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的传承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法律文化的传承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法律文化的传承范文第1篇

旅游业发展丽江古城传统民族文化传承保护旅游业的发展为丽江古城带来的外来文化与地方传统民族文化之间有很大的关系，如何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特色和实现有效的文化整合已成为丽江古城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不可回避的问题。丽江拥有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如古老的东巴文字、丽江古城、纳西古乐、茶马古道、白沙壁画等。伴随着旅游业的兴旺，丽江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丽江古城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流失严重。民族文化作为丽江人文旅游资源的代表，关系着丽江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对传统民族文化加以保护和传承。因此，要协调好旅游业发展和民族文化保护的关系，实现丽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旅游业发展对丽江古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旅游业在为一个地方带来良好经济效益和扩大城市影响的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一些消极的，对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不利的影响因素。

1.积极影响

（1）旅游业为丽江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机会，成为宣传，传播丽江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这种有效的宣传和传播也促进了当地政府和人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意识，使其更具群众性。

（2）有利于促进丽江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复兴，增强了丽江人的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

（3）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使丽江人更了解祖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有助于形成健康、合理的现代生活方式，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

2.消极影响

（1）外来文化会同化和变异丽江民族传统文化，当外来文化随着游客进入丽江时，旅游者所表现出的可能是不受约束和放纵精神等的“客源地文化”，而这种文化的负面影响可能会使保存了几千年的丽江民族传统文化在旅游业发展的短短几年内发生不好的变迁。

（2）文化的商品化和庸俗化使丽江民族文传统化的发展面临严峻的形势。那些没有真正体现丽江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仅凭个人喜好任意拼凑，编造，虚构的伪文化，反而破坏了传统文化的背景，阻碍了丽江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如今，丽江旅游地随处可见的大同小异的民俗表演脱离了真实的文化背景，明显带有迁就游客的表演成分，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有害无利。

（3）旅游对丽江社会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旅游业的快速不健康发展对当地人原有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作用。丽江的一些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出现了退化遗失的现象，给人以民风日下的恶劣印象。

二、丽江民族传统文化变迁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1.文化的良性变迁促进了丽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丽江旅游业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丽江人亲自见证和感受了发展旅游业所带来的实惠。民族文化认同得到了强化，使丽江人增强了对传统文化保护和创新的意识，使他们自愿站到爱护，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立场上了，从而实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创新。

2.制约丽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1）在现代文化冲击下，民族传统文化在变迁的过程中，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小，呈现被同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着装的同化和纳西语面临失传的危险。

（2）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使丽江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发生激烈碰撞。游客数量逐年增加，外来人口的流动，转换给丽江民族传统文化带来很大的冲击。

（3）由于旅游业的开发，现在丽江不仅是一个古城，而且还是一个弥漫着浓厚商业气息的现代小城。民族传统文化的商业化削弱了本土特色，威胁着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下丽江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措施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可能会促进民族文化的良性变迁，也可能会导致恶性的变迁。面对旅游业给民族文化带来的巨大冲击，想要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只有通过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解决。

1.政府需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当地政府应意识到保护丽江民族传统文化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主要用于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及当地文化机构和团体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及抢救。防止旅游业的过渡开发对民族传统文化造成过分商业化。丽江民族传统文化大多被年纪很高的老东巴掌握，随着老东巴们年龄增长和去世，导致文化的传承受到阻碍。在政府的财政支持下成立研究纳西文化等的单位和组织，培养专门的研究和传承纳西文化的人才。纳西文化的研究和传承这样关系民族发展的庞大工程必须要有国家的财政保证。

2.要加大特色旅游产品的开发

在开发旅游产品时，要充分利用丽江丰富的资源，开发出的旅游产品要能体现丽江民族传统文化特色。对于旅游产品的开发要能体现出民族文化内涵，以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3.加强旅游人才队伍建设和文化交流

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培养高素质的旅游管理及从业人才。

4.从实际出发，制定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条例、法令等

把环境与发展问题落实到政策、法令和政府决策之中，以使旅游可持续发展建设走上法制化轨道，加强民族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有了政策和法令的强制命令，才能从根基上保证在旅游开发中保护民族文化，打击各种不文明的破坏行为。制定和完善丽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任务、政策、措施等。加强旅游法制建设和法律政策研究，努力运用旅游规划、法规和法律政策来调控和管理各种旅游经济活动，使整个旅游业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旅游是人们为了不断完善和充实自身而产生的一种高层次的追求，文化是旅游的基础和主要内容，丽江发展旅游业应该加强利用“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优秀民族资源，协调民族保护和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贯彻可持续的旅游发展观。

参考文献：

[1]李瑞，王义民.旅游资源规划和开发[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

[2]宗晓莲.旅游开发与社会变迁——以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纳西族文化为例[D].博士论文，2002.

[3]刘瑾，纳西文化空心化旅游商业化如何保护传统[M].昆明：云南出版社，2003.

法律文化的传承范文第2篇

关键词：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民族村寨被认为是中国最大文化遗产和未来10年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2009年，国家民委和财政部联合开展了少数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截至2013年底，中央财政已投入9.1亿元资金。2014年2月国家民委了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湖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仅次于云贵两省。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湖南境内有63个，占湖南80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国保”名录的79%。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下辖的湘、鄂、渝、黔四省市边区占全国“国保”名录66%。本项目首次将法人类学、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连接起来研究，国内外没有直接的研究文献，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方面，研究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村寨民族志，典型的有《中国民族村寨研究》（张跃，2004）介绍了包含文化在内的民族村寨13个方面的问题，此类文献为研究者提供了全面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但整体民族志的浅层建构需要足够的后续性研究。另一类是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保护的现实对策，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可资借鉴的观点。田茂军指出在民俗旅游中文化保护与开发的辩证关系：“保护是开发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保护了，才有可能进一步开发;合理开发也是一种保护，是一种发展性质的保护”。[1]麻三山指出在村寨旅游开发要产业开发和民族遗产保护双赢等[2]。还有人研究了民族村寨文化遗产社区参与式保护模式（林丽，2009）、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规划保护（陈华，2012）等，此类文献大多集中于村寨发展中的经济应对、行政应对，尚欠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最有效的应对手段即法律的介入。

（二）民族村寨文化教育传承方面的研究文献约有10篇，仅有朱祥贵以民族法学视角分析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自治权，指出“我国立法在立法理念、权利体系、权利内容、国家义务、救济程序等方面存在不足，需深化立法的理论基础和重构制度设计”。[3]显然，民族村寨文化教育传承的法学综合研究仍十分滞后。

（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法律保护方面，现有文献可以分为三种研究视角，一是整体立法研究视角，学者们就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立法保护问题、背景、意义、立法框架作了思考，多数人认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立法可操作性不强;涵盖文化各个领域的私法不完善，利益保障机制缺失，权属不明;法律保护滞后（高永久、叶盛荣等）。二是权利研究视角，周勇的著作《少数人权利的法理》指出“对这类冲突的调处不可能仅仅凭籍道德上的善意和政治上的方略，还必须依据公平、正义、人权等人类的基本价值理念，通过法律的技术手段来协调和构建和谐的族群关系。”[4]169David W.Elliott论述了加拿大对原住民权利进行保障所采取的各种有力措施及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其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措施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三是文化遗产法视角，国际文件典型的有1982年《关于小聚落再生的Tlarcala宣言》提出了小聚落保护建议。国内学者们研究了文化遗产立法对策、文化遗产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等方面，文献资料十分丰富，但遗憾的是村寨文化遗产形态的立法未及细化。

（四）法律人类学对本项目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方式的贡献。法人类学强调田野调查，乃至参与性观察;法人类学注重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提倡文化个体间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方法对本项目研究影响颇大。二是理论观点的影响。法人类学研究是在19 世纪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马林诺夫斯基、霍贝尔、斯奈德等人的学术成就，引导我们关注“规则应如何去适应人类生活”。[5]97国内研究中苏力研究法与乡下人习惯人情的关系，是应用法人类学分析中国乡村法律社会的经典表述。三是分析思路的启示。澳大利亚法人类学家参与原住民遗址保护权的工作，他们力图把法律规范、概念和社会控制过程置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场景之中。国内将法人类学应用于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文献不多，王启梁，刘希等运用法人类学对民间文化保护进行了尝试性分析，为研究提供了思路。但正如胡守勇（2008）的批评，“人类学一直以来对文化的研究侧重于对不同文化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较少专门针对文化建设出谋划策。” [6]将法人类学应用于新一类文化遗产――村寨的研究，正可谓是人类学的使命所趋。

二、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研究价值

（一）理论价值

针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特殊区位，以法人类学进路研究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打破了传统法学原来刻板的面孔、狭窄的视野，弥补了法律规则与村寨内生规律研究的不足，推动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实质性法制的系统研究。以法人类学研究进路，就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学术热点、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保护的学术难点开展系统研究，具有较强的新颖性。

（二）实践价值

法人类学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纳入一个“开放的社会科学”之中，为文化遗产管理部门、立法机构、民委提供决策的思路、方法和策略，推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依法进行。法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对法学的“闯入者”，不拘泥于静态的法律条文，用动态的观点看待法律，把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置于情理法、法律现代性、法律语境化、民族社会现实、经济发展之中，在传统法律无法满足变迁中的复杂社会的要求时，担当起开拓视野、提供思路、贡献方式方法的作用。

三、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论纲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1.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现状与法人类学进路。主要研究：（1）遗产概念下民族村寨的重新解释和话语建构。以民族村寨的遗产本体及本质属性的高度抽象形成民族村寨的规范概念，分析遗产法体系中民族村寨的准确定位，构造民族村寨法人类学研究的话语体系。（2）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基本现状和存在问题、影响因素分析。（3）法人类学反思与进路。既存相关立法的主要视点在于遗产文化的表面现象与外部特征，而对其内涵文化的生成规律与文化延续的社会机理缺乏理性深究，法人类学能积极地为村寨遗产的本土化研究提供反思与创造的空间，克服既有法律模式选择存有的功能性缺陷。

2.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人类学分析。主要研究（1）法律理解问题。针对连片特困地区的村寨社会，探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的法律意识、法律传播、法治认同。（2）国家权力问题。在国家主导的遗产运动、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战略背景中，研究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的国家义务、权力运行等。（3）遗产主体的权利问题。分析地方性遗产主体的地位、内在结构、利益获取与利益分享及制度需求。（4）维权行动的逻辑解读。分析地方性遗产主体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支配与反抗的行动过程和方式，阐释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法与人类学的双重控制。（5）个案研讨，围绕武陵山地区田野个案进行研讨，探索多民族、欠发达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实践过程。

3. 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主要研究：（1）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中的人类学理性。①法制建构中人类学因素考量。从文化与经济互动、传统与现代的有效整合、文化多样性、文化整体生存伦理，探求法律规则与指向客体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层连接和互融。②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原则。从村寨社会的利益控制与平衡，探讨连片特困地区权力与权利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平衡与配置。③从法律制度的核心――权力与权利展开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总体架构。（2）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村寨权力规范。继续强化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功能，实现权力设定、行使到违法责任的法律控制。（3）村寨文化主体权利的精细化研究。从多元主体的类型化研究出发，重点分析原住社区、原住民权利的性质、表征、法律保障，以达致法律规制与内生的、自觉的保护行为、教育行为之和谐。（4）法人类学下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具体制度，探讨以公法和私法双向系统展开民族村寨文化保护制度与教育传承制度。

（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1.基本思路：本研究以问题-理论分析-解答为主线，首先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基本现状以法人类学反思，检审法律“客位”规则的局限性，分析遗产法体系中民族村寨的法人类学进路。其次就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制核心领域，即法律理解问题、国家权力问题、遗产主体的权利问题、维权行动的逻辑解读展开法人类学分析。最后提出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

2.方法：（1）田野调查法。针对性地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村寨进行调耍深入民族村寨实际生活领域，研究民族村寨的人文环境，获取客观、真实、准确、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进而谙熟民族村寨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实践运作及存在的问题。（2）文献资料法。收集、整理民族村寨国内外的相关学术著作、论文及地方文献资料，并对这些文献进行较为细致地归纳、演绎等分析工作，为课题的研究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3）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一方面，充分注意民族村寨法律规律的抽象归纳、总结;另一方面，充分反映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的实践规律，将法律制度应用于实践中检验。

（三）研究确定的重点与难点

1.重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人类学分析。法人类学分析是突破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现实法制障碍的前提，又是法人类学法制建构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故为研究重点。

2.难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无论是从人类学角度，还是民族法学角度，学界几乎没有阐述如何将法与人类学联系起来形成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律制度，故提出具有正当性和可操作性的法人类学制度建构为研究难点。

四、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主要观点

1.整体看来，以村落遗产为单位的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相关法律规定，仅仅是以工具化的视角、“ 客位”的立场加以规范，法律保护不尽人意。村寨文化遗产有其生成、延续的社会机理，法律规则应当 “体察” 保护对象的全方位的特征，这正是法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新领域。

2.伴随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国家权力的强势介入，法律实践形态几乎都不证自明地将国家立于法律保护优位。而权力纵向的绝对支配性，既存在着战略开发的突破性推进，又存在各类权力衍生出的“利益链” 组成的利己主义。

3.在政府主导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基本上沿用了公权力的背景，村寨保护的主体权呈隐性状态，文化主体的参与、集体性私利、单子式个人利益在整体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中往往被忽视，法律保护缺乏对本土民族私主体生存与文化自主性的关注。

4.村寨主体的维权是围绕权力-权利-利益之网表现出一种弱者的抗争，在隐藏的法律文本下的点状事件容易激发为非理性群体对抗事件，并影响社会稳定。

5.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律保护应置于特定社会的知识谱系中去看待和考察，法律保护应致力于原生土壤上文化主体的认同与支持、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的相容共生、民众生存与经济、文化的和谐。

6.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律保护具备公私权融合的公私法域特质，公私权的平行关系决定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保护的公私法混合式法律选择模式。价值目标上，创设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公私法平位保护秩序。既要跳出公法或私法单点要素的模糊评价，又要转到多要素的多元化调整;内在结构上，建立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私权为目的、公权为基础的公私法合一法律体例。法律选择的权重在于村寨文化主体私权保障的具体法律安排，公法则是以总体性的宏观管控为核心;实现路径上，以利益平衡推进民族村寨公私多层利益的体系之间定位、衡量、评估，以法律配置方式最终使公权利益和私权利益各得其所。

结语

绝大多数民族村寨研究是从非法律领域出发，法学研究鲜有涉及且失之琐碎，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创新之处在于就此类相关论题开展的法学系统研究，是单项式、断裂式、零散式研究范式的重大突破。 运用法人类学的新视野研究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具有较强的新颖性和创新性。从文化与经济互动、传统与现代的有效整合、文化多样性、文化整体生存伦理，探求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规则与指向客体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层连接和互融，既是人类学的拓展，又是传统法学的重大突破。

参考文献：

[1]田茂军.保护与开发：民俗旅游的文化反思――以湘西民俗旅游为例[J].江西社会

科学，2004（9）.

[2]麻三山.对民族文化村旅游开发的思考[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8（4）.

[3]朱祥贵.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自治权立法保护的完善[J].社会科学家，

2010（11）.

[4]周勇.少数人权利的法理[M].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

[5]（英）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2001.

[6]胡守勇.文化建设：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新领域[J].云南社会科学，2009（1）.

法律文化的传承范文第3篇

大湘西村落文化是我国古村落文化中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文化特色的古村落，村落文化并未在历史长河中泯灭殆尽，而是能够较为完整的保存下来。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对于很多古村落的文化传承产生了极大的威胁，为了获取更多人们生存空间以及社会需要，很多地区强制性的征用农村住房以及田地作为城市发展空间，压缩了农村人们的生存发展空间，很多传统古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被动的消失，而我国的法律保护措施不够健全，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配套政策缺乏。基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我国自建国以来逐渐完善了相关的《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城乡规划法》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等，成为我国古文化保护的基本法律框架，但是由于法律颁布年代较早，随着社会进步发展，已经逐步不能满足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法律中对于传统村落的定义不够明确，导致相关保护措施存在较大的局限，外界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意识淡薄。法律条款中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缺乏专门性以及整体性的法律条款对传统村落予以法律保护。而随着人们对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意识加强，国务院为了切实保护传统村落文化，出台了相应的保护文件，但是缺乏法律的强制性效力，实际开展效果不够理想。

（二）惩处力度较轻。针对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其中主要的是针对农民的房屋、土地的产权等问题，但是由于传统村落存在的时间较为久远，经过了长时间的人文变迁，产权不够清晰，在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阻碍。主要表现在古村落文化保护过程中，对于修缮古村落建筑的职责义务上存在不明确，导致互相推诿，难以实际开展，并且难以保证有直接利益者拥有明确产权，在产权争夺过程中造成历史文化遗产的损坏。

（三）法律监督不足。对于古村落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我国法律制度存在较大的局限性，缺少专门的法律措施，尽管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意识有了显著提升，但是在实际传统村落保护过程中，工作开展存在一定的问题，难以切实有效的保护古村落文化不受侵害，法律所具有的监督性作用无法体现，缺少法律的监督，古村落文化保护成为一纸空谈。

二、保护大湘西村落文化的对策

（一）制定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法律。古村落自身具有较为鲜明的地域性以及民族性文化特色，目前我国对于传统村落保护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文物保护法》对于古村落文化保护产生的极大的束缚作用，一些具有历史文化的城镇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相比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由此应在相关的历史文化名称的法律保护条例中加入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制定《传统村落保护法》，以专门和完整的法律来完善古村落文化保护，并且强化对于破坏古村落文化的惩处力度，切实维护古村落文化的传承发展。

（二）健全和完善历史建筑产权制度。古村落的建筑产权保护在实际工作开展中解决较困难的问题，由于传统村落中的房屋大多数采用乡土材料，并且部分房屋存在闲置状态，传统村落中房屋一些具有历史气息以及精美的部件被贩卖，造成了极大的文化损失。对于传统村落保护首先应明确村落中房屋、土地产权，以确保能够切实的保护村落居民的个人利益不受侵害。而我国对于传统建筑的产权缺乏相关规定，一直处于巨大的争议中，由此针对这一现象应健全和完善建筑产权制度，以确保产权的明晰，减少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

（三）注重法律分类保护。对于古村落文化，不同地区的村落文化差异较为显著，并且在传统村落中房屋、生产工具以及历史文化都属于村落文化，由此在传统村落文化保护过程中，应针对村落文化中不同文化类型进行明确规定，在法律完善过程中注重村落文化的分类保护，以确保古村落文化能够全面、系统的受到保护，将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传承和发展下去。

三、结论

法律文化的传承范文第4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商标权

在目前追求文化精神的现代社会中，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完善的立法体系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增加了我国的软实力，维护了我国的民族尊严。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的体系构建，法学界及社会相关人士有着不同的见解。笔者认为应当顺应我国的基本国情，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以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法律为基础，量身定制一套能够有效起到保护作用的法律体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一）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益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对传承人的权益保护主要在精神权益和物质权益两方面。首先，传承人的精神权益是指不受污蔑、精神上的不受冒犯等等，这些精神权益不仅仅代表着传承人强烈的民族荣誉感和归属感，对传承人物质权益的实现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次，传承人的物质利益因为现代科技力量的强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带了大量的复制、收集、滥用。因为法律保护的欠缺，致使我们面对这样无偿的使用甚至牟利无法拿出有力的法律手段捍卫自身的权利，只能通过外交方式解决。

（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

正所谓传内不传外，在过去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仅限于家族内部间流传，一些古老的技艺渐渐成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经济来源。但是随着社会商业化的发展，若依旧以家族流传文化爱好作为主要传承方式，难免会偏离时展。所以为了避免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陷入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时刻需要新的动力以及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内容

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第一，著作权保护。著作权即版权，是对文学、科学作品作者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权利保护，更倾向于作品表现方式的保护。但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其外在体现的多是精神层面的内容，而且文化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就这与著作权的要保护形式产生了一定的偏差，使由著作权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了困境。例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剪纸技艺已经家喻户晓，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不是我们欣赏的剪纸作品，而是传承人的技术以及精神信仰，但是它无法作为法律客体成为著作权的保护对象。所以从这一例子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还有待完善。

第二，商标权保护。商标对产品的保护时间可以通过续展而持续存在，并且主体既可以个人、团体，也可以是法人。所以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商标权可以用作传统文化识别的保护，其保护主要有两种方法，其一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标志、字符、文字等等可以作为商标进行注册保护，其二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生的产品可以进行商品商标注册，具有独特性的文化服务也可以注册服务商标。此外一些可以代表传统工艺技术的招牌也可以成为标志，进行商标申请，以便后续更好地保护传统文化。

（二）藏医药的商标权保护现状

藏医药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大量的临床疗效，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因为科技的不断前进，传统藏医药学文化面临着文献损毁、技术无法传承等严峻问题，其中关于藏医药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国在未来的全球化发展中能否保有一定的地位，能否争取更有利的科学社会资源，还要依靠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力量。因此藏医药学如何在知识产权方面得到更有效地保护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藏医药中，那曲的冬虫夏草可谓是极具代表性的一种药材原料，已经成为各民族人民都十分认可的良药。那曲冬虫夏草名声大噪带来的是藏药产品的好信誉，成为藏药产品质量可靠的标签，并且为当地藏族人民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这一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商标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中起到的良好推动作用。因为在商标权的保护中只要满足可识别性这一个条件即可，其不受文字、颜色、图形、声音、时间等条件的限制。但是在这一事例中，藏医药在形成了商品化状态后才发挥了商标权的作用，商标权使藏药产品得到了保护，藏医药知识却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因此仅仅依靠知识产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不完整的，我们还需寻找其他保护之道。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建议

为了弥补知识产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缺陷，完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笔者有如下建议。

第一，规范知识产权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及客体。对相关的主客体给予明确界定，不用再多加考虑其是否属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有利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及时抢救、保护、发展。第二，完善我国现有知识产权体系。为了全面、长久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如在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律法内容中加强对传统识别标志的保护，避免遭到其他人恶性抢注。第三，笔者建议成立特别法以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因为我国目前知识产权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到全方面的妥善维护，所以可以在某些方面，如民间艺术文化作品、历史科技等，针对其特点及发展前景有针对性地制定特别法进行保护。并且在此基础上，构建统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有效协调各个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的空隙或部分交叉点。

综上所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如果仅仅依靠著作权法、商标法等个别法律的零散规定o法从根源上使其得到真正有效的保护，因此制定专门法律法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必要手段。

参考文献：

法律文化的传承范文第5篇

第一条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

（一）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

（二）传统表演艺术和民间美术；

（三）传统礼仪、节庆、庆典以及竞技、游戏等民俗活动；

（四）传统手工艺技能；

（五）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

（六）与第（一）、（二）、（三）、（四）、（五）项相关的资料、实物和场所；

（七）其他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三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坚持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

第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乡建设规划。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教育、财政、建设、规划、广播电视、旅游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第六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队伍建设，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传承等各类专门人才，支持传承人和传承单位开展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动。

第七条鼓励、支持社会团体、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等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鼓励、支持境内外的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合作和交流活动。

第八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文化行政部门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规划与保护

第九条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市、县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结合当地实际，编制本行政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上一级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文化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确认、登记，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可以公布的，应当及时公布。

第十一条建立本省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实行分级保护。对经过科学认定列入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根据所属级别由同级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科学的保护措施，明确保护的责任主体，对其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有计划地提供资助，鼓励和支持其开展传承活动。

省级、市级和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分别经省、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并征求有关部门、社会团体和公众的意见后，由同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地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申报评定办法，由同级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二条对具有重大保护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及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第十三条地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的，核定公布该名录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公布濒危名单。

对列入濒危名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抢救保护方案，并组织文化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及时进行科学、有效的抢救性保护。

前款规定的抢救性保护包括，对年事已高、掌握特殊传统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工作、生活条件的改善，对其技艺的记录、整理和传承以及对珍贵、濒临灭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场所的征集、收藏、保存和修缮等内容。

第十四条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所涉及的建筑物、场所、遗迹及其附属物，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划出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专门档案，并在城乡规划和建设中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

前款标志说明，应当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名称、级别、保护范围、简介、公布机关、公布日期、立标机关、立标日期等内容。

第十五条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存形态较完整、特色鲜明，有行之有效的传承措施和广泛群众基础的特定区域，所在地人民政府申报，经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授予相应称号。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体性保护。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坏，不再符合规定条件的区域，由省人民政府撤销相应称号。

第十六条建立本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咨询制度。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文化行政部门，在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等工作中，应当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章传承

第十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确定和命名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确定和命名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前，应当进行公示，征求公众以及有关部门、社会团体、专家学者的意见。确定和命名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后，应当于十五日内予以公告。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建立档案。

第十八条符合下列条件的公民，可以申请或者被推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一）掌握并保持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表现形态或者技艺；

（二）在一定区域内被公认为具有较大影响；

（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第十九条符合下列条件的组织和团体，可以申请或者被推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单位：

（一）有掌握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表现形态或者技艺的传承人，并对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开研究；

（二）以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宗旨，并坚持开展相关活动；

（三）保存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资料或者代表性实物。

第二十条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享有下列权利：

（一）开展传艺、讲学以及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活动并取得报酬；

（二）向他人有偿提供其掌握的知识和技艺以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场所等；

（三）开展传承活动有经济困难的，可以申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资助。

第二十一条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履行下列义务：

（一）按照师承形式或者其他方式选择、培养新传承人；

（二）完整保存所掌握的知识、技艺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等；

（三）依法开展展示、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活动。

第二十二条做出重要贡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由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报省人民政府核准，授予杰出传承人和优秀传承单位称号。

获得杰出传承人称号的代表性传承人可以享受地方政府津贴。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杰出传承人和优秀传承单位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支持的方式主要有：

（一）提供必要的场所；

（二）给予适当的资助；

（三）促进相关的交流；

（四）开展相应的宣传；

（五）其他形式的帮助。

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定期对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单位、杰出传承人和优秀传承单位进行评估，丧失命名条件的，由命名机关撤销其命名。

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单位、杰出传承人和优秀传承单位的评定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制定，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章管理与利用

第二十四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收藏、研究以及其他文化机构对本行政区域内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和实物进行征集、收购。征集、收购时，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合理作价，并可以向所有者颁发证书。

鼓励单位和个人将其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和实物捐赠或者委托给政府设立的收藏、研究以及其他文化机构收藏、保管或者展出。对捐赠者，应当给予奖励，并颁发捐赠证书；对委托者，应当注明委托单位和个人的名称和姓名。

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成立研究机构，兴办专题博物馆，开设专门展室，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展示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二十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收藏、研究以及其他文化机构征集、收购和受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资料、实物属国家所有，应当妥善保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拥有的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资料、实物、场所等，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

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扶持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艺创作，开发具有民间和地方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产品，拓展民间民俗文化旅游服务。

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应当尊重其原真性和文化内涵，保持原有文化生态资源和文化风貌，不得歪曲、滥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限量开采、提高利用率等措施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密切相关的天然原材料和珍稀矿产。严禁乱采、滥挖或者盗卖。

第二十七条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传统工艺、制作技艺和艺术表现方法以及其他技艺，属于国家秘密的，应当按照国家保密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确定密级、保密期限、保密要点及知悉范围，并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属于商业秘密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纳入保密范围的传统工艺、制作技艺和艺术表现方法以及其他技艺，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途径进行传播、传授和转让。

第二十八条任何团体或者个人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参观、考察等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并接受活动所在地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的管理。

第五章保障措施

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和工作开展情况，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安排资金，用于下列项目：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

（二）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活动；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大项目的研究；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资料和实物的征集和收购；

（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教育；

（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其他重大事项。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财政等部门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的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第三十条鼓励通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等方式依法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专门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捐赠资金或者实物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惠待遇。

第三十一条鼓励和支持教育机构以开设相关课程等形式开展传播、弘扬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

中小学校应当将本地优秀的、体现民族精神与民间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教育内容，因地制宜地开展教育活动。

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和专门人才培养。

第三十二条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应当展示和传播本地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条件的应当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公共传媒应当介绍、宣传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普及保护知识，提高全社会自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列入濒危名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由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未采取科学、有效的抢救性保护措施，导致灭失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对征集、收购和受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资料、实物未妥善保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损坏、被窃或者遗失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资料、实物和场所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破坏国家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资料、实物和场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