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产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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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产生的条件范文第1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比较；启示
中图分类号：F09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3）06-0014-08
一、 马克思经济学的地租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地租理论是其经济学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指出：“无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资本主义地租由于形成的原因和条件不同，可以分为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两种基本形式。此外，地租还有城市建设地段地租、垄断地租和矿山地租形式。
1. 级差地租
（1）级差地租的形成
级差地租是由农产品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构成的超额利润转化而成的地租。土地因肥力不同和地理位置不同，从而形成优、中、劣三种不同的等级差别。由于土地是有限的，只经营或耕种优中等地产生的农产品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必须要投资劣等地，因而农产品的社会生产价格必须由劣等地的生产条件决定的。而投资于优、中等地的农业资本家，由于其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便可获得超额利润，将这部分超额利润缴纳给土地所有者便是级差地租。由此可见，级差地租形成的条件或基础是土地质量优劣程度的差别。
级差地租产生的原因是土地的资本主义经营权的垄断。土地经营权的垄断决定了农业资本家经营土地的等级不一，租种优、中等地的农业资本家可以长期稳定地保有相对有优势的生产条件，从而能够长期稳定地取得超额利润。
级差地租的来源是农业雇佣工人的超额剩余劳动。表面看来级差地租似乎来自于土地这个自然条件，实际是耕种优等地和中等地的农业工人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可在同一时间内可比耕种劣等地的农业工人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
（2）级差地租的形态
级差地租根据形成条件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形态，即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
1）级差地租Ⅰ，它是个别资本投入不同地块具有不同生产率的结果。根据形成原因不同又可分为由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形成的级差地租Ⅰ和由土地的地理位置差所形成的级差地租Ⅰ。土地位置好坏可由土地与市场的距离来表示，市场距离最近为优等地。
2）级差地租Ⅱ，是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追加投资的资本生产率不同而产生的级差地租。在同一块土地上追加投资主要是进行集约经营、精耕细作，改良土壤，改进生产技术等方式来提高农产品的产量。
2. 绝对地租
（1）绝对地租的形成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土地私有权的存在，农业资本家租种任何土地都必须缴纳的地租就是绝对地租。
绝对地租形成的条件是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由于租种劣等地的农业资本家必须获得平均利润，农产品的出售价格就必须高于社会生产价格，这就要求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资本有机构成，使等量农业资本可以比等量的工业资本推动更多的活劳动，从而在剩余价值率相等的条件下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
绝对地租产生的原因是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土地所有权的垄断阻碍、排斥和限制了资本向农业部门的转移，使农业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不参与社会利润的平均过程，从而使农产品能够按照高于社会生产价格的价值出售。
绝对地租的来源依然是农业雇佣工人的超额剩余劳动。绝对地租是农产品价值中超过平均利润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它依旧是农业工人创造的，体现着农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共同对农业雇佣工人的剥削。
（2）农业有机构成赶上工业有机构成条件下绝对地租的来源
马克思指出一旦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条件不存在了，由超额利润转化而成的绝对地租就消失了。但只要土地私有制没有消灭，土地私有权垄断依然存在，绝对地租就依然存在。但这时的地租与之前分析的绝对地租的来源有所不同，这时的地租“只能来自市场价格超过价值和生产价格的余额，即来自于产品的垄断价格”[1]。
3. 城市建筑地段地租、垄断地租和矿山地租
（1）城市建筑地段地租
城市建设地段地租是建筑资本家为取得用地使用权而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但城市建筑地段地租是为了获得生产场所而支付，土地本身并不直接参与到产品的形成中。此外，城市建筑地段地租还有自身的特点：首先，在建筑业中的土地位置对级差地租Ⅰ起决定性的作用，越是接近市中心的地租就越高；其次，城市建筑地段地租的主要形式是级差地租Ⅱ；再次，城市建筑地段地租最终是由建筑物的使用者来支付的；最后，由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垄断性地租较为突出。
（2）垄断地租
垄断地租不是任何土地都能产生的，它只产生于具有某种独特自然条件的土地。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葡萄园在它所产的葡萄酒特别好时（这种葡萄酒一般说来只能进行比较少量的生产），就会提供一个垄断价格。由于这个垄断价格（它超过产品价值的余额，只决定于高贵的饮酒者的财富和嗜好），葡萄种植者将实现一个相当大的超额利润。这种由垄断价格产生的超额利润，因土地所有者对这块具有独特性质的土地的所有权而转化为地租，并以这种形式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便是垄断地租”[2]。
（3）矿山地租
矿山地租是指工业资本家为采掘矿藏向矿山土地所有者租用矿山所支付的地租。它反映了土地所有者和采掘工业资本家共同剥削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关系。矿山地租也具有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三种形式。
4. 土地的价格
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土地是私有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凭借土地私有权获得地租，因而土地就能够以一定的价格买卖。但是土地价格并不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土地的买卖实际上是地租的资本化。就是说一定面积和丰度的土地价格相当于这样一笔货币资本：把这笔货币存入银行所获得的利息，等于这块土地出租所获得的地租。因此，决定土地价格的因素是地租额和利息率，土地价格与地租额成正比，与利息率成反比。[3]
二、西方经济学的地租理论
1. 主流经济学的地租理论
（1）租金、准租金与经济租
租金，就是指任何具有固定供给特征的要素（譬如有些人天生的好嗓子即天赋才能）服务价格。后来，租金泛指是指一般资源或要素的服务价格，而不管该资源或要素的供给如何。资源或要素从整体上来讲是一种绝对性的固定供给，从个体上来讲则是存在相对的固定供给。这种生产要素的服务价格与租金十分相似，被称为“准租金”。准租金就是指供给量暂时固定的生产要素的支付，即固定资产在短期内所得到的收入或固定生产要素的收益。进一步地说，放宽供给固定的条件，提供一定数量的要素，生产要素实际得到的报酬与使该要素被供给出来所必须支付的报酬之间的差额就是“经济租”，即要素的实际收入超过其“机会成本”的余额。
如图1，在以横轴表示要素数量，纵轴表示要素价格的坐标系中，要素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分别为曲线S和曲线D，二者相交的均衡点为E，决定了要素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分别为R0和Q0要素的全部收入为OR0EQ0，根据要素供给曲线，要素所有者所愿意接受的最低要素收入为OAEQ0。因此，在要素的供给曲线以上，要素的均衡价格R0以下的区域AER0为经济租。该部分即使去掉也不会影响要素的供给量。
显然，经济租的大小取决于要素供给曲线的形状，供给曲线越是陡峭，经济租部分就越大。特别地，当要素的供给曲线是垂直时，要素的全部收入就都变成经济租的部分。可见，“租金”实际上是特殊的“经济租金”。
（2）土地的价格和地租的决定
西方经济学中认为土地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报酬一样，土地所有者赚取的收入就是他向土地使用者收取的地租。
按照均衡价格理论，地租是由土地市场上的土地供给曲线和土地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的。就一个整体经济而言，供给量是固定的，土地供给无弹性，其市场供给曲线为一条垂直线（这里假定土地没有自用价值），即图2中的S线，土地总供给量始终为Q0。这样，决定地租的唯一因素便是土地的需求。土地的需求曲线D如同其它要素的需求曲线一样向右下方倾斜。在图中将土地的需求曲线D与供给曲线S综合在一个坐标系中，其交点E就是均衡点，OR0为地租水平，OQ0是土地的数量。
上述地租理论还可给出一个关于地租产生的解释。如图3所示，土地供给量固定不变为Q0，供给曲线为S曲线。假设开始时对土地的需求为D0，从而地租为零；由于人口增加使粮食需求增加导致粮食价格上涨，或是由于技术进步使土地的边际生产力提高，土地的需求曲线开始向右上方移动至D1，从而地租开始出现为OR1。由此可见，地租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的稀少，供给无法增加；如果给定了不变的土地供给，则地租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土地需求曲线的右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增长对粮食需求的进一步增加，市场上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土地需求曲线由D1向右上方移动至D2，地租水平由OR1上升到OR2，地租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4]。
（3）级差地租
土地的需求取决于它的边际收益产品，因此土地的边际收益产品（MRP）的差异便导致了不同地区的地租出现了差异即产生级差地租。根据MRP=MPP（要素的边际物质产品）×MR（要素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边际收益） ，故导致MRP差异的就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MR的差异，特定商品的需求越大MR越大。二是MPP的差异，对于工业而言，土地的地理位置不同就会导致土地的生产率不同；对于农业而言，由于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导致土地的生产率不同。由MPP的差异即由于土地的肥沃程度以及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导致的生产力不同所产生的地租便是级差地租。
图4优等地和劣等地的地租比较
具体来看，边际生产力理论对于解释级差地租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思路。假定是凹性的生产曲线，它反映了“成本递增法则”，同时假定只有土地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5]
如图4所示，左边表示优等地的地租，工人的工资水平是OW，工人的数量为OQ，边际生产力曲线为FH，因此，雇佣工人的工资总额为OWHQ所围成的矩形面积，此时地租为WFH所围成的扇形面积。右边所示为劣等地的地租，同样的工资水平OW工人人数减少为OQ1，边际生产力曲线为F1H1，此时，雇佣工人的工资总额为OWH1Q1所围成的矩形面积，地租为WF1H1所围成的扇形面积。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优等地的地租明显大于劣等地的地租，说明优等地的边际生产力高，因此地租多，两者之间的差额FF1H1H所围成的扇环面积即为级差地租。[6]
2. 西方经济学中其他学派的地租理论
（1） 杜能的地租理论
杜能假定一个孤立的城市，城内各种土地的肥沃程度和劳动生产力相等，对任何一种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和生产成本也相同。土地归土地所有者拥有，土地所有者和农民之间存在自发的竞争。
杜能指出某种产品的产地价格等于中心市场价格与产地至中心市场之间运费的差额，这个运费实际上就是位置地租。农民的竞争最终会使地租呈梯度状分布，依中心市场远近形成同一产品水准的均等价格区域，亦即区位地租分布的圈层。[7]
（2）阿隆索的地租理论
阿隆索（Alonso）在《区位和土地利用》中提出了竞价曲线（bid price curve），发展了杜能的地租理论，并进一步将其引入城市地租的分析，从而在统一的框架内说明了城市和农业土地利用，级差地租形成的原因以及地租的分布状态。[8]
如图5a，图的上半部分是达到均衡时三种农作物的竞租曲线，表示在任一距离上农民愿意支付的地租。实线是竞价曲线的包络线，它决定了地租的梯度。沿着实线的任一段，该种农作物的种植者都愿意比其他种植者付出更高的地租。这样农产品生产就成同心圆的形式，越靠近同心圆的圆心，地租越高。图的右下部分给出了该同心圆的1/4。图5 b所示的城市中，上半部分是达到均衡时城市不同功能区的竞价曲线，表示在距离市中心的任一距离上，使用者愿意支付的地租。越靠近同心圆的圆心，地租越高，而越的同心圆所表示的地租越低。 三、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
地租理论比较分析 通过上述对马克思地租理论和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的阐述，我们看到两者对于地租理论的研究既有一些共性，也有本质上的区别。
1.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的共性
（1）在来源上，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地租理论都源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马克思摈弃了其中庸俗的成分，借鉴和吸收了其中合理和科学的成分，深入阐述了地租的来源、形成条件等。西方经济学的地租理论则在亚当・斯密及李嘉图的思想之上，由克拉格的边际理论建立起西方经济学的地租理论。
（2）在研究对象及其认识上，两者都是阐述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生产要素――土地的使用及其要素收益的分配问题，并认为地租是土地的所有者的报酬。马克思指出地租是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西方经济学认为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向土地使用者收取而赚得的收入。
（3）在内容上，二者都有对地理位置不同，土地肥力不同而导致的级差地租的分析，以及对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产品需求增加而导致对土地需求的增加甚至连劣等地都不得不利用过程的分析。
2.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的区别
（1）地租主要形式区别
马克思经济学坚持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制度条件下从产权以及人们之间相互经济关系角度科学、全面地考察什么是地租以及地租的形式[9]。马克思在探索地租理论前已经对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成本理论等进行了充分的研究，通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利润率转化成平均利润率并形成平均利润的基础上深入说明了地租的实质及其各种具体形式。马克思认为地租有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两种基本形式，还有城市建筑地段地租、垄断地租和矿山地租形式的地租。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则回避地租所反映的经济关系，撇开所有制来分析地租，将地租定义为地主将其所有的土地租给他人使用所获得的报酬。于是资本家占有和支配土地生产要素并获得报酬就是理所应当的，从而巧妙地掩盖掉了资产阶级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地租没有也不可能有对绝对地租的考察。此外，马克思经济学对建筑资本家、垄断资本家以及工业资本家为取得有关土地使用权而向土地所有者所缴纳的地租分别做了考察。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由于回避所有制关系，自然也不会有如此详细的划分和研究。比较可见，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分析更为深刻，为雇佣劳动者利益呐喊，西方经济学则是在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立场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统治服务。
（2）级差地租的区别
马克思经济学的地租主要有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两种基本形式，其中级差地租又可进一步划分为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两种形态，即考虑到了在同一块土地上因连续追加投资的资本生产率不同而产生的级差地租Ⅱ。西方经济学无论是主流西方经济学还是其他流派都只有对于级差地租Ⅰ的分析和解释，主流经济学主要是从边际产品收益的角度，用边际生产力的理论解释级差地租。空间经济学家以竞价曲线（bid price curve）从空间地理位的角度来考察地租，实际上相当于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级差地租Ⅰ。说马克思经济学在分析地租时充分考虑到了技术水平，不同劳动者劳动能力和努力程度的差别所引起的地租的差异，而西方经济学则缺少对这一部分的考虑与研究。
（3）地租产生原因和形成条件的区别
马克思经济学地租理论与所有制紧密联系在一起，说明农业资本家与其他资本家一起对整个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行着共同的瓜分。认为绝对地租的产生是由于土地私有权的存在，级差地租产生的根本原因则是土地经营权的垄断。绝对地租产生的形成条件是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资本有机构成，土地等级的差别是级差地租的形成条件或基础。从而深刻地揭示资产阶级的剥削性和对雇佣劳动者的压迫。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采用了边际分析方法从成本的角度，以供需平衡的理念，采用具体的图形来直观阐释地租的形成。其理论没有也不可能分别对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产生原因和形成条件的分析，只是笼统地从供给与需求关系的角度来说明。认为地租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土地资源稀少，而土地的供给却不能增加所导致的。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土地的整个需求的增加，即土地的需求曲线的整体右移导致。
（4）土地价格问题的区别
马克思经济学假设人是社会的人，其地租理论以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认为自然土地没有价值，但其有使用价值，表现在地租上即土地收益的资本化。土地的价格并不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一定面积和丰度的土地的价格相当于这样一笔货币资本：把这笔货币存入银行所获得的利息，等于这块土地出租所获得的地租。地租额和利息率是决定土地价格的因素，土地价格与前者成正比；与后者成反比。西方经济学假设人是经济人，地租理论以效用价值论和均衡价格理论为基础。效用理论认为能够带来高效用的商品就具有较高的价值，土地也是如此。所以，地租的价格也是由土地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的均衡点或者说由土地的边际效用和边际成本来决定的。
四、启示与政策建议
马克思经济学地租理论和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从不同的假设和理论基础出发，以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土地的租金和价格进行了考察，通过比较分析，能够更为深入地把握二者在范围、划分、成因及构成等的本质差异。
此外，我国城镇化进程在悄然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各类开发建设涉及到的对农民征地问题，以及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的收益分配的矛盾与收益分配不公的现象普遍存在。不但国家与农民在土地收益分配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土地收益分配也存在着诸多矛盾与不公。对于解决目前现实存在的土地收益问题，我们应当以马克思经济学地租理论为指导，汲取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当中的合理成分，同时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和现实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与建议：
首先，国家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应收取绝对地租。根据马克思经济学地租理论，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借以实现即实现价值增值的形式。它是一个经济范畴，体现着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关系。无论什么形式的地租都是土地的所有者凭借其土地的所有权从土地的使用者收益中收取的一部分利润。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土地私有权已不存在，但土地的所有权依然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国家作为土地所有者，向通过开发、利用而从土地上获得利润的任何土地使用者收取一定数额的绝对地租是合理的，是国家对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据此，建议中央政府依据一定时期各地区、各城市实际用地的有效水平制定总的租金水平，以保持国家总的土地租金收入。
其次，级差地租Ⅰ应当归地方政府所有。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通过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根据相关市政规划，开发了土地，改善了周边的投资环境，从而使得原先的农业用地转变成适合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的城市工商业或住宅用地，一方面使得更改用途后的土地生产率有所提升，另一方面也由此形成了不同土地便利程度与地理位置的差异。依据马克思经济学地租理论，级差地租Ⅰ是由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和土地的地理位置的差别而形成的地租，它是个别资本投入不同地块具有不同生产率的结果。因此，这种由于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而使得土地使用者投资周边环境及地理位置条件较好的土地而产生的级差地租Ⅰ应该归地方政府所有。
再次，级差地租Ⅱ应当归属于农民。级差地租Ⅱ是由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追加投资的资本生产率不同而产生的级差地租。农民作为农地的使用者，采取新技术，采用先进的生产机械，耕种更为优良的农产品品种，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或是增加对土地不断投入使土地肥力的增强等方式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由以上原因而产生的级差地租Ⅱ应该归农民所有。目前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农地征收面积一再扩大，在土地征收后政府通过拍卖、挂牌等方式将土地流转给新的土地使用者，农民却因此失去了原本的生存依靠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应该规定流转后的土地使用者与受益者按土地流转前农民对土地的投资和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实际耕作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农民自己建造的宅基地同样也是农民的投资和劳动创造，由其产生的有关收益也应当归农民所有，在征地补偿时应该考虑到在征地前农民本应获得的这部分级差地租而给予相应的补偿。
最后，不同地区需根据土地供需情况区别对待。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上，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有助于我们具体、形象地分析和解释有关土地问题。我国国土辽阔，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而在土地政策上不能搞 “一刀切”。要综合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用市场供需机制来引导和调节地租，促进合理有效利用土地资源。例如上海城市每公顷土地的地租与新疆西北部地区每公顷土地的地租相比何者较高？显而易见是前者，为什么会如此？西方经济学中级差地租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同时也为此类问题的解决和有关政策的制定以启示和指导。
如上图，由于和新疆西北部地区相比，上海市的土地边际生产力明显较高（比如可建造高级写字楼），因此上海市区的土地需求曲线DA相比新疆郊区的土地需求曲线DB处在较高的位置。与此同时，上海市由于土地数量有限，土地供给曲线SA较靠近纵轴，土地供给数量为QA；而新疆西北部的土地则相对比较充裕，因此，土地供给曲线SB较远离纵轴，土地供给数量为QB。在需求和供给曲线的共同作用下，上海市的地租水平远远高于新疆西北部地区的地租水平。简言之，上海市中心地段的土地边际生产力较高，这是从需求的角度来讲的，从供给的角度来分析则是由于和新疆西北部地区相比，上海市土地的数量极其有限。[10]
总之，在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收益分配问题及土地合理利用等问题时应以马克思经济学的地租理论为指导和理论依据，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的分析方法与合理成分。国家在制定有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到市场机制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以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机制来引导地租和土地价格水平，促进土地合理利用，保护土地资源。我国的土地政策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以马克思经济学的地租理论为指导思想，而对待西方经济学的地租理论则是采取完全批判的态度，实际上这是一种片面和曲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片面和扭曲会对我国土地收益分配及土地利用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对此，我们应科学合理地解读和评价西方经济学的地租理论，借鉴和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按照研究方法，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地租理论与我国土地收益分配及土地利用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租经济理论，以更好地解决我国的现实土地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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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产生的条件范文第2篇
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赖以建立和发展的核心概念，借助于经济人抽象，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建立起了比较完整和成熟的理论体系，一些非主流学派，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也运用经济人模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将经济人模式泛化为一般分析工具的倾向，似乎经济人模式能够概括人类全部经济生活的本质。但在实际上，这种忽视概念提出根据的预设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做法只是将已有的经济学推广应用到更多的场合，是经济学范围的扩大而不是本质的进步。象所有科学的概念和理论都有其特殊的根据和局限性一样，经济人抽象也有其特殊的根据，这根据就是局限性，由此决定了经济人抽象不可以无限泛化。在经济人抽象的适用范围之外，是全新的经济现象，其本质和规律不同于建立在经济人抽象基础上的传统经济理论。
一
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提出经济人思想的人，他在下面这段关于“看不见的手”原理的著名论述里面，也提出和论证了经济人思想：“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之福利，也不知道他们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第439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看不见的手”原理是颂扬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经济人是其核心思想。所谓经济人，就是追求自己的安乐和利益的人，在此后关于经济人的所有界定中，经济人的这一自利特点都是最基本的规定。
问题在于如何理解经济人的性质，斯密是基于什么根据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关于经济人“自私自利”（selfishess）、“利己主义”（egoism）、“自我为中心”（self－centred）的解释，都把经济人归结为人性使然，是伦理学上的利己主义者。即使斯密是基于人性论和伦理学提出经济人概念，人们在经济领域表现为经济人，这也是有着经济领域的根据。斯密在上面的论述里面，已经给出了这种根据，即“每个人都在力图运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因此问题的症结在于斯密是不是从人性的角度解释经济人的自利动机。
“斯密问题”存在表明斯密并不是从人性论和伦理学出发提出经济人思想的。所谓“斯密问题”，是指斯密的两部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它们分别以“同情心”和“利己心”作为论证的出发点。如果斯密是从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的话，那么两部著作之间就存在矛盾和不一致性。
《道德情操论》是探讨人类的道德伦理问题的，斯密以利他的“同情心”作为论证的出发点，说明斯密的伦理学并不是利己主义的。斯密从人们对“他人情感和行为”以及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进行评判两种角度提出“同情心”概念。在对“他人情感和行为”进行评判时，斯密认为人类有站在他人的角度、设身处地进行想象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人们在看到他人的不幸或快乐时，能够结合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对他人的情感和行为作出评判。在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进行评判时，斯密认为，“如果我们不离开自己的地位，并以一定的距离来看待自己的情感和动机，就决不可能对它们作出全面的评述，也决不可能对它们作出任何判断。而我们只有通过努力以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情感和动机，或像他人可能持有的看法那样来看待它们，才能做到这些。”（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13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因此，“我们假定自己是自己行为的旁观者，并且用这种眼光来尽力想象这种行为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能用别人的眼光来检查自己行为合宜性的唯一的镜子。”（同上，第139页）综合上述两点，斯密认为道德的起源不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某种不变的人性，而是产生于人与人关系中的同情心，斯密的伦理学是以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
从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分析人所会产生的行为和动机，这是斯密分析方法的特点，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斯密的分析方法仍然具有这种特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就在于有些个人拥有一定量的资本，这些资本可以用于不同的用途，生产出不同的产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些人的行为和动机就是斯密所说的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因而经济人抽象的根据在于个人拥有资本，这些资本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能够获得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斯密的经济人抽象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意思。不论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还是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都不是人的本性使然，而是客观的社会关系和条件决定了人们具有怎样的行为和动机。
斯密经济人抽象的根据被新古典经济学形式化、具体化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假设条件。斯密所说的资本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是一些具有稀缺性的生产资源，这些生产资源具有多种用途，可以产出不同种类和数量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经济自发作用下，每种生产资源都能配置到最佳用途上去，生产出最符合消费者偏好的产品和服务。
新古典经济学是在边际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边际分析方法为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开辟了道路。应用数学方法，在一系列前提假设条件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从科学上证明了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原理，理论的科学化也使经济人具有了更为明确、成熟和系统的形式。
首先，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涵盖所有的经济行为主体。经济人有多种具体形态，既包括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也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且然他们各自利益的表现形式不同，但行为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力图在市场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因此，经济人抽象为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类的经济行为作出统一解释提供了坚实的逻辑基础。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借助边际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了经济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例如，生产者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消费者在收入和价格的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是所购商品的边际效用相等，等等。从而将动机与效果结合了起来，至少在理论上为组织资源配置提供了科学依据。
最后，新古典经济学赋予经济人的“理性”以一个明确的经济学含义，即通过成本收益分析，经过精密的计算和仔细的权衡，对可供利用的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最优选择。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抽象的最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人模式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为经济学向其他学科的帝国主义扩张提供了最基本的分析工具。
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抽象是对斯密经济人抽象的继承和发展，除保持了斯密所提出的根据以外，新古典经济学又加进了新的内涵。关于稀缺性的生产资源，新古典经济学有两个限制性假设条件：生产者的技术水平不变和消费者的偏好是稳定的。在这些假设条件下，社会使用所有的生产资源所能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和种类就是可知的。作为生产者，他清楚每种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作为消费者，他知道每种商品的价格和供给量，等等。因此，经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确定要达到的目标，并应用成本收益分析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
二
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抽象不是根据某种永恒不变的人性提出来的，这是其科学性的方面，而忽视人尤其是现实的人，又是其局限性。他们的经济人概念只是根据经济人的经济环境和条件提出来的，而没有根据现实人的特点分析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不管在历史上对人有过多少抽象，但只要是从人本身出发进行抽象，是决不可能得出人具有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假设的，这种假设只能从人之外的某种根据提出来。因此，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抽象并不能运用于现实的人，在面对实际的经济现象时缺乏解释力。
根据现实人的特点，在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抽象的基础上，使现实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得到了更好地理解，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些很有解释力的新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学分支，如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
现实人的认知能力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所以，从现实人出发，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抽象的完全理性假设首先受到怀疑和批评。西蒙指出：“古典经济理论对人的智力做了极其苛刻的假设，为的是产生那些非带动人的数学模型，用来表示简化的世界。在这方面，近年来，人们已经提出了疑问，怀疑那些假说是否与人类行为的事实相距过远，以至根据那些假说所得出的理论同我们所处的现实状况已经不再有什么关系了。”（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前言，北京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西蒙提出有限理性说来代替完全理性假设，迈出理解现实经济人行为和动机的第一步。
由于现实人具有有限理性，他不可能完全准确地了解到所需要的经济信息，因而市场交易不可能是即时完成、没有任何费用的，在买者和卖者、雇员和雇主、委托人和人等市场参与者之间必然存在讨价还价、监督合同或契约履行的费用。例如买者因不了解商品的质量而尽量低估，只愿低价购买；卖者则利用买者不了解商品的质量这一点尽量虚夸，索取高价；商品购买以后也存在一个维修保养问题，所有这些都使市场交易必然存在交易费用，暴露出新古典经济学零交易费用假设的非现实性。英国经济学家科思首先发现了这一问题，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里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概念，此后，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进入科斯所开拓的经济学研究领域，现在已形成了由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委托理论、团队生产理论以及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所组成的庞大的新制度经济学学科体系，这对于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所产生的过渡经济学很有借鉴意义。
从信息方面看，所谓有限理性，是指经济人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因而经济人所掌握和利用的信息必然是不完全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信息的假设没有现实性。信息不完全，就会制约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信息经济学，尤其是微观信息经济学分析了经济人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会有的行为和动机，因此，信息经济学对于经济人的分析更加接近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人。
单就经济人抽象来说，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的经济人缺乏现实人的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则在现实人的基础上改造和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因此，后者关于经济人的抽象更为接近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人，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也就比主流学派更为接近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真实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新发展已经使主流学派的现实性越来越少了，主流学派之所以还能居于现在的地位，一部分原因在于其意识形态色彩，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所具有的形式化、数学化和科学化的外观。让那些具有科学主义信念的经济学家放弃主流学派，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的。
三
在实际应用方面，经济人抽象的主要问题表现在那种不加分析地将经济人模式无限泛化的倾向。每一种科学概念都有其产生的根据，但人类认识的形式理性主义倾向使人们常常无视其根据而把它作为一般的分析工具运用到对其他事物的研究中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在经济人抽象的应用方面，有如下一些方面的问题。
第一，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经济学帝国主义是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发展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1934年发表的《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一书。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是稀缺性假设，相对无限多样的人类需求，社会所拥有的生产资源是有限的，社会需要在生产资源的多种用途之间进行选择，因此经济学又是选择的科学。由此罗宾斯提出了他的经济学概念：“把注意力集中在行为的特殊方面，即由稀少的影响强加的形式主义方面。因而，由此可以推出，人类任何一种行为都落在经济学的概念范围之内。因此我们不认为马铃薯的生产是经济活动而哲学的生产不是经济活动，相反，我们认为，就两者中任何一种活动都涉及到放弃其它合意的选择来说，都有其属于经济活动的一方面。除此之外对经济学的论题没有限制。”（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第1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样定义经济学，是从经济即节约的层面上理解。所谓节约，即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可以说是人类所有活动的共同特点，把所有这些活动都视为经济活动，就容易误导人们偏离对真正的经济活动的研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节约即成本收益分析只是经济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手段，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活动是人类运用生产资源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过程。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类经济学的研究不无局限性，但仍不失为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经济学产生的条件范文第3篇
现在我们要明确，只有一个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而不是两个。政治经济学是惟一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西方经济学是作为吸收、借鉴的部分。西方经济学作为体系，作为学派和学术名著来介绍，我们还是需要的，需要专门的向学生介绍，但是不要突出它。
二、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
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方法为实证分析法。那么，教学时，怎样引导学生运用实证法去探讨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呢？
（1）课堂教学时，要从经济学的理论层面切入，引导学生弄清楚经济变量的科学定义。
比如：何为经济学？答案是：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研究某种社会制度下稀缺资源配置和合理利用稀有缺资源的学科。上述对经济学的简单定义，却蕴含着多层含义：A.因为资源稀缺而引发经济问题，如果资源丰富，经济学则没有产生的土壤；B.由于资源的稀缺带来了两大经济问题，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问题，由此引导学生去了解和掌握这两个基本问题；C.解决经济问题与基本经济制度有关，不同的制度之下，解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方式是不同的，这样引导学生去了解有哪些类型的制度及其特点；D.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研究稀缺资源配置和科学利用稀缺资源的学科，学生一旦了解了经济学的上述基本定义，就会激发其了解经济学产生、发展、演变等过程的欲望。
（2）教学时，注意设置假设条件。
假设是理论产生的土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假设，理论就不可能成立，至少不能完全成立。在此前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大都习惯于接受前人的研究成果，满足于记忆现成的答案，却茫然不知假设的重要性。所以，高等职业学院的教师在教授经济学课程之前，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下列问题：三角型的三个内角和是多少度？因为这是小学生都能迅速准确回答的问题，所以，高等职业学院的很多学生对自己的大学教师提出这样简单的问题深感迷惑，因而往往不敢直接回答，而是在思考。如此，教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事实上，180度是有条件的，即平面上）。通过与过去知识的联系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学经济学不是背概念、原理或结论的。
（3）关注理论的表述方法。
一般来说，经济理论可以用文字、表格、图形或函数关系来表述。在既往的学习中，数学与经济等理论是分离的，也许一个学生数学学得很好，但对于经济他可能不太清楚。比如，曲线的斜率表示什么？它表示不同变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正斜率越大，表明横坐标的变化比纵坐标的变化速率要慢，即横坐标的变化对纵坐标的变化不够敏感，或者说是缺乏弹性的。教师可让学生回忆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并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从而创造性地用几何方法分析更多的经济问题。
三、改造教材
目前，高等职业学院现有的教材，既要构建经济学基础理论，又要借鉴经济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和马克主义理论研究成果，这便要求我们适当改造原有的经济学教材。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鼓励学者们在下列几个方面的研究：
（1）鼓励众多的理论研究学者从多个层面研究和写作政治经济学教材；
（2）鼓励众多的理论研究学者自选专题研究经济学
经济学产生的条件范文第4篇
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于18世纪中叶，其目的在于研究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应如何对待国际贸易。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建立。其后，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四个阶段。这四种理论在当时可以解释这样那样的国际贸易问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变化，这些贸易理论也逐渐受到新的贸易理论的挑战。本文主要分析了这四种理论的内容、结论、优势以及局限性，以期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关键词】
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源于批判重商主义，经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李斯特以及当代的克鲁格曼，杨小凯等人的逐步完善已经建立相对完备的经济学体系，并不断应用于实际。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进程及演进规律无疑对制定正确的贸易政策从而促进各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古典贸易理论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为古典经济学的建立打下了理论基础。斯密认为人的本性在于追求自身利益，对利益的追逐产生物品交换的需要，进而产生劳动的分工，分工使每一种物品的生产都趋向专业化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根据绝对优势理论，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应该生产自身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在国际市场行进行贸易以获得比自身生产更多的利益。绝对优势学说的创立有三个方面的主要意义。第一，它解释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即各国不同的自然禀赋和生产条件使各国对同种商品的生产具有不同的绝对成本，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驱使国家间贸易的产生；第二，它指明国际贸易能给参与到其中的国家带来比自给自足更大的利益；第三，它指出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既然一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取得更多的利益，那么就应该最大程度的开展国际贸易，即进行自由的国际贸易。由此可见，比较优势学说更能解释普遍的经济现象。因为比较优势学说表明，不仅拥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比自身生产更多的利益，不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也可以，为现实中的此类国际贸易提供了理论依据。既然国家贸易能为所有的国家带来更多的利益，那么国际贸易就应该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进行。这样，比较优势学说就从理论说明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当然，任何理论都有其进步性和局限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不足之处。一是比较优势只对国家间贸易的分析是静态的，它只能总结某一时点上国家间贸易的优势所在，无法分析比较优势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能会产生的变化。二是比较优势理论只以生产商品所需劳动时间为依据，忽视了各国的自然禀赋和技术条件等可能会影响到比较优势的其他因素。三是比较优势没有说明国际贸易中利益的分配问题，即贸易双方以什么样的比例分配贸易利益。
二、新古典贸易理论
1993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出版了《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俄林在书中的分析选用了新的理论基础，即他选用了自然要素禀赋而非生产商品的时间，从新的出发点分析了国际产生的原因。生产要他在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中各个国家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占有情况不尽相同，而且各种商品的生产所需要各种要素的比例也不一样，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可以通过生产以本国具有的相对丰富的资源为要素的商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以获取贸易利益。原因在于，以相对丰富的资源为生产要素必然使得该国这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低于这种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所生产的这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从而利用价格优势获取比国内市场的贸易中更多的利益。显然，赫克歇尔俄林提出的模型在比较优势学说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俄林模型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解释了比较优势理论中相对优势产生的原因，即在于各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状况的不同。两地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不同导致商品的生产成本不同，产生市场上商品价格的差异，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二是俄林不仅对某种商品的生产和贸易作出分析，而且从资本、技术等要素出发在宏观层面上说明一个国家的贸易优势和劣势所在。第三，俄林模型解释了国际贸易可能会给一国经济和国民收入带来的影响。由于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使用丰裕生产要素的资源并获得高于国内市场的利益，必然使得该种要素的需求量增加，价格上升。反之，需要使用本国相对缺少的资源生产的商品可以从国际市场获得，从而使该类商品生产要素的需求减少，近而使该种商品的价格下降。生产者和消费者均会从此类贸易中获得更多利益。
三、新贸易理论
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发展迅速，克鲁格曼、迪克西特、诺曼、赫尔普曼等经济学家不断尝试把新的理论应用到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来解释现代国际贸易现象，逐渐形成新贸易理论。其中，对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奠定了新贸易理论发展的基础，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至今不衰。与俄林选择自然资源禀赋为研究的出发点不同，克鲁格曼改变了对国际贸易理论分析的基础，他假定厂商的生产是规模报仇递增的，并以此为依据得出使市场实现均衡的两个条件。首先，根据微观经济理论，厂商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润需要选择在边际利润为零的点上进行生产，在该点上厂商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边际利润为零。其次，厂商可自由进入或推出一个行业的生产，通过经济学的分析可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价格等于平均成本时，进入生产的厂商数量等于退出生产的厂商数量，即生产规模实现均衡。新贸易理论通过解决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瓶颈而把贸易理论的发展推向前进。新贸易理论相比新古典贸易理论最大的优势在于其现实适用性的提高，它能够揭示经济中更普遍的现象，并对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难题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即为什么国际贸易的大部分没有发生在要素禀赋相差极大的国家之间。在新贸易理论中，由于商品的多样性及其随经济、科技、市场需求等的不断发展和变化而处于变动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生产所有种类的商品，所以国际间的贸易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至于在生产商品的分工中哪个国家生产哪些商品则由资源占有状况和生产条件等因素确定。新贸易理论当然也是不尽完善的，它的缺陷主要在于对厂商的要求过于严格，严格假设所有的厂商完全相同，忽略了各个厂商之间所存在的领导者才能、资本及技术条件的差异，无法解释行业中厂商数量及规模的变动，或者一些企业在竞争中步步为营，规模和收益不断提高，成为行业中的主导者，而另一些厂商却在竞争中被淘汰，退出竞争。对前人无法解释的难题做出解答是新的理论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新贸易理论虽然解释了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里昂惕夫之谜及相关难题，它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某些方面与现实不相吻合。针对这一问题，新贸易理提出了贸易障碍这一概念试图对此做出解释，但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变量或参数在模型中做具体的分析，因此这一问题至此并没有得出系统合理的解释每一个理论的局限之处都会成为新理论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基于对这一难题的解释，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得到了拓展。
四、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新兴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创立者是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关键假设是经济中的每个个体都即使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由于每个个人、厂商或者国家都不能囊括所有商品的生产，因此生产者之间存在分工，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当分工产生的专业化经济大于进行贸易所需花费的交易成本时，贸易产生。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系统地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原因，该论证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中同样适用。由于该理论对分工的论证主要基于内生优势，因此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也被成为内生优势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分工是贸易产生的必要条件，当分工经济大于交易费用时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充分条件。即使所有的人都完全相同，不存在任何差异，也会在后天的分工选择中形成各异的内生比较优势，分工促使贸易的产生，贸易的成本形成交易费用，当交易成本大于分工经济的时候贸易产生的条件消失，各国又会发展封闭式经济，取消国际贸易。所以分工与专业化经济大于交易成本是贸易产生的必须条件，二者缺一不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易效率在不断提高，交易所需的成本不断下降，分工经济的优势更加突出，又会返而促进商品生产的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市场经济越活跃，商品种类越多，消费者对多样化商品的需求就会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从而使福利水平提高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杨小凯教授对古典贸易理论的深层次完善和补充。他从国际贸易的基本问题即贸易的产生出发，对贸易的起源进行了追本溯源的分析，并对在此基础发生的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及各个层次经济体的运行做详尽的阐述，使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更加完整。同时在围观和宏观层面上对贸易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理论总结。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以内生比较优势为依托，与古典贸易理论的外生比较优势形成对比，但又以之为基础。相比静态的古典贸易理论分析，新兴古典贸易理以专业化经济为基础对贸易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产品和市场的相关问题做了动态分析。世界经济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静态分析却只能描述在某一时点上经济的状态。因此，为了使理论更加接近现实，需要对经济的动态运行进行分析，内生优势的变化就是动态分析的主要因素。动态分析使理论更加接近现实，增加了对现实的适用性和解释能力。其次，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现实化的理论，它以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为衡量标准现实经济的运行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管理者对贸易选择相关决策的制定提供指导，以在分工经济和交易成本的矛盾之中找到平衡点，使经济的运行更加稳定和高效。而且说明了国际贸易中经济分工的均衡状态，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再次，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原因做了统一分析。认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起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当分工产生的专业化经济大于交易成本时，贸易就符合人类最大限度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因此自然产生。它突破了新贸易理论的局限，即虽然说明国际贸易的益处，却无法论证为什么国际贸易要由国内贸易发展而来，而不是在贸易产生的时候就被所有的国家所承认并采取。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起源的统一是该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最大贡献，不仅使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更加完整，也把经济运行的本质在更深层次上揭示出来，提高了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认知和解释深度，因此也具有及其重要的现实性指导意义。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首先，它无法指明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应依据什么原则选择出口和进口商品。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出口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或者进口存在比较劣势的产品举均能获得比自己生产更多的利益。因此可以根据生产商品的比较成本的高低来确定要出口或进口哪些商品。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对贸易模式问题也给出了明确说明，一国应出口较多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较多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获得更多利益。在新兴国际国际贸易理论中，克鲁格曼指出，商品生产的专业化生产所带来的利益是国内和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无法对具体应选择哪些产品用于出口或哪些产品需要进口做出具体说明。只能说明一国应出口本国的专业化经济较强，交易成本相对较低从而可以带来更多交易利益的商品，同时需要进口那些本国的专业化经济较弱，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得的商品。至此，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三大基本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第二个缺陷在于其对现实经济解释力的欠缺。该理论追求形式上的全面性，而无法顾及对经济运行细节的说明，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个宏观的框架，而不致力于对细微现象的解释。为了构建严密的逻辑框架，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了严格的假设条件。而且该理论中所涉及的数据无法从现有资料中获取，从而无法对其进行检验或运用这一理论对现实状况进行预测。此外，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更适用于解释长期中的经济现象，而对短期经济现象缺乏解释力，所以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在现实中的适用之处极其有限，它在理论上对以往贸易理论的发展及对以后贸易理论的启示方面所起的作用远大于它对现实世界经济运行的解释和对经济发展的预示。即理论意义大于其现实意义。
作者：于彩凤 单位：贵州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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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产生的条件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完全理性;信息成本;沉没成本悖论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5-0001-04
一、悖论的提出
科斯[1](Coase,1937)指出:“过去,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前提而备受困扰。在建立一种理论时,经济学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然而,这种考察不仅对于防止因对有关理论赖以成立的假设前提缺乏了解而出现的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经济学都在一系列不同假设前提的选择中做出正确的判断也是极为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发现,新古典经济模型是直接建立在完全理性、完全信息、零交易成本等一系列严格假设前提之上的。在这样一个理想化的世界里,决策者仅仅根据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大小进行决策,不会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指投资已经发生、并且无法得到补偿或回收的那些成本。无论当前采取什么行动,沉没成本都是永恒不变的。因此,人们理性选择时应该忽略它,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典型的沉没成本决策无关性,或者说沉没成本中性。此时,如果以前的这些投资激励人们继续执行当前的决策,则被称为沉没成本谬误或错误,它是一种非理。因此,大多数微观经济学(价格理论)教科书,都把沉没成本决策无关性看成是一项基本经济学原理或者理性选择的真谛[2](Frank and Bernanke,2004)。因沉没成本决策相关性被经济学家视为一种谬误或错误行为,因而作为非理排除在自己研究范围之外了。
的确,我们可以用“行为不理性”、“决策错误”等语言来解释经济现实中一切不尽如人意的事物是极为便当的,这种逻辑是无往不胜的。因为所有与经济理论不符合的经济现实,都可以用经济主体的行为不理性来解释。但这往往是不正确的,它反映了经济理论对经济现实傲慢的实质和肤浅的态度[3](盛洪,1995)。进一步说,任何行为,无论是多么荒诞不经,都可以通过行为本身就是目的的假设来加以解释。然而,在现实经济条件下,人们做决策时常常受到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的影响。一旦人们进行了大量的沉没投资,他们具有追加更多投资的倾向,避免先前的投资被浪费掉。沉没投资的规模越大,他们就越倾向于追加投资,从而出现沉没成本问题。例如,由于人们“已经投入太多无法退出”,所以仍然保留一些投资失败的项目;以键盘为例说明,由于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抵制技术或制度变迁;人们对职业或者专业进行了大量投资,通常不愿意转换研究领域;在银行业,追加资金往往会贷给那些无法支付债务的企业,等等,这些都说明决策者难以忽略以前发生的沉没成本,从而出现所谓的沉没成本悖论。因此,在非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往往发挥极大作用,它可以提供决策信息、节约生产和交易成本、维持人声誉效应,以及受到财富水平或财务预算约束等,进而说明,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是决策者在真实、动态世界里的一种理。
二、沉没成本的内涵及其形成条件
沉没成本①是指投资承诺之后不能得到补偿那些成本损失。换言之,沉没成本是指初级市场上资产购买价格与二级市场上资产再出售价格的差额。那么在现实条件下,为什么会发生沉没成本?
首先,专用性有形和无形资产投资是产生沉没成本的最重要的客观条件。根据威廉姆森[4](Williamson,1985)可以将专用性资产划分为:①设厂区位专用性。例如,在矿山附近建立炼钢厂,有助于减少存货和运输成本,而一旦厂址设定,就不可转作他用。若移作他用,厂址的生产价值就会下降;②物质资产专用性极强。设备和机器的设计仅适用于特定交易用途,在其他用途中会降低价值;③人力资产专用性。在人力资本方面具有特定目的的投资。当用非所学时,就会降低人力资产的价值;④特定用途的资产,是指供给者仅仅是为了向特定客户销售一定数量的产品而进行的投资,如果供给者与客户之间关系过早结束,就会使供给者处于生产能力过剩状态。这些专用性物质资产和人力资产一旦从初始生产性活动中退出,其投资再生产的机会成本很小,甚至没有,因而会产生沉没成本。
其次,在给定资产再出售价格不会降低的情况下,交易成本存在也会导致沉没成本,特别是当交易成本提高资产购买价格和降低资产再出售价格时。即使是通用性资产,因信息不对称出现“柠檬”问题[6]488(Akerlof,1970),也会在交易过程中很容易产生沉没成本。特别需要指出,如果考虑的资产本身是信息,那么信息不对称更加不容易消除,这是因为在没有揭示信息的情况下无法估价信息的价值,阿罗将这一现象归结为信息悖论[7](Arrow,1970),从而使搜寻信息成为一种冒险活动。
最后,政府管制、契约承诺,以及税收政策与折旧制度等,都有可能产生沉没成本。例如企业与银行的债务契约关系,不会因为企业破产而不考虑债务问题,这部分债务是不容忽略的,必须得到相应的补偿或偿还。
经济学假设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会自动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因此,在新古典世界里,由于坚持完全理性或者理性预期假设,理性的经济人是不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的,仅仅根据边际原则行事。然而,由于新古典世界是一个奇怪的陌生的理想化世界,难以在现实经济条件下得到满足,投资者主观上具有有限理性,客观上面临未来不确定性,很容易导致投资失败或投资错误,进而产生沉没成本,此时决策者不得不考虑这些沉没成本对当前和未来决策的影响,从而造成所谓的沉没成本悖论。究其原因发现,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也是有利可图的。
三、当事人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可以节约信息成本
交易成本理论起源于科斯对企业存在的解释。在新古典环境下,由于信息完全,或者免费获得决策信息,因
此仅仅根据净现值大小进行决策,根本不会考虑投资失败问题。然而,在新制度环境下,未来高度不确定性,即使获得信息也需要支付昂贵的信息成本,所以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可以为当前决策提供信息源。
由于完全理性需要支付时间、努力和资源,从而使获取信息和新知识成本十分昂贵,所以当事人选择有限理性或理性无知,此时尊重沉没成本是节约信息成本的重要手段。决策者有限理性主要包括:一是有限信息;二是收集、处理、保留和交流信息能力有限;三是相关知识的隐性特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四是许多决策的环境是非常复杂的。由于以上因素,导致我们通过使用简单的、局部的现实模型处理复杂的决策环境,很容易犯错误,这属于认知问题。认知是受文化制约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对现实做出不同的解释。由于心智是一种稀缺资源,需要节约脑力资源,从而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或相关制度。对情感、直觉、习惯和惯例等手段的依赖可以视为节约思考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决策结果依赖于它的信息内容。有些决策依据的是所有过去的有关经验,而不问它们是否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从而根据有选择的学习程度考虑过去。特别是,传统意味着从过去延续到现在的事物,邓兹奥和诺思[8](Denzau and North,1994)认为,共同的文化遗产是一个社会中减少彼此在心智模式分歧的手段,是一致观念在代际之间传递的桥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可以基于许多相同的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这些都是有关政治体系和政策环境的信念,例如,意识形态都会强化这些心智模式,从而拥有一定的存在价值。纳尔逊和温特[9](Nelson and Winter,1982)认为,遵循规则是明智的,因为这些规则是世代智慧和经验的产物。因此他们强调制约常规和规则的知识是隐性的,不可言传,即使可能,也常常极为困难和昂贵,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可能很容易地进行。因此,不可言传的知识却能够在“干中学”中获得,在人们无意中用到它以前一直存在大脑中的知识,通过以前的沉没成本实现“吃一堑长一智”学习效应,“失败是成功之母”是每个人的真实经验,这同样体现所谓的沉没成本悖论。
四、当事人考虑过去继承下来的遗产可以节约生产成本
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人们在每个时期都要重新开始实现效用最大化。然而,由于过去继承下来的资产对后来的事情具有重大(但不是绝对)的影响,很难重新开始,从而需要找出实用或改良的方法。换言之,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机会成本经济学,而与之相反的沉没成本经济学是不研究的,所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成为经济学重要标志。没有成本的方式与经济方式混杂在一起,使得任何一种经济方式的“机会成本”都难以确定。这就是为什么“文化传统”始终不能被主流经济学家接受到经济分析中来[10](汪丁丁,1995)。然而,在动态]化过程中,由于过去继承下来的资产对后来的事情具有重大(但不是绝对)的影响,很难重新开始,从而需要找出实用或改良的方法,可以节约生产成本。实际上,免费获取比支付成本获取更加理性。①继承下来的物质资产、人力资产和无形资产存量等。这些资本存量包括通用性物质资本――建筑物、机器设备和交通工具等等,以及劳动力的通用技能――通用性人力资本。同时,还包括各种各样专用性资本形式,例如,体现在熟练地的团队生产能力,这些资本是专用性。至少在理论上可知,通用性资本很容易通过市场购买而达到复制。相比之下,专用性人力资本和无形资本都是学习的产物,经常是隐性的,不可言传,很难复制;②生产技术和组织知识现状也会约束经济的发展趋势。对于特定经济而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有哪些现存的生产技术,且要知道,哪些生产技术能够在实践中可以重新使用,模仿现存的生产技术是一项成本昂贵和花费时间的活动;③继承下来的制度存量。经济中继承下来制度存量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它们的执行。正式制度包括政治和法律体系等等。非正式制度包括道德,以及习惯和态度。执行的方法包括法律惩罚、社会谴责等。如果制度具有通用性,那么很容易改变。但是由于制度专用性,变化是缓慢的和困难的,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可能锁定在“坏的制度”中,从而出现所谓的沉没成本悖论。
五、因资源稀缺导致当事人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
在资本市场完全假设情况下,根据MM定理,企业的资本结构并不影响企业的价值。然而,由于税收、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资本市场是不完全或者无效率的,所以在企业管理生涯中,道德风险会导致经理坚持无利可图的项目。一般而言,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产生了一系列的管理问题。为此,企业会给经理施加财务预算约束。在企业融资方面大量文献表明,对经理施加财务约束会改进问题,提高经济绩效[11](Myers and Majluf,1984)。当经理面对财务预算约束,沉没成本必然会影响企业投资。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过去较大支出导致未来支出能力减弱。因此,财务预算约束可能导致企业或个人继续坚持一些不再是最优选择的项目。
在给定财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已经在目前项目上已经投入很多资源,那么企业选择一个新项目的可能性比继续目前的项目要小。由于资源、财务和时间稀缺,很少资源留下来能够完成一个新项目,而只能用来完成当前项目。因此,企业沉没项目的资源越多,企业就越有激励继续投资当前项目,从而出现所谓的沉没成本悖论。
六、因维持声誉效应人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
詹森和麦克林[12](Jensen and Meckling,1976)提出的理论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一个分支。它与古典企业经济学的关键差别在于,将企业定义为委托人与人之间的显性和隐性契约关系的约束,其中假设经理(人)与企业所有者(委托人)之间效用函数不同。因此,对于失败的投资项目继续投资符合人的私利,如果他拥有继续投资结果的私人信息,而企业所有者根本不知道,那么经理就会理性地对企业继续投资,尽管这不符合企业的最大利益。对于能力声誉而言,人们更可能要隐藏不好的选择以显示其能力和才华,这可能导致他们进一步追加投资,希望隐瞒他们坏的投资项目。因此,放弃一个项目可能揭示或发送人是一个“很差的预测者”,进而导致人必须理性地坚持无利可图的项目以掩盖其能力欠佳[13](Knodia et al,1989)。
因为有能力的经理能够更快地得知项目的生产力,他们更可能有更多的有生产力的项目,从而更有可能继续投资。那么,如果经理得知该项目没有生产力并停止投资,委托人以此会对他们的能力做出消极的评价,从而降低他们的挣得机会。一旦他们开始投资,停止投资表明,他们在得知项目的生产力方面很慢,能力较差。为此,尽管当得知项目是无利可图,经理仍然理性地继续投资,目的是推迟被解雇。
由于经理市场信息不对称以及柠檬问题,很容易导致事前的逆向选择,低能力经理会非常幸运地选择好的项目,进而使低能力的经理也会启动项目,不仅降低投资效率,而且还加大投资失败的风险。一旦开始,如果他们知道项目是坏的,因为他们想拖延低能力评价,以及相关的挣得损失,他们就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不停止投资。当最终发现投资项目失败,经理蒙受名誉损失,有些经理甚至会歪曲事实,力争扭转失败局面。因此,当经理追求私利偏离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时,由于委托关系,特别是成本使经理转向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14](Williamson,1963),从而出现所谓的沉没成本悖论。
七、结论及启示
理性是指根据现有信息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并且选择利益最大化方案的能力;信息则是有关成本收益的数据或情报。有理性的人并不能保证不犯错误,这是因为信息不完善。但犯错误本身会给人们带来非常重要的新信息,使人们可以在这样的信息基础上进行新的计算,以纠正过去发生的错误。所以可以把理性看成是人们赖以纠正错误的能力,或者说是“失败乃成功之母”能力。然而,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决策者往往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这往往与经济学教科书所描述的标准现象不一致,此时我们必须去研究分析到底是哪些条件使决策者做出不同于古典行为的选择。而且这种方法还有很强的政策含义,既然人们已经在他们所允许的范围内做出了最佳选择,那么当发现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最优选择不相符合时,要真正改变个人的行为,就必须从改变限制个人选择的外部条件着手,否则,立意再佳的政策也是徒劳无功的。进而发现,在一个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里,未来前景都是由过去决策信息决定的。在一个社会相互作用的世界里,未来前景是由过去行为的声誉决定的。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未来前景是由过去决策限制的,所以,出现沉没成本悖论也是理性的。反之,沉没成本就不会影响我们的选择行为。因此,必须反对普遍原理可以充分概括所有具体情况,直到进一步的分析和证据最终解决这一问题――沉没成本悖论。正如库恩[15](Kuhn,1962)所说:“发现开始于对反常事物的认知,进而,这种对自然以某种方式偏离了预定轨道的认知,指导了正常的科学发展”。因此,承认沉没成本相关性的存在,不仅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而且还有极大的应用价值。
首先,沉没成本相关性是有条件约束的。沉没成本无关性不一定表明人们已经做出理性选择。在某些情况下,沉没成本无关性未必是理性的,可能也是非理。因此,在一个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里,人们不应该一味地或者无条件地忽略沉没成本,而是需要寻找何时考虑沉没成本的约束条件,从而更能准确地做出理性选择,从而需要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
其次,由新古典完全理性世界走向有限理性的世界,由零交易成本的陌生世界走向正交易成本的真实世界,一步步逼近现实生活,突出过去或历史选择对当前决策重要性的内在机制,主要是通过沉没成本机制带来路径依赖关系,更加具有解释力和指导力。
再次,由于世界是不确定性的,解决沉没成本相关性的那些制度或者手段本身并不是完美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需要再次依靠“看不见的手”,依靠私人经济主体进行签约或其他治理结构,以达到自发解决沉没成本问题;另一方面,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提供新的指导原则在于加强沉没成本管理和风险管理,避免出现投资失败。尽管政府可以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下功夫,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不仅需要政府实行繁荣二手市场、加速折旧、税收减免等总供给政策,还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对外开放经济政策等在内的有效需求政策,使管理沉没成本成为一个社会过程。
最后,对于正处于体制转型的中国来说,无法达到“华盛顿共识”,更需要从非新古典经济学角度考察沉没成本对国有企业破产与软预算约束、产业结构和所有权结构带来的调整滞后等问题,通常会出现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从而与新古典经济学沉没成本无关性形成鲜明对照。因此,创造一个加强沉没成本与风险管理,确立一个良好的稳定预期环境,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分重要,也是私人契约和政府干预的基本出发点。
①据笔者长期研究得知,沉没成本可以划分两大类,一类是预期或
潜在意义上的沉没成本,往往被称为沉没成本;另一类是过去意
义上的沉没成本,往往被称为沉淀成本。鲍莫尔[5]267(Baumol
and Willig,1981)曾鲜明指出:“经济学文献的规范结论认为,理
性的决策者不应该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因为‘过去的都已
经过去了’,现在的行为已经无法改变它。如果解释得当,那么这样的规范结论是相当正确的。但是,预期沉没成本在没有产生之前还是会产生很大影响的,事实上它们的作用还是举足轻重的。”显然,本文就是在过去意义上来研究沉没成本问题,直接质疑新古典经济学沉没成本决策无关性命题,从而更加贴近真实经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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