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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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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范文第1篇

现在就农业科学技术这个侧面,分析一下它在近代落后的过程、原因和教训。

一、过程

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源远流长,汇集丰富。在秦汉时期,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体系已经初步具备,后来又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改进、完善。中国古代三百多种农书就是这一过程的真实记录。当欧洲人还在使用木犁时,中国已推广了铁犁。十八世纪他们把条播机当作新发明,而我国汉代已经有了这种东西。当欧洲农业还是休闲制时,我们已进人轮作复种阶段。中国古代农业在能量循环利用、用养结合、多种经营、提高土地利用率以及制造精巧的农具、利用自然力,特别是水利工程方面都有很多创造。凡是深人研究过中国古代农业的外国学者都是叹为观止的,他们称为中国农业历史之谜,认为中国古代农业是创造了奇迹的。可以说在经验科学范围内,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成熟较早,水平较高,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了呢?这得先从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说起。英国产业革命和农业革命是同步发生的。农业革命既是生产关系的革命,也是农业科学技术的革命。当时在农业科学技术上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具改革,推行条播机、中耕机等马拉农具,二是实行轮作制,用牧草、根类作物、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轮作,代替过去的休闲制;三是家畜由放牧到舍饲。因此改善了管理,增加了肥料,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这些变革和欧洲中世纪比是巨大的革命,但它仍然属于传统农业,在技术水平上并没有超过中国,可以说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十八世纪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并不比欧洲落后。

历史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农业科学技术有了新发展。比较突出的事件是蒸汽机开始用于农业的固定作业,也有了蒸汽动力的绳索牵引犁。笨重的蒸汽机在农业上虽然没有象工业上使用那样成功,但不失为第一代农业机械动力。再者农业化学对植物营养、土壤、肥料进行了研究,企图用科学理论来指导生产,用实验方法来探明农业中的因果联系。这说明欧洲农业开始由手工向机械作业,由经验向理论过渡。这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和欧洲比,不但发展速度落后了,而且水平也落后了。如果以李比希1840年发表“有机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运用’作为欧洲农业实验科学的开端魄话,这刚好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巧合,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就是在中国的历史转折时期开始落后了。虽然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开始落后了,但当时的差距不是很大的。欧洲、北美洲的农业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并没有很大的变化,拿美国来说,本世纪三十年代前仍然是马拉农具,施肥很少,产量不高。中国农业科学技术与西方比真正出现大的差距是在二士世纪三十年代,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这时西方推行农业机械化,农业科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是半个世纪来发生的事情。

二、复杂的因果链条

中国有成功的农业历史,但没有发展为现代农业科学,而且在近代变得落后了,这又是一个历史之谜,更需认真总结。

从欧洲近代的发展来看,有几个因素促进了近代农业科学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工业的兴起,基础科学的产生,国际交流,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欧洲之所长,正是中国之所短,我们可以从它的反面来分析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

1.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农业科学技术的衰落

在明代,江南农业有新的发展,水田作业的水平是相当高的,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很繁荣。在这种背景下,涌现了一批伟大的科学家和科学著作:有徐光启的总结农业生产方面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总结农业、手工业方面的。天工开物》等,这些著作和同时期正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相比都毫不逊色,互有长短。问题在于中国始终没冲破旧的束缚,带着沉重的封建枷锁步履维艰地爬行着。帝国主义的人侵又中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内外交困,农业生产日趋凋弊,从而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就停滞了。1639年出版的《农政全书,,是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此后再没有什么新发展。除1742年由皇帝授命编辑出版的,并没有多少新东西的《授时通考》外,不过出现了些小型地方农书。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连小型农书也没有了。直到二十世纪初的前后,才开始零星地介绍西方的农业科学技术,然而这己是移植过来的技术体系。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有多半个世纪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处于空白阶段,旧的东西停滞了,新的东西还没有产生。当然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的要从农业生产中去寻找。没有生产提出新要求、提供新经验,科学技术就会枯竭。当我们处在空白时期时,欧洲农业科学技术却迅速赶上来,相比之下我们就落后了。

2.工业的落后使农业机械技术始终处于手工阶段

由机器作业代替手工作业,使农业越来越带有工业的特点,这是近代西方的趋势。资本主义初期,农业曾支援了工业。当工业发展起来以后,使农业这个古老的生产部门显得逊色,后来工业又反过来支援农业,使农业成为用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产业。没有工业的发展,农业技术的改造是不能实现的。中国在宋代就有比较繁荣的工商业,到明代工商业有进一步的发展,纺织业、陶瓷业、采矿治金都是很发达的,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以致于十九世纪初英帝国主义拿不出象样的产品和中国抗衡而求助于鸦片作武器。中国并不是不具备发展为工商业大国的基础,但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把工商业发展看作是农业的腐蚀剂,有动摇自己统治基础的危险性,竭力推行“重农抑末”的政策,打击了工商业的发展。“重本抑末”在古代保护过农业的发展,但在近代不但起不了保护农业的作用,而且危害了农业的发展。因为工业发展不起来,农业只能停留在手工阶段。以后,中国的工业虽也有些发展,但总是带着殖民地的特点。帝国主义只允许殖民地提供原料,发展轻工业,不允许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有较大的发展,以便控制殖民地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农业机械化都是在钢铁产量和机器制造业达到一定水平时才实现的,中国近代始终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

3.农业基础理论科学没发展起来,农业生物技术处于经验阶段

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史,是各基础理论学科不断向农业科学技术渗透的历史,也是农业科学不断形成自己的基础理论的历史。十九世纪中叶,化学继办学之后,成为带头学科之一,化学也带动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生物技术的突破,就从化学的运用开始的。二十世纪初,农业各基础理论学科先后成熟并独立出来,它们是:微生物学和病理学、土壤学和肥料学、植物生理学和动物营养学、遗传学和育种学、昆虫学和农药学及农业气象学等。这些学科既区别又联系构成了农业科学技术体系。这是西方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发达的原因之一。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多出于匠人之手,有讲究实际的传统,有较高的技艺,这是中国古代经验科学水平较高的原因,但匠人们由于条件的限制而轻视理论,一些科学家也不乏高度的哲学概括,而理论上总显得空泛,没有实验科学的根底,这又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以农业科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植物学为例,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和西方在科学发展上的区别。1858年由李善兰和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合作翻译的.植物学,,是中国首先介绍西方近代生物学知识的书,原本是英国林德利(Iindely,2799一2565)的代植物基础》(ElementsofBotany),它和中国传统的偏重于实用方面的植物学(如本草学)有相当大的差别。它介绍了包括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植物的内部构造,各种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不是按实用而是按亲缘关系的分类。这已经是近代建立在观察、实•验基础上的普通植物学内容,是基础理论著作,偏重于自然规律的阐明而不着重于经济价值。这是西方生物技术发达的基础。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局限于经验,拘泥于实际,跟着生产跑,无法完成自身体系的完整性,农业生物技术没有能够达到普遍的理论认识。

4.经济的封闭性抑制了农业的发展,断绝了农业科学技术的交流

近代科学是在相互交流中发展起来的。十八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在技术上接受了低地国家的成果,德、法、意则受到英国农业革命的影响,而美国农业是直接来自欧洲的。英国在农作制方面,德、法在农业化学方面,美国在农业机械方面,俄国在土壤学方面,在近代都各有长处,它们的交流共同促进了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繁荣。海外的贸易既刺激了农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农业科学技术的交流。新大陆的发现,世界航道的开辟,是农业科学技术和农业生物资源的一次大交流。近展起来的国家都是航海业发达的国家。中国古代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常接受朝贡或派出使节,保持着半开放的状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代科学技术的交流。自郑和以后,中国的航海业不行了,西方强大起来了。封建统治者害怕与国外接触会动摇自己的地位,妄图关起门来做世界中心的美梦,不知道国际交往、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不知道海外发生的巨大变化。在近代科学发展如千帆竞发的形势下,中国却在孤立中沉没了。中国的锁国政策是小农经济保守性的反映。小农经济曾促进了中国古代集约农业的发展,到了近代它又阻碍了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它自给自足,规模狭小,再生产能力弱,没有专业分工,基本上是封闭的农业经济。这种封闭性不仅表现在国内,而且表现在国际交流方面。当帝国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时,我们不得不和国外发生关系,然已处于被动地位。帝国主义的入侵,强制农业商品化,进行不等价的掠夺性的交换,使农业生产恶化。这时虽然开始介绍国外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然而在如此低下的农业生产条件下,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是无法扎根的。

5.人口的激增既加大了农业的压力又成了运用农业科学技术的限制因素

中国的人口问题是近代才突出起来的。据估算中国历史上人口是在五、六千万上下波动,人均耕地至少在十亩以上,人多地少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封建的传统观念是鼓励多子多孙,把人口增加视为兴旺发达的表现。康熙时人口突破一亿,道光十四年(1834)达到四亿,清代时不到二百年人口增加了八倍,人多地少的问题暴露出来了。近代史上工业革命前后,发达国家人口巨增是普遍现象。但是欧、美发达国家工商业发展很快,城市吸收了大量的人口,农村人口相对减少,劳力短缺是主要问题,迫切需要改进技术提高效率。中国的工商业一直没发展起来,城市容纳的人口很有限,增加的人口主要留在农村,人多地少是主要问题。大量的人口给农业增加了压力,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拼命复种和垦殖,恶性循环就从这里发生了。因为农村有大量的劳动力,对农业科学技术,特别是机械技术的要求就不那么迫切。人们宁愿去雇用劳动力而不愿使用机器。这是中国近代一直靠投人大量的劳动而进行集约经营的基础。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和中国社会在近代的发展变化相联系的。我只说到了与农业科学技术直接有关的因果链条,而那些原因的原因基本上没有涉及,需要历史学家去作更深入的研究。

三、应吸取的经验教训

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丰富的经验教训,“悟已往之不鉴,知来者之可迫”,总结这些经验教训虽无补于过去,却有益于今天和明天。西方近代如何发展的,我们如何落后的,今后应该怎么办,都需要历史地加以总结。

1.西方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首先是西方社会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造成的,这一点,我们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已经解决了,而且在制度上超过了资本主义。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我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将会出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时期。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我们是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的物质墓础薄弱,旧的影响较重,经验不足。好的社会制度还要有好的组织形式,好的管理方法。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各种农业经营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扫清各种障碍。

2.农业机械技术是由工业技术武装起来的,要提高农业机械技术,必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先搞工业化,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最后不得不返回头来武装农业。我们不能走这样的路,我们必须工农业同时发展,既不能掠夺农业来发展工业,也不能发展农业不强调工业。工农业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不是对抗的关系。就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实现国家工业化时,农业应该受到更大的重视。

3.农业科学技术要不停留在经验阶段,就得发展基础科学理论。我们既要重视应用问题的研究,也要重视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技术的突破是以理论突破为前提的,从达尔文发现杂交优势到杂交玉米的育成,从李比希的“归还说”到近代化肥工业的建立,都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理论准备。直到现在农业科学中还有不少领域是经验性的东西,还不能称为科学。只有在基础理论科学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科学的农业。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范文第2篇

一、科技文化发展的内部机制

(一)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和革命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包含诸多内容,从文化的视角看,科学技术是由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技术活动、科学技术方法、科学精神、科技道德、科学技术体制等因素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构成的一个有机的动态系统。其中,科学技术知识体系占据核心地位,其他因素或者是以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为基础产生起来的,或者是为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产生和发展而服务的[1]。因而,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进化是科技文化进化的重要源泉,而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进化无非是通过知识的不断积累并在集聚到一定程度时发生革命来实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和革命是科技文化进化的重要内在机制。普尔曾对直线式积累的科学发展模式提出质疑,认为,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大胆地提出假设,通过证伪,然后理论的过程,科学知识的增长就是不间断地革命,通过从问题开始,经过试探性理论,又经过批判性检验、排除错误,进而提出新的问题等环节循环往复而不断前进的。历史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库恩则提出了既不同于传统“渐进积累”模式,也不同于波普尔的“不断革命”模式的新的科学发展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其中,前科学时期,各种理论、观点、假说相互竞争,但没有一种在科学共同体中得到确认。常规科学时期,是科学共同体在范式指导下不断积累知识的时期,通过常规研究,不断验证和发展范式,为新观念、新理论的突破奠定基础。科学革命时期,出现了与范式所预期的不相符合的反常现象,当调整范式不能解决反常的问题时便出现危机,这时原有的范式便受到质疑,科学革命从此开始。这些多种多样的科学发展模式,虽然各自本身都有一定的缺陷,但它们或肯定科学发展中存在积累,或肯定科学发展中存在革命,或既肯定有积累也肯定有革命,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实际,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科学知识的积累和革命是科学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机制。

(二)科学技术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和渗透科学技术知识体系按照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领域的不同可划分为许许多多不同的学科。由于自然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科学技术的各门学科也应该是相互联系的,彼此之间会发生相互融合和渗透。这种融合和渗透不仅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使各门学科密不可分地构成一个严密的知识网络系统,而且会导致新的学科产生以及出现新的科学技术生长点,从而促进科学技术的进化。从科技史来看,近代科学从古代自然哲学中独立出来而获得独立发展时,刚开始只有少数几个学科,且各门学科彼此是互相隔绝的,彼此有十分明确的界限,各自划定了严格的隶属自己的研究范围。但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各门学科的界限开始被打破,各门学科不再有严格的研究范围,各门学科间的融合和渗透逐渐成为科学技术的主旋律,科学技术发展的繁荣期也随之来临。及至现代科学技术,学科间融合和渗透的趋势更是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也就在更高的水平进化。学科融合渗透机制具体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是一个学科借用另一个学科的某个概念,也可以是一个学科借用另一个学科的某种方法,还可以是综合运用各门学科知识研究综合性的问题等。学科融合渗透机制发生作用导致的结果也有多种———可以产生边缘学科,也可以产生横断性学科,还可形成综合性学科等等。

(三)科学技术方法的变更科学技术方法的更新对科技文化的进化,如同人类不断发明和更新工具去从事生产而对社会产生的进化一样,是极为重要的。俄罗斯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曾经指出:“科学的跃进往往取决于方法上的成就。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我们也仿佛随之升高一层,从那高处,我们就可以望见广阔的远景,望见许多先前望不见的事物。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2]科学家乔治•萨顿曾说:“一部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工具史,这些工具———无论有形或无形———由一系列人物创造出来,以解决他们遇到的某些的问题。”“科学史实际上就成为一种研究方法。”[3]事实上,全部科学活动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理性思维,当一个新现象得到解释,一个新问题得到解决时,新的理论观点便会产生,而这种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又会转化为新的思维方法。掌握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往往就成为科学技术进化的关键。科技史表明,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往往是由于科学方法上的突破。例如,近代科学技术迅速崛起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的成果便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总和,这固然与很多因素有关,但从科学技术自身来看,其与近代科学技术广泛采用了实验方法、分析方法和数学方法是分不开的。而现代科学的巨大发展则与系统方法、信息方法等等方法的出现密不可分。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说,科学技术方法的变革是科学技术进化的重要原因。更进一步,甚至可以把科学技术方法看作是科学技术进化的基因。从生物学的解释来看,进化的实质是基因的变化。科学技术方法的变化必然导致科学技术的进化。按照这一看法,真正的科技史不应仅是对发现的描述和对科技成果的记录,因为发现是昙花一现的,具体成果也是随时在更新的,而应当在科学技术中发现那些规律性的内容,探求思维方式的演变,要进一步对那些具有普适性的科学技术方法作出深入研究。我国近些年来出版了许多科学技术的读物,这对繁荣科技文化作出了贡献。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不少读物仍然还只停留在对科学事件的描述上。显然,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建设创新型的国家,要培养出大批的科学大师,更好更快地发展科学技术,需要重视思维方式的演进,更好地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方法,不断地在科学技术方法上创新。

(四)科学与技术的互动科学与技术是两种不同的活动。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活动,其根本目的是认识、解释和预见自然现象,提高人类洞察自然的能力。技术是利用、改造自然的活动,其根本目的是创造人工自然,提高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科学的主要动力源于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本性。技术的主要动力源于人类试图达到事半功倍效果的动机和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的欲望。二者的研究程序和方法不同。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为:选题———获取科学事实———加工整理———形成假说———验证———建立理论体系。其基本思路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观察、实验、概括、抽象、归纳、演绎、假说等。科学研究常常撇开某些次要、偶然的因素,在纯化和理想化的条件下进行。技术研究的一般程序为:技术规划(预测、评估、确定课题)———技术构思———设计———研制———试验———形成产品。其主要方法是类比、外推、移植、试验、模拟等。此外,二者的成果形式、约束条件、评价标准等也都有所不同。科学的成果主要是以知识形态存在,如新的概念、定律、定理、公式、原理及由它们构成的理论体系。技术的成果除了以知识形态出现外,很多以物质形态存在,如新的工具、装置、工艺、技巧、仪器等。科学主要受认识程度制约,技术除此之外,还要受社会经济、法律、道德、安全等条件制约。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主要是真实性与创造性。而对技术的评价则主要看其水平是否先进,是否有用,以及经济效益的大小。由于改造和利用自然与认识自然是分不开的,这又决定了科学和技术本应该是一对天生的“伙伴”,彼此需要相互渗透、相互依赖,并相互结合才能促进彼此更好地发展。科学与技术的互动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机制。但从历史上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和技术却基本上是分立发展的,结合不很紧密,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上升为科学的过程比较缓慢,科学和技术在发展上相互脱节。技术的进步往往依靠传统技艺的提高和改进,只凭经验摸索前进。科学理论也经常是跟在实践之后来概括和总结人们在生产技术活动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材料。因此,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有时技术上由于生产发展需要,已经出现了一些重大革新,但却不能上升到科学理论高度,并用它指导技术的发展。如蒸汽机已经应用了很长时间,而热力学定律还没有总结出来。而有时科学上已发现了的东西,在技术上却很久不能应用,如19世纪末,麦克斯韦已建立电磁理论,并可以用数学公式表示出来,然而很长时间里,英国没有出现任何应用电力的装置。19世纪下半叶,科学和技术的联系开始得到加强。20世纪以来,科学和技术的联系空前增强,使现代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科学技术化。即现代科学的发展对技术进步有高度的依赖性,一些重大的科学研究完全离不开先进、复杂的技术手段,离不开各种类型技术人员的合作。另一方面,技术科学化。即现代技术的进步高度依赖现代科学的发展,任何现代技术的创新、发明必须以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为先导,都是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正是这种科学和技术的一体化趋势,迎来了科学技术的空前兴盛。

二、科技文化发展的外部机制

(一)需要机制科技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科技文化进化是人类文化进化中的“亚物种进化”。因而,考察科技文化的发展,必须考察它与社会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科技文化发展最重要的社会动力可归结为社会需要。人类任何活动追根溯源实际上都是由需要引起的,正是由于有物质需要,人们种植粮食,生产各种产品,正是由于有精神需要,人们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创造出各种文化。可以说,需要是人的活动的动力源泉,没有需要,人们就难以有动力从事各种活动,人的任何活动将无从谈起。由于人的需要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人的某种需要被满足后又会产生出新的更高级的需要,人的需要是无止境的,因而人的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彩,也永无止境。人的活动就是在需要产生———满足———新的需要产生的不断循环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的需要可分为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前者是每个个体所具有的需要,后者是社会成员普遍具有的需要。社会需要源于个人需要,而个人需要又要受社会需要制约。显然,作为社会活动的动力源泉主要是社会需要。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也毫无例外地受一定社会需要所推动,科学的发展也只有满足社会需要才有生命力,事实上科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满足社会需要。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要来自于各个方面,如社会生产的需要、经济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军事的需要、生活的需要、教育的需要、文化的需要、人类追求精神满足的需要以及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需要,等等。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一旦与社会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的可能性以及科学技术本身发展的必然性相整合而构成社会推动科学技术的有效需求,便会极大地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整个社会而言,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社会需要。无论是科学工作者个体还是科学共同体,他们所进行的一切科学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活动,这种活动的目的固然取决于他们个人或集体的意图、愿望、兴趣、爱好,但同时也不能不受到社会需要的制约。人们从事科学技术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社会的需要:一方面,社会需要刺激人们从事相应的科学技术活动以满足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只有符合社会需要的科学技术活动才能得到社会的支持、扶植和奖励。因此,人们从事什么科学技术活动与当时有什么社会需要有很大关系,社会需要引导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例如,在古代,由于丈量土地和确定生产季节的需要,促使数学和天文学的发展;在近代,由于对高效动力的需要,促使热学和电学的发展;在现代,由于航空工业和火箭发展的需要,推动空气动力学和材料力学的迅速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一旦有了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4]当然,社会需要极其广泛多样,因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单一的方向,而是多种多样的。由于社会需要对科学技术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因此科技工作者不能仅仅埋头于科学研究而对周围社会中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反应迟缓,要时时关注和了解社会需要,自觉遵循社会需要开展研究,这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激励机制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研究科学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时,开创性地引入了科学奖励系统的概念,认为科学奖励制度是科学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他从科学的建制目标出发,对科学奖励的实质作了独到的分析。在默顿看来,科学的建制目标和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是理解科学奖励的实质的前提。他指出:“科学的通常目标,就是扩充正确无误的知识。”[5]实现这一目标是科学共同体所有成员的责任,需要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奋斗。那么,如何引导科学家聚焦于这一目标?靠什么调整科学家的行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实现?默顿认为,在科学建制目标的指导下,科学家们建立起一套特定的行为规范来制约他们的行为。这些行为规范是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合理怀疑性。在这些规范的约束下,科学家把他们的行为指向科学发展的目标。显然,规范是必须的,但是,仅有规范又是不够的。因为规范只是强调科学家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仅靠规范还不足以最大限度地激励科学家的全部积极性去实现科学发展目标,规范对于促进知识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要更好地实现科学建制目标,并保证科学行为规范被很好地遵守,还需要建立科学奖励制度对科学家的行为进行调整,通过对那些努力实现建制目标并遵从规范的科学家予以积极的承认并赋予荣誉,以激励他们作出进一步的贡献。实际上,关于科学规范和科学奖励对调整科学家行为的作用,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科学规范是通过“纠偏”的方式消极地调整科学家的行为,它防止科学家有任何偏离科学建制目标的行为,而科学奖励是通过鼓励的方式,激励科学家向科学目标迈进,它是调整科学家行为的一种积极方式。这样,从实质上讲,科学奖励是出于激励科学家的行为,从而更好地满足实现科学的建制目标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科学奖励和科学规范一样,对于促进知识增长,调整科学家行为都是不可缺少的,它们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保障科学建制目标得以实现的作用。科学奖励可归结为社会承认,包括两个方面的承认:一是对科学家科学成果的社会承认;二是对科学家科学能力和贡献的社会承认。承认是对科学家的最高报偿,承认意味着认可科学家应有的地位和价值,正如默顿所说,科学王国的基本通货是承认。因此,科学家十分关心和注重承认。科尔兄弟指出:“在科学中,承认是财产的功能等价物,要求得到‘承认’确实是科学家不可剥夺的权利。”[6]如果说科学家渴望获奖,其实质乃是为了得到承认。科学奖励作为一种激励方式,之所以能对调整科学家的行为起着巨大作用,其原因在于科学家对真理的追求与荣誉的需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科学家在从事科学活动时,并不是完全埋头于研究,也需要荣誉即关心社会承认,因为这关系到其活动的价值。科学家一旦有所成就,社会就会以各种方式对其贡献给予荣誉和奖励。而这种奖励又刺激着人们更加努力,以获得更大的成就和荣誉。按哈格斯特龙的说法,科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追求真理和获得科学奖励二者不断相互交换的过程。科学家把自己的科学成果作为礼物奉献给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返还给科学家荣誉和承认,彼此交换,和谐发展。

(三)传播机制如果说需要机制和激励机制构成科技文化进化的社会动力机制,那么科技文化要在全社会得以扩散,成为一种大众化的文化还需要有传播机制。科技文化传播机制包括传播指导思想、传播内容、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方式(或手段、途径、媒介)、传播资金投入、传播人才保障、传播制度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的不同以及联结的方式不同就构成了不同的科技传播模式。传播模式的不同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是从西方引进的,晚清时期(1840-1911年),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大面积、大规模传播,但晚清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并没有像西方那样飞速发展,这与当时中西科技传播模式有很大差异是分不开的[7]。近代科学技术本来就源于西方,科学技术在西方的传播与发展是主动创新型。它的发展是一个由科学共同体内部进行自主创新的过程,而它的传播模式则是由科学共同体内部向外辐射式传播。从科学技术传播的三个层次来看,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开始受科学共同体以外的因素影响较少,是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传播。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经济上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使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科学技术,加大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开始进行科普式的传播,最后渗透到文化中。也就是说,其传播模式是向外辐射式。见图1。反观中国,晚清时期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是被动接受型。它首先是由教会在传播基督教文明时,附带传播的。然后由洋务派官员、近代企业等在社会上层进行传播。从科学传播的三个层次来看,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模式,一开始就受到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的较大影响,中国近代科技的传播模式是向内收敛式。见图2。进一步对比同时代的中国和日本,可能更有说服力。晚清时期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启动近代化,从西方引进科学技术,但结果却大不相同。日本很快成为科技强国,而中国却沦为半殖民地境地。这可从两国科技传播模式的差异找到原因。相比日本的科技传播模式,晚清时期的中国科技传播模式存在诸多缺陷[8]。首先,晚清中国科技传播模式实际上包含了以官方主导的“主动式”传播和以外国教会主导的“被动式”传播两套系统。而这两套系统的目标显然是不同的,晚清官方是以“求强、求富”为目标,而教会则是以传教为主要任务,附带进行科技传播,实行的是文化渗透和侵略。因而,它们的活动常常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往往造成科技传播的混乱。其次,从科技传播的内容看,晚清偏重于与军用技术密切相关的技术传播,没有移植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等西方科技文化,大部分时期停留在“器技”传播的阶段,因此属于部分嫁接式,而日本则是整体移植式。再从科技传播的主体上看,晚清的科技传播者主要是以洋务机构和教会机构以及留学生和洋员洋匠为主,而受传者也是以为其培养的学生和企业技工为主,因此传播主体范围比较狭窄,没有向大众普及科技知识的愿望。此外,晚清科技传播的资金投入、人才保障以及传播制度基础等等外部条件也都是远远落后于当时日本的。

(四)保障机制科技文化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要在社会中正常运行,需要有多种社会因素的支撑,形成完善的保障机制。科技文化的发展是多种社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科技文化发展的保障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投入保障机制。科学技术研究活动是一种知识生产,如同物质生产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样,科学研究也需要有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进行。社会在这些方面的投入是由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即经济实力决定的。经济实力强,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多,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队伍就强大,教育和科研机构就发达,科研条件就好,则科学技术发展速度就快。反之科学技术活动就难以进行或发展缓慢。如美国每年提供的科研经费居世界之首,而美国的科研成果也是世界最多的。随着现代大科学、高技术的兴起,科学技术已成为一项耗资巨大的事业,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现达国家都注意随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增加科研经费,加大对科研的投入。投资渠道也不断拓宽,为适应高技术高风险的特点,还出现了风险投资的新形式。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天人合一以道驭术经世致用止于至善

一、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原始的自然崇拜和,而后周公制礼作乐,礼乐文化中的这种礼仪被称为“周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影响巨大,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用其毕生的心血诣在呼吁恢复周礼,足见对其重视。虽然到了近代,“礼”开始束缚人的发展而变成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的礼教,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礼文化是贯穿中国文化发展始终,它从萌芽生成之日起便一直都维系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所以中华民族也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而这种礼仪也源于对天地秩序的模仿。礼文化其实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物质外化。

从汉字“天”的写法中可以窥测出,“天”本来就是和“人”相通的,在“天人合一”思想中,“天”并不单指天空,更指的是天地万物,指包罗万象、天长日久的自然母亲。人类从自然中来,是大自然孕育并养育了人类文明,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

人类从自然中来,最终还要回到自然中去,所以天人合一首先指的是天人的共通性,中国传统文化很早便对此有着一致认同。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特点。文化上的主导所带来的效应是巨大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是不可超越的存在。

天人合一的思想还包含了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互相联系、休戚与共的整体,亦即“万物一体”。在天地万物的整体结构中,诸个体间相互依存、相得益彰。首先,天地对人和万物有养育之恩;其次,中国古代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只有人类才知道应该关爱自然,善待自然界中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自然物,真正做到“与万物合而为一”。

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不仅深深渗透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三大学科农学、中医、天文学中,而且还影响中国文化的走向与发展与国民性格的形成,这里不做赘述。

二、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以道驭术

道在中国文化中最为著名的意思是“道德”,对于这个词语的解释可以追溯到道家元典《道德经》,道家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并不亚于儒家,如果说中国文化有着儒家的翩翩外衣,那么道家的思想则是中国文化的深邃灵魂。我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重视农业,对待“百工”等手工业者或者商业的态度则有所限制。以道驭术思想在道家那里体现为“道法自然”,强调劳动者与工具器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李约瑟曾经这样评论先秦道家的思想:“他们看到,用以统御无生命界的工具可以转过来对付工具创造者的血肉之躯。他们的洞察力是人与机器的整个关系史的一部分:这种关系有时是增进人的健康的,有时是压抑人的,有时又是致人于死命的。这是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出公正论断的社会主题之一。”

纵观中国传统科学技术长期发展的历史,以道驭术始终是贯穿始终的伦理指导方针,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医学、算学、天文学四大学科领先于世界,陶瓷、丝织、建筑三大技术成果的美名远播,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有力推动,这些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辉煌见证,也体现了以道驭术的科技伦理思想对科技发展所起的积极指导作用。

以道驭术的思想与西方用伦理道德约束技术活动观念不是等同的,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对“道”和“德”的理解与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在思想内涵上有一定区别,从老子《道德经》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道德关爱天地万物,关心个人社会国家的命运,而且非常强调个人修身,因而在对技术活动的约束机制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三、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经世致用

宋元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开始慢慢落后于西方,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也由于种种阻碍而进程缓慢,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中国传统科技伦理价值观也出现曲解和滥用,逐渐体现出其不利于文化交流与科技进步的方面。

天人合一思想,以道驭术思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被滥用与曲解。以道驭术的含义是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驾驭和制约,这里的科学技术关系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而“奇技巧”不在其中,“奇技巧”指的是容易使帝王“丧志”,或使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所以以道驭术思想并不是鄙薄科学技术,而是在近代被滥用,由于重重阻挠,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步履艰难,直接导致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缓慢。

四、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中关于善的释义

“止于至善”语出《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我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在中国传统文化萌生的先秦时代,礼乐文化是整个文化的主流,礼乐文化中包含着孕育生灵的大自然的崇敬,反映人类刚刚脱离蒙昧时期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是“止于至善”思想的具体体现。

真善美是人类的共同追求,科学追求真,道德追求善,艺术追求美。一般来说,西方文化把真放在第一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把善放在第一位,中国传统科技伦理观把善作为科技发展的最高价值评判标准。

止于至善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度”有很好的启示,现代社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同步并行,但是其引发的问题却令人堪忧,追求利润是既是人之常情,又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传统文化中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体现了经济良性发展的一般原则。同样,科学技术的进步更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幸福和利益为代价。

参考文献:

[1]吴国盛.科学的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范文第4篇

摘要:从科技文化和知志产权制度的差异角度探析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因由。为了更好地振兴我国科技,构建创新型国家,必须对现行科技政策的内涵加以充实,包括建立以培养科学精神为核心内容的科学教育体系和完善相关科技知志产权制度等。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技政策;科学精神;知志产权

一、李约瑟难题的现实意义 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的辉煌延续了数千年,一度还还引领历史潮流,雄踞时代巅峰。但20世纪以后,社会的动荡和历次运动的洗礼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生了变化,现在的青年人已经似乎很少主动读《论语》,《孟子》,很少把儒家的理论挂在嘴边,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传统的儒家文化渐息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每天所接触的文化和知志大部分来源于西方,饮食起居触目可及都是来自欧美的“舶来品”,美国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对青年人的诱惑远大于凉茶和中式快餐,欧美流行歌手的知名度高于民乐歌手……这些都从侧面印证了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尤其在科学技术方面,正如李约瑟难题所分析的一般,近代以来我们在自然科学的造诣方面落后于西方有着深刻的原因:可能是社会的,也可能是经济的,更可能是文化的。笔者认为,在诸多原因中,文化差异和产权制度的因素最有解释力。有学者将李约瑟难题归咎为传统社会的氛围及国家政治体制的束缚。实际上,这些因素都可追根朔源到东西方传统文化特质和知志产权制度差异的问题上。以下笔者将尝试从这个角度分析李约瑟难题的成因。

二、李约瑟难题的破解

如果说把人类现行的知志体系大致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类,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可归为最后一种。科学是人们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动,社会文化系统与构成对科学的孕育和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观点认为适合科技发展的社会文化主应包含合理性价值、功利性价值、普遍性价值和反对权威义等方面。这些因素恰恰是西方社会所具备的并为其科技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道德伦常,修齐治平的道路。知志分子关心的不是自然界的知志与奥秘,相反是现实生活中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和治国安邦的经世致用之学。这种文化的形成归因于长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同时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具备强烈的封闭性和排外性。小农社会不大讲究效率和效益,甚至对这两者还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排斥。自给自足,靠天吃饭也使得大家对科学技术的创新不感兴趣,以致清末的重臣们看到西洋先进的科技还斥之为“奇技巧,以为不足学”。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基本与科学、尤其与自然科学绝缘,呈现出一副具有浓重诗情画意的浪漫情怀和经世致用的功利色彩的人文学科知志体系。

历史上,传统中国也没有建立起完善和有效的私有产权,尤其是知志产权。这也使得科技生长的产权制度环境比较欠缺。统治者的意图只是为了思想控制和方便统治的需要,并非为民众提供技术专利的保护和鼓励社会进行技术创新,或许这正是传统中国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知志产权制度的主要原因。

三、李约瑟难题对我国科技政策革新的启示

(一)完善以培养科学精神为核心的科学教育体系

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应该比古人更全面客观。尽管现在人们都知道科学知志的重要性,但谈起文化的含义,人们或多或少还是首先将其与人文学科知志体系挂钩,对于科学知志,则更多的归到知志技术范畴。为此,我们应改变狭义的文化观,将代表人类知志发展最高水平的现代科学知志体系纳入文化的视野。尤其对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更是不能缺少科学精神的培育。“科技文化所体现的理性,公平,宽容,批判,创新,效率,协作等科学精神,是推动近代以来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变革的基本因素”。大学科学教育应重视科学史知志的讲授,强化科学教育理念的传授,关注科学教育的人文价值,大力促进大学生对科学技术内涵和价值的把握与理解,培养学生对社会和对科学负责的历史责任感。

科学精神的缺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大不足。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将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发挥到极致。科学和技术被认为是一种仅仅为政治、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工具,没有发掘出隐藏在技术层面背后的科学精神内涵。当然,科学精神的培育也应该理性看待传统文化。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科学精神,但不代表热”既是传统文化回归的一个重要信号,也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在21世纪强劲的竞争力。如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被现代科学话语解读为讲究和谐统一,注重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后工业化时代,饱受工业和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之后,人们深深的体会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些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可提供源远流长的理论支持。

此外,吸收西方科学文化中有益养分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的。我国着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竺可桢先生说过,近代科学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有二:“一是不晓得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我们科学教育的首要目标当在大力培养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科学精神。恰到好处地调节科学中的“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改变将科技看成一种纯粹工艺技术的偏颇观点,发掘科技背后的精神内涵。简而言之,为了更好地振兴我国科技,构建创新型国家科学精神的培育应成为未来科学教育的核心内容。

(二)关于中国科技政策革新的若干建议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范文第5篇

1、科幻小说的三要素是:“科学”、“幻想”、“小说”。

2、科学幻想小说(英语:Science Fiction)简称科幻小说(英语:Sci-Fi),主要描写想象的科学或技术对社会或个人的影响的虚构性文学作品。科幻小说是西方近代文学的一种新体裁。它的情节不可能发生在人们已知的世界上,但它的基础是有关人类或宇宙起源的某种设想,有关科技领域(包括假设性的科技领域)的某种虚构出来的新发现。在当代的西方世界,科幻小说是最受人欢迎的通俗读物之一,其影响和销售量,仅次于惊险小说和侦探小说。

3、科幻小说,是小说类别之一。用幻想的形式,表现人类在未来世界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和科学技术远景,其内容交织着科学事实和预见、想象。通常将“科学”“幻想”和“小说”视为其三要素。是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文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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