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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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基本前提范文第1篇

【关键词】本科生 毕业论文 农学 质量

本科毕业论文教学环节是本科教学工作中重要的一环，既是对本科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为创新能力的形成打下基础，也是对本科教学质量的一个综合检验。随着本科教育的规范化，本科毕业论文教学已经成为本科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甚至有下滑的趋势，这已经是本科教育中比较普遍的问题。笔者想把从事农学类本科毕业论文教学工作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和认识提供给大家，抛砖引玉，还望方家多加指教。

1 农学类本科毕业论文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1 毕业论文教学计划安排未体现农业生产特点，研究时间不能保证

按照现行的教学计划，农学专业往往论文和实习结合，安排在第6学期和第7学期之间，而其他专业往往安排在最后一个学期。以河南当地农业生产情况为例，小麦一般在10月份种植，来年6月份收割;紧接着是玉米种植，并在10月收割。周年生产，一年两熟。而学生的实习被集中在一段时间进行，时间安排上跟不上农事进程，也覆盖不了哪怕一季作物的全生长期。由于需要集中时间实习，另一方面也导致其他时间的理论学习时间安排很紧凑。在平时，同学们很难抽出足够的时间参加到老师的实验中去。因此，目前的教学计划，难以让同学们有充分的时间对作物整个生长期进行实习和观察，更遑论周年的观察和研究了。由于时间上不能保证，即使有同学愿意提前参加到老师的科研中，以备以后写毕业论文，也很难保证有足够的时间承担实验任务，所得到的数据质量也不高，毕业论文的质量自然容易大打折扣。

1.2 生产、科研与教学脱节，经费缺乏

作为地方院校，农学专业的老师课题申请竞争很激烈，不少老师基本没有课题经费支撑研究。因此，对于农业生产，往往也离得比较远。即使有部分老师有些小课题，也只能是小打小闹，脱离生产。另一方面，学校扩招，教学经费却并未相应调整。由于对毕业论文的指导，往往是由老师命题作文，出现与生产脱节，炒冷饭的现象也不少。由于研究命题本身缺乏鲜活，也难以激发同学们的学习兴趣。

1.3 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价体系存在缺陷，难以起到导向作用

尽管目前已经建立了毕业论文的监督与评价指标体系，但是其可操作性仍然不强。对毕业论文的评价，往往对格式、形式过于重视，对成绩分布、材料是否齐全较多关注，而对于实习过程监管、论文学术水平的评价等实质性的方面，缺乏行之有效的监控手段。老师们往往因为不忍心影响学生毕业，也存在放水的问题。由于这些原因，毕业论文评价指标体系并未真正起到导向作用。而同学们也往往因此而存侥幸心理，做论文时不好好做，写论文时东抄西抄，甚至有造假的情况。

1.4 学生自身存在的问题

一些同学学习态度松懈，未能认真对待毕业论文工作。认为大四找工作忙，学校不会怎么样。而学校也因为近年就业压力大，而存在放松监管的情况。这更助长了学生们学习态度上的松懈。

知识面狭窄，求知欲不足，难以应付综合性的作业。现有的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养成了学生被动受学的习惯。不少学生，在大学四年中，习惯于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的学习模式，平时很少浏览专业期刊，知识面狭窄，对行业缺乏基本的了解。这样的情况，是很难想象能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能够写出新意和深度的。

综合素质不强，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弱。一些同学缺乏基本的分析综合能力，逻辑思维混乱，语言表达功底差。写出来的文章，不知所云。语病连篇。大学院系往往没有开设大学语文课程，使同学们失去了提高的机会。英语过级的强制要求，使得很多同学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背记英语单词上面。

2 提高农学类本科毕业论文教学质量的途径

要提高毕业论文的教学效果和论文质量，根本还在于学生，毕竟论文是要学生自己写出来的。而各种制度和教学计划，都应该围绕能否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如何杜绝学生的侥幸心理进行设计和管理。为此，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实现毕业论文教学质量提高。

2.1 鼓励紧贴农业生产实际的选题

农学类本科生的培养，主要目的为服务于农业生产。如果学生学习时就脱离实际，毕业后即使参加农业方面的工作，也很难短时期内适应过来。当前不少农学类本科生毕业后，往往在农资行业工作。这类岗位酒需要扎实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因此，如果在毕业论文选题时，就贴近生产实际，将有利于毕业生的能力培养。院校各级部门应该设计配套政策，鼓励指导老师提供紧贴生产实际的选题。同时要鼓励教师积极参加当地农业科研活动，既提高教师本身的业务能力，也为学生实习提供经费保障，以实现以科研促教学的目的。

2.2 根据农业特点，对教学计划作出相应调整

农业生产周期长，难以重复。因此，在毕业论文工作中，要求在实习实践，论文工作时间安排上作出调整。如刘世亮等提出的全程实习模式，能够较好地解决毕业论文时间难保证问题。但是，要实现全程实习教学，必须要在课程设置上作出较大的调整，严格控制学生理论课学习负担，以便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参加老师的科研工作。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取消专门的实习时间，通过教学时间表的调整，让学生自由安排时间，达到实习和毕业论文工作的目的。

3 评价指标要作导向性的调整设计

在毕业论文评价指标中，应该减轻对形式审查的重视，而把更多的注意放到学术价值评价上，同时，应该把是否联系实际，以及论文工作的过程纳入考核的内容。这样，真正从评价指标的导向上，让学生和指导老师对毕业论文重视起来，并主动地把毕业论文工作于农业生产实际相联系。院校各级管理部门应该严格把关，真正做到鼓励先进，鞭策落后。这样，从制度上杜绝学生侥幸心理。

4 鼓励学生尽早参加老师的科研活动

大学生在进校后，应尽早完成专业教育，并在第二学期开始，鼓励学生参加到教师的科研活动中去，在具体的科研中，认识农业生产，拓宽视野。学生们只有到具体的生产实际中去体验，才有可能逐步培养专业兴趣。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学生自己认识到毕业论文将从哪里出来。

5 经常举办学习交流专题报告会，分享乐趣和经验

院系学生工作部门应该密切配合，经常举办特定专题的学习交流报告会。在报告会上，让学生们有充分的机会展现自己的学习成就，并和更多有兴趣的同学交流经验。

经济学的基本前提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范式

从经济学范式特征看，新制度经济学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价值观、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等“硬核”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受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一般均衡方法、个体理性分析方法、经典物理学与现代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放在制度变迁的演化中，通过制度的供给需求来分析制度的演化。在研究对象(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具体分析方法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受到了经济学的影响，同经济学有相通之处。这样，就决定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是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联系、统一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继承与坚持经济学的基本“硬核”，借鉴与吸收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进行经济学的科学综合，进而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制度经济学范式。

一、经济学范式实质上是制度分析范式

经济学范式主要具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指世界观，另一方面是指方法论。从世界观的意义上讲，经济学范式所表明的是经济学家们共同的基本信念和价值标准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经济学范式是指被经济学家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从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来看，它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其内容包括四方面：一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二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科学方法与具体分析方法，三是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四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从其基本内容看，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制度经济理论，马克思采用的是制度分析方法，是较早地把制度纳入经济分析中的理论家。马克思明确地将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定义为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并将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视为真正的社会制度。因此，制度范畴在经济学说中包含着作为经济制度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和作为上层建筑的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体系两个层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种仅限于经济关系领域内的狭义的制度，后者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广义的制度。以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必然涉及并从本质上剖析作为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固定化和规范化表现形态的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的制度体系。

在经济学说中，制度范畴的内涵就是社会形态的“生理学结构”，它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作为社会生产方式即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这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作为生产关系主要内容的生产过程的管理制度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制度，这是由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派生制度。三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等制度，这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产生并决定的上层建筑。在经济学中，“制度”分为狭义的制度和广义的制度，狭义的制度是指经济制度，即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这是仅限于经济领域内的制度；广义的制度是指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即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这是存在于经济、政治领域的社会制度。的制度结构细致缜密，涵盖并详细界定了各种制度内容，科学地揭示了它们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以一种层层递进的结构探讨了各种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

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突出特征和最大贡献就是它以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内部矛盾为根据阐明制度变迁的动力。经济学阐明了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制度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以一定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制度的“外壳”是体现一定生产关系的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在社会制度的总体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制度的“外壳”是政治法律制度等社会上层建筑。从二者关系来看，制度的“内核”是基础和内容，制度的“外壳”是结果和形式，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映与包含前者。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矛盾作为制度体系的内在矛盾是制度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能够容纳并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能存在与发展：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不能容纳与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要被炸毁并被新制度的外壳所取代。马克思正是运用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框架论述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更替，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社会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马克思还具体地分析了生产方式发展引起社会制度变迁的机理：生产方式变化(物质生产方式变化——社会生产方式变化)——生产关系变化——上层建筑变化。诺思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力量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问的矛盾。这实际上是指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方式与其社会形式之间相互作用的原理。因此，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经济学视为一种制度经济学，或一种关于社会制度分析的理论体系。经济学不仅科学地确定了以社会制度为内容的研究对象，而且建立了以各种社会制度为基础的经济学基本范畴与概念体系；不仅具体分析了各种制度因素之间的唯物主义的辩证联系，而且科学地阐述了社会制度的矛盾运动过程及客观规律。今天，我们要实现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就必须继承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在继承经济学经典范式的基础上吸收当代经济学的科学成果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进行科学综合，实现理论创新，努力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制度经济学范式。

二、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应当现代化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不仅要继承经济学经典范式而且必须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吸收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推动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首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以生产方式理论为基本框架的马克思经典范式是迄今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同西方经济学相比，它无论在世界观方面还是在方法论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科学性，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变革还是对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无可比拟的解释力与指导力。其次，我们之所以要实现经济学范式的发展、创新、现代化，是因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两类十分明显的“反常现象”：其一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大量“反常现象”，其二是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的大量“反常现象”。这两类“反常现象”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理论提出了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学只有实现理论创新，才能对新的大量“反常现象”具有适应性，才能形成适应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在信息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在马克思经典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指导下，科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形式所发生的新变化，提出新观点，建立新理论，形成具有现代特征的经济学。再次，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学迅速发展，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经济学应充分吸收这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实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形成制度经济学范式。最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运用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基本原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特征和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并对其进行的科学解释，形成了引人关注的经济理论成果，这为我们进一步进行科学探索，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目前，“经济学范式经过创新发展已经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构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框架，将已有的研究成果整合进来，是该范式今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

从其自身发展趋势看，也需要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兴经济学门类进行科学综合。一般说来，经济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与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胡进，2004)。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发展是一个“建立——革命——综合——革命——综合”的过程。经济学范式的发展过程，不仅是一个纵向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自我扬弃过程，而且还是一个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成果与方法的横向综合过程。从历史上看，经济学经典范式本身就是在广泛吸收当时经济学成果与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构建现代制度经济学范式，应当而且必须充分吸收和广泛借鉴当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与科学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特征是坚持“理性——个人主义——均衡”的分析框架和数学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这种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方法把经济学看成是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的科学。二是个体主义占主导的方法论原则与基本内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继承了个体主义的原则，并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人”假设，使它成为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三是坚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均衡分析为基本方法，因为“经济人理性”要求行为的一致、有序和可观测，而只有处于均衡状态的人的行为才是稳定的，具有可观测性或实证性，才能表现出“理性”。四是广泛应用数学方法作为主要分析手段，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最显著的特征。总的来说，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本身具有局限性并日益面临经济社会生活的挑战，但其实证分析方法、个体主义分析方法、一般均衡方法和数学方法有其一定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因而是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应科学借鉴和利用的。如果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为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方法，那么西方经济学门类的发展则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20世纪以来，新制度学派、西方马克思学派、结构主义和演化经济学等学派广泛发展起来，其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从总体上看，西方经济学各新流派的基本共性是在许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学的影响，坚持“制度——历史——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和多元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及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激烈批判。西方经济学新流派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与主张，接近于经济学，成为构筑现代经济学大厦的重要理论来源。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新流派中，新制度经济学是最值得注意和借鉴的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制度，或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拓宽到制度领域里。新制度经济学所运用的分析方法很多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方法。如，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供给——需求”一般均衡方法及经典物理学和现代数学的方法，特别是引入实验室实验和计量经济学检验的方法。二是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经济实绩与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三是在分析框架的确定上深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理论的影响。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存在许多重要区别，但二者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性及相通之处。第一，在分析方法上，二者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特别是动态的历史分析方法，因而这两种理论都具有历史感。“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第二，两种理论都重视意识形态在制度稳定与创新中的作用，都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变化滞后性。第三，在制度创新的动力问题上，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都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寻求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源泉。因此，当代经济学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特别是吸收和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与成果，进行科学综合，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不仅必要，而且也可行。通过现代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体系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不仅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而且还能在寻求融合的基础上带来重大的理论创新，进而构建现代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三、怎样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

从总体上说，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就是以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来统一整个制度经济学理论，建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崭新形式。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能承担这一重要任务，是由于马克思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具有涵盖或涉及各门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的理论广度，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运用独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来解剖制度本质和制度变迁内在历史逻辑的理论深度。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必须实现同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因为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经济学体系，它为我们勾画的是一个远距离、深层次、长镜头般的制度分析框架，揭示了制度的真正起源和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规律及其基本趋势，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制度变迁观。但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历史任务所决定，对短时期内的具体制度变迁过程，这种研究就无法直接回答。制度分析框架既缺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深入的微观分析，又未能采用现代分析技术对理论进行精细化的处理和数理分析。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进行综合，某种程度上就是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是一项宏大的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工程，需要科学设计、正确推进。从总体上说，这一工程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一是构建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首先，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建立的制度分析框架，即从制度的角度来整理和构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框架：通过对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一定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这一研究是本质层次的，它必然涉及并要求从本质上剖析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体系，最终形成一个人类社会长期的、本质的整体制度分析的框架结构，以此作为一般制度分析范式的基础。其次，在制度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吸收新制度经济学一些相关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构建一个综合的制度分析的科学框架。二二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具体形式，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及其客观规律，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基本原理，提出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经济学的新观点。三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具体形式，揭示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及客观规律，确立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提出市场化、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国化的新观点。

具体说，进行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构建制度经济学范式应抓住以下三个主要环节：

(一)在经济学宏观根本制度的研究基础上展开对微观各项具体制度的研究，实现研究对象的制度经济学综合。总体而言，制度经济学属于宏观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经济学体系。制度经济学试图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同社会形态之间过渡的客观必然及其各种主客观条件，并从现存社会制度内在的矛盾推演出未来理想的社会形态。它既体现人类尊重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又体现人类理性构建能力和对美好社会制度的追求”。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定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是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制度，是微观的企业制度、产权制度等具体经济制度，这是社会根本经济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制度经济学将这两方面内容结合起来，一是要在生产要素所有制、劳动制度、管理制度、分配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根本制度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和国家制度等各种具体制度，即在分析社会形态内在结构的基础上分析人们的具体行为规则。二是要在分析各种法律、契约、政府和公司等正式制度的同时，研究各种意识形态、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等各种非正式制度。三是要在分析各种制度本身的基础上，分析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这样，既可以从深层次上揭示制度的起源、本质和变迁的真实过程，又可以用更简洁、生动的语言和技术手段来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表现形式与运行方式，从而在本质经济学与表象经济学的统一上实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

(二)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基本框架下运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制度经济学的总体分析框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这是揭示制度起源、本质和真实演变过程的科学方法，显然这是一种整体方法论。“马克思的总体方法可以概括为总体性、社会性、制度性、历史性和阶级性五个基本方面。经济学中深刻地蕴涵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体规定性、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的理解”。同时，制度经济学还应采用个体方法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所采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这是因为个体分析方法在细致描述和刻画制度形成和变迁特征方面，在运用数理模型来描述和分析具体的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过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个体方法论能容易地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从而使制度经济学能使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和描述方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总体过程进行更细致、更具体的描述，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更好地把握制度及其变迁的内在逻辑。因此，我们应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框架下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来补充与完善制度经济学。

(三)在阐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的基本前提下详细分析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实现基本理论的制度经济学综合。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的扩张能力即物质生产方式的繁盛与生产的社会形式及其生产关系的适应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应当而且必须将社会制度的变迁历史唯物主义地置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来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的变迁表面地置于“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来分析，认为制度变迁主体对制度变迁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计较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也认识到在人的动机背后决定人行为方式的客观力量。前者可称之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后者可称之为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构建制度经济学，就是要揭示与阐明制度变迁两种动力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内在联系：当生产的物质发展要求生产的社会形式进行相应变革时，必定同时存在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制度变迁主体会通过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比较来努力实现该种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如果仅仅停留在制度变迁根本动力的分析上，我们将难以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制度形成的具体步骤、原因及制度变迁的具体方式和过程，更不能对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进行数理模型描述和定量分析。只有在阐明制度变迁根本动力的基本前提下详细分析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并将这两种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全面揭示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

从总体上说，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的主要内容，既包括研究对象与分析方法的综合，也包括理论观点的科学综合。通过这些综合，一方面使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使制度经济学得到丰富、完善、发展与创新，形成制度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制度经济学这一科学范式体系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是制度经济学的“硬核”部分，如，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及以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的制度分析框架，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及以此为核心的矛盾分析方法、整体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以及关于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基本主体和主要内容等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等。二是制度经济学的“保护层”部分。如，制度经济学的综合分析方法：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框架内运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在马克思历史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运用“成本——收益”的均衡分析方法；在马克思矛盾分析方法的前提下运用“谈判——合作”的博弈分析方法；在马克思逻辑分析方法的前提下运用“数理——模型”的数学分析方法。又如制度经济学的新观点：制度变迁的动力是根本动力与具体动力综合作用的统一：制度变迁的范围是宏观制度变迁与微观制度变迁的统一；制度变迁过程是长期制度变革与短期制度调整的统一；制度变迁的主体是社会集团的集体力量与个人参与的统一，等等。

实现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是一种理论的创新和思想的深化，这种综合是经济学价值判断的综合和演变过程。它既是一种方法论的创新，理论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的拓展，又是一种关于制度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学思想认识的深化。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框架和理论结构是科学的，它需要综合和补充的是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新的研究成果，它需要的是自身理论框架的进一步拓展和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的发展为丰富和发展经济学提供了营养，经济学是一种开放的科学体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符合科学发展的正常模式。

四、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研究的基本结论

(一)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及西方经济学有重要区别。无论从世界观还是从方法论方面看，经济学是迄今为止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应坚定不移地坚持经济学的基础地位与指导作用。同时，应把经济学研究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努力实现其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构建现代经济学范式。

(二)新制度经济学尽管在其阶级立场、价值观和基本方法等基本“硬核”方面是错误的，但其研究对象和具体分析方法与成果等方面有许多科学因素和积极意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具有对立性而且具有互补性、相通性。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经济学的基本前提范文第3篇

[关键词]诚信；经济人；理性；制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5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44-0124-02

1 经济人―理性经济人―诚信经济人

“经济人”假设思想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是这样解释“经济人”假说的内涵：经济人是自利的（Self-interest或Utilitarianism），追求自身最大利益是驱动其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经济人实现自身最大利益的过程同时也是扩大社会财富、富国裕民的过程。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事实上成为以后各种西方经济学流派共同前提，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起点。此假设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工作动机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亚当・斯密把个人利己主义这一功利思想的中心点作为他整个经济研究的根本前提或出发点，并演绎出自己的整个经济理论体系。因此，他认为“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利益。

围绕“经济人”论题的研究和分析始终是西方经济学的热门话题。虽然不能肯定“经济人”可以解释人类的所有行为含义，但它确实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人类是否（或应该是）完全由自利的动机所驱策，而在于社会能否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所理解的自身利益。在逐利的过程中，经济人将其智慧演绎到最大程度，即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在实现其个人目标和自身价值时，通常的情况是出于自利考虑，由于受到自身以及外在条件的限制，理性经济人难以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其原因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经济人是有限理性（b ou nde drationality）的经济人。西蒙认为，决策者并不是绝对的理性人，他掌握的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一方面，决策者不能找到全部备选答案。实践表明人们只能寻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决策者并不能完全了解备选方案的所有后果，理性经济人以已知的经验关系和有关的现实状况的信息为依据对未来进行某种预测，从而达到“相对满意”的状态，实现经济人有限理性最大化。

2 我国社会转型期的诚信问题分析

2.1 诚信：儒家提倡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

在中国传统价值观体系中，儒家道义论以正统的权威统治着人们的行为和需要。儒家把实现人伦道德关系之和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崇高价值目标，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儒家的一整套经济伦理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儒家经济伦理思想集中表现在生产行为的道德评价方面，强调以义生利，即利不离义，“义，利之本也”。在此基础上，“诚信”是儒家所一贯提倡并力求践履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诸如以义生利、生财有道、勤俭节约、勤劳敬业、诚实守信等价值观，对我国古代社会道德生活和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2.2 诚信：计划经济体制下缺乏物质根基的理想化追求

计划经济体制主要通过国家计划来实现整体上的资源配置。计划经济体制下伦理规范的特点是约束经济个体的行为，刻意弱化经济主体的利益要求。在计划体制中，个体的利益划分不明确，追求利益是被弱化的，同时强化个人对国家、社会的义务、责任和良心。造成权利与义务的失衡，从而破坏了诚信道德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在这种条件下，集体、个人利益的差别及变化不取决于自身努力的程度，而是国家各种政策的调整。

2.3 诚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最佳有效配置，最大限度地追求高效率、高利润。因此，实用、高效的价值观念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突出的要求，即对社会功利和效率价值的追求。肯定个体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如果过分重视“义”而藐视“利”，则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经济人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和追求的目标。充分肯定个人正当物质利益合理性和道义性就成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伦理因素，传统的诚信观念，尤其是计划经济的理想化的诚信观念，面对功利主义、竞争观念、致富意识成为主流的市场活动，具有“软约束”特征的道德观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市场经济是平等、自由、开放和竞争的经济，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增多，谋求利益必然导致竞争过程中不同的竞争主体利益关系的联系性。

3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诚信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从新理性经济人出发，提出修正正统经济学理论的主要观点。从纯粹的经济学分析来看，当个体不诚信的预期效用超过从事其他活动的机会成本时，他会选择不诚信或违约。莱本斯坦认为任何个人都有双重性，即具有理性倾向――注重计算、坚持标准和追求最大化的倾向，还具有非理性倾向――不重计算、不坚持规则和机会主义倾向。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来看，制度的功能在于抑制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和乖僻的个人行为，促进信任和合作。

3.1 遵守诚信的市场原则有利于提高经济绩效、降低交易成本

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开始，市场经济与利益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整个的经济秩序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市场经济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是计算成本与收益的，降低交易成本是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前提，是市场有序运行的标志。交易成本也指交易费用，是在交易活动中支付的非生产性成本。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的中国企业诚信状况调研报告显示：我国企业每年因为信用缺失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由于诚信的缺失，如违反约定、拖欠货款、虚假宣传、质量欺诈等，使企业和个体谋求经济利益的效用大大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恶性化。在市场经济中，诚信与交易成本成反比。诚信规则愈广泛，市场行为愈规范，经济效率愈高，交易成本愈 低。

3.2 构建诚信的制度框架有利于社会经济和谐、有序的发展

诚信成为道德观念，是社会经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行为规范，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会随着社会发展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从我国义利观变迁的路径来看，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历着不同的社会经济问题，表现在经济伦理观念上就是原有的价值观与新的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地出现明显的道德和价值观念的紊乱，甚至短期的“恶化”现象。普遍存在的诚信缺失，导致经济秩序混乱、经济效率低下。因而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体系中“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不仅包含着明确的道德判断，而且涵盖着经济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命题。追逐利润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但利己的同时每个人还必须考虑利他人，损人利己不能达到利己的目的，只有激发他人之利己心，才能使他人为自己提供某种利益。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要求经济行为主体主观利己客观利他，实现互利互惠。其关键问题在于诚信原则的遵守程度，尽管亚当・斯密对“经济人”理性自利推崇备至，但是在他看来个体的经济行为都具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一定的道德和法律制度。在科斯、布坎南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任何一个与社会规则相悖的现象出现，其终极原因都应该从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中寻找，而不应该仅仅归结于个人行为。

市场经济的行为是一种自利行为，而自利行为的限度是由一定的制度环境决定的，个人行为的无序和混乱实际反映的是制度的不健全，制度是构成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约束。制度存在的意义在于满足人的需要的同时限制人的需要。在有制度约定的买卖活动中，人们既不是无私奉献，也不是利欲熏心，而是遵从等价有偿的互利互惠原则。在有制度约定的交易活动中，每一个经济行为主体会理性选择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市场提供的制度环境，使每个人尽可发挥自身的优势，寻找各种可能的机会以实现效用的最大化，但必须恪守一定的制度和规则。换言之，个人的自利或利他，诚信与不诚信，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利己心和公利心，而是取决于制度安排。人总是自利的，他根据为自己打算的目的，并依据从制度性环境中得到的回应所形成的预期而采取行动。如果存在一种制度，它一方面激励人们为己自利，另一方面也要求人们在自利的同时，也要利他，那么个人的自利行为就是注重诚信的利他性自利行为，是互利互惠的；反之，如果现存制度对损人利己行为的不诚信行为惩罚度很低，甚至对违规行为没有惩罚，会从负面引导人们的行动，从而导致损人利己现象的普遍性，引致人与人社会交往的互损性。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7.

经济学的基本前提范文第4篇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经济学的基本前提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人”假说

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 体制转轨

“经济人”的概念历史悠久，仅仅把“经济人”理解为一个简单的概念，认为它只是为了理论简化的目的而存在的观点是片面和不完善的；笔者认为应该把“经济人”当作一种假说来看待，因为作为一种假说“经济人”是一系列命题的组合，其内容是历史、现实等很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经济人”假说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一，它自提出开始就不断地受到批评和指责，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使得“经济人”假说完成了从提出、发展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对于“经济人”假说的认识，我国经济学界是伴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一进程不断的得以深化的，并且经济学界越来越倾向于承认这一前提，但是还存在很多的误解和偏见。本文对“经济人”假说的发展进行了简要概述，并对这一假说在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中的运用进行了分析探讨。

一、“经济人”假说的提出与发展

（一）古典时期。

“经济人”的思想是由重商主义者首先提出的，但将“经济人”假设系统的引入并运用于经济学研究中却是从斯密开始的：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以“经济人”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基本立足点展开他的论述，尽管斯密没有直接使用过“经济人”这一术语，但是此时他关于“经济人”的思想已经成形了。斯密在他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下，认为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存在着某种“自然秩序”，且这种秩序是完美的由于它的运行“经济人”在追求私利时就会不自觉地实现公利，即利己的活动对社会是有益的。边沁在“经济人”思想的发展史上也有很显著的贡献，为“经济人”假说奠定了道德和心理学的基础。西尼尔和穆勒主要从方法论方面对“经济人”假说进行了探索，认为“经济人”是抽象人不能完全等同与现实中的人，只是现实中的人的一部分而已；主张“经济人”仅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的假设。穆勒等人将“经济人”的利己本性发展为最大化原则。后来帕累托提出“经济人”概念时吸取了“边际革命”的成果，并建立了“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如何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在帕累托的时代，已经比较系统地完成了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和“看不见的手”的社会效果的论证。

（二）新古典时期。

这个时期的“经济人”假说的发展是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主要代表有杰文斯、瓦尔拉斯、马歇尔等经济学家。

（三）广义“经济人”假说时期。

他们将“经济人”假说推广应用于非经济学领域中，扩充了“经济人”的最大化目标，引入了非货币收入的因素。主要有：西蒙的有限理性论和次优理论，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贝克尔的经济理论等。

（四）对现代经济学中人性假设的反思和展望。

1998年，诺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承认经济学在研究世界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时，经济学需要人类“自利”普遍人性的假设，以追求最大化的目标来描述解释和预测经济生活；但是应该加入伦理的内容，承认人类行为动机的多样性，使人性假设最为逼近真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于“经济人”与“道德人”分离的“斯密问题”如果说从开始就被误解，那么在经济学研究中这种分离现象是客观存在，经过不断的批判和修正，特别是阿马蒂亚·森的研究这种情况得以复归。

二、“经济人”假说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作用

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各种资源包括：人利资源、非人力资源、时间等资源还存在稀缺性，还不能实现按需分配的理想的分配模式，故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经济关系的主体必然满足“经济人”假说。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即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生产资料全部归社会占有，以群体的利益代替个人的利益，完全否定通过市场来客观评价个人贡献的机制而用身份、等级、职权等方式来代替。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对人在经济活动中的选择和行为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它们各自内含的人性假设是不同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假定人是“道德人”即参与主体是理性的是非自利性；市场经济体制下假定人是“经济人”及市场参与主体理性的并且是自利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还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但这种行为不能直接表现出来只能通过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计划经济体制不承认个人追求私利的合法性剥夺了个体追求私利的权利，此时企业缺少自主权没有足够的激励约束机制促使企业的高效生产，“道德人”只是缺少经济权利的单方面的“义务人”而已，这显然不符合人们追求私利的目标，故必然会导致生产的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状况。

三、结论

“经济人”假说已经奠定了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地位，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改变传统文化中对于道德的强调远远重于对利益的强调的局面，通过对“经济人”假说历史发展的研究，我们认为“经济人”行为是现实社会中一种普遍的存在，应该成为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过程中必须承认的一个基本前提。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承认“经济人”假说的前提下，通过建立一种恰当的机制，促使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客观上有助于社会整体目标的实现，为在新的时期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深化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王新新，“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及其现实意义［J］，《甘肃社会科学》，1998，(3).

[2]张延，对西方经济学基本前提假设的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19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