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监管制度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银行业监管制度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银行业监管制度范文第1篇
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使整个世界经济收到了猛烈地冲击，世界经济一度瘫痪。为了避免再次爆发同样危机世界经济的危机，我们必须要聚焦到金融危机爆发的源头―银行监管。中国银行监管制度针对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监管问题有应该做何种改变呢？本文将探究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分析国际银行监管的指导文件巴塞尔协议，总结中国银行监管制度的启示。
关键词
金融危机
金融衍生品
巴塞尔协议
金融监管
一、金融危机的成因
（一）爆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金融衍生品
金融机构将来自各行各业的贷款进行打包而后分割，将这些本不同类的贷款组成一种新的金融衍生产品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这些原始贷款可能任意类型的贷款，总之购买CDO的人或机构一定搞不清楚所买的产品是由什么构成，也不知道自己的钱是贷给了什么样的人。评级机构会给这些CDO打上很高的评级，这样甚至没有人会在乎自己所买的产品究竟是什么组成的。
（二）金融系统中的败德行为
首先是被美国政府授予垄断经营权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穆迪公司和惠誉公司。长期以来，这三家评级公司的评级结果受到了美国金融监管部门的认可，并将其作为重要的监管指标来监督金融机构。但是面对导致金融危机的金融衍生品CDO时这些评级机构并没有那么公正。
金融机构的经理人已经忘掉了自己对客户的信托责任，导致了在委托与的关系中，委托人存在着信息劣势，而人存在信息优势，从而导致产生了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问题和道德风险（Moral Harzard）问题。经理人随后完全不对其委托人负责，只在乎自己的交易量和利润额。
二、第三版巴塞尔资本协议
（一）资本监管新框架
一级资本作为能够无条件地吸收损失的资本，其主要构成为普通股和留存收益。另外巴塞尔协议提出了核心一级资本的概念，并将其规定为由普通股和留存收益共同构成的资本。其次，巴塞尔委员会针对提高资本监管的灵活性，构建了多层次的资本监管框架。第一层的监管是对最低监管资本要求的提高，全球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下限提高到6%，总资本要求最低8%。第二层资本监管中，巴塞尔委员会引入作为银行衰退中用于缓冲损失的资本留存缓冲（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并确定最低为2.5%。第三层监管框架即为逆周期资本缓冲资本，以此来降低长期商业银行运营的顺周期性。监管框架第四层是系统性重要银行的附加资本。
巴塞尔3对于杠杆率的计算方法做了详细解释：“分子项资本目前暂定为巴塞尔3中重新定义的一级资本，分母项风险总额包括资产负债表内总资产和特定的表外资产。”
（二）流动性风险监管新框架
巴塞尔3向全球监管体系引入了两个独立并互补的流动性风险监管的定量指标：流动性覆盖比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 LCR）及净稳定融资比例（Net Stable Funding Ratio， NSFR）。流动性覆盖比率和净稳定融资比例两指标实现了在流动性监管中的差异互补，对风险进行了尽量充足的覆盖。两指标在时间维度的侧重上存在不同，流动性覆盖比率主要集中在短期流动性风险的防控，加强银行在特定的压力情境下30天内的现金流动能力。净稳定融资比例在长期上加强商业银行资金流动性及资产负债和业务融资的合理性。
（三）宏观审慎监管
巴塞尔3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提出通过风险相关性分析等手段来维持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正常地运作与发展的宏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监管可以弥补微观审慎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不足，一是可以防止顺周期性使得经济周期波动幅度的加大，二是可以防范微观审慎监管不能防范的“共同谬误”。故巴赛尔委员会构建了一套保证商业银行稳健运营的工具体系，其一是逆周期缓冲来加强单个机构的弹性，其二是抑制过度信用增长和保护整个经济体和金融体系的监管框架。
（一）调整监管理念，加强外部监管、统一监管和事前监管
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是多种因素最终导致银行产生系统性风险而无法挽回，但在其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监管当局的重视。之前所沿用银行业一贯的的内部风险控制为主、外部监管为辅的风险管理和监管理念无法全面彻底地抵制风险。银行等金融机构会因为自身的利益而不对金融体系整体的风险负责。
（二）完善监管框架，建立跨市场监管机制
因为当今金融创新异常活跃、金融产品日益复杂，跨市场间的金融产品普遍存在于市场中，跨部门的监管协调显得日益重要。针对我国金融市场来说，金融综合化还不完善，仍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就更应该在发展的初期打下联合协调监管的基础。加强监管机构间的沟通、协调与合作，必要时建立集中统一的监管协调机构，加强跨行业监管。
（三）加强金融创新监管
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金融创新有其固有的缺陷，如果金融监管系统落后于金融创新的步伐，那就极易导致金融风险。而金融创新的不透明性又加大了监管的困难。所以在金融创新监管中，首先要增加金融创新的透明度，要求金融创新产品能够完全暴露其风险；其次加强金融创新的审查，提高金融创新产品的资本金要求；最后是不断完善金融监管，改正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四）注重国际间的监管合作，加强银行业的跨境监管
金融的全球化导致了风险的全球化，如今金融市场上的波动会因为蝴蝶效应在世界上不断放大。这就要求中国银行监管机构谨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加大对跨境业务的审查和管理。一方面，对我国银行在外业务进行严格管理，另一方面，更要加强跨国银行在我国市场的金融业务的监管。但只有加强自身监管还是远远不够的，要与各国监管机构进行协调和合作，实现跨境监管。不仅要监管金融跨国集团在我国的分支机构或子公司，还要通过国际间合作监管该公司的母公司或集体整体。
参考文献：
[1]次贷危机课题组.次贷危机正在改变世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银行业监管制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会计制度;资本监管;影响渠道
一、引言
“会计准则是否助推了2008金融危机的升级和扩散”是G20华盛顿、伦敦、匹兹堡3次峰会持续关注的议题。它缘起于银行会计制度与资本监管的捆绑实施问题，即现行金融监管制度要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核算以其财务报告数据为基础。会计制度与资本监管目标不同，前者致力于市场信息透明、后者聚焦于金融系统稳定;金融危机期间，当金融稳定成为监管机构优先目标时，市场信息透明度常常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破坏。基于透明度目标，财务报告要反映危机中资产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但却引发商业银行核减资本潮，动摇了银行系统根基，引起G20高度关注。本文聚焦G20议题的基础性问题，即银行会计制度是如何影响资本充足水平核算的?全面认识这一问题对G20议题的解决有借鉴意义。在比较巴塞尔资本框架与银行资产负债构成基础上，本文锁定金融资产计量、分类、减值和SPE并表等4个会计制度影响资本充足率核算的渠道。本文分析基于国际制度和市场背景，我国会计监管和资本监管制度与国际趋同，因而研究结论对我国监管机构有参考价值。
二、监管资本要素与财务报表项目比较
BaselII(2006)①核心内容是资本要求、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三个支柱。本文重点分析BaselII资本要求(第一支柱)与财务报表数据的关联度。BaselII资本要求的核心是最低资本充足率，计算该比率分数式的分子是各类符合条件的资本要素，分母是依据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调整确定的风险加权资产。资本要素是依据财务报表数据调整确定的，与财务报表数据直接相关;而风险加权资产是依据BaselII的专门调整比率或方法确定的，与财务报表数据关联度不大。资本监管主要目的是要求商业银行保持一定损失吸收能力。一级资本应具有在持续经营情况吸收损失的能力，二级资本应具有在破产清算情况下吸收损失的能力。BaselII(2006)所界定的一级资本要素有:普通股本、股本溢价、永久性非累积优先股、留存收益、一般储备、法定储备和少数股权，这些资本要素对应的财务报表项目分别是:实收资本(普通股)、股本溢价、优先股、留存收益、未分配利润、一般风险准备、盈余公积和少数股权［1］。除优先股外①，BaselII的一级资本内含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内容一致，见表1。BaselII(2006)所界定的二级资本有资产重估增值(包括确认和未确认的)、一般准备或储备(包括公开和未公开的)、混合资本工具(债务和权益)以及长期次级债等4类，对应的财务报表项目是:资产账户(如资产重估增值)、资产备抵账户(如一般准备)和负债账户(如混合工具和次级债)，也包括一些财务报表未列示的项目。不同于集中在财务报表“所有者权益”部分的一级资本要素，BaselII界定的二级资本分散于财务报表资产与负债之中，有一些还游离于财务报表之外③。BaselII(2006)界定的一级资本要素对应财务报表中的“所有者权益”项目，二级资本要素对应财务报表中的部分资产项目、部分资产备抵项目和部分负债项目①。这些财务报表项目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本稳定项目”，包括:普通股、优先股、股本溢价、少数股权、混合工具和长期次级债等6项，它们属于长期持有项目，按历史成本计量，在财务报表上列示的金额保持基本稳定不变，对监管资本的贡献也稳定不变;第二类是“受损益影响的波动项目”，包括留存收益、未分配利润、一般风险准备等3项，它们与利润直接关联、受其直接影响，在发生亏损时最先被用于吸收损失，短期看损益既受经济周期、宏观政策、经营管理能力等因素影响也受会计制度影响;第三类是“受市场影响的波动项目”，包括资产重估增值和贷款损失准备，这些项目既受市场影响又受会计处理方法影响。在这样分析之后，我们认为可能对商业银行资本监管产生重要影响、又可能受到会计制度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主要集中在“损益”和“资产增减值”两方面，对这些项目产生直接影响的会计制度包括金融资产计量、分类、减值等相关会计规范。
三、商业银行会计制度对资本监管影响渠道
(一)金融资产计量会计规范对资本监管的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所载的资产和负债项目大多为各类金融工具。统计发现，美国所有银行控股公司资产负债表上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为90.44%［2］，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金融资产占比也超过90%［3］。因此金融工具计量规范成为银行会计制度对资本监管产生影响的重要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公允价值在金融工具计量使用的范围不断拓展，分析会计计量规范对资本监管的影响实质上就是分析公允价值计量对资本监管的潜在影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统计结果表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平均有45%的金融资产和15%的金融负债按公允价值计量［4］。毕马威(KPMG)针对欧洲大型商业银行的统计结果是，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占所有金融资产和所有金融负债的比率最高超过70%、最低约为20%［5］。上述统计数据说明，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在商业银行总资产中普遍占有较大比重。表2整理各类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结果确认位置及对监管资本影响渠道。按照现行会计制度，在每一报告日均需要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项目主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衍生金融工具、指定为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实施公允价值选择权)。依据计量结果确认位置的差异，这些项目可进一步划分为两组，第一组是计量结果计入损益的项目，第二组是计量结果计入权益的项目。按照当前的资本监管规范，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要将计入权益的金融工具未实现利得或损失予以剔除，因此这些项目的公允价值计量结果对监管资本核算没有直接影响。
对监管资本核算产生直接影响的仅限于公允价值计量结果计入损益的项目，具体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非套期衍生金融工具、部分套期工具、指定为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Song(2011)参照美国十大商业银行各项资产和负债占比以及相关财务比率编制了一份简化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假设该银行本期收益为1，350，000元并直接向股东分配该收益且假设没有税收负担［6］。这份资料符合本研究需要，本文稍加调整后予以采用，见表3。从表3可知，该银行按公允价值计量并将变动计入损益、从而对监管资本核算产生直接影响的金融资产金额为2500万元，在所有资产中占比为25%。出于简化分析和突出影响程度考虑，假设该银行其他资产和负债数据保持不变，仅对“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工具”项目设定增值20%和贬值20%两种情况，观察这两种情况下商业银行会计制度对监管资本核算的影响方式和程度。首先依据该银行资产、负债和收益的“期初数据”对其盈利能力和监管资本充足状况进行分析评价，然后依据相同标准分析在金融资产升值和贬值情况下公允价值计量结果的潜在影响。美国商业银行最低资本充足要求主要关注“全部风险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风险资本比率”和“核心资本/杠杆比率”三项指标，据此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状况划分为五档:资本十分充足、资本适当充足、资本不足、资本显著不足和资本严重不足。①计算上述三项指标还需要了解该银行风险加权资产数据，它是各项资产乘以各自风险权重后的总和，本文假设该数据为7500万元。这样可依据表3的数据计算“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工具”项目升值和贬值20%情况下该银行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水平变化，见表4。从表4可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结果对商业银行获利能力和监管资本充足水平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
从获利能力角度看，按期初数和常规盈利水平，该银行的获利能力为15%;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资产市值上升20%情况下，这些变动计入损益后该银行获利能力为45.36%，上升幅度大于200%;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资产市值下降20%情况下，这些变动计入损益后该银行获利能力为－91.25%，下降幅度大于700%。从监管资本充足水平角度看，按期初数和常规盈利水平，该银行“全部风险资本充足率”是8.6%，“核心资本/风险资本比率”是8%，“核心资本/杠杆比率”是6.19%，属于“资本适当充足”;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资产市值上升20%情况下，这些变动计入损益后该银行“全部风险资本充足率”是15.3%，“核心资本/风险资本比率”是14.7%，“核心资本/杠杆比率”是11.3%，属于“资本十分充足”;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资产市值下降20%情况下，这些变动计入损益后该银行“全部风险资本充足率”是2%、“核心资本/风险资本比率”是1.3%，“核心资本/杠杆比率”是1.03%，属于“资本严重不足”，该银行将被接管，面临破产清算或兼并的命运。SEC(2008)统计表明，25%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是美国商业银行普遍情况，欧盟大型商业银行2007年也有20%以上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表3确定的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规模并非脱离实际。以上分析的金融资产计量规范对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影响可总结为三点:(1)使收益大幅度波动;(2)使资本充足水平大幅度波动从而引发监管风险;(3)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影响，即在经济下行、金融资产市值下跌时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水平下降的幅度，远远大于经济上行、金融资产市值上升时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水平上升的幅度。这一结论解释了为什么银行家们一直对拓展公允价值应用强烈抵制，因为盈利水平大幅度波动预示风险的存在，会增加资本成本，而由此引发的监管资本违规风险更难以应对。因此，欧洲中央银行(2004)将拓展公允价值应用所衍生的“收益波动性”问题列为公允价值六大罪状之首［7］。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金融危机期间公允价值会计会备受关注，因为经济下行期间其负面影响远远高于经济上行期间其正面影响。
(二)金融资产分类会计规范对资本监管的影响金融资产分类规范对资本监管的影响是通过影响计量规范选择以及计量结果确认位置而实现的，也是通过影响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资产的规模而实现的。如果商业银行划归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数量大，则对资本监管影响大，反之则小。从这个角度看，计量规范对资本监管的影响与金融资产分类规范对监管资本的影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金融资产分类规范对资本监管的影响具有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商业银行在金融资产初始分类时具有一定选择空间，二是在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可行使重分类选择权。这里有一个说明在金融资产分类时商业银行非常关注划分结果对监管资本影响的客观证据［8］。在SFAS115颁布之前，美国商业银行金融资产投资组合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是纳入监管资本核算的。①据此，按照SFAS115划归为“交易性”和“可供出售”证券投资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都要计入监管资本。但在SFAS115生效9个月后，银行监管机构突然宣布调整监管资本核算制度，将划归为“可供出售”证券投资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排除在监管资本核算之外。之后在1995年11月，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允许商业银行在1995年12月31日前将前期分类的金融资产投资进行一次性集中调整。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了金融资产分类会计制度对监管资本核算具有重大影响。在金融危机期间，欧洲商业银行强烈要求金融资产重分类的案例进一步佐证了金融资产分类对监管资本的重大影响。SFAS115的金融资产重分类规范比IAS39宽松，前者允许对所有类别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后者禁止对划归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交易性金融资产在危机期间的价值下跌直接计入损益，对监管资本的侵蚀性最强。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金融资产市值大幅度下跌，欧洲商业银行监管资本面临很大压力，它们游说金融监管机构向IASB施加压力，要求欧盟商业银行也能向美国银行一样可以通过金融资产重分类的方式将未实现损失排除在监管资本核算之外，从而降低监管干预风险。Fiechter(2011)发现，在重分类限制放松后约有1/3欧盟商业银行实施了对原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处理，重分类资产金额约占商业银行总资产3.9%，占权益账面价值的131%［9］。这说明金融资产重分类会计规范对监管资本核算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三)金融资产减值会计规范对资本监管的影响金融资产减值会计规范要求商业银行将所确认的减值损失计入损益，因而对监管资本核算产生直接影响。金融资产减值对资本监管影响可划分为两类，一是贷款减值的影响，二是其他金融资产减值的影响。贷款是商业银行主要资产，该类资产占银行总资产比例高，减值金额对监管资本充足水平影响大。当商业银行计提贷款减值准备时，在资产负债表上该准备冲减贷款资产总额，在损益表上该准备冲减税前利润，它既影响资产又影响收益。贷款减值准备对监管资本核算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会削弱一级资本，是监管资本的扣减项;二是可能计入二级资本，是监管资本的增加项。但由于税收的存在，扣减项与增加项的金额并不相同。假定某一商业银行在一个会计年度中新计提贷款减值准备100美元(适用所得税率是40%)，其税后利润减少60美元，即100*(1—40%)，致使所有者权益和一级资本均减少60美元;但因贷款减值准备可计入二级资产，使二级资本增加100美元。此次计提贷款减值准备，不仅没有侵蚀监管资本总额，反而使其增加40美元。这一例子说明，在没有其他限制情况下，银行计提贷款减值准备会提升其监管资本充足水平。但BaselII(2006)限制计入二级资本的贷款减值准备金额，要求不超过加权风险资产的1.25%。在这一限制条件下，贷款减值准备对监管资本影响会出现三种情形:(1)如前期累计贷款减值准备远低于限制标准、新计提贷款减值准备可全额计入二级资本，则一级资本会受到负面影响，二级资本会受到正面影响，总资本会受到正面影响;(2)如前期累计贷款减值准备接近限制标准、新计提贷款减值准备部分计入二级资本，则一级资本受到负面影响，二级资本受到正面影响，总资本受影响的方向取决于计入二级资本金额是否超过计入一级资本金额;(3)如前期累计贷款减值准备已超过限制标准、新计提贷款减值准备无法计入二级资本，则一级资本受到负面影响，二级资本不受影响，总资本受到负面影响，程度与一级资本相同。
这说明，贷款减值准备对监管资本影响不是开放式的，监管机构为鼓励商业银行多计提贷款减值准备而允许部分计入二级资本的政策使两者关系复杂化，但由于金融资产减值处理涉及估计和判断，商业银行利用这种关系操纵监管资本可能性仍存在。这种监管资本操纵的基本规律是，在面临监管资本压力情况下，如果新计提的贷款减值准备可全额计入二级资本，则商业银行会利用超额计提贷款减值准备方式增强资本充足水平，因为这种会计处理对监管资本总额有增量贡献;如果新计提贷款减值准备无法计入二级资本，则商业银行会不提或少提贷款减值准备，即使预示贷款减值的事件已发生，以防这类会计处理进一步加剧监管资本压力。Ng(2014)对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商业银行新计提贷款减值准备情况研究发现，前期累计贷款减值准备接近或超过监管限制标准的银行计提贷款减值准备动机远低于其他银行［10］。这一证据说明，商业银行了解和重视贷款减值准备对监管资本的影响并将其作为应对监管风险问题的重要工具。从表5可知，贷款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比重很高，美国2008～2010年三年均值是55.06%，欧盟2008～2010年三年均值是43.55%;美国商业银行计提的贷款减值准备三年均值为1961.6亿美元，占贷款总额的2.96%;欧盟商业银行计提的贷款减值准备三年均值为2137.4亿欧元，占贷款总额的1.5%。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美国占贷款总额2.96%的贷款减值准备可能计入监管资本核算，对监管资本产生直接影响;欧盟占贷款总额1.5%的贷款减值准备可能计入监管资本核算，对监管资本产生直接影响;美国商业银所行计提贷款减值准备对监管资本影响程度较大，约是欧盟商业银行计提贷款减值准备对监管资本影响的两倍。Sanders(2010)将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主要商业银行支付股利数据与计提贷款减值准备数据对监管资本影响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贷款减值准备对监管资本的负面影响是－15.36%，支付股利对监管资本的负面影响是－6.15%［11］。贷款减值准备的负面影响超过支付股利影响的两倍。
这进一步说明贷款减值准备会计规范对监管资本核算影响是非常大的。除贷款之外，其他涉及减值问题的金融资产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和无报价权益工具投资等。在这些金融资产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其价值变动计入权益，由于审慎过滤器作用，这些变动不影响监管资本核算;但如果商业银行确认这些金融资产发生了减值(在美国这些减值还要是“非暂时性的”)，相关减值损失要从权益中转入损益，对监管资本核算产生负面影响。持有至到期投资和无报价权益工具按摊余成本计量、不确认价值变动，但如确认减值则要将其计入损益，也对监管资本核算产生直接负面影响。与贷款减值不同的是，上述三类金融资产投资如确认发生减值，均直接将该减值计入损益，只会对监管资本产生负面影响，而不会对其产生正面影响。与贷款减值相同的是，这些金融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也主要依据估计和判断，因此商业银行也可能利用相关减值操作影响监管资本充足水平。表6是2008～2010年欧盟商业银行合并报表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和无报价权益工具投资的金额及其减值数据。在这三年中欧洲所有商业银行平均每年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和无报价权益工具投资的平均金额分别为16428.5、2601.8、1732亿欧元，所确认减值损失平均金额分别为125.4、2.8、4.8亿欧元，减值损失所占比率平均值分别为0.77%、0.1%、0.28%。从这三年数据看，欧盟商业银行在2008年对这三类金融资产确认的减值损失较多，其后在2009和2010年逐渐减少，这与欧洲金融市场在2008年步入深度危机，其后逐步恢复的基本经济形势一致。三类金融资产每年合计的减值金额分别为248、110.3、41.2亿欧元，远远小于对应三年的贷款减值准备金额;三类资产每年计提减值比率平均为0.67%、0.35%、0.13%，也远低于对应三年的贷款减值比率1.37%、1.56%、1.57%。这说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和无报价权益工具投资三类金融资产合计减值金额对监管资本的影响远低于贷款减值准备的影响。随着经济形势趋好，三类金融资产减值对监管资本影响还有进一步减小的趋势，但贷款减值的这种趋势并不明显。
(四)SPE并表会计规范对资本监管的影响除了金融资产会计处理规范之外，另外一些对资本监管产生重要影响的会计规范是与“特殊目的主体”(SPE)并表相关的会计规范。这些规范界定商业银行的某些表外业务是否应并表列报，进而确定它们是否应纳入监管资本核算之中。在商业银行各类表外业务中，资产证券化业务对资本监管核算的影响是最大的，在某些时期，这种影响还可能是持续性的，因而受到广泛关注，焦点是商业银行为资产证券化之目的而创设的SPE是否应并表。BaselII(2006)要求的最低资本充足率是8%。通过使用SPE进行资产证券化操作，商业银行能够将一些风险资产出售给名义上的独立主体，从而将风险资产转化为无风险资产。在会计规范允许上述业务表外处理情况下，这一操作会大幅度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Jack等(2010)在分析美国相关会计规范变更对商业银行监管资本管理影响时所列举的例子生动地描述了上述情况，本文予以引用［12］。表7是样本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操作之前的财务状况，下面是该银行利用SPE进行资产证券化操作的步骤以及完成后资本充足水平变化情况。第一步，该银行设立一家SPE。在本例中，该银行向SPE注入37亿美元资金，其中:0.5亿美元以权益投资方式出资，36.5亿美元以短期借款方式提供;这些资金的来源是:15亿来源于自有资金、22亿来源于联邦基金借款;另外，依据2008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美国相关会计准则，如果权益资本的10%来源于非发起银行的投资方，则在财务报告日发起银行不需对SPE并表操作;为此目的该银行为SPE融得第三方权益资本800万美元(第三方权益投资为权益资本总额的13.7%)，使其成为了“符合条件的SPE”，无需并表操作。第二步，该银行将36.5亿美元贷款出售给SPE，对方以自有资金支付相关款项。第三步，SPE以贷款资产为基础发行过手型债务抵押证券，完成整个资产证券化过程。第四步，SPE用发行证券获得收入偿还该银行的短期借款，该银行在收到该笔资金后偿还联邦基金借款(22亿美元)并新发放贷款(36.5亿美元)。
在创设SPE之前，样本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8%①，达到资本监管的最低资本充足率指标要求。在创设SPE之后，该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为5.8%，因为对SPE进行权益投资和发行短期贷款，增加了风险加权资产总额(增加的金额为37亿美元)。但当该银行完成向SPE出售36.5亿贷款交易之后，其资本充足率又上升至7.9%，基本恢复至最初的水平，因为这一操作使加权风险资产总额减少了36.5亿美元。在完成贷款出售交易之后，SPE可发行基于贷款资产现金流量支持的债务抵押证券，完成资产证券化的最后一个环节，回笼资金，有能力偿还创设银行的短期借款。样板商业银行因出售贷款现金资产大幅度增加情况，可以偿还联邦基金借款并再次放贷，假设此次放贷量为36.5亿美元，现金余额再次下降为11.74亿美元。在二次放贷之后，样本商业银行因风险资产增加而导致资本充足率下降至5.8%。但这种资本充足水平恶化的情况在样本商业银行再次向SPE出售贷款资产(假定金额与二次放贷量相同)后恢复正常，见图1。理论上讲，在商业银行创设SPE之后，通过“出售贷款资产回笼资金发放贷款出售贷款资产”的循环无限制地扩充社会信用，而由于相关会计规范允许某些符合条件的SPE进行表外处理，使商业银行的上述行为不会因资本充足水平监管限制而受到影响。这一情况说明，会计制度通过影响资本监管核算间接地影响着商业银行的决策行为。 已有研究文献(JalalandJack，2004)在分析商业银行创设SPE的目的时，重点关注隔离风险资产和获取流动性两个方面［13］。事实上，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隔离风险和获取流动是紧密相关的。通过创设SPE并出售贷款资产，商业银行在剥离风险资产的同时回笼了资金，为进一步放贷提供了资金保障，但如果会计制度不允许对SPE进行表外操作，则商业银行会因资本充足水平限制而无法进一步放贷，获得额外流动性的意义也大打折扣。因而，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如何通过完善企业合并财务报告相关会计规范以限制商业银行资产剥离行为，进而约束商业银行肆意扩充社会信用，成为金融监管与会计制度关注的焦点。
四、结论
在现行监管制度框架内，商业银行受会计制度与资本监管双重约束。会计制度能够通过金融资产计量、分类、减值和SPE并表等渠道对资本监管产生实质性影响，这种影响在金融危机期间演变成市场顺周期性的一种推动力量，因而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议题。理解和认识会计制度影响资本监管的渠道不仅能帮助我们厘清这些热点议题的实质，而且也能为监管机构设计有效应对策略提供借鉴。2008金融危机以来会计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针对金融资产计量、分类、减值和SPE并表等方面，如FASB放松公允价值计量标准、封杀符合条件SPE(QSPE)的表外操作;再如IASB放松金融工具重分类标准、基于未来预期损失的贷款减值操作准则等。这些会计制度改革背后的推动力，除了某些会计规范存在的缺陷在危机期间充分暴露急需调整之外(如允许SPE表外操作)，主要源于危机期间这些会计制度对银行资本的负面影响遭到银行业和银行监管机构诟病，它们游说政治家强迫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做出一些应急反应，从而减轻或终止这一负面影响。但政治家们把会计制度视为金融市场救助工具的做法是否恰当值得深思。虽然银行资本充足率核算基于财务报告数据，但银行监管机构有许多灵活手段对这些数据进行筛选，如使用审慎过滤器等。为什么监管机构不在监管资本规范方面做出应急调整而将矛头对准会计制度呢?另外，会计制度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和多重经济后果性，监管机构仅为稳定银行资本之考虑而推动会计制度调整是否会伤害其他财务报告信息使用者，从而影响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有效发挥?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Basel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ion.InternationalConvergenceofCapitalMeasurementandCapitalStandards，ARevisedFramework［EB/OL］/publ/bcbs107.htm，June2006.
［2］DoronNissimandStephenPenman.FairValueAccountingintheBankingIndustry［EB/OL］.academiccommons.columbia.edu/catalog/ac%3A125367，2007.
［3］成洁.中国资本充足率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理论与经验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47－60.
［4］SEC.ReportandRecommendationsPursuanttoSection133oftheEmergencyEconomicStabilizationActof2008:StudyonMark-To-Mar-ketAccounting［EB/OL］.sec.gov/news/studies/2008/marktomarket123008.pdf，2008.
［5］KPMG.FocusonTransparency，TrendsinthePresentationofFinancialStatementsandDisclosureofInformationbyEuropeanBanks［EB/OL］2009.
［6］GuoxiangSong.TheBenefitsofDecouplingFinancialReportingfromBankCapitalRegulation［EB/OL］./abstract=1955453.2011，56－60.
［7］EuropeanCentralbank.FairValueAccountingandFinancialVolatility［EB/OL］.ecb.europa.eu/home，2004.
［8］Beatty，A.TheEffectsofFairValueAccountingonInvestmentPortfolioManagement:HowFairIsIt?［J］.ReviewofFederalReserveBankofSt.Louis，1995(January/February)，25－38.
［9］PeterFiecher.ReclassificationofFinancialAssetsunderIAS39:ImpactonEuropeanBanks'FinancialStatements［EB/OL］./abstract=1527107.2011.
［10］JeffreyNgandSugataRoychoudhury.DoLoanReservesBehaveLikeCapital?EvidencefromRecentBankFailures［J］.ReviewofAc-countingStudies，2014，Volume19，1234－1279.
［11］SandersShaffer.FairValueAccounting:VillainorInnocentVictim［Z］.FederalReserveBankofBoston，2010，WorkingPaperNo.QAU10－01.
［12］JackDorminey，BarbaraApostolouandNicholasG.Apostolou.RegulatoryCapitalatRiskunderAccountingRuleChanges，BankAc-counting＆Finance，Volume23，2010，40-46.
银行业监管制度范文第3篇
【关键词】流动性风险；管理；监管；指标
一、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的制度框架概述
中国银监会结合《巴塞尔协议Ⅲ》和国情，对现行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进行了充实和完善，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办法》提出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的定性要求，促进我国银行业建立全方位的流动性风险识别、计量、监测、控制体系，提升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此外，《办法》构建了多维度、多情景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和监测体系及工具。
流动性风险，是指商业银行无法及时获得或者无法以合理成本获得充足资金，以偿付到期债务或其他支付义务、满足资产增长或其他业务发展需要的风险。流动性风险既可能来自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期限错配，以及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其他类别风险向流动性风险的转化，也可能来自市场流动性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的负面影响，即由于外部融资市场深度不足或市场动荡，导致商业银行无法及时以合理价格变现或抵押资产以获得流动性支持。
《办法》中的“流动性风险管理”这部分的内容构成了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的整体框架。商业银行应当建立有效的流动性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体系，确保资产负债错配程度保持在可承受的流动性风险水平内、具有多元化和稳定的负债、具有与自身流动性风险水平相适应的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并具备充分的外部市场融资能力。制定有效的流动性风险应急计划。商业银行应当具有与可承受的流动性风险水平相适应的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确保其满足压力情景下的支付结算和资金流出需要。
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包括以下基本要素：1.健全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治理结构。2.完善的流动性风险管理策略、政策和程序。3.有效的流动性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流动性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体系应当包括完整的现金流测算和分析框架，能有效计量、监测和控制现金流缺口4.完备的管理信息系统。
《办法》中的“流动性风险监管”这部分的内容构成了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和监测体系的整体框架。“流动性风险监管”规定了四项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即：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融资比例、贷存比和流动性比例。提出了多维度的流动性风险监测分析框架及工具，明确了流动性风险的监管方法和手段。《办法》最后是四个附则。
二、借鉴巴塞尔协议提出的流动性风险监管定量标准
巴塞尔银行委员会出台了《稳健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与监管原则》和《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从而构建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的全面框架.在强化资本监管标准的同时，首次提出了全球统一的流动性风险监管的两个定量指标，即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SFR）。
引入的流动性监管框架将着重解决金融危机中凸显的资本流动性问题。主要涉及有两个指标，即流动性覆盖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LCR）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NSFR）。两个比率的计算都涉及对不同类型的资金来源进行分类、分层，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统一的换算，以更为准确地反映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流动性情况。流动性覆盖率衡量银行是否拥有足够的优质流动性资源来提高银行应对短期流动性风险的能力;净稳定资金比率衡量银行是否运用更加稳定、持久和结构化的融资渠道来提高其在较长时期内应对流动性风险的能力。
三、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四大指标和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
（一）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四大指标
1.流动性覆盖率。流动性覆盖率是确保商业银行在设定的严重流动性压力情景下，能够保持充足的、无变现障碍的优质流动性资产，并通过变现这些资产来满足未来30日的流动性需求。其计算公式为：
优质流动性资产是指满足本《办法》规定的基本特征，在无损失或极小损失的情况下可以容易、快速变现的资产。流动性覆盖率的标准不低于100%，其意义：确保单个银行能够将变现无障碍且优质的资产保持在可以通过变现来满足30天期限的流动性需求。
2.净稳定资金比例。净稳定资金比例目的是引导商业银行减少资金运用与资金来源的期限错配，增加长期稳定资金来源，满足各类表内外业务对稳定资金的需求。其计算公式为：
可用的稳定资金是指在持续压力情景下，能确保在1年内都可作为稳定资金来源的权益类和负债类资金。所需的稳定资金等于商业银行各类资产或表外风险暴露项目与相应的稳定资金需求系数乘积之和，稳定资金需求系数是指各类资产或表外风险暴露项目需要由稳定资金支持的价值占比。商业银行的净稳定资金比例应当不低于100%，其意义：用于度量银行较长期限内可使用的稳定资金来源对其表内外资产业务发展的支持能力。
3.存贷比。存贷比计算公式为：
商业银行的存贷比应当不高于75%。
4.流动性比例。流动性比例计算公式为：
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比例应当不低于25%。
（二） 多维度的流动性风险监测分析框架及工具
《办法》提出了涵盖资产负债期限错配情况、负债的多元化和稳定程度、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重要币种流动性风险及市场流动性等多个维度的流动性风险分析和监测框架及工具。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构建多情景、多方法、多币种和多时间跨度的流动性风险监控和监测指标体系。
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监测参考指标，即监测工具主要有:流动性缺口；流动性缺口率；核心负债比例；最大十家存款客户存款比例；最大十家同业融入比例重要币种的流动性覆盖率。
流动性缺口是指以合同到期日为基础，按特定方法测算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内外有关项目未来一定期限的现金流量，并将现金流入与流出相减获得的差额。流动性缺口率是指未来一定期限内商业银行流动性缺口与同期内到期的表内外资产的比例。核心负债比例是指商业银行中长期、较为稳定的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最大十家存款客户存款比例是指商业银行前十大存款客户存款合计余额占各项存款的比例。最大十家同业融入比例是指商业银行通过同业拆借、同业存放和卖出回购款项等业务从最大十家同业机构交易对手处获得的资金来源占总负债的比例。重要币种的流动性覆盖率是指对某种重要币种表内外项目单独计算的流动性覆盖率，主要用以监测商业银行重要币种的短期流动性风险水平。重要币种是指以该币种计价的负债占商业银行负债总额5%以上的货币。
（三）新监管标准的特点
1.监管指标结合国内外，监管对象标准一致
监管指标结合国内外，既引入国际新的流动性监管指标，又保留了符合国情的监管指标。“流动性覆盖率主要监控的是银行短期的流动性风险，而净稳定融资比例则关注长期流动性风险。”银监会国际部主任范文仲曾表示，“银监会参照国际上新的流动性要求，引入这两个新的流动性监管指标，同时，保留了以前跟中国国情吻合的监管指标，比如说存贷比和流动性比例，这样就形成了一套多维度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体系。”
中外资银行监管要求相结合,标准一致。此次金融危机后，各国普遍加强了对外资银行流动性自足能力的监管。《办法》统一了对中外资银行具有共性的流动性风险监管要求，以建立覆盖中外资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的完整制度框架，同时针对外资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特殊性做出了一些规定。此外，针对我国商业银行跨境经营和集团化发展的趋势，《办法》还进一步强调了银行集团的并表流动性风险管理要求，并规定对重要币种应单独实施流动性风险管理。
2.扩大流动性监管的风险覆盖面，加强全面的风险管控能力
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两项指标区别于传统的流动性比例、净流动性资产和资本金等传统概念，新指标计算几乎涉及资产负债表内外业务的各个方面对资金流变动的潜在影响。
净稳定融资比例主要用于保障各种衍生品、表外风险暴露和业务的融资至少具有与它们流动性风险状况相匹配的能够满足最低限额的稳定资金来源。目的是防止银行在市场繁荣、流动性充裕时期过度依赖批发性融资，鼓励其对表内外资产流动性风险进行充分评估。
3.前瞻性分析;多维度的流动性风险监测分析
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是达到独立又互补的两个监管指标，前者要求在压力情境下，银行的流动性能够至少坚持30天，后者要求银行一年以内可用的稳定资金大于需要的稳定资金，反映了银行资产与负债的匹配程度。前者可以加强银行短期流动性管理，避免出现流动性危机，后者则可鼓励银行未雨绸缪，减少短期融资的期限错配，增加长期稳定资金来源，提高监管措施的有效性。
关于多维度的流动性风险监测分析及工具全面已经阐述。
为了缓冲上述两个指标对银行的冲击，监管当局设定了宽限期，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最迟应于2013年底前达到流动性覆盖率的监管标准，2016年底前达到净稳定融资比例的监管标准。日前，新上任的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指出，银行业金融机构需健全科学的流动性考核体系，严格执行存贷款指标日均考核要求，严禁通过发行短期理财产品变相高息揽储、规避监管要求、进行监管套利。加强对国际流动性新监管指标的理解和应用，切实提高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检测的国际框架.
[2]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
[3]finance.省略(新浪财经).
银行业监管制度范文第4篇
商业银行退出对策
一、商业银行退出的概念及类型
商业银行退出是商业银行丧失经营货币金融业务的资格。商业银行退出可以分为行政退出与市场退出。商业银行的行政退出主要是行政指令与行政批文。商业银行市场退出根据退出的意愿分为主动退出与被动退出。主动退出是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的一种主动意愿，是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以壮大自身，或者是实现内部资源的优势整合与优化配置，或者是已经实现其设立时的目的。这种主动退出行为具有典型的内在性。本文主要是就商业银行的被动型退出展开论述。我国商业银行被动型退出的主要方式有接管、撤销关闭、并购，实践中很少采用破产的方式。
接管是指由银行监管部门强制要求商业银行将其全部经营业务交给指定的接管人接管，接管人拥有了对被接管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权。撤销关闭是指银行监管当局对经批准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商业银行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终止其经营活动，并对其债权债务进行清算，最终消灭商业银行的法人资格的行为。并购在商业银行退出中的表现主要是经营管理相对完善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对出现问题的商业银行的兼并与收购。
二、我国商业银行退出监管的相关立法
我国没有关于商业银行退出的专门性法律，只有《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第25条规定：“商业银行的分立、合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商业银行的分立、合并，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按照该规定，对于商业银行的自主合并仍然需要审查批准。
《商业银行法》第69条规定：“商业银行因分立、合并或者出现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需要解散的，应当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附解散的理由和支付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等债务清偿计划。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解散。”这是对商业银行选择以解散这种方式主动退出市场的规定。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38条的规定对已经或可能发生的信用危机影响的相关利益人包括存款人、其他客户；同时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可采取的措施不仅有接管，还可以促成机构重组。第39条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有违法经营、经营管理不善等情形，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予以撤销。这是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的撤销条件的规定。
涉及商业银行退出的法律还有《破产法》、《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第134条规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有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该条规定是商业银行通过破产清算实现退出的基本法律依据。
《公司法》第10章同样适用于商业银行，原因就在于我国商业银行法中第2条规定商业银行是一种企业法人。商业银行法是对其适用的特殊法，而公司法则是一般法，当特殊法没有规定或规定不详细，当然适用一般法。
三、商业银行退出立法上的不足
商业银行退出主要的法律《商业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相关条文数量极为有限，存在着重复，造成商业银行退出有法难依。法律法规对出现问题的商业银行规定的处置方式与手段单一，大都表现为行政性的接管与撤销，这些单一的处置方式与手段通常规定还不统一，在实际运用中的界线难以界定，并且不是同一处置方式在不同的规范性文件中具有不同的实施主体、实施条件与实施程序，不同处置方式的实施标准缺乏明显的区别，导致难以作出最优的处置选择，效率低下，处置技术和手段也都难以提高。
四、我国商业银行退出法律监管的完善建议
1、增强现行的商业银行退出法律的可操作性及其与其他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协调性
（1）加强法律规定的明确性
法律对于相应的商业银行退出方式的监管实施主体、基本的实施程序以及基本的权利义务应该明确规定或者对这些内容规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减少重复与冲突的现象。
（2）提高立法技术
在现今金融自由化与一体化的国际趋势下，国际经验具有很大的价值，可以利用其它国家的成功做法，以提高我国的立法技术。
（3）更加注重程序性规范
如果各种退出方式的实施程序没有相应的规定，那么就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可能扩大了实施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2、逐步建立系统的法律体系
商业银行退出的法律应是一个系统化的体系。它需要借助一定的手段与方法，如对现有的商业银行退出法律规范进行清理以及法律的汇编与编纂。
（1）对明显不适应商业银行现时退出需要的规范性文件予以废除。如《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其所规定的撤销程序也已不适应现时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退出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对其予以废除而重新制定关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撤销的法律。
（2）对仍有适用价值，但其中具体的内容已经不符合商业银行退出规律的规范性文件，只需要对规范性文件中的这部分具体内容予以修订。
（3）对现在仍然缺失的商业银行退出法律制订补充。我国现有的商业银行退出方式对重整、破产等司法处理或是缺乏规定或是缺乏专门的规定，导致在实践中的适用极为有限。因此对这些内容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如美国的做法，对商业银行的破产适用特别法规定的特别程序。
（4）将经过修订以及重新制定补充的规范性文件，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整合，使之呈现体系化的特征。这种整合不仅可以通过编纂的方式形成一个专门、统一的商业银行退出法，还可以通过汇编法律的形式实现。
参考文献：
银行业监管制度范文第5篇
回首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世界金融发展历史，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金融创新风起云涌，新的机构、新的工具、新的市场、新的交易方式和管理方法不断推陈出新，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效率，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内生推动力量。但与此同时，伴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危机和银行危机此伏彼起，金融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在此情况下，如何兼顾安全与效率，处理好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研究课题。
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始终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一方面两者具有统一性：金融监管能支持和引导创新，能消除创新的负面效应，金融创新则包含和促进了金融监管的创新；另一方面两者又是对立的：金融创新增加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监管则可能抑制金融创新的效率。这种矛盾的发展过程，在现实中表现为两者之间的一种博弈。
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博弈能否达到均衡，与监管当局对待金融创新的态度和监管方式密切相关。哪一个阶段金融监管支持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和银行业就会取得快速的发展；哪一阶段金融监管抑制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和银行业的发展就明显偏缓。而且，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也是这样。
一、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乏力：来自监管的滞后约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机构发生了重大变革，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陆续建立，并在90年代后期开始引入了外资银行；在业务交易方面，除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外，创办了个人消费信贷、中间业务、同业拆借、银行债券和外汇交易活动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金融创新。通过这些创新，我国银行业的金融资产品种逐步走向了多样化，不断满足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追求利益和规避风险的需要。
但这只是自我从纵向上比较的结果，若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就不难发现我国的金融创新水平还是十分低下的。
(1)目前国际金融衍生品工具已发展到1200种，外国银行大部分已从传统银行业务转向现代银行业务，但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和创新产品都非常之少，传统的存、贷款和结算业务仍然是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业务主体。
(2)西方国家中间业务收入在银行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已普遍超过25％，而我国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在其全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仅为1．15％、0．9％、3．94％和1．08％。
(3)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已基本形成表外业务同表内资产负债业务各占一半的发展格局，不少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收入已超过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我国银行业的表外业务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结算和业务上，其总量不足银行业务总量的5％。
(4)我国的消费信贷品种和规模非常有限，1999年末在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中的占比仅为2％，而西方发达国家银行的占比达到20％以上。
(5)我国外汇市场仅开设美元、港币和日元兑人民币的即期交易，而且只开上午场。西方国家的外汇市场则是全天候、全球性的市场，绝大多数货币都可进行交易，开有即期、远期、期货、期权等多种交易方式。
关于中国金融创新落后的原因，一些学者已进行分析，如受到体制制约、环境制约、管理制约、技术制约和观念制约；由于市场机制问题、管理体制问题，金融主体创新的意识不强等等，这些方面对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确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从深的层次分析，则是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滞后，导致了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乏力，制约了银行体系向更高级阶段发展。
其一，现行的合规性监管压制了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观能动性。所谓合规性监管，就是把监管的重点放在金融机构的审批和业务经营的合规性上，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要求金融机构只能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违规则要受到严厉处罚，处罚对象包括违规机构和相关责任人。这种合规性监管对于维护金融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安全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特别是由于处罚时掌握政策及把握尺度的差异，同时各金融机构在理解法规和执行时的差异，导致这种监管方式极大地压制了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观能动性。
其二，仍然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金融管制扼制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金融管制的放松是金融创新至少需要的两个金融环境之一。从我国来看，在诸多方面仍存在严格的金融管制，这种管制压缩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首先，在业务范围上，实施严格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抑制性金融监管政策。其次，利率水平还没有市场化，银行存贷款利率基本上是由中央银行确定的。第三，外汇管制十分明显。此外，由于政策把握力度不准，将强化监管等同于加强管制的现象也十分突出。
其三，缺乏创新的消极监管约束了金融创新的发展。所谓消极型监管，就是注重对金融机构的违规行为进行批评、训斥、处分、处罚，而不是对金融机构的合法有益的经营行为进行表扬、奖励；对金融机构各种超出现行规定的创新行为不是结合实际地进行具体分析，加以疏通和引导，而是不加研究地予以堵截和取缔。
其四，金融监管对创新的保护和激励机制尚未形成。监管激励是金融监管当局通过保护产权和推动相关制度措施来推动创新。如制订金融创新专利保护法律，维护金融创新成果的独立性；制订创新的相关条例，明确金融创新的有关程序和有关优惠政策；制订金融安全条例，引导金融机构正确处理好金融创新过程中安全与效率的关系。我国目前这些都是不完善的。
其五，被动的事后监管突出了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监管部门总是在出了金融风险以后再去充当“消防队”，而不是在风险发生前，积极主动加强监管去控制风险。这种情况之下，金融创新的风险效应无疑被放大了，引致监管部门“急刹车”，采取严厉措施进行大规模的整治和规范，从而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自主创新活动。
其六，忽视效率的单一目标监管创造不出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是金融创新需要的第二个方面的金融环境，金融市场的竞争有助于培育创新的主体——熊·彼特意义上的金融企业家。但是在我国，四家国有银行仍然处于垄断地位。而且近年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更加突出了金融安全，安全已几乎成了金融监管的惟一目标，在防止金融机构之间恶性竞争的同时，一些合理的、有助于增进金融体系效率的竞争也遭到人为的遏制。
其七，监管当局自身能力不足，难以充当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按照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的观点，创新的首要步骤是形成“第一行动集团”。由监管当局担当“第一行动集团”是可行的。但是金融监管当局的创新能力却相对不足，由其主导的金融创新供给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创新需求，而且带有明显的政府“偏好”，降低了金融创新的市场针对性。
二、加速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几个现实问题的思考
(一)金融创新：中国银行业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途径从国外银行业的发展看，80年代以来，传统的银行业务已逐步进入衰退期，通过创新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和提供新的金融服务，已成为国际银行业增强竞争实力、稳定和开拓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银行业虽然尚未进入衰退期，但目前传统存贷款业务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利润比重已在逐年下降，必须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随着我国加入WTO，银行业市场将逐步对外开放。因此，中资银行只有加速金融创新，才能增强中资机构的核心竞争力而立于不败之地。
(二)金融创新：新世纪中国金融发展的动力之源
从世界各国金融业的发展来考察，金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改革推动；其二就是创新推动。我国银行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主要归功于体制转换和改革政策的推动。但是，在新的世纪里，金融发展中改革政策因素、体制转换因素的推动力将逐渐减弱，中国金融发展必须依靠新的动力——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内生推动力量，通过金融体系内部各种要素重组或创造性变革所出现的金融创新，可以不断地创立更为合理的金融制度、更为先进的组织管理形式、更为全面和优良的金融业务、更为丰富的金融工具和更多类型的金融机构，由此推动整体金融业不断向前发展。
(三)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基本原则与发展方向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金融业效率的同时对安全却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要充分发挥金融创新对银行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而将其负面作用降至最低，主观方面要求我们从增强金融创新的规范性入手，在创新来临之前，确立正确的创新原则和方向。
1．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基本原则。
(1)收益与风险对称原则。金融创新必须在有效控制风险和实现风险与收益均衡的条件下，既规范稳健，又灵活大胆地进行。
(2)满足金融需求原则。金融创新是为满足现实的金融需求，没有需求的创新是毫无价值的。
(3)国际通用性原则。随着中国加入WTO，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必须考虑到与国际接轨的问题。
2．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发展方向。
其一：为实质经济发展服务的创新方向。金融与经济存在不可分离的依存关系，金融产业的基本功能就是满足实质经济运行中的投融资需求和金融服务性需求，脱离了实质经济运行，金融创新也就失去了实质性意义。因此，必须以开发和强化金融产业基本功能为立足点，以满足实质经济运行中的金融需求为出发点，坚持为实质经济发展服务的方向才能使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具有坚实的基础和真实的动力，才能使创新具有实质性意义。
其二：追赶国际领先水平的创新方向。戈德·史密斯和爱德华·肖等人认为，各种类型国家的金融发展大致沿着一条道路前进，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上处于不同的阶段。按照这种观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会逐步向发达国家靠拢，但是很缓慢。而金融创新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它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有了一条相对的捷径。只要发展加强追赶发达国家水平的原创性创新，加快对发达先进金融领域的吸纳性创新，就能使发展中国家金融产生跳跃性的发展，从而缩短赶超发达国家水平的时间。
开放趋势下银行业的金融创新与监管制度创新（下）
2002-01-14
根据上述两个基本方向，从现阶段我国的具体实际来看，我国银行业应在以下领域尽快取得突破和发展。
网络银行。网络银行是运用信息技术及现代通信技术打破传统的银行组织界限，以网络为基础进行银行业务活动。它通过构建电子的“虚拟银行”，让人们从网络渠道取得、利用金融信息资源，从而提高银行的工作效率以及对客户服务的效用。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网上银行业务，不仅可以突破传统银行服务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而且可利用这次难得的发展机遇，降低业务成本，巩固和扩大客户群体与市场份额。
金融控股公司。全能型金融控股公司，是指拥有若干家从事不同金融业务的独立金融子公司控制权的金融集团。其优点是：控股母公司能运用组合理论、协同理论和能力理论对子公司进行战略协调和管理，子公司作为经营实体独立从事经营活动。因而金融控股集团在整体上可视作全能型银行，在分业经营体制下，提高自身整体竞争力，应对外资银行混业经营的挑战。
中间业务。随着商业银行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转变，投资理财、信息咨询、资产重组和衍生金融工具等中间业务将成为现代商业银行发展的主流，也是商业银行竞争的“聚焦点”和经营利润的增长点，特别是外资银行进入后，将在这一领域形成严峻的挑战，中资银行如不加速金融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在与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中将会迅速败下阵来，丧失这一新的利润增长点。
消费信贷。消费信贷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发达国家信贷消费在消费中的占比一般达40％以上，消费信贷在银行贷款中的占比在20％左右，形式多样；而我国目前仅有2％左右，形式非常单一，必须通过创新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国际金融业务。随着金融经济时代的来临，金融已逐渐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与外资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在办理信用证、款项划拨及各类国际融资业务时都处于劣势，无论是清算服务还是结算业务，其速度和质量均不如外资银行。如不加速创新，迎头赶上，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将丧失这一规模不断壮大的业务领域。
投资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是近年来世界各大商业银行积极创新和发展的业务领域，它的兴起是银行业开始向规模化、全面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我国银行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对加快经济改革步伐，促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有重要意义。
三、监管制度创新构想：提供促进金融创新的监管制度安排
(一)监管制度创新的原则
1．效率与安全相结合的原则。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要将安全与效率同时兼顾，不能重此轻彼。
2．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设计规范的监管标准是维护金融业公平竞争的前提，但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机构按单一的标准进行规范，则很可能会给一些经营情况良好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形成桎梏。
3．短期性与长期性相结合的原则。既应注重在短期内维护金融安全，又要注意在长期内盯住发达国家的金融水平，鼓励追赶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
4．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相结合的原则。既要放松管制，鼓励创新，又要针对放松管制和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加强监管，保持金融稳定。
5．适度监管的原则。监管过严即金融管制会抑制金融创新，阻碍金融业的发展。但是如果对金融创新活动不加监管，则会增加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危害金融安全，反过来也阻碍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发展。因此，从促进创新的角度来看，把握适度的监管是极其重要的。所谓适度监管，如下图所示，就是使监管的收益——成本之差尽可能最大化的监管区域。
(二)适应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需要的监管制度创新构想
1．加快监管理念创新步伐，建立适合和支持金融创新的监管模式。
(1)在监管目标模式上，由合规性监管向目标导向型监管转变。金融监管应该是目标导向的，即监管者规定明确的目标，但不规定具体的做法，只要能够达到相应监管标准，商业银行便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由行为。目标导向型监管是实现由中央银行外部监管为主向商业银行自我管理、自我控制为主转变的必然选择。这种背景下商业银行易于获得相对宽松的金融创新环境。
(2)在监管内容上，由全面监管向重点监管转变，突出加强对资产风险和创新业务的监管。即由支付风险监管向资产风险监管转变，由传统业务监管向中间业务等创新业务监管转变。
(3)在监管方式上，由直接的监管检查向间接的考评监督转变，由普处向监测考评转变。变简单的检查和处罚为间接的监测监督和评价，变单纯的行政制裁为自发的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变一味的经济和行政处罚为将机构升降格、业务种类增减、高管人员准入退出等方面结合起来实施综合治理。通过这种诱导式、监测式监管，变较为直接和严厉的金融管制为间接和相对宽松的市场化监管，给商业银行一定的自主创新空间。
(4)在监管程序上，由风险事后控制监管向风险过程控制监管转变，建立实时监管制度。实时监管与事后监管的区别在于实时监管是对金融业务处理全过程的监管，不仅重视结果，更重视过程。实施实时监管有利于对各商业银行的金融活动及时进行规范和引导，支持和促进金融创新的发展。
(5)在监管组织架构上，由单向被动式监管向双向互动式和联动式监管转变。加强监管者和被监管者进行沟通和交流，促使监管人员对商业银行作出更切合实际的评价，有利于被监管者充分了解相关的监管政策和标准，从而抵消和抑制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
2．逐步改革现有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框架，为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业务创新创造空间。打破“渐进式改革”的常规，实行“跨越式改革”，目标定位在世界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最新走势上，实施统一的监管，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这不仅符合未来混业体制改革的需要，而且即使是在分业经营的情况下，实施统一监管也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和加强对各种类型金融创新活动的监管。
3．建立并启动经营绩效考评和差别监管体系，逐步构造支持商业银行优化发展、加速创新的激励机制。一是建立金融机构市场优化制度，形成有进有退、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二是建立商业银行业绩综合考评体系，形成良性竞争、汰劣扶优的市场化监管机制。三是扶优限劣，建立差别监管制度，鼓励发展快、管理规范的机构加快创新。
4．建立并启动金融创新支持体系，逐步构造银行业良性有效发展的生长机制。一是规范金融创新业务市场准入制度。对有意逃避金融监管、转移风险和投机性强、潜在风险大的创新业务要严格限制，实行审批制度；对有利于增加有效利润、有利于增强竞争实力、有利于改进服务的创新活动要积极鼓励，实行报备制度。二是加强引导，建立金融创新目标导向制度。由中央银行《金融创新指导意见》和《金融创新风险管理指南》等，对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给予窗口指导，督促商业银行加强对创新业务的风险管理。三是建立创新业务绩效评价体系。通过分析各类创新业务的成本利润率、相关业务支持率、资产风险度、内控管理等指标，形成考评机制，真正扶持那些有效益或有潜力的创新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