原住民青年和处于农村地区的老人和儿童分别实施“残补”性的救助，事实上并未考虑到以其自身需要的方式为其提供福利救助，在这一阶段针对原住民的研究大多站在施政者的角色地位将其定义为“原住民问题”，对待都市原住民的态度亦是如此。因此，这一时期，台湾地区针对都市原住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同化论”色彩，并未重视与观照“都市原住民”的主体性。
（二）多元文化主义的都市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
台湾地区“原民会”的成立，使得台湾原住民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台湾地区开始重视原住民的心声与诉求，并委托学者进行调查。李明政等的原住民儿童福利需求调查发现，都市原住民父母在教养子女方面遭遇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儿童的休闲场地不够、托儿所或小学距离太远、不知如何带孩子或引导孩子学习，也显示提供孩子学校学习的协助是必要的。因此，如何从即时性的需求与长期性的的需求全面观照都市原住民的生活是服务所不可忽略的[16]。同时，李明政归纳综合台湾地区各级政府针对原住民提供社会福利工作指出，都市原住民生活辅导是为协助都市原住民适应都市生活，政府在各都市地带所成立的“原住民生活辅导中心”，运用具有原住民身份的大专社工相关科系毕业生担任生活辅导员，对都市原住民提供法律及各种福利服务[17]。在多元文化主义视角的指导下，针对原住民的社会原则及方法被台湾学界加以归纳。庄静雯访谈三位原住民籍社会工作者，归纳出其对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内容，认为协助原住民案主了解社会生产的规则及协助都市原住民生活适应，了解大多数人的生产规则的前提下，让原住民选择如何适应这些生产的规则或都市的生活[18]。学者王增勇提出了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原则，包括肯定世界观的独特性、发展反殖民主义的意识、运用传统文化来保存认同与集体意识、充权等[19]。
（三）反压迫反歧视都市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的发展
检视近年来台湾地区相关研究发现，已有诸多研究者开始从反压迫反歧视的社会结构层面开始反思台湾原住民的社会福利政策。如童伊迪、黄源?f认为，目前原住民社会政策最令人诟病之处在于欠缺长远规划，短线操作的结构导致服务提供的成效有限[20]。除了上述政策方面的缺陷外，台湾主流社会对原住民的歧视也值得反思。吴桂芳认为，长久以来，社会大众对原住民族的刻板化印象是贫穷、依赖外界资源与身处社会边缘等（近来政府直接将原住民归类于弱势家庭，属重点协助对象）。政府重视原住民的生存需求与自主发展，政府的预算在增加，然而，原住民的问题却没有减少，只见需求面与供给面的鸿沟越来越大[21]。
综而述之，台湾地区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发展基本类似于欧美国家的发展历程，即从“同化论”取向逐渐转向“多元文化主义”与“反压迫反歧视”取向。因此，从研究内容上看，其都市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也是伴随着这一发展脉络而不断向前推进的。而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政策咨询类研究还是学术类研究，其在研究方法上始终坚持经验取向，扎根“田野”，且研究结论也始终专注于对相关实践的改进，这些均对内地研究者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台湾地区的原住民政策与?鹊氐拿褡逭?策差异显著，对其相关研究成果的迁移与借鉴需谨慎对待。
三、中国大陆相关研究概况及评述
在我国内地，由于社会工作的发展格局是“嵌入性”的[22]，因此，若要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与检视，在逻辑上，首先需考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现状，因为这种传统的针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被认为是专业社会工作引进之前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亦称为“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形态[23]。可以说，对其研究现状的考察，为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提供了逻辑基础与创新依据。
（一）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者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的关注是伴随着我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和其在城市中各种问题的凸显而聚焦于此。郑杭生等认为应从社会转型和人口流动的宏观视野推进流动人口管理的科学化[24]。自上而下的控制型管理方式已很难适应对动态社会有效管理的需要[25]。只有通过系统化的“顶层设计”，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才能使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26]。在社会排斥和社会内卷双重动力的推进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空间障碍和心理障碍，阻碍了其城市融入[27]，使其关系融入与制度融入难等问题凸显[28]，因此，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近几年学界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检视近年来中国大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发现，该领域研究成果众多，内容丰富。研究者们均结合对当地（如广佛肇、长株潭、武汉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现状，指出目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存在理念滞后、主体协调与联动机制不健全、方式单一、公共服务匮乏、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并从加强宣传教育、完善法律法规、健全相关机制、立足社区、加强流入地流出地协作、多服务主体参与等方面提出了加强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相关对策与建议。
不难发现，国内研究者已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探讨颇多，但综观服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其内容的要义即是对传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机制的弊端予以揭示，并认为，若继续对其路径依赖，将无法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需予以革新。
（二）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现状
公共管理归根结底是服务，社会管理的本质就是公共服务[29]。当前，这种新公共服务观（New Public Service）成为了我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理论支撑，也必然成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途径。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是服务型治理，即通过有效地提供社会服务而参与社会治理[30]。由于国内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实践正处于摸索与试点阶段，且社会工作教育先于社会工作实践，因此，与之相关研究成果数量甚少，对该领域研究相关议题的探讨并未单独呈现，大多研究结论只能从国内学者对民族社会工作的意涵、领域和发展路径等的相关研究予以探寻。在意涵上，民族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与民族工作的交叉[31]，是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理论方法，依据国家社会福利政策和民族政策，对面临困境的各民族群体和个人实施救助服务的活动[32]；在实践领域上，研究者们从经济发展与文化持守、个人与群体将民族社会工作的任务结构一分为四，即个人和家庭微观层面的经济发展、文化持守以及族群和社区宏观的经济发展、文化持守[33]，还从“边界跨越”与“文化敏感”两方面来界定民族社会工作的内容[34]；在发展路径上，其为嵌入性发展，包括结构性嵌入与关系性嵌入[35]。
检视上述文献我们不难发现，目前研究者们已在概念和类型等宏观层面确立了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内涵与边界，使其作为社会工作的分支学科或分支领域得以存在。因此，上述研究成果大大推动了我国内地该领域研究的发展。但在肯定上述研究成果的同时，另一方面的问题也值得深思，即这种研究倾向虽然能够迅速在学理上建立起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应然价值所在，但并未涉及其实然价值所在，即并未涉及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实践基础与实践价值所在。就像莫顿指出帕森斯对科学的误解――思想体系在进行大量的基础观察之前就能有效地确立起来那样。
目前，内地该领域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并非以经验取向为基础。从长远来看，这种方法论的非经验取向也许并不利于内地有关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影响该领域研究的学理价值与实践价值。
首先，从学理价值看，这种研究取向会造成研究结论的趋同性。所谓研究结论的趋同性，并非意指研究者所得结论的趋同性，而是指在探讨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相关议题时，如基本意涵、价值理念、服务内容、工作方法以及发展路径等，其研究结论与其他领域社会工作对上述议题的研究结论鲜有趋异之处。这样的研究结论对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乃至民族社会工作专业和学科学理价值的挖掘及持存是无益的。
其次，从实践价值上而言，上述研究取向会造成相关研究结论的悬浮，即有关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实践指导和政策咨询意义式微，无法真正在实践中发挥其应有价值。回归本源来看，不论是民族学，还是社会工作专业，无论是在历史渊源上，还是在当前实践中，其都以经验研究，特别是以实地调查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础，因此，研究结论的形成，理论模式的构建都应扎根于对实践的观察、理解与概括中。检视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无论是欧美基于多元文化主义和反压迫主义的种族、族群社会工作研究，还是台湾地区的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其均植根于本土实践中。反观国内，研究者们的方法论更多的是非经验取向的，这样的研究取向所得结论在实践中容易造成“专业悬浮”，从而落入无用武之地。
四、研究展望
基于对国外（美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内地相关研究的综合考察，目前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相关研究在国内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且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在国外，以美国为典型，其研究呈现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两种鲜明视角，研究方法以实证取向为主导，研究成果大多基于社会工作者对自身行动实践的概括与总结，但并未形成该领域统一的概念框架与实务模型，更多的是在现有的社会工作理论分析框架中（如增权、优势、生态系统论视角等）对该领域相关问题予以分析。在台湾地区，其该领域的实践起步略晚，研究大多基于现有行动实践，但大多以实务经验反思为主也尚未形成其独特的理论框架与实务模式。而就中国内地而言，该领域的研究处于初步阶段，最早的相关文献出现在2006年，2012年后呈迅速增长之势，但由于其主要推动力量为民族类或民族地区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主体，因此，研究成果大多以学理性探讨为主，聚焦国内已有实践的研究成果甚少。
综合国内外既有研究所呈现的特点和内地社会工作本土实践的发展趋势，在后续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中，可在如下方面予以深化。
第一，在研究内容上，聚焦于国内已有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实践，挖掘该领域的社会工作服务与其他领域社会工作服务中所凸显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后，在解决这一群体实际问题过程中在价值理念、理论视角、工作方法与技巧、存在的优势、问题和服务效果等多方面显现出独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