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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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征管风险范文第1篇

〔关键词〕税收行政执法风险防范

一、税收行政执法风险的表现形式及特征

（一）税收行政执法风险的表现形式

1.应作为而不作为。基层税务工作人员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往往由于对制度和政策的理解把握不到位，应履行的职责未履行从而导致税收执法风险。2.不应作为而乱作为。基层税务人员在税收行政执法的过程中随意执法、滥用职权，凭感觉、凭经验、凭关系执法；在税收行政执法过程中重实体、轻程序；在执法程序上出现偏差，违反规定，不按程序操作，最终导致发生税收行政执法风险。

（二）税收行政执法风险的特征

1.执法风险呈现增多态势。近年来，国务院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大量税收审批事项改为备案管理，对税务机关后续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但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后续管理制度不完备且监管体系尚未建立，税务机关对于税收优惠等备案后的管理缺少措施和办法。2.基层执法风险集中多发。近年来，大量税收行政执法风险也主要发生在基层税务机关，且被追究责任的执法人员大多是从事税收管理的具体工作。基层税务机关直接面对广大纳税人，这使具有税收执法权限的一线税务干部风险隐患较高，再加上基层机关日管工作繁杂，稍有不慎便会出现执法风险。3.执法风险往往涉及多人。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司法机关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社会监督力量不断扩张，纳税人维权意识不断提高，使税收行政执法风险越来越大，已形成的执法习惯可能引发问题，一些不自觉的行为可能演变成案件，税务干部执法风险相伴的案件呈现易发多发态势且往往涉案人数众多。4.执法风险多发生于日常管理。税收行政执法风险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税收行政执法风险案件的暴露，除税务工作人员被检举外，主要源于纳税人发生税收违法行为，造成国家税款重大损失后，由检察机关倒查税务人员的责任引发，最后认定税务人员在日常管理中未正确履行职责。

二、发生税收行政执法风险的原因

剖析税收行政执法风险存在的原因，既有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的影响。

（一）个人原因

1.认识不够到位。部分基层税务干部对于税收行政执法风险的思想重视程度不够、认识不到位，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很多干部具有思维惯性，在税收行政执法行为中有很大的随意性。2.干部能力不足。当前，经济社会迅速变化，税收相关的政策文件数量众多且变化较快，若税务干部不能及时跟进并适应政策环境变化，很容易导致税收行政执法行为在合法性合理性方面出现问题，进而引发执法风险。3.传统文化的影响。部分基层税务干部比较重视生活中的人情和关系，在执行税收政策中，会受到较多人情因素的影响，出现一些政策执行走样、变通的问题，这些做法明显与税收法定要求相悖。4.变通应对考核。绩效考核是促进工作的有效手段，但在实际工作中，部分税务干部存在为了达到考核指标要求，而出现越俎代庖的行为，甚至代替纳税人进行申报，一旦企业出现实际收入或者因违法查处引发问题，就会给基层税务干部增加非常大的税收行政执法风险。5.主观违法违纪行为。个别税务干部缺乏法律意识，主观上为了一己私利，在纳税人处“吃、拿、卡、要”，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而导致国家税款流失，破坏了税收征管秩序，进而产生了税收行政执法风险。

（二）外部环境影响

1.工作量大而人少。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纳税人户数成倍增长，但税务人员数量却相对不变，使得各级税务干部普遍感受工作量大大增加，在落实税收管理制度时，往往不能完全按照规定要求来做。2.纳税人纳税遵从度不强。在市场经济中，纳税人有追求个人利益的强烈动机，因此当逃税的利益大于逃税风险时，纳税人很可能会做出违法行为，以获取更多利益，税务部门的行政执法行为增加的同时也相应的增加了执法风险。3.形势发展增加执法风险。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生产经营方式日新月异，日益复杂化，纳税人偷逃税形式多样，手段翻新，日趋隐蔽化，这些都增加了税务部门税源监控、税务检查的难度，增大了执法风险。4.部门配合不力增加执法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虽然规定了工商、银行、公安、法院等相关部门有配合税务执法的义务，却未明确相关法律责任，或责任难以划分，基层税务机关在发现纳税人有税收违法行为，在与这些部门进行协调时存在一定难度，执法效果难尽人意。

三、如何防范税收行政执法风险

面对执法风险较大这一突出问题，需要加以系统应对，及早采取措施和办法以防范和化解潜在的税收行政执法风险。

税收征管风险范文第2篇

[关键词]wto；对外贸易；税收政策；风险管理

人世五年多来，我国经济高歌猛进，在得到国际社会积极评价的同时，我国所面临的一系列严峻挑战也日益凸显。近年来，我国的税收政策越来越受到一些贸易伙伴国的高度关注与质疑，税收问题也不断成为一些国际贸易争端的焦点。下文将基于风险管理的视角，在评析我国被诉至wto的两起典型涉税案件的基础上，结合国际上其他涉税贸易争端的分析，探讨我国在wto后过渡期的贸易税收政策的风险问题。

一、我国被诉至wto的两起涉税贸易争端案件评析

(一)案件简况

集成电路增值税案(以下简称为“案件一”)：美国于2004年3月向wto投诉中国，理由是中国对进口的半导体产品征收17％的增值税，而中国国内厂商虽然也要交纳增值税，但可以享受即征即退政策，这样致使美国半导体出口商“处于非公平竞争的地位”，构成了歧视，违反了wto规则。该争端始于中国财税[2002]70号文的规定：“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10年底，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产的集成电路产品(含单晶硅片)，按17％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所退税款由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和研究开发集成电路产品。”经四轮磋商后，双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中国了财税[2004]174号文，称财税[2002]70号文自2005年4月1日起停止执行。

汽车零部件关税案(以下简称为“案件二”)：美国、欧盟和加拿大于2006年3月和4月相继向wto提出申诉，要求wto专门成立专家组，对中国零部件关税政策进行调查。理由是中国对进口的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迫使汽车制造商从中国本土采购大量的轿车零部件，违反了wto的贸易协议。该争端始于2005年4月1日中国开始施行的《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规定，如果进口零部件的价格总和达到整辆汽车总价格的60％以上，应按照整车进口征税。中国整车进口关税税率通常在28％上下，而零部件则通常为10％左右。中方认为，该项规定是为了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整车和零部件的税率差来规避海关监督、偷逃关税，也是为了打击ckd(全散件进口组装汽车)，保护消费者利益，是符合wt0规则的。但中方后来仍然做出了一定让步，2006年8月4日，海关总署、商务部、财政部和发改委等四部委联合发出公告，宣布《办法》中构成整车特征的3个标准中的1个推迟两年实施，该标准推迟到2008年7月1日才实施。但美欧加三方仍不满意，于9月28日在wto争端解决机构会议上正式要求成立专家组对中国的做法进行调查，在遭到中方拒绝后，又于10月26日再次要求wto争端解决机构就中国汽车零部件进口案设立专家组。根据wto规则，设立专家组的要求只能被拒绝一次。于是，专家组当天“自动”成立。目前为止，该案尚未最终水落石出。

(二)案件分析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我国连续两次被发达国家投诉至wto，而且非常“凑巧”的是，这两起案件都与税收紧密相关，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尤其是在我国人世后，税收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日益密切，政府近年也经常性地运用税收政策作为调节对外贸易的工具，比如关税税率和出口退税率的多次调整。既然贸易税收政策直接影响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规模、结构和对外贸易关系，那么在连续多年保持大额贸易顺差的形势下，我国的贸易税收政策为贸易伙伴国所关注、质疑甚至指控也就在所难免。下面对这两起案件进行一下具体的比较分析。

1．两案相同之处。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我国人世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对外贸易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见表1)。如2004年对外贸易进出口规模突破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2006年对外贸易进出口高达1.76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并进一步缩小与第二大贸易国的差距；人世5年间合计进出口总值已超过从改革开放到“人世”之前23年的总和。但同时我国的贸易顺差也在不断攀升，2006年的顺差额高达2001年的6.87倍。国际上判断贸易是否平衡，通常用贸易顺(逆)差额与当年进出口总额相比，在10％以内的为基本正常，这个“10％”也可称为贸易失衡“警戒线”。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1774.6亿美元，约占当年进出口总额的10.1％，刚刚触及“警戒线”。

而且对我国提起诉讼的国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以美国为例，2001－2006年一直位居我国前十位贸易顺差来源地的第二，且顺差年年递增。另外，对欧盟的顺差在2005年以后增幅明显(见表2)。在这种贸易不平衡的形势下，这些国家都千方百计地想增加对中国的出口，故而对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政策(包括税收政策)高度敏感。当他们认为我国的国内增值税政策和关税政策导致了他们对我国出口的减少，影响了其贸易利益，便提起指控。另外，这两起案件与其他贸易摩擦案件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在于，这是他国对我国进口贸易政策(关税和国内增值税政策是其组成部分)的指控，而其他大量的涉及纺织品、鞋业等的倾销案件主要是针对我国的出口贸易政策。

2．两案不同之处。第一，时间及具体背景不同。案件一发生在2004年，这时我国人世两年多，进出口虽然呈增长趋势，但顺差还不是特别突出。据美方统计，2003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总额高达20多亿美元，中国是美国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且2004年是美国大选年，故美国政府提起申诉与其国内的一些利益集团的要求有关。而案件二发生在2006年，中国已进入wto后过渡期，2005年继续位列世界第三贸易大国，顺差更是激增到1000亿美元。除了美国外，欧盟、加拿大也加入起诉行列，加剧了贸易利益的博弈。第二，案件一的诱因是国内增值税，美方认为我国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政策属于对内资企业的生产性补贴，形成了对外资企业的歧视。而案件二的诱因是关税，美欧加三方认为高关税迫使汽车制造商大量采购国内零部件，不利于国外零部件的进口。在起诉方看来，无论是国内增值税，还是关税，都发挥了“贸易壁垒”作用，阻碍了他们对中国的“自由”出口。第三，案件一的影响力较小，只涉及美国一个国家，而在案件二中，美国、欧盟、加拿大三方联合抵制中国的关税政策，影响力相对更大，充分体现了税收政策对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影响及国家之间贸易利益争夺的日趋激烈。第四，案件一是以双方协商和解的方式解决了最终的争议，但实际上是我国以默认争议中的措施违反了有关规定，从而取消了争议中的税收措施为条件的。从可以接触到的材料看，我国似乎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申辩。…这实际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信号”的作用，使得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此之后，一有机会便向中国的税收政策“开炮”。而在案件二中，中方有了进步，敢于坚持自己的政策没有违反wto有关原则，没有直接取消自己的政策，但也出于其他考虑在2006年做出了一定的让步，目前案件的最终裁决结果还待定。

二、国际上的涉税贸易争端案件及启示

上述两起诉至wto的案件貌似税收争端，是其他国家对中国进口税收政策的质疑及指控，但其在实质上仍属于国际贸易争端，即由税收问题引发的国家间贸易利益的摩擦。鉴于税收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wto越来越关注税收。这一点可以从1993年12月的乌拉圭回合后达成的几个多边贸易协定中反映出来。这些协议包括《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sen)、《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农业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这些协定既涉及了直接税。也涉及了间接税。这些协定反映出各国政府逐步意识到多边协定在调整税收措施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当这些措施会影响到商品、劳务、资本、人员和技术的跨国流动时尤其如此。随着wto涉及贸易和投资规则的不断延伸，会进一步引发各国税法和wto规则的冲突，使wto越来越多地干涉成员国制定其国内税收政策的自由。因此，在wto内涉税争执越来越多已不足为怪，这意味着各成员国的税法和wto规则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国际上曾发生过多起与税收直接相关的国际贸易争端。迄今为止，大多数的争议都是关于间接税的，包括对酒精饮料(日本、韩国和智利)的征税，对期刊杂志(加拿大)征收消费税，对汽车征收销售税(印度尼西亚)。另外也有一些与直接税有关，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如1984年美国推出《外贸公司销售法案(fsc)》，规定有海外业务的美国企业可以免除占其出口收入15％－30％的税金，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继续推行向其出口企业提供补贴的制度。1998年欧盟再次向世贸组织提出了新的诉讼，2002年8月30日，世贸组织最终裁定：fsc是不公平的，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定，应予废除；如果美国方面不服从判决，欧盟将有权对来自美国的产品征收高达100％的报复性关税。又比如。美国颁布《2002年持续倾销与补贴抵消法案》(即“伯德修正案”)，将上一年度向外国公司征收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款，按比例直接分配给提起和支持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的本国公司，而不是上缴财政部。这一做法实际构成了对外国公司的双重惩罚。欧盟、澳大利亚、巴西、智利、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泰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等11个世贸组织成员，就该法案向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起诉美国。2003年世贸组织要求美国废除该法案，美国拒不执行。2004年8月31日。世贸组织授权欧盟、加拿大、韩国、日本、巴西、印度、墨西哥和智利对来自美国的部分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其数额不得超过美国根据“伯德修正案”向外国公司征收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总额的72％。毫无疑问，世贸组织的这些裁决将会对成员国未来制定的国家税收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综观这些案件，可以发现其中的共同点：一方面，各个国家(包括美国这些经常责难他国税制的发达国家在内)都将税收视为提高国家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工具，常用手段就是通过税收补贴来鼓励本国企业出口，或者把税收作为一种限制他国进口的贸易壁垒来使用。而另一方面，各国在运用税收政策时，在一定程度上仍要考虑wto原则体系的制约。如果一国的税制设置不完全符合wto的有关规则，那么由此而引发的贸易利益竞争就很容易演变为贸易争端，而这些贸易冲突最后还必须在wto框架下找到妥协机制。中国人世后所遭遇的这两起涉税案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这一特点。而该领域最新的发展趋势是：wto在税收方面关注的不仅仅是确保各成员国遵守各项协定。无论各成员国是否遵守wto准则，各国的税收政策、行为和措施，都越来越被wto贸易政策审议机制(tprm)监控。由此可推论，我国的贸易税收政策未来还可能面临更多的被指控的风险。

三、加强wto后过渡期我国贸易税收政策的风险管理

(一)在贸易税收政策的制定中引入风险管理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风险管理是20世纪初兴起的研究风险发生规律和风险控制技术的一门新兴管理科学，从20世纪70年代起，风险管理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政府、企业的管理活动之中。1895年，美国学者海斯从经济学角度给出风险了的定义，认为所谓风险就是“损失发生的可能性”。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f·h·奈特于1921年提出了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关系问题，认为“风险现象，或者说不确定性或不完全信息现象，在经济生活中已无处不在……。如果一个经济行为者所面临的随机性能用具体的数值概率来表述……那么，就可以说这种情况涉及风险。”可见，风险一般包括“不确定性”和“会带来损失”两个基本要素。因此，可以将一个事物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并会带来损失的情况定义为风险。那么，政府出台一项税收政策，如果其政策目标(组织收入或调控经济)的实现是不确定的，而且还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带来损失，那么这种税收政策便是有风险的。风险来源包括政策制定的偏差、实施时机选择的失误、政策传导的时滞、税收外部环境的变化等因素。

一方面，税收政策风险不仅体现在政府组织税收收入的过程中，而且可能产生于政府试图利用税收政策调控经济时。具体到贸易税收政策而言，政策风险表现为哪些进出口税收收入可能无法征收入库，哪些调节进出口贸易的作用可能无法实现。前述两起案件所体现的主要是后一种类型的风险。由于我国在制定相关的增值税和关税政策时欠缺风险意识，也谈不上采取什么风险防范与控制措施，那么当风险突然发生时，只能仓促应对。如在案件一中，集成电路的增值税优惠政策被完全取消，案件二中的有关政策也做了部分调整，这些都是税收政策本身的风险损失。因此，加强我国贸易税收政策的风险管理具有必要性。

另一方面，近年来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抬头，尤其是2006年wto多哈回合多边谈判中止后，各主要贸易大国为缓解国内经济压力，获取更多政治资本，都有计划地将对华贸易争端推到前台，税收待遇问题则首当其冲。贸易摩擦目前无疑已成为我国对外经济所面临的重要风险之一，特别是在进入wto后过渡期以后，巨额的贸易顺差不仅增加了国内流动性泛滥的压力，防范及控制贸易摩擦风险更是刻不容缓。贸易摩擦的成因是纷繁复杂的。在前述两起案件中，我国的国内增值税和关税政策先后成为了引发贸易摩擦的直接而重要的“导火索”，这为我们研究贸易摩擦风险问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税收视角。正是因为在人世后的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税收政策的外部性效应在日益突显，所以在制定一项新的贸易税收政策时，我们就不能仅考虑它在国内的收入和调节功能，还必须考虑到它是否符合wto的有关规则。可能对贸易伙伴国利益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会招致他国指控而带来意外损失等。显然，这时的贸易税收政策风险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税收领域的风险问题，而且会直接牵连、波及或延伸到对外贸易领域，成为贸易摩擦风险的诱因之一；或者是，贸易摩擦风险是税收政策风险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我国贸易税收政策的风险管理更具紧迫性。

(二)防范及控制贸易税收政策风险的几点建议

第一，加强税收政策的风险研究并用于指导实践是前提。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在前述两起案件中，如果我国在相关税收政策出台之前能多考虑与wto规则是否相符，树立风险意识，并采取一些风险防范及控制措施，那么在突然面对他国指控的时候就不至于仓促应对而造成较大损失了。吃一堑。长一智。那么在今后的贸易税收政策的制定及执行中，应引入风险管理理念，树立风险管理意识，并加强政策风险防范及控制措施的应用性研究。

税收征管风险范文第3篇

二是对期货业的税收征管定性问题。资本市场是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资本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期货市场，其投资交易也是金融投资领域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适应，期货业理应列入金融业，按照金融业的标准缴纳税负。但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成立的时间较晚，加之期货市场在市场经济中的特定功能未能为社会和人们所真正认识和完全了解，故在实际税收征管中，期货业未能被等同为金融业，而是与旅游业、餐饮业等视为同类，按照一般社会服务业标准实施税收征管，履行纳税义务。税收征管上的这种偏差引发了期货业内外人士的长期争论而又悬而未决，对于期货业的正常发展影响较大。

三是风险基金计提得不到认可问题。期货市场是金融投资领域内的高风险市场之一。为有效防范期货市场的风险，增强期货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根据《商品期货交易财务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期货公司可以按手续费收入的5％计提风险准备金，专用于弥补风险损失。然而税务部门有关文件规定，期货公司计提的风险准备金不能作为费用在税前扣除，仍应纳入征税范围。照此办理，不仅增加了期货公司的经营成本，更为严重的是，对本已不足的风险准备金计提所得税，进一步削弱了期货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为防范和化解期货市场风险增添了压力。

四是地方税制的差异导致对期货公司的重复计税问题。税制改革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在深入进行。但是，由于全国各地税制改革进展有别，步调不一，各种特区和特殊税制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有的地区完成了国税和地税的分离，有的则仍然实行统一征税，有的甚至还实行包税制。地区税制的实际差异导致了期货公司及其各地营业部的纳税困惑。有的地区对期货公司的手续费收入总额进行全额征税，存在着交易所和期货公司重复征税的不合理现象；地区税制的差异也导致期货公司营业部之间纳税成本不一，如果地区税制协调不好，同样也会存在营业部和公司重复纳税的问题。

总之，由于我国现行期货市场税收征管政策尚未完善，对期货业的税收征管存在着诸多不公平、不合理等问题，加大了期货业的税收负担，没有很好地对新兴的期货市场起到扶持、保护和促进作用。鉴于此，完善期货市场的税收征管政策，已经成为期货业久已盼望的心愿和共识。

完善现行期货公司税收征管的几点建议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已经明确提出要进行税制改革。《意见》不仅承续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这一精神，而且对“完善资本市场税收政策”的改革还作了具体部署。学习和领会《意见》精神，针对现行期货市场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特提出如下几点完善建议：

首先，期货业应享受与金融业相同的税收待遇。期货业能否被列为金融业的争论已因《意见》的公布实施而得以根本解决。《意见》中已明确将期货公司定性为现代金融企业，并要求严格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加强管理，把期货公司建设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据此，税收征管应贯彻执行《意见》的要求，适时进行调整，将期货公司与金融业列入同类，享受同等的税收征管待遇。

其次，公平合理地确定期货公司营业税基数。如前所述，期货公司营业收入中包括期货交易所收取的手续费，这部分手续费并不为期货公司所有，并非真正为期货公司的经营所得。换言之，期货公司的真正营业收入应该为扣除代收部分后的净收入，并应以此来计税。期货业应该比照金融保险业同等待遇，在按照规定向客户收取业务手续费时，以折扣(折让)方式收取的，可按折扣(折让)后实际收取的金额计入应税收入。故此，在实际税收征管中，应将期货公司期货交易所收取的这部分手续费加以扣除后，再计征期货公司的手续费，以真正体现税法公平合理的原则。

第三，风险准备金应作为期货公司的税收成本据实扣除。期货市场是金融投资领域内的高风险市场之一。为有效抵御因市场不可预测的剧烈变动或发生不可抗拒的突发事件等原因所导致的债权损失，期货公司设立风险准备金是完全必要的，这也是国际期货市场普遍通行的惯例。与国际期货市场的标准和保证期货市场稳定的实际要求相比，目前期货公司的风险准备金的数额，普遍远远未能达到最低的准备限度，期货市场防范和化解风险普遍存在着较大的基金压力。鉴于此，税收征管应该与国际通行的规定接轨，明确期货公司所计提的风险基金不属于纳税所得，不再征取税收，切实贯彻执行财政部《商品期货交易财务管理暂行规定》，鼓励和扶持期货公司提取风险准备金，扩大风险准备金数额，增强市场风险的抵御力。

税收征管风险范文第4篇

【关键词】税收征管改革；税源专业化；分类分级管理

税源管理是依法治税、依法征管的重要基础，是衡量税收征管质量和水平的重要起点。当前，随着经济社会信息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对税源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如何顺应这一新的形势发展变化，构建信息化背景下的税源专业化管理体系，更好地提升税源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就成为了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课题。

一、中国的税收征管现状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发展，国际化、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逐步推进，税收征管的主客观环境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如何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如何对现有的税收制度进行结构性优化，如何在方式、手段中加强与完善税收征管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税源发展变化要求必须深化税收征管改革。

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对中国的纳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纳税人资产规模大，税源结构复杂。经济的发展促进企业的规模效益，现在越来越多的纳税人实行集团式的经营管理模式，财务核算实行一级核算，资金统一调配，生产经营规范，市场覆盖面广。税源包括母子公司、总分机构、跨区甚至跨国企业，税源的复杂性决定税收征管的困难度。其次，纳税人税收专业化，维权意识较强。对很多大企业，尤其是重点税源企业而言，非常重视财务管理以及税收筹划，一般都聘请了具有税务、会计和法律方面的高级人才，形成专家级的团队。这些企业财务制度相对规范，税收筹划水平很高，同时又具有较高的维权意识，对现行税收征管提出挑战。

（二）现行税收管理模式要求深化税收征管改革。

我国税收管理模式与经济形势的发展、税源的变化之间存在诸多的不适应。首先，税制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我国税制中间接税比重过大，间接税方便于征管，但是不利于发挥税收调节收入的职能。其次，税制设计有待于进一步优化。我国目前国地税开征的税种有19个，在税制设计中存在对同一征税对象的重复征税，也存在对某一征税对象的漏征漏管。另外，税率级次太多给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提供了空间，不方便税收的征管。例如，2013年8月1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在全国推行之后，增值税现有税率、征收率以及试点“1+7”行业税率一共有9种。最后，税务干部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全国税务干部的平均年龄在47岁左右，税务干部队伍严重老化，不能适应现代化税收征管的需要。尤其在信息管税模式之下，税收分析、纳税评估等专业化的税收管理由于税务干部的素质只是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其真正的效用。

二、以税源专业化管理为基础，实施分类分级管理

由于我国目前税收征管的现状，税务机关应根据纳税人规模数量、组织架构、经营特点、核算方式、利益诉求等发展变化，积极探索进一步有效加强税收征管的新途径――税源专业化管理，实施分类分级管理，以适应纳税人需求和时展的需要。

（一）实施分类管理

税收是由税收的征纳双方构成，征收方是税务机关，纳税方是企业。分类管理不仅是针对于纳税人，而且涉及到税务机关。因此，应当对征纳双方进行科学化分类，并在科学化分类的基础上实行专业化管理。

1.科学化分类是实施分类管理的前提。

对纳税方而言，按照行业和集约化管理的思路，税务机关根据规模和行业对纳税人划分为重点税源、中小税源和零散税源；对征收方而言，按照工作流程和事项，对税务机关的税源管理职责划分为日常管理与服务、税源监控与评估和税务稽查三大块，同时在分清工作职责的基础上对税务干部工作按照能力与经验进行合理的分类，分配到相应的职责岗位上。

2.专业化管理是实施分类管理的举措。

（1）对纳税方而言，建立分类基础上的立体税源管理模式。

重点税源企业经营规模较大，财务管理相对健全，企业尤其是上市企业要求做内部控制，其中包括与税收相关的财务方面的内部控制，因此纳税遵从度较高。对重点税源企业税务机关推行个性化的服务，积极解决企业的合理涉税诉求，同时对企业的税收风险内部防控机制提出建议，指出税收管理的薄弱环节和涉税风险点，强化事前风险防范和事中风险控制管理，以防范重大税收风险。

中小税源企业相当于税源管理中的“潜力股”，随着企业的做大做强，中小税源企业可能变为重点税源企业，要充分发挥税收的杠杠作用，引导中小税源企业的健康发展。对中小税源企业推行行业化管理，行业是所有企业共有的特征，按行业进行分类管理可以对企业进行横向比较，尤其对购进货物、生产经营、市场销售等流程相类似的企业参考性更强。另外，税务机关可以运用行业指标分析工具，设置行业风险预警指标，制定动态的行业管理指南，深化对中小税源企业管理。

零散税源主要是个体工商户，在整个税源体系中所占比重较大。近90%税务干部管理零散税源，而零散税源收入占总税收收入比重微乎其微。全国对零散税源管理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对零散税源放弃不管。因为大部分的税务干部投入管理，为的是较少的税收收入，投入产出不配比。同时，从税收征管角度，个体工商户由于规模不一，财务不健全，征管难度大。另一种观点是对零散税源必须要管。因为企业的纳税意识淡薄，如果对零散税源放弃不管，中小税源企业很可能将收入肢解，以避免纳税义务。如何对零散税源的管理，同样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社会化管理，发挥市场街道的作用，实行委托代征；另一种是自我管理，对零散税源实行自我管理。对零散税源要管，但由于其实现的税收收入规模小，税收征管难度大等特点，建议对零散税源实行自我管理。个体工商户采取自我申报纳税，自我监督的方式，而税务机关从“保姆式”管理转变为“流程式”管理，通过日常管理与服务职能为个体工商户提供咨询等服务，促进零散税源自我申报纳税。同时，税务机关采用评估与稽查的方式检验个体工商户的纳税遵从度，对逃税行为加大惩戒力度，提高个体工商户的纳税水平。

（2）对征收方而言，管理主要体现在职责的分工和税务干部的培养。

按照工作流程和事项，税务机关的税源管理职责划分为日常管理与服务、税源监控与评估和税务稽查。日常管理与服务主要体现在税务登记、纳税申报、信息采集、涉税审批、税款缴纳等；税源监控与评估主要体现在税收分析、税源监控和纳税评估；税务稽查主要体现在重大违法案件的检查与审理。

实行税源专业化管理，税收工作流程发生变化，税务干部工作分工也同时发生变化。专业化的管理要求具备专业化的人才。我国目前税务干部全国平均年龄在47岁左右，税务干部面临老龄化现象，并且税务干部老中青梯次不合理，很容易出现“断层”现象，不利于税收征管的需要。因此要加强对现有税务干部的业务培训，建立专业化的税源管理团队，培养税收分析、纳税评估、税务稽查、反避税以及行业税源管理的专业化人才，提高税务干部专业化的岗位技能水平。同时，要建立评价激励机制，为专业化人才的培养创造各方面积极的条件。

（二）实施分级管理

分级管理意味着各个层级实体化的问题。目前，我国税务机关层级为：总局、省局、市局、县（区）局和分局（所）。目前，总局、省局、市局做政策的制定与指导工作，业务主要集中在县区局和分局（所），但是在税源专业化管理模式之下，各层级将分级承担风险管理责任。

重点税源企业的管理按照规模+行业划分不同层级，建议分别由总局、省局、市局管理。这种集中的管理模式提出主要是由于税收征纳双方的情况决定的。从纳税方来看，重点税源企业即大企业一般是集团性质，跨区域甚至跨国经营，关联交易较多，财务核算复杂，涉税事项多样化，重点税源企业缴纳的税收收入比例占90%以上，原有的属地化的税收征管模式已经严重不适应大企业的诉求。从征收方来看，由于征纳双方信息的不对称，重点税源企业大部分是总部决策，属地基层税务机关无法对大企业实施有效的监管。而在税收信息化尤其是“金税三期”情况下，数据将实现总局、省局两级集中，大量信息的高度集中将方便做出有效的决策，规划税收风险管理战略，积极应对税收风险，指导和推动基层的工作实践。另外，对大企业的管理要充分发挥税务机关的联动作用，合理划分专业管理局和属地基层局之间责、权、利的划分。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建立国税、地税大企业共管机制，共同提供个性化服务和实施风险监控。大企业税收管理模式的创新，可以提升对大企业的服务与管理水平，促进大企业纳税遵从度的提升。

县区局和分局（所）作为基层局，主要负责中小税源的管理和零散税源的监控，同时承担重点税源企业的属地性日常管理职责。

调整内设部门税源管理职责，将税收风险规划、分析识别、等级排序、下达应对任务等职责整合到相应部门，归口履行上述职能。在坚持现行财税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将现有按照划片管户设立的税源管理机构，调整为按照规模、行业、特定业务等分类的税源管理机构，主要从事纳税评估。科学界定税收管理员职责，改变目前税收管理员“分户到人，各事统管”的管理办法，设置日常管理、纳税评估等岗位，实施专业化管理。

税源专业化管理是新形势下进一步强化税收征管工作的必然举措，实施分类分级管理，体现税源管理的专业化，纳税服务的专业化以及税务干部培养的专业化，是税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重要途径。正确处理税收征纳双方的关系，从我国目前税收征管现状着手，以税源专业化管理为基础，实施分类分级管理，促进税收征管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吴艳芳，农春燕. 实施税源专业化管理新模式[J]. 中国税务，2011，（01）.

[2] 马克和，侯伟，汪俊秀. 推进税源管理专业化的前提与基本模式[J]. 税务研究，2010，（10）.

税收征管风险范文第5篇

信息：是贯穿于税收征管的全过程的关键因素，是税收征管工作的重要生产力。信息管税：就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以解决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为重点，以对涉税信息的采集、分析、利用为主线，树立税收风险管理理念，完善税收信息管理机制，健全税源管理体系，加强业务与技术的融合，进而提高税收征管水平。

信息管税，是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税收征管工作新思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发展，给税收征管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现象将会日益突出。因此，我们要牢固树立信息管税的思路和理念，充分利用集中上线的征管数据，来破解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以涉税信息的采集、分析、利用为主线，树立税收风险管理理念；以健全税源管理体系为手段，加强业务与技术的融合，促进税收征管工作再上新台阶。

“信息管税”要树立三个理念

第一，要树立“税收风险管理”理念。税收风险管理就是税务机关通过先进的管理和技术手段，预测、识别和评估税收风险，根据不同的税收风险制定不同的管理战略，并通过合理的服务和管理措施规避或者防范税收风险，以提高税法遵从度和税收征收率。树立税收风险管理理念，有利于从根本上认识税收征管工作的本质和规律，提高工作的主动性和针对性，为“信息管税”提供有针对性的管理需求，找准管理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提高管理效能。

第二，树立“数据质量为本”的理念。“信息管税”是运用先进的管理技术手段将数据加工整理成为信息，直接作用于税收管理的过程。从这里不难看出，原始数据的质量是基础，决定了加工后的信息质量，也直接决定了“信息管税”工作的成败。即便是真实可靠的原始数据，如果加工手段有问题，都不一定能够得到高质量的信息。不可靠的数据，无论怎样加工，出来的一定是垃圾信息。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质量就是数据生命的意识，宁缺勿滥，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数据质量。

第三，树立“业务技术相融合”的理念。“信息管税”的过程，实际上是税收管理业务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的过程，也是税收管理者与信息系统平台高度融合的过程。税收管理业务是信息技术的先导，信息技术是税收管理业务的支撑。只有二者高度融合，才能真正发挥“信息管税”的威力。为此，我们要根据“信息管税”的需求来规划信息的收集、传输、存储、加工、维护和应用等各项业务。

推进信息管税，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维护一套运行平稳高效、信息采集种类齐全、税源控管功能强大的大集中信息管理系统。

二是积极搭建和外部互联互通的社会综合治税信息管理平台。充分借助政府网站，定期进行信息交换，以彻底解决信息对称问题。

三是制定数据采集、数据质量的管理办法。通过建立制度、完善办法、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制及强化考核等手段，提高内、外部涉税信息质量，确保数据采集及时、完整、准确、有序。

四是创建税源管理平台，发挥税收预警作用，完善税收管理员制度，实现对各行业、各税种管理的全面覆盖。

五是培养一支既懂信息化、又懂税收业务的复合型地税干部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