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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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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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词：社会学理论 建构 功能 困惑

一、社会学理论是什么

从某种角度上说，理论是在讲一个独立完整系统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然而，理论又有专业与非专业之分。专业理论和非专业理论的区别在哪里？著名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在他的《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一书中，列举了社会学专业理论与日常生活中的非专业理论的差别。大概可归为以下几点：（1）专业理论较之日常生活理论，表现出更多的系统性；（2）专业理论常常建立在已有理论基础之上；（3）专业理论提出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发表，这对该理论的前途来说至关重要；（4）专业理论更依赖相关资料的收集；（5）专业理论可以是关于社会的总括性和通则性的思考；（6）专业理论同样关注理论的应用层面。以上六点，决定了社会学理论与一般生活理论的区别，也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社会学理论的地位。

社会学的理论，讲的自然就是关于社会学专业的故事。同样，引用乔治·瑞泽尔的定义：社会理论是一组互相关联的观念，能对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系统化、能解释社会世界，并且预测社会的未来。需要指出的是，瑞泽尔的定义实际上是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定义，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社会学理论都要能够全面解释社会世界，也不一定都要预测未来。

二、理论的建构

许多人认为社会学理论脱离实际，深不可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理论建构过程的不了解。所以谈一谈关于理论的“理论”，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是关于社会学理论的根源。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的源头都是哲学。它产生于人们的思辨过程。当然，光有哲学的思辨是不够的。其他学科区别于哲学的关键在于它们是可以实证的。而迄今为止最具实证性的学科无疑就是数学。而我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将哲学与数学完美结合的学科。这是从学科的角度来谈。

接下来是社会学理论产生的条件。在我看来，社会学理论产生的条件有两个方面：社会历史条件和研究者的主观条件。所谓社会历史条件，就是指该理论产生的特殊的社会背景。社会学理论是为了解释社会现象，因此社会现象的历史性决定了社会理论的历史性。一般来说，越是复杂的社会背景条件，产生社会学理论的可能性就越大。

研究者的主观条件，在我看来，是最关键的。同样的根源，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甚至同样的科学研究方法，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可以提出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其他人则不行？用米尔斯的话说，它取决于理论家个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谈完了根源与条件，现在来谈一谈这个故事究竟是怎么讲的。要了解理论建构的过程，首先必须明确理论的要素。乔纳森·H·特纳认为，社会学理论应有三个要素：概念、变量和理论的陈述与格式。另外一些学者，也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建构方法，但内容上大同小异，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区别。

三、理论的功能

理论的功能何在？首先，我以为，社会学理论的首要功能就在于它可以增进我们对社会的认识。社会学理论是用来解释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的，我们掌握了理论，就可以对社会有更多的了解。

第二，社会学理论的功能还体现在它可以增进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我们都是社会人，社会学的理论适用于其他人，同样也适用于我们。

第三，社会学理论的功能还在于对其他理论的批判和修正。这对于社会学自身的发展是很重要的。社会学这门学科也正是在这种对立中不断发展。

第四，社会学理论的功能还能体现在应用层面上。比如，乔治·霍曼斯的交换理论，就被广泛运用于经济活动中；默顿的越轨理论则被用于社会控制的实践中。

四、理论的困惑

在肯定社会学理论具有诸多功能的同时，我们也可发现社会学理论中存在的困惑。

1.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人类的无穷的智慧和极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赋予了人们对一个问题可以换角度，换说法的进行反复论证。宏大理论的产生也大多基于在语言上玩的花招。米尔思在其《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就概述帕森斯关于行动系统理论的主要内容后。他不无尖刻地指出，宏大理论中的繁文冗词中确实有一些东西，但是隐埋很深，不过总说了点东西：理论的客观性问题。显然，这是个很普遍的问题。它首先表现在理论是否真实地反应了客观事实，它的解释力到底有多大。其次，个人的偏见也普遍存在。“尽管个人极力避免受各种社会势力的影响，但人们还是悄悄地溜了进去。”最后，在理论的接纳方面，也受到了政治因素的严重影响。

2．价值无涉与权威保留问题。有人指出，社会学理论要求价值无涉，这有助于克服研究者的主观偏见和受权威束缚。但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价值无涉带来的是对权威的不尊重。并且，“人类社会将不再有不变的法则，因为人类可以任意改变这些法则所陈述的事实。”乔纳森·H·特纳在《社会学理论的逻辑》中如是说。

3.理论本身存在争论。可能是由于社会学理论至今尚未发展十分成熟的缘故吧，关于社会学理论本身的争论一直都存在。首先，也是最大的争论来自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争论。即所有社会学理论的前提假设的争论：人的行为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这直接影响到整个理论的建构过程。同样的争论也来自于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争论。究竟是个体具有能动性还是集体决定个体的一切？这一直是社会学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另外，社会学力量论中的性别问题和现代社的起源和决定因素问题也存争议。这无疑让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科学性遭受了严重的置疑。

4.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困惑：本土化问题。文军在《论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反思》中，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诸多问题，大致为以下三点：首先，由于整个社会急功近利的思想十分严重，这种不正之风也蔓延到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中，导致基本社会学理论研究严重不足。中国社会学理论面临自后后继无人的局面。其次，政治的导向性对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产生异常重要的影响。这导致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共性有余，个性不足。最后，中国社会学理论还过分依赖于外国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很多都是没有结合实际地照般过来。

五、总结

到这里，故事基本上讲完了。虽然社会学理论至今发展还不完善，存在许多问题，但它确实是具有很实际的功能和强大的发展潜能的。正像人类需要自然科学知识来解释大自然一样，人类同样需要社会学理论来解释我们的社会，社会的存在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学理论的存在。

参考文献：

[1]乔纳森·H·特纳.邱泽奇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2]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范文第2篇

对历史人物评价一向是史学界争鸣的热门话题之一。所谓历史人物，是指那些在历史发展中起过重要影响，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足迹，对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物。它不是指历史长河中的任何一个个人，而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社会历史进程或重大历史事件有突出作用的、影响较大的、留下明显痕迹的人。他们对历史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有时甚至还会起决定性作用。评价历史人物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评价历史人物，实际上就是评价其一生的功过是非。中学生由于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会在认识历史人物时形成思维定势，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往往低估、抹煞或夸大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对历史人物不能形成准确、客观、辩证的认识，这与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目标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一、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标准

对历史人物，应根据他们对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在客观上所起的推动或阻碍作用，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而予以肯定或否定，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只有明确标准，才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要客观公正。不要以偏概全，不要带感彩。

二、历史人物评价的重要前提

1.全面的客观性。

评价历史人物要用矛盾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人物应注意其个性特点，如品质、气节、修养、性格等。因为在相似的历史条件下，地位相近的历史人物，他们的表现和作用并不完全相同。如，同是封建帝王，隋炀帝气度狭隘，对一些才能突出的诗人杀之而后快；唐太宗则胸怀宽广，善于纳谏。当然，个性特点并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主要标准是看历史人物对历史所起的作用。例如，武则天虽然大肆杀戮李唐宗室，但她统治期间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因此，郭沫若才会给予其“政启开元，治宏贞观”的高度评价。另外，应注意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之间的关系。历史人物行动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往往并不一致。如，秦始皇建立郡县制为的是使他的统治“传之万世”，但客观上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为的是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解除匈奴的威胁，却加强了民族间的联系，开辟了丝绸之路。因此，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应该把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只有以客观效果为主要依据，同时结合主观动机，才能对人物进行辩证的全面的分析。如果只强调效果，忽略动机，学生就不能掌握正确、客观、辩证地认识历史人物，提高评价历史事件的能力。

2.严格的历史性。

评价历史人物时一定要把人物放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来进行，绝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些错误倾向：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对历史人物的局限性估计不足，从而拔高、颂扬古人，把古人现代化；把古人与今人简单类比，牵强附会。要把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评价，符合时展要求的肯定，反之则否定，同时注意不要用现代人的标准评价古人。因此，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我们一定要提醒学生，使他们认识到历史背景的重要性，以历史背景、时代特征为突破口，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

三、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应注意的要点

1.决定历史发展的不是某个英雄人物而是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促进社会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任何夸大个人的决定作用，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2.历史发展有自己的必然规律，而个别英雄人物的出现只是历史发展的一定时期的产物。

杰出人物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但我们又不能忽略历史人物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我们应实事求是，重视确凿证据，坚持唯物史观。如曹操这种人物的出现是当时历史的必然和客观要求，但他个人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却主要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同时，初中历史书对曹操的个人资料介绍不多，评价曹操这一历史人物的史实从哪获取？是《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曹操究竟是英雄还是枭雄？历史史实不准确就可能评价不客观、不公正、证据不全就可能有失偏颇。

3.一个人的活动总要受到规律的制约。

人民群众只能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如果违背规律则必将被历史遗弃。在强调历史规律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我们要让学生明白个人主观意志对历史发展的能动作用，有时甚至起扭转历史航向的作用，片面夸大规律的决定作用而否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将会犯历史唯心主义“归诸天命”的错误。

4.历史人物的的活动必然受到时代制约。

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范文第3篇

关键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构建

从来世间万物，无一不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没有绝对脱离社会生活的物事存在。如马克思所言，人是社会的人。网络行为的主体——人，同样也是高度社会化了的社会人。虚拟的网络生活空间，正是现实生活蓝本的临摹。因此脱离现实的社会关系而单独议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解决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时不从社会学角度去进行积极思考、不考虑进屏幕背后的社会因素，窃以为都是不切实际的。

无可质疑，网络问题仍是社会问题。缤纷繁杂的网络行为，亦不应区别对待，仍然坚决地固守于社会现象之列。因此，网络问题的解决，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其间紧要，莫过于从这些形形的现象之中找出主要的东西，把握住其规律性，但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千变万化，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本文意图从此角度作些理论思考。

一、转变传统教育思想模式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国人对网络热情的持续升温以及网络问题的日愈多元化、复杂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显得理论涵容量不足、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单调等诸多缺失。人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能否在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度过，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进而影响物质文明的建设。所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转变已经是大势所趋、人所共识。

1、转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构建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其现实性方面，总结起来，莫过于强调受教育者自身的内化与外化的统一，而内化是关键，是外化的基础。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构建的理论基础是观念形态的人，而非现实意义上的人。马克思主张将人放到社会实践中进行分析，他说：“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有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 [1] 在这里，人的现实性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人是出于社会关系中的实践的个人。“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它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该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2]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构建，必须从社会现实出发，一切以现实的人的心理和行为特点为理论构建依据。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其理论起点亦应在此。因为网络问题的最终归结，不论它形式上多么变化多端，仍然要靠现实的、社会的人。人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必然要考虑进表面上隐藏而实质上支撑此类问题的社会的、现实的人的因素。诚如上述，转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构建，主要在于实现其理论基础从观念形态的人向现实的、社会的人的转变。

2、转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

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以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但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偏重于受教育者自身的自省、自习、自度等内化过程，方法上以“填鸭式”、灌输式为主，简单生硬，僵化陈旧，缺乏对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的全面、合理把握；忽略了社会体制、环境、公共规则对个人成长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潜移默化作用，具有明显的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所以，在新时代新问题下，转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理所应然。

网络空间是社会生活领域的延伸，网络问题的本原在于现实社会生活，因为网络问题背后的操纵手，乃是活生生的现实人。如前所述，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不断的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中发展的，网络思想政治问题的解决，客观上必然要求转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网络是科技进步的标志，但“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代价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乎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3]面对层出不穷的种种网络新问题，我们需要以新的眼光来审视它，以新的方法来改造它。传统的单一的灌输式教育方法，在纷繁复杂的信息社会，由于忽视了受教育者作为社会人的主体能动性，仅仅将之作为一个简单的受教客体，将教育主体所希望的、或者统治阶级所希冀的道德规范采取“灌”、“输”的手段强加于受教育者，一方面可能导致对教育对象个人行为干预过多而严重束缚个性发展，另一方面则导致其产生某些逆反心理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事倍功半甚至于劳而无功。

3、转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指标

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乃是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先忧天下，后乐天下”的整体主义思想。这种强烈的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的整体主义精神，是中国伦理道德传统区别于西方伦理道德传统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和优势。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它都激励和团结了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同患难，共甘苦。但是，既然人是现实的人、社会的人，那么人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伟大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认为，人有思想和判断的自由，每一个人应当是“他自己思想的主人”。他说：“思想分歧矛盾的人，若强迫他们只按最高当局的命令说话，是不会没有可悲的结果的。就是极有经验的人也不知道怎么缄口如瓶，更不用说一般大众了。”[4]

综上，转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指标，要求在评价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时，我们既不能摒弃老祖宗留下的“传家宝”——或集体主义，同时亦不能单讲个人主义。因为单一的集体主义不利于个体个性的全面自由发展，完全的个人主义则是利己主义。最好的切中点，则是“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从集体和集体利益中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和价值追求，而个人为了实现这个追求又必须同时维护集体的利益。”[5]具体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解决，我们仍然需要在转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指标时注重把握这一原则。

二、优化一般与特殊方法结构

认为，任何问题、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同理，任何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看到引起问题产生的多方面的客观原因。网络问题的解决，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构建，需要优化一般与特殊方法结构。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利用网络信息传播、人际交往及社会文化特点，根据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要求和网络化发展特点及国家政治和社会发展需要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看到，网络问题只是众多社会问题的一类，属于特殊；解决这一特殊问题，得借助于一般社会问题的方法论，这是找共性。在探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过程中，我们不能被单一的个性所蒙蔽眼睛，更不能只注重这些问题的共性而采用一般的、泛泛的方法。如果我们混淆于一般与特殊之间，将一般问题特殊化或者将特殊问题一般化，无疑于都会陷于思想工作方法简单僵化的境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和发生着巨大变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不断科学化、现代化。因此，优化一般与特殊方法结构，时时兼顾一般与特殊，是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取得实效的方法保证。

三、构筑有效的检测评估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是指“根据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和要求，通过信息反馈和对信息的定性、定量分析，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及其效果进行评判的一项活动。”[6] 思想政治教育评估具有导向性、客观性、相对性等特点，它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能起到及时的调控作用和诊断反馈作用，更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直接动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最终解决，客观上也需要构筑一套有效的检测评估体系。因为就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本身而言，也就是一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评估，可以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得失成败进行一次全面的总结，可以说，二者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一个整体。

1、以党性原则为指针来构筑有效的检测评估体系

纵然网络信息五花八门，良莠不齐；即使网络空间鱼目混杂，清浊难辩，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特征，在于紧紧围绕党的宗旨和中心任务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西方品德教育的最大特点，在于将个人利益紧密结合于国家、民族和社会利益的实现之中。基于此，在评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时，我们要在评估的内容和方法上反映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来——这就是构筑有效的检测评估体系要坚持的党性原则。以党性原则为指针来构筑有效的检测评估体系，有利于倡导正确的价值观念，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功能和纠偏作用。

2、以客观原则为准绳来构筑有效的检测评估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是对这一过程的客观反映。在思想政治教育评估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发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这就要求构筑有效的检测评估体系必须要坚持客观原则，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能主观臆断或掺杂个人情感。因此，以客观原则为准绳来构筑有效的检测评估体系，就必然要求我们首先要从实际出发，将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将统一的规格要求与特殊评价结合起来，同时广泛接受群众意见，在兼听中求得真实，获得客观。

3、以历史原则为基准来构筑有效的检测评估体系

以历史原则为基准来构筑有效的检测评估体系，就是要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考察评估必须将现在与过去的情况和将来的发展联系起来，决不能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和方法来考察现状，审视过去，预测将来。坚持历史原则，就是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评估对象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去，从中找出评估对象与社会历史条件间的内在联系。网络虽然是社会新生事物，但产生网络问题的思想根源，却有其固有的历史继承性。对产生网络思想问题追本溯源并分析其思想发展趋势，可以帮助我们科学地、合理地评估这些问题，从而根据历史经验制定出有效的评估指标系统。

参考文献：

[1] [2]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年，第237，341页。

[3]《马克思恩克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年， 第79页。

[4]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 商务印书馆 1982年， 第270页。

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范文第4篇

历史是认识过去、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一门学科，而认识过去、认识社会、认识人生可以说是每一个人都不能回避的生存问题。而且学好历史就与生活的范围、乐趣、感受等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联。从这样的意义上讲，我们真是生活在历史中，历史也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对历史的认识和感受，并不仅是职业历史学家或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必需的，而且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都应具有的。如果我们把历史教学的意义与所有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联系起来，帮助学生树立更加全面的历史学习价值观，使学生通过历史学习，不但学会做人、学会关心，而且学会学习、学会观察、学会思考，进而学会发展、学会生活，那么历史教学就一定应是素质教育中不能缺少、不能轻视、不可替代的有机成分。而这些又是培养一个健康的人所必须的。

那什么又是健康的人呢?两个方面：一是身体健康，二是心理健康。

历史课程是一门传统的学科课程。在当代教育理论及课程理论的指引下，历史课程也面临着改革的趋势。历史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是应该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人文精神，加强思维能力的训练，注意健全心理尤其是情感的培养。这些都需要对以叙述历史知识为主要特征的历史课程加以改造，特别是要更新设计历史课程的观念。

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爱国主义教学《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要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充分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乐观向上的心理品质，促进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因此，在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是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学科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而中学历史学科的特色决定了它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又该如何在课堂中真正做到把两者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呢?

第一，历史教师要整体把握课程的结构和内容，强调历史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自然学科的联系与融合，特别注意选择学生感兴趣、能体现多学科整合的主题开展历史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使学生从不同的视角探究事物发生的原因、影响和联系，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兴趣和团队精神。例如：九年级课程中的“学唱《国际歌》，收集犹太人被害的历史史实”等活动。八年级课程中的“收集反映近代服饰、建筑、交通、习俗等的有关材料，描述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化”，“了解祖国的五十六朵花朵――各民族服饰及风俗习惯”等。

第二，选择那些对于现实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进行心理教育，更能为学生所认同。基于此。我们要突出历史知识的现实性与借鉴性，使所取的心育素材更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如让学生了解夜郎文化通过――夜郎真的自大吗?这一成语故事让学生去收集和夜郎文化有关的相关历史资料。再如让学生讲述参观遵义会址，黔灵公园英雄纪念碑等。

第三，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积极的审美心理，是激励学生的学习内驱力，唤醒学生沉睡的求知欲，鼓舞学生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成功的自信心――培养学生完整人性，激发其学习潜能的重要保证。

审美情感是指审美过程中直接产生的知觉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主观情绪的反映。由此可见，历史教学中的审美情感则是指学生通过历史学习，由审美对象(包括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所引起的审美感受，显著地表现为感情上产生的强烈反应。学史必有情，才能明辨是非、美丑、黑白、可否，学史更应该发志，才能真正感悟历史，使富有情感、兴趣的感性层面发挥到美的极致，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有审美素养的积淀。例如，二战后的日本，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然而在短短的几十年当中，在“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导下，日本充分把握了有利的国内外形势。完成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每一个有责任感的社会公民来说，他的审美情感会充分调动起来：日本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有那些?对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有何启示?同样，经济发展后的日本，其政治野心和军事野心也随之膨胀，他同样给我们以情感的碰撞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是什么?日本政治、军事的发展对世界会造成什么影响?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来自日本的阻力主要有哪些?这种对历史哲理的吸纳能驱动学生积极情感的萌发。

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范文第5篇

一、水、移民与社会发展

水问题是一项重大的社会问题，它还引发了很多次生问题。水问题不仅直接影响了当下人们的生产与生活，而且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影响日益明显，亟需学界开展更为深入的学术研究。

区域性恶劣的生存环境既会加剧贫困问题，也会制约脱贫进程。宋林飞（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认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找准和补齐短板，而贫困就是最突出的短板。鉴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他将环境移民视为反贫困的重要手段，并主张结合社会力量帮助贫困地区的弱势群体。他指出，环境移民包括三类，其中：因洪涝、干旱和泥石流等灾害性环境事件导致的环境移民可称为“环境灾害移民”；因水土流失、沙漠化和荒漠化等生态环境退化引起的环境移民可称为“生态移民”；而因环境污染事件导致的环境移民可称为“环境污染移民”。据其报告，全国各地自2001年起，先后开展了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截至2015年底，中央补助投资累计363亿元，易地搬迁贫困人口已经达到680多万人。此外，该报告还立足于我国农村存在一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实情，提出要加快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的建议。施国庆（河海大学）认同宋林飞阐述的反贫困与建设小康社会之间的关系，指出贫困地区大多存在水害和缺水等水问题，解决水问题有助于促进小康社会建设。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为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我国一直高度重视水利建设。但是，农村水利面临着“灌溉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认为，表面上看，“最后一公里”（水利设施竣工了，但是农民田间地头的毛渠不通，致使大中型水利设施难以发挥实效）是工程问题，但事实上是治理问题和组织问题，因为即使国家修建了完善的水利设施，但把分散的农户协调起来使用水利设施并不容易。这需要分摊水费，需要农户协商达成共识，只要有一户想“搭便车”，就会有更多农户跟进，从而导致使用大中型水利设施的行动失败。这种现象导致的干旱被称作“治理型干旱”。所谓“治理型干旱”不是真的干旱，也不是现有工程无法将水抽到田里，而是农村基层组织涣散无力，不能组织农民分摊用水成本。他在安徽皖河农场调查时发现，皖河农场在生产自救方面的能力明显高于周边农村，有着合理的排灌体系以及科学的管理队伍，抗洪能力强，能够旱涝保收。通过比较研究，他主张充分利用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优势，解决“治理性干旱”。他认为，“灌溉最后一公里”是各个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普遍问题，而我国农村具备的集体土地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独特资源，他主张学术界和政府机构利用好这一制度优势以改善农村水利治理。郑晓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认为，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投入下降、缺乏强大的组织建设是农村水利管理不善的原因，贺雪峰从土地制度这一大背景思考农田水利激发了新的研究思路。

水利风景区是国家保护地体系中的重要类别。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水利风景区成为高附加值的发展载体。苏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广东水岸公园、四川仙海湖特区和浙江仙居为例，提出了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面对水流相关保护地的社会角色、利益结构发生转变的现状，如何发展水流相关保护地的思路。他以“水流”为中心，以水利风景区为例，对水流相关保护地的社会角色和利益结构展开分析，认为要科学地将具有区域特色的水利风景区建设成为国家公园的组成部分，将贴近人居环境的水利风景区建设成为绿色的生活生产空间。他主张将国家政策与地方水资源性质、经济状况相结合，对水流相关保护地进行规划建设，侧重“供给方”政府改革，将水流产权问题作为切入点剖析相关利益结构的变化。他认为，我们既需要积极推进环保工作，也需要在追求绿色的过程中让利益相关者都能得到“实惠”，如此才能让环保具有可持续性。张俊峰（山西大学）立足于苏扬描述的水流相关保护地的建设思路，指出每个区域的水流相关保护地的建设都要根据地方特色，融入地方文明精神，体现当地的人文素养。

“水权”是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切入点。张俊峰通过对晋蒙地区历史水权价交易问题的比较研究，提出以水为中心理解乡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并认为历史水权研究对于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和水权制度改革具有现实意义。他运用大量史证资料，阐述了清至民国年间山西水利社会中公私水交易的类型与形式，通过列举租水文约、典水文约、佃水文约三个史例，对蒙地的水权交易进行分析。在对晋蒙地区水权交易分析的过程中，张俊峰认为日本学界水利共同体解体说在中国北方并不能成立。水权这个概念是水资源缺失条件下的产物，当时正因为清晰的水权意识和明确的水权归属，才维护了正常的用水持续。他指出，土地与水的关系可能存在从“地水结合，水随地走”到“地水分离，地随水走”的转变。在水资源日益匮乏、价值不断凸显的历史条件下，山西水利社会存在着从“以土地为中心”到“以水为中心”转变的可能与趋势。郑晓云认为，张俊峰的研究具有可行的现实价值和学术价值，目前在缺乏有效的解决民间水权纠纷的背景下，传统的解决思路可以给我们提供⒎。

作为农业发展的基本要素，水利灌溉不仅是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水文化的精髓。郑晓云提出，很多文明都是建立在灌溉发展的基础上，在需要灌溉设施作为生计基础的地区，灌溉就是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他以中国红河流域和日本大分县竹田直入地区为例，从文明进程与文化遗产的角度分析了灌溉发展与当地经济进步、文明发展的互动关系。他提出，灌溉的发展是居民根据当地自然环境探索出的一种新的生态互动模式。在这种相对和谐的互动中，灌溉的发展可以促进当地农业发展模式的转型，形成新的农业生产格局，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与灌溉相关的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合作机制，酝酿出与之相关的水文化，进而成为当地居民的精神财富。张俊峰认为，国内外对水的研究是有传统的，并经历了最初的从意识形态方面探讨水与国家以及水与政治的关系，转变到对水利事务的关注。他认为，关注水对地方社会文明影响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对开展水文化和水社会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当前，水污染形势严峻，如何进行有效治理依然面临很多挑战。黄涛珍（河海大学）基于目前中国流域水环境治理府际关系模式以及治理中的事权划分，指出了我国流域水环境治理面临的困境，强调了政府间相互协调与合作的重要性。她以淮河流域水环境治理府际关系的情况为例，分析了在我国水环境治理中各政府部门纵向、横向的交错复杂关系，指出我国政府在水环境治理中存在纵向事权与横向事权的权利配置交叉重叠问题、流域水环境保护与地区经济发展公平权的冲突问题以及府际之间合作难等问题。她指出，政府部门间权责界定分明非常重要，而制度上的改善可以规避管理水流域低效的弊端。在治理水污染过程中，民间环保组织（NGO）具有重要作用。宋言奇（苏州大学）以苏州的民间环保社会组织为例，对我国民间环保社会组织的模式与扶持策略展开了分析。他认为，目前我国存在三种民间环保社会组织模式，即“基金会赞助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和“志愿者模式”。他的研究发现，“绿色江南”是苏州较为典型的“基金会赞助模式”的民间环保组织，该组织曝光了鼎兴电子的污染河流数据，并监督鼎兴电子对污染进行整改，使河流恢复原状，参与开展关于太湖流域高排放企业会，和其他四家环保组织共同调研报告《谁在污染太湖流域？》。郑晓云认为，在现代社会，水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NGO对缓解水问题以及水与社会的冲突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水社会学的理论构建和学科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施国庆针对水社会学相关议题展开了探讨。他在对水的相关概念、水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水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他认为，水社会学是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水社会各个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及水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所谓水社会，指的是以水为纽带，由水资源的使用者、开发者、生产者、产品或服务提供者、运行管理者、规制者、受影响者，水生态和水环境的保护者、影响者、受影响者、规制者，以及与水关联的社区和组织所构成的社会。他认为，水社会学主要研究水资源利用、水资源开发、水资源保护和水资源管理等社会学问题。张俊峰肯定了水社会学这一分支学科建立的必要性，认为水在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决定了水社会学研究的价值。郑晓云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分析，认为与水利社会学相比较，水社会学发展的潜力更大。此外，他还从学科发展体系的现实性、便利性和可操作性等角度考虑，建议水社会学学科建设初期不要囊括太多的内容，适度“瘦身”有利于学科建设。

二、水利与社会

水利及水利设施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各个地区都有其地方特色明显的水利设施及水利文化。从水利视角探讨相关社会学问题、思考社会变迁，不仅有利于人们科学认识水利设施和水利管理，而且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

水利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与水利相关的社会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陈阿江（河海大学）在回顾水利社会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阐述了水利社学的性质与定义，探讨了水利社会学可能的研究领域。他认为，水利社会学属于社会学按“行业分类”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且存在狭义与广义之分，前者是指防洪与灌溉等层面的水利社会学，后者是人类社会涉水事务的水利社会学。水利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兼具传统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相关水利领域，包括组织制度、生活生计发展与“水利之害”（因水行动产生的社会问题、水利工程产生的社会后果等）。在此基础上，陈阿江还探讨了水利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郑晓云认为，水利社会学建设有其学术发展的需要和现实需求，并建议推动相关经验研究。

杰、王春（河海大学）通过对苏北农民用水户协会的调查和思考，分析了乡村水利的制度设计等问题。他们认为，总体上看，苏北各地农村水利运转基本顺利。乡村用水秩序看似一湖静水，但这并不意味着用水户协会可有可无，实质上反映出村民对基层水利管理传统的一种习惯性服从。他们的调查发现，不少农民对于水费价格偏高颇有微词，却只能被动承受。他们认为，农民用水户协会制度的推行，是为了节水减排进而减轻农民的水费负担，但更深层次的制度用意在于借此激发农民民主管理意识，并渗透到乡村自治的其他领域。然而，制度催生的现实是农民用水户协会与制度设计的理想状态相差甚远，实际运行陷入了重重困境。黄涛珍认为，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背景下，农民用水户协会的组织化进程以及未来承担的新职能都有着很大的研究价值。

水利不仅仅是基础设施，也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吴金芳（安徽师范大学）从水环境与国家政治经济系统、水环境与地方社会秩序、水环境与地方文化民俗、水活动与生态环境四个方面开展了水利社会研究。她认为，自然环境、水利、社会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水环境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建而言，既是限制性因素又是拓展性因素；与此同时，水环境对地方文化、民俗的影响，也附上了当地水资源的性质与特色。她提出，需要从环境史的角度解析人类水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宋言奇认为，吴金芳从国家政治、地方政治和乡村文化三个层面出发，作了很好的文献梳理，为未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何志扬（河海大学）认为，暴雨洪水及其次生灾害，是中国长期面临的主要气候灾害类型之一，由此导致的非自愿性的灾害移民规模庞大。他基于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案例的分析，认为气候灾害移民的安置政策存在供需错配的问题，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调适措施。他认为，政府机构要重视水灾等自然灾害的应对和受灾移民安置政策的研究，转变气候灾害移民安置的传统思路和模式，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的灾后重建安置体系。

此外，还有学者对水利水电项目中的性别视角和传统水利管理理念进行了剖析和解读。王旭波（河海大学）通过描述水利水电项目社会性别影响评价工具和流程，展示了水利水电项目社会性别影响评价分析框架。她认为，社会性别影响评价工具可以帮助理解项目开展的现状、语境以及项目对这些背景环境带来的影响，并且在后续发展中可以用社会性别标准评估潜在的影响及其实现情况。程得中（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水利视角，对历史时期巴蜀基层社会治理进行了剖析，阐述了社会各阶层在水利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中的角色，提出了针对水资源分配产生的纠纷的解决措施。他希望通过分析历史时期巴蜀基层社会水利事务的治理，可以为当下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一些参考。宋言奇提出，可以利用《公共事物的管理治理》的思路来理解传统社会的农田水利，认为传统水利管理的研究可以为现代农村水利建设提供借鉴。

三、海洋与社会

学术界在“水与社会”这一主题研究中，逐渐从内陆扩展到了海洋。当前的海洋开发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也对学界探讨这一问题提出了更高要求。

崔凤（中国海洋大学）以海洋实践为主体，通过梳理海洋实践的概念、具体表现和特征，分析了现代人们的海洋实践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他认为，海洋实践就是人类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实践活动。在现代社会，利用、开发和保护海洋的各种实践活动，在广度、深度、动力和内容方面都演变出了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特点。在描述海洋实践的全面性、合作性、开放性、高风险性、高科技性、海陆一体性及潜力性特征的基础上，他梳理了海洋实践活动社会变迁影响的具体表现。他认为，可以从微观层面渔村的产生与变迁，中观层面沿海城市的产生与变迁，宏观层面沿海地区的变迁及区域性海洋社会的形成与变迁，来分析海洋实践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极地冰川融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海平面上升议题成为政府和公众关注的重要内容。黄健元、梁皓（河海大学）运用SPRC（源―路径―受体―结果）模型，从资源子系统、环境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四个方面剖析了海平面上升对我国沿海地区产生的影响。他们主张通过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思路来解决相关问题。其中，非工程措施主要包括：建立健全海平面上升的预防政策体系，提升民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建立起良好的国际合作关系，等等。王欢（河海大学）基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耦合关系的系统分析视角，认为海平面上升对沿海地区的发展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传导性影响。她梳理了海平面上升对我国沿海地区的自然影响，分别是海洋和海岸防护工程、海岸侵蚀、风暴潮、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沿岸低地淹没、近岸生态系统和海洋权益。她立足于预测和数据分析，认为未来我国沿海海平面呈缓慢上升的变化趋势，而海平面的持续性上升还会导致沿海地区风暴潮灾害频发。张鑫（河海大学）通过对风暴潮灾害损失与灾害救助之间的关联分析，提出了风暴潮灾害四维救助体系的建构。她指出，风暴潮灾害具有发生时间集中、地域差异显著、经济损失严重等特点，可以从时间维、空间维、逻辑维三个路径来看待风暴潮灾害损失与灾害救助之间的关联，并阐述了风暴潮灾害救助保障体系建构的四个体系：风暴潮灾害救助的内容体系、风暴潮灾害救助的结构体系、风暴潮灾害救助的层次体系、风暴潮灾害救助的服务体系。

当前，我国海洋污染形势严峻，衍生了很多社会问题。顾金土（河海大学）以江苏海州湾海水质量的变化为例，分析了海洋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他认为，目前沿海开发的战略定位促使渔民形成了向内和向外这两种反应类型，即分别采取近海露天养殖和工厂化车间养殖两种生产方式。这两种方式在生产过程中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都会对海洋环境风险造成影响，只是程度有所差别。就工厂化养殖而言，它本身也积累了较高的社会风险，比如2006年11月和2015年7月“嗑药多宝鱼”的负面新闻就引起了产业灾难。陈涛（河海大学）认为，海洋污染不仅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引发了大量的利益冲突和维权运动。他以蓬莱19-3溢油事件中路易岛居民的环境抗争为例，分析了政府在渔民环境抗争中角色转变背后的利益诉求。他指出，“维稳压力”和“去污名化”是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双重机制。其中，“维稳压力”主要源自政绩考核压力，而“去污名化”主要源自地方政府对海产品销售（包括出口）以及沿海旅游业等经济收入的考量。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