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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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核心要义范文第1篇

这两位诺奖得主是经济学诺奖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一对。夏普利年近90高龄，而罗斯刚过耳顺之年，正是这种近30岁的年龄差距，使罗斯有充裕的时间运用科学的实验方法，检验夏普利提出的关于市场匹配理论的洞见。这种年龄差距反而造就了诺奖史上一个理论和实践精巧搭配的范例。正是在理论向实践转换的过程中，实验方法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其巨大潜能的机会。

理论和实践巧结合

夏普利的稳定匹配理论，通俗而言，就在于阐述如何使得团队合作和市场匹配更加稳定有效。稳定匹配理论的例子广泛地见于学生志愿填报、医生与医院的匹配、器官捐赠与患者移植等各种生动的案例之中。由夏普利和其同事盖尔1962年在研究婚姻稳定匹配问题中，共同提出的盖尔—夏普利（GS）算法是其稳定匹配理论的核心要义。

然而，由于夏普利和盖尔都是数学家出身，相关研究论文也大多发在数学杂志上，理论模型既枯燥又复杂。而罗斯的最大贡献在于将实证、实验和实用的设计相融合，并走向真实世界，既证实了夏普利的稳定匹配理论，还重新设计了若干稳定机制，提高了市场在多个供求方面的效率。比如由他设计的新匹配系统，顺利地解决了全美2.5万个实习医生岗位，解决了长久困扰美国医学院的实习分配问题。他在肾脏匹配方面的工作，为现代器官移植领域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更为媒体所津津乐道的是，罗斯利用GS算法重新设置的匹配系统，解决了纽约市高中学生上学的匹配问题。这些都是从理论走向实践，进而构造经济学微观工程的生动案例。

在布鲁塞尔，小学的入学机制被设计出来帮助不同种族、不同语言和不同宗教的孩子找到自己心仪的学校；在美国，肾源交换的国家网络已经挽救了数千个亟待肾移植的生命；在互联网上，购物方式已经被经济学家们设计出来的关键词拍卖和广告拍卖所改变。

实验方法更具实质意义的胜利

今年的诺奖，被广泛地认为是博弈论的再次胜利。但不同以往，诺奖第一次直面经济学理论的可操作性问题，带来了经济学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价值观转变。也正是如此，今年的诺奖实际上意味着实验经济学方法被进一步认可。在罗斯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中，实验方法成为最大的利器。在日益复杂的现实经济环境中，实验方法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经济运行规律，从而为人们改造世界提供认识的基础。从市场稳定匹配理论的提出到市场机制的改进，实验方法的天然优势得到发挥。

罗斯是除了弗农·史密斯之外，诺奖得主中最为正统的实验经济学家。在实验经济学的众多先驱中，罗斯和普洛特、泽尔腾等名家并驾齐驱，遥相辉映。他是《实验经济学手册》这部被认为是实验经济学家圣经般著作的编撰者，不但在大学讲授市场设计课程，也系统地传授实验经济学课程，因此他为实验经济学的普及和发展的贡献不可磨灭。

1995年在他作为主编之一的《实验经济学手册》的第一章综述中，罗斯把实验经济学的几个主要功能形象地概括为三句话：“与理论经济学家对话”（speaking to theorists）、“寻找事实”（searching for facts）、“在王子耳边低语”（whispering in the ears of princes）。其中“与理论经济学家对话”和“在王子耳边低语”，分别强调了实验方法在检验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制度方面的重要功能。此后，罗斯逐步将这个理念付诸于实践，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包含机制设计理论、计算机科学、数学算法和实验方法在内的新兴交叉学科，即市场设计这一分支。罗斯敏锐地意识到了夏普利关于市场稳定匹配理论所蕴涵的巨大现实应用意义，可以在实践中让一些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市场的运作变得更加有效。他带领的卓有成效的团队合作，进行了一系列操作难度较大的实验研究，帮助许多市场建立了更为合理的资源匹配。

2002年弗农·史密斯获得诺奖，更多地强调实验经济学方法的科学性和重要性；而到了2012年的埃尔文·罗斯，实验方法从象牙塔已经走向了真正的应用，是实验方法一次更具实质意义的胜利。这十年，实验经济学实现了一次重大飞跃。

实验方法减少制度试错的成本

数理越发复杂和精致的经济学理论，在持续的金融危机面前已经黯然失色，迫使诺奖回归到务实性的传统之中。市场机制设计带给人们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改变是，一旦市场和政府出现双重失灵，还有市场设计这一更好的有效解决途径。市场设计是发挥人类自我主观能动性，以改造世界的一个极为生动的范例。那么，什么样的市场设计才是好的？一旦某种市场设计好之后，是否可以立即实施？

经济学的核心要义范文第2篇

空间经济学的核心要义

《财经文摘》：您在空间经济学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请介绍一下您的理论创建。

藤田昌久：我对空间经济学的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90年代初，欧洲共同体诞生，一开始是15个国家，这个共同体是超越国境的，人、物、资金、信息都是自由移动的概念。广义地说，就是要消减运输成本。

欧洲共同体诞生以后面临什么问题？各个国家的经济会发生什么变化？各国的投资会怎么变化？更广义地说，欧洲的经济地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是大家理所当然要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以法国为例，它有大城市巴黎、里昂，也有马赛等中小城市，在一个国家的系统内进行划分，同时也有产业的概念，比如说汽车、电视业、葡萄酒等，是一整套的产业概念。意大利也是同样的结构，以罗马为中心的城市系统和遍布全国的商品生产体系，其他国家也基本上大致相同。

这个时候国境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说把国境撤掉的话，都市的空间地理就会发生变化，产业也是。之前以国家为单位的系统，就会发展成一个覆盖更广泛地区的国际地理系统。

当时人们从直觉上感知随着国境的消失产业构造会发生变化，都市空间地理会发生变化，但是从学术上如何去论证这些？

80年代以前，涉及地理空间的经济学有三个重点，一个是以都市研究为主的都市经济学，以上海为例，上海范围内的人口分布、企业分布、空间产业构造等都是有研究的。地域经济学是人们研究的第二个对象，它不以国家为单位，将特定国家划分为几个区域开展研究，比如说以上海经济圈为中心，包括周围的浙江省等这种地区经济。第三就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国家贸易理论。

欧洲共同体成立以后，需要把都市经济学、地域经济学和国家贸易理论综合起来研究，这时候就开始了空间经济学的研究。我个人的研究重点是都市经济学，另外一位研究者克鲁格曼以国际贸易理论为重点，所以我们两个一起合作来研究新的课题。

空间经济学理论，我最想说明的一点是，人和企业从地理空间上来说并不是平衡分布的，或者叫平均分布，主要的经济活动集聚在某些地方，比如日本东京是三千万人口的地区，大阪、关西是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地区，九州福冈是三百万人口的城市。中国的规模更大，上海大城市圈是三千万人，北京是一千五百万人，天津是一千五百万人，武汉经济圈是三千万人，但是其他地区就没有这么多人口，也没有那么多企业。这种集聚是自发形成的，我们把它叫自动组织化。

经济理论上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第一个是物流，你制造了产品，要把它运输出去，运输费就要发生，就是说人、物、资金、信息的移动都需要成本。

那为什么会出现集聚呢？这是因为生产的产品的多样性和人的多样性，通过多样性会产生相乘效果。在一个地区有两个卖不同产品的商店存在才有魅力，人能够聚集，有互补关系，而且能够有生产效率。所以我强调的第二点是多样性。

如果多样性这么重要的话，在所有环节都要展开各种各样的活动或者集聚各种各样的人，有必要吗？这其实不太可能。从现实上来说，各种活动都需要规模经济。比如说一个整车工厂可能一年生产二十万辆才符合生产效率。一个工厂必须保证一年多少万吨的规模才能保证效率，这就叫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一个根本就是人不能把一个人分成两半，所以根据人的不可分性，不同的人出现了，比如出版社、大学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人。但不管是出版社还是大学，它都需要一定的规模才有生产效率。

简单归纳，空间经济学以运输财富和信息所需的“运输费用”，财富、人员、企业等所有方面的“多样性”，以及财富的生产、信息和知识的创造等从事各种活动的“规模经济”这三个观点为基础，对经济进行分析。

建立老年人终生充满活力的社会

《财经文摘》：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您如何看待日本经济的未来？日本怎样才能从失去的20年的长期经济停滞中重振雄风，再次引领世界？

藤田昌久：要考虑日本经济的话必须要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日本的经济在过去二十年都处于一种低迷状态，但我个人对经济的未来还是比较乐观的。日本现在的问题是步入了老龄化时代，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负面因素。

老龄化社会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特别是亚洲地区，这个问题不可回避。日本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早一步迎来了老龄化社会，接下来可能是台湾地区、韩国。中国现在可能还没有像日本这样，但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有可能会迎来一个急速迈进老龄化社会的时代。

从文明的角度来说，日本第一个进入这种老龄化社会的状态，大部分人是以一种悲观的态度来谈这个问题或者思考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这是给了我们一个挑战的机会，日本如果能够把这个问题比较圆满地解决，它就为世界做了贡献。

如果日本还是按照以往的做法，老龄化问题无法解决。现在日本规定老龄是以65岁为分界线，60-65岁之间迎来了退休年龄，65岁以后由社会保障制度来给他们养老。但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人们的寿命在延长，没有必要用65岁划分。所以，要改变现在的社会，需要重新树立一个新的社会体系，想工作的人可以一直在这个社会作为主力去工作。

我马上就72岁了，一般来说已经退休了，在家看着孙子，用养老金过一种悠闲自得的生活。但是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我现在非常忙，两个星期前刚到美国去做了两周的研究。我现在住在京都，每个星期要到东京来上班，每个星期都要在经济产业研究所、神户东南大学、京都大学三个单位之间奔波。

人如果不去动脑子、没有这种紧张感就会衰老，所以要每天维持这样一种有节奏、有紧张感的生活，而如果能够让大家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社会体系的保障。所以理想的状态，就是能够让所有人终生工作，这样对他本人也是一种幸福和乐趣。

另外，一般人到65岁退休以后，突然间体力、智力就会衰落，医疗费会相应增加，这对社会来讲就形成了很大的负担。如果能够让这些人终生工作，维持他们的体力、智力，本人也幸福，又节约医疗费、为社会做贡献。

为了实现这样的结果，就要改变现行社会体系。当然，上了年纪的人终生工作，会占用年轻人的一些工作机会，但年长的人有他们的特点和特长，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特长，建立新的体系是把各自的特长充分发挥和结合。这样的话，老年人不会成为社会包袱，他们就会对社会做出贡献，自己又能够生活得幸福，节约的钱给年轻人，让年轻人抚养孩子，更好地教育孩子。如果成功的话，它会为世界、为其他国家提供很好的经验。

这已经可以从日本找到事例。例如德岛县上胜町，把从山里和田地里采摘的树叶和小树枝作为放进菜肴里的“装饰”向全国各大城市的高级餐馆供货。通过这种“为菜肴配色”的生意，使上胜町成为“把树叶变成钞票”的著名村镇。这项生意以平均年龄67岁（大部分是女性）的150位农民为中心，利用计算机，使人均年收入达到170万日元，是生意开始前农户人均年收入10倍以上。老龄化人口数量在德岛县为第一位，但是几乎没有卧床不起的老人，人均全年医疗费也非常低。正在进入超老龄化社会的日本，像上胜町那样通过革新经商模式，建立老年人终生充满活力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靠日本一个国家也不能成功，中国、韩国、台湾地区都面临这个问题，大家一起合作贡献智慧，建立一个文明、理想的老龄化社会，这决定了日本的未来。

提高日本创新能力

《财经文摘》：您曾经指出，开拓日本未来的关键在于全日本的地方城市要掀起一场“知识复兴”运动。

藤田昌久：全球化的根本是创新能力，集聚各种知识来提高创新能力。现在日本整体的创新能力没有得到最大的发挥，所以生产效率并没有达到理想状态。日本在创新上曾经是有很大的贡献的。但现在，与中国的创新速度相比，日本比较缓慢。

日本的文化有闭关自守的封闭特点，中国也是。在向发达国家开放的时候，在吸收美国、欧洲这种先进知识并进行改良的时候，不需要人的多样性，同质性是有利的。

19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曾经有人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日本经济可能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当时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任教，同事们都对日本的成功秘诀深感兴趣，我认为“酒友”是成功秘诀之一。当时，东京的工薪阶层一下班就和同事们去酒馆喝个通宵。在日本赶超欧美各国的年代，酒友之间的密切交流为提高日本的增长力做出了巨大贡献。

有句谚语叫作“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就是说，把每人各自的固有知识通过相同知识进行融合，就能够产生卓越的新思想。但是，相同知识随着时间推移相对增加，群体内的差异性逐渐减少。其结果互动效果也会缩小，成为“三年过去，常识而已”。

进入1990年代初期，日本的人均GDP终于跃居世界前列。这时的日本需要的是能够探索最先进的知识和创新的多样化集团，但是由于日本人的密切交流已经太多，过于雷同，不足以产生最先进的创新。

反过来看美国，发达国家美国现在最有活力。这个就是人的多样性的魅力。这跟它是移民国家有一定关系，另外，美国社会比较开放。硅谷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么多创新？硅谷最大的特长就是各种各样的人才，世界各国来的各种各样的人才都集中在这里。如果你永远把这些人集聚在这里，多样性会慢慢淡化。硅谷一般保持一百五十万人口的规模，但是这些人的流动性很大，通过人才不断的流动，硅谷可以一直保持有多样性的人才，这决定了它的创新。

因此，日本要想作为主要的枢纽（环节点）与亚洲共同实现增长，就必须从全世界吸收多种多样的人才，同时，提高日本整体作为创新基地的集聚能力。

从明治维新到几十年前，日本整体上由于各种各样的人员聚集到以东京为首的大城市，使互动效应增大，实现了发展。但是，知识劳动者的单极集聚，例如，主要报纸全都在东京出版发行的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开拓知识前沿的时代要求。今后，在本质上多样性和自主性十分重要，在所有组织之间、城市地区之间和国际地区之间，都需要活跃的知识交流和人才流动。

为此，采取与明治维新时期实施的废藩置县、中央集权国家相反的“废中央创地方”政策，建设一个以地方为中心的日本社会体制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建设以产业集聚、知识集聚、知识集群等为核心的具有独自特色的地方，例如建设10个左右的联邦形式。通过这些地方竞争和合作，在全日本掀起知识复兴，甚至可以使日本成为领先世界的创新基地。地方政策的基本内容，一个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和不断培育地方资源，另一个是经常引进新人才和新知识。通过这两个基本内容建设地方独特的“环境”和“机制”，使居住在各个地区的全体居民振奋而愉快地不断创新。作为政府，也需要通过整个国家的“环境”和“体制”，为培育这种多种多样的地区进行支援。

《财经文摘》：全球都在关注“安倍经济学”，对此争论很多，您持什么样的观点？

藤田昌久：对于安倍经济学，首先看金融政策，很幸运的是现在好像还比较顺利，最大的效果，当然可能安倍没有意识到，造成了日元贬值。一般情况下，日元贬值会带来进口问题，但是幸运的是石油价格下调，国内物价没有提高，中国的游客大量涌入，冲淡了日元贬值的影响。

财政政策我不太支持，政府在财政方面也没有太多的动作。道路、土木工程要投入，但更多投入要向教育、培养人才倾斜。政治家都希望在自己的选区建一些土木工程，但这也不是坏事，但是教育费现在呈现缩减趋势，这是不好的。

最重要的是成长战略这一点，日本的产业结构需要调整，如果不能提高产业创新能力的话，安倍的成长战略不可能实现。这是需要时间的，而且需要勇气持续地去进行。安倍经济学能否成功关键就在于这一点。

在和平的基础上合作

《财经文摘》：近日很多专家从产业转移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世界工厂”的时代结束了，您如何看待？

藤田昌久：我经常说现在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地方是哪儿呢？前几位的都是北欧小国，芬兰、瑞典、挪威、丹麦、瑞士、卢森堡、荷兰等，把前十位国家加起来的人口才六千万。他们有各自的产业、教育、文化，多种多样的文化、语言和人集中在比较窄小的范围里，这恰好是欧洲的优势。欧盟的特点是“多样性中的统一”。距离、空间、多种语言的存在虽然会成为交流的障碍，但是正因为存在这些障碍，各地区才得以深化了独自的文化和知识。

这是日本今后需要改变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对中国来说也很重要。中国现在都是在效仿日本80年代的东西，飞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但是再进一步成长的话，中国需要超越现在的模仿，要创新。

东亚以前国家和国家的差距很大，比如日本的工资和柬埔寨的工资差50倍。利用这种收入差来发展产业链，这种模式在亚洲普遍推广，从而形成了世界工厂。但是东亚的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收入差距就越来越小。廉价劳动力一旦枯竭，就会陷入无法进一步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在中等收入阶段，需要努力将低技能劳动积极地转移至发展阶段较低的国家，通过技能升级向供应链高端迈进。

因此，收入差距消失了以后，中国需要提高生产效率，根本基础是创新。中国需要建立稳定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并提高市场的质量。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赚了很多钱。但是这些钱怎么用？没有稳定的资本市场，就会导致资产外流。这对中国来说是很重要的。

《财经文摘》：您如何看待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

藤田昌久：中国在内陆地区、丝绸之路地区、海上丝绸之路要大力发展，从广义上来说要促进亚洲的内陆地区和南亚，包括非洲还有其他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商业，当然交通基础设施是最重要的，因为内陆地区在这方面比较落后。

但是，必须要和平地合作，这是一个前提。中国现在没有发动战争的必要，因为没有能够超过中国这样有战争能力的国家了。所以对别的国家来讲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个能力。唯一的可能就是美国。但是美国没有这个需要，因为它也需要在经济、政治领域与中国合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完全可以和平地发展，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发生很多问题。和平地去合作，这是一个大前提，必须要保证这一点。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财经文摘》：亚太地区的国家应采取什么样的合作形式？日本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藤田昌久：要提高亚洲整体创新能力，需要亚洲整体的合作。如果大家都互相争吵，这种合作关系就不能形成，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也不会发展，这是大前提。要建立一个和欧洲、美国相抗衡的中心，亚洲国家必须一起携手来做。

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我觉得这不是不能实现的，因为我们有优秀的人才，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印度有将近十四亿，东南亚有五亿，日本虽然很小，但是也有一亿三千万，亚洲人是很优秀的，如果最大限度地利用亚洲人的创造力，亚洲就能够发展成为世界的创造基地。

为此，亚洲的地区合作是根本前提。必须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进一步合作。但是将来要发展，必须要有和平的合作。如果以这个为前提进行合作的话，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要利用亚洲的多样性、多样人才来提高创新能力。

经济学的核心要义范文第3篇

一、科学发展观是做好新时期财政工作的根本指针

1、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理财观的思想基础，为财政工作指明了方向。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念，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同样，对财政工作而言，有什么样的理财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财政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政策取向，就会对整个财政实践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科学发展观决定着科学理财观，能否把科学发展观作为统揽财政工作全局的根本指导思想，并把它切实贯彻到财政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体现到财政活动的每一项内容，落实到财政法规和政策之中，不仅直接决定着这个时期财政工作的理念和政策取向，而且必然决定着这个时期财政发展的路径和财政改革的成效。为此，财政工作只有自觉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更新理财观念，转变理财方式，提高理财水平，才能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

2、科学发展观是确保财政部门正确履行职责，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的重要保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具有筹集和调节收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等功能，既是政府全面履行职能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财政税收政策的调控作用，以及财政资金投入方向和投入力度变化所产生的导向作用，不仅可以有效地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还能够协调城市和农村、地区与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发展，支持扩大对外开放，从而更好地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财政部门作为财政工作的主要实施者，只有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自身建设，才能正确而有效地履行制定和执行财政政策、组织财政收支、实施宏观调控、开展财政监督、协调利益分配关系等职责，为振兴财政服务，为推动“五个统筹”，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3、科学发展观为破解当前财政工作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县财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应当看到，处于转轨时期的财政，由于种种原因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一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够配套，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未完全落实到位，尤其是省以下政府间分配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和规范，基层财政比较困难；二是我国市场发育程度不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理顺到位，公共服务的边界不够清晰，政府尤其是财政越位与缺位现象并存，财政收支矛盾尖锐；三是财政职能作用在某些领域尚未得到应有发挥，财政工作的理念和方式、方法也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的要求，财政理论建设相对滞后于财政实践；四是经济领域中违法违纪现象时有发生，财经纪律松弛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好转。上述矛盾和问题是多年累积下来的，既有认识和理论上的根源，也有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深化财政改革，加快制度创新，强化财政管理，严肃财经法纪，循序渐进加以解决。

4、科学发展观是检验财政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志。公共财政作为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一种财政运行模式，旨在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服务公众利益。但在实际工作中，公共财政的上述目标可否达到？亦即政府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怎么样？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好不好？服务能否满足公众需要？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其中最重要的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促进“五个统筹”，是否有利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而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义和本质要求。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既是做好财政工作的思想源泉，也是检验和评判财政工作质量和工作成果的重要标志。

二、进一步理清财政工作基本思路、明确主要任务

古人云，财政即理财之政，既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政治范畴，因而，财政工作的职责和任务应以各个历史时期国家发展的任务和政府施政的方针为依归，与政府担负的职责相匹配。从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看，财政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大致可概括为“一二三四”，即一个目标、二条主线、三篇文章、四大方面。

1、一个目标，即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新时期政府施政的一项重要目标，也是对建立新型财政运行模式的一个重要定位。公共财政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种分配行为或经济活动，具有一般与特殊之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既有别于以往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大一统”财政，也有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共财政，属于公共财政特殊，这是由我国社会经济形态、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所有制结构、文化传统及市场发育程度所决定了的。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在构建公共财政框架方面已迈出了重要步伐，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作为一种崭新的财政运行模式，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与建立财政事权清晰、财政职能健全、服务公众需要、管理科学规范的公共财政体系的目标要求，仍有不少差距。因此，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力争早日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

2、二条主线，就是增收、节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是缓解财政收支矛盾，战胜财政困难的有效途径，也是财政工作化被动为主动的制胜法宝。尽管随着财政理论的发展和财政改革的深化，财政收支的规模、范围等处于不断调整和变化之中，但无论如何改变，增收与节支依然是财政工作永恒的主题，也是政府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财政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落实和体现在收、支的数量和质量上。抓住了增收与节支这两条主线，就抓住了财政工作的牛鼻子，财政工作就将居于主动有利的地位。否则，财政上不去，支出不节制，财政工作就将处于被动之中，甚至陷入困境。增收，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广辟财源，做大财政收入“蛋糕”；节支，就是要切好财政“蛋糕”，厉行节约，力戒浪费，努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益。我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坚持做到勤俭办一切事业这一点尤为重要。

3、三篇文章，指的是生财、聚财与用财。“三财之道”历来就是财政工作的主心骨，它既是一项工作，也是一门学问。能否讲究“三财之道”，做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不仅关系到财政职能作用能否得到应有的发挥，而且关系到财政能否振兴和经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生财是前提。生财为本，生财为先，只有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通过大力发展经济，培植财源，壮大财力，做到生财有方，才能确保财政的可持续发展。聚财是关键。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遵循公平和效率的原则，科学合理地确定纳税主体的税负水平，做到聚财有度，才能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用财是核心。只有做到用财有效，财政工作方能达到预期效果，才能确保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县可支配财力有限，但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尤其需要讲究用财之道，把纳税人的血汗钱真正用到刀刃上。

4、四大方面，包括财政发展、财政改革、财政管理和财政建设。既相互关联，互相促进，又相互区别，各有侧重。一般讲，财政发展是目的，财政改革是动力，财政管理是关键，财政建设是保障。财政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一般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来加以衡量。财政改革主要涉及处理财政与经济、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需要通过创新财政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规范理财行为，提高经济与财政的运行效率，创造有利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外部环境，推动财政发展，在此基础上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财政管理主要体现在开展财政活动、组织财政收支等日常工作之中。以校正市场缺失为天职的公共财政，是以非市场方式，按非市场程序，在非市场领域，以非市场目的来开展活动的，具有公平性、非盈利性和法治性等基本特征。为此，必须摆正政府（财政）与市场的位置，界定好二者之间的责任，凡是市场办得了的，办得好的，就不应由政府（财政）来承担。只有做到定位准确、职责分明，才能确保政府（财政）职能的正确行使，并达到其预期的目标。财政建设涉及一系列财政制度安排，有广义与狭义之分，通常包括财政理论建设、财政业务建设和财政思想政治建设等。搞好财政建设，对于正确而有效地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推进依法理财，推动财政理论的创新和财政实践的发展，进而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具有重大意义。

三、不断创新财政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

1、进一步完善现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包括宏观财政政策在内的任何一项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都是短期行为，具有时效性，这是因为这类政策旨在相机对宏观经济运行实施反周期调节，本身具有时效性，只能在特定时期加以采用。从中长期看，仍以采用中性、稳健的财政政策为宜。对我国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面临的困难，中央政府一方面要切实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另一方面不应也难以长期借助扩大财政赤字的方式增加对其投资，以求其经济增长。特别是随着财税金融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面临着多方面潜在风险不断向财政聚集的情况，为此，必须把防范、规避和化解财政风险作为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刻不容缓地摆上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一是本着“责权利”和“借用还”统一的原则，对政府债务实施总量控制和源头控管。国债发行权宜继续留归中央，严格依据财政承受能力核定各级政府的举债规模，强化各级政府管理债务的责任，抓紧解决眼下部分基层政府过渡负债的问题。二是建立健全财政债务风险预警监测机制，实行政府债务全口径统计、风险管理和报告制度，优化债务结构，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三是充实偿债准备金，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财政应急反应和处置机制，提高财政保障能力。四是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步伐，减少财政直接投资；按照wto规则的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支持国有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造，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及补贴机制，建立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的目标责任制，减少国家最终所要承担的损失。

2、完善财政监督管理机制，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市场经济越发展，财政监督管理越重要。只有加强财政监督管理，规范财经秩序，才能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确保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基本思路是，以规范财政管理和财政分配秩序为重点，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为目标，以财政管理信息化为手段，不断创新财政监督管理的机制、手段和方法，通过采取事前稽核、事中监控和事后惩戒相结合的办法，对财政收支特别是重点支出，实行从申请立项、核定预算、拨付资金，到安排使用的全过程监管，并追踪问效，确保财政资金运行程序的高度公开透明，从思想上改变重收入轻支出、重分配轻监督的状况，从机制上消除财政资金安全的隐患。同时，抓紧建立健全一套以财税审计专业监督为核心、单位内部监督和社会外部监督相配合的全方位监督体系，依法查处财经领域各种违法违纪问题，并把发现问题、查处问题与改进工作、完善制度结合起来，努力构筑财政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从源头上防治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

四、财政工作要有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1、在理财观念上要有新突破。财政工作与党的事业密不可分，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高度，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认识和看待做好新时期财政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更新理财观念，树立科学的理财观，增强全局意识、服务意识、效益意识和效率意识。财政作为各种矛盾和利益的交汇点，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就财政论财政，站在财政看财政，而要跳出财政看财政，站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审视财政工作，把握财政规律，拓宽理财思路，做到不仅会算财政账、收支账，还会算经济账、社会账、政治账，正确认识和处理财政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财政与经济速度、结构和效益的关系；生财、聚财与用财的关系，始终把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财政工作的主攻方向，把公共财政的理念贯穿于财政工作的全过程。

2、在制度创新上要有新突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主要体现在定政策、立规矩、建机制和改进公共服务上，目的是为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财政工作而言，就是要通过财政改革和制度创新，理顺各种分配关系，为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财税环境。当前，应把预算管理继续作为财政改革和制度创新的着力点。一是编制复式预算。贯彻落实《预算法》，在编制公共预算的同时，实质性启动编制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政府债务预算，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二是完善部门预算。把各级预算单位全部纳入部门预算范畴，建立科学的定额标准体系和严格的项目预算管理程序，完善预算收支分类方法，修订预算科目，加强项目预审，注意预算与计划的衔接，使之做到公开、透明、通俗和规范，以提高预算编制的针对性、准确性、规范性和有效性。三是健全预算决策、执行的制衡机制。部门预算既要编制科学，又要公开透明，便于执行。特别是有利于衔接政府采购，有利于方便财政拨款，利于审计监督和人大监督，确保预算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增强预算法律约束力。四是进一步延伸政府采购的范围，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高政府采购效率；完善“收支两条线”管理，逐步淡化乃至彻底取消预算外资金概念；完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从机制上堵塞财政收支漏洞。五是加快事业单位预算改革。遵循区别对待的原则，对经营性事业单位，一律推向市场，财政停止供给；对准公益性事业单位，适当核减事业经费；对公益性事业支出，实行按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核拨经费。六是抓紧建立科学、规范、量化的绩效预算评价指标体系，强化“成本一效益”评估分析，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

3、在服务重点方面要有新突破。要把促进“五个统筹”作为财政服务的重点。一是鼎力支持解决“三农”问题。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尤其是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理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增加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三农”。二是推动社会事业加快发展。认真落实并不断完善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的财税优惠政策。大力支持社会事业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重点支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教育体制改革和公共卫生体制改革。三是大力支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合理运用财税调控手段，加大财政投入，完善配套措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促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走上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轨道。四是促进扩大对外开放。

4、在职能转变上要有新突破。财政一方面要以支持和服务经济发展为已任，充分运用各项财政政策手段扶持、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在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方法上，决不能重回计划经济时期直接投资办企业、上项目的老路上，也不能总是停留在对少数企业实行减税让利的老套套上，而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围绕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个目标，转变财政支持和服务经济的方式方法。基本思路：一是通过制定和执行科学、合理的财政税收政策，一视同仁地为各类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自我发展创造公平、开放、宽松的财税环境；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建设，搭建有利于创业和发展的公共平台，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三是通过财政投融资的杠杆作用，凝聚、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向和流量，调控经济结构和布局。为此，财政必须着力做到三个转变，即由被动调控向主动调控的转变；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由采取单一调控工具向组合采用多种调控工具的转变，努力学会并善于运用国债、税收、财政贴息等经济杠杆来调控经济活动，协调运用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并将政策的实施同促进生产、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将政策扶持与财源再造结合起来；将财政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结合起来，加快培育和完善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加速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的转变，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5、在依法理财上要有新突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依法理财是公共财政的本质要求，也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坚持依法理财，关键是要坚持科学理财、民主理财。为此，必须遵循以人为本和公平、效率、法治的原则，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拓宽理财思路，调整服务重点，把政府工作的着眼点放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促进政府工作尤其是财政工作走上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当前，要进一步加快财政审批制度改革，改变财政性资金重前期审批、轻后续管理的状况；围绕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促进增收节支，维护国有资产权益，大力加强财政法制建设，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解决财政问题，充分发挥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的社会监督作用；建立和推行财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完善财政系统的行政复议制度，健全财政执法监督体系；继续推进“金财工程”，加快财政信息化建设，为深化财政改革，推进依法理财提供技术支撑平台；进一步加强财政部门自身建设，使之与“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同步；着力构建高素质财政管理干部队伍，不断提高当家理财本领，促进财政工作上新台阶。为了进一步把握财政工作与落实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关系，寻求财政系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对策，努力开创全县财政工作新局面，建始县财政局成立专门课题调研小组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调研，获得了一些初步的认识。

一、科学发展观是做好新时期财政工作的根本指针

1、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理财观的思想基础，为财政工作指明了方向。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念，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同样，对财政工作而言，有什么样的理财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财政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政策取向，就会对整个财政实践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科学发展观决定着科学理财观，能否把科学发展观作为统揽财政工作全局的根本指导思想，并把它切实贯彻到财政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体现到财政活动的每一项内容，落实到财政法规和政策之中，不仅直接决定着这个时期财政工作的理念和政策取向，而且必然决定着这个时期财政发展的路径和财政改革的成效。为此，财政工作只有自觉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更新理财观念，转变理财方式，提高理财水平，才能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

2、科学发展观是确保财政部门正确履行职责，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的重要保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具有筹集和调节收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等功能，既是政府全面履行职能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财政税收政策的调控作用，以及财政资金投入方向和投入力度变化所产生的导向作用，不仅可以有效地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还能够协调城市和农村、地区与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发展，支持扩大对外开放，从而更好地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财政部门作为财政工作的主要实施者，只有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自身建设，才能正确而有效地履行制定和执行财政政策、组织财政收支、实施宏观调控、开展财政监督、协调利益分配关系等职责，为振兴财政服务，为推动“五个统筹”，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3、科学发展观为破解当前财政工作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县财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应当看到，处于转轨时期的财政，由于种种原因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一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够配套，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未完全落实到位，尤其是省以下政府间分配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和规范，基层财政比较困难；二是我国市场发育程度不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理顺到位，公共服务的边界不够清晰，政府尤其是财政越位与缺位现象并存，财政收支矛盾尖锐；三是财政职能作用在某些领域尚未得到应有发挥，财政工作的理念和方式、方法也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的要求，财政理论建设相对滞后于财政实践；四是经济领域中违法违纪现象时有发生，财经纪律松弛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好转。上述矛盾和问题是多年累积下来的，既有认识和理论上的根源，也有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深化财政改革，加快制度创新，强化财政管理，严肃财经法纪，循序渐进加以解决。

4、科学发展观是检验财政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志。公共财政作为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一种财政运行模式，旨在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服务公众利益。但在实际工作中，公共财政的上述目标可否达到？亦即政府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怎么样？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好不好？服务能否满足公众需要？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其中最重要的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促进“五个统筹”，是否有利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而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义和本质要求。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既是做好财政工作的思想源泉，也是检验和评判财政工作质量和工作成果的重要标志。

二、进一步理清财政工作基本思路、明确主要任务

古人云，财政即理财之政，既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政治范畴，因而，财政工作的职责和任务应以各个历史时期国家发展的任务和政府施政的方针为依归，与政府担负的职责相匹配。从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看，财政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大致可概括为“一二三四”，即一个目标、二条主线、三篇文章、四大方面。

1、一个目标，即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新时期政府施政的一项重要目标，也是对建立新型财政运行模式的一个重要定位。公共财政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种分配行为或经济活动，具有一般与特殊之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既有别于以往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大一统”财政，也有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共财政，属于公共财政特殊，这是由我国社会经济形态、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所有制结构、文化传统及市场发育程度所决定了的。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在构建公共财政框架方面已迈出了重要步伐，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作为一种崭新的财政运行模式，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与建立财政事权清晰、财政职能健全、服务公众需要、管理科学规范的公共财政体系的目标要求，仍有不少差距。因此，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力争早日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

2、二条主线，就是增收、节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是缓解财政收支矛盾，战胜财政困难的有效途径，也是财政工作化被动为主动的制胜法宝。尽管随着财政理论的发展和财政改革的深化，财政收支的规模、范围等处于不断调整和变化之中，但无论如何改变，增收与节支依然是财政工作永恒的主题，也是政府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财政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落实和体现在收、支的数量和质量上。抓住了增收与节支这两条主线，就抓住了财政工作的牛鼻子，财政工作就将居于主动有利的地位。否则，财政上不去，支出不节制，财政工作就将处于被动之中，甚至陷入困境。增收，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广辟财源，做大财政收入“蛋糕”；节支，就是要切好财政“蛋糕”，厉行节约，力戒浪费，努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益。我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坚持做到勤俭办一切事业这一点尤为重要。

3、三篇文章，指的是生财、聚财与用财。“三财之道”历来就是财政工作的主心骨，它既是一项工作，也是一门学问。能否讲究“三财之道”，做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不仅关系到财政职能作用能否得到应有的发挥，而且关系到财政能否振兴和经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生财是前提。生财为本，生财为先，只有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通过大力发展经济，培植财源，壮大财力，做到生财有方，才能确保财政的可持续发展。聚财是关键。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遵循公平和效率的原则，科学合理地确定纳税主体的税负水平，做到聚财有度，才能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用财是核心。只有做到用财有效，财政工作方能达到预期效果，才能确保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县可支配财力有限，但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尤其需要讲究用财之道，把纳税人的血汗钱真正用到刀刃上。

4、四大方面，包括财政发展、财政改革、财政管理和财政建设。既相互关联，互相促进，又相互区别，各有侧重。一般讲，财政发展是目的，财政改革是动力，财政管理是关键，财政建设是保障。财政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一般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来加以衡量。财政改革主要涉及处理财政与经济、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需要通过创新财政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规范理财行为，提高经济与财政的运行效率，创造有利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外部环境，推动财政发展，在此基础上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财政管理主要体现在开展财政活动、组织财政收支等日常工作之中。以校正市场缺失为天职的公共财政，是以非市场方式，按非市场程序，在非市场领域，以非市场目的来开展活动的，具有公平性、非盈利性和法治性等基本特征。为此，必须摆正政府（财政）与市场的位置，界定好二者之间的责任，凡是市场办得了的，办得好的，就不应由政府（财政）来承担。只有做到定位准确、职责分明，才能确保政府（财政）职能的正确行使，并达到其预期的目标。财政建设涉及一系列财政制度安排，有广义与狭义之分，通常包括财政理论建设、财政业务建设和财政思想政治建设等。搞好财政建设，对于正确而有效地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推进依法理财，推动财政理论的创新和财政实践的发展，进而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具有重大意义。

三、不断创新财政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

1、进一步完善现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包括宏观财政政策在内的任何一项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都是短期行为，具有时效性，这是因为这类政策旨在相机对宏观经济运行实施反周期调节，本身具有时效性，只能在特定时期加以采用。从中长期看，仍以采用中性、稳健的财政政策为宜。对我国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面临的困难，中央政府一方面要切实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另一方面不应也难以长期借助扩大财政赤字的方式增加对其投资，以求其经济增长。特别是随着财税金融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面临着多方面潜在风险不断向财政聚集的情况，为此，必须把防范、规避和化解财政风险作为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刻不容缓地摆上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一是本着“责权利”和“借用还”统一的原则，对政府债务实施总量控制和源头控管。国债发行权宜继续留归中央，严格依据财政承受能力核定各级政府的举债规模，强化各级政府管理债务的责任，抓紧解决眼下部分基层政府过渡负债的问题。二是建立健全财政债务风险预警监测机制，实行政府债务全口径统计、风险管理和报告制度，优化债务结构，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三是充实偿债准备金，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财政应急反应和处置机制，提高财政保障能力。四是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步伐，减少财政直接投资；按照wto规则的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支持国有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造，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及补贴机制，建立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的目标责任制，减少国家最终所要承担的损失。

2、完善财政监督管理机制，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市场经济越发展，财政监督管理越重要。只有加强财政监督管理，规范财经秩序，才能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确保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基本思路是，以规范财政管理和财政分配秩序为重点，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为目标，以财政管理信息化为手段，不断创新财政监督管理的机制、手段和方法，通过采取事前稽核、事中监控和事后惩戒相结合的办法，对财政收支特别是重点支出，实行从申请立项、核定预算、拨付资金，到安排使用的全过程监管，并追踪问效，确保财政资金运行程序的高度公开透明，从思想上改变重收入轻支出、重分配轻监督的状况，从机制上消除财政资金安全的隐患。同时，抓紧建立健全一套以财税审计专业监督为核心、单位内部监督和社会外部监督相配合的全方位监督体系，依法查处财经领域各种违法违纪问题，并把发现问题、查处问题与改进工作、完善制度结合起来，努力构筑财政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从源头上防治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

四、财政工作要有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1、在理财观念上要有新突破。财政工作与党的事业密不可分，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高度，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认识和看待做好新时期财政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更新理财观念，树立科学的理财观，增强全局意识、服务意识、效益意识和效率意识。财政作为各种矛盾和利益的交汇点，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就财政论财政，站在财政看财政，而要跳出财政看财政，站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审视财政工作，把握财政规律，拓宽理财思路，做到不仅会算财政账、收支账，还会算经济账、社会账、政治账，正确认识和处理财政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财政与经济速度、结构和效益的关系；生财、聚财与用财的关系，始终把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财政工作的主攻方向，把公共财政的理念贯穿于财政工作的全过程。

2、在制度创新上要有新突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主要体现在定政策、立规矩、建机制和改进公共服务上，目的是为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财政工作而言，就是要通过财政改革和制度创新，理顺各种分配关系，为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财税环境。当前，应把预算管理继续作为财政改革和制度创新的着力点。一是编制复式预算。贯彻落实《预算法》，在编制公共预算的同时，实质性启动编制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政府债务预算，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二是完善部门预算。把各级预算单位全部纳入部门预算范畴，建立科学的定额标准体系和严格的项目预算管理程序，完善预算收支分类方法，修订预算科目，加强项目预审，注意预算与计划的衔接，使之做到公开、透明、通俗和规范，以提高预算编制的针对性、准确性、规范性和有效性。三是健全预算决策、执行的制衡机制。部门预算既要编制科学，又要公开透明，便于执行。特别是有利于衔接政府采购，有利于方便财政拨款，利于审计监督和人大监督，确保预算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增强预算法律约束力。四是进一步延伸政府采购的范围，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高政府采购效率；完善“收支两条线”管理，逐步淡化乃至彻底取消预算外资金概念；完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从机制上堵塞财政收支漏洞。五是加快事业单位预算改革。遵循区别对待的原则，对经营性事业单位，一律推向市场，财政停止供给；对准公益性事业单位，适当核减事业经费；对公益性事业支出，实行按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核拨经费。六是抓紧建立科学、规范、量化的绩效预算评价指标体系，强化“成本一效益”评估分析，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

3、在服务重点方面要有新突破。要把促进“五个统筹”作为财政服务的重点。一是鼎力支持解决“三农”问题。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尤其是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理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增加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三农”。二是推动社会事业加快发展。认真落实并不断完善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大力支持社会事业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重点支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教育体制改革和公共卫生体制改革。三是大力支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合理运用财税调控手段，加大财政投入，完善配套措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促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走上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轨道。四是促进扩大对外开放。

经济学的核心要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债权人代位说；股东派生诉讼；诉权基础；股权

中图分类号：D913.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100-03

股东派生诉讼（也称股东代表诉讼）起源于英美国家。一般认为，该制度肇始于美国1817年的Attorney General v.Utica Ins.Co案和英国1828年的Hichens v.Congress案[1]，后因1843年的Foss v. Harbottle案[2]而对世界各国公司法产生了深远影响。①

我国2005年《公司法》第152条确立了这一制度，但在制度移植后，由于在继受时没有注意整体框架的协调和操作规则的细化，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衍生出很多问题[3]，由此需要对该制度的诉权基础进行深入研究，以使得这一理论能够嵌入到传统公司法的理论框架中去。纵观现已提出的“股东权说”、②“共益权说”、③“固有权说”④等观点，其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派生诉讼的诉权基础，然则这些观点几乎都从传统民法基础理论出发，很少考虑到商法（公司法）本身的特征，因此在解释上尚存障碍。

作为第四种观点的“债权人代位说”又称“自益权理论”，最早是由日本学者所提出，但并没有被我国学者广泛接受，甚至有所批判。本文在考察了公司法的经济结构和股权、债权的关系之后，认为现有“债权人代位说”的一些困惑实质上可以得到解决，亦即“债权人代位说”可以有力地解释派生诉讼的诉权基础。

一、股东派生诉讼与债权人代位诉讼的异同

1.股东派生诉权与债权人代位诉讼的概念和要件

股东派生诉讼是指当公司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就其所遭受的侵害提讼时，符合条件的股东在经历法定程序后可以公司名义提讼，被认为是对付公司中那些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滥用权力、浪费财产和盗窃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4]。按照我国《公司法》第152条的规定，派生诉讼的要件是：董事、管理人员或第三人侵犯了公司利益；董事会或者监事会应诉而未诉；符合条件的股东在请求公司提讼无果后才可以提讼，或者在紧急事态中为公司利益而。

债权人代位诉讼是法律赋予债权人在法定条件下，代债务人之位向次债务人主张债务清偿之债权，此诉必须通过向法院提讼的方式来行使[5]。按照我国《合同法》第73条的规定，债权人代位诉讼的要件是：债务人需享有对第三人的权利；债务人怠于行使该权；债务人对债权人已经陷于迟延履行的状态；这种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形有使债权人的债权陷入履行不能的危险中。

2.股东派生诉讼与债权人代位诉讼形式上的异同

股东派生诉讼与债权人代位诉讼具有很大相似性：都涉及到三方当事人；诉讼的产生都基于有权利的一方放弃对第三方的请求权这一事实；都表现为一方可以依法代替有权一方通过诉讼形式向第三方主张权利；诉讼结果都首先归属于被代位行使诉权的一方；诉讼效力及于其他有权代位诉讼的债权人或股东。实际上，有人认为派生诉讼具有代位诉讼性和派生诉讼性的双重性格[6]。一方面股东是代位公司行使诉权，以避免因公司消极不行使诉权而遭受损失；另一方面股东是代表全体股东行使诉权，以维护全体股东所应享有“间接利益”[3]。因此有人也将派生诉讼直接称为“股东代位诉讼”[7][8]。由此可见，无论是派生诉讼还是债权人代位诉讼，其核心要义都具有“代位”之义。

实际上，派生诉讼与债权人代位诉讼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集中表现在三方当事人的关系上，及于提讼的条件、程序等。在派生诉讼中，三方当事人是股东、公司及公司的侵权人或债务人，股东须为公司利益、以公司名义提讼；而在债权人代位诉讼中，三方当事人为债权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债权人为自身利益、以自身名义提讼。可以发现相比于债权人代位诉讼而言，在派生诉讼中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显然不能单纯归结于债权债务关系，而诉讼主体之名义也成为两者的重大不同。实际上，这也构成了一些学者认为债权人代位诉讼不能作为派生诉讼诉权基础的主要原因。

二、股东派生诉讼诉权基础的“债权人代位说”再解释

1.已有观点的批判和汲取

依学者松田二郎的见解，如果公司不对董事等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股东可以依据日本民法第423条关于债权人代位清偿的规定代位公司请求董事等赔偿公司所受损害，因为对公司而言，股东拥有因持股而产生的债权（如利益分红请求权等），他为了保全其债权，有权行使作为债务人公司的权利[9]。竹内邵夫教授在这个观点上进行了批判性发展，其认为松田的观点没有看到公法团体的地方自治体也都广泛地使用派生诉讼，因此用股份债权说解释派生诉讼显得牵强[10]。但是竹内邵夫在逻辑上存在问题，即在公法团体中股份债权说无法解释派生诉讼问题，并不能推出在公司概念上不能适用这一理论。

国内有学者在评价“债权人代位说”时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股东派生诉讼设立的根本目的”，但是存在“难以解决的理论困惑”[11]。首先，该理论不能解释大股东的诉讼行为。大股东不仅关心分红，还关心公司经营。其次，该理论无法涵盖股权参与公司决策等权利。最后，该理论与代位诉讼的一般理论相冲突。提起债权人代位诉讼的前提包括债务人怠于行使债权，及其责任财产不足以对债权构成充分担保。但侵害公司的行为是否影响股东红，却不是制约派生诉讼的条件。

综上而言，我们发现对派生诉讼诉权的分析已经触及到对“股权”这一概念的理解。实际上关于股权的性质，学说上有很多不同见解，主要包括“社员权说”、“股东地位说”、“债权说”、“所有权说”以及“共有权说”等等[12][13]。在这些学说中，有观点将股权等同于债权，有观点将股权理解为含有债权和身份权性质的独立权利，也有观点将股权理解为债权与身份权的结合。这就造成了一种结果，即认为股权是一种独立权利的观点不赞成“债权人代位说”作为派生诉讼的诉权基础；而将股权认为是债权与身份权结合的观点，就可能得出派生诉讼的“债权人代位说”结论。

就本文看来，单纯将股权看作为债权显不可取，但应看到股权中具有的债权成分。我们赞同松田二郎对股权的理解，将股东权直接解释为共益权和自益权，并认为像决议权等这样的共益权属于不可转让和专有的人格权，而属于自益权的利益分红请求权等则为债权。他还进一步指出共益权相当于公权，具有伦理性，人格性和不可侵性，而自益权相当于私权[9]。在我们看来，股权中包含的身份权行使的目的仍在于获取利益，是理性经济人从另外一个方面巩固自己利益来源通道的方式。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最终目的必定是维护自身利益。

2.债权人代位权说的再出发和再发展

在这种理解下，一些学者关于派生诉讼的“债权人代位说”的理论困惑就可以得到一定解决。

第一，虽然股权不等同于债权，但是股权可以被认为是债权与身份权之结合。这种债权与身份权之间的构成，表现在持股不同比例的股东身上会有不同的体现。持股越大，其与公司的身份关系越大，则往往利用其身份权（如表决权）来解决矛盾；持股比例越小，可能就更依赖股权中债权的功能，由此提起派生诉讼的可能性也更大。这也解释了在实践之中，提起派生诉讼的往往是中小股东。

第二，派生诉讼制度设立的目的之一在于保护中小股东通过诉讼维护公司利益的渠道，从而防止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被大股东侵害。事实上，大股东也没有必要通过派生诉讼来追究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人，因为公司一般受制于大股东而将提讼。当然，我们并不能排除大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可能性，因为毕竟有一些董事并不是由该股东产生。相比于大股东，中小股东在理论上更容易利用派生诉讼制度对自身的权利进行保护。

第三，用“债权人代位说”解释派生诉讼实质上与代位诉讼的一般理论并不冲突。在提起债权人代位诉讼的两个前提条件中，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对债权构成充分的担保是否定“债权人代位说”的关键。我们认为，借用法经济学的合同契约理论，包括股东、公司债权人、公司高管、员工甚至国家等实质上与公司都存在契约关系。公司的高管和员工按照聘用合同或者雇佣合同获取固定报酬，国家有就公司收益获得税利的权利，公司债权人有按契约或者法律的规定实现债权。以上这些权利的实现具有固定性或者相对固定性。此后，股东享有对公司财产的剩余索取权（Residual Claim），因此处于不确定状态。借此而言，这也是在公司的多方债权人中，股东得以掌控公司最终决策权的原因之一。在这个基础上，公司不向其侵权人（债务人）的行为就构成了对股东诸多权利中的债权的损害。由于剩余财产的不确定性，任何侵犯都形成对债权的威胁或损害，即只要有侵权就已经构成威胁或损害。

债权人代位理论中强调以债权人名义，而派生诉讼中则以公司名义，这两种制度并没有本质隔阂。一是从两种诉讼的性质上来看，其都是一种法定的诉讼担当，都是法律基于公司/债务人受他人控制或者怠于提讼，才允许股东/债权人基于法律的规定代位行使诉讼权利。并且，这种诉讼的行使对公司/债务人及其他股东/债权人产生既判力扩张的效果；二是从利益归属上来看，这两种诉讼的诉讼成果都直接归属于被代位诉讼的主体（公司/债务人）所有。在具体的形式上，公司通过派生诉讼所获得的赔偿等，仍然受原有管理层所控制，而在债权人代位诉讼中，债务人不得随意处分[14]。这是由公司/债务人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地位以及法律关系本质上的区别所决定的，并不影响诉讼的提起和进行。

此外，关于派生诉讼中股东资格的限制问题，依照我国《公司法》第152条规定，有限公司的股东、股份公司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具有提讼的资格。在这里，公司的股东提起派生诉讼受到同期所有权的限制，然而在民法领域的债权人代位诉讼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对债权人的债权数额进行规定。这是因为，由于股份公司股东众多而存在滥诉的可能性，因此为了保护公司人格的独立性和董事正常的决策，法律规定了同期所有权等制度，要求应当具有一定股权的股东才能提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司的运营和市场的运转。这是由商事法律强调交易效率的价值所决定的。实际上在很多国家，提起派生诉讼的同期所有权限制是不存在的。由此可见，即使派生诉讼与债权人代位诉讼存在一些差异，但仍然不影响“债权人代位说”在派生诉讼中的解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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